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定窑瓷器鉴别。
华光礁1号出水的折枝花卉图案粉盒。
清末美璋照相馆出版的明信片有泉州“镇国塔”。
泉州开元寺内海上交通博物馆的古船博物馆所展示的南宋古船。
华光礁1号出水瓷器，其中不少小巧玲珑、做工精美。
据泉州海交馆的专家说，以前认为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后来，研究阿拉伯人墓碑才知道，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有许多是由“陆上丝绸之路”转道而来。可见当时的泉州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汇聚的地方。这也证明，海丝与路丝是一种循环式，海陆相沟通的商路与交流之路。
梁二平
泉州开元寺的历史比开元还久远，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3年)，改名开元寺，此寺是泉州最古老的“景点”。上个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至泉州时，看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开元寺，但开元寺吸引我的并非是寺。
走进开元寺的大院内，我先看的是院内相距约200米的两座古塔。东塔名为“镇国塔”，建于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当初为五层木塔，后改为石塔。西塔名为“仁寿塔”，建于五代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当初也是五层木塔，后几经毁坏，改建为砖塔。东塔通高48米，西塔高44米。如此高塔，立在泉州湾的晋江东岸，在古代，它们已不仅仅是佛塔，还兼具泉州湾地标和航标的功能，给出海归港船只以指引。我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到塔下驻足仰望。据史料载，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泉州曾发生八级大地震，而双塔无损，仅“镇国塔”顶盖石角折宝刹倾斜，在清末厦门美璋照相馆出版的“镇国塔”明信片上，还可见到这一奇景。
巧的是这个院子不仅有古代航标的意义，后来，它还“泊”入了一艘宋代古船，也被称之为“泉州古船”。当年，古船出土时，泉州还没一个像样的博物馆，所以古船一直住在这个寺院里，后来，这里就成了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的古船博物馆。
泉州后渚港出土古船
今天的泉州已把历史当做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格外珍爱。
21世纪初，我又多次到泉州考察，这里已建好了新的泉州博物馆和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新馆。据海交馆的朋友介绍，“泉州古船”现身之时，是大众文物意识很薄弱的时代。那是“文革”十年中的1973年，泉州后渚港的渔民在附近海滩上捡了很多烂在泥沙中的木板，就拿回家中当柴烧，但这些木块却难以引燃。刚好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为玑在泉州考察海上交通史迹与文物，听到此消息后，感到这可能是一种考古发现，立即赶到现场。后来发现这里确实是一个古沉船遗址。
1974年8月，中国首次大型海湾考古发掘工程在后渚港展开，当沉船上面2米多厚的堆积层被清除后，一艘（实际上是半艘）古船出现在人们面前。经测算，沉船残长24米，残9米，船下部有12道隔板隔出的13个水密隔舱，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应当是一艘首部尖、尾部宽、高尾尖底“福船”型海船；沉船年代大约在南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即宋室南逃至泉州之际。
那么，它是一艘渔船，还是商船呢？是将要出港的船，还是归港船呢？专家从船中残存的货物来看，首先它应是一艘商船。人们从船舱中发掘出2350余公斤香料木及贵重药材，还有500多枚唐宋铜铁钱、50多件宋代陶瓷器、90多件木牌木签、2000多个暖海种贝壳，此外，还有许多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及船上水手娱乐用的象棋子共有14种器物出土。此外，这艘商船应是载着南洋等地的货物从海上归来的船，不幸沉在了家门口，也许当时正是蒙元追兵进入泉州的兵乱之际。这艘商船原本打算贩运南洋香料到泉州，而后再倒卖给阿拉伯商人，由他们转手贩给不产香料的欧洲。出海时，还是宋朝呢，回来，就是蒙元的天下了。也有人进一步猜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泉州的最大海商蒲寿庚家族的商船。蒲寿庚家族主要在海上经营香料。并且，在宋元之交正是他们海上交易的兴旺之时。
