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茶杯。
华夏收藏网讯清华美院教授、“陶瓷泰斗”的青花半彩和紫砂因缘参与建国瓷、国礼瓷、国宴瓷的设计和监制毛泽东提意见并亲绘草图，“让茶杯既好看又实用”，这成为他的理念
倾情设计“国宴瓷”、“国礼瓷”，被尊为陶瓷泰斗
见到中国陶瓷设计大师张守智之前，先看到他的艺术年表，年表很长，亮点颇多，令人惊叹一位艺术家蓬勃而丰富的艺术创作道路与共和国同行60余载。他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用瓷“建国瓷”和“钓鱼台国宾馆用瓷”、外交部的“中国驻外使馆用瓷”、“人民大会堂国宴瓷”的设计和监制；参加了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国礼瓷”，国庆35周年“国庆瓷”，2002年国务院“紫光阁用瓷”、陈列瓷及礼品瓷的设计和监制；他设计和制作的陶瓷艺术品频频斩获国内外大奖并为国内外收藏家所收藏；他为中国的陶瓷事业奋斗至今，被尊为“陶瓷泰斗”……
张守智在他担任顾问的北京佳美丽家陶瓷有限公司的“美瓷汇”接受采访，这里陈列着他的设计生涯中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同时也陈列着来自英国的顶级日用陶瓷品牌Wedgwood的一系列精品。也许这是“美瓷汇”的刻意而为，桃李不言，唯比照可以见深意。对于全世界爱瓷、藏瓷、赏瓷的瓷迷来说，Wedgwood代表着瓷器设计、制作的最高水准，也是瓷器的高端品质保证，而在中国，如果有幸看过这里展出的张守智的作品，不由人不心生感慨，原来，在瓷器诞生并以瓷为名的国度，有这样的大师和这样精彩的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81岁的张守智和他的作品，见证着中国日用瓷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些作品连起来，便是一部中国国礼用瓷活的历史和北京日用陶瓷业发展至今日比肩世界先进水平的生动档案。
中国首批陶瓷专业学生跻身建国瓷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中国陶瓷业工业化生产刚刚起步，陶瓷教育远远跟不上整个行业发展的需求。1950年，北平国立艺专经国家批准转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即现在的清华美院），1951年，张守智以第一批学生的身份入学。与他同一年入学的学生当中，一共有4个名额分配给了陶瓷专业，张守智正是这4人当中的一名。据张守智回忆，当年的这4名同学毕业后，一位去了景德镇筹建学院，一位分配到了轻工部，他自己则和另一位同学留校做了教师，继续为国家培养陶瓷专业人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陶瓷专业人才，他们走上不同的岗位，为中国陶瓷的发展开枝散叶，也是他们为整个陶瓷行业播下了第一批新思维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国家组建了“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建国瓷设计的具体工作由刚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张仃领导陶瓷科师生完成。其设计任务是国宴用中、西餐具。张守智便在陶瓷科仅有的几名学生中。
建国瓷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简化旧时中餐宴会的繁琐配套，按新中国宴请形式，以实用为标准。在保留了大部分原有造型的同时，对餐具中的酒具、茶具作了重新设计。在汇集了大量的设计方案后，几易其稿，确定了祝大年设计的传统青白瓷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和青花海棠纹西餐具各一套。整个装饰吸取了敦煌图案的结构及风格特点。设计中参考了大量非陶瓷的传统艺术资料，如染织、青铜器、漆器等，充分体现了学习传统却不仅仅囿于陶瓷而是师承整个传统艺术这个宽泛的“大传统”概念。为保证装饰设计样稿的清晰、标准，从前门国画生产合作社请来了著名工笔画家陈大章、门永华、翁振庆等先生描图、画样。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文化部从故宫博物院调来多件康、雍、乾时期的陶瓷实物，以供参考。当时许多知名艺术家都参与了建国瓷的设计与指导工作。为确保成瓷与设计样稿的一致性，时为陶瓷科主任的祝大年与高庄、郑可、梅建鹰带学生4人、进修生1人在1952年暑期来到景德镇开始试制工作。
