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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摩诃池遗址旁挖出明蜀王府城壕 出土官窑瓷器

成都摩诃池遗址旁挖出明蜀王府城壕 出土官窑瓷器

成都瓷砖 出土瓷器鉴别技巧 古代官窑瓷器

2020-10-27

【www.taoci52.com - 成都瓷砖】

7月8日,摩诃池遗址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城壕(圈中)。

“摩诃池杜甫陆游在这儿泛舟吟诗”后续

@华西都市报:今年5月,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摩诃池遗址。7月8日,摩诃池遗址旁又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年代大约在明初。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该遗址的保护方案也在拟订中。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决定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需要修改方案。

今年5月下旬,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区发掘出隋朝蜀王杨秀挖的人工湖摩诃池遗址,让存在于古诗词中的摩诃池露出“真容”。随着进一步挖掘,明代蜀王府河段旁的城壕也再次重见天日。7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考古工作队了解到,成都体育中心南侧考古作业区又有新发现,摩诃池遗址旁发掘出了两段分别为70米、45米的红砂石墙壁,初步推测为蜀王府内河道旁的城壕。“城壕内出土了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青花瓷器,上有龙纹和凤纹,应为蜀王府之物。”

摩诃池被填改成蜀王府河道

北起东西御河,南到红照壁,东至东华门,西达西华门,面积38公顷有余……这是现存资料对明代蜀王府的注解,这个明代藩王中最华丽的宫殿,就在现在的天府广场和四川科技馆一带。1381年修建,1390年竣工,蜀王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儿子朱椿所建。这座皇家建筑,园林精致优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其中的“菊井秋香”被誉为成都八大景之一。

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范围和堆积情况,这个让诗圣杜甫“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宋代陆游“一过一销魂”的人工湖,终于穿越到现代,露出了一小部分的“真容”。但据史料记载,修建蜀王府时,大半个摩诃池被填平了,那么摩诃池在蜀王府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考古现场给出了解答:蜀王府利用这个人工湖,改造成为了河道。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易立说,最近他们新扩考古面积约1900平方米,在摩诃池的遗址旁,发掘了两段由1米长红砂石组成的“墙壁”,初步推测为城壕。

记者在现场看到,城壕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段,其中东西向长70米,南北向长45米。“在这些城壕下,古时侯应是一段河道。城壕旁边,还有完整的踏道与其相连,供人们从这里上下河道。”这段明末的“踏道”,就在城壕的南北角,一段2米宽的青砖路斜斜延伸至城壕边,古人可以从这里进入摩诃池。

新发现城壕出土龙纹官窑瓷

红砂石的墙壁为何称为“城壕”却不是“城墙”呢?易立说,这排红砂石的墙壁,区域是在蜀王府内,不是皇城的外城墙,年代大约在明初;而城壕旁边的河道也不是护城河,只是蜀王府内的一片水域。城壕的中间有4个平台,平台两两相对。一组平台长6.50米,另一组平台则长16.50米,它们紧沿着城壕墙脚向外延伸出4米,形成一个高约1米多的平台。易立说:“这些平台在当时的用途,现在还没有定论。”

河道内出土的一些瓷片,证明了这片城壕的“皇室”身份。在前期的考古工作中,现场发掘了瓦当、陶器、瓷器等物品,多为成都本地的青羊宫窑、邛窑、琉璃厂窑烧制,算不上等级高。但新出土的一批瓷片,却是景德镇官窑烧制,其中包含有五爪龙纹和凤纹,乃是皇室的图腾。

在现场,易立展示了一块青花碗的残片,底部的印章清晰可见:大明宣德年制。另一只蓝釉瓷器残片上则印有五爪龙纹,另一款白底黑釉瓷器绘有一龙吐珠的图案,周围祥云飘浮,仿佛龙在云中腾飞。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成都体育中心的升级改造计划,拟在体育馆北侧修建一会议中心,南侧修建一停车场。

