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龙盘。
“鱼化龙”，古喻“金榜题名”，是属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著名民俗学家陶思炎在《中国鱼文化》书中说：“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祖先就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符号图画作为精神寄托，图腾可谓最初的特殊的吉祥物。”据考古专家考证：“鱼化龙”纹饰图案是从仰韶、半坡文化时期的鱼图腾演化而来。历代以“鱼化龙”寓意吉祥文化传承经久不衰。
本文要介绍的这件北宋邓窑印花鱼化龙青釉盘（残缺两块，由三块粘合而成，图1），撇口，浅弧腹，圈足，口径18.5、高4.5、圈足径6、足胎厚0.5厘米。盘通体施釉，布满密密匝匝冰裂纹开片，釉色绿豆青微闪黄。口沿、底足有窑粘且带黄斑；从残口见胎为灰色，薄釉上下有两条白线（显示为化妆土），在20倍的显微镜下，可见晶莹剔透的玻璃珠；盘内壁模印1条鱼身、龙头，龙鳞、鱼尾写意“鱼化龙”吉祥纹饰。龙为长隆嘴，利齿，凸睛，正在海波纹中翻腾跳跃。盘外壁（图2）为素面，刻划弧线纹3道，与盘背沿弧边、圈足相映呈立体美感。
“水有鱼，盆充钵满”。鱼除了是人们美膳之食，又因鱼谐音同“余”，故古人爱用鱼表示“年年有余，吉祥有余”的美好愿望。文化繁盛的北宋，“鱼化龙”寓意吉祥纹样、工艺技术在耀州、汝州、邓州等青瓷窑口广泛流行。如望野博物馆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瓷鱼化龙纹盏（图3），盏内画3条鱼化龙，在海波纹中翻腾，另有4条鲤鱼戏游其间；耀州博物馆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鱼化龙戏珠纹盏（图4）纹样；北宋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长15厘米，图5），同类纹样；北宋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长12厘米，图6），同类纹样，彰显出宋代工匠尚意的画风。从图示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露胎处发现，临汝、邓州青瓷皆为灰色铁胎，同类窑口工匠均以化妆土固铁含量，致使残盘露胎釉显露两条白线化妆土。这也是鉴别耀州、汝州、邓州窑黑、灰胎青瓷与清凉寺汝官窑、张公巷窑香灰胎、白胎青瓷区别的要领。
南宋叶寘《垣斋笔衡》：“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细鉴甑别图5、图6这两件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与邓州明代土城内江家坑遗址出土的邓窑鱼化龙残盘比对，邓州窑残盘盘外壁刻划有3道弧线，划画工艺区别显见。从同类纹样、同类胎釉、同样工艺、同类技术分析，北宋耀州窑青瓷系工艺技术在临汝窑与邓州窑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引进融合。以《北宋邓窑青瓷残盘咏赞》：“鱼化龙盘写意真，工匠技艺幻化神。汝邓青瓷耀州系，釉色玉润绝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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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龙泉窑青釉“仁山”款印花碗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晚形成的、文化内涵庞杂、生产规模宏大的青瓷窑系，其生产中心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县（今龙泉市），故名“龙泉窑”。龙泉窑装饰技法丰富多样，既有刻划花装饰，亦有印花装饰，且模印纹饰清晰，具有较高的艺术效果，本文来介绍一件元代龙泉窑烧造的青釉“仁山”款印花碗（图1）。
这件龙泉窑青釉印花碗，高7.4、口径18.9、底径7厘米，敞口，弧腹，圈足，高度较矮，这种造型的碗俗称“墩子碗”。碗内外通体施青釉，外壁施釉至圈足，圈足内不施釉露灰红色胎体（图2），胎体较厚重，釉面较匀净。碗内心（图3）戳印一枝折枝花卉纹装饰，花朵呈盛开状，花瓣、花蕊、花丝皆清晰可辨，既十分写实，又体现清新的美感。图案的右侧印一“仁”字，左侧印一“山”字，款识清晰，此“仁山”印款较为少见。
