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碗。
笔者从邓州市收藏家协会收藏的残器瓷片中，捡选两件邓窑“吴牛喘月”纹青绿釉碗残片，探析如下：
“吴牛喘月”纹碗残片鉴赏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1），口径18.5、高6.8、底足径5.5、足高0.8、足厚0.5厘米。碗唇口，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一朵卷云纹上刻一轮不规整的圆月高挂天空；云纹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圈足露胎，胎质疏松。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2）。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3），口径15.3、高5.3、底足径6.3、足高0.8、足厚0.8厘米。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胎质疏松。半折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条带纹上为一半月高挂，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跪地，抬头仰望明月。刻花刀法娴熟干练，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4）。
“吴牛喘月”，北宋李昉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卷四引东汉应劭著《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意思是说，吴地炎热的时间较长，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害怕得喘起气来。后比喻因疑心而害怕，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形容天气十分酷热。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唐玄宗天宝年间，诗仙李白曾作《丁都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画为心声。金朝工匠将江淮的“吴牛”纹样描绘在餐具瓷碗表面，反映了金人统治下汉族匠人不堪压迫的一种心态，影射了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金代铜镜铸“吴牛喘月”纹样，屡见不鲜。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金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图5、6）。碗口径21.3、高7.6、足径6厘米。
“吴牛喘月”纹碗底足比对差异
玉看皮，瓷看底。以邓窑两件纹碗底足残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耀州窑纹碗底足比对有差异，一是邓窑纹碗底足比院藏纹碗底足厚；二是院藏纹碗底足与邓窑纹碗底足规整。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公告第95号·耀州瓷：“唐和五代时，耀州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三是邓窑纹碗残片露胎，灰白色，应为金朝古穰城西郊邓窑仿烧耀州窑系胎质特征。
大家知道，创烧于唐代的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图7）宋代耀州窑刻、印花装饰对同时期其他窑业影响极广，宋时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窑，广州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都烧制与耀州青釉刻、印花装饰风格相类的产品，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邓州团结路（宋金古穰城西郊）新出土大量的瓷器、残片，旁证古邓州窑（内乡窑）属耀州窑瓷系列之一。
“吴牛喘月”纹碗出土佐证榷场
出土残件，佐证正史。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与金书面达成《绍兴和议》：“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图8）。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所谓“宋金榷场贸易”：“榷”，专利、专卖。“榷场”，泛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史·食货志》载：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县）、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市）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境内）、寿州（今安徽寿县）、蔡州（今河南上蔡县）、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巩州（今甘肃陇西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等地置立榷场。“宋金议和”，南宋对金称臣，割唐、邓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以邓州以西40里和邓州以南40里为界（今构林镇柳枫渠以北），邓州曾三设榷场，与南宋互市（图9）。赵构讳“构”字，改“横林镇”。