随着摩诃池的考古发现,究竟该保留该遗址,还是让位于市政建设,抑或者二者并存也因此而进入研究之中。

据了解,此次补充发掘,将为成体中心考古项目补充更详实的考古资料。待考古发掘完成后,各方专家将据此评估该考古遗址是否具有保留价值,并以此判断原计划修建的综合停车场是否有必要修改方案。

□相关链接

蜀王府毁坏缘由

1644年,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入成都,张献忠在蜀王府自称大西王,并以蜀王府为西王府,1646年,张献忠在撤离成都前焚烧了蜀王府,蜀王府部分建筑被烧毁。

1659年,清朝军队攻占成都,将蜀王府设为贡院。

1917年和1932年,两次军阀混战,蜀王府遭到极大破坏,该地方逐渐废弃,成为市场,但未毁灭。

1967年,剩余建筑被炸毁,变为展览馆。

记者王浩野摄影吴小川

扩展阅读

明、清官窑瓷器的造型分类


明、清官窑瓷器的造型有各式碗、盘、托、尊、瓶、瓷塑等,其中瓶的器型最多,有八棱、六棱等异体造型。

葫芦瓶

酒瓶,亦作陈设器。葫芦瓶因式样象葫芦而名,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其因其吉祥的谐音"福"、"禄"、历代皆受欢迎,且演变为其它造型,一侧支长流,另一安执手,既成葫芦式执壶,明嘉靖年间多见。

玉壶春瓶

始见于宋,宋、元时期多作酒器,明、清时期作陈设器。一说以"玉壶在春"而名。在玉壶春瓶的两侧分别装上把手和长流(壶嘴),就是执壶,多用来置酒。

琮式瓶

官窑特有的祭祀器。因圆口方身,形似玉琮而名。玉琮上下相通,但琮式瓶有底。

梅瓶

一说因插一剪梅而名,另一说是酒瓶,因可装一斤酒,故有些古书上又称之为经(斤)瓶。宋代用作酒器。明代皇家有用梅瓶随葬的现象。清代一般用作陈设。

天球瓶、赏瓶

陈设器。天球瓶因其腹部造型似球而名。

赏瓶,其与天球瓶造型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口部外撇,因最初用于宫廷赏赐,故名。

壁瓶

作半器造型,因挂于墙壁而名。最早见于明代万历时期。清乾隆官窑有轿瓶,专用于乾隆皇帝出行时挂于轿子的内壁。乾隆帝特别青睐轿瓶,他有七首咏轿瓶的诗刻于各式官窑粉彩轿瓶上。

转旋器

陈设器,清乾隆朝唐英督窑期间生产的特种工艺品。各式转旋瓶的外观大同小异,但内部结构与制作工艺不同,有转动颈部带动内胆旋转动的转颈(心)瓶,有利用水的动力转动内胆,以通过外套瓶的镂空花纹,观赏内胆上描绘的花纹,形似走马灯的转心瓶。除各式瓶外,还有外套瓶转动而内胆瓶不转的外转葫芦式灯盏、转旋高足碗、转旋笔筒等。画面上的葫芦式灯盏即是外转内不转的结构。转旋器的结构巧夺天工,仅台北、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藏,且数量不多,大部分为一式一件,无复品。转旋器至今仿制未果。粉彩甲子转颈笔筒,上腹部书十二天干,下腹部绘十地支,转动瓶颈,使两者转换相配,妙哉。

尊的式样与瓶大同小异,差异在于口、颈部的直径与腹径之比。相对而言,前者比例较大的为尊,反之称瓶。

五供

五供是佛前供器,由一只香炉、二只花觚、二只烛台组成。香炉仿青铜鼎、花觚仿青铜觚的造型。

明、清官窑瓷器的品种(上)


明、清官窑瓷器,品种繁多,精彩纷呈。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各期皆有杰作,并以瓷入画,有水墨青花的美誉;釉里红瓷更得明初皇家喜爱;五彩瓷乘宋、元红、绿彩之序,出现了釉上蓝彩的新工艺;斗彩之花于明宣德朝初绽,在明成化朝、清雍正朝两度怒放;当人们还在欣赏五彩瓷的古韵时,珐琅彩已携着大西洋彼岸的异国风情,款款而来;粉彩瓷则并五彩瓷与珐琅彩瓷之美,于康、雍、乾盛世涉入瓷海,其后一领瓷业风骚二百余年......彩瓷令人目不遐接,颜色釉瓷亦琳琅满目,以雅致简约亮丽匀静的风姿闲步于瓷坛。

