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据南宋叶寘《坦斋笔衡》、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意思是说：北宋朝皇家曾选用过定州白瓷器因器口有针芒状，不好用，遂命汝州烧造青窑器。黄河北的卫州、唐州、邓州、耀州已经烧造有青瓷器，以汝窑青瓷最好。长江以南的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年间，京城自置窑烧造，命曰官窑。”笔记表明，北宋政和、宣和（1111—1125）以前，定州、汝州、卫州、唐州、邓州、耀州、处州、汴京受朝廷指令烧造青（白）瓷。
这件邓窑鱼水菊瓣纹划花青瓷残碗（图1）：口径15、高7.1、足径5.3、外足高0.9、内足高0.5、胎釉厚0.3厘米。敞口，腹圆上收，口外撇，底足规整，饰满釉。色葱青，釉微黄，铁灰薄胎，质细密坚，竖斜纹开片，在40倍放大镜下见分散透明玻璃状。碗内刻划七道水波纹，间饰两条鲤鱼头向相对，卧游波纹之中，鱼眼青晰可见。碗底一周饰齿纹，齿纹内饰两鲤鱼背向相游刃于波纹。从残面看，碗腹应为4条鲤鱼纹，碗外饰菊瓣纹，立体感极强。2019年6月27日，经河南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木森鉴定：此碗为北宋晚期（政宣年间）邓州民窑为地方州府官窑烧造青瓷的标本器。
为考证邓州古城建筑工地新出北宋晚期邓窑青瓷与其他窑口青瓷不同特征，笔者购阅清代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发现，蓝浦对叶寘《坦斋笔衡》、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的定窑、卫州、唐州、邓州、耀州、汝窑、龙泉州府官窑、汴京官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地域、特征、色质等差别，著述十分明白。如“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有南定器、北定器。土脉细润、体薄，有光素、凸花、划花、印花、绣花诸种，多牡丹、萱草、飞凤花式。以白色而滋润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泪痕者佳，俗呼粉定，又称白定。其质粗而微黄者低，俗呼土定。定器又有红者，间造紫定、黑定，然唯红白二种当时尚之。”再如“邓州窑，亦宋所烧，即南阳府之邓州，皆青瓷，未若汝器滋润。”（图2-1、图2-2图）“耀州窑，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器。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然陶成皆不坚易茅损，所谓黄浦镇窑也。”
悉数蓝浦载述：北宋大观、政宣年间，有7个州府为宫廷烧造青瓷器。邓州古城建筑工地新出土有碗（图3）、盘、盆、缸、盏、碟、枕、器盖、器座及窑具、匣钵、胎釉料，其中“姚家鱼水院”“李子才造”“姚”“李”“马”“杨”“司”“郭”“王”“焦”“维”“朱”、大小“田”字民窑私家款达14家；另有试釉工匠“辛老大”款识，可佐证邓州民窑青瓷为地方州府官窑烧造贡瓷，但没有汝器滋润；而卫州烧造的青瓷，虽同汝制，色质不及汝，只可与唐、邓、耀等窑为伍；唐州烧造的青瓷，质黝也不及汝窑青瓷；耀州窑的青瓷，色质俱比不上汝窑；处州府龙泉县琉田市烧造的青瓷，质颇粗厚，制法不甚古雅。这是古瓷爱好者研究北宋大观、政宣年间，五个窑口烧造青瓷的差别，今以此文介绍出来，供同好参考。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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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窑“吴牛喘月”纹青釉碗残片探析
笔者从邓州市收藏家协会收藏的残器瓷片中，捡选两件邓窑“吴牛喘月”纹青绿釉碗残片，探析如下：
“吴牛喘月”纹碗残片鉴赏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1），口径18.5、高6.8、底足径5.5、足高0.8、足厚0.5厘米。碗唇口，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一朵卷云纹上刻一轮不规整的圆月高挂天空；云纹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圈足露胎，胎质疏松。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2）。
“吴牛喘月”纹刻花碗残片（图3），口径15.3、高5.3、底足径6.3、足高0.8、足厚0.8厘米。弧形腹壁，色灰白，釉色青绿，布满开片，胎质疏松。半折碗内心饰菱形花纹，外刻卷枝花草纹，内刻“吴牛喘月”图案，条带纹上为一半月高挂，下饰一头水牛口微张，前腿直立，后腿曲膝跪地，抬头仰望明月。刻花刀法娴熟干练，构图简洁明快，花纹生动自然。圈足有刮痕，底足露红斑（图4）。
