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瓷器鉴别技巧。
这两尊三彩女侍俑出土于陕西关中西部凤翔原上的一座唐代墓葬中。两尊造型基本相同，均高17.5厘米，都是高髻垂于额顶，面带微笑，细目小口，袒胸，上穿襦衫，下着长裙曳地，胸部襦衫束于裙内，双手合袖于腹前，体修长。脸与露胸施粉彩。两俑的区别在于，一件的发髻呈蝴蝶状，襦衫施蓝、绿、黄三色彩釉（图1）；而另一件的发髻挽一大结，襦衫施绿、红、黄三色彩釉（图2）。
古代把侍奉君王后妃和侍候达官贵人的女子称为侍女，如唐代诗人温庭筠《郭处士击瓯歌》中就有“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的描述。
中国古人历来有视死如事生的儒家文化观念习俗，人死了要与活着的人一样享受世间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人死后，不但要随葬象征生活需求的一些日用生活明器，而且还要随葬象征为其侍候服务的侍男侍女。这种丧葬习俗在汉以后的历代墓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到了唐代，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号称大唐盛世，厚葬之风也随之十分盛行。其中表现最为直观的就是考古发现的唐墓中随葬的各类俑。
墓葬是记录现实社会生活的写实和缩影，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艺术宝库。从考古发现来看，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侍女俑都很肥胖，在今人看来这并不美，然而，这却是唐代人审美观的真实记录。唐朝经济繁荣，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唐朝文化开放，兼容并包，心宽体胖；唐朝皇族身上的鲜卑血统，使他们天生喜爱健硕体魄的女性，因而唐代人的审美观念就是“以肥为美”。
仔细观察这两尊侍女俑，不难发现，她们的脸面虽然富态丰满，表现出了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但又身材修长苗条，与大多数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侍女俑形象有所不同，体现了一种多元美的艺术追求。实际上，唐朝人的美女标准中，也是比较注重苗条的身材。《次柳氏旧闻》《唐语林》等文献记载，唐明皇的儿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唐明皇就让高力士“选人间女子细长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可见，玄宗时代选美标准，也跟今天一样：身形苗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诗僧贯休在《白雪歌》诗中写道：”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也可以证明唐人并不是全以肥胖为美。唐诗中“细腰”“窈窕”等词语的使用都是用来形容美女的。仔细看一下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不难发现，画中的宫女、仕女，根本说不上肥胖，都是相当纤瘦的。《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大约是身份较为高贵、年龄稍大一些的缘故，身形略显丰满，但站立姿态无不娉婷袅娜，轻盈如春风拂柳。毫无疑问，她们的身材，完全可以用“苗条”一词来形容。
人们之所以认为唐朝女人以胖为美，主要是受杨贵妃的体态以及唐代宫廷绘画和仕女画中的女子形象的影响。实际上能歌善舞的杨贵妃恐怕并非因胖受宠。《杨太真外传》上说，有一次唐明皇在百花院便殿看《汉成帝内传》，杨贵妃看见后，问他看什么书。唐明皇笑着说：“不要问。知道了你会心里难受的。”杨贵妃抢过书，看到书上写着：“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这时唐明皇就开她玩笑，说：“你就比她禁得起风吹。”杨贵妃不服，十分自信地表示，自己的《霓裳羽衣舞》超过了赵飞燕。擅长舞蹈的杨贵妃，平常肯定少不了肢体运动，有点肌肉是很正常的。显然，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侍女俑，虽然面部肥胖，但身材却十分苗条，体现了一种唐代人们多元美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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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人俑（唐）
