明宣永乐青花瓷器鉴别。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名作，个中情节，经常被其他艺术类别沿用，尤其是明末清初时期，庶民品位引导工艺潮流，当时流行的木刻版画和青花瓷画互为影响。如图所示这件明崇祯青花“周瑜打黄盖图”粥罐，就是一个例证。
话说诸葛亮与周瑜定下火攻曹操水军大营的作战方案后，恰在此时，已投降曹操的荆州将领蔡和、蔡中兄弟，受曹操的派遣，来到周瑜大营诈降。心如明镜的周瑜将计就计，为了利用二蔡给曹操通报消息的机会，对曹操实行诈降计，周瑜与黄盖密谋了一出传唱千年的“苦肉计”。
周瑜召集诸将于大帐之中，黄盖当众“故意”打断将令。被“激怒”的周瑜随即喝令左右，将黄盖推出帐外斩首示众。在一众不明情况的文武大臣求情之下，周瑜这才松了口，将立即斩决改为重打100脊杖。黄盖被打了50脊杖已皮开肉绽，众官员见状再次苦苦求免，周瑜这才恨声不绝地退入帐中。
这只明崇祯青花粥罐，就生动地演绎了这个场景。只见黄盖上半身盔甲撩起，执杖兵士正欲挥杖抽打。只不过，周瑜和黄盖导演的双簧苦肉计，几乎瞒过了所有的文武官员。唯独一人心里清楚，他就是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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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仿哥窑青花炉
明代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整治朝纲，他的勤政，在明朝永乐以后的历代皇帝中所少见。遗憾的是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积重难返。闯王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明王朝回天无力，最终覆灭。瓷器烧造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景德镇御窑厂基本上处于半停产歇业状态，所烧制器物下降至明代最低水平，传世官窑器物十分少见，但出现了一批优质民窑瓷器。
这尊崇祯仿哥窑青花竹节炉，是一件传世品，留有明显的长期使用的痕迹。造型古朴端庄，文雅大方。炉身高12.8厘米，直径15厘米，炉内深11厘米，炉里外满釉，三足高不到1厘米，炉底刻意留出1.5厘米宽的露胎圆圈，这样的分隔，使炉底变成了三个圆，两个空心圆中突出一个实心圆，象征着圆圆满满。炉身为直筒形，四层竹节突出，节节向上，香炉心空，正是竹精神的内涵所在，心虚而有节。竹具有君子的特征，竹本身已是一种吉祥物，在纸和绢还未被发明前，人们把信息写在竹简上，古人在远行时多用竹简传平安消息给家人，故有“竹报平安”之说。炉身布满精美的仿哥窑小开片，上面绘有缠枝花、蝴蝶花、彩蝶等青花图案，犹如沙石堆里冒出的生命，自然、清新、协调。上下两层，花和蝴蝶被大小交叉地排列成环状，互不干扰，它们文静地相处着。
崇祯朝处在明、清过渡交替之际，崇祯仿哥窑青花瓷器既保持了明瓷的特征，也蕴含着清初瓷器的韵味，开启了明末清初瓷业新貌。因为战乱等原因，官窑被迫停止烧制，原先在官窑的工匠，迫于生计，投奔民窑，还有一批艺术家、画师也加入这支队伍，他们摆脱了刻板与匠气，从根本上突破官窑器由宫廷定样制作的束缚，聪明才情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他们画人物，写山水，绘花鸟，把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企盼和平宁静生活的真情实感，充分倾注到瓷器创作上，创作出一批精美的民窑器。这一时期是中国民窑瓷器制作的高峰，对后世影响颇大。
明崇祯青花瓷的特点
明代青花瓷器虽不及元代青花的名气大，但是同样在中国瓷器烧造史上占据有重要地位。虽然和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烧制的青花瓷相比，明代崇祯时期烧制的青花瓷发色稍显暗淡，但是也还算青翠鲜艳。釉色均匀且富含变化，基本上都是蓝中泛灰，无论是色质还是图案都和以往大不相同。
