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的彩。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纸坊公社阎庄大队（今汝州市纸坊乡纸北村阎庄自然村），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考古价值傲然屹立于中华国宝之巅峰，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做为当年第一位发掘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李建安先生，至今鲜为人知。现在汝州计生委工作的谭国强与李建安交往有数年之缘。作为发现者的见证人，他将所知的发现鹳鱼石斧图陶缸有关往事叙说出来，以飨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广大朋友。
李建安，1953年7月出生，为汝州市纸坊乡纸南村第十村民组人。1972-1974年在本大队做民办老师，1975年应征入伍。1978年4月，从云南腾冲退役回家没多久的李建安，被纸坊公社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分配到公社文化站当文化干事。由于工作需要，李建安曾被派往洛阳学习过《文物法》。同年10月，他随洛阳地区文物处参与到纸坊中山寨村大墓群考古发掘，对文物工作有一定经验。
1979年春节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买菜时，偶尔从纸坊乡纸北村一位60多岁的老汉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村苹果地发现了不少红陶片。吃过早饭后，他便准备好工具，迅速赶往知情人描述的现场---纸北大队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60多米处一竹园附近。到达现场后，他从一个没挖好的苹果树坑中捡出一部分红陶片，经过20多分钟的拼凑，一个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显现出来。这时，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时所学的一些知识得到应用，他初步把此物确定为二次瓮棺葬红陶尖底瓶。后来，发掘成果进一步扩大，他一个人在原苹果树坑的东西向拓展挖开了一个长560cm、宽80cm、深85cm的土坑。经过一天半时间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个，其中只有第12个陶缸上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其余的均无任何图案。因为这个陶缸上有图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发现陶缸边沿有一个高约13公分分长呈三角形的口子（当时不在意，李建安分析是大队移土时车辆辗轧所致，此缺口至今没有找到）。当挖出第13个陶缸时他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分3次把这13个陶器，运到自家的院落里，这便成了13个陶器出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休息几天后，他开始对这13个陶器进行清理。在清理中，他发现陶缸和尖底瓶里装的是土和人骨头。家人知道后，以放在家中晦气为由，极力反对他把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马上送走。无奈之下他用架子车把这13个陶器运到纸坊公社东院（韩家祠堂主房下东第一间平房内）他的办公室，这是13个陶器的第二个落脚点。由于当年谭国强也在纸坊公社上班，与李建安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谭国强闻讯后看到其中一个陶缸上有鸟、鱼、石斧图案时，当时他问：“你弄这些玩艺这么下功夫干啥哩，能值几个钱？”他激动地告诉谭国强：“这里的东西可是国家的宝贝，不是值几钱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批陶缸的珍贵性。后因人事调整，他和13个陶器也随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间办公室内，这是13个陶器的第三个落脚点。
在此期间，李建安曾多次与原临汝县文化馆联系，请求早日把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于当时临汝县考古工作比较滞后，工作人员对陶器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视程度不够，此事拖了又拖。时隔二年多后，即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请求终于有了结果，他兴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自行车拖着架子车，沿着洛界公路，经过一个半小时行程到达原临汝县文化馆。时任文化馆馆长的张久益亲切接待了他，并对他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赠送其5双线手套以资鼓励，这是13个陶器的第四个落脚点。