大食人俑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食人俑，唐，高28厘米。
俑头戴尖顶折沿帽，长脸，深目高鼻，满鬓胡须，其形象与《新唐书》卷二三八中记载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俑身穿右衽衣，腰中系带，足登长筒靴，肩背行囊，手执水壶，身体前倾，作行进状。
大食是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大食人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年）向唐遣使朝贡。之后，两国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大食商人往来于陆路与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的西安、广州、泉州等地定居。唐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食人俑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吉雅德·本·萨利赫相战。此次战役由于唐朝的败绩而使大食兵掠走了大量中国俘虏，其中包括不少织匠、金银匠、画匠等，包括造纸术在内的多种中国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对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作长途跋涉状的大食人俑是我们见证唐代丝绸之路上漫漫商队的一个缩影，形象而生动。
唐代女伎乐俑
过去的演艺人员叫艺伎，唐代的陶俑艺雕塑非常多，而且生动，我尤其喜欢故宫博物院里的女陶俑，有奏乐的陶俑、有翩翩起舞的，有坐着演奏音乐的俑雕塑，姿态万千，堪称艺术品。俑其实是中国古代用来代活人殉葬的偶人。始见于春秋时期，战国以后，殉俑之风日趋兴盛，清初以后消失。俑之质地以陶、木、石为主。形象有奴仆、乐舞态、持仪仗者等。俑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外国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舞蹈大量涌入内地，促进了这一时期音乐、舞蹈的发展。唐乐舞不仅广泛吸收汉魏六朝以来传统乐舞之精华，更重要的是融入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异域乐舞之神韵，别创新声。其独迈千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音乐、舞蹈的里程碑。唐朝还是中国戏剧（此时称戏弄）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从这一时期出土的戏弄俑中可窥中国早期戏剧之一斑。
1.坐式女伎乐俑雕塑像
黄釉持箜篌女伎乐俑
高15.5cm
黄釉持箜篌女伎乐俑，头发绾起，跽坐，著襦衫长裙，手持箜篌。箜篌也称“空侯”、“坎侯”，为古代的一种弦拨乐器，分卧、竖两种，此为竖箜篌，体曲而长，有22或23弦，演奏时竖抱于怀，两手齐奏。竖箜篌于东汉时期由西域传入内地，在魏晋隋唐时期臻至鼎盛。此持箜篌女伎乐俑便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具体反映。
黄釉吹笛女伎乐俑
高15.1cm
螺髻，著襦衫长裙，跽坐，手中持笛，应属坐部伎。唐朝的乐器演奏者，分坐部伎与立部伎两种，坐部伎的演奏技巧高于立部伎，多在堂上演奏，而立部伎则须退至堂下。
持琵琶女伎乐俑
高15.2cm
此女伎乐俑与前面介绍的黄釉吹笛女伎乐俑及黄釉持箜篌女伎乐俑同为一组，皆属于坐部伎雕塑俑，为隋末唐初伎乐女俑的典型样式。
陶持钹女伎乐俑
高20.4cm
女俑梳双螺髻，内穿襦衫，外饰披帛，跽坐，双手持钹，作打击表演状。钹在唐朝并非常用的乐器，多出现于雅乐之中。此女俑神情专注，似已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之中了。
陶持腰鼓女伎乐俑
高20.5cm
陶俑头梳双螺髻，内穿襦衫，外罩短肩衣，下著长裙，跽坐，双手持腰鼓击打。
2.站立式女伎乐俑雕塑像
陶持琵琶女伎乐俑
高34cm
陶俑梳双螺髻，内穿襦衫，外披帔帛，下穿拖地长裙，手持曲项琵琶演奏。
陶持笙女伎乐俑
高35cm
陶俑梳双螺髻，内穿襦衫，外披帔帛，下穿拖地长裙，双手持笙演奏。
陶持排箫女伎乐俑
高34cm
女俑头梳螺髻，两鬓抱面，上穿窄袖短襦，下著长裙，双手持排箫，眉清目秀，闲和典雅，作演奏状。