明代崇祯时期的青花瓷独具特色，表面图案受当时绘画的影响很大，所涉及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主要以山水题材为主，画工们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官窑瓷器绘画的限制，运用传统的毛笔在勾勒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画卷，于是从现存的明代崇祯青花瓷的表明，我们可以见到虎、牛、猫、虾等等动物。而部分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瓷器为当时特别定制，专门销往日本等国家的。
根据史料和实证，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崇祯青花瓷的器型丰富多样，基本上都是琢器。明代崇祯青花瓷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类：陈设瓷器、佛前供器、外销瓷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人在南中南海打捞出了一艘沉船，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艘沉船是清代顺治年间的，考古学家们在沉船上发现了一大批明代崇祯青花瓷器。这一批瓷器别具一格，表面纹饰结合了中外特色，不仅呈现了中国明代崇祯时期传统纹饰，还呈现了一些西方国家荷兰的郁金香纹饰。当时，景德镇窑烧制了销往日本的瓷器，瓷器样本是由邻国日本自己提供，故而符合日本国人审美需求和生活需求，具有浓郁的日本特色，瓷胎硬朗，画工精湛，图案多以人物、船、鹿、鸟等等为题材。瓷器在景德镇窑烧制好了，就直接运往日本市场进行销售。由于日本的茶文化和瓷器文化紧密相连，所以大多销往日本的外销瓷造型和日本茶道息息相关。
从明代崇祯青花瓷器露胎处，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已经显现出清代的一些典型特征。明代崇祯青花瓷器底足露胎较多，胎体坚硬细腻，胎壁厚釉层薄，釉面硬朗平滑，釉色大多都是白中泛青。
鲜少见到有落款的明代崇祯青花瓷底，在当时只有一些民窑瓷器才落款。比如说供奉在佛前的香炉上面就有明确的时间和产地。也有官窑瓷器有落款，但是寥寥无几，比如说崇祯罗汉纹炉。
明崇祯仿哥窑青花炉赏析
仿哥窑青花炉（明崇祯）
明代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伊始，大力整治朝纲，清除阉党，他的勤政在明朝永乐以后的历代皇帝中是很少见的。遗憾的是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积重难返。闯王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导致明王朝回天无力，最终覆灭。瓷器烧造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大幅度下降，景德镇御窑厂基本上处于半停产歇业状态，所烧制器物下降至明代最低水平，传世官窑器物十分少见，但出现了一批优质民窑瓷器。
这尊崇祯仿哥窑青花竹节炉，是一件传世品，留有明显的长期使用的痕迹。造型古朴端庄，文雅大方。炉直径15厘米，身高12.8厘米，炉内深11厘米，炉里外满釉，三足高不到1厘米，炉底刻意留出1.5厘米宽的露胎圆圈，这样的分隔，使炉底变成了三个圆，两个空心圆中突出一个实心圆，象征着圆圆满满。炉身为直筒形，四层竹节突出，节节向上，香炉心空，正是竹精神的内涵所在，心虚而有节。竹具有君子的特征，竹本身已是一种吉祥物，在纸和绢还未被发明前，人们把信息写在竹简上，古人在远行时多用竹简传平安消息给家人，故有“竹报平安”之说。炉身布满精美的仿哥窑小开片，上面绘有蝴蝶花、缠枝花、彩蝶等青花图案，犹如沙石堆里冒出的生命，自然、清新、协调。上下两层，花和蝴蝶被大小交叉地排列成环状，互不干扰，它们文静地相处着。
