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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官窑残器

浙江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官窑残器

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南宋官窑瓷器赝品鉴别 古代浙江有名的瓷器

2020-06-02

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南宋官窑青釉,釉面淳厚,釉色淡雅,开片漂亮,历来受到瓷器收藏家的青睐,但是官窑瓷器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官窑都是我们普通收藏者可遇不可求的,我们可以从突出的南宋官窑瓷器残瓷感受南宋官窑瓷器之韵美,瓷器残片拼接之残缺美。

南宋 修内司官窑盏托

南宋 修内司官窑盏托通高6.1cm 口径7.6cm杭州老虎洞窑址H20出土 。施青釉,釉面淳厚、滋润、光滑,釉色青灰,淡雅,开冰裂纹。造型精巧、别致,做工精细。体现了南宋朝廷追求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修内司官窑盏托在南宋官窑中较为少见的器形,由盏和托盘组成。盏,敛口、尖唇、弧腹,底部与托盘相连接。托盘花形口、坦腹、圈足外撇。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胎体黑,口沿处修胎很薄,呈现“紫口”,圈足无釉,呈“铁足”状。

南宋 修内司官窑鼎式炉

南宋 修内司官窑鼎式炉通高6.1cm 口径7.6cm,杭州老虎洞窑址H20出土 。

南宋修内司官窑鼎式炉是一件仿青铜器礼器造型的香炉。它的口沿外折,平唇、颈部略内束,鼓腹、平底。底部安三足,呈三足鼎立状。口沿按对称立耳,颈部至腹部之间有两道凹凸状弦纹,颈部与三足外侧,有三条短状出戟,上下呈直线。胎体黑,外表施青釉;釉面青淳、滋润,色泽淡雅,通体开冰裂纹。香炉造型端庄古朴,隽永典雅。是南宋老虎洞官窑的典型器。

南宋老虎洞窑鬲式炉

元代(公元1279~1368年)高10.5cm 口径15cm 腹径15.9cm,杭州老虎洞窑址H1出土。

元代老虎洞窑,是南宋老虎洞官窑的延续。这件仿古鬲式炉,在器形上与南宋时期的同类产品很相似,因为它基本沿用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工艺。

元代老虎洞窑鬲式炉外折沿、直短颈、扁腹、平底。底部安三足,呈三角形分布。三足外侧均有一条扉棱,延伸至腹部。肩部、腹部饰两道凸弦纹。胎体黑,施青釉,釉层均匀、滋润,通体开冰裂纹。色泽青灰,局部泛褐色,很可能是因为烧制时匣钵漏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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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越器人间无!浙江出土秘色瓷欣赏


如果说宋瓷是我华瓷器的第一座高峰,那么五大名窑无疑就是五大天王。当时已经名重一时,现世更加视同拱璧。但还有一种瓷器,比五大名窑更为稀少,珍贵,那就是秘色瓷!

晚唐诗人陆龟蒙《咏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让世人第一次见到了“秘色”这个名词,诗以“千峰翠色”生动描绘越窑秘色青釉滋润之美。

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以“捩翠融青”、“明月染春水”、“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华丽的辞藻对“秘色”瓷器作了详细的描述。

清代最大的收藏家乾隆皇帝亦云“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珍以孤”可见在皇家眼里。越窑秘色瓷也是传说中的收藏品。

在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发现之前,秘色瓷在文博界就是一个谜。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它的模样。

1987年,因修建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数百件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唐懿宗(860-874年在位)李漼所贡奉12件越窑青瓷。

《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明确记载这批瓷器为“瓷秘色”,有净水瓶1件、碗5件、盘6件,器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匀润,呈青绿、青灰、青黄之色,均光素无纹。自此,秘色瓷的真面目总算浮现在世人面前。

这批文物均为杭州钱氏家族出土文物。钱镠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创者。吴越国一共三王。在北宋早期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并入北宋,亡。

2017年2月25日,全国重量级文物考古专家集聚浙江慈溪,确认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最主要的烧造地。

上林湖是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场,而后司岙窑址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的窑址,也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最主要烧造地。