【釉下彩瓷】

釉下彩瓷是直接在瓷坯上绘画,然后入窑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一次烧成的彩瓷。

青花瓷

青花瓷是以钴为着色剂,直接在胎上绘画,再罩以透明釉,经约1300°C的高温一次烧成的蓝白相间的彩瓷,其主要产地在江西景德镇。景德镇在元代就生产出成熟的元青花,当时是外销瓷。明代永乐、宣德二朝的官窑青花瓷,以深沉的发色为特征,是继元青花后的青花瓷的第二个高潮期。明成化朝青花瓷以如脂如玉的白釉配淡雅的青花发色,相得益彰,是其第三个高潮期。清康熙青花瓷,以亮丽的色彩,浓淡分层的水墨效果,将戏曲传说的美丽、唐诗宋词的意境再现于瓷画,是青花瓷的第四个高潮期,也是最高成就期。青花瓷还繁衍出数十个小品种,如青花金彩、青花五彩、黄地青花等。

釉里红瓷

釉里红瓷是以铜为着色剂的高温釉下彩瓷,始见于元代。它与元青花是釉下彩瓷中的姐妹花。明洪武时期,釉里红瓷、青花瓷与白釉瓷平分官窑瓷秋色,釉里红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正统朝以后,数朝都未烧制出成功的釉里红瓷。直至明末,釉里红的烧制技术得以恢复,并在清代康熙朝、雍正朝官窑二度重放异彩。

青花釉里红瓷

青花与釉里红共烧的瓷器称青花釉里红瓷,元代始见。青花用钴绘画,而釉里红则用铜作着色剂,都要烧出好的色泽来,十分不易。但清代雍正朝完全可以做到绿叶配红花,且两者呈色皆佳。

釉下三色瓷

釉下三色瓷又称釉下三彩瓷、釉里三色瓷。它是清康熙时期创制的新品种,数量较少。三色为釉里红、青花、豆青釉或米黄釉。前二者以绘画形式表现,豆青釉色极淡,近于白色,往往做辅助纹饰,似印章上的薄意雕。造型多见花觚、天球瓶、笔筒。

【釉上釉下结合彩瓷】

釉上釉下结合彩瓷的制作需先烧好青花瓷,再于上彩绘,最后经1000℃左右的中温、800℃左右的低温烘烤而成。

斗彩

斗彩瓷有广义、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斗彩瓷指各种色彩相拼逗的彩瓷。现在一般所言斗彩瓷,专指其狭义概念--先在坯上用青花细线条勾出纹饰的边,上白釉,然后入窑高温烧制,所成瓷器称淡描青花,再于线条内填色,最后入炉,经中温或低温烘烤而成的彩瓷。由于各种颜色所需温度不同,所以,有时需复烧多次。成化官窑的斗彩瓷十分名贵,其中又以"天"字罐和鸡缸杯为最。由于两朝皇帝的喜好一致,故清雍正朝多仿明成化斗彩瓷。

青花五彩瓷

青花五彩瓷是广义上的斗彩瓷。清康熙朝以前的五彩瓷中的蓝彩用青花表现,所以称青花五彩,最早见于明代宣德年间。完整器仅见于西藏萨迦寺保藏的官窑梵文莲池鸳鸯纹碗。景德镇珠山御窑厂也出土了三件同纹饰的碗、盘,但它们是作为次品打碎的,可见萨迦寺所藏碗的珍贵。当时,宣德皇帝承袭永乐皇帝的做法,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物力,厚待西藏的法王、大国师,安定西藏的政局。青花五彩梵文莲池鸳鸯纹碗应该是为此意图而做之物。

