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钱纹饰瓷器。
昨日，记者从广东省文物局了解到，“南澳Ⅰ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工作再次获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已超过万件。据介绍，目前船体东西两侧船舷板和船体桅座已在海底现身，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装载有铜钱的船舱和全新的文物种类。其中，铜钱有一万余枚，多数标有北宋年号。
而新出水的景德镇窑品瓷器上的“清制”款识和福建漳州窑品瓷器“清”款识是否代表年代，是否颠覆古船明代身份的认知，引人遐想。
“南澳Ⅰ号”数字
广东省文物局最新统计数字显示，除铜钱外，今年“南澳I号”水下考古工作中共出水各类文物已超过一万件。
其中，超九成文物为瓷器，此外有少量的陶器和金属器。在这些出水瓷器中，盘类占44.4%，碗类占34.3%，瓷罐占8.8%，杯、碟、盒类共占9.2%。
首次发现年代清晰铜钱
考古队在近期对“南澳Ⅰ号”八号舱进行文物清理时，发现了罐装的大量铜钱。此次发现的铜钱由于在罐内保存，他们的“年龄”首次得以明确。考古队员发现，在这个舱体内发现的铜钱共有11300余枚，上面的钱文多是“祥符通宝”、“皇宋通宝”、“熙宁通宝” ——这是北宋年号的钱币。
一艘被专家初步确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的古沉船的船舱内，为何会装有如此大量的北宋年号的铜钱?
本土学者、汕头市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表示，在船上发现大量北宋铜钱，也可能是货船的目的地国家使用我们的铜钱作为硬通货。“在现有的著作里，已有学者考证过，有不少国家都直接使用中华民族的钱币作为本国货币。”黄迎涛说。
瓷器又出现“清制”款识
此次出水的文物，上面的题字也异常丰富。其中，题字“泉”、“双泉”、“师”、“二半”、“善”、“龙”、“曲”、“对”等均为首次出水。
款识“长命富贵”、“清制”、“婚”碗也为首次出水。根据广东省文物局的资料显示，近期出水的一只碗口径12cm、底径4cm的青花团螭纹“清制”款碗，是景德镇窑系产品，外壁及内底均饰团螭纹，碗底楷书“清制”青花款。而在出水的青花花卉纹大盘中，也有题字“清”字，但是漳州窑系器物。
“清制”、“清”是何含义?如果是清代的“清”，势必会推翻沉船的年号。黄迎涛表示，从此前大量发现的瓷器上的题字和款识来看，这些汉字应该是某个窑口的记号，或是制造者名字、货主要求标注的记号等，“应该不会是记录的朝代，这艘船是明代古沉船的结论是可靠的”。
但为何景德镇窑的瓷器和福建漳州窑瓷器的题字都有一个“清”字?两者是否有联系?广东省文物局表示，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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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那些名贵的北宋汝窑瓷器
北宋汝窑碗
上有乾隆皇帝御笔题诗，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北京故宫镇馆之宝。目前北宋汝窑碗仅存世两件，另一件在英国达维德基金会，属严禁拍卖的 国家一级文物。此汝瓷碗高6.7厘米，口径为17.1厘米，足径7.7厘米。敞口微外卷沿，深腹、外撇足，足内有五个小支钉痕。
北宋汝窑弦纹樽
身价数亿堪称“汝瓷之王”，弦纹三足樽全球仅存一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是传世汝瓷中极为罕见的大件器，无价之宝。樽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足径 17.8厘米。樽直口、圆筒腹、平底，由三个变形兽足支撑。胎质细腻，呈香灰色，胎体较轻。
北宋汝窑大盘
属全球最大，千古一绝的北宋汝窑瓷器，亦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存世汝窑盘中最大的一件。汝窑盘釉色天青纯正，内外均开冰裂片，底足外撇，满釉，五支钉支烧，高3.4厘米，口径19.6厘米，足径13厘米，是标准的汝官窑器物。
北宋汝窑莲花碗
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国宝，为全球罕见传世珍宝，十吨黄金不换。莲花碗呈十瓣莲花形，俯看形如十曲花瓣，形似一朵盛开的花朵。 莲花碗高10.5厘米，口径16.2厘米，足径8.1厘米，造型比例适度，器身随花口亦呈十瓣，凸凹与莲口相衔接，协调自然，美观大方。
北宋汝窑葵花洗