“吴牛喘月”，北宋李昉等学者奉敕编纂《太平御览》卷四引东汉应劭著《风俗通》：“吴牛望见月则喘，彼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意思是说，吴地炎热的时间较长，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害怕得喘起气来。后比喻因疑心而害怕，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形容天气十分酷热。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唐玄宗天宝年间，诗仙李白曾作《丁都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
画为心声。金朝工匠将江淮的“吴牛”纹样描绘在餐具瓷碗表面，反映了金人统治下汉族匠人不堪压迫的一种心态，影射了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金代铜镜铸“吴牛喘月”纹样，屡见不鲜。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件金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吴牛喘月纹碗（图5、6）。碗口径21.3、高7.6、足径6厘米。
“吴牛喘月”纹碗底足比对差异
玉看皮，瓷看底。以邓窑两件纹碗底足残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耀州窑纹碗底足比对有差异，一是邓窑纹碗底足比院藏纹碗底足厚；二是院藏纹碗底足与邓窑纹碗底足规整。2010年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公告第95号·耀州瓷：“唐和五代时，耀州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透，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元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姜黄，青色者少，釉质稀簿而不润。”三是邓窑纹碗残片露胎，灰白色，应为金朝古穰城西郊邓窑仿烧耀州窑系胎质特征。
大家知道，创烧于唐代的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对全国各地的影响较大。（图7）宋代耀州窑刻、印花装饰对同时期其他窑业影响极广，宋时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内乡窑，广州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都烧制与耀州青釉刻、印花装饰风格相类的产品，形成了以黄堡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窑系。邓州团结路（宋金古穰城西郊）新出土大量的瓷器、残片，旁证古邓州窑（内乡窑）属耀州窑瓷系列之一。
“吴牛喘月”纹碗出土佐证榷场
出土残件，佐证正史。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与金书面达成《绍兴和议》：“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图8）。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所谓“宋金榷场贸易”：“榷”，专利、专卖。“榷场”，泛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史·食货志》载：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县）、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市）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境内）、寿州（今安徽寿县）、蔡州（今河南上蔡县）、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巩州（今甘肃陇西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等地置立榷场。“宋金议和”，南宋对金称臣，割唐、邓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以邓州以西40里和邓州以南40里为界（今构林镇柳枫渠以北），邓州曾三设榷场，与南宋互市（图9）。赵构讳“构”字，改“横林镇”。
“吴牛喘月”纹碗待考宋金元邓州窑
