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瓷器的平等青鉴别。
平等青——又称“陂塘青”，明代成化到嘉靖中期景德镇青花瓷器使用的主要色料。产于今江西乐平，呈色淡NV雅。延伸阅读
动物形陶瓷青釉烛台欣赏
我国用烛照明的历史十分悠久。《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战国秦汉时已有各式精致的铜烛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开始用瓷烛台。瓷烛台中，借用动物的造型设计是一种常见的手法。从考古发掘出土器物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狮形烛台、羊型烛台和骑兽俑烛台等。唐代烛台仍以陶瓷材质为主流。
1973年镇江丹徒县华墅公社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釉狮形烛台（图1），高9.3厘米，长12.5厘米。张口，露齿，垂须，四肢伏地，长尾，背部有管状插孔。背部刻划鬃毛，腹两侧刻划卷毛纹。胎浅灰色，全器施釉，釉层均匀，釉色滋润，透明度高。狮形烛台过去定为“水注”，认为是盛水的文具。1993年南京上湖孙吴墓出土一件狮形烛台，在插管内尚存一截白蜡；1975年绍兴县上游公社长红大队黄公山出土一件南朝时期的狮形烛台，狮首向左上方回顾，尾巴上竖，四肢伏地，背部负方座，座上挑长方形横梁，梁面置并列的三个圆筒形管，管径上大下小，平底，与器腹不通，是用以插烛的烛台，说明这类器物不是水注，而是照明用的烛台。
镇江市演军巷工地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长沙窑青釉褐斑狮形烛台（图2），残高17.5厘米、残长18.4厘米。狮子回首仰视，作蹬伏状，颈系铃，背部为翻唇水盂，尾紧贴于盂腹，内中空。狮身绘条形褐彩。胎灰白色，全器施釉。
1980年镇江市谏壁砖瓦厂东晋墓出土越窑青釉点彩羊形烛台（图3），高14.7厘米，长17厘米。羊作跪伏状，昂首张口，双耳长伸，卷角后弯，下颚 贴塑胡须，臀部上端贴印短尾，头顶有一圆孔，中空，用以插烛。胎灰白色，釉色莹润，眼睛、耳朵、肌肉突出部点有褐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羊形烛台曾被认为是插物的插座，它的造型与河北省满城中山国王刘胜墓出土的铜羊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铜羊灯的羊背可以翻转搁在羊头上作灯盏，瓷羊的额部镂一孔，用以插烛，两者的照明点都在羊头上。
从出土的动物形烛台看，被取象的动物往往都是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的。如狮子的形象来源于佛教，代表着神秘、威猛和勇敢。狮子纹是佛教艺术中常用的题材，其设计的源头，与印度的阿育王石柱有关。孔雀帝国阿育王时期，作为佛教标志的独立石柱之一狮子柱柱头，上刻有覆莲、轮回、狮子、马、牛、象等佛教常用的形象，并以四头狮结顶。同时狮子的形象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之中是正义的象征，有着避邪的作用。
古代瓷器：动物形陶瓷青釉烛台欣赏
我国用烛照明的历史十分悠久。《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战国秦汉时已有各式精致的铜烛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开始用瓷烛台。瓷烛台中，借用动物的造型设计是一种常见的手法。从考古发掘出土器物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狮形烛台、羊型烛台和骑兽俑烛台等。唐代烛台仍以陶瓷材质为主流。
1973年镇江丹徒县华墅公社西晋墓出土的越窑青釉狮形烛台，高9.3厘米，长12.5厘米。张口，露齿，垂须，四肢伏地，长尾，背部有管状插孔。背部刻划鬃毛，腹两侧刻划卷毛纹。胎浅灰色，全器施釉，釉层均匀，釉色滋润，透明度高。狮形烛台过去定为水注，认为是盛水的文具。1993年南京上湖孙吴墓出土一件狮形烛台，在插管内尚存一截白蜡；1975年绍兴县上游公社长红大队黄公山出土一件南朝时期的狮形烛台，狮首向左上方回顾，尾巴上竖，四肢伏地，背部负方座，座上挑长方形横梁，梁面置并列的三个圆筒形管，管径上大下小，平底，与器腹不通，是用以插烛的烛台，说明这类器物不是水注，而是照明用的烛台。
镇江市演军巷工地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长沙窑青釉褐斑狮形烛台，残高17.5厘米、残长18.4厘米。狮子回首仰视，作蹬伏状，颈系铃，背部为翻唇水盂，尾紧贴于盂腹，内中空。狮身绘条形褐彩。胎灰白色，全器施釉。
1980年镇江市谏壁砖瓦厂东晋墓出土越窑青釉点彩羊形烛台，高14.7厘米，长17厘米。羊作跪伏状，昂首张口，双耳长伸，卷角后弯，下颚贴塑胡须，臀部上端贴印短尾，头顶有一圆孔，中空，用以插烛。胎灰白色，釉色莹润，眼睛、耳朵、肌肉突出部点有褐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羊形烛台曾被认为是插物的插座，它的造型与河北省满城中山国王刘胜墓出土的铜羊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铜羊灯的羊背可以翻转搁在羊头上作灯盏，瓷羊的额部镂一孔，用以插烛，两者的照明点都在羊头上。