【釉上彩瓷】

制作釉上彩瓷,须先经1300℃的高温烧成白釉瓷,再于上绘画,最后经烘烤而成。

五彩瓷

五彩瓷是以多种彩料绘画的釉上彩瓷,五彩是泛指。明早期的五彩器不多,色彩也较单调,主要有红、绿、黄三色,而以红、绿彩为多。明代至清康熙早期,以青花五彩(晚清时期被称为古彩)形式表现。清康熙年间是五彩的鼎盛期,此期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黒彩,五彩成为纯粹的釉上彩。除原先的白地五彩外,还有以黄、黑、米色、豆青色为地的五彩瓷,造型以大型民窑器为多,多以戏曲故事为绘画题材。

素三彩瓷

素三彩瓷因不用红色,而以黄、绿、紫三色为主要色彩,故名。三色是统称,有时仅用紫、绿两色。官窑素三彩瓷始于明代成化朝,成化官窑素三彩香薰是所见最早的一件官窑素三彩佳器。明正德和清康熙两朝是素三彩瓷的鼎盛期。清康熙素三彩瓷中还有许多小品种,如雕地素三彩、虎皮斑彩等。

珐琅彩

珐琅彩瓷是清官窑最名贵的品种,烧制的时代在康、雍、乾三朝。珐琅是用硼砂、玻璃粉、石英加铅、锡等氧化物后,制成的一种涂料。烧制珐琅彩瓷须先在景德镇烧好极细的白瓷,运到北京紫金城内,再由宫廷画师用进口的珐琅料绘画,最后入炉以750℃左右的温度烘烤而成。它是宫廷玩物,民间难得一窥。康、雍、乾三朝的珐琅彩瓷各有特色。康熙年间的以色地为多,上面绘着极有立体感的花卉纹;雍正朝的多以白釉为地,器物的一侧绘工笔画,另一侧书与画面相配的诗文;乾隆朝的上乘康、雍二朝,还出现一些以西洋人物为题材的纹饰。民间将乾隆朝继承雍正风格的珐琅彩瓷称为"古月轩"。雍正珐琅彩瓷中还有用单色蓝.红彩绘画的品种。珐琅彩瓷的底部都有款,精品为料款。

粉彩瓷

粉彩瓷始于康熙朝,发展于雍正时期,盛于乾隆年间,此后,一直为清代釉上彩之首要品种。粉彩瓷由于在原料中使用了含砷的玻璃白,在描绘纹样时表现出浓淡层次,有粉质感,故名。因雍正、乾隆时期吸收了珐琅彩用油调彩料的"洋”法,故乾隆朝的官窑粉彩瓷又有洋彩之称。粉彩瓷,雍正朝的最为秀美,乾隆时期的多用色地,且纹饰布局繁縟,题材画必有意,最为精细。

水墨五彩瓷

水墨五彩瓷仅光绪官窑有见,器型多为花盆。它是学习元代黄公望而创制的一种以水墨勾线,以淡赭石渲染的山水人物画。它以中国画入瓷画,先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勾勒线条,再染上淡赭和极少的水绿、草绿和淡蓝等彩,并题跋留名,然后用低温烘烧而成,使瓷画的效果与纸绢浅降彩画相似,所以有水墨五彩一名。可能是慈禧太后青睐色彩浓艳的粉彩瓷,而不喜欢这种相比之下色彩淡雅并作诗题跋,带有文人气息的品种,故作品数量极少,在官窑之作中未成气候,但它却濫觞了清末民初的浅降彩瓷。以至于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一批作者所绘制的浅降彩瓷画,在当时的瓷坛上名燥一时。

成都科甲巷出土大量明清瓷器 现两米长明清墙砖


近期,因市政建设需要,市考古队开始对科甲巷旁的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进行常规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发掘,昨日记者获悉,该工地内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瓷器和陶器,其中不乏图案精美的青花瓷,还有造型别致的小型石像,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出土遗物都已经残缺。

记者昨日前往该工地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工地西南部拓方,目前拓方区域约占整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的一半。从探方的截面可以清晰看到,从上至下的地层中都有大量遗物堆积,其中以陶瓷残片为主。在发掘工地旁,十余个白色编织袋摆放在一起,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袋中所装都是这几天刚刚出土的陶瓷残片,其年代从明清至民国时期,以明清遗物居多。