中型福船可远洋
从《中国古船谱》来看，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相当成熟。据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宋时海船大者载重达300吨，可载五六百人。中型船可载150吨，载人可达300人左右。宋代海船船体坚固，结构良好。船体“以巨木全方，搀叠而成”。
据古船专家介绍，泉州古船，其龙骨由两根松木接合而成，采用体外龙骨的设计和直角榫合的工艺，增大了船的纵向强度。海船的船壳、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舷侧则用三重板叠成。自龙骨至舷有侧板14行，1至10行由两层板叠合而成，11至13行由三层板叠合而成，采用搭接和拼接两种结构工艺，以钉榫为主要构件。里层船壳板的上下板之间都用子母衔榫合。尖底造型使船壳弯曲弧度大，多重板工艺使取材、建造和维修较为容易，二重或三重板加固的侧板与船壳板使全船的强度大为提高更耐波浪的冲击，利于远航。古船还使用了铁钉，舶板采用榫联和铁钉加固，并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钉头锈蚀。
据古船专家研究，此船形特点是：底尖、船身扁阔，长宽比小，平面近于圆形，应是宋代泉州海船。这种V型船体的结构设计，不但可增强船舶的稳定性，而且能减少水下阻力，使海船在遇到横风时横向移动较小，在顶风行船时更是优越，“贵其可破浪而行也”。为改善船舶的摇摆性能，宋代水手还在船腹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
我们仅以泉州1973年出土的34米长的海船为例，这艘船可装载200吨的货物，相当于丝路上700头骆驼的承载量。海船借助季风，即使是去东非，160天也就够了。东西贸易无论是速度上，还是运量上，海上运输都是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
华光礁1号或是泉州古船的姐妹船
考古最怕孤证，泉州只有这么一条宋代古沉船，值得关注的是后来，人们在远海又发现了一艘南宋沉船，它和泉州还真有点关系。
1996年南海渔民又在西沙群岛发现了一艘沉船，后命名为“华光礁1号”。此船后来经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船体残长20米、宽约6米，舷深约3～4米，发现11个残留的隔舱，估计排水量大于60吨。但船已烂得严重，估计无法成为又一艘可展示的古船。此沉船尚有近万件宋代文物，其中四分之三是产自福建的陶瓷器。陶瓷产品按釉色分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这些陶瓷器都属于生活用具，大多是民窑生产，质量不高。
福建和海南两省的考古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南宋时期的某一天，它从福建出海，沿丝绸之路航行时，在西沙遇到大风后触礁搁浅，随后沉没”。宋代已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专门机构，负责内外贸易；泉州港是福建最大的贸易港口；专家们由此推断，它很有可能是从泉州出海。近海的远海的古沉船证明，宋代的泉州确是海上贸易的重镇。
海交馆的小陈博士对我说，以前认为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后来，研究阿拉伯人墓碑才知道，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有许多是由“陆上丝绸之路”转道而来。可见当时的泉州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汇聚的地方。这也证明，海丝与路丝是一种循环式，海陆相沟通的商路与交流之路。
延伸阅读
唐代以前的泉州陶瓷
史前
在泉州新石器遗址，伴随着石器出土的陶器，属于东南沿海印纹陶的文化系统。1956年在永春牛头寨、鳌山，1960年在南安丰州狮子山、寨仔山等地遗址，就出土不少印纹“硬陶”。
周
1974年，在南安水头大盈村后寨山，唯一发现福建省成批周代青铜器遗址，遗物中不少原始青釉器。器表有青绿色、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等。说明在3000年前泉州已有烧制青釉器的技术。不过，当时烧成温度不高，釉水与器体不甚密贴，出土时釉层多已斑驳，露出胎骨，有的近似于釉陶，是原始瓷器。
早期的陶器为粗陶，用陶土以手工捏制，内外不施釉，直接入窑以阳火烧制。质地粗糙，耐火实用。主要产品有饭钵、“茶鼓”（茶壶）、风炉、药罐、火钵等。
另一类为釉陶，质地较细，制作较精，多带花纹图案装饰，装匣钵入窑，以阴火烧成。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大小缸、瓮、钵、罐、瓶、碗、碟、杯、盏等。
由于粗陶和釉陶价廉实用，易于烧制，其技术在泉州沿用至今。