“吴牛喘月”纹碗待考宋金元邓州窑
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邓州市在团结路道路工程建设中，从两边下水道5至7米以下出土约3大卡车、数万计宋、金、元残器瓷片（图10），现已初步确认，宋、金、元古邓州西郊窑址面2.4万平方米。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2017年10月9日，莅邓探访邓瓷的“大国工匠”汝瓷大师朱文立：“邓州出土的邓青瓷，从刻花、胎釉、工艺比临汝窑深带黄的青瓷精美，与耀州窑青瓷比肩，可佐证南宋叶寘以秉笔做权衡之器者。”10月31日，80高龄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王莉英应朱文立之邀，莅邓鉴赏邓青瓷后：“邓州青瓷与耀州青瓷媲美，对邓州邓窑邓青瓷要深入研究。”2017年11月上旬，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古考研究所所长孙新民率考古专家郭木森、赵宏、王正龙，应邓州收藏家协会之邀，专程考察邓州团结路（北宋古穰城西郊）出土的瓷器（图11）、残器残片及匣钵、素胎器、胎料、釉料、支钉垫圈、火照、人首模具等窑具。专家认为“不应排除邓州团结路是宋、金、元时期古窑遗址或兼融瓷器交易集散地遗址的可能，但必须考古发掘后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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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邓窑鱼水菊瓣纹青瓷釉碗
据南宋叶寘《坦斋笔衡》、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意思是说：北宋朝皇家曾选用过定州白瓷器因器口有针芒状，不好用，遂命汝州烧造青窑器。黄河北的卫州、唐州、邓州、耀州已经烧造有青瓷器，以汝窑青瓷最好。长江以南的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年间，京城自置窑烧造，命曰官窑。”笔记表明，北宋政和、宣和（1111—1125）以前，定州、汝州、卫州、唐州、邓州、耀州、处州、汴京受朝廷指令烧造青（白）瓷。
这件邓窑鱼水菊瓣纹划花青瓷残碗（图1）：口径15、高7.1、足径5.3、外足高0.9、内足高0.5、胎釉厚0.3厘米。敞口，腹圆上收，口外撇，底足规整，饰满釉。色葱青，釉微黄，铁灰薄胎，质细密坚，竖斜纹开片，在40倍放大镜下见分散透明玻璃状。碗内刻划七道水波纹，间饰两条鲤鱼头向相对，卧游波纹之中，鱼眼青晰可见。碗底一周饰齿纹，齿纹内饰两鲤鱼背向相游刃于波纹。从残面看，碗腹应为4条鲤鱼纹，碗外饰菊瓣纹，立体感极强。2019年6月27日，经河南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木森鉴定：此碗为北宋晚期（政宣年间）邓州民窑为地方州府官窑烧造青瓷的标本器。
为考证邓州古城建筑工地新出北宋晚期邓窑青瓷与其他窑口青瓷不同特征，笔者购阅清代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发现，蓝浦对叶寘《坦斋笔衡》、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的定窑、卫州、唐州、邓州、耀州、汝窑、龙泉州府官窑、汴京官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地域、特征、色质等差别，著述十分明白。如“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土脉细润、体薄，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以白色而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其质粗而微黄者低，俗呼土定。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定、黑定，然唯红白二种当时尚之。”再如“邓州窑，亦宋所烧，即南阳府之邓州，皆青瓷，未若汝器滋润。”（图2-1、图2-2图）“耀州窑，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器。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然陶成皆不坚易茅损，所谓黄浦镇窑也。”