从出土的动物形烛台看，被取象的动物往往都是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的。如狮子的形象来源于佛教，代表着神秘、威猛和勇敢。狮子纹是佛教艺术中常用的题材，其设计的源头，与印度的阿育王石柱有关。孔雀帝国阿育王时期，作为佛教标志的独立石柱之一狮子柱柱头，上刻有覆莲、轮回、狮子、马、牛、象等佛教常用的形象，并以四头狮结顶。同时狮子的形象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之中是正义的象征，有着避邪的作用。
汝瓷鉴藏：青如天面如玉
珍 赏
北宋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排在首位。
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为宫廷贡品，产品胎质细密、坚薄。因胎土中含有微量的铜，使胎色呈现“赤色”，又叫“铜骨”。其釉色有天青、天蓝、粉青几种。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
汝窑作为御用之物，由于工匠们不惜成本以玛瑙入釉，使其釉色显现独特的天青色，釉面莹润似珍珠、如美玉，纯净高雅，内敛含蓄，体现出高雅的皇家之气，尤其珍贵，在北宋时已达巅峰。清雍正前后有仿汝器出现，然而仿造者只重釉色，胎骨呈白色，造型也不及宋时古雅大方。汝窑瓷器一般都较小，盘、洗、碗等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的极其个别，超过30厘米的几乎没有，故有“汝窑无大器”之说。
汝窑烧制时间只有20多年，传世真品不足百件，可以确知的在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有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大维德基金会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约10件，全世界收藏有汝窑瓷器的博物馆不到十家。
今年3月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吸引了全世界藏家的目光。这件汝窑洗，直径13.5厘米，小巧朴雅，色质绝佳，较为罕见的六瓣葵花造型，最终以1.85亿港元的价格落槌，创出了汝窑拍卖的新纪录。
上图这件汝窑莲花式温碗为十瓣莲花造型，淡蓝的色调，端正的外形，流露出一种典雅高尚的美，是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呈现中国瓷业理想的典范，是一件全世界仅存的孤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古代瓷器：南宋龙泉梅子青双鱼洗鉴赏
海瓷撷英南宋中期是龙泉青瓷形成自己典型时代风格的巓峰时期，青瓷的釉色、质地均达到十全十美，胎薄釉层厚，釉色青翠温润，柔和似美玉。圈足小且薄，器底施满釉，它好似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产品以炉、瓶、碗、碟等为主。宋代龙泉青瓷的每一片粹片，都令人叹为观止。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单色釉瓷器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其中以青瓷和青白瓷为主，这些瓷器虽经数百年浸蚀，剥去珊瑚礁结物之后，依然光彩照人，釉光虽然发亚，但神韵不变，其中一部分依旧釉色如常。
这件南宋龙泉梅子青双鱼洗就是众多出水青瓷中的精品。
双鱼洗是南宋、元朝龙泉窑烧制的名品之一。该洗釉色青绿，温润如玉。外刻莲瓣，内塑双鱼，掩映于青翠的釉层中，生动活泼，引人喜爱。著名央视鉴宝专家蔡国声老师鉴定为典型的南宋龙泉梅子青折沿双鱼盆。
古代瓷器：宋 影青加彩观音像
宋影青加彩观音像
高25.6厘米
南宋：景德镇窑。胎质洁白，衣襟、袖口及部分璎珞处施青白釉，釉面光润。面部、手、冠、衣、裙等部皆涩胎无釉，用胎色来表达观音的脸和手，以使更接近肤色。冠、衣及裙等露胎处则加绘红、蓝等色彩或贴金，因未经焙烧，大多剥落。观音端坐，头戴发冠，右臂曲肘，掌心向上，左手抚膝，穿左衽袒胸宽袖长衣，着裙。胸前及手腕饰璎珞，形象沉静肃穆。底墨书大宋淳祐十一年辛亥楷款。现藏上海博物馆。
唐.长沙窑褐斑贴花椰枣纹青釉壶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壶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瓷壶，出自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高22.2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15.8厘米。该壶为大口，圆唇外卷，短直颈，八棱形短流，三股曲柄，三股双系，筒形深腹，大平底；流及系下饰模印椰枣纹贴花，上涂褐色斑块；胎色米红，外施白色化妆土，没上化妆土的部分颜色青黄，形成鲜明对比；通体罩透明青釉不及底，釉面光亮如新，釉层薄、开细小片，釉色均匀，略有垂釉现象；器内轮制痕迹清楚，底足略修；模印处稍内凹，有窑裂。
