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釉瓷器鉴别。
宋代黑釉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最常见的品种。宋代民间大量生产黑釉生活用瓷。宋代时黑釉瓷器的生产数量大大增加，据资料统计，三分之一以上的窑场都生产黑釉瓷，尤其是黑釉碗盘的产量很大。其中，对黑釉瓷器烧制品种最齐全的当属福建建窑。
建窑黑釉瓷始烧于五代末北宋初，南宋达到了鼎盛时期，创烧出丰富多彩、变化万千又富有装饰效果的黑釉瓷产品，品种包括兔毫釉、油滴釉(鹧鸪斑)、曜变釉、结晶冰花纹釉、芝麻花釉、龟裂纹釉、酱褐釉等由窑变产生的自然结晶釉产品，以及黑釉点白斑、黑釉铁锈花、黑釉描金彩等人工绘饰艺术的作品。宋代黑釉古籍中常称为“乌泥建”、“黑建”、或“紫建”，在日本称为“天目瓷”。
黑釉瓷器的蓬勃发展是有着历史、社会、地域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原料丰富，这种含铁量很高的粘土，属于低档原料，在地面上很容易找到，陶瓷工匠们就地取材用于制造黑釉瓷。有充足制瓷原料是制瓷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或保证，在北方的许多煤田中有多层可供烧造瓷器的高岭石粘土矿存在，但原料质量不很好，加之淘洗不够纯，很难做出轻薄细腻的白瓷和青瓷。虽然北方的邢窑、汝窑、定窑、耀州窑有很好的胎土，其精细程度并不比南宋官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差，可是毕竟生产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北方广大地区的需求。
黑釉瓷获得快速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时社会盛行饮茶、斗茶。宋代早期饮茶方式由煎饮变为点饮，烹点技术极为讲究，出现了“斗茶”。“斗茶”不仅是饮出茶的品质，也是一种高雅的活动。北宋的统一大体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茶叶生产和贸易日趋频繁，在两宋经济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乡村小道、集镇街头随处可见村女卖茶的景象。除府治外，不少农村乡镇被设为茶叶集散地。
崇宁元年，朝廷还在浙江上虞、余姚等地设置了官办茶场。这种状况刺激了与茶相关的产业和文化的发展。金、银、铜、铁、铅、锡开采的大大增加，遍布全国各地的官窑和民窑趋于成熟的烧瓷技艺，又使得高质量茶具的出现具备了物质条件。宋朝统治者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开始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人地位高，市民文化兴起，城市格局“市”、“坊”不分，从都城到各大城市，都广泛分布着文化娱乐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茶肆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北宋后期，受到北方辽、夏的威胁，开始将经济文化的中心偏向于东南沿海福建一带。瓷器是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因此，对外贸易的需要是推动宋代制瓷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当时建窑黑釉盏受到许多海外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青睐。思想意识方面，宋朝推崇理学、儒学，文人雅士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风格。茶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时人崇尚以茶养生。而黑釉茶盏安静的色泽中折射出的深邃意境则既能给人们带来生理上的享受，又能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心理上的享受。
此时，建窑、吉州窑创造性地生产出了兔毫釉、曜变釉、剪纸漏花、玳帽釉、虎皮釉，继而北方地区也仿制生产出惟妙惟肖的兔毫釉、术猖釉，还创造出了铁锈花、黑釉红绿彩和凸线纹等新品种，这一系列成就使黑釉成为铁系色釉中装饰手段最丰富的高温釉。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低廉。生产黑釉茶盏的主要是以建窑、吉州窑为代表的地方性民窑，产品品种主要是民间生活用具，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从事的是商品生产，自负盈亏，因此必须紧跟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为满足风靡全国的斗茶需求，迎合商人和市民的审美趣味，这些民窑的陶工利用现有的材料，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兔毫，或油滴，或剪纸贴花，或木叶纹，巧妙安排，精心烧制，通过斑纹变化、图案点缀产生抽象的美感，整体和谐统一，使得原本沉闷单调的黑色变幻出多种装饰效果，焕发出神采，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富于高度的艺术美感。一般来说，青釉和白釉瓷器需要对胎土进行较细致的加工，生产成本自然较高。而黑釉瓷器对胎土质量要求不高，生产成本低。作为普通百姓，在物质较为匮乏的古代，生活需要精打细算，购买生活用品也通常选择实用和价格便宜的，其次才是美观。在瓷器的销售市场上，黑釉瓷器无疑在价格上占有绝对优势。上述三条应是黑釉瓷器在宋代以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黑釉瓷器是颇受大众欢迎的产品。不仅满足了民间普通百姓物美价廉的要求，其高档艺术瓷也受到中上层社会的青睐。