黄釉持钹女伎乐俑
高21.5cm
螺髻，立姿，双手持钹，应属立部伎乐队。穿襦衫长裙，外饰披帛，自肩部下垂。女伎乐俑面颊与身躯较清瘦，穿着窄袖襦衫与及腰竖条纹长裙，此皆为隋末至初唐妇女形象与服饰的典型特征，伎乐人尤其如此，雕塑的栩栩如生。
虽然这些陶俑是陪葬品出土，但是古代雕塑的工艺，古代艺术品的美，更值得我们欣赏，让我们更多是对古人艺术品的赞美和佩服。
包拯家族墓出土的几件瓷器
1973年春，合肥二钢厂扩建，需征用合肥东郊大兴集包公墓等处土地，当时正处“文革”时期，虽然早就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包公墓，也不得不为钢厂扩建让道。幸好省博物馆得知消息后，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对包公墓进行发掘，才减少了文物被破坏的损失。这次发掘共清理了包括包拯墓在内的包氏家族墓葬十二座，出土陶瓷器、铜镜、铜钱、银压胜钱、墓志等各类文物五十余件，作为官居二品的北宋重臣，包拯及其家族的墓葬中竟然没有出土一件贵重的金器、玉器，这足以说明包拯的清廉刚正，以及对家族后人的教导有方。
如果一定要从包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中选出几件精品的话，景德镇窑影青釉镂空瓷香熏(图3)算得上一件文房珍品。此香熏通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香熏由炉身和炉盖两部分组成，盖与身设计为子母口，便于套合。炉身呈圆筒形，平底，下承三只花瓣形足。炉盖为半球形，顶部镂空饰菊花纹，其下刻双层重叠的二十四峰，峰间镂十六个小圆孔，盖下口沿处再刻划弦纹两道。整个香熏造型浑圆饱满，通体施影青釉，釉色纯正莹润，瓷质细腻坚实，故可断定为景德镇窑烧造的产品。另外，炉盖上的纹饰采用了镂雕技法和刻花工艺，当属景德镇窑影青釉瓷器中的精品。
香熏又称香炉，在宋代十分流行，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陈设品，有“焚香、烹茶、插花、挂画”文人雅士四艺之说，其中“焚香”正是指在香熏中焚烧香料，形成熏烟，以避邪驱虫，同时也代表着宋代文人的一种雅趣，此风气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这件景德镇窑影青釉镂空瓷香熏，出土于包氏家族墓群四号墓，也就是包绶夫妇合葬墓。据包绶墓志记载：包绶是包拯的次子，包拯去世时，他才五岁，由长嫂崔氏扶养成人，二十五岁时受“荫补”，历任濠州团练判官、少府监丞、国子监丞、汝州通判等职，“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最终，他在赴任潭州通判的途中病故。包绶病故后，人们打开他的行李，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1973年的发掘证实了这一点，文物工作者只从包绶棺木内发现了几件瓷器、砚台、残墨、残铜镜和一些铜钱等少量物品。而这件香熏以及同出的砚台和墨都是古代文人必备的文房用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包绶一生与书为伴的事实。另需要注意的是，这件影青釉香熏的炉身口沿处残缺一部分，器物表面磨损严重，还有几道裂纹，从这些使用痕迹看，这件香熏定是包绶生前使用了多年的物品，反映出墓主人生活朴素，承载了合肥包氏“清廉节俭”的家族文化。
除此香熏之外，另有两件黑釉盏值得一提。其中一件黑釉盏(图2)：高5.9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3.7厘米。盏为敞口，深腹，矮圈足，胎体较为坚致。盏内外壁均施黑釉，釉层较厚，釉面浓黑而光亮。盏外壁施釉大半，下腹无釉处书有一个“包”字，下腹及器底无釉处可见施有白色化妆土的胎体，化妆土脱落处现黄褐色胎。盏口沿釉层较薄，显一圈紫红色。此盏出土于包拯家族墓群中的包永年墓，根据同出的墓志记载：包永年，字延之，是北宋名臣包拯之孙，宋宣教郎，知鄂州崇阳县事，卒于北宋宣和二年。另一件为黑釉兔毫盏(图1)，高4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4.1厘米。盏呈大敞口，浅腹，矮圈足。器内外均施黑釉，釉面有窑变现象，形成兔毫状纹理。出土时，此盏有镶嵌的银边残片，银边宽1.3厘米。此盏出土于合肥包拯家族墓群中的二号墓，虽然未发现墓志，但此墓与上述包永年墓共一个封土堆，很可能是包永年夫人墓，时代应该非常接近，因此这两件黑釉盏都是时代明确的北宋晚期的标准器。
1994年，包拯家族墓出土的这3件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瓷器，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与地方先贤包拯有关的难得的实物。