“前些天我们刚刚把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的地基清理干净,发掘到了明清时期的地层,明清时期的春熙路也是市中心,所以出土遗物非常多,有些青花瓷非常精美,等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会慢慢研究。”此外记者还看到,工地的中部有一段约两米长、20厘米高的墙砖,据介绍,这段墙砖也是明清时期的,但由于残余有限,目前无法判断是何用途。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深挖地层,并将探方逐渐扩大到整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预计将会有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出土。“春熙路一带在唐代早期还是郊区,但到了唐代晚期就成为市中心了,宋代的春熙路更是繁华,所以等发掘到唐宋时期的地层后,估计会有更多有价值的遗物出现。我们现在非常期待发现与唐宋江南馆街相关的遗迹,或许会有水渠与江南馆街的水渠相连,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唐宋时期成都先进的地下排水系统。”(记者祝丹妮)

广州北京路挖出清代古船遗址 发现数十件瓷器


两艘保存比较完整的大船。碗底落款“清道光制”的大碗。现场发掘的“虎子”(尿壶)。一个碗底打着像韩文的字号。

文图/记者黄丹彤特约通讯员罗世聪

探秘

在发掘的土层里,发现了数十件破瓷器和一些铜钱。其中有落款大清嘉庆年和道光年制的民窑青花瓷;铜钱中包括宋代的元丰通宝、景兴通宝,清代的道光通宝、嘉庆通宝等。

3艘清代古船今年4月中旬在广州北京路45~65号考古工地被发掘,因为考古人员对现场封锁严密,同城媒体均一直未能进入现场。昨天,本报记者经过多次努力独家进入现场探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挖掘人员罗世聪向本报记者透露,从考古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看,目前初步判断该古船废弃于清代中晚期,即嘉庆、道光年间,或为官府所用快船。

记者了解到,这是广州历史城区第一次考古发掘古船。这3艘古船经过细心发掘后将进行复原修复,作为一件重要展品进驻正在建设中的广州博物馆新馆。广州考古专家指出,3艘古船的发现,对于广船的造船工艺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也为研究广州历史地理和珠江岸线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昨天下午,本报记者被允许进入现场探究。发现古船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南关电影院对面马路,位于北京路45~65号考古工地内。准确位置与现在珠江的天字码头相距169米。参与发掘的罗世聪介绍,3艘木船呈南北走向,离地面约2.5米的深度,3艘船船头都是朝北向上翘起,高低相差约1米。3艘木船最长一艘残长19.2米,中部残宽3米;中等一艘残长15.2米,中部残宽2.5米;最短一艘残长约3米,中部残宽约1米。3艘木船经过两个月清理,基本清理完毕,其中的两艘大船保存比较完整。残余的构件看上去,船的深度约1米,由此挖掘人员估测,真实的船体从船上甲板到船底应该有1.6米~1.7米深。

“船内有两层填土,都是一些废砖瓦块,夹层是一些碎木屑,由此估计是被废弃后堆积而成。”罗世聪说,在发掘的土层里,发现了数十件的破瓷器和一些铜钱。其中有落款大清嘉庆年和道光年制的民窑青花瓷;铜钱中包括宋代的元丰通宝、景兴通宝,清代的道光通宝、嘉庆通宝等等。

记者现场看到几十件民窑瓷器,都为破损件。其中有的碗盘底部还有“嘉庆造”、“清道光造”等落款。其中一件缺口的青花盘子内还题有一首草书诗句,是描写中秋夜月景象的。还有一个碗底,打着一个类似中文的“石”或者“否”字,但仔细看起来又不是。看上去倒像韩文的字体,给碗的来历添加了神秘。

解谜:隔舱板约30块或为官府用快船

挖掘专家注意到,其中两艘大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隔舱板很密,整艘船的隔舱板约30块之多。不同于一般的民用渔船,一般情况下约1米才有一块隔舱板。结合古船结构形制,有考古专家初步推测,本次发掘的木船属于快船类型,有可能为官府所用。