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时期，南宋是龙泉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以石灰碱釉取代传统青瓷的石灰釉，釉层变得肥厚，釉面更加滋润，达到青玉般的效果。“釉肥胎厚”成为南宋以后龙泉窑瓷器的一大特点，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中记载：“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元代龙泉窑在南宋的基础上传承发展，装饰风格更为丰富，特别是印花装饰极具特色，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产品运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印花装饰早在三国两晋时期的早期青瓷中就已流行，到北宋时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将模印技术进一步发展。元代龙泉窑广泛采用印花装饰，其制作工艺是用带有纹饰的印戳或印模在成型的瓷胎上印出花纹，再施釉入窑烧造。而元代龙泉窑印花产品又分为阴纹细线条印花、阳纹凸印花和露胎阳纹凸印花等，本文介绍的这件印花碗属于阴纹细线条印花，其采用的印花工具为印戳。这类印戳使用时像图章一样戳印于瓷胎上，印戳不会太大，一般用于局部纹样的装饰，多运用于碗、盘、高足杯的内底心，装饰面须平整。
元代龙泉窑印花装饰的瓷器中，部分见有文字题记。这类文字题记有的是吉祥语，如“福”“寿”“大吉”“天下太平”“金玉满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有的刻上窑主的名字，也有的印上广告语，亦有印蒙元统治者推行的八思巴文字。那么，这件印花碗内的“仁山”二字印款是何含意呢？笔者认为还是可以归属于吉祥语类，《论语》中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句，“仁山”应是出自此句，意为：仁者的快乐是静性的，像山一样。“仁山”应表示一种对高尚德行的向往。
虽是一件较为普通的龙泉窑青釉碗，但不仅采用了印花装饰，而且有文字题记，反映出元代龙泉窑注重产品文化内涵，既有实用性功能，又蕴含了审美和道德教化的功用。
元代龙泉窑青釉暗花菱花形盘
龙泉窑是继越窑之后兴起的又一个重要青釉瓷窑场。形成于北宋早期，衰落于清中期。北宋时期龙泉窑青釉瓷尚保留着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遗风，釉呈浅青或青黄色，釉层薄而透明。南宋为龙泉窑发展时期，产品形成独特的风格。元初龙泉窑无论制作工艺还是釉色、造型和装饰都是南宋的继续，没有多大的变化，随着内外销的发展，产量的增加，窑场数量和生产规模空前绝后，窑址群超过宋代几倍，从大窑、金村、溪口等地，扩展到邻近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龙泉窑为中心的龙泉窑系，呈现出“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繁荣景象。元代中期龙泉窑器物造型多样，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新的品种，如菱形盘、高足杯、蔗段洗、环耳瓶、凤耳尊、荷叶盖罐、动物形砚滴等。
元代龙泉窑在装饰风格上继承了南宋龙泉窑的装饰方法，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在胎釉工艺上，胎料中掺入了更多的紫金土，提高了胎料中铁的含量，在二次氧化的作用后，器物的露胎部分，呈现铁锈红色。釉层从薄胎厚釉的多层施釉改变为一次施釉， 釉色呈豆青、青黄色，豆青滋润如玉。装饰主要有划、印、贴、堆等，题材内容较为广泛，有各种花果、花卉、鱼纹、人物和吉祥图案等。
此时无论大小器物几乎都有花纹装饰。印花是元代龙泉窑运用最广泛的装饰手法，印花可分阳纹和阴纹两类，大多印饰于盘碗内底。如盘是龙泉窑产量较多的品种之一，器型普遍较大，30多厘米到40多厘米的盘常见，盘内壁和内底一般均有纹饰，如印牡丹、荷花、鱼等。金坛城基下出土9件青釉暗花菱花形盘，有的釉色为豆青色，釉层薄，乳浊滋润，圈足底心无釉，呈铁锈红色。内底印牡丹、折枝花卉，纹饰清晰，釉色翠绿润泽。
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
这件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图1），高32.9、口径13、足径15.2厘米；敛口（图2），拱壁方形体，圈足（图3），四委角间饰简化兽面纹。通体施青釉，色泽青中微闪灰，釉面肥厚、温润，有大小纵横纹片。足际刷紫褐色护胎汁，磕碰处可见胎骨呈浅灰色，胎质较南宋官窑显粗。肩部的四角端面署有出窑后加刻的楷体“观、音、庵、记”铭文，当属庵堂的标志。