民间瓷窑生产的最大特点是带有很强的商品性质，市场决定生产。人们喜欢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卖的快，就做什么，根据民众的喜爱和要求及时对产品进行调整。在古代的陶瓷制造业中，从事于艺术设计的大多是普通的民间工匠，他们虽然缺少系统的文化素养，但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他们没有写下著作和艺术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美好的作品。这些聪明好学的民间工匠，以其特有的兼容并蓄性，创造出许多黑釉精品瓷。宋代以来有大量的中上层消费者，是黑釉精品瓷的使用者。一个具有较强购买力又喜欢欣赏的消费群体，必定促进了黑釉高档瓷的生产和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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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已见端倪 浅谈青花瓷器的历史发展脉络
我国青花瓷器形成的历史脉络，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起源于唐代似乎已经无人否认，一直到元代青花的成熟和大量出现，历经了唐宋两个朝代的萌芽发展期。从目前的记载，关于宋青花的存在在解放前就有专家学者不断的发表论述，同时也伴随着质疑声，且不说宋青花一直被争论是否存在，在上个世纪初，连元青花都当成明代的，直到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一件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后经美国人波普博士的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可见旧社会的考古专家们是多么的愧对祖宗。
目前又出现了这种的情况，在黑石号发现之前，没人会想到唐朝就有青花吧，因为有个别专家连宋青花都认为没有，而且引经据典去否认，这是多么的愚蠢，送给这些专家一句话，你没见过不能说没有，打个比方，沉香自清朝末年从主流社会消失了，一直到现在才又被人所知，你能说这一百年中国没有沉香了吗？你可知道在海南，广东，当地山民们一直拿沉香当成药品在使用从没有间断过？！你能说这100年中国没人用沉香吗？？有些专家好像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其实只能落个骂名和嘲笑，在你承认唐代就有青花的时候，还去否认有宋青花，只能说榆木脑袋，书呆子，因为你把自己的学问看的太博大了，井底之蛙怎么能看到整个天空，你一个人的学问，怎么能了解历史上几百年都发生了什么，哪个窑口烧了什么瓷，考古一定要用一种谦虚的心态去研究学问，如果1998年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没有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看来元青花就是青花历史的起点，但是唐青花已经得到大家公认的是存在的事实，却还在否认宋有青花的人，不知道是何种心理在作祟。
我们的专家们确实都好面子，喜欢照顾同行的面子，如果某个知名的专家说了个观点，其他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愿意明说，为了照顾此人的面子，可以篡改历史，这是多么可悲的照顾面子啊，可见解放后我国提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照顾同行面子而不追求真理，遇见在一个问题上犯榆木脑袋的知名专家，历史可能就被改写了。
言归正传，为什么国内唐代遗址或者墓葬中很少有唐代青花瓷呢？根据现在考古发现的地址，其一是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其二是在扬州遗址，扬州在唐代是四大港口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可以确认青花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这也可以断定，在唐代丝绸之路商贸的往来中，青花瓷主要是外销，属于青花的萌芽期，因为当时的唐朝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的是淡雅为主的白瓷和青瓷，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代仍然延续，宋代时期有著名的五大名窑，仍以淡雅的色调为主，国内考古发现也据说仅有浙江两处宋代遗址有所发现，可见青花的艳丽并不受到唐宋时期朝廷和权贵们的重视，生产是小规模的，唐宋时期这种审美观点影响到亚洲例如日本，朝鲜等国，但是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时期有151年之久，被辽金占领的西北方地区不管自用和出口，肯定会有青花瓷的大量生产，只是目前没有发现当时大量生产青花的窑口，一直到南宋灭亡，元朝执政，青花瓷被大力提倡，也就有了青花瓷的飞跃发展，制作工艺被大大提升，可悲的是，连元代青花的确认研究，还是外国人完成的，据说这个外国人在研究元青花之后，还想研究宋代青花，可惜年事已高，还没开始研究就已作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的专家学者没有去研究，都是等到外国人研究出来了成果，才围上去叫好认可，我们自己为什么喜欢质疑自己的文化？喜欢否定自己的东西，可知道被否定之后就是遗弃，糟蹋，我们研究自己的东西还要去日本和美国英国的博物馆，究其深层原因，就是历史上一些喜欢否定的知名专家造成的。