西晋——南朝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在泉州之南的古镇晋江磁灶，出现烧制小型生活用陶技术，南朝、隋、唐以后进一步发展，“故磁灶是以陶瓷而得名”（据清《西山杂志》）。
溪口山古窑址：1956年，在晋江市磁灶镇下官路村西双溪口小山坡发现一座古窑，出土物有盘、盘口壶等，年代始于南朝晚期延续至初唐，是迄今为止在泉州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窑址。该窑址命名为“溪口山窑址”，1961年5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串6
西晋至南朝时期，青瓷器不但用作生活用的器皿，也作为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九日山六朝古墓：1956年，厦大历史系林惠祥教授带领考古实习队在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发现六朝古墓，其后又多次发现。其中有东晋·咸康元年（335年）墓葬，随葬品中有双耳罐、四耳罐、碗、钵、带盘小杯、花插、小瓶、虎子、鐎斗、博山炉、浅圆盘等19件瓷器。内有青瓷小盂1件，平底小碗1件，为浙江传来的青瓷器。
隋
德-化-陶-瓷-总-站
松仔岭隋墓：1950年，厦大考古队在南安丰州前埔头北松仔岭下发现隋墓，墓砖文为开皇十六年（596年），随葬品中有注水式瓷罐、双耳瓷瓮。字串6
夏、商、周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陶瓷文化：宋金磁州窑瓷器、黑与白的艺术
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广有分布。江西吉州窑南宋时也烧造磁州窑系风格的瓷器。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
白瓷白瓷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造型以盘、碗最多见，也有瓶，罐、水盂、镜盒、玩具等。白瓷以其胎釉质地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仿定窑产品，胎土经过淘洗，比较细密，胎色白或黄白，釉层较薄，釉质莹润，除底足外通体施釉，其中优质品与定瓷差别很小；另一类是粗白瓷，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呈土黄或红褐色，杂质明显，胎上有一层化妆土，多是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有些器物外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瓷胎、化妆土、白釉3个层次。
黑瓷黑瓷也是磁州窑产品的大宗，这类产品的造型以罐、碗、瓶为主，也有盘、壶和玩具。胎质粗糙，胎色黄褐，胎体厚重，釉层较厚，黑色纯正。大多数器物是里施满釉、外施半釉，也有些里外均施半釉，有些罐类内壁施釉仅过口沿。黑釉碗除纯黑者外，还有一些油滴、兔毫、玳瑁斑等窑变装饰。绿瓷产量不大，大都是金代产品，主要造型有盆、盘、瓶等。
磁州窑瓷器釉下彩釉下彩绘是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手法，以釉色分，有白釉釉下彩和绿釉釉下彩以彩色分，则有黑彩和褐彩图案，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荷花等，也有一些动物图案，如鱼、蝴蝶、芦雁、鹭鸶等，还有少量龙、凤，人物很少见，主要是枕面上的婴戏图。宋代磁州窑的纹饰真切生动，具有生活情趣，最值得一提的是瓷枕的枕面纹饰，除了常见的荷塘小景、风芦鸣鸟、竹菊牡丹以外，最精彩的是婴戏、马戏、动物等纹饰。此外还有大量的诗词歌赋、警句格言等。宋、金磁州窑还生产三彩陶瓷器，尤以金代为多。
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
两宋时代的中国，在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各方面呈现出惊人的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中国是世界瓷器技术的原创国。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作为产量巨大的手工业生产系统，它因胎土、釉色、造型、工艺、装饰等差异而逐渐形成产地特色，俗称“窑口”。从唐代开始，在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期，瓷业之“窑口”达到昌盛阶段。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之《中国陶瓷史》说：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170多个县市，其中分布有宋窑的就有130多县，占总数的近80%。