本次发掘是广州历史城区第一次考古发现古船,有专家回忆,早在1977年,曾经在番禺钟村发掘过一艘长达40多米的龙舟,挖掘出来几乎腐烂了。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3艘木船的发掘地一带在清代属于广州城南,早在清朝中期以前,这里还是珠江河道所在。根据《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建设单位在建设施工前主动报请文物部门组织考古勘探工作。

今年3月中旬,配合工程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有专家指出,本次发掘发现对于广船的造船工艺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也为研究广州历史地理和珠江岸线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运河遗址出土宋代瓷塑:力证蹴鞠源自中国


大运河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包罗万象。

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和通济渠泗县段都进行了不止一次考古发掘,两地累计出土近万件文物。淮北市博物馆因为展陈着柳孜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更名为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近日,记者走进该博物馆,寻找运河遗珍的故事。

唐代漕运船身首异处

柳孜遗址共出土9艘唐代沉船,其中两艘独木舟,其余均为平板木底船。不过,经过岁月的冲刷,埋在河底多年的木船已经千疮百孔。

其中,最长的一艘船体长27米,可载重38吨。尾舵像大扫把一样的货船在我国造船史上也有重要研究价值。出土时,这艘货船只剩部分船身。而这种介于原始手握舵和垂直转向舵之间的过渡性船舵也被古船研究专家称为“淮北舵”,在我国首次出土。

9艘沉船中,完整的并不多。官府漕运船歇艎支江船在柳孜遗址被发现时只有船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船体竟然在江苏扬州施桥出土,“身首”相距近400公里。

宋代就有了蹴鞠瓷塑

柳孜遗址两次考古,共发掘出土文物7000多件。在出土文物中,一对宋代孩童抱球的瓷塑很是精致。孩童怀中的球纹理清晰,就是唐宋盛行的运动“蹴鞠”,这也证明了“蹴鞠”源于中国的结论。

早在2003年,泗县城区便出土了大量瓷器残片和唐宋古钱。“去年我们又发现了一块漕运残碑,碑上残留有108个字。”泗县申遗办张伟说,根据碑文初步认定,当时清廷为革除漕运陋习,确保京师粮食安全而颁布的警戒文告。“这不仅证明大运河泗县段为古运河,主运漕米,也证明到清代,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还没有完全丧失漕运功能。”

因为是活遗址,通济渠泗县段的考古挖掘不像柳孜遗址那样彻底。还有更多未知的宝藏埋藏在水下,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陶瓷文化鉴赏-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图)