时至1998年1月8日，谭国强和两位同事一起到北京出公差。他们三人在闲暇之余到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参观，步入历史博物馆没多久，离谭国强大约20多米处的那个带图案的陶缸进入谭国强的视线。当时谭国强和同去参观的同事开玩笑说：“前边那个陶缸是1978年在原临汝县纸坊公社纸北大队阎村出土的，不信你去看看。”同事还半信半疑地说：“真的假的？”当他跑到展柜前一看傻了眼，确实如谭国强所说。谭国强骄傲地告诉同事说：“为什么我了解这个陶缸呢？因为它出土后在我宿舍门前放置半个多月的时间。”参观过后，谭国强才感觉到此陶缸的非凡价值。后来，为更进一步了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有关情况，谭国强多方查找资料。“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在鹳鱼石斧图被发现的30余年时间里，专家、学者关注有加，诸如“中国最早的彩陶画”、“中国最早的国画”、“中国画的开山鼻祖”等一个个显耀的光环，皆叠加于一身。它呈现着华夏文化的光辉，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在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凭借珍贵的价值，2003年7月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国内外专家还在不断探讨深入研究。从民族艺术而言，它证明了我国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平。《国宝大观》一书中认为“鹳鱼石斧彩陶缸”堪与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相媲美。
后来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如何来到北京，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当事人李建安和见证人谭国强均不得而知，经汝州市文史爱好者杨占营先生的考据和查找资料，终于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1980年灯节的前几天，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机，一个重要人物发现了他的价值，他就是时任郑州市文联主席的张绍文先生。灯节在即，回到家乡汝州（当时称临汝县）的张绍文先生与侄子张天庆一同到文化馆访友。进入文化馆大院，一眼就发现一件古陶器摆放在院中的乒乓球桌面上，他快步走上去，发现上面竟绘有鹳、鱼、石斧的图案。张绍文当即告诉文化馆工作人员说：“陶器上面的画太有价值了。”他当即找人进行了拍照，又命从小喜欢书画的侄子张天庆找来纸笔进行描摹，（张天庆因此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由他仿制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格外逼真，被国内多家博物馆争相收藏），并当场命名为“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到郑州后，张绍文分别向有关部门领导作了汇报，并撰写了一篇题目为《原始艺术的瑰宝------记仰韶文化彩陶〈国宝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论文。文章中写道：“笔者今春灯节返故乡，在文化馆陈列的这批仰韶文化陶器中，发现了一件陶缸上绘有一幅罕见的原始绘画，非常惊奇，于是进行了临摹、拍照，定名为《鹳鱼石斧图》（简称《陶画》）。”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这幅原始绘画，是一件稀有的杰作。”“那自然生动，无趣无穷的艺术形象，无疑应列入‘神器’中去了。”“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这幅《鹳鱼石斧图》是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幅绘画。”毫无疑问，张绍文是第一个发现“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巨大价值和进行研究的人。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专项调查组进驻临汝县，调查组的成员有省博物馆的汤文兴、县文化馆的张久益、县文化馆办公室主任晋明德等人。调查结束后，由汤文兴同志执笔，撰写了一份署名“临汝县文化馆”的《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阎村遗址面积约250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1964年以来不断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铲、骨针和大量的砂红陶片。1978年11月间，当地社员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还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后已被砸毁。加之调查时又发现的几件，共采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红砂陶质，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陶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之一，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以及石斧的使用与安装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在我国绘画史上也是一件罕见的珍品。”