三彩载乐骆驼俑（唐）
三彩载乐骆驼俑（唐）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线条流畅，头向上扬，右臂动作优美，神态优雅、自信，骆驼在走，她却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鉴赏参考：灰陶骆驼俑（唐）
唐代岳州窑的胡俑赏析
胡俑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陪葬俑，汉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偶有发现，如：湖南衡南县的东汉墓葬中出土过一件青铜胡人牵马俑(图1)；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胡俑出自隋唐墓葬，尤其是盛唐墓；宋及以后几乎不再陪葬胡俑。胡俑陪葬品从少有到大量再到几乎不见出土，与沙漠丝绸之路的兴起、繁荣到衰退密切相关。西汉政权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总理西域事务，开辟丝绸之路。东汉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和与中亚欧洲的往来，遣使往大秦(古罗马)，大秦亦派使臣来洛阳，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而成为横跨亚欧大陆的贸易交通、文化交流的主动脉。隋唐年代是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期，胡商云集丝路要塞、京师长安，东京洛阳等地，烧制胡俑陪葬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唐中叶北方战乱，丝路受阻，规模远不如前。而此时的航海技术已大大提高，国际贸易需求旺盛，促使海上陶瓷之路取代了陆路丝路的地位，成为沟通中国与中亚、非洲、欧洲的命脉。这导致胡商和驼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对社会的影响力下降，胡俑随之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便不再出现于墓葬中了。
国内外专家对胡俑的关注和研究，世人对胡俑的知晓，皆源自唐三彩。唐代的洛阳城和长安城不仅是丝路的起点，更是国际性的大都市，这两城的唐墓中出土了大量唐三彩。1905年清政府修建陇海铁路，修到洛阳北邙地区(王公贵族墓葬区)时，无以计数的唐三彩陪葬品问世，鲜艳夺目，绚丽多姿，展示着大唐盛世风采和神韵。唐三彩制品中有一类风格迥异的人俑，他们深目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头戴尖顶帽或四檐毡帽，身着紧身窄袖衣，他们就是来自西域的胡人俑。这些胡俑色彩斑斓，姿态各异，有的健壮丰盈，有的生动活泼，有的昂扬自若，有的低头蹙眉，有的牵马，有的架鹰，有的载乐，有的牵驼(图2)。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地区的丧葬文化可以折射出该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活。从这些胡俑陪葬品中不难体会到唐洛阳城和长安城的繁华、富庶和魅力。这两座大都会吸引着无数蕃客，其中胡商最多，他们牵着驼队带着来自遥远西方的宝货进城，又驮着中华所产的上等丝绸和货物运往西方。
相对于唐三彩胡俑的盛名，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影响力小，受关注程度不高，故谈一谈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岳州窑是我国著名的青瓷窑口，窑址位于湖南省湘阴县境内，早在汉代就开始烧窑，到唐代，湘阴属岳州，故称岳州窑。岳州窑除大量烧造日用瓷外，还生产用于陪葬的各类雕塑，动物类有鸭、鹅、羊、马、狗、骆驼、生肖俑(图3)等；人物类有各类侍从和侍女，武士俑，兵俑，双人俑，文吏俑(图4)，伎乐俑，胡俑等；模型类有建筑、舂碓、牛车、几、灶(图5)、井等；娱乐工具类有各式棋盘等；镇墓兽类有头首兽身(图6)，狮面兽身，人首鸟身，双头龙等。