崇祯朝处在明、清交替过渡之际，崇祯仿哥窑青花瓷器既保持了明瓷的特征，也蕴含着清初瓷器的韵味，开启了明末清初瓷业新貌。因为战乱等原因，官窑被迫停止烧制，原先在官窑的工匠，迫于生计，投奔民窑，还有一批画师、艺术家也加入这支队伍，他们摆脱了刻板与匠气，从根本上突破官窑器由宫廷定样制作的束缚，聪明才情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他们绘花鸟，写山水，画人物，把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企盼和平宁静生活的真情实感，充分倾注到瓷器创作上，创作出一批精美的民窑器。这一时期是中国民窑瓷器制作的高峰，对后世影响颇大。
鉴赏参考：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明）
明成化瓷片上演绎麻姑献寿故事
如图所示是明代成化时期的一件瓷片作品，虽是残件但画面完整。此图以画笔中锋画出“青松、福海”的场景，老寿星端坐船头，船首有神鹿，麻姑头绾双髻，身着丝裙，手捧仙桃，另一女仙怀抱酒坛，坐在船尾的树干之上。与麻姑献寿主题呼应。画工简练，笔势圆润，人物表情刻画灵动，生趣盎然。不知为明代哪位工匠所绘。图中麻姑面相喜庆，想必工匠意在表明她是位远古时代的仙女，腾云驾雾赶来献寿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她也是长寿仙子。
我们知道，麻姑是一位民间喜闻乐见的女仙，是道教诸神谱系中的一员。麻姑成仙之前的经历说法不一，有的说她是东晋孝武帝时人，喜欢吃鱼，因误吃了蛇肉，呕血而死；也有的说，她是唐代宫女，姓黎，名琼仙，书法家颜真卿曾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唐大历三年颜赴任抚州剌史，登游麻姑山，对这里优美而神秘的色彩感触良多，书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楷书字碑《麻姑山仙坛记》。全文九百余字，详细记载其事；还有的说麻姑是十六国后赵将军麻秋之女，麻秋以残暴出名，当时妇女都用他的名字来吓唬夜哭的小儿，但这个女儿却非常善良，经常帮助百姓……
东晋葛洪所著《神仙传》被认为是最早说到“麻姑”的。大意是说，东汉时，神仙王方平去拜访朋友蔡经，还请来了麻姑——一位美丽的女子，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梳着高髻，余发垂到腰际，身穿光彩夺目的天衣，指甲像鸟爪似的。攀谈之中，麻姑自诩“曾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比她初见时浅了一半，下次再去恐怕要化为陆地了。”沧海桑田，不知要几千万年，而她竟已经见过三次，看来她的芳龄简直无法估算了。于是“麻姑”便成为“长寿”的象征，与寿星地位相仿。后来，民间传说“三月初三”为王母祝寿的蟠桃盛会上，麻姑献以绛珠河畔灵芝酿成的美酒，这就是“麻姑献寿”的由来。
正因为麻姑象征长寿，所以在民间不断演绎传说，到了明代，有画家作《麻姑献寿图》，作为寿礼。其形象大多为少女，手托仙桃、佛手或酒壶，身边有鹤、鹿为伴，并有青松、福海为背景。南京收藏家张诚说，就他研究而论，一般来说，送给女性长者的为麻姑形象，而送给男性的则是南极仙翁。总之，麻姑绝对是与献寿有关的吉福之形象。
明清时期，景德镇各窑厂都有许多传说和神话的产品问世，笔者从已发现的瓷片上看出，各个具体年代所反映的社会想象和创作的机制虽有不同，但“传说”总是工匠以自觉的画笔再现某一史段的具体人物或事件的首选，“神话”则是工匠们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思维方式，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人格化、神灵化，从而曲折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鲜明地方性、民族性，其内容具有教育和娱乐功能。这种文化的传承，历代工匠们功不可没！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常国武曾经说过，“传说，是以历代社会生活中实有其人的著名人物为中心，通过艺术加工、幻想、虚构等手法，叙述他们的行为、事迹或遭遇的再创作。相对于神话而言，神仙传说也被称为‘仙话’，是人物传说中特殊的组成部分。这类传说与宗教，特别是跟中国民间道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久远、流传广泛，传说中的人物有超乎凡人的神通，大多是虚构的，但也有少量的真实人物。正是如此，才给历代的艺术家们留下了广泛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