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分别为北方的定窑系、耀窑系、钧窑系、磁窑系；南方的越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饶州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以及涉及南北宋的官窑系。在十大窑系中，相关窑口至少有百个以上。这些窑系中的“越窑系”止于南宋之初，其他窑系在元初大体还在延烧，但质量明显下降。到元代中后期，建窑、定窑两系退出历史舞台，除少数窑口或窑系以优异特色占一席之地外，其他窑系多趋向衰微，仅“景德镇窑系”尤其是继承唐宋青花工艺的“青花瓷”一支独魁天下。自此，宋代中国南北各地百千瓷器窑口“各美其美、美美共美”的时代便成为历史的定格。其实，宋代还有大量的“窑口”无法进入现有的“窑系”之中，如邢窑、婺窑、瓯窑、宜兴窑、缸瓦窑、灵武窑等等；况且即使被列入某个“窑系”的“窑口”，它自身同样存在特色性甚至内涵的复杂性。
“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场，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划花、塑花、嵌花、绞花、镂花、绘花，在书法、绘画、诗词、印章、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前人总结说汝窑施釉润如堆脂，定窑印花工整严谨，邢窑着色淡雅素静，钧窑色变灿烂如云，耀窑刻花犀利潇洒，磁窑黑白对比鲜明，湖田窑釉碧如天水，越窑色如千峰揽翠，龙泉独擅青梅滴翠，哥窑断纹曲折奇丽，建窑黑彩变幻莫测，契丹瓷追求民族造型，西夏瓷讲求厚实朴茂，女真瓷追慕宋人风韵等等。其实，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实际工艺内容比今人所总结者要丰富百倍，难以摹状，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文化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经驾轻驭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大致可分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文房系、玩赏系、礼仪系、丧葬系等，每个功能系的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面前，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是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唐代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这方面证据有四：一是宋瓷实物在世界各国发现甚多。如东亚的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列国，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中亚的伊朗乃至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宋代文献里也有宋瓷大量外销的详实记录；二是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技术来自于中国的汝官窑；日本的濑户窑也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带动了日本瓷业的诞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伊朗、伊拉克一带的伊斯兰陶瓷工艺中也兴起仿造中国陶瓷的风气；三是这时瓷器外销为中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个新的国际化称呼—china；四是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因此而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总之，考古学视野下的宋瓷特质鲜明，富于创造，高贵雅致，光耀古今，她向我们诉说着中华宋文明的高度，折射着中国文化繁盛期的世道人心；她既成就了一个划时代的工艺篇章，也成就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奉献。
陶瓷文化鉴赏-泉州窑
在今福建泉州市，故名。共发现碗窑乡、磁灶、童子山等窑址十一处，主要烧青白瓷、青瓷和黑瓷，时代均在宋元时期。