汴京官窑继汝窑而发展，靖康之难后停烧，因黄河改道致窑址被深埋六公尺地下。但其产品依然可从承传脉络上得到确认：此瓶造型典雅，口与颈的曲面优美、流畅，硕腹于方中见圆，圆中有方（注：目前已面世的南宋官窑、龙泉窑琮式瓶，均呈直壁的方形体），整器取古琮之形，却能准确地再现良渚文化玉琮之精髓（拱形壁、小委角及兽面纹），符合宋徽宗赵佶雅好古玉艺术的个性；纹饰以四委角为中心，每排垂直雕琢兽面纹五节，纹样古朴大气，对照传世器可知，五节兽面纹系宋代官窑琮式瓶唯一的纹样，例如，被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南宋官窑琮式瓶，以及1995年10月北京翰海1016号拍品的那件宋官窑琮式瓶，它们的纹饰均为五节兽面纹；胎体完美无瑕，叩之却声音如瓦，此为最独特，不同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有别于明清仿官器之金石声，尤其是略泛光泽的浅灰色胎骨，质地虽不及南宋郊坛下官窑细腻，却较其坚致，也远较北宋汝窑滋润，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和汴京所处地域的胎土状况；釉厚滋润若堆脂，釉面略显高低不平，有少量破泡和缩釉斑现象，不同于雍乾仿官器釉面的平整与晶亮，当属北宋青釉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沫攒珠”状，不同于明清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序；圈足宽厚、修足圆润，足脊显清晰的竹刮痕，此为汝窑、龙泉窑圈足的常见制式，亦是北宋官窑在汝窑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窑洗基础上的演绎；足际涂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名窑的工艺特色，典型者有北宋钧窑、龙泉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常用芝麻酱色釉或赭红色釉料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窑；款识系凿刻而成，字体苍劲、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的“记”字而言，历代王朝中数宋朝运用频率最高，应运得最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此外，该琮式瓶的口部与器身四壁，遗有多处不可伪造的自然磨损痕：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显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依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抵与“观音庵”的日月供奉与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拭触摸有关；后一项应与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了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亦都载有大量信息，是该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北宋、金耀州窑青釉收藏品欣赏
耀州窑宋代名窑之一，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则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碗、盘、瓶、罐、壶、盆、炉、枕、彩合、香薰、注子、盏托、钵等，凡属生活需要的品种应有尽有。
唐和五代时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簿，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装饰手法上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样中的动物有龙、凤、狮、犀牛、马、羊、狗、鹤、鹅、鸭、鱼、鸳鸯等。人物有婴戏、佛象、力士等。花卉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水草等。图案纹有：八桂纹、三角纹、回纹等。在纹饰上，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时丰富多样，且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日趋简单。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除陕西境内的一大批窑仿烧外，它的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传到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下面就两件耀州窑青釉的收藏品，在此做一个简单的鉴赏。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碗(北宋)