笔者认为，在古陶瓷画中，有民间传说的出现是可贵的，它们原本是民间口头的叙事文学，是劳动人民智慧结晶和本土民间文化的精华。传说既不是真实人物的传记，也不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而是民众与历代工匠的艺术创作，工匠们将这些故事艺术概括后绘在瓷器上，达到了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使它呈现在各个时期的各种器皿上，进而使后来人娱悦身心、得到教化，这应该是如今的收藏爱好者们珍爱“民间传说”瓷的原因所在。
粥罐的前世今生
粥罐，作为一种盛放米饭器皿名称的出现，始于200多年前的清朝康熙之时。康熙一朝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当时以景德镇为主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创造出许多新的形制，粥罐即是其中一种新的器型。由于粥罐画工精细、造型优美且使用方便，不仅作为实用器，还作为观赏器登堂入室，进入百姓之家。康熙时期所创制的粥罐器型一直沿用到清朝中晚期，至嘉庆时稍有变化。嘉庆时粥罐的器型至民国初年才渐行消失。现今传世的粥罐，康熙朝的为数不多，大多为嘉庆至民国这一期间的产品。
粥罐多系青花、五彩、粉彩、浅绛彩和洒蓝、豆青釉等品种。青花、粉彩、五彩、浅绛彩的图案丰富多彩，主要有缠枝牡丹、缠枝莲、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动物，以及博古、杂宝等图案。
现将所藏几件粥罐介绍于下：
清晚期青花人物粥罐
清晚期青花人物粥罐
高23厘米，直径21厘米。直口，折肩，底微收，圈足。肩两侧钻有一双对称圆孔，留作穿金属环用。盖顶上饰铜钮。肩饰几何纹，腹绘两开光婴戏图，开光间绘对称竹枝，盖绘梧桐、房屋。青花发色艳丽，人物生动传神。
清晚期青花缠枝莲粥罐
清晚期青花缠枝莲粥罐
高18睡米，直径17厘米。直口，折肩，直腹，圈足。颈绘蕉叶纹，肩饰云纹，腹绘缠枝莲，足饰蕉叶纹。造型优美，釉质如玉，青花发色纯正，浓淡相间，色彩分明，画工精细，自然流畅，莲花如生，枝叶有序，实为传神佳作。
清晚期青花鱼藻纹粥罐
清晚期青花鱼藻纹粥罐
高215厘米，直径19厘米。直口、圆肩，底略收，肩饰对称兽头铺首，穿铜环，盖饰造型生动的狮钮。器身和盖绘鱼藻纹，口颈处四面饰花卉纹，肩部和盖沿均饰留白勾云纹。青花发色浓艳，釉色纯净莹泽。所绘金鱼或仰游，或俯游，颇具动感，水藻纹自然舒展，如同随风浮于微波之上。
清晚期矾红粉彩海水龙纹粥罐
清晚期矾红粉彩海水龙纹粥罐
高14厘米，直径13厘米。直口、圆肩，圈足，底微收。肩饰对称兽头铺首，穿铜环，盖配狮钮。器身和盖面均绘矾红四爪飞龙、绿彩海水纹、水藻纹、火焰纹、蓝彩祥云、肩饰矾红连环蝙蝠纹，器底书红彩篆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此器画工精美，色彩浓艳，飞龙栩栩如生。
民国蓝狮子粥罐一对
民国蓝狮子粥罐一对
高12厘米，直径12厘米。直口、圆肩，底稍收，肩下饰对称双环。器身正面绘蓝色大小二狮和红色火焰纹。盖绘一蓝狮和红色火焰纹，饰兽钮。器身背面书“太师少保辛酉夏月源长作”，当为1921年景德镇瓷艺名家徐源长之作品。
粥罐，作为一种实用器皿，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之外，但作为一种艺术品陈设于案几或博古架上，也是种美的享受。
明崇祯瓷画“跪地吹箫”有何深意
《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中的两幅明崇祯《品箫图》