张守智至今记得，当年，陶瓷科的师生们在往来于大小作坊间，复量尺寸的同时，进行了许多艺术创作。充分利用了现有工艺技术的同时，创造性地突破了封闭、狭隘的小手工艺生产者在长期的生产中形成的一种既定的对材料、工艺的审美趣味和技术操作模式。在生产完成的约6万件建国瓷器中，最终有7000件被送到中南海怀仁堂，成为中国特色的、中国自主设计生产的、共和国国宴专用瓷器。
至今，提到参与建国瓷设计制作的经历，张守智仍激动不已，那不仅是一名艺术家个人艺术生涯中的辉煌经历，也是一名亲身见证了共和国诞生和发展的中国公民为祖国做出贡献之后念念不忘的光荣。
陶瓷是一生的事业，紫砂是成就事业的他山之石
在中国，提到日用陶瓷设计大家，张守智当之无愧。然而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的回忆中，常常出现的并不是他个人的“业绩”，而是如数家珍一般的恩师们的名字，这些名字在中国美术史、设计史上如雷贯耳。在接受采访时，张守智深情回忆起他在老师们身边度过的学习时光：“1954年毕业，我和金宝陞同学留校做带职研究生，科主任祝大年教授是我的导师，分配我的学习研究课题方向是日用陶瓷设计。祝先生交给我‘建国瓷’设计测绘用的一把30公分钢板尺和一个500cc的量杯。当时先生说，守智啊，咱们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你们4个人，施于人分到景德镇筹备陶瓷学院，齐国瑞分到轻工部从事全国陶瓷美术工作。留校培养你做日用陶瓷设计教学，你要用这把尺子和量杯，继续测量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美食美器’，测量世界名牌陶瓷餐具的发展变化，量30年，你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日用陶瓷设计教师。那时课下，我和金宝陞两个人都不理解。金宝陞对我说，量30年你能成为艺术家，拿一把尺子？可是遵照老师的教导，在我走过的生活用瓷的设计路上，用这组量具，我整整量了60年，它测量着我在工艺美院的设计教学和退休后我的陶瓷设计与生活、生产相结合的尺度，在今天它还在测量着我的陶瓷设计人生。”
陶瓷设计是张守智一生的事业，为了这项事业，他在艺术学习上涉猎颇广。至今，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他认为年轻时学习紫砂设计制作技艺让他受益无穷。
1956年到1966年之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专业每一届大约毕业15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或者是负责一个省的陶瓷工作，或者是从事科研设计工作，基本不会到生产第一线。当时正是全国陶瓷生产恢复的重要时期，生产第一线设计人才奇缺。1959年，由轻工部和中央工艺美院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陶瓷培训班，张守智结识了来自宜兴紫砂厂的紫砂艺术家高海庚。设计艺术的灵感来源从来无界限，张守智自此与紫砂结缘，并在此后的紫砂设计制作中融会贯通地积累了陶瓷设计制作的宝贵经验。
1962年到1965年间，张守智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所，他把明清两代收藏的紫砂壶从库里调出来，测量、绘图。在这3年里，他把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美术学院陶艺工作室、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及著名画家唐云所藏的500多把历代经典壶逐一测绘，通过注水确定容量，再从功能、水流情况、结构处理、铭文、底款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总结规律。
最初，张守智这样做完全是为完成学院布置的课题，而非出于自己的喜欢。通过3年的测绘，枯燥的绘图变得有趣起来，他渐渐发现了传统紫砂的精华，当他从历史上这500余把壶当中总结出了形体、线条、空间和实体关系的设计规律，并找出一些美的共性规律时，他对紫砂造型的设计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再给产地举办培训班，张守智就结合自己对历史器型的认识给学员讲解造型中的奥妙，并结合这样的规律把握传统经典器型的神韵所在。而通过对紫砂的研究，张守智终于理解了祝大年老师所说的“美食美器”的精髓，并将这些收获运用在陶瓷设计制作中。
张守智以日用陶瓷设计制作扬名海内外，他自己则更愿意讲述他与紫砂之间的因缘际会，紫砂，对于他的艺术生涯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情结的起点，也是他在陶瓷设计制作领域频频出彩之际为自己带来不息灵感的他山之石。
无论是紫砂还是陶瓷，张守智的作品带有鲜明