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邓州市在团结路道路工程建设中，从两边下水道5至7米以下出土约3大卡车、数万计宋、金、元残器瓷片（图10），现已初步确认，宋、金、元古邓州西郊窑址面2.4万平方米。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2017年10月9日，莅邓探访邓瓷的“大国工匠”汝瓷大师朱文立：“邓州出土的邓青瓷，从刻花、胎釉、工艺比临汝窑深带黄的青瓷精美，与耀州窑青瓷比肩，可佐证南宋叶寘以秉笔做权衡之器者。”10月31日，80高龄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王莉英应朱文立之邀，莅邓鉴赏邓青瓷后：“邓州青瓷与耀州青瓷媲美，对邓州邓窑邓青瓷要深入研究。”2017年11月上旬，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古考研究所所长孙新民率考古专家郭木森、赵宏、王正龙，应邓州收藏家协会之邀，专程考察邓州团结路（北宋古穰城西郊）出土的瓷器（图11）、残器残片及匣钵、素胎器、胎料、釉料、支钉垫圈、火照、人首模具等窑具。专家认为“不应排除邓州团结路是宋、金、元时期古窑遗址或兼融瓷器交易集散地遗址的可能，但必须考古发掘后定论。”
北宋婺州窑青瓷堆纹瓶
陈列在浙江省永康市博物馆的北宋婺州窑青瓷堆纹瓶（图1），1980年出土于永康市西溪镇棠溪村的一座北宋古墓。该瓶通高38、口径9、底径10.3厘米，通体施淡青色釉，宝塔形盖，口（图2）微敛，长颈，腹部束腰，呈阶梯状，是婺州窑堆塑艺术的代表作。
瓶体从颈至腹部分三层捏塑粘贴，每层级宽约4.5厘米，整体布局错落有致。其中，上层为抬棺材者，领头者举幡而行，抬棺者步履稳健，心情沉重，但形态自然；中层孝子、孝女等24人，痛哭前行，神情极度悲伤，乐队敲锣吹笙，为死者送行，行于其后；下层贴塑生肖动物羊等9只作为死者随葬品。它造型精致、制作精良，不仅反映了当时婺州窑的工艺顶峰，也反映了宋代时期的民间丧葬风俗。送葬仪仗队伍采用写实手法，造型生动逼真，为研究宋代地方丧葬习俗提供了具体形象的实物资料。同时人物形神皆备，动物活灵活现，完美体现了婺州窑堆塑艺术风格，是婺州窑以堆塑见长的现实作证，从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浙江古代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早期的原始青瓷均有以堆塑来装饰作品的习尚。其中以堆塑艺术见长，并以此为鲜明个性艺术风格的窑系当属婺州窑。婺州窑是唐、宋时期我国六大青瓷地方历史名窑之一。婺州窑烧制年代早，瓷器种类繁多，制瓷工艺先进，以精美的堆塑附丽于朴素的器型之上，形、塑相得益彰。永康是古代婺州窑系中的重要成员。永康市内婺州窑址众多，在婺州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永康市博物馆，还收藏有800多件婺州窑瓷器，这些瓷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永康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民间习俗情况。
那婺州窑为什么以精美的堆塑见长呢？这应与婺州窑所在的金衢盆地的土壤富含铁质元素有关。含铁丰富的瓷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再加上婺州窑的窑工掌握熟练的堆塑工艺，才能创造出精美的堆塑艺术品。
窑变双耳菊瓣尊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22.3cm，口径18.2cm，足径11.6cm
生产时代： 乾隆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颜色釉
陶瓷造型： 尊
说 明： 清乾隆
尊通体菊瓣形，口外撇，粗长颈，平肩微弧，扁圆腹，圈足外撇，颈、肩部对称置双螭耳。内施天蓝釉，外施窑变釉，除肩部有少量蓝色外，余皆为火焰红色。足内酱釉，印“大清乾隆年制” 三行六字阴文篆书款。
乾隆早期窑变釉保持着雍正时的“火焰青”特点，随后渐变为以红、蓝、月白各色交织成块状的斑片和条纹，乾隆晚期窑变釉中月白与蓝色较少，多为红色。
在清代，瓷器的制造分为圆器和琢器两大类，其中圆器指碗、盘之属，琢器则包括各种需要雕琢成形的器物。该尊虽可归入圆器一类，但其外壁呈现的菊瓣纹样则需雕琢而成，《陶冶图》“圆面积器拉坯”条记之为“圆器之制不一，其方瓣棱角者则有镶雕印销之作”，该器的菊瓣棱线正是这种工艺制成。
豇豆红釉菊瓣瓶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20.3cm，口径5.2cm，足径4.2cm
生产时代： 康熙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豇豆红
陶瓷造型： 瓶
说 明： 清康熙
瓶撇口，细长颈，圆肩，肩下渐收，圈足。因近底处凸雕一周细长的菊瓣纹，故称菊瓣瓶。通体施豇豆红釉，釉色滋润淡雅，呈现出深浅变化的粉红色，其间夹杂少许绿色苔点。口沿露白色胎骨。底部施白釉，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