江苏古陶瓷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人物卷（第65—67页）有明嘉靖、万历到崇祯时期的9幅《品箫图》瓷画。从这组瓷画中发现，嘉靖、万历时期的《品箫图》多是一个人在树下品箫，面江临水，品者陶醉其中，犹闻高雅清悠之音；唯独崇祯年间的《品箫图》瓷画（见图），同样是品箫，却是跪着的。自古道“男儿膝下有黄金”，有多大的困难令此人如此这般地吹箫？笔者不由得想起“吴市吹箫”的典故？
“吴市吹箫”的意思：指伍子胥在吴国的街市吹箫乞食，比喻行乞街头，用来婉指乞丐。《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伍子胥槖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
相传，“伍员吹箫”的故事，就发生在苏州这个古老的城市里。伍员又名伍子胥，楚国名臣伍奢之次子，生得身材魁梧，勇猛过人，是个文韬武略之才。其兄伍尚，也是人中豪杰。楚平王听信倭臣费无极谗言，错杀了伍奢和伍尚，伍员逃出家门，奔往他国，欲借外力以报杀父兄之仇。史称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发，并非虚言。楚平王为抓伍子胥在各关隘张贴伍员的画像，以便捉拿归案。在离昭关不远的地方，伍子胥遇到一个名叫东皋公的老人。他非常同情伍员的不幸遭遇，安排伍员在他家住下，等待时机设法混出昭关。几天后，东皋公找了一个相貌与伍员相似之人，让他穿上伍员的衣服出关。过关时故意装得慌慌张张，结果被守关将士抓住。守关将士以为伍员已被擒拿归案，放松了警惕，趁这个机会伍员肩扛着一只大口袋，在东皋公的掩护下混出昭关。待守关将士发觉抓错了人，伍已逃之夭夭。
伍子胥一路行乞，昼伏夜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吴国的京城。他见街市繁荣，店铺林立，舟车往来，熙熙攘攘，可是举目四望，无亲无友可以投靠，身无分文，食宿无着，回想家仇国恨，不觉悲从心来。被迫无奈，披发佯狂，手执斑竹箫一管，跪地街市乞食。悲哀地唱道：“呜，呜，呜，天大的冤屈无处诉。宋国、郑国一路跑；孤苦零丁谁帮助？杀父大仇不能报，哪有脸面做大夫？到如今吹箫要饭泪纷纷，定要吹出有心人。”
当时前吴王诸樊有个公子，叫姬光，对三叔夷昧之子僚为吴王大为不服。认为祖父有令，兄终弟及，理应轮到四子季子。季子既不肯当吴王，姬光是长房长孙，应该轮到他。从此心怀怨恨，暗地里招纳能人贤士，等待时机阴谋夺取僚之王位。公子光的谋士被离，被悲哀的箫声所打动，发现有人在街市吹箫行乞。细细听之，才知是楚臣伍奢之子伍员，就将伍员推荐给公子光。姬光素闻子胥智勇双全，就馈米栗、布帛，把他厚养在身边，视为他谋夺王位的得力助手。伍员又把日后刺杀吴王僚的专储推荐给姬光。后来伍子胥不负其望，成为吴王阖闾重臣，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度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廓以设守备。又推荐深通兵法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顿军队。西破强楚，北攻徐、鲁、齐，使吴国称霸诸侯。
明崇祯浙青瓷画“状元归去马如飞”
这是一块明末崇祯浙青瓷片（见图），从构型上看应当是一只瓷碗残片。画面描画出：“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的诗意画面。欣赏画面可以想见：在绵延数十里漫天怒放的杏花林里，新科状元郎春风得意，骑着高头大马疾驰而过，卷起的落英和尘土，在半空中飞舞；且是千里无畏，星月兼程……
这块瓷画，不由得让我想起一段文史佳话。在北宋元丰二年，那时文豪苏东坡在徐州任知州。他的同乡张师厚赴京城开封殿试途中，特来徐州拜谒苏东坡，二人相谈甚欢。时值新春，杏花虽尚未开放，但是张师厚辞别时，苏东坡特意在放鹤亭为他饯行，并赋诗两首。其中一首就是为预祝张师厚此行必定金榜题名，赢得状元归。《题云龙山放鹤亭》：“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