鉴赏：高7.5厘米，口径23.3厘米，底径6厘米。
这件北宋刻花牡丹纹碗，高7.5厘米，口径23.3厘米，底径6厘米。敞口，弧腹，圈足，足削修规整，足底露胎，胎呈灰褐色，胎质坚密。碗内刻花，一周弦纹下刻缠枝牡丹花叶纹，一花盛开，二蕾含苞待放，花叶上均划出叶脉。该碗刀锋犀利、潇洒，深浅有致。牡丹花繁而不乱，既追求了形式变化，又能保持整体的和谐统一。花冠丰满，花叶分披，花枝缠绕，奔放流畅，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通体施以青釉，釉色青中闪黄，花纹清晰，浓淡相间，纹样微凸，具有很好的视觉效果。牡丹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着富贵，器物上饰缠枝牡丹是耀州窑北宋中期最为盛行的题材，该碗当为耀州窑鼎盛时期之作，代表了耀州窑刻花青瓷烧造的最高水平。
此碗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耀州窑青釉狮形灯盏(金）
鉴赏：高9.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7*5厘米。
这件金代青釉狮形灯盏高9.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7*5厘米。灯座为卧狮状，狮子张嘴露齿，回首左视，耳、鼻、须、眼等刻印清晰；狮四肢前屈，尾上翘，卧在长方形底座上，形象颇为生动。狮背上置一圆形盏，盏为菊瓣形口，有30余瓣，盏内印花，盏心为折枝牡丹纹，盏壁模印莲瓣纹。灯盏通体施青釉，釉色姜黄，有开片，釉薄处显胎筋，胎色灰白。底足无釉，有一孔。一盏之内以菊、莲、牡丹三种花卉装饰，很是难得。
此盏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
执壶古称“注子”，出现于唐代中晚期，是唐宋时期瓷器的重要品种之一。注子起初是酒具，后来茶具中也使用注子，因此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全国各地很多窑场都有烧造。这里来介绍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其时代和窑口都有必要认真考察一番。
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图1），高13.2、口径7.5、底径6厘米。执壶作盘口，长颈，弧腹，饼形足，足心稍有挖削痕迹，肩部前有多棱形壶流，后有曲柄，左右对称置双系。执壶器身施青釉，釉色青中泛褐，且深浅不一，微有剥釉现象。近足处及底部露胎，胎体呈青灰色。全器器型较为规整，但在底足修整等细节上稍显粗糙，还保留有朴拙的韵味。
唐、宋执壶的断代，一般有以下几个参考标准：1.壶流，唐代执壶流口极短，而宋代执壶流长而弯曲，唐代南方窑场又多将壶流削作多棱形（如唐长沙窑执壶、唐寿州窑执壶）；2.底足，唐代执壶多为平底，宋代执壶则几乎全部为圈足；3.口颈，唐代执壶多为直口或喇叭口，且直接与壶腹部相连，宋代执壶则出现了细长的颈部；4.腹部，唐代执壶大多上、下腹围较接近，有的还有垂腹的造型；宋代执壶最大腹径一般在中上部，而下腹至足部渐收。
当然这些只是参考，时代的划分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暂且依照这几项来看：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壶流比唐壶稍长，但明显比宋壶短，且作多棱形；底足为饼形的平底足，但足心稍有挖削迹象（图2），这一现象很有意义，是制瓷工艺中由饼形足向圈足过渡的一种表现；此执壶为盘口，有细长颈，较接近于宋壶的风格；此执壶为下腹部渐收的造型。综上可以看出这件执壶的风格介于唐、宋之间，表现出一种过渡期的特点，所以将其时代断定为五代时期比较合适。
关于这件执壶的窑口，也有必要探讨一下：此执壶釉色不是特别纯正，青中泛褐，釉面不够匀净，另外底足修整工艺较为粗糙，达不到越窑青釉瓷器的精美程度。而在安徽省南部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在宣城市水阳江流域出土了不少这类釉色青褐的瓷器，其中包括执壶，很多器物也都具有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所以笔者认为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极有可能是皖南地区窑场烧造的产品。