随着唐代中西交往的频繁，萨珊波斯金银器大量传入中国，西域金银器上的锤公式、压印和掐丝工艺不仅影响唐代的金银制作业，同时也影响到陶瓷业，唐三彩最早采用贴花工艺。
模印、贴花是长沙窑特有的风格。模印往往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是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面，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然后再施青釉，图案常有飞凤、飞鸟、飞雁、花蝶、狮子、走鹿、双鱼、武士等等。这些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均匀有力，没有繁杂多余、呆板堆砌之感。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瓷壶的流及双系下分别饰有一串带果实的椰枣纹。椰枣树是阿拉伯地区特有的常见高大乔木，树形美观，浑身是宝：果实椰枣含糖量高，营养丰富，既可作粮食，又可制糖、酿酒；种子可榨油；枝叶可编椅、筐、席、托盘、扫帚等生活用品。椰枣树还有着优良的品性：耐高温、耐干旱、树龄长、产量大、具极强生命力。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23年传教活动中，生活朴素，饮食简约，喜食椰枣。曾嘱咐其弟子：“你们要尊敬你们的姑祖母——椰枣，因为椰枣和人祖阿丹是用同一种泥土造成的。”
据载，长沙窑瓷上的模印贴花、印花工艺是从金银器的锤公式和压印移植过来，并成为长沙窑的装饰特色。一般常出现于三个部位：一是贴于喇叭口壶的流下部，佛教题材较多，有飞鸟、奔龙、一朵花卉、童子坐莲等；二是洗、罐等的系耳，以模印而制；三是壶、罐的腹部，这种类型最为常见。植物是西亚南亚常见的菩提树、桫椤树、椰枣树等，中心或书有作坊主姓氏，这种类型的纹饰具有浓郁的域外文化因素，被认为是为外销而烧制的，国外发现的长沙窑瓷壶，多饰模印贴花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唐代中期椰枣树已经被作为观赏植物移入中国，杜甫诗《海棕行》描述了他在四川绵阳涪江畔看到的椰枣树，晚唐人段成式和刘恂分别在他们的著作《酉阳杂俎》和《岭表录异》中记载了椰枣树并有详细描述。
然而，阿布·赛义德于916年前后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记述到：“在这个国度里，有可供人们享乐的一切，有美丽的森林，有水量充足、长流不息的河川，只是没有椰枣。”从这些史料可得：晚唐时，中国已从阿拉伯地区移植了椰枣树，但栽种面积很小，且绝大多数人不识此树，正如杜甫在《海棕行》所说的“时有西域胡僧识”。因此，长沙窑壶上的椰枣纹图案极有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给长沙窑作坊下的样式。
长沙窑兴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其烧制出来的瓷器品种丰富，美观精致，实用性强。这些瓷器在青釉下加绘彩色花纹并加贴花图案，冲破唐以前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彩瓷工艺的骄傲。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赏析
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词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根据历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报道可知，长沙窑的产品遍布国内多个城市，并出口至西亚、南亚、东亚等地，而其窑址所在地的长沙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遗物，这其中以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最多，共计4800余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国内收藏最多者。这些瓷器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的生活面貌，也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中一些瓷器更是将诗词装饰与传统节日相融合，本文所介绍的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见图)便是见证两者相融合的佳器。
题诗瓷瓶高23.6厘米，腹径16.2厘米，底径12.5厘米。敞口，颈部长且粗，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颈肩处有一半环形系，系的正对面有一多棱柱短流，流下方则以褐彩书写有诗歌一首，诗文内容为“寒食元无火，轻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瓷瓶胎质为灰色，通体施青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此瓶198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古城村。