目前虽然唐宋时期的青花瓷样本比较缺乏，但唐代一直到宋代或者说南宋青花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在发现的唐宋青花是较为普通的青花瓷，很少有制作精良的，但我们相信，制作精良的唐宋青花瓷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唐宋时期的少数民族藩王们，阿拉伯的贵族们，他们要求一定很高，会要求唐宋时期的窑厂制造出来精美的青花瓷供他们使用，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期待国内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们会有所新发现。
我国瓷器的发展历史简述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渡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釉中彩和釉上彩三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温度1100-1340℃）；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再烧1100--1340℃为釉中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600-800℃）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着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红釉瓷器的发展历程
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清雍正窑变仿钧螭耳盘口瓶
（一）雍正时期字串7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德-化-陶-瓷-总-站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http://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字串7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
浅谈宋代哥窑之迷
哥窑瓷器的胎色有深灰、浅灰、黑灰和土黄等多种色泽，釉色更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的不同，而以油灰为主。其主要特点是釉面布满龟裂的纹片，通常称之为“开片”。这种由细小裂纹所形成的片纹，大小有别、裂纹颜色的深浅也不一。由于器形的不同和釉料收缩区域的不一样，在器物上造成了外观效果的差异，即由于纹片的交错呈现各种不同的形状：形成所谓细眼者俗称“鱼子纹”；纹片细碎者也叫“百圾碎”；较粗疏的黑色龟裂和细密的黄色裂纹交错着，呈现深浅颜色层次的碎纹，叫做“金丝铁线”。总之，它们舆底色形成色泽上的对比，深浅相近、条块分明，非常自然贴切。一件器物的周身布满这种碎裂的纹片，它好像隆冬江河中的冰裂变化万千，在艺术上别具一种古朴、自然的天趣，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宋代青瓷中的哥窑就以其自然的开裂现象而博得人们的喜爱。
哥窑瓷器釉面所产生的纹片，本属于烧造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它是由于胎体和釉面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一件瓷器如果膨眼系数一致、釉面没有裂缝、胎与釉的结合紧密，那么出色作品的坯釉就具有浑然一体的效果。但当胎的膨胀系数比釉的膨胀系数小到一定程度时，釉就会在烧成后的冷却过程中形成裂纹。哥窑青瓷器物上的开片就是这一原因所造成的。可是这一烧成中的弊病—釉面所产生的大小、疏密的块面分割，即使哥窑青瓷形成一种自然的裂纹美，这就犹如画家变败笔为神奇一样，给哥窑青瓷器物增添了生机，在当时它给人们以一种崭新的艺术享受。
哥窑窑址至今在浙江省龙泉县始终未找到确切的窑场，故对傅世的器物和窑址的存在是当前学术界争论颇大的同题。归纳起来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窑址的地域归属，由于哥窑瓷器的胎体大多呈黑灰、深灰之色，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6—1961年在龙泉县的大窑、溪口等窑址发现黑胎的开片青瓷，它们的特征与傅世的哥窑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因而认为“大窑、溪口窑址中出土的黑胎青瓷应当是哥窑的产品无疑”。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对龙泉县黑胎青瓷和傅世哥釉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测试的结果，发现有一定的区别，故认为：“傅世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可以接受的”，据此，他们进而提出：“傅世哥窑在好多方面都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因而“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造”。哥窑是否为景德镇所烧造，没有窑址出土物为证，难以使人信服。
2、从窑口本身来说，有人认为“修内司官窑就是傅世哥窑”。这种新的见解，本身就否定傅世哥窑的存在，对此当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对哥窑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就当今收藏最多的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博世哥窑作品来看，形制多属瓶、炉、洗、眢一类器皿，造型富有宋瓷的时代风格。因此，哥窑还是宋代所烧造的一种青瓷器物。至于窑址究属在哪里？只能寄希望于日后的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