这两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这两篇文章奠定了“鹳鱼石斧图”的研究基础，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紧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馆，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五个保管点，继而荣登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神圣殿堂。这是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后的第六个保管点，至此也成为现在的最终存放点。目前，在首都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不断地接受着全世界人民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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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龙泉官窑身份发现始末
2005年，对于龙泉青瓷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伴随着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的发现，蛰伏多年的龙泉青瓷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而揭开其埋没已久的官窑身份的，正是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馆长叶英挺与浙江省收藏协会副秘书长、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顾问华雨农。
民窑精品还是官窑之作？
早在十多年前，通过对龙泉明初一批精品的研究，叶英挺就坚信龙泉青瓷并非民窑制造那么简单，难道是官窑？他心中隐隐升起这样的疑问，只是苦于没有确实的证据，叶英挺一直不敢确定。
这些年来，叶英挺一直为了证实龙泉窑的官窑身份四处奔走。经多方调查发现，无论是以北京故宫博物馆为代表的国内博物馆，还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日本等若干家海外博物馆，馆藏的龙泉青瓷器物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器型庞大，制作精美，与同期器物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批东西是元代的还是明代的，出自哪里，是龙泉民窑精品还是官窑之作？疑团在去年春天终于被揭开。
2005年4月的一天，叶英挺和华雨农偶然在杭州二百大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大批瓷片。这些瓷片器型庞大，胎质洁白，釉色肥润，刻花精美规整，器型庞大端庄，品种有执壶、梅瓶、玉壶春、刻花大盘、大墩碗等，与他们早在十年之前就开始关注的一批明初精品龙泉窑瓷十分吻合。
它们出自哪里？瓷片贩子一开口，叶英挺便喜出望外：是龙泉老乡！
挖地时掘到古瓷片
龙泉古窑址众多，给探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在龙泉市领导的帮助下，出土这批残片的确切窑址终于被找到了。该窑址位于大窑片中的岙底一带靠近垟岙头的地方，当地村民称此处为“峰洞岩”，也有人叫“高坞”。
原来这些瓷片是大窑村村民在种植农作物挖地时掘到的。这批瓷片数量庞大，形状各异，块头大的单片拿起来都很吃力。瓷片当时被堆弃在田边，因为花纹精美，后来便有村民捡了回家，随后陆续流散到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收藏品市场。
这一情况被发现后，政府部门非常重视，迅速采取措施对窑址进行紧急保护。不仅拨出专项经费，指示文物主管部门落实了具体保护措施，回填瓷片，还在大窑的主要部位拉了铁丝网，并配备专车进行巡逻，防止盗窃瓷片的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外流瓷片的抢救性征集工作也迅速展开，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都留下了瓷片回收人员的身影。不懈努力之下，先后共计5吨瓷片被回收。
但叶英挺估计，被回收的数量仅仅占外流总量的1/10，征集工作一直未曾间断。
两角五爪龙纹透露身份
瓷片征集工作及窑址保护工作在紧急展开，同时追回瓷片的整理分类、残片修复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从整理结果来看，残片在器型上可分五大类：梅瓶、玉壶春、执壶、碗、盘。胎普遍较厚，最厚达到了5厘米，以施三层釉为多，釉色以梅子青为主基调，也有粉青、灰青，少数呈黄色。从这些残片中可以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
从修复的残器来看，整体风格较统一，器型样式中规中矩，釉色凝重沉稳，玉质感较强，最有特色的是精美华丽的刻花纹饰，其精湛的做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是普通龙泉民窑无法企及的。并且在主题刻花品种上除了植物花果，还有两角五爪龙纹。在元明时候这种图案被定为是皇帝个人的专用纹样，非官窑不出。
更重要的是，这些残器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是洪武、永乐两朝的官窑器。包括花纺装饰风格、器型样式都如出一辙，规格大小也是不相伯仲，甚至还能找到好几个两者在花纹、器型上完全一样，及规格大小非常接近的实例。这一现象印证出了元明官窑器是由“内府定夺样制”烧造的事实。
龙泉窑比肩景德镇
根据《大明会典》中的相关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浙江处州龙泉和江西景德镇在明朝同为官窑性质，负责为朝廷烧造供器，因此所产瓷品的刻花纹饰是一样的。
《明宪宗实录》中记载，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即成化皇帝的即位诏书还指出派内官任督窑官监烧瓷器，因此处州龙泉窑应有皇家自行建造的窑场，此处表明处州府设立官窑无疑。
《大明会典》还提到，“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当时皇家祭祀要求法天象地，以强化自己的“天子”身份，因青色与昊天对应，祭天是用青瓷的。