经34轮叫价，最终以2亿天价成交。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是唯一现存的葵花六瓣形盆洗，其直径为13.5公分，六葵瓣花式，口 略撇，上丰下敛，浅腹薄壁，器身随沿起伏，圈足微外撇，底有细小芝麻钉痕三枚。 北宋汝窑葵花洗原被英国著名的中国古陶瓷收藏家艾弗瑞·克拉克夫人收藏，上世纪70年代转入日本藏家手中。
古代瓷器：北宋和金代绿定瓷器鉴赏
宋代绿定瓷器瓷盘
北宋和金代定窑瓷器中的绿釉品种。绿定瓷器生产比白定、黑定、紫定都少。在窑址调查中很难发现绿定标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在60年代前往定窑窑址调查时采集到数片绿定标本，都是盘类器物的残片。其特点是白胎，胎体较一般瓷器略厚，但质地仍然很细，刻龙纹，施绿色釉，釉的呈色剂为铜的氧化物，釉质很细，釉色美观。除了窑址里发现的标本，绿定完整器尚未发现。
故宫明成化官窑瓷器款识欣赏
明成化朝官窑瓷器的纪年款，以双圆圈线及双方框线为主，并署“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为多见。后世仿制的成化瓷器，亦大多书写六字款，但真成化款字体并不规整，其特征，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曾用六句歌诀予以概括——
“大字尖圆头非高”：指“大”字第二笔有尖有圆，出头不高；
“成字撤硬直倒腰”：指“成”字第五笔硬直；
“化字人匕平微头”：指“化”字的“人”旁及“匕”字的上端基本相平；
“制字衣横少越刀”：指“製”字“衣”部第二笔很少超越立刀处；
“明日窄平年应悟”：指“明”字左边的“日”多是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型；
“成字三点头肩腰”：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在“头”部，也有在“肩”“腰”处的。
这就是成化官窑器的款识特征，凡字体规整的成化款，都是仿款。传世多见的“成化年制”四字款，亦大多属伪。
有一种说法，成化款的写法，是宪宗皇帝本人在年少时自己写的。工匠按照皇帝的“亲笔签字”，书写官窑瓷器款，也算是一种创新。
故宫明成化官窑瓷器款识欣赏明清时期官窑瓷器款识鉴别
大明嘉靖年制真品的款识
大明正德年制真品的款识
大明宣德年制真品的款识
大清康熙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雍正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乾隆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嘉庆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道光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咸丰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同治年制真品款识
大清光绪年制真品款识
瓷器烧制经过两宋时期的发展，不论在烧制工艺，还是器具种类方面都达到了高峰，各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品种，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等瓷中翘楚。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均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古代瓷器：清康雍斗彩瓷器鉴赏
斗彩工艺始创于明成化时期，但斗彩一词却成名于清代《南窑笔记》。关于此名来历有两种传说，一是因为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先在坯胎上用青料画花鸟等今天几个朋友斗钱出去吃饭，也就是说朋友把钱凑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意思，故而斗彩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争奇斗艳，互比美丽，各自不甘服输而得名斗彩。当然这仅仅是传说而已，不管哪种说法有道理，用意还都是对斗彩精美工艺的赞扬和肯定。
先谈釉色。康熙器物的瓷釉和瓷胎结合紧密，釉面极其光润，绘制精致，色彩艳丽。康熙时开始使用以金为着色剂的洋红，并迅速盛行，取代了矾红，它釉汁细腻，光润匀净，色如胭脂，故名胭脂红，从而使斗彩显得更加娇艳。这个时期的斗彩无论是器物的数量，还是色彩的种类都比较多，既有釉色淡雅清新的作品，如康熙斗彩喜上眉梢纹盘，也有色彩深浅不同，再添加其它釉色，从而艳丽夺目的器物，如康熙斗彩蓝地红绿彩双龙戏珠碗。