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青白瓷产品以碗、盘、洗为主。碗外壁多刻莲瓣纹。盘类以折沿大盘居多，盘心留有叠烧粘结的条形支具痕。洗类器皿胎薄釉润，采用覆烧法，口边无釉，与景德镇同类器物相比，口缘较厚；器内心印有花卉纹饰。（2）青瓷产品中的壶胎较薄，器形很小，与其它地区不同。（3）黑瓷产品以碗为主，兼烧长流曲柄壶。另有黑釉、绿釉军持，主要外销菲律宾等国。（4）童子山窑专烧青黄釉褐色彩绘大盆，有直口与折沿两种造型，器内多画折枝花卉纹，有写寿山福海或其它诗句的。日本福冈曾出土该窑所烧制的彩绘盆。
宋汝官窑的特色
（1）器形规整、制作精细，雍容隽雅，与宋代其它名窑的形制有类似之处，唯圈足外卷，目前为止仅见于汝窑。
（2）一般来说，宋汝官瓷的胎土比较细腻，呈灰白色，有如燃香遗留的灰烬，俗称“香灰胎”但从张公巷汝官窑发掘报告（郭木森）看，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而几乎不见清凉寺汝窑的香灰胎。胎薄而轻，质细而坚——胎壁很薄，一般在2～3mm厚，有清凉寺汝窑所不及者。
（3）宋汝官有八种釉色，传世器中常见的有三种：
卵青：与青色鸭蛋壳相似，略闪淡蓝，有粉质感，近乎失透，也称为月白色。开片轻浅，釉面很少见到棕眼。
粉青：蓝中闪绿，釉层透亮。颜色比卵青深一些。开片纹路较深，往往有白色纹线。釉面棕眼比较多。
天青：“雨过天青”之类的淡蓝色，不闪绿，釉面亚光。同一釉料，温度稍低则为淡天青；温度过高，则由半乳浊釉的天青变为透明、气泡稀疏而大的青绿色。
据清凉寺窑发掘统计，出土物釉色以汝官窑中最具代表性的天青为主，约占出土量的65.7%；淡天青次之，约占16.8%；因受土腐蚀退色，淡天青成为接近白色或灰色的约占11.7%，因火候过高接近豆青釉约占5.8%。而张公巷窑常见的，是以薄胎薄釉为主，釉面玻璃质感强，极少能见到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天青釉。汝官釉色则可分为卵青（月白）、淡天青、灰青、青绿和天青等。
德化陶瓷总站
（4）汝窑釉层薄而且均匀，釉色纯正，均属于结晶釉，四十倍放大镜下可见结晶颗粒。釉色既美且气泡稀少，分布均匀，故有寥如晨星之说——粉青、虾青、月白、偏天青釉色的汝瓷，是汝窑的早期汝瓷，其釉下气泡用廖若晨星来形容也较为确切。而纯正的天青釉色汝瓷和天兰釉色的汝瓷，其釉下气泡较大，且相对密集。豆青釉色的汝瓷，釉面玻璃质感强，这是由于温度过高所致，其釉下气泡大，且相对密集。梅子青釉无纹汝瓷，其釉下气泡如聚沫而不见攒珠，而葱绿釉色的无纹汝瓷，釉下几乎没有气泡。
（5）因以玛瑙入釉，所以呈现玉石般的光泽。色泽随不同的光照强度而发生变化，从早到晚观察的颜色不相同。并且会闪现若隐若现的红斑。其中，清凉寺釉料烧成温度低，釉色基本是一种酥油光泽，虽有光而不刺目，开片细而浅，质感滋润、柔和；张公巷釉面质感如玉，用手抚之如绢，光泽比清凉寺稍强一点。
（6）釉面开片有轻浅的蟹爪纹、鱼鳞片纹（蝉翼纹）、细碎鱼子纹、冰裂纹、柳丝纹等，片纹很细。
（7）汝官圆器全采满釉支烧，在器底可以看见细小如芝麻的支钉痕，支钉痕断面呈现白色，支钉痕排列紧靠底足的内墙；瓶类等琢器，除了个别采用满釉支烧外，大多数采用垫烧，足端露胎无釉。胎与釉的结合部，迎光观察，略微呈现很淡的粉红色。
字串8
（8）大多数出土瓷片及器物其“吃土”虽然明显，但不碍其玉润感，高倍放大镜下，可见许多土咬斑痕——视烧成温度与坑口情况而异，烧成温度低、坑口潮湿者受侵则重，或者留有水沁水锈；反之，表面土侵尚浅，或有不入釉层者，多是局部、小面积土侵，斑痕、片纹内有浅金黄橙色沁痕，周围有白化扩散现象（有如玉受土沁，润而不燥）。
唐代及五代时期的泉州陶瓷
唐——五代
南安产瓷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人开始烧瓷。
府衙北唐初古墓：1936年，厦大历史系庄为玑教授在泉州中山公园（古泉州府衙）北端，发现唐初古墓。墓砖文为贞观三年（629年）、岁次癸丑（永徽四年，653年）等。出土的冥器有灶、便壶、鐎斗、瓿、壶瓶、唾壶、灯台、洗、盆、盏、碗、盘、杯盘、杯、豆、甑等18大类173件。说明隋、唐时代，泉州的陶瓷业更加兴盛，生产品种物类已涉及日常用品的各个方面；技术更为进步。这一时期，陶瓷生产不仅着眼实用，也讲究美观，器皿上有刻划纹、曲线纹等装饰。釉层透明细净，色以青为主，亦有青绿、青黄、黄绿黑等色。器底多露胎，用单烧或叠烧法。釉料较前广泛，粒度更细，烧成温度亦较高。
五代·留从效（参见《泉州人名录·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远贩蕃国。”青瓷的生产规模、制作技术、产品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现唐——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南安境内4处。产品以罐为主，次为壶、钵、盆、缸、碗，釉色多为青釉、青绿釉。
陶瓷文化鉴赏-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办法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窑地
宋、元古窑址