经过一系列考证分析，得出了相应结论：龙泉在明代曾设立过官窑，叶英挺之前在各地见到的“明初精品”正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而龙泉大窑出土的这批数量巨大的瓷片，则是因次品而淘汰下来并被砸碎集中填埋处理的官窑残片。经初步推断，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的烧制期是从洪武到成化近一百年的时间。
故宫瓷品找到“娘家”
大明处州龙泉官窑的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各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伯谦先生是最早来处州青瓷博物馆观看这些残片及相关成果的老专家。“看到这批明代洪武至成化年间的青瓷，心情激动。”他肯定了这批瓷器的断代问题，并认为把它定为官窑是很正确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秘书长冯小琦欣喜地表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20多年来一直都在为故宫内的一批青瓷藏品寻找具体出处，但一直没有着落，因而许多研究工作无法展开。此次在龙泉发现明初官窑，终于使这批藏品找到了“娘家”。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女士认为，龙泉窑是青瓷的集大成者，但在明代已渐衰落，而这些残器的质量却非常高，不可能是普通的瓷器。
江西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则指出，龙泉窑在元至正年间就已有官窑，他认为处州青瓷博物馆目前整理出的这些残器当时应是外销的，是郑和下西洋馈赠给外国的礼品。
厦门市博物馆馆长张仲淳坦言，此次发现龙泉明代官窑遗址的消息公开以后，就很有可能在青瓷收藏界掀起一股收藏明代龙泉官窑青瓷的热潮。
“明代龙泉设立官窑”说具有颠覆性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也被誉为“瓷器之母”，而龙泉窑则是青瓷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大窑系。所产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比肩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至清代逐渐衰落，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一个瓷窑系。
龙泉青瓷影响深远，窑场范围广，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松阳、缙云、武义、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十多个县市，以及福建省的浦城、松溪等县，现在已经发现各时期的龙泉窑瓷窑址500多处，形成一个窑场众多、分布范围很广的瓷窑体系。
一直以来，世人普遍认为龙泉窑属于民窑系统，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为朝廷烧造过“贡器”。当然，也有一些意见认为在龙泉窑的发展史上，确曾设立过官窑，也就是南宋晚期——龙泉窑的鼎盛时期。但到了明代，龙泉窑则已式微，此次提出“明代龙泉设立官窑”一说，不仅前人没有提出过，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
清康熙 青花“楚人献鱼”图碗
规格：高4.5 口径8.3 足径4.3/cm
“楚人献鱼”为一历史典故，原文出自《新序》:
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比喻寡人也，且今行之。”
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一献余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智矣。
译文：
楚国有人向楚王献鱼，说：“今天捕得的鱼，吃不掉,卖不掉，放了又很可惜，所以来献给大王。”楚王的侍臣说：“这样说对王太不尊敬了。”
楚王不同意侍臣的意见说：“你不知道，这打渔人是个仁德的人。听说仓库粮食丰余，国家却有饥饿的人;后宫有很多怨女，民间有很多成年而无妻的男子;王府库聚财多;国内贫民很多;这都因为国君不仁道的原因。所以厨房有肥肉，马棚有肥马，百姓有饥色，是因为亡国之君王搜刮财物藏在府库里.。这个道理，我早就懂得，却不能实行，渔夫知道这个道理，大概是用献鱼这种方式来晓谕我吧。我要为民做好事。”
于是派使安抚老弱孤苦的人，从粮仓拿出粮食，从府库取出钱财布帛，用来救济生活困难的人;释放后宫不侍奉君主的宫女，让她们嫁给无妻的男子。楚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邻国也归附于楚国，所以渔夫献上一条多余的鱼，楚国依靠这得到了好处，他可称得上仁慈而明智了。
此碗小敞口，弧腹，圈足。画中一男子拿着一条鱼进献，旁边立着一戴官帽的侍臣;楚王立于对面，正作趋前取鱼状。四周点缀山水，以青花分水技法绘就，整体工艺精细，画工精湛，典故内蕴深厚，底有“大清康熙年制”款，是一件青花佳品。
新石器时代双耳鲵鱼纹彩陶瓶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局部）
出生时代：新石器时代
出土地点：甘谷县
珍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器物，1958年出土于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馆藏专家鉴定组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2厘米，泥质橙黄陶，深褐彩，小口，长颈，平底，颈部有堆绳纹一圈。彩陶瓶腹部两侧有对称桥形耳，在瓶肩部以上至近底处用黑彩绘一条鲵鱼，鲵鱼脸部器官用圆、十字、横线描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酷似人形，生动可爱；头扁圆，大口露牙，长条曲折身躯，两侧饰爪形纹，尾大而扁，体上有斑纹。身躯卷曲似在游动，两只前肢仿佛在支撑着身体，使头昂起，鲵鱼的头与尾须自然相连，构图简单明了，线条奔放潇洒。