悉数蓝浦载述：北宋大观、政宣年间，有7个州府为宫廷烧造青瓷器。邓州古城建筑工地新出土有碗（图3）、盘、盆、缸、盏、碟、枕、器盖、器座及窑具、匣钵、胎釉料，其中“姚家鱼水院”“李子才造”“姚”“李”“马”“杨”“司”“郭”“王”“焦”“维”“朱”、大小“田”字民窑私家款达14家；另有试釉工匠“辛老大”款识，可佐证邓州民窑青瓷为地方州府官窑烧造贡瓷，但没有汝器滋润；而卫州烧造的青瓷，虽同汝制，色质不及汝，只可与唐、邓、耀等窑为伍；唐州烧造的青瓷，质黝也不及汝窑青瓷；耀州窑的青瓷，色质俱比不上汝窑；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烧造的青瓷，质颇粗厚，制法不甚古雅。这是古瓷爱好者研究北宋大观、政宣年间，五个窑口烧造青瓷的差别，今以此文介绍出来，供同好参考。
元代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
龙泉窑是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场，一般认为创烧于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代，明清时期继续烧造，产品以青釉瓷器占绝大多数，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贴塑等。本篇来介绍一件元代龙泉窑典型产品——青釉双鱼纹洗。
这件龙泉窑青釉双鱼纹洗（图1），高3.7、口径13.3、底径6厘米。洗作折沿，弧腹，圈足，胎体较为厚重。器身内外均施青釉，釉层釉厚，釉面有开片。洗的外壁（图2）塑一周细密的菊瓣纹，内底（图3）模塑两条相向环绕畅游的小鱼。
青釉双鱼纹洗是龙泉窑一种常见的品种，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卷十九中列举笔洗时，就已提到“以粉青纹片朗者为贵，古龙泉有双鱼洗、有菊瓣洗”。民国时期许之衡的陶瓷名著《饮流斋说瓷》中也说：“洗也者，在古时以之属盆，双鱼洗之类是也。”说明在他们那个时代“双鱼洗”已是被收藏界追捧的名品。《饮流斋说瓷》接着又说：“浣笔之器，浅者曰洗，深者曰盂。”这是说“洗”的用途，是文房中的“浣笔用具”。古人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以毛笔蘸墨书写，用完后须洗笔，洗就是一种盛水洗笔的用具。
双鱼纹作为洗内底的装饰，至少起源于汉代，汉代就已有双鱼纹铜洗。1956年，安徽合肥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瓷双鱼纹洗。早期的这类双鱼纹铜洗或瓷洗，器腹较深，应该是作为盥洗用具。宋代以后，好古之风盛行，北宋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中都着重介绍过汉代的双鱼洗。两宋文人注重文房雅玩，文房用具特别丰富，也更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这种有仿古风味的双鱼笔洗便流行于宋元时期，南宋景德镇窑也生产有青白釉印花双鱼纹洗。另外，鱼纹也是古代的吉祥纹样，“鱼”与“余”谐音，寓意“年年有余”。无论是作为盥洗用具还是浣笔用具，洗都是用于盛水，鱼与水总是容易联系在一起的，在洗的底部装饰鱼纹，盛水使用时，好似鱼儿在水中游嬉，平添了不少雅趣。
腹部外壁装饰菊瓣纹也是龙泉窑很具代表性的纹样之一，这种装饰风格出现于南宋后期，整个元代都相当流行。除了青釉洗之外，宋元时期龙泉窑还有一类深腹、小圈足青釉碗和一类浅腹青釉盘的外壁也常见装饰这种环绕一周的菊瓣纹。
最后，讨论一下这类龙泉窑模塑双鱼纹洗的年代。很多人认为它们属于南宋，但从出土材料看，龙泉窑双鱼纹洗的流行年代主要还是在元代，有几个重要的纪年墓材料可供参考：1.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元贞二年（1296）张弘略墓出土的多件龙泉窑双鱼纹洗。2.陕西省西安市元至元三年（1337）刘达墓出土的数件龙泉窑双鱼纹洗。这两处元代纪年墓葬中都有多件双鱼纹洗出土，说明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也为我们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元代龙泉窑青釉“仁山”款印花碗
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晚形成的、文化内涵庞杂、生产规模宏大的青瓷窑系，其生产中心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县（今龙泉市），故名“龙泉窑”。龙泉窑装饰技法丰富多样，既有刻划花装饰，亦有印花装饰，且模印纹饰清晰，具有较高的艺术效果，本文来介绍一件元代龙泉窑烧造的青釉“仁山”款印花碗（图1）。
这件龙泉窑青釉印花碗，高7.4、口径18.9、底径7厘米，敞口，弧腹，圈足，高度较矮，这种造型的碗俗称“墩子碗”。碗内外通体施青釉，外壁施釉至圈足，圈足内不施釉露灰红色胎体（图2），胎体较厚重，釉面较匀净。碗内心（图3）戳印一枝折枝花卉纹装饰，花朵呈盛开状，花瓣、花蕊、花丝皆清晰可辨，既十分写实，又体现清新的美感。图案的右侧印一“仁”字，左侧印一“山”字，款识清晰，此“仁山”印款较为少见。