雍正时期施釉工艺比康熙时期有很大的进步，彩料的提炼更为精细，并开始在斗彩中使用渲染法(属于比较简单的渲染)。用彩方面，一般颜色都比以前略为浅淡，所以雍正时期的斗彩色调柔和淡雅，同时此时斗彩中还偶尔出现了点缀粉彩的情况(即斗彩和粉彩合绘，但粉彩所占比例非常小)，突破了过去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创造了釉下青花和釉上粉彩相结合的工艺。同时还十分讲究釉上彩的多样化，往往在紫、绿、红等多种颜色，使斗彩显得更加丰富艳丽。如雍正缠枝花碟就是使用了这种工艺。
再谈纹饰。在云纹、莲瓣纹等，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大量的蓝料涂地，用红绿彩添龙纹，复又入窑烘烤而成，以繁缛致密、色彩富丽的纹饰取胜。绘画题材基本上脱离了以往的形式，不仅大量采用历史人物故事一类的题材，此外还有草虫、花鸟、禽兽、云龙、山水等吉祥桃花、海棠、菊、三秋、九秋、落花流水等等。花纹规整，多数的底足都制成光滑而滚圆的泥鳅背状。
雍正时期的器型以线条秀美著称于世，为后世仿制者所无法追摹。一般器物的转折棱角处制作得自然柔和，不似康熙时期那样挺拔生硬，所制器物的器壁一般要比康熙时期的薄一些，胎体迎光透视则莹润无瑕，有的略显青色，所以器物的造型特别精致秀巧。
在款识方面，康熙官窑比较重视年款，年款的种类很多，也有刻印款，但以书写款为主。这种年款一般都置于器物底部。在书写款中可分为青花款、釉里红款、紫彩款、蓝料款以及胭脂红料等几种款识，彩料年款又以青花款最为普遍。年款的写法一般都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的形式，也有的是六字三行的。
雍正时期的瓷器款识比较普遍，也以青花书写款最为常见，整个雍正时期瓷器年款笔画规矩，横平竖直，字体都比较工整秀丽。官窑年款一般常见的形式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加双蓝圈款，也有六字三行楷书加双蓝圈款的；还有个别不带边框的年款，也是六字三行。另外在雍正初期个别器物上还有书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的，这种篆书款在雍正以后逐渐开始流行。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匾横年款。雍正年款的位置绝大多数也是在器物的底部。
紫砂款识谈
紫砂款识是指用钤印盖或用刀镌刻在紫砂陶器的底部、盖内、把下等处制作者或定制者、监制者的印记。
明代正德年间，制壶大师供春所作的“树瘿壶”（宜兴储南强原藏，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是现存唯一的供春传器。有“供春”二字作铁线篆镌于把内壶身，这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款识。
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古印陶的延续。
印陶所指，是古代人们用玺印在陶器未烧成前盖压后留下的印样。借以表明器主姓氏或作器者姓名，也有表达地名、官职以及纪年的。也可以说印陶是玺印的副产品。用于盖压陶器的玺印往往是专门性的，不尽与其它用途的玺印完全相同。印陶大量是东周遗物，秦汉、魏晋、唐宋均有发展。它应该属于篆刻（冶印）艺术的范畴。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紫砂款识与古印陶有不少相似之处，与古封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紫砂款识先是镌刻，再发展到用钤印钤盖，这个过程的形成是有各种因素的，有以下几点：
1、镌刻麻烦，玺印方便，一钤即可，尤其适用少批量的生产，镌刻者须善书。
2、镌刻字样不能一致，玺印钤盖不易仿冒。
3、玺印钤盖留下的印记也是一种“商标“。
4、用玺印也是紫砂艺术走向完善的一步，是中国古文化与传统艺术的结晶。现在一般都不用直接刻的款了。紫砂款识与古代印陶相比有它独有的特点：第一、刻款多为楷书，具晋唐遗意。用玺印钤压的款识，风貌。汉印、明清流派印很多是近似的。有的款识直接借用名家印作，如顾景舟用一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为清代篆刻家吴熙载作品的仿制。紫砂款识所用文字多为楷书，小篆和缪篆。从书法的角度欣赏紫砂款识，远不及古印陶的丰富、清新。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章法大多显得规正、严饰，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有一些印也许是工匠自制的，比较粗劣，用字往往有误。第二、紫砂款识所表达的内容，除制作者、定制者、监制者、纪年等以外，还有斋、馆、室名，多主寓意的闲章。商标款也出现了，古印陶的内容就单调得多，这与印章的发展（唐代以后才用斋、馆、室印）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古印陶中有肖形印，这在紫砂款识中尚未见到。第三、紫砂有了款识，这是由实用品转为艺术品的标志之一。这样就有了名人名作，便于鉴赏识别。款识与作品连成一体，一壶千金，不足为奇。紫砂陶的爱好者、收藏者、鉴赏者、研究者日益增多，促进了紫砂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伪作，真伪之鉴别，另当别论。