双耳鲵鱼纹彩陶瓶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代表器物。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5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仰韶文化是农业文化，仰韶先民多在河边生活，所描绘的动物纹样主要是鱼、蛙和鲵鱼纹。瓶体上的图案准确表现了鲵鱼的特点，反映了远古人类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和艺术再现水平的高超。腹部彩绘有鲵鱼纹的器物，在甘肃省天水石沟坪、武山傅家门均有发现，但在构图和创意上，甘谷西坪的这一件有其独到之处。
鲵鱼，因为“声如小儿啼”，所以又叫“娃娃鱼”，在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甘肃省只见于天水武都两个地区，此瓶正好发现在这一范围之内。远古时期，中国的黄河流域生活着许多不同氏族的人群，他们结成较大的部落，在文化上互相影响，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交流，但各自氏族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性，并各有其信仰和崇拜。同半坡的人面鱼纹一样，这件彩陶瓶上的鲵鱼图案也是器物制作者信奉的神话形象。关于这件彩陶瓶上的动物形象，考古界也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纹案是娃娃鱼的真实图案；有专家分析人首蛇身的图案是伏羲氏的形象；还有学者认为此图为龙的原始图形。但不论是何形象，这件彩陶都让人们充分领略了彩陶的无穷魅力和幽远意境。 (刘亚珩)
元青花受关注始末
随着元青花瓷不断被发掘，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多，元青花的价格也一路攀升。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国有博物馆不断从民间收购来补充馆藏，有名气的拍卖公司不断拍出元青花真品，这使得元青花的收藏数量逐年攀升，元青花的成交价格也是一再攀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收藏和研究元青花。
此外元青花的受关注度，有一部分来自于高仿制品的出现。元青花显露出的巨大经济价值，让一些商家看到了商机，纷纷设窑烧制仿造元青花瓷器。如景德镇仿造元青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由景德镇陶瓷馆和东风陶瓷厂联合研制进行。1983年《景德镇陶瓷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开始的仿品是对照着已经发表过的馆藏图片资料仿造。仿造成功后，继而拉开了景德镇民间大量仿造元青花的序幕，各种档次的仿品开始源源不断地分散到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大批仿品充斥市场，令极少量的真品变得真假难辨，再加上社会上的一些知假鉴假、知假拍假的丑恶现象，给收藏领域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误区。这给一些初涉元青花收藏的收藏者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收藏者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平和的心态和专业人士的协助引导，很容易上当受骗。
彩陶
装饰着彩绘图案的陶器，是我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一种精美的陶器。主要特征是在陶胎上描画红、黑、赭、白等色的彩绘，经过压磨，然后用火烧结，作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日常用具。中国北方生产彩陶最早的是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磁山文化，南方最早的是浙江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彩陶生产遍布各地，比较着名的，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上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有大汶口文化等等。常见的彩陶器物有饮食器、盛储器、汲水器等，如钵、碗、盆、盘、杯、罐、瓶等。一些文化遗存中有少数炊器如夹砂陶罐也有简单的彩绘纹饰。彩陶不仅是实用品，而且是有很高欣赏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彩陶上的彩绘形式基本上可以分为图案和写实绘画两大类。图案主要包括植物花纹和几何形线条。人们在长期的采集与农业劳动中熟悉了许多植物，创造了变化多端的植物花纹，不但枝叶、花瓣、籽实等配置得体，匀称相宜，而且以各种形状表现出来，构成种种图案。几何线条的形状也很多，如水波纹、垂幛纹、平行条纹、弧线三角纹、圆圈纹、方格纹、葫芦形纹、锯齿纹、人字形纹等。图案结构优美，富有韵律感。