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时期，南宋是龙泉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以石灰碱釉取代传统青瓷的石灰釉，釉层变得肥厚，釉面更加滋润，达到青玉般的效果。“釉肥胎厚”成为南宋以后龙泉窑瓷器的一大特点，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中记载：“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元代龙泉窑在南宋的基础上传承发展，装饰风格更为丰富，特别是印花装饰极具特色，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产品运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印花装饰早在三国两晋时期的早期青瓷中就已流行，到北宋时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将模印技术进一步发展。元代龙泉窑广泛采用印花装饰，其制作工艺是用带有纹饰的印戳或印模在成型的瓷胎上印出花纹，再施釉入窑烧造。而元代龙泉窑印花产品又分为阴纹细线条印花、阳纹凸印花和露胎阳纹凸印花等，本文介绍的这件印花碗属于阴纹细线条印花，其采用的印花工具为印戳。这类印戳使用时像图章一样戳印于瓷胎上，印戳不会太大，一般用于局部纹样的装饰，多运用于碗、盘、高足杯的内底心，装饰面须平整。
元代龙泉窑印花装饰的瓷器中，部分见有文字题记。这类文字题记有的是吉祥语，如“福”“寿”“大吉”“天下太平”“金玉满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有的刻上窑主的名字，也有的印上广告语，亦有印蒙元统治者推行的八思巴文字。那么，这件印花碗内的“仁山”二字印款是何含意呢？笔者认为还是可以归属于吉祥语类，《论语》中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句，“仁山”应是出自此句，意为：仁者的快乐是静性的，像山一样。“仁山”应表示一种对高尚德行的向往。
虽是一件较为普通的龙泉窑青釉碗，但不仅采用了印花装饰，而且有文字题记，反映出元代龙泉窑注重产品文化内涵，既有实用性功能，又蕴含了审美和道德教化的功用。
名瓷欣赏—越窑青釉绳索纹罐
越窑青釉绳索纹罐 东汉
圆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堆塑交错排列的绳索纹样。通施青釉，釉面光润，胎釉结合紧密，瓷化程度已接近于现代瓷器水平。它是东汉晚期瓷器由原始瓷向近代瓷器过渡的一个标志。
商周到西汉这一时期的原始青瓷所涂的釉是用石灰石加粘土配制而成的，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由于含铁元素，所以呈青绿、黄绿。灰绿、褐绿等颜色。器表多拍印米字纹、方格纹，麻布纹，圆圈纹，曲折纹、叶脉纹，篦纹，水波纹，云雷纹等纹饰。主要器型有：尊、豆、葫、盂、罐、盖罐、提梁壶、鼎、瓮、算簋、酹、杯、钵等，绝大部分器型仿当时的青铜器器型而作。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细，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陶瓷日用品如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
南宋吉州窑金边乌金釉叶纹碗
南宋吉州窑乌金釉叶纹碗这种黑釉叶纹碗是江西吉州窑独创的装饰技法，乌金叶纹碗口沿宽敞，底部面积小，碗壁深而斜，像斗笠一样，口缘处镶有一圈金属边。内外都涂了黑色釉，碗裡可以看见一片黄色的叶子浮现于黑釉之间，叶脉依稀可见，而边缘呈现不规则的残卷，颇有自然的美感。
宋代人在喝茶的时候，习惯先将茶饼辗成细小的茶末，放在茶碗中并注入热水，经过搅拌后就可以饮用；茶汤表面因此经常会浮起一层白色泡沫，与茶碗本身的黑釉相互辉映。宋人因此发展出「斗茶」的习俗，比试过程中，茶汤经搅拌后的呈色和泡沫，都成为评比的重点。茶碗的黑色釉能明显的衬托出白色茶汤，因此成为宋代盛行的的茶器。
我们可以想像古人在使用这个黑碗饮茶的时候，碗中的叶片彷彿缓缓从茶水中浮起的情景，应当更能增添品茶的情趣。
唐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窑场之一，产品遍销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其装饰新颖、器类丰富，为唐代瓷窑中的翘楚。瓷盒是长沙窑产品中的重要门类，多用作妆奁用具，如镜盒、粉盒、油盒等。其中油盒是用于盛装头油的器皿，本文就来介绍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草叶纹油盒。
这件长沙窑油盒（图1），通高5、口径5.2、足径9.8厘米，20世纪50年代合肥市北门外高河埂出土，现为安徽博物院藏品。此油盒由盒盖（图2）与盒身（图3）组成，通体施青釉，釉面有开片。盒盖与盒身作子母口扣合。盒身为直壁圆筒形，底部略凸起，盒身上部为隆起的穹形，敛口。盒盖残缺一块，修复，盖面以绿彩绘几片草叶纹图案，装饰风格简洁明快，具有长沙窑一贯的风格特点。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窑址主要分布在石渚湖周边的山岗。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发现器上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字样。《全唐诗》中有李群玉诗《石潴》：“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描写了当时石渚湖畔陶瓷器烧造的壮观景象。因此，近年来学者们认为唐代长沙窑当时可能被称为“石渚窑”。