青瓷褐彩云纹盖罂高66.5厘米,由器盖和器身两部分组成,通体施釉,釉色青黄、润泽,胎质细密。整器高大、规整、秀美,纹饰生动。水丘氏墓出土。水丘氏为钱镠之母。此物是五代时期吴越秘色瓷早期的成功之作。

在上林湖出土的一件瓷质匣钵上,考古专家发现了“罗湖师秘色木宛”六个字,“秘色木宛”三个字则与法门寺地宫衣物帐上的文字完全相同。这不仅是在窑址上首次发现 “秘色”字样,更再次证明瓷质匣钵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具。

南宋官窑之郊坛官窑的鉴别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南宋窖藏:重庆荣昌出土瓷器


1984年3月,在今重庆市荣昌区合靖乡祝家村,工人正在为一户人家搭建房屋夯打地基。突然,随着一声巨响,院墙角处出现了一座长方形红色砂岩砌成的石坑,令人惊喜的是,里面密密麻麻叠放着大量完整瓷器。当地文化馆和重庆市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工作人员前往考察。经仔细勘察测量,石坑长1.3米、宽0.7米、深1米,出土瓷器共145件,其中完整器123件,年代断定为南宋,窑口涉及定窑、广元窑、建阳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

这批瓷器究竟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所埋藏的,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古代窖藏多因躲避战争灾祸的侵袭,推测很可能是受宋蒙战争烽火的影响,临时仓促掩埋。重庆是宋蒙战争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改变历史进程的钓鱼城之战就发生在合川。清·毕沅编撰《续资治通鉴》中有“宝祐二年,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蒙古侵合州,广安军守臣王坚、曹世雄败之”的记载。

荣昌宋代窖藏是20世纪重庆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所出土的瓷器皆为宋瓷珍品,今分别储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荣昌区文物保管所,现分窑口选其精美者以介绍。

▌定窑

定窑以生产类银似雪的白瓷著名,与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荣昌窖藏共出土定窑白瓷8件,碗3件、盘5件。

宋定窑白釉刻划花双鱼纹盘 盘高3厘米,口径11.3厘米,底径7厘米,侈口,折沿,弧壁,坦底,圈足,三级文物。盘胎质洁白细腻,造型端庄规整,通体施乳白釉,莹润柔和,内底刻划花双鱼,刀法旋转自如,双鱼结伴相游。

宋定窑白釉印花鱼藻纹碗 碗高6.6厘米,口径15.8厘米,底径5.7厘米,敞口,芒边,口沿处有镶银痕迹,斜弧腹,圈足。碗造型端庄规整,通体施乳白釉,由于长时间地深埋土中,釉面已微微泛黄,内底印花鱼藻纹,外壁划花重瓣仰莲纹。

芒边是指定窑采用叠烧法烧制瓷器所造成器物口沿处涩胎无釉的现象,有条件的达官贵人通常在芒边外镶嵌一环金圈或银圈来掩盖瑕疵,彰显富贵。值得肯定的是,定窑叠烧法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窑炉瓷器的产量,为瓷器在民间的普遍使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元窑

广元窑窑址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北郊千佛岩的瓷窑铺一带,1953年在修筑宝成铁路中发现,是宋代巴蜀地区主要烧制黑釉瓷器的窑口之一。荣昌窖藏共出土广元窑瓷器9件,计盏4件,瓶5件。

宋广元窑黑釉兔毫纹盏 盏高6.7厘米,口径11.5厘米,足径4厘米,敛口,深弧腹,涩底,浅圈足。盏灰黑色胎,施白色化妆土,内壁施黑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垂釉痕明显。兔毫纹因黑釉底色上微微闪烁着黄褐色细条状的晶脉纹,犹如野兔的肤毛而得,常用来斗茶,是最负盛名的黑釉瓷盏。

宋广元窑黄釉觯式瓶 瓶高13.5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4.2厘米,唇口,长颈, 圆腹,圈足,三级文物。瓶造型浑厚古朴,施并不常见的黄褐釉,样式仿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觯”所制。