红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长沙窑。元代始成功地烧制出红釉器物。明代永乐、宣德时烧制出著名的“宝石红”釉。清代康熙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先后烧制出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其中以豇豆红的烧制难度最大，在淡雅的釉色中有万千变化，人们赞其“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豇豆红釉因烧制困难，故基本无大件器物，主要有瓶、太白尊、小盂、洗等文房用具。此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斗彩勾莲菊瓣尊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25.7cm，口径22cm，足径15.6cm
生产时代： 雍正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斗彩瓷
陶瓷造型： 尊
说 明： 清雍正
尊撇口，圆腹，高圈足外撇。整个器型作菊瓣式。器型规整端庄，器外以斗彩绘竖向勾莲花纹，构图新颖别致，色彩淡雅，底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
雍正斗彩系仿明成化斗彩工艺制作，在纹饰布局、色彩配合及填彩工艺方面都进了一步。其突出表现，一是成功地模仿了成化斗彩鸡缸杯、天字罐等器物，有的已达乱真的程度；二是雍正时期盛行粉彩，突破了以往单纯的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的传统工艺，将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相结合，使斗彩更加清新雅致。以花鸟人物为装饰题材的雍正斗彩，釉下青花勾线，釉上填绘各种色彩，均填彩准确，不出边线，且追求色彩的变化，在一朵花内填以紫红黄绿青等多种色彩，反映了雍正斗彩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
北宋邓窑印花鱼化龙青釉盘
“鱼化龙”，古喻“金榜题名”，是属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著名民俗学家陶思炎在《中国鱼文化》书中说：“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祖先就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符号图画作为精神寄托，图腾可谓最初的特殊的吉祥物。”据考古专家考证：“鱼化龙”纹饰图案是从仰韶、半坡文化时期的鱼图腾演化而来。历代以“鱼化龙”寓意吉祥文化传承经久不衰。
本文要介绍的这件北宋邓窑印花鱼化龙青釉盘（残缺两块，由三块粘合而成，图1），撇口，浅弧腹，圈足，口径18.5、高4.5、圈足径6、足胎厚0.5厘米。盘通体施釉，布满密密匝匝冰裂纹开片，釉色绿豆青微闪黄。口沿、底足有窑粘且带黄斑；从残口见胎为灰色，薄釉上下有两条白线（显示为化妆土），在20倍的显微镜下，可见晶莹剔透的玻璃珠；盘内壁模印1条鱼身、龙头，龙鳞、鱼尾写意“鱼化龙”吉祥纹饰。龙为长隆嘴，利齿，凸睛，正在海波纹中翻腾跳跃。盘外壁（图2）为素面，刻划弧线纹3道，与盘背沿弧边、圈足相映呈立体美感。
“水有鱼，盆充钵满”。鱼除了是人们美膳之食，又因鱼谐音同“余”，故古人爱用鱼表示“年年有余，吉祥有余”的美好愿望。文化繁盛的北宋，“鱼化龙”寓意吉祥纹样、工艺技术在耀州、汝州、邓州等青瓷窑口广泛流行。如望野博物馆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瓷鱼化龙纹盏（图3），盏内画3条鱼化龙，在海波纹中翻腾，另有4条鲤鱼戏游其间；耀州博物馆收藏的北宋耀州窑青釉印花鱼化龙戏珠纹盏（图4）纹样；北宋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长15厘米，图5），同类纹样；北宋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长12厘米，图6），同类纹样，彰显出宋代工匠尚意的画风。从图示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露胎处发现，临汝、邓州青瓷皆为灰色铁胎，同类窑口工匠均以化妆土固铁含量，致使残盘露胎釉显露两条白线化妆土。这也是鉴别耀州、汝州、邓州窑黑、灰胎青瓷与清凉寺汝官窑、张公巷窑香灰胎、白胎青瓷区别的要领。
南宋叶寘《垣斋笔衡》：“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细鉴甑别图5、图6这两件临汝窑青瓷鱼化龙残盘，与邓州明代土城内江家坑遗址出土的邓窑鱼化龙残盘比对，邓州窑残盘盘外壁刻划有3道弧线，划画工艺区别显见。从同类纹样、同类胎釉、同样工艺、同类技术分析，北宋耀州窑青瓷系工艺技术在临汝窑与邓州窑之间相互学习交流引进融合。以《北宋邓窑青瓷残盘咏赞》：“鱼化龙盘写意真，工匠技艺幻化神。汝邓青瓷耀州系，釉色玉润绝比伦。”
名瓷欣赏—北宋 龙泉窑淡青釉刻覆仰莲瓣纹五管瓶
北宋 龙泉窑淡青釉刻覆仰莲瓣纹五管瓶
尺 寸：高28.3cm；底径9.7cm
简 介：五管瓶，又称多管瓶，是流行于宋的一种瓶式，因瓶肩部各面分布着直立的多棱形或圆形管而得名。有五管，六管，十管，十五管等多种制式。