许多纹样如水波纹、绳纹、网格纹，是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的片断，反映出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彩绘中的写实形象虽少，但艺术价值很高，已经发现的有奔驰的野鹿，独立的云鹤,飞翔的野鸟，同窝对嘴相戏的雏鸟，长嘴啄鱼的猛禽，张口露齿吞噬食物的大鱼等；还有人面与成群鱼纹的组合，有伸肢爬伏的蛙类，屈肢爬伏的大龟，游划行进的小虫，这些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渔猎经济和种植经济的情景。只有在长期生产实践的活动中，仔细入微地观察生活，才能创造出如此优美而写实的作品。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彩陶器上的人像，滚圆的头形，戴尖顶饰物，细长的弯眉，双眼眯成一条线，倒丁字形鼻子，嘴作上下对顶的三角形，紧连耳部还各有一条小鱼，生活趣味浓郁而有神秘感。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彩陶上也有人物、动物形象。彩陶显示出中华民族祖先无穷的创造力，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和美术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景德镇烧制毛瓷始末
毛泽东在世时，并不知道为他定制生活用瓷器这件事。当时中共中央也没有为此事下达过文件。然而，为毛泽东定制生活用瓷确有其事。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名称和代号，为叙述方便，暂且称它为“7501毛瓷”（简称“毛瓷”）。
最近一些年间，“毛瓷”被许多收藏者追捧。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黄庆荣披露了当年定制“毛瓷”的经过。
工作人员猜测毛对瓷餐具不满意
1974年，毛泽东因为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要我（黄庆荣）去湖南，布置毛泽东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
在湖南省公安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
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
我从湖南省公安厅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到湖南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
烧制毛泽东生活用瓷成高级机密
1975年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江西景德镇，找到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为毛泽东定做生活瓷器。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个至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件至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
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和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制做高手调集起来，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
李克时安排罗慧蓉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
精挑细捡终于选出10套精品
此后，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
考虑到毛泽东酷爱梅花，毛泽东在南昌的“828”招待所1号院住处客厅里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图样就选定了“翠竹红梅”。
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人民币，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
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把罗慧蓉叫到招待所，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泽东到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罗：“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罗慧蓉既害怕又高兴，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
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余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年八九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
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3箱、某某某1箱。
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
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
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