▌耀州窑

耀州窑的贸易覆盖范围广阔,其装饰技艺对重庆境内的涂山窑、清溪窑、昌州窑、合州窑产生深远影响。荣昌窖藏共出土耀州窑瓷器67件,其中完整器55件,造型丰富,计有碗、盘、盏、碟、杯、钵、盖碗、香炉样式。这是目前考古所发现耀州窑在西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生动地反映了秦渝两地古代经济交流的繁荣兴盛。

宋耀州窑青釉折枝莲纹盘 碟高2 厘米,口径10.2厘米,底径1.8厘米,八边形敞口,宽沿,斜壁,内凹式足,三级文物。碟施青釉,温润纯净,呈橄榄绿色,釉面已微微泛黄, 内底绘折枝莲纹,简洁随意,伸展自然,外底露胎,露胎处泛砖红色,施白色化妆土。

宋耀州窑青釉缠枝菊花纹碟 高2.3厘米,口径11.2厘米,底径1.9厘米,敞口,弧壁,内凹式足,碟口呈24瓣花形,二级文物。碟通体施青釉,呈橄榄绿色,莹澈雅丽,内底装饰缠枝菊花纹,三朵秋菊绽放盛开,给人一种清香幽静之感。

宋耀州窑青釉刻花游鸭戏水纹碗 碗高4.5厘米,口径17.2厘米,底径6.6厘米,敞口,浅弧腹,外壁呈六瓣瓜棱状,矮圈足,二级文物。碗通体施青绿釉,呈橄榄绿色,光洁莹润,器身遍布细碎开片,中间绘有一昂首翘尾的游鸭在碧波中嬉戏荡漾,泛起层层涟漪,鸭子栩栩如生,水波层次分明,缓缓舒展,使人立刻联想到一幅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画面。

宋耀州窑青釉印花婴戏纹盏 盏高5厘米,口径13.1厘米,底径3.6厘米,敞口,尖唇,浅弧腹,矮圈足。印花是用刻好花纹的陶范在尚未干透的坯体上压印出花纹,相比刻花、划花的人工操作来说,更加方便快捷,极大地降低了物力成本和提高了生产效率。盏通体施绿釉,已微微泛黄,内印缠枝花卉纹,工整对称,上下方各有一童子双手攀缠枝在前后晃荡摇摆,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尽显天真烂漫,婴戏纹是最为常见的耀州窑人物纹饰,寄托着人们对多子多福的期盼。

宋耀州窑八卦纹三足鼎式炉 炉高11.7厘米,口径13.6厘米,厚唇,直颈,鼓腹,外壁贴塑八卦纹,双耳已残损,三柱足。炉通体施淡青釉,雅洁婉润,造型浑厚淳朴,稳重大方。

宋耀州窑青釉碗 碗高8.5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6厘米,直口,腹下渐收,圈足,二级文物。碗造型端庄完整,胎质细腻坚硬,釉面匀净清澈,有丝丝裂纹。

▌龙泉窑

龙泉窑是宋代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荣昌窖藏共出土8件龙泉窑碗。

宋龙泉窑莲花瓣纹碗 碗高6.8 厘米,口径16.8厘米,敞口,尖唇,斜弧壁,小圈足,二级文物。碗造型端庄规整,通体施粉青釉,光洁细柔,莹润如玉,外壁印莲瓣纹一周。

▌吉州窑

吉州窑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一带,主要烧制黑釉瓷器,以其独特的剪纸贴花和木叶贴花工艺蜚声。荣昌窖藏共出土吉州窑瓷器共48件,计有盘、盏、碗三式,均为玳瑁纹。

宋吉州窑玳瑁纹盘 盘高2.8厘米,口径13.2厘米,底径6.4厘米,侈口,宽沿,弧壁,平底,二级文物。盘内为玳瑁纹,外施黑釉,底部露胎无釉,施白色化妆土。玳瑁纹因貌似玳瑁而得名,是窑变纹中的一种。

宋吉州窑玳瑁纹盏 盏高6.9厘米,口径18.7厘米,底径5.3厘米,敞口,斜弧腹,小圈足,属二级文物。盏的造型犹如一个倒着的斗笠,釉面金黄色间杂乌黑色,既似玳瑁,又如虎皮,变幻莫测,鲜艳光亮。