岳州窑之所以生产种类如此丰富的陪葬俑，完全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当时，湖南的上流社会受到北方丧葬文化的影响，效仿北方王公贵族、商贾巨富的丧葬习俗也流行陪葬大量的陶瓷俑类。此葬俗在北方的北齐北周时期便已盛行，隋唐统一中国后，这种丧葬文化开始扩张。到南方来做官的北方人是将此葬俗传至湖南的重要力量。岳州窑烧造出各种陪葬俑满足了上层社会的需求，使中原葬俗向南方扩展得以最终实现。在品种上，岳州窑烧造的陪葬俑种类丰富，只比唐三彩略少；在体量上，比唐三彩小很多；在表现手法上，岳州窑主要依靠刀刻，而不像唐三彩以釉彩取胜。就胡俑而言，岳州窑生产的胡俑个头不大，也没有唐三彩胡俑的强健，通常从十几厘米到二十几厘米不等，仅胡人武士俑稍大，达五十厘米。岳州窑工匠对胡俑的塑造依靠自己对胡人的观察，而非模仿唐三彩胡俑。湖南出土了不少岳州窑生产的胡人俑，反映出当时来湘胡人应当不少，突显出湖南在隋唐时期我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兹介绍几件湖南省博物馆[微博]藏岳州窑烧造的胡俑。
1.胡人牵骆驼俑(图7)
胡人俑，陶质，高18厘米。深目高鼻，满脸络腮胡须，头系幞巾，身着紧身翻领窄袖衣，右肩袒露，腰间系革带，带上挂腰刀等物什，脚穿长筒靴。胡人饱受风沙，满脸沧桑，道道皱纹，清晰可见。他右手挽起，身体前倾，似在拽着骆驼前行。而载着货物的骆驼却作回首状，好像在逗乐主人，一副温顺可爱、又调皮捣蛋的模样。骆驼俑也为陶质，高18.5厘米，长17厘米。骆驼和胡人常常成组出现，杜甫《寓目》：“胡儿掣骆驼”，骆驼与胡人的组合反映出我国与西亚各国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2.持杖胡人俑(图8)
1972年出土于湘阴县城南公社隋大业六年墓葬中，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有准确纪年的隋代胡俑。该俑为陶质，高27厘米，浓眉大眼，高鼻，络腮胡须，绾发小冠，上身着宽袖开襟衣服，胸前系带，下穿百褶裤，裤筒硕大，系有绳带，双手持杖立于身前，脚穿草鞋。
3.牵马胡人俑(图9)
1958年出土于长沙赤岗冲唐墓。牵马胡俑，陶质，高14.9厘米，大眼，高鼻梁，大鼻头，卷曲的头发，双耳戴环，身穿圆领紧身衣，双袖挽起，腰间系带，足蹬尖头靴。该俑右手举起，作拉绳状，左手前伸，为牵绳状。这座唐墓中亦出土了一匹陶马，故此俑应是牵马胡俑。
4.架鹰胡人俑(图10)
1976年出土于长沙咸家湖唐墓。这件架鹰胡人俑为瓷质，高26.3厘米。此俑鼻梁高，眼窝深，满脸络腮胡须，头戴幞巾，身着圆领窄袖套袍，腰上系带，脚穿尖头长筒靴。他右手握拳，拇指指向右边，左手平放于胸前，手背上立一鹰，鹰头对着右手拇指所指方向。
5.胡人武士俑(图11)
1956年出土于长沙黄土岭的一座唐墓中。胡人武士俑为陶质，高52厘米。俑挺胸直立，颀长的身材，大眼睛，大鼻子，浓密的络腮胡，似一把扇绕着脸。头戴圆盔，两侧有护耳，上身着铠甲，下穿窄腿裤，足蹬尖头鞋，双手握空心拳平端于腰间，似握有兵器。
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在质地上可分为陶质和瓷质。陶质胡俑的数量比瓷质的多些，胎色有灰白、灰色和灰黄三种。瓷质胡俑胎色灰白，釉色有青绿和青黄两种，釉质莹润，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不甚好，釉层易剥落。制作工艺为先捏塑成形，待胎体半干时，再用刀刻细部，如胡人俑的头发、五官、皱纹、胡须、头巾、衣纹等，以及骆驼俑的眼睛、鼻子、嘴巴、毛发等。工匠刻划得细致入微，如胡人的年迈与沧桑，骆驼的稚嫩与顽皮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一刀一刻之中(图7)。岳州窑的胡俑充分展示出陶工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瞬间神态的捕捉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从岳州窑烧造胡人俑的外貌和装束来看，均是来自西域的胡人。当时来自西域的胡人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人)。粟特人是居住在中亚拉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图12)的半农半商民族，建有康国、安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等城邦国家。该民族善于经商，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男子年二十，便远赴他国，四处经营。他们正是以通商的方式叩开了往返于中华的大门。粟特人是个有意思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独特习俗。在宗教方面，他们信仰火祆教。在婚姻上，可以“纳母及姊妹为妻”。在丧葬制度上，火祆教经典《阿维斯陀经》规定，人死后，其尸体让狗噬鸟啄；《西蕃记》记载：康国在城外，“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波斯人是生活在伊朗地区的古老民族，建立了萨珊王朝(226年~650年)。