清凉寺汝瓷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中及村南河旁台地上。地处伏牛山东麓、四面环山、窑址所处地势平坦,有小河环绕西、南,制瓷原料丰富,煤炭、高岭土、玛瑙石等制瓷原料就地可取,是个原料丰富的制瓷场地,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该遗址于1987年,经省文物研究所试掘,发现了作坊、窑炉、排水沟、灰坑、水井、澄泥池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汝官窑的典型器物及大量瓷片,因此,省文物局于同年发出了《关于加强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保护意见》的文件,指示对该遗址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此后,又先后五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根据大量的遗迹及出土文物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汝官窑遗址。汝窑系我国五大名窑之一,它作工精细,胎坚质密,釉层深厚,清澈蕴润,其精湛的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由于它传世器极少,故其价值连城,国际市场上拍出天价。汝官窑的发现不仅为汝瓷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为考古界寻找了半个世纪的汝官窑遗址之谜的悬案得以了结。2000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年被评为河南省二十世纪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共分四个区域(用罗马数字表示)。清凉寺村南台地为Ⅰ区,韩庄村为Ⅱ区,小石桥西为Ⅲ区,清凉寺村为Ⅳ区。天青釉中心烧造区位于Ⅳ区西北部。1987年至2001年经过7次试掘和发掘,该遗址文化内函十分丰富。地表窑具、瓷片俯拾皆是,民窑区地层堆积一般在2—3米左右,最厚处达6米以上。官窑区地层堆积0.25米至1.2米,最厚处近2米。发掘出的遗迹和遗物:民窑区主要遗迹有窑炉、窖藏、作坊、灰坑、排水沟、水井等遗迹。主要遗物有碗、盘、碟、盏托、盂、器盖、三彩枕、炉、匣钵、支钉架、垫圈、印模等,同时出土的还有御用汝瓷鹅颈瓶、折肩瓶、细颈小口瓶、洗等。其产品类型有白釉、豆青釉和淡灰釉,黑釉和酱釉,钧瓷、三彩等。官窑区主要遗迹有作坊、过滤池、澄泥池、窑炉、灰坑、水井、排水沟等。主要遗物有瓷器、模具、窑具三大类,还有少量钱币。出土的瓷器据不完全统计,天青釉汝瓷占99%。器种有碗、盘、碟、盏、盏托、器盖、钵、洗、盆、套盒、瓶、炉、壶等。釉色以天青、淡天青、月白为主,青绿、淡青绿釉也占一定比例。出土的模具多为轮制,有花纹的刻制,花纹复杂的对合而成。分两型。A型,皆轮制,B型,莲花炉外模。出土的窑具有匣钵、支烧器座、试烧插饼、垫饼、垫圈等。出土的钱币主要有“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两种。文化层一般在2-3米左右,最厚处达6米,可划分为七层。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类型、胎质、釉色和装饰技法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五期:第一期:以六、七层为代表。出土瓷片中白釉占绝大多数,其次为豆青釉和淡灰釉,少量的黑釉和酱釉。代表器物有:豆青釉侈口印花小碗、豆青釉敞口小碗、豆青釉唇口盏、淡灰釉白口边碗、白釉外撒坦腹碗、白釉大口瓜棱罐、白釉直腹瓜棱注子、白釉敞口浅腹碟、黑釉颈白釉腹小瓶和酱釉双耳鼓腹罐。本期年代为北宋早期,即宋太祖至宋真宗时期。第二期:以五层为代表。白釉为大宗、青釉数量明显增多,黑釉较少,淡灰釉趋于衰落。代表器物有:豆绿釉牡丹纹印花碗、豆绿釉刻莲纹小碗、豆青釉团菊纹印花小碗、豆青釉花式口杯、豆青釉圆捉手器盖、白釉珍珠纹地划牡丹纹枕、白釉直口双耳瓜棱罐、白釉斜平沿喇叭座灯、白釉敞口斜腹碗。本期年代为北宋中期,即仁宗、英宗、神宗时期。第三期:以三、四层为代表。青釉数量猛增,几乎与白釉相等,其次为三彩釉,黑釉较少,淡灰釉消失。代表器物有:豆绿釉内印花外刻花碗、豆绿釉印花龙纹盘、豆绿釉六分凸线纹碗、豆绿釉刻牡丹花盘、豆绿釉象鼻钮刻花器盖、豆绿釉交枝牡丹小盘、白釉葵口深腹盘、白釉敞口曲腹碗、白釉双耳瓜棱罐、白釉喇叭口度长腹注子、三彩贴塑莲瓣纹深炉、三彩划荷花叶形枕、黑釉竹叶纹酱花炉、天青釉敞口圈足洗、天青釉筒形器、越窑划花小碗等。本期年代为北宋晚期,即哲宗、徽宗、钦宗时期。天青釉主要见于本期,这进一步证明了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和徽宗时期的二十年左右。第四期:以二层的部分器物为代表。主要器形:青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碗、青釉印花交枝牡丹纹盘、白釉敞口浅腹碗、白釉浅腹碗、白釉浅腹圈足盘、酱釉唇口盏、酱釉白内腹碗、黑釉双耳凸线纹罐等。本期为金入主中原到金来亡这段时期。第五期:以开口于二层下的一水井中出土器物为代表。以青釉、白釉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钧釉,这期代表器物有青褐釉双耳鼓腹罐、青褐釉敞口深腹碗、青褐釉浅腹盘、天蓝釉红斑直口小碗、素胎深腹盘、白釉草书“青”字碗和白地黑花盘等。这期年代为元代。由此可见清凉寺汝瓷窑址创烧于宋初,北宋晚期发展至鼎盛时期,金、元继续烧造,停烧于元代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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