瓷壶字迹清楚，诗文内容语出自然，立意精洁。通篇对仗，虽为“宽对”形式，但亦可称之为工整。第三、四句本应为“新柳”对“古坟”，“上”对“前”，最终将“柳”与“上”的次序调换，“上”之词性亦随之改变，使“鸟啼新上柳”为写时间之早而非原来的季令之早，尽管打破了对仗，但通观全篇，不得不承认这一变动确有别出心裁之妙。通过对诗文瓷瓶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长沙窑之所以能够在唐代晚期扬名世界，成为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并驾齐驱的原因在于其釉下多彩的创烧和广泛使用。
长沙窑是兴起于中晚唐时期的商业性瓷窑，窑址位于长沙市所辖的望城区石渚湖的彩陶源村一带，今人名为长沙窑，唐时称为石渚窑。长沙窑是安史之乱后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南北制瓷工艺融合的产物，其焙烧技术多继承岳州窑的工艺，而产品的种类及其釉彩、装饰工艺则与中原特别是河南瓷业有着较深的渊源。唐朝空前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而日渐风靡的饮酒饮茶之风更为长沙窑的兴起提供了群众基础，加上当地有着优越的水路条件以及丰富的制瓷瓷土和充足的燃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沙窑才得以迅速发展。
长沙窑的烧造年代主要是唐代，因此其产品也带有明显的大唐风范，造型多圆润饱满、体态丰盈，圆形是其主要造型元素，并运用大量大角度的弧线。长沙窑的陶瓷产品非常富于变化，常以细节取胜，同样是壶，其口、腹、流、系就有不同的变化，同一造型元素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给人无限玩味之感，即使是同一尺寸同一造型，其装饰也堪说是“千变万化”。
长沙窑陶瓷产品的烧造以中晚唐时期为鼎盛，五代后逐渐没落，其产品造型也随着时代的风尚变化而变化。唐朝至宋朝的整体造物特征变化就是由丰满大度向精致秀气方向发展。因此，长沙窑“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圆润，后期除保持前期那种气势和规范外，形态趋求秀丽，以壶、罐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多棱短流、单曲柄，显现出丰腴稳实。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
长沙窑除了其产品非常富于变化，且造型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外，其釉彩和装饰题材也是值得后世称赞的。我国瓷器发展到唐代，有人概括为“南青北白”，即南方以制造青瓷著称，北方以生产白瓷盛名。“南青北白”说，大致反映了中唐以前我国瓷器釉彩工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然而，这一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了长沙窑时期却被彻底颠覆了。长沙窑在秉“青”承“白”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明了褐、绿、蓝、红、黑等多种釉色的艺术表现手段，从而形成了长沙窑彩瓷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多色釉的出现，首先突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促进了我国南北制瓷技艺的交流融合，为釉色的不断丰富找到了新路；其次，对瓷器的观赏性及其审美价值是一次提升，也为釉下彩的出现在呈色上创造了条件；最后，长沙窑多色釉瓷和唐三彩一样，是颇具魅力的大唐文化多彩的反映。
以釉彩绘画则是长沙窑彩瓷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长沙窑虽然并非是彩瓷的始祖，但是彩瓷工艺的成熟、普及，当功推长沙窑。长沙窑是第一个以生产彩瓷为主的瓷窑，彩瓷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更重要的是长沙窑不仅是一窑多彩，甚至有一器多彩现象，彩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黄彩等，这些彩往往两种相间使用，施于器物的面积也很大，往往占据器表的大部分，且它既有北方的釉上彩，也有南方传统的釉下彩。除了这些多姿多彩的釉彩外，长沙窑还将绘画题材和釉彩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进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这可以从国内外不断出土的长沙窑瓷上得到验证。根据统计，长沙窑瓷上的绘画题材包括人物、花鸟、山川、动物、建筑塔庐以及随意画等。长沙窑瓷上的绘画是在文人或准文人的参与下完成的，或者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这些绘画既吸取了宗教画、文人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时又更多地表现出民间绘画的特色，突出了自己的个性。