哥窑瓷器的造型除碗、盆、洗以外，还有各式的瓶、炉、尊等，贯耳炉更是比较多见的器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哥窑贯耳炉”可谓哥窑瓷器的代表作。此炉侧影近似长方形，它的外廓线表现为口沿以下向内收缩，而器腹微微外凸，这样一收一凸的器体弧腺显得十分饱满有力；两旁配置的双耳向外扩张，在造型上增强了器物庄重、凝重的效果。加之哥窑瓷器的釉层比较肥厚，更给人以浑厚、稳定的感受。作为当时祭祀和供神用的一件陈设瓷，这种贯耳炉则是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它应有的职能。
至今哥窑的烧造年代--产地--专家观点--和民间观点不一,但是哥窑在当今的人们心中---是相当神秘的----哥窑的标本最近些年--在全国各地有零星出土----大多为南宋晚期--元代---真正的哥窑产地在那里----不的而知---浙江/景德镇?---河南?--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哥窑这个神秘的面纱---会被世人所揭开的!
宋代陶瓷文化历史
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佛山的历史发展
一概况
嵌镶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风和日丽，人杰地灵。城区、石湾、顺德、南海、三水、高明，正以无愧于共和国重托的自信和豪迈，走向繁荣，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历史悠久的佛山，曾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曾有过商业鼎盛，街市繁华的辉煌；曾有过“南国陶都”、“南国红豆”的美誉。
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东方古国的大门，佛山亦曾历经百年离乱，百年求索，百年抗争。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抹去祖庙的积尘，扶正梁园的断垣，佛山人民勃发鼎新革故的活力，创造了且还在创造着令世人瞩目的业绩。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投资硬环境40优之一；联合国评定的全球98个人类住区优秀范例城市之一；全国“十佳工生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洁净城市”、全国“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犹如一束束报春花，佛山人以其传统的勤劳与智慧，以其放眼世界、瞩目未来的气魄与胆识，编织着繁花似锦的明天。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召唤，佛山没有褪尽千年文明的荣耀，并将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一个科技振兴、繁荣富庶、文明进步、整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将崛起于珠江之滨，为祖国、为人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自然地理
佛山市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中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北纬22°38′-23°34′，东经112°22′-113°23′之间。距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珠海、东莞、清远等工商业城市均在50公里左右，离香港、澳门也在100公里左右。地理环境优越，土地肥沃，临近海洋，温暖多雨，四季常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2.1°C,降雨量1490.6毫米。低山丘陵多发育红壤、赤红壤，有少量黄壤，平原则为水稻土、堆叠土。自然资源主要有陶土、玻璃砂、稀有金属和水稻、甘蔗及品种繁多的水果、花卉、江河水产资源等。
三人口面积和区划
1998年，佛山市总面积3813.64平方公里，总人口324.98万人(非农业人口达139.88万人)，其中市区面积77.4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4.44平方公里，人口46.84万人（1949年，佛山市人口总数为14.3万余人）。佛山属广州方言语系，有汉、蒙、回、壮、苗等19个民族，汉族占99.97%。历史上佛山曾属番禺、南海、广州管辖。1949年10月16日，佛山解放，1951年1月12日正式改镇为市建制，称佛山市；1958年设立佛山专区，辖佛山、江门、石岐3市和中山等13县；1970年佛山专区更名为佛山地区，辖14个县（市）；1983年6月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1985年以后，所辖区域全部划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佛山市现辖城区和石湾区，代管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市(均为县级市)，目前实行市领导县体制。
四佛山石湾
石湾--珠江三角洲一颗璀灿明珠，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东汉时期，这里的文化和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石湾素有"南国陶都"之美誉，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
石湾陶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