紫砂陶以造型丰富，古朴敦厚见长。紫砂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别具特色，已成为紫砂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把没有款识的壶，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一把款识不好的壶也使人感到艺术内涵不够。历来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用印钤款也涉及到制作者的艺术素养，壶外工夫于此也可见一斑。用印不当会弄巧成拙，“佛头着粪“，反之却能”锦上添花。
好的紫砂款识应具备以下几点：
（1）印章大小要适宜
用印钤款，理由视作品的大小而相应配置。倘若几人合作，几人的印章大小亦宜相仿。有人曾说用印宁小勿大，大则不雅，此说有一定道理，也不尽如此。我曾应吕尧臣之嘱作“尧臣陶艺”一印，拟战国玺意，与其代表作“玉玺壶”底一般大小，钤之于壶即为一巨玺，匠心独运，非常巧妙。因此制作者如能多备一些大小不同的印章，用起来方能得心应手，恰倒好处。
（2）印章形式要善择
印式变化有姿可与整体作品的艺术美相得益彰。印章除正方形、朱白文（钤在壶上则相反，一凹一凸）外，还有半通形、瓦当形、圆形、半圆形、椭圆形、葫芦形、自然形、肖形等各种印面形式。凡一件作品同时钤用二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就需择不同的印面形式。曾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程寿珍喜用一方圆中有方、方中见圆的“冰心道人”印，钤在其作品“掇球壶”上，浑然一体，如见古佛之容。
（3）钤压位置要得当
一般用印在底部，盖内，（）下。如用在壶的明处，尤其要审查位置。用得好，可以起装饰作用，活跃振醒，得画龙点睛之妙。有心者不妨一试。
（4）风格要协调
一般来说工细精致的作品，宜用娟巧秀丽的印章；朴实奔放的作品，宜用粗犷老辣的印章；端庄稳重的作品，宜用方正平稳的印章。制壶名家王寅春常用的名印“王寅春”，得汉铸印神韵、残缺自然，通力巧妙，钤在其作品上，印虽小却显得雍容大度。顾景舟先生所用“景舟制陶”一印，线条不粗却刚劲饱满，恣意纵横而错落有致，确是大家风度。现在有不少人喜用一种四平八稳、粗细、深浅一致，工艺化的印章，且不问作品风格是否相宜，看后使人很腻味。
壶的造型与提名也可用风格相应的印章来匹配。“秦权壶”，可用有“田”框的仿秦印、半通印。“汉瓦壶”可用仿瓦当印。“集玉壶”，可用仿切玉印。壶身装饰性强的可选用乌虫篆印。
壶的风格，随人而异。揣摩用印，也要相类而施。用印也是创作的一个部分；要一并构思，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性。这点往往为创作者所忽视。
用闲章应与作品寓意相合。青年壶艺家吴群祥其居曰“草木居”，寓草木有情。“草木居”一印为篆刻家马士达先生所作，钤之于壶，脉脉传情，耐人寻味。
（5）钤印轻重要适宜
钤印时应注意平整，用力均匀，不可深浅不一。由于印的形式与风格有异，作印者用刀深浅不一，钤印时也应恰倒好处。有的不一定要钤足，有的却非钤足不可。清代篆刻名家陈鸿寿（号曼生）设计的壶式，寓巧与拙，古朴而又幽默。杨彭年制作，底钤“阿曼陀室”一印，钤足后方显得雄健朴茂，运刀犹如雷霆万钧，金石味十足。
（6）印章制作要考究
紫砂款识所用印章的制作者有印人，也有不少民间陶工，优劣悬殊。现在紫砂陶有了很大发展提高，款识的艺术水平往往还不及古代的。“王南林制”、“杨彭年造”、“阿曼陀室”这样精彩的款识现在见不到。究其原因，作印者是篆刻名家，也懂得紫砂一二，制壶者也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也懂篆刻一而。因此我们现在的紫砂作者也应该懂点篆刻，有条件的应请印人作印。
因为紫砂款识的用印往往是专门性的，深浅与用力也应尤其注意。作印者应着眼于钤压在紫砂上的艺术效果。
总之，紫砂款识是古印陶的延续，属于篆刻艺术的范畴，也是紫砂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件作品，款识不好，不是好作品；一把壶，款识不好，不是好壶。造型、泥料、制作、款识、烧成具佳，方为上品。
清康雍斗彩瓷器鉴赏