长沙窑也是第一个将诗歌通过书法装饰饰于瓷的瓷窑，根据统计，长沙窑留下的诗歌近百首，其中许多未见于《全唐诗》，此外还有一些教人如何处事做人的警句。这些诗是对生活艺术的提炼，是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其广泛，有酒诗离别诗等。
长沙窑瓷铭诗，是中国瓷器上最早出现的诗文，也是唐“诗到元和变新体”的见证，还是唐代文学史家公认的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785-824年)期间，“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所发展的产物。“寒食元无火”这首诗及其它瓷铭诗在长沙窑的大量涌现，是这一特定文学环境与土壤造就而成的。长沙窑瓷器上的题铭诗是根植于民间沃土，并以民间喜好与愉悦为基点的，它形成一种连接民间情感的链条，去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在瓷器装饰上开辟了一条人文关怀的渠道。
这件唐长沙窑“寒食元无火”诗词壶，器形与长沙窑其余的题诗壶一样，以褐彩书写“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诗文将重点放在了寒食节之上，可以说既出于缅怀先贤的传统，又表现民间情兴所在，同时将目光盯住民间节假日，一石三投，用以扩大瓷铭诗的民间影响，并将寒食节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传播到各地。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百五节”，在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日。关于它的起源，据研究，应为远古时期人类的火崇拜。古人的生活离不开火，但是，火又往往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害，于是古人便认为火有神灵，要祀火。各家所祀之火，每年又要止熄一次。然后再重新燃起新火，称为改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将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烧，称为人牺。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禁火节。
禁火节，后来又转化为寒食节，用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名臣义士介子推。传说晋文公流亡期间，介子推曾经割股为他充饥。晋文公归国为君后，分封群臣时却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不愿夸功争宠，携老母隐居于绵山。后来晋文公亲自到绵山恭请介子推，介子推不愿为官，躲藏山里。文公手下放火焚山，原意是想逼介子推露面，结果介子推抱着母亲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于是在介子推死难之日不生火做饭，要吃冷食，称为寒食节。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郊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是很古老的。中国过往的春祭都在寒食节，直到后来改为在清明节。但韩国方面仍然保留在寒食节进行春祭的传统。寒食节是山西民间春季一个重要节日，山西介休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每年举行隆重的寒食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活动。
长沙窑瓷铭诗具有时代的特色，民间的特性，商业的用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加上书写布局有章法，追求笔墨韵律和个人风格，形成为一种有意境、有趣味、雅俗共赏的瓷器装饰艺术，开启了一个瓷铭诗书的新纪元。
长沙窑瓷将传统节日作为其装饰内容的一种，是一种极富有商业化的行为，因为在唐代，无论是从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亦或是平民百姓，都对节日非常看重，每到传统佳节全民就会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长沙窑作为一座身处内地的民窑，为了能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必须制造出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而传统节日便被窑工们用来作为装饰题材，这也恰恰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修改稿)(责编：雨岚)