自古以来，波斯与我国友好往来，《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中有各种珠宝、驯象等。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后，大部分波斯人伊斯兰化，少量的波斯人来到唐土，如末代萨珊王朝国王的儿子俾路斯东逃至唐朝，在唐高宗时任右武卫将军。阿拉伯帝国灭掉波斯人和粟特人建立的政权后，完全控制了中亚地区，成为与唐王朝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西域胡人。
唐王朝采取宽松的对外政策，鼓励互通往来，唐人还十分崇尚胡服、胡乐、胡舞。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祸首安禄山就是一个胡人，唐玄宗尊重其胡人习俗，对他宠爱有加。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不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向其解释道：“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
唐人对外来民族采取如此宽松的政策和宽容的态度，加上大唐的繁荣富庶，吸引着大量胡人纷纷来到唐土淘金。有些胡人来了便不再返藩，贞观年间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地区)大首领任蒲昌海(今罗布泊)石城镇镇使时，他的国人跟随他来到石城镇，在镇外筑起了胡人聚居的新城、蒲桃城和萨毗城。有些粟特人被阿拉伯人破国后，向唐称臣，《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米国”条云：“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
在华的胡人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高低之分。他们有的以行军作战屡建奇功而进入上流社会；有的通过科学考试步入文官集团；有的则往返于中华与中亚之间成为商旅；有的在华开店设馆成为胡商；有的充当唐朝的雇佣兵；有的则在华打工，或为田间劳作的农民，或为放牧架鹰的牧人。岳州窑塑造的胡人不见身份高贵的文官武将，多为地位低下的打工仔、雇佣兵或是商队里的胡客。(修改稿)(责编：雨岚)
西安乾陵陪葬墓出土唐三彩数量达4000多件，有狰狞的镇墓兽、文武百官、各类男女侍从、胡俑、骆驼、骏马等。
唐代粉彩镇墓兽陶瓷收藏与鉴赏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随葬器物。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对死后世界就存在着畏惧心理和神秘的想象。通过幻想出的镇墓兽把守墓葬，以达到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的目的。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步消失。这种文化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从而把两种古老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埃及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王国时期，出现了狮身人面的形象。这或许可以从我国古代奇书《山海经》中找到答案。这部书中记述了众多山海之神，这些神大多是经过重新组合的兽，有的就是兽形与人形组合而成的半人半兽形。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与我国诸如此类镇墓兽和古埃及狮身人面形象出现的时间相吻合。可以说，古代先民对神兽的崇拜是不同地域文化产生相近神灵形象的基础条件。古人相信这种想象中的神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这件粉彩镇墓兽是从陕西陇县东南乡党家村一座唐墓中出土。泥质红陶，兽面兽身，头后面有一宽扁角，前有四个弯曲的圆角，头上有两大耳，面部近方形，深目、大眼、大嘴，面露牙齿，胸两侧出四肢，前左肢弯曲上举，三爪，前右肢弯曲，被一条蛇缠绕，爪抓蛇身，蛇头张嘴对准兽口，左后肢屈膝，右后肢伸直，一足三爪，身直蹲于不规则的器座上，胸正前面用黑、白、绿涂二层花瓣，一层叶的花卉，身背面涂红彩，头、角、面、臂、身、腿及背部等均用黑色线条绘制，通高41厘米，座高5.5厘米，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早期墓葬中的镇墓兽多随葬一件。