斗彩工艺始创于明成化时期，但“斗彩”一词却成名于清代《南窑笔记》。关于此名来历有两种传说，一是因为“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彩瓷工艺，先在坯胎上用青料画花鸟等图案，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低温彩料添绘、拼斗，复又入窑烘烤而成，因为这项工艺创烧于江西景德镇，按当地的方言“斗”就是“凑”的意思，比如说：“今天几个朋友‘斗’钱出去吃饭”，也就是说朋友把钱“凑”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意思，故而“斗彩”由此得名；另一种说法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争奇斗艳，互比美丽，各自不甘服输而得名“斗彩”。当然这仅仅是传说而已，不管哪种说法有道理，用意还都是对“斗彩”精美工艺的赞扬和肯定。
先谈釉色。康熙器物的瓷釉和瓷胎结合紧密，釉面极其光润，绘制精致，色彩艳丽。康熙时开始使用以金为着色剂的“洋红”，并迅速盛行，取代了矾红，它釉汁细腻，光润匀净，色如胭脂，故名“胭脂红”，从而使斗彩显得更加娇艳。这个时期的斗彩无论是器物的数量，还是色彩的种类都比较多，既有釉色淡雅清新的作品，如康熙斗彩喜上眉梢纹盘，也有色彩深浅不同，再添加其它釉色，从而艳丽夺目的器物，如康熙斗彩蓝地红绿彩双龙戏珠碗。
雍正时期施釉工艺比康熙时期有很大的进步，彩料的提炼更为精细，并开始在斗彩中使用渲染法(属于比较简单的渲染)。用彩方面，一般颜色都比以前略为浅淡，所以雍正时期的斗彩色调柔和淡雅，同时此时斗彩中还偶尔出现了点缀粉彩的情况(即斗彩和粉彩合绘，但粉彩所占比例非常小)，突破了过去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创造了釉下青花和釉上粉彩相结合的工艺。同时还十分讲究釉上彩的多样化，往往在图饰的一朵花内添以黄、紫、绿、红等多种颜色，使斗彩显得更加丰富艳丽。如雍正缠枝花碟就是使用了这种工艺。
再谈纹饰。在图案设计上，康熙斗彩仍带有以疏朗秀丽为特色的明代后期遗风，纹饰图案往往布满全器。如蓝地红绿彩碗就是这种风格的真实写照。瓷匠首先在坯胎上用青料勾勒好龙纹、云纹、莲瓣纹等，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再在留出的空白处用大量的蓝料涂地，用红绿彩添龙纹，复又入窑烘烤而成，以繁缛致密、色彩富丽的纹饰取胜。绘画题材基本上脱离了以往的形式，不仅大量采用历史人物故事一类的题材，此外还有草虫、花鸟、禽兽、云龙、山水等吉祥图案，例如康熙斗彩喜上眉梢盘的背面绘的是“岁寒三友”，康熙斗彩团花寿桃纹盘正背面绘的都是吉祥图案。
雍正时期的绘画继承了康熙晚期的风格，但比康熙绘画更为精细，也比较注重章法。斗彩纹饰的布局和添彩有独到之处。这个时期釉下以青花勾线后，能把各色细润的彩料准确地填在框线内，施彩薄而浅淡，添彩很少溢出青花轮廓，例如雍正斗彩竹石盘就是在青花线条内准确添彩的体现。图案设计基本以花鸟为主，其中花卉品种最为丰富，常见有牡丹、桃花、海棠、菊、三秋、九秋、落花流水等等。花纹图案规整，笔法精细纤柔且清秀典雅，装饰以绘画为主，各种画面都有一定的特点，图案工整精细，风格趋于清新淡雅。
在造型方面，康熙器物的瓷胎坚密，器物造型比明代晚期要考究，特别是碗盘类器物都非常精细、规整，多数的底足都制成光滑而滚圆的泥鳅背状。
雍正时期的器型以线条秀美著称于世，为后世仿制者所无法追摹。一般器物的转折棱角处制作得自然柔和，不似康熙时期那样挺拔生硬，所制器物的器壁一般要比康熙时期的薄一些，胎体迎光透视则莹润无瑕，有的略显青色，所以器物的造型特别精致秀巧。
在款识方面，康熙官窑比较重视年款，年款的种类很多，也有刻印款，但以书写款为主。这种年款一般都置于器物底部。在书写款中可分为青花款、釉里红款、紫彩款、蓝料款以及胭脂红料等几种款识，彩料年款又以青花款最为普遍。年款的写法一般都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的形式，也有的是六字三行的。
雍正时期的瓷器款识比较普遍，也以青花书写款最为常见，整个雍正时期瓷器年款笔画规矩，横平竖直，字体都比较工整秀丽。官窑年款一般常见的形式为“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加双蓝圈款，也有六字三行楷书加双蓝圈款的；还有个别不带边框的年款，也是六字三行。另外在雍正初期个别器物上还有书“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的，这种篆书款在雍正以后逐渐开始流行。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匾横年款。雍正年款的位置绝大多数也是在器物的底部。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瓷器真伪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