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国家重要客人的宴会，国宴是国家领导人招待外宾，以及政府的名义外国援华人员，以及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人士的宴会。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宴的规格积极高，当然政治影响也非常大。国宴用瓷器在新中国见过之处就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今天说说新湖南醴陵国宴瓷的诞生始末。
继1952年建国瓷研制后，1960年初国家曾组织主要产瓷区景德镇、醴陵、唐山、福建、广东等地试制国宴瓷样品，并在1960年6月4日和6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两次大型鉴定会，通过鉴定对所送样品均不满意，要求继续试制。1961年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当时国情决定各送样地区延缓国宴瓷的研制。1963年国内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庆节时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五千人的大型国宴，原有国宴瓷损坏不少，只得临时从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借用，暴露了瓷器规格不一、杂乱无章不够用的问题，此事还惊动了几位副总理的关注。
由于湖南醴陵一直未间断国宴瓷试制，加之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一直使用由醴陵生产的蝴蝶兰胜利杯，就决定由醴陵负责国宴瓷设计生产，其他产瓷区也将历年设计上送的样品一一陈列供醴陵参考。1963年11月7日—8日，人民大会堂邀请在京著名美术家田世光（工艺画家）、周令钊（装饰画家）、雷圭元（中国工艺美院院长）、梅健鹰（中工美教授）、张正宇（舞台设计家）、张锷（北京美术馆副馆长）、吴镜汀（国画家）、杨亚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美术专家）及湖南省美协主席张一尊、副主席陈白一、湖南省工艺美术家李昌鄂等进行两天鉴定。11月10日又邀请湖南在京领导张际春、曾三、袁仼远、曹瑛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孟旭、文教办主任黄滨等进行鉴定，大会堂厨师、服务员、工作人员和北京饭店的厨师也参与鉴定并提了许多建议，最后选定国宴餐具、便宴餐具及茶具、烟具等54个规格品种35种装饰花面，集中全国各产瓷区送样的优点，其中绝大多数装饰花面选择醴陵设计。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推荐了编号139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作为国宴餐具图饰，此花面原系景德镇在“建国瓷”设计生产时由祝大年、施于人、高庄等设计的青花缠枝牡丹纹图案，当时编号139，此次生产国宴瓷决定改原青花为醴陵独创的釉下海蓝色。1963年11月醴陵陶研所50余人到艺术瓷厂参加国宴瓷研制，经过四十天奋战，完成了54个品种修改定型试制任务。1964年1月将所有品种配套成620件再次送人民大会堂审查鉴定，1月9日通过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的最后审查，1月10日经李富春副总理批准，国家经委向湖南省经委下达了《为庆祝国庆15周年，要求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制作国宴餐具、茶具12万件》的正式文件。随即，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董俊峰与艺术瓷厂（即群力瓷厂）副厂长吴铮签订了正式生产协议。从此艺术瓷厂开展了国宴瓷生产的大会战。在醴陵瓷器公司统一安排下，集中了优秀制瓷技术人员68人，生产工人388人，其中成型152人（注浆14人，手工拉坯92人，机械旋坯46人），釉下彩绘工人165人，其他工种熟练工人71人，几乎囊括了醴陵全部制瓷精英。湖南省轻工厅还抽调4名专业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参与国宴瓷花面设计，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派车送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率技术人员赴怀化雪峰山考察，并运回世界上最好的制瓷原料大球泥。瓷土配方技术人员在原“三馆瓷”配方中加入大球泥，经多次试验，成功筛选出359号、371号两种坯料配方和与之相配的187号釉料配方，保证了这批瓷器烧成后胎质达到“白如玉、坚如铁、薄如纸、声如罄”的最高境界。陶研所陶梅春、李佑安等研制低温无铅色口釉获得成功并首用于国宴瓷的生产，使国宴瓷在安全无铅毒下口感更舒适。国宴瓷的生产者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8月底完成了国宴瓷生产任务。计有9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
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使花面设计人员总数达30人。共设计出56个花面，经层层筛选最后选中16个花面作为国宴瓷装饰图案。1964年是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被国家采用国宴瓷最多的一年。国宴瓷的生产不仅是湖南醴陵最大的任务，也是国内从未有过的国家用瓷大批量生产。人民大会堂管理处董俊峰处长和艺术家杨亚人同志亲自到国宴瓷生产地查看并指导国宴瓷生产情况。据《群力瓷厂志》记载：1964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管理处马振峰和湖南醴陵瓷器公司吴铮在北京就生产人民大会堂国宴餐具在协议书上签字，即8大项目、44种，总数量为165350件，金额194440元。与后面实际交货数不同。据笔者考证，这两者并不矛盾，一个是实际完成交货数，另一个是协议数。按当时的国情，协议数是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底线，而实际交货数是可以突破并还会受到国家表彰鼓励的行为。据当时具体指导此项工作的醴陵陶研所所长李维善统计表明：当年8月醴陵完成任务实际交货数为178367件，分别是：