这件五管瓶，较之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的各式五管瓶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兼具了器形更为规整，工艺更为精美，施釉更为厚润淡雅，品相更为完好四大优势。
瓷器盖刻菊瓣纹，以一结子石榴为钮，盖为菊花形，位口。器身直口，圆形折肩，肩腹共围以十道弦纹，肩部刻有菊瓣纹，肩上周缘均匀地立有五管，管径作五棱，管口呈五齿，上腹用单线刻划仰覆莲瓣纹一组，下腹为三层覆莲瓣，瓣上均填以篦纹。
胎色灰白，施纯正淡雅的淡青釉，开细冰裂纹开片，浑身除盖内，口沿，外底外均施釉，釉面包裹圈足。
此瓶器形十分周整，制作精巧，生气洋溢，反映了北宋早期制瓷工匠高超的艺术成就。经我国著名青瓷鉴定专家朱伯谦先生鉴定应为龙泉三名窑（大窑，金村，溪口）之一的金村窑于北宋前期生产的精品，是件不可多得的国宝文物收藏品，按国家文物定级标准，可定为一级文物。
越窑绳索纹青瓷罐改写青瓷史
越窑绳索纹青瓷罐
越窑，是中国青瓷史中的一个瑰宝，在唐代，越窑的工艺达到顶峰，唐人陆龟蒙曾用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赞美它的美。在这部绵延了几千年的青瓷史上，有一件来自东汉时期的越窑瓷器不得不提，几十年前，它的意外问世曾举世瞩目，它把我国烧制成熟青瓷的年代往前推进了200年。这件越窑瓷器便是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奉化历史文物陈列馆)收藏的越窑绳索纹青瓷罐。这件瓷器有何特殊之处，又是如何改写了青瓷史呢?
在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王玮的记忆中，这件青瓷器打从来到所里开始就没在所里待多久，“一直在外面巡展，它不仅是我国汉代越窑瓷器的代表作品，也是越窑青瓷中的‘明星’”，她笑道。
越窑绳索纹青瓷罐敞口、宽沿、斜肩、鼓腹下腹内收。器物高17.6、口径11.1、底径11.6厘米。如果说到特殊之处，则在于它的纹饰。你会看到，它的肩至上腹部贴刻有绳索纹，上有凸起的绳索结钮，通体施青绿色釉，近底部露胎。
这些绳索纹除了装饰，也暗示了它的用途。王玮表示，这件瓷器应该仿制了生活中的打水桶，相比于不易保存的木质打水桶，瓷质的打水桶更适合作为随葬品，与它的主人一起长眠于地下。
1995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鉴定，这件青瓷罐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而且是一级中的甲等，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国宝”。它也成为了我国第一批一级文物中的一员。
一件瓷质打水桶何以为国宝和频频出展的“明星”?它的重要性在于，将我国烧制成熟青瓷的年代向前推进了200年。幸运的是，它也是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完整青瓷。
这段故事还要从几十年前它的惊艳面世说起。
1978年5月12日，奉化县白杜行政村南岙自然村村民在一座名为蟹山的小山坡平整土地时，山体塌陷，露出了一个黑洞，在一阵惊慌之后，生产队长冷静一想，这里有可能是一座墓。文物管理部门的专家闻讯后，马上赶赴现场调查，果不出所料，这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砖室墓。
这座墓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墓全长13.8米，全部用砖砌成。和很多抢救性发掘的墓葬一样，这座墓在早期也曾被盗，但仍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物，其中一块墓砖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刻在其背后的是一张买地券。在买地券上，他们读出了珍贵的纪年字样：“熹平四年六月”。由此可知这座墓是一座纪年墓，墓的年代为东汉熹平四年。
让专家们感到遗憾的是，因为墓顶塌陷，墓中的瓷器已基本被压碎了，但有一件瓷器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保留了几千年前的越窑之美，这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绳索纹青瓷罐，也正是因为它的完整出土，将当时我国烧制成熟青瓷的年代往前推进了二百年。
为什么能这么说呢?
王玮告诉记者，当时学术界一度将青瓷烧造的年代确定为东汉晚期，这件青瓷器的年代为熹平四年，也就是东汉中晚期，改写了青瓷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汉代越窑瓷器的代表，它也为越窑青瓷的断代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
也因为它在青瓷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凡提到青瓷，就少不了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