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与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
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画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出真伪。
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
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
古代瓷器：领略北宋越窑器最后的兴盛
其三：社会审美受北宋宫廷花鸟画影响，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亦讲究源于唐代教坊曲鹊踏枝多用于抒发缠绵悱恻之情，至宋朝改为词牌名蝶恋花，以填写爱情词章为主，历史留有名家绝句颇多。在曲乐歌赋氛围影响下产生圆形构图、相向对飞的团蝶纹即是北宋越窑代表纹饰之一。1986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亦出土同纹饰器物；破茧而出的团蝶纹饱含着对美好爱情的想往和赞美，它对后世写实和写意蝴蝶主题纹饰及配饰发展演进有着深远的影响，衍生出大量蝶恋花、瓜瓞绵绵、群蝶飞舞等吉祥寓意的装饰纹饰。
古代瓷器：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碗
另外三器尺寸相若或略小，有矮圈足，仅盌心划莲纹及内壁饰凸棱，现展于《定州花瓷：院藏定窰系白瓷特展》，台北，2014年，编号II-80、81及82。
大维德爵士旧藏也有一例，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12年，编号5及6。
定瓷饰莲纹相对较普遍，但多甚草率，虽多配以茨菰叶，仍常与萱草溷淆。然本品莲纹灵巧写实，莲叶捲边姿态各异，气韵与别不同。如此细划莲纹之例，仅止数器，然皆为精品，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划莲六瓣葵式盘，现正展于《定州花瓷》，前述出处，编号II-39。故宫收藏瓷片甚丰，包括有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及燕川村收集所得，其中有一宋朝残盌，与此类近，可资比对，见《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窰址标本》，卷2：河北卷，北京，2006年，图版169上。
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学者时引用之，认为宫廷因定瓷涩口不施釉，是以弃定取汝。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蔡玫芬于1996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讨会上，提出于瓷品上添加金属边稜乃当时宫廷贵冑品好，涩口正好可避免金稜滑脱之虞，因此「有芒」并非为了採用覆烧技术才衍生的瑕疵。「稜釦习尚如此风行，然定窰瓷在北宋中期之前尚未行覆烧技术；是以金稜非因掩饰芒口而产生，相反的，芒口可能因稜釦习尚而生」。负责饰品、隶属工部的「文思院」，以及承办内宫品物之「后苑造作所」，下皆设有「稜作」，专门加缀金银稜釦。蔡氏因此指「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之句，或并不反映宋廷对有芒定瓷之嫌厌，反之可能因定瓷巧饰稜釦，用于特定御典有欠妥适。此盌釉面柔润，色呈牙白悦目，聚处若泪痕而色略深，久历千年风霜，朴淳如昔。可与之媲美者寥寥可数，私人藏例更是绝无仅有。早于1949年，此盌已属着名收藏家艾弗瑞‧克拉克伉俪雅蓄，见于多个重要展览。自1971年出现于伦敦苏富比后，未曾公开展览，芳踪杳沉，如今复见尤为难得。
艾弗瑞．克拉克与夫人，二十年代始蒐集珍藏，对伦敦东方陶瓷学会贡献良多，积极助筹展览。早于1933及次年，EdgarBluett于艺术杂志《Apollo》先后为夫妇两收藏撰文二篇。夫妻二人虽惠赠少量藏品予大英博物馆，绝大部分后经苏富比分批转售。大卫德爵士夫人在1992年的一个访问中，当被问及其夫生前最仰慕的收藏时，她想应该是克拉克。克拉克伉俪品味高致，所藏宋瓷超群绝伦，1960年曾慷慨借出二十八件宋朝佳器，展于伦敦东方陶瓷学会重要展览《TheArtsoftheSungDynasty》，当中包括北宋汝窰天青釉葵花洗，该器后以高价售于香港苏富比2012年4月4日，编号101，至今仍是宋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