（1）6000人宴会准备的国宴餐具18个规格，釉下海蓝色缠 枝牡丹纹（即139花面）装饰，计104255件。
（2）便宴餐具18个规格（16个与国宴品种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6917件。
（3）高级便饭餐具17个规格（6个与国宴同），釉下深蓝色边花图案装饰，共计490件。
（4）茶具4种1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兰草、松树、荷花、牡丹、梅花、枫叶、菖兰八种花面装饰，共52585件。
（5）胜利杯带托2个规格，分别为釉下竹子、松树、蝴蝶花、枫叶四种花面装饰，共计4000件。
（6）烟灰缸5种，共计3470件。
（7）长四方形烟盘1种400件。
（8）扣碗（蓝边）1种6000件。
（9）糖缸、奶罐各一种250件。
以上九大类，54个不同规格、16个不同花面装饰，计178367件。
参加国宴瓷试制和生产的主要负责人员和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艺术瓷厂厂长巢丰鑫、副厂长吴铮、刘绍才负责管理和组织。陶瓷研究所罗正顺、邹高玉、李维善、张复森、李万香、姚道德负责原配方研制；艺术瓷厂工程师梁六奎、技术科科长刘金尧负责生产成型工艺，还有陶瓷研究所梁明仁，艺术瓷厂韩建国、李雪钦、梁雪棠、杨海明等分别负责成型刁削、旋坯、注浆、制模等各种工作。
瓷器公司技术科烧成工程师王盛开负责烧成工艺。
陶瓷研究所工程师林家湖、设计人员邓文科，艺术瓷厂设计人员丁华汉、唐汉初负责花面设计和釉下颜料调配。前后参加国宴瓷花面设计和颜色调配的还有陶瓷研究所的吴寿祺、李丕雄、熊声贵、邓景渊、王德和、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佘华、罗修玉、温月斌；艺术瓷厂李小年、曾学福、张际云、吴景林、易炳萱、刘继纯；国光瓷厂工程师汤清海；长沙工美设计师李昌鄂等。
陶瓷研究所李丕雄、刘声远、彭宣杨等承担了釉下贴花纸的研究和国宴瓷需要的大小批量贴花纸的生产。
陶瓷研究所李建升、王亿成、陶梅春、彭荣华、李跃安、周发桂、李仁义等承担了全部釉下颜料和色口釉的研制与生产。
艺术瓷厂杨大均、徐能文承担了釉下颜料统一配色及管理。
此次国宴瓷虽器型、花面不同，但统一采用“湖南醴陵”方章款，不仅数量、器型多，花面装饰简洁明快，色彩优美，而且胎质洁白如玉，深受中央国家机关青睐。不少单位和有涉外接待任务的宾馆饭店纷纷赴醴陵订购瓷器，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家庭也是这批国宴瓷和随后二十多年间醴陵为人民大会堂补送的国宴瓷的使用者。以139花面国宴瓷为例，此类国宴瓷曾被毛主席选用，作为他的生活瓷，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中还藏有不同时期这种纹饰的餐具20余件。毛主席70岁生日宴请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时使用的是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周总理宴请外宾时也常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餐具。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使用醴陵生产的釉下蓝彩139胜利杯。1988年在全囯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使用釉下蓝彩139烟灰缸。
继醴陵1964年生产第一批国宴瓷后，几乎每年都要为人民大会堂生产国宴瓷以弥补耗损，这些历年补送的国宴瓷我们称之为国宴补充瓷，与首批国宴瓷相比瓷质较接近，都采用大球泥配方，只是底款根据时间不同而变化，“文革”中采用“环球款”，上世纪70年代初改用“中国醴陵”，80年代初用“醴陵群力”方款，80年代中期用棕色双凤款，90年代以后用带注册商标标志的蓝色双凤底款。从80年代中后期始，大球泥开采殆尽，国宴瓷坯料配方也作相应调整，瓷质较以前差距逐渐加大，到上世纪末普遍采用广东潮州泥配方，瓷质白度和透明度改进很大，但润泽度和玉质感却无法与原国宴瓷相比。国宴瓷花面从设计至今已近五十年，有些仍被人民大会堂采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器型和花面至今仍是原醴陵生产国宴瓷时设计的，仍由湖南醴陵生产供给，也仍被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国宴瓷特别是早期国宴瓷已成为新中国陶瓷收藏新宠。
中国陶器-彩陶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１１７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２０５万年至７０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１万多年的灰陶、有８０００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７０００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商代白陶、有３０００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彩陶
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1050℃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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