“南青北白”—中国瓷器生产的早期格局
从北朝至隋代，北方瓷器在发展中根据本地原料、窑炉的特点不断进行改进，使白釉瓷的品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到了唐代，河北邢窑、井陉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都已经能够烧造精美的白瓷。特别是河北邢窑烧造的高档白瓷，胎体洁白坚致，釉色类雪类银，成为北方白瓷的代表。唐代南方瓷场则一直以生产青瓷为主，历史悠久的越窑此时仍稳居霸主地位，代表 着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浙江境内的瓯窑和婺州窑，湖南的岳州窑、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以及四川的邛崃窑等，也都是以生产青釉瓷器为主。
唐代可以说是我国瓷器走向成熟并全面普及的重要历史阶段，南北方瓷器的生产能力趋于平衡，“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基本形成，为宋代诸多名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
越窑自东汉以来一直是南方最重要的青瓷窑场，唐、五代是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此时越窑青瓷的胎釉均达到了最高水平，胎体呈浅灰色，坚致细密，釉色早期多为艾青色或黄绿色，晚唐至五代釉色愈发莹润悦目，多呈碧绿青翠的湖水绿色，葱翠滋润，当时为朝廷烧造的贡瓷被称之为“秘色瓷”。此时器物造型丰富多彩，不少器形是模仿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的金银器皿。纹饰除了传统的莲瓣、花卉外，龙风、鹦鹉、鱼等动物以及人物画面大量出现，装饰技法除了传统的划花、刻花外，还出现了褐彩绘画
B、以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
邢窑位于河北临城、内丘两县境内，目前发现的窑址已达四十余处。邢窑白瓷素以“洁白坚致”、“似雪类银”而著称，唐代是其最为鼎盛的时期。邢窑白瓷除了洁白坚致的胎釉外，精湛的旋削工艺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无论口、肩还是圈足，所有细节部位都能做到一丝不苟。如此精细规整的做工，在唐代可谓独一无二，南北方没有任何一个窑的产品可以与之相比。
到了晚唐时期，河北曲阳定窑异军突起，逐渐取代了邢窑的统领地位，成为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定窑白瓷虽然旋削工艺不如邢窑精湛，圈足等次要部位往往不太细致，但胎釉质量已完全达到了邢窑的水平。
除了邢窑、定窑外，河北井陉窑，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也生产白釉瓷器
C、北方生产的黄釉瓷与黑釉瓷
黄釉瓷是北方隋唐时期特有的一个品种，它的前身是北方早期青瓷。由于北方青釉的釉料薄而透明，因此很难烧出南方青瓷那种清幽翠绿的色调。为了适应北方胎、釉原料以及烧造工艺等方面的特性，青瓷在不断的改革中釉层逐渐加厚,颜色基调也由绿转黄，最终演变成了黄釉瓷，这种变化大约在隋代中后期基本完成。黄釉瓷自隋代成熟之后很快在北方普遍流行，至初唐已经基本上取代了传统青瓷的地位。但是，随着白瓷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和黑釉瓷的崛起，黄釉瓷所占份额愈来愈少，至唐代晚期已经逐渐消亡。
北方黑釉瓷成熟于隋代，至唐代开始普遍流行。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都有非常出色的黑釉产品。
唐代北方瓷器在造型、纹饰以及装饰手法上都具有很强的共性，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D、唐代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
唐代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从唐代中期起，南北所有重要窑场如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湖南的长沙窑等，都大量生产模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晚唐定窑模仿金银器造型的产品非常精致，有的完全按照原型仿制，有的则在仿制中结合瓷器自身的工艺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发挥和改进。其中晚唐定窑生产的海棠式杯、带把杯、凤首壶以及器形中出现的瓜棱腹、花式口、卷边等，都是模仿金银器皿的造型和工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