据解放后的考古调查，当时泉州所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莆田、仙游等县，发现宋、元古窑址达137处。其中南安境内50处、安溪36处。
安溪古窑址：
1985年10月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安溪发现宋代古窑址近20处，可见安溪当时制瓷业相当发达。其中桂瑶窑釉色属影青和青瓷。产品大量行销日本。
宋至清代，安溪瓷窑址分布在安溪县南部、中部、北部等12个乡镇的46个村庄，以魁斗、龙门、龙涓、长坑、尚卿等处最为密集。共发现155处，其中宋元36处、明清119处，以生产青白瓷、青花瓷为主，还有白瓷、黑釉瓷、黄釉瓷等。尤其是龙门桂窑烧制的青瓷碗，在日本称为“珠光青瓷”。
安溪窑规模仅次于德化，居全省第二，为古代泉州重要的外销瓷产地。
晋江磁灶古窑址：
磁灶是宋元时期泉州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发现宋、元古窑址12处，分布在梅溪两岸。
磁灶属于丘陵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周围产瓷土。梅溪源于南安市，宽阔曲折，汇于晋江而后入海，是古代磁灶重要水上交通枢纽。充足的燃料，便利的航运加之丰富的瓷土资源，为磁灶古代瓷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乾隆《晋江县志》：“瓷器出晋江瓷（磁）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
在磁灶的蜘蛛山、金交椅山（参见下文《金交椅山古窑址》）、溪墘山、童子山等古窑址，都发现青瓷窑。产品主要是碗、碟、执壶、盆、盏、杯、注子、军持等。碗有的印有弦纹、蔓草纹、莲蓬纹，多数为素面。有的盆在釉下彩绘花卉、鱼藻、钱纹或题诗，开泉州釉下彩绘之先河。釉色青绿，有的青中泛黄，亦有黑色和酱色的。胎骨若瓦胎，用匣钵装烧，托座垫烧。
磁灶生产的瓷器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均有发现：日本的横滨、长野、福冈、京都等地出土有磁灶童子山所产黄釉下铁绘花纹盆，蜘蛛山窑所产绿釉剔花器、龟形砚滴等。菲律宾曾发现磁灶土尾庵所烧制的双龙抢珠缠枝牡丹花纹饰绿釉军持和黑釉军持、印纹碟、黑釉罐、黑釉刻花炉、灯盏等，蜘蛛山窑的印纹碟、军持、绿釉龟形砚滴等。菲律宾各地的古墓中也出土不少磁灶窑烧制的龙瓮。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产的绿釉盘、黑釉龙纹的军持。印度尼西亚出土有土尾庵、蜘蛛山窑的军持、执壶，金交椅山、童子山等窑的执壶等。雅加达博物馆收藏有磁灶窑烧制的军持。
晋江磁灶金交椅山古窑址
位于晋江市磁灶镇沟边村村北的金交椅山上，南邻沟边村，北邻南安，西为农田，东隔梅溪，与南安珍珠山相望。该窑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现4座古龙窑址。2003年发现的第4座龙窑位于窑址西北坡，南侧约10米处为一深沟。窑炉遭受严重破坏，不见窑头。窑炉呈长条形，方向284°，残长44.5米，宽1.6—2.20米，高差11.9米，尾部则架于山脊之上。出土器物有执壶、罐、盒、灯盏等，釉色主要施酱、青釉。窑具以垫座为主，还有垫饼、垫柱、垫圈等。
4座龙窑的共性有：窑墙外都有石头护墙，石头排列有序；烧制器物的窑具都用垫座、垫饼、垫圈、垫柱等，在各窑炉内未见匣钵，仅在废品堆中采集过一两个；各窑炉烧执壶、罐等多种器形，釉色有青釉、酱（黑）釉两种；4座窑都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说明窑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曾有改建过，同时也说明金交椅山烧窑时间较长。
2003年的挖掘还发现了作坊遗迹，有利于全面认识宋元时期晋江烧窑及制瓷工艺。作坊遗迹位于坡地上，东部与南部破坏严重。作坊区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在发掘范围内发现有贮泥池、沉淀池、磉墩3处遗迹，其中贮泥池中还残存50厘米厚的青灰泥。令人最为惊叹的是：东侧坡下几乎是一线排列着10口大缸，其中3口缸套放在一起，最大的缸腹直径95厘米，最小的底直径15厘米。
在一个遗址中揭露四座龙窑（若该遗址完整，应不止四座窑），在田野考古中并不多见，且每座窑至少使用过两期，说明宋元时期晋江制瓷业已相当发达。窑炉及其两侧废品堆中清理出来的瓷器标本，发现少量的五代物品，主流是宋元时期的器物，可见金交椅山烧窑有可能始于五代时期，兴盛于宋元时期。
泉州碗窑古窑址：
在泉州东门外碗窑乡，有南、北窑。北窑烧影青瓷，南窑烧青瓷。产品有碗、洗、执壶、瓶等。多素面，釉色灰青，烧制用垫圈，露胎处有硃砂红瘢，胎质灰白，且厚重，俗称“土龙泉”。在南洋群岛多有发现。
德化盖德古窑址：
北宋初，盖德窑以产青瓷闻名，色呈青灰，釉层透明，胎釉密贴。胎质坚结致密，吸水率低，近于青白瓷。器物以碗、粉盒、军持为主。除影青为主外，也有部分白瓷、黑釉瓷。产品行销东南亚、菲律宾等地。