长沙窑以彩装饰为最大特色，在唐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常见的有褐彩、绿彩、褐绿双色彩，亦见有少量的黄彩、蓝彩等。研究者认为长沙窑的彩装饰技术的源头可能来自河南巩义窑等窑场，如唐三彩、唐青花等。“安史之乱”后，中原人避乱南迁，河南窑工们将他们用彩的习惯与技术带到了湖南，并进一步创新，形成了长沙窑丰富多彩的彩绘瓷。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梳妆，发式的造型与美化是重要一项，很早妇女们就已懂得用油脂来润发，唐代时梳妆用的头油即以此类敛口瓷盒装盛。唐代《南海寄归内法传》提及瓷、漆器时，有“瓷若油合”的记载，“合”通“盒”，当指瓷质的油盒。
在长沙窑生产的油盒中，也有不少盒盖上彩书“油合”的自铭。如1978年长沙窑窑址上出土有两件盒面书有“油合”二字的青釉盒；镇江、徐州等地考古发掘中也都出土过书有绿彩“油合”的长沙窑青釉盒；上海博物馆、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亦收藏有长沙窑“油合”款青釉盒；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扬州凯运商业广场工地唐代墓葬出土的长沙窑青釉褐彩带流盒，盒盖上褐彩书“油合”二字，这件油盒最大特点是盒身一侧带流，进一步说明盒内盛放液体。
由于众多这类敛口盒有“油合”自铭，可以确定它们的用途是盛放梳妆用的头油。这类瓷盒盖合时看上去与一般的瓷盒无异，而打开盒盖，便可发现盒身上部隆起呈穹形，这可以增加油盒的容积，同时作敛口，比一般盒口小很多，则可以减少油脂的挥发。这也充分表明此类穹形敛口盒盛装头油的功能。
名瓷欣赏—宋龙泉窑青釉弦纹瓶
【名称】：宋龙泉窑青釉弦纹瓶
【类别】：瓷器
【年代】：宋代
【文物原属】：宋代龙泉窑烧制
【文物现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简介】：高31cm，口径10cm，足径11.3cm。
瓶洗口内敛，细长颈，斜肩，扁圆垂腹，圈足外撇，颈上凸起弦纹3道，腹中部凸起弦纹4道。里外满釉，胎体洁白，圈足露胎处呈现火石红色。通体所施的粉青釉，青翠碧绿，汁水莹彻，温润如玉，特别是器身凸起的７道弦纹，凸出的部分釉薄处显现洁白的胎骨，形成一条白线，俗称“出筋”，是有意识地突出坯土的白度，衬托出青釉之美。
此青釉弦纹瓶代表了南宋龙泉窑在其鼎盛时期极高的烧制水平。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造陶瓷的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梅子青“诸葛碗”
民以食为天，盘碗陶瓷代表着我国古代农耕文明中质朴渊深的文化，无论是庶民百姓寻常使用的粗瓷大碗，还是王公贵族使用的细瓷五彩，都能窥见历代文化的血肉与纹理。在汪洋恣肆的各式碗中，诸葛碗是比较有趣的一种碗，它不仅有着神乎其神的历史传说，更以其独特的造型、别致的功用闻名于世。
诸葛碗，俗称孔明碗，宋、明时期常见的一种碗式。诸葛碗始见于北宋龙泉窑刻花器。顾名思义，此独特造型源于“三国”传说，诸葛亮六出祁山，司马懿屡遭败绩，困守不出。相传亮修书谴使赠巾帼衣物以羞辱之。根据使者回报，懿阅信受札后不但不怒，反而详细询问起丞相的寝食办事之繁简，然后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诸葛亮为迷惑敌人，及于对方来使刺探之时，用双层碗进餐，明示食可盈碗，实仅上层有饭，后世遂称此种双层碗为诸葛碗。
由此可见，诸葛碗并非专为食用器，而是在特定场合下使用。不管诸葛亮创制双层碗的传说是否有据可查，诸葛碗的烧制肯定有着现实目的。诸葛碗在宋明时期主要作为供奉器而存在，且多在寺庙、祠堂中。因碗心较浅，可以使得供奉之物堆积之上颇显祭祀厚重，同时，双层碗圆润敦睦，也确实有一番鼎立持重的妙处。
也有人将诸葛碗称为“暖碗”，意为将碗底孔洞中注入热水，可以保持食物的温度。不过笔者对这种说法存疑。因为诸葛碗碗心很浅，一则所盛放食物有限，且基本裸露于碗外，即便碗夹层内有热水保温，所起作用非常有限；二则碗底孔洞注入热水后会在重力作用下溢出，试想一碗热水四溢的所谓“热饭”，是显然无法登堂入室的。基于此两点，有关“暖碗”注入热水的说法并不成立。在笔者看来，碗底部的孔洞是诸葛碗烧制过程中的保障工艺，因为如果没有孔洞，中空密闭的双层碗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会膨胀变形甚至炸裂。
诸葛碗曾广泛流传，在古人的一些画作中也有体现，龙泉窑、耀州窑烧制数量最多，明、清景德镇也有生产，五彩、青花均有烧制，但流传至今已不多见。笔者曾在一藏友处见到一件明代龙泉窑诸葛碗，此碗器型古朴典雅，稳重大方。釉色为浓翠莹润的梅子青，釉层凝厚滋润。釉面有冰裂纹，玻璃化程度高且略透明，润泽光亮如同碧玉。器底不施釉，胎色灰白，露胎处呈现出自然的火石红色，十分精美，是件不可多得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