近年在宣城市境内也发现有山岗窑、小河口窑等窑址，据周京京在《熠熠生辉的安徽古陶瓷器》一文中介绍：“宣城山岗窑与小河口窑相去数公里，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窑址，主烧青釉瓷、青釉点褐彩瓷及褐釉瓷，器型有执壶、四系罐、双系罐、盘碗等。”可见，青褐色釉正是这一地区窑场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显著特征。宣城，唐宋时期为宣州府府治所在地，五代时期先后属于杨吴国和南唐国统治。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民国时期黄矞的《瓷史》中都有关于“宣州窑”的记载。不过，如今对于宣州窑对应的具体窑址尚有争论，本文姑且以“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名之。
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欣赏
执壶古称“注子”，出现于唐代中晚期，是唐宋时期瓷器的重要品种之一。注子起初是酒具，后来茶具中也使用注子，因此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全国各地很多窑场都有烧造。这里来介绍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其时代和窑口都有必要认真考察一番。
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图1），高13.2、口径7.5、底径6厘米。执壶作盘口，长颈，弧腹，饼形足，足心稍有挖削痕迹，肩部前有多棱形壶流，后有曲柄，左右对称置双系。执壶器身施青釉，釉色青中泛褐，且深浅不一，微有剥釉现象。近足处及底部露胎，胎体呈青灰色。全器器型较为规整，但在底足修整等细节上稍显粗糙，还保留有朴拙的韵味。
唐、宋执壶的断代，一般有以下几个参考标准：1。壶流，唐代执壶流口极短，而宋代执壶流长而弯曲，唐代南方窑场又多将壶流削作多棱形（如唐长沙窑执壶、唐寿州窑执壶）；2。底足，唐代执壶多为平底，宋代执壶则几乎全部为圈足；3。口颈，唐代执壶多为直口或喇叭口，且直接与壶腹部相连，宋代执壶则出现了细长的颈部；4。腹部，唐代执壶大多上、下腹围较接近，有的还有垂腹的造型；宋代执壶最大腹径一般在中上部，而下腹至足部渐收。
当然这些只是参考，时代的划分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暂且依照这几项来看：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壶流比唐壶稍长，但明显比宋壶短，且作多棱形；底足为饼形的平底足，但足心稍有挖削迹象（图2），这一现象很有意义，是制瓷工艺中由饼形足向圈足过渡的一种表现；此执壶为盘口，有细长颈，较接近于宋壶的风格；此执壶为下腹部渐收的造型。综上可以看出这件执壶的风格介于唐、宋之间，表现出一种过渡期的特点，所以将其时代断定为五代时期比较合适。
关于这件执壶的窑口，也有必要探讨一下：此执壶釉色不是特别纯正，青中泛褐，釉面不够匀净，另外底足修整工艺较为粗糙，达不到越窑青釉瓷器的精美程度。而在安徽省南部地区，特别是近年来在宣城市水阳江流域出土了不少这类釉色青褐的瓷器，其中包括执壶，很多器物也都具有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所以笔者认为这件青釉双系盘口执壶极有可能是皖南地区窑场烧造的产品。
近年在宣城市境内也发现有山岗窑、小河口窑等窑址，据周京京在《熠熠生辉的安徽古陶瓷器》一文中介绍：“宣城山岗窑与小河口窑相去数公里，是晚唐五代时期的窑址，主烧青釉瓷、青釉点褐彩瓷及褐釉瓷，器型有执壶、四系罐、双系罐、盘碗等。”可见，青褐色釉正是这一地区窑场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的显著特征。宣城，唐宋时期为宣州府府治所在地，五代时期先后属于杨吴国和南唐国统治。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和民国时期黄矞的《瓷史》中都有关于“宣州窑”的记载。不过，如今对于宣州窑对应的具体窑址尚有争论，本文姑且以“五代宣州窑青釉盘口执壶”名之。
瓷器欣赏—原始青釉夔龙提梁壶
直口斜肩，施青釉，扁圆腹，下有三兽首足。腹背有夔龙提梁，肩部一端贴兽首形流，流为浅孔，与器腹不通，纯作装饰，另一端贴饰一兽尾与之对应。圆形顶盖子口，半圆形钮，周围饰有两周“S”形纹。口沿至肩部划有重复的水波纹，其间以五道弦纹相隔。纹样繁而不乱，整体造型美观，工艺精巧，仿同形铜器，形象逼真。
原始青釉夔龙提梁壶