宋代时，云龙山西坡的杏花，从北到南地开着，一直延伸到云龙九尾，绵延不断的杏花在苍松翠柏间映着春天落日，和着春鸟归林的啾啾鸟语，幽静而深远，成为一景。苏东坡在这里结识了看破红尘，无意仕途，隐居山上的徐州隐士张山人，山人养了两只仙鹤，朝放夕收。苏、张结为志趣朋友，常在一起饮酒作诗。并留下传颂千载的名篇《放鹤亭记》。
杏花开于农历二月，正值“应试之期”，故有“及第花”之称。苏东坡诗中的“新郎君”，是从唐代开始对新科进士的称呼，有点风情之雅意。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记载：“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所以，到了明清之际，此诗文在广为流传中又被改为：“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虽然，已不如原诗那样富有想象力，但是更贴近普通人的审美情趣。
“收藏品”中，有着“状元归去马如飞”佳句的瓷画作品很多，如各式木雕、绢本绘画、铜质花钱、银质项坠、铜镜，帐钩，等等。我们从这些艺术的或民俗物件之上的诗意，可以想见旧时“科举文化”是多么的兴盛。而这些物件则是见证，它们忠实寄托了古人们对功名仕途的祈求，对文化传承不竭的努力。
这块明末崇祯的浙青瓷片之“浙青”，是个专业的说法。浙料也称浙青，它出产于浙江金华绍兴一带。据《瓷史小考》记述：明代万历中期后，由于进口回青料已经使用完毕，景德镇窑厂开始选用国产青花料。《明实录》中，明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乙亥记载，江西矿使太监潘相上书：“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交价以进，帝从之。”浙料是国产青花料中的上品，呈色蓝中泛灰，清丽幽雅，能烧出青翠鲜艳的青花。万历中期到清代，景德镇官窑青花器均用此料。
潘相，从万历二十七年到四十八年，执掌景德镇御器厂达22年，堪称“太监乱陶”之最。然而，潘相罪多，却屡参不倒，直至万历帝驾崩后才被召回。潘相，生年、籍贯均不详。史书上说，“潘相乃一愚鲁之人”，文化不高，品性很差，很会忽悠皇帝。他攫取御器厂管理大权，其根源在于万历皇帝太贪钱。从万历二十年起，朝廷连续用兵宁夏、朝鲜、播州，史称“三大征”，花费太大，“国用大匮”；万历帝盯上了矿业。他派太监四处开矿收税，人称“税监”。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万历帝“遣御马监奉御潘相，督理江西瓷厂”。御马监太监潘相既为江西税监，又为景德镇瓷监。一府设两监，其实是“一羊供二虎”。
潘相插手原料采买，盯上了造青花瓷所需的青料，从中牟利。当时，回青数量不足，当地土青上乘，储量丰富，足以充御窑之需。潘相却不知足。他听说庐陵、永丰、玉山等地也出产青料，虽然质量不好，制不得御器，但是可以变卖赚钱，收取矿税。潘相于是下令开采，强征老百姓服役，引得民怨沸腾，导致后来的“陶工民变”……
康熙瓷瓶上演绎“贵妃醉酒”
《贵妃醉酒》讲述的是唐朝历史人物杨贵妃的故事，在此次酒局中，杨贵妃美中见醉，醉中见美，与宦官宫女们演了一出好戏。
杨贵妃虽然天生丽质，但唐明皇终究是帝王，后宫佳丽三千，不可能一直临幸于她。据传，唐玄宗先一日与杨贵妃约，命其设宴百花亭，同往赏花饮酒。至次日，杨贵妃遂先赴百花亭，备齐御筵候驾，孰意迟待移时，唐玄宗车驾竟不至。迟之久，迟之又久。乃忽报皇帝已幸江妃宫，杨贵妃闻讯，懊恼欲死。
杨贵妃性本褊狭善妒，尤媚浪，且妇女于怨望之余，本最易生反应力。遂使万种情怀，一时竟难排遣，加以酒入愁肠，三杯亦醉，春情顿炽，忍俊不禁。于是竟忘其所以，放浪形骸，频频与高力士、裴力士二太监，作种种醉态……
《贵妃醉酒》历来被公推为中国传统四大佳人图之一，为中国陶瓷传统装饰题材之一。如图所示这件清康熙五彩贵妃醉酒棒槌瓶，是北京华辰2009年春拍中的一件拍品，当时估价5万—6万元，最终拍得以22.4万元成交价。该瓶高43厘米，盘口，束颈，折肩直筒腹，浅圈足；通体绘五彩贵妃醉酒图。画面上，只见厅堂内杨玉环醉酒而舞，身边近侍前后相随，绘画精细，色彩艳丽。看似“热闹”的场景里，不难感受出杨贵妃由期盼到失望，再到怨恨的复杂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