北方地区在北魏后期出现了一座墓葬中随葬两件镇墓兽的情况，一件为人面兽身，一件为狮形，分别蹲在墓门两侧。同时期，关中地区也出现了面目凶恶、伏卧于地、外形似猪的镇墓兽。隋代墓葬不多，出土的镇墓兽承袭了人面和兽面形制的传统，有所发展演变。到了唐代，镇墓兽的形制急剧发展。唐朝初年尚与隋代的差别不大，人面表情和善，兽面造型似狮子，只是除了陶质彩绘的以外，有些表面施以黄釉。高宗武则天时期，镇墓兽的双肩开始塑出簇毛或双翼，顶角增高，装饰增多，人面逐渐趋于兽面化。武则天时期以后，出现神态生动的三彩镇墓兽。玄宗天宝年间，镇墓兽呈现张牙舞爪、手中握蛇、脚踩怪兽、弓步站立的姿态，人面与兽面已经难以分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镇墓兽制作趋于粗糙，气势大不如前。宋元时期，镇墓神煞陶俑种类多样，流行地域广泛，但是这种神奇的人面镇墓兽却从此销声匿迹，不见踪影了。
这件彩绘镇墓兽在墓葬中埋藏了一千多年，不仅彩绘依然鲜艳，而且其造型如上肢被蛇缠绕及兽面神情时代特征突出，是研究唐代墓葬习俗的宝贵资料。
通过瓷片看唐代长沙窑
2000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广州文明路和文德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建筑工地上，觅得五块古陶瓷残片，为唐代长沙窑产品。本着“奇物共鉴赏、情趣相与析”的愿望，现描述如下，与广大陶瓷爱好者共赏之。
一、两块执壶残片。
a.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残留原饰的两块酱褐色斑，其中一斑上有一五棱形短流，单眼出水孔。釉色青灰泛黄，玻璃质，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稍粗疏，呈灰中泛黄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内壁颈以下无釉。
b.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有一八棱状短流，单眼出水孔，腹上近肩部位残留两人物贴塑纹饰，其一为高鼻长髯的胡人，双手举箫，在行进中吹奏，头戴一顶瓜皮形有风披的帽子，身穿饰有飘带的长袍，足蹬饰有编织花纹的长靴。另一为在行进中弹四弦琴的女子，身穿莲瓣形短裙，面庞丰满，头发浓密，单看头部与唐三彩女俑颇为相似。此残片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青灰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而从断截面观察，用以贴塑人物花纹的胎土则极其精细，因此才有人物的神态、服饰都十分清晰的效果。
二、三块碗残片。
a.此碗为深弧形，腹壁，口沿微外撇，腹外壁残存二阴刻竖线（据其分布距离，推知应有四条，将碗分成四等分。）口沿有葵口，釉为米黄色，与米壳近似，施釉到足底端，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釉间薄施一层白色化妆土，胎土较粗疏，呈灰黄色。圈足削成外撇，如喇叭状，足底心施釉，色与碗壁一致。
b.此碗为斜直微弧形腹壁，敞口，口沿上饰有酱褐色斑块（据其分布状况，推知应为相互对称的四块。）。碗内壁饰釉下有飘带状褐色与绿色交织动感极强的花纹。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色灰中泛黄，圈足浅宽，外墙坚直，内墙向外斜削，足根平切后复将外沿棱角削去，足心不平，无釉。
c.此碗腹壁斜直呈45°角向上，直口，碗心阔而平坦，内外壁施满釉，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灰黄粗疏，碗内壁及外壁上部的胎釉间薄施一层白化妆土，光素无纹饰，玉壁形底足，足心凹处施釉。
通过对上述五块瓷片共有特征的观察分析可知，鉴别唐代长沙窑至少要注意如下几个要点：
１、胎土烧成后多呈青灰或灰黄色，较粗疏，均施有白色化妆土。
２、烧成的釉色受胎土、窑内温度气氛及化妆土影响而略有差别。基本上分两种，灰青或米黄色，均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
３、圈足有玉壁底，浅宽圈足，高而外撇喇叭形圈足等。
４、纹饰有在肩部、口沿等显著部位加酱褐色斑块，人物贴塑，釉下褐彩，绿彩绘画等。
５、执壶多为椭圆形，瓜棱形腹，其短流较粗，一般为多棱状，单孔，置于壶的肩顶靠近颈部。