编后:荣昌窖藏是四川遂宁宋瓷窖藏之外,出土宋金瓷器比较量大、窑口丰富的一处重要窖藏,出土宋瓷以南宋或金代产品为主,个别如吉州窑等窑口归类可继续探讨,如图13旧定吉州窑玳瑁纹盏圈足内带黑釉,镟足规整,与宋吉州窑盏底足一般无釉的特征并不符合,反而与陕西铜川黄堡出土的一件宋耀州窑玳瑁釉盏风格较近。

本文根据重庆/王永超《南宋窖藏:重庆荣昌出土瓷器》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收藏》2018年04月刊

南宋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烧制的瓷器是宋代瓷器中的精品。因为官窑瓷器的口部施釉稀薄,微露紫色,底部露胎处却偏赤铁色,所以有“紫口铁足”的称呼。

此尊贯耳瓶紫口铁足、瓶身开片,带有明显的官窑瓷的特征。瓶颈优美纤细、瓶腹圆润富态、瓶口两边的双耳小巧可爱,整体造型文静祥和,透出一股静谧优雅的美。釉质温润,犹如暖玉,粉青的釉色和瓶身上金丝的大开片更彰显了它的名贵与不凡。瓶底有一火戳印,底部的露胎处已经钙化,仿佛轻轻一碰瓷胎便会爆裂开,这明显是经过漫长岁月流逝才能自然形成的效果,更进一步表明了此瓶的历史悠久和珍贵的收藏价值。毕竟如今像这样能保存完好的传世的南宋官窑瓷器已经非常稀少、非常难得一见了。

细心打量,便会发现该瓶的底部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说起这个缺口至今仍让我懊恼不已,故事还要从我收藏这尊瓷器说起。

有一次我去师傅周毛弟的古玩店里玩,碰巧那天店里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他是师傅的一位老朋友,因为家里出了点儿事,急等着钱用,所以想托师傅帮帮忙,请他买下这尊瓷瓶。

我坐在一旁不由得心神一动,本来我就一直很热衷陶器、瓷器的收藏,这个瓷器一看就是“大开门”的好东西,还是南宋官窑的,既然有缘被我遇上了,怎么能不把它收藏起来呢!于是我赶忙对师傅表明了心迹,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把这尊瓷器让给我。师傅看我心神激动、爱不释手的样子,也不忍心扫我的兴,就割爱把它让给我了。

这尊贯耳瓶原先被放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有一天,我把它拿出盒子给朋友欣赏时,一不小心在盒子上碰了一下,瓷瓶底部的一小块立即就爆开来,形成了一个缺口。原来经过九百多年,瓷器早已经钙化了,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实质上已很脆弱,稍不小心,那些已钙化的瓷胎就会爆裂开,要么一片片的,要么变成瓷粉。其实这也是鉴别瓷器真伪的一个方法,因为钙化的特点是长年累月自然形成的,作假是无法做出这种效果来的。

看着被碰坏的缺口,我心里懊恼不已,只恨自己当初为何没听朋友的劝告。吃一堑,长一智,我赶忙给它重新做了一个大一点儿的木盒,下面还垫上软软的海绵,以后尽量轻拿轻放,甚至尽量不拿出来了。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元代钧窑罗汉残器收藏少见


乔先生收藏的罗汉佛像

品鉴专家:杨润先(文化部评估委员会委员)

委托人:乔先生

我对于瓷器收藏特别有感情。尤其是具有内蒙古地区特色的瓷器,对我而言更加具有意义。内蒙古地区的瓷器在造型、胎质、釉色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融合了草原文化的特色。

今天我带来了自己收藏了近20年的一件瓷器,是一尊罗汉佛像。体积较大,造型别致,应该是元代的瓷器。虽然这件藏品是一件残器,但是却依然很有价值。

专家鉴评:乔先生收藏的这件瓷器是一件元代钧窑的罗汉像,虽然是一件残器却非常独特,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元代钧窑器多施以天蓝、灰青、月白色釉,并涂抹含铜釉药,经高温还原后呈现红、蓝、紫色的斑块。由于钧窑釉质肥厚,刻、划、印花不易显露。这尊罗汉像非常难得,在元代罗汉造型的佛像也较为少见。罗汉面部丰满,双耳垂肩,慈眉善目,神态平和,身着法衣,手持佛珠,衣纹流畅自然,作品造型生动,刻工娴熟,人物形象传神。表面有蓝色、红色、紫色的斑块,胎质较厚为灰胎。虽然佛像是残损的,但是却没有影响到瓷器的收藏价值。