青白瓷用石灰釉配制，釉色白中泛青、青中带白，莹润明亮。因釉中含铁量少，经充分还原焰烧成，加之瓷胎纯白，故釉色白胜于青。自北宋至今，青白瓷的延烧历史最长，采用最广泛，尤盛行于德化。
德化屈斗宫古窑址：
位于德化县浔中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为我国宋、元时的古外销瓷重要遗址之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现与屈斗官窑出土的相同器物），1976年由“福建省德化县古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队”发掘，1988年1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窑炉坡长57．１米，宽1．4至2．95米，鸡笼式窑基，共有17间窑室，14个窑门，结构较为完整。
出土800多件烧制工具和6793件完、残瓷器。这些器物的造型和烧制方法，具有明显的宋、元时代的特征。以墩仔式碗、折腹弦纹碗、铜罗盘、高足杯和直道弦纹洗为主，还有印花粉盒、洗、盖盒、壶、军持、莲瓣碗。这些瓷器应用了印花、划花、贴花、浮雕等多种工艺，纹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牡丹、莲花、梅花、菊花等四季花卉以及鱼、雁、人物等，不少器物上带有模印阳文（如“长寿新船”等）或毛笔书写的文字款识，有二件直道纹洗的底部，分别印有蒙古人特征的头像和阴刻元代花押，有些匣钵还刻有“郑”、“张”、“颜”姓字款，或“丁未年”年款。
这一窑址对研究宋元时代德化窑瓷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规模、窑炉结构、烧制工艺和瓷器外销，都有重要的价值，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和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安东田南坑古窑址：
位于南安市东田镇南坑村一带，于1977年发现，大多为宋元窑址，少数延续至明，其产品在日本及东南亚大量出土或出水。1991年3月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坑四周群山起伏，南坑宋元时期的窑址共33处，占南安古窑址一半以上，分布在南坑村抢仔岭、长埔、大坝、牛路沟、顶南埔、大官后等地山山岭岭之间。在古窑址的山坡上，遗有大量陶瓷片，面积20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1至5米，是目前闽南地区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窑群。
南坑窑址依山而建，出产青瓷、白瓷、青白瓷，且以青瓷和青白瓷为最多。主要产品有碗、碟、盏、洗、壶、瓶、杯、罐、盆、炉、器盖和动物玩具等。胎骨里呈灰色、白色、灰白色，质地坚硬细腻，釉色晶莹润泽，釉水均匀。装饰技法有莲瓣、菊瓣、草叶、缠枝、斜直线、篾纹和弦纹等，风格活泼奔放，线条刚劲流畅。釉色繁多是南坑窑的一大特点，除大量烧造篦点划花青瓷（日本称为“珠光瓷”）外，还仿烧龙泉、官窑等多种釉色青瓷。工艺水平已经非常成熟，采用龙窑式窑炉烧造，大量采用匣钵正烧法，另有匣体复叠法，叠烧法支圈复烧等方法。
2003年省考古队发掘整理出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南坑坪圹古窑址三处。
兰溪寮仔山宋代窑址龙窑是此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前半部分（约10多米）因建有一个砖瓦场而被切断，后半部发掘出了46米，窑底及遗迹保存较好。该古窑址都是烧青白瓷，主要品种有碗、盘、杯、炉、水注之类，器型、花纹规则，连窑具都很规则；尤其是水注制作工艺比较高，此次出土的就有一种很精美的水注——凤首水注。
字串5
南坑加冬井大宫后宋代古窑址共发掘了3段，长度约30多米，窑尾虽被破坏，窑头却保存相当完好。该窑址主要烧青白瓷，产品以盒为主，其它也有碗、盘、炉等。该窑址出土的盒类实物尤其精致，据称与“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盒子几乎一模一样。
南坑坪圹古窑址窑炉遗迹保存较好，下层烧青白瓷，上层烧青瓷（又称珠光青瓷）。印证了青白瓷比珠光青瓷出现得更早，解决了考古界长期争议的“哪一个出现得更早”的问题。
近年，在澎湖出土大量陶瓷，有许多篾点划花青瓷，与南安南坑窑出产的产品有关。在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也陆续出土泉州宋元陶瓷产品，而其中多数是南坑产品。
正当南安南坑窑群进入鼎盛时期，元末一场战争阻碍了陶瓷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特大的地震，黑蜂成灾，把这一带的古窑址推向灭绝，明清时，这里只剩下3个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