真正成熟的青瓷于东汉晚期出现。这种青瓷首先发现于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青瓷通体施釉，釉层明显加厚，有较强的光泽，透明度强，胎釉结合紧密而牢固。常见器形有碗、盏、盘、罐、钵、盆、洗、壶、钟、瓿等。装饰以弦纹、水波纹为主，也有贴印铺首等。到了三国时期青瓷胎质更坚硬，呈淡灰色，釉层更均匀，胎釉结合更密，纹饰更丰富。常见纹饰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和耳面印叶脉纹、斜方格纹等。在器形方面，此时出现了如鸡头壶、虎子、羊形插座、蛙形水盂等。西晋虽然时间不长，但青瓷发展却很迅速。表现在：瓷器质量明显提高，瓷胎比以前稍厚，器物造型稳重大方，偏于矮胖；胎色较深，釉层厚而均匀，普遍呈青灰色；装饰趋于繁复，常见纹饰有铺首、弦纹、斜方格纹、联珠纹或忍冬、飞禽走兽组成的花纹以及龙头、虎首、熊形、狮形装饰的器足。东晋中期以后，青瓷的生产趋于普及，陶瓷的造型随之趋向简朴、装饰也大大减少。纹饰以弦纹为主。东晋晚期出现了莲瓣，并迅速盛行。
北宋邓窑鱼水菊瓣纹青瓷釉碗
据南宋叶寘《坦斋笔衡》、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意思是说：北宋朝皇家曾选用过定州白瓷器因器口有针芒状，不好用，遂命汝州烧造青窑器。黄河北的卫州、唐州、邓州、耀州已经烧造有青瓷器，以汝窑青瓷最好。长江以南的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年间，京城自置窑烧造，命曰官窑。”笔记表明，北宋政和、宣和（1111—1125）以前，定州、汝州、卫州、唐州、邓州、耀州、处州、汴京受朝廷指令烧造青（白）瓷。
这件邓窑鱼水菊瓣纹划花青瓷残碗（图1）：口径15、高7.1、足径5.3、外足高0.9、内足高0.5、胎釉厚0.3厘米。敞口，腹圆上收，口外撇，底足规整，饰满釉。色葱青，釉微黄，铁灰薄胎，质细密坚，竖斜纹开片，在40倍放大镜下见分散透明玻璃状。碗内刻划七道水波纹，间饰两条鲤鱼头向相对，卧游波纹之中，鱼眼青晰可见。碗底一周饰齿纹，齿纹内饰两鲤鱼背向相游刃于波纹。从残面看，碗腹应为4条鲤鱼纹，碗外饰菊瓣纹，立体感极强。2019年6月27日，经河南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木森鉴定：此碗为北宋晚期（政宣年间）邓州民窑为地方州府官窑烧造青瓷的标本器。
为考证邓州古城建筑工地新出北宋晚期邓窑青瓷与其他窑口青瓷不同特征，笔者购阅清代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发现，蓝浦对叶寘《坦斋笔衡》、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的定窑、卫州、唐州、邓州、耀州、汝窑、龙泉州府官窑、汴京官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地域、特征、色质等差别，著述十分明白。如“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土脉细润、体薄，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以白色而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其质粗而微黄者低，俗呼土定。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定、黑定，然唯红白二种当时尚之。”再如“邓州窑，亦宋所烧，即南阳府之邓州，皆青瓷，未若汝器滋润。”（图2-1、图2-2图）“耀州窑，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器。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然陶成皆不坚易茅损，所谓黄浦镇窑也。”
悉数蓝浦载述：北宋大观、政宣年间，有7个州府为宫廷烧造青瓷器。邓州古城建筑工地新出土有碗（图3）、盘、盆、缸、盏、碟、枕、器盖、器座及窑具、匣钵、胎釉料，其中“姚家鱼水院”“李子才造”“姚”“李”“马”“杨”“司”“郭”“王”“焦”“维”“朱”、大小“田”字民窑私家款达14家；另有试釉工匠“辛老大”款识，可佐证邓州民窑青瓷为地方州府官窑烧造贡瓷，但没有汝器滋润；而卫州烧造的青瓷，虽同汝制，色质不及汝，只可与唐、邓、耀等窑为伍；唐州烧造的青瓷，质黝也不及汝窑青瓷；耀州窑的青瓷，色质俱比不上汝窑；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烧造的青瓷，质颇粗厚，制法不甚古雅。这是古瓷爱好者研究北宋大观、政宣年间，五个窑口烧造青瓷的差别，今以此文介绍出来，供同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