南宋官窑青釉洗


洗是文房用品之一,而南宋官窑青釉洗都比较精致素雅,历来受到文人的喜爱,文人追求南宋官窑青釉洗的开片,小器开大片之美感。

南宋官窑青釉暗龙纹洗

青釉暗龙纹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瓷器,高5.6厘米,口径19.5 厘米,足径12.3厘米。洗壁垂直微向外撇,平底,圈足宽而浅。通体灰青色釉,青翠如玉,釉汁肥厚凝重,釉面布满了自然天成、纵横交错的开片。洗口部镶铜口,圈足露胎呈褐色,紫口铁足的特征十分明显。

官窑青釉暗龙纹洗内底印有一条苍龙,其形象矫健勇猛,笔触细微,但由于釉汁太厚,只有高光下才能显现,更增添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此洗釉色纯正,造型古朴、大方,为官窑典型器物,并且印有龙纹,较为罕见。

南宋官窑青釉圆洗

官窑青釉圆洗,宋,高6.4cm,口径22.5cm,足径19cm。

洗敞口,器身近直,洗里坦平,圈足矮宽,底部边沿露胎无釉。造型端庄典雅。通体施青釉,釉呈粉青色,纯净莹澈。釉面上,金丝般的开片纵横交织,片纹间又闪现出条条冰裂纹,优美和谐。

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

清代乾隆皇帝尤为喜爱,曾为此洗拟诗一首,由皇家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

修内遗来六百年, 喜他脆器尚完全。

况非髻垦不入市, 却足清真可设筵。

讵必古时无碗制, 由来君道重盂圆。

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

下署“乾隆御题”。

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立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南宋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窑址在杭州市凤凰山下;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

官窑烧造工艺

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质感,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烧成,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美玉一般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纵横交织的开片纹,有说不尽的奥妙。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至5%,致使器物的口缘釉薄处呈露灰紫色,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亦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点。这也是官窑器物的明显特征。官窑瓷器胎土呈黑灰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盘、碗、碟、洗等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者甚多。

南宋官窑指的是哪里的瓷器窑场


南宋官窑瓷器主要指的是青瓷,真正的官窑瓷器由北宋开始,南宋官窑开始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官窑瓷器有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的修内司窑,以及「比旧窑大不侔矣」的郊坛下窑,这两个窑口就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代表。

南宋官窑遗址包括郊坛下窑和老虎洞窑两处,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郊坛下窑南宋官窑瓷器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最早被发现的南宋官窑古窖址之一。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在窑址南部进行过局部发掘。1985—1986年,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对窖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出了作坊遗迹和一座龙窑,以及大量的瓷片、窑具等实物标本。

龙窑又称为“长窑”,是我国南方比较常见的窑炉形式,最早出现于商代。龙窑一般依山而建,利用山的自然坡度砌筑,形体狭长。它按结构分为窑头、窑室和窑尾三段,由于头低尾高,当窑火点燃时,似一条俯冲的火龙,故称为“龙窑”。

这个龙窑斜长40.8米,宽约1.8米,头尾高差7.2米,窑体高度不超过两米,全部用砖坯砌筑。窑头为火膛,用来点火;窑室放置待烧的器物;窑尾为出烟口。窑的两侧筑有窑墙,墙中开了8个窑门,用于装窑、出窑。窑体两侧各开有一排投柴孔,有来分段添加燃料。

青瓷烧窑时,先在窑头点火烧窑,待第一段投柴孔下的坯体接近烧熟时,窑头停止烧火,改到投柴孔投柴烧窑。由此逐段往上烧,烧到窑尾结束。据说龙窑装烧量大,升温降温迅速,适宜烧制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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