总之，唐代长沙窑制瓷技艺，折射着大唐朝的灿烂与辉煌，对后世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影响。仅仅眼前这几块残破的瓷片，就足以让我们从中想象产生她们的一定是一个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国内国外多民族友好交往交融的时代，是一个善于借鉴吸收并创新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激情的浪漫时代。
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出土青釉瓷器
2010年初，南水北调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中，在河北省赞皇县西高村南的岗坡地，发现了一处由9座古墓组成的古墓群。该墓群规模大、排列有序，根据出土的墓志和文物，专家推断该墓群为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是目前已发现少有的北朝大型家族墓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赵郡李氏家族墓出土的随葬品，组合清晰、纪年明确，被称为“北朝墓葬研究的标尺”。目前已清理出的150余件随葬品，有陶俑、陶器、青瓷器、铜器以及墓志等。其中，这一组青釉瓷器颇为引人瞩目。
东汉末年，随着制瓷技术的进步，瓷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器在日常用器中的地位。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南北朝算得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陶瓷工匠们通过不断改变釉子的配方，使得早期并未完全成熟的“青瓷”得以定型。相比较而言，河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较南方稍晚。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之后，大大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吸引了大批南迁居民回归。这些回归居民带回了南方越窑先进的青瓷烧造技术，这才迎来了北方青瓷烧造的辉煌时代。
北方青瓷从选料到制作，工艺流程比较讲究。瓷窑大多选在瓷土优良、燃料充足、水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的浅山丘陵地带。制作过程，首先要选择优质的块状瓷石，再经粉碎、过滤、陈腐等工序，然后方可作坯。作坯的成型方法，主要是用快轮拉坯，底足部位采用旋削工艺，因技法十分纯熟，故器物造型普遍规整，足端削棱，形成倒角，制作干净利落。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出土的这组青釉瓷器，有碗、盘、壶、烛台、长颈瓶、多足砚等，釉色青中带黄，被认为是典型的北方青瓷，现择选其中三件介绍如下：
青釉盘（图1）：器型较小，盘腹较深，盘内底饰花叶暗纹。胎体厚重、粗犷、质朴，盘子的口沿部位刻划一道明显的弦纹。圆盘内壁满釉，釉层有强烈的玻璃质感，釉面开片较为明显，可见这一时期的胎釉结合不甚紧密。
青釉鐎斗（图2）：鐎斗，是一种底有三足、旁有持柄的器皿，流行于两汉魏晋，至唐宋逐渐消失。关于其起源和用途，一直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有人认为它是煮茶的用具，也有人认为是敲击警众的器皿，《木兰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金柝”，就是“鐎斗”——对照上述种种用途，赵郡李氏家族墓出土的这件鐎斗，显然应当归于专门用以随葬“冥器”之列。此件青釉鐎斗，器身为圆口深腹，形如小盆，一侧设有长柄，蹄足外撇，内外施青釉，素面无纹。
青釉灯（图3）：北朝青釉瓷器大多数光素无纹，有的有简单的弦纹，赵郡李氏家族墓出土的这件青釉灯，就是如此。整器由灯台、灯柱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灯台呈碗形，中心立有一圆形管状灯柱。灯柱中空，外表装饰有一圈圈凸棱的弦纹。底盘为敞口、平底。灯外施青釉，釉面开片。造型新颖美观，小巧玲珑。
出土于赵郡李氏家族墓的这组青釉瓷器，不但数量多且保存完好，清晰地见证了北朝时期制瓷业的发展水平。这些瓷器，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开片”问题，这是由釉层膨胀系数和瓷胎膨胀系数不同而造成的，说明当时的窑工们还没有找到技术平衡点。除此之外，这组青釉瓷器，对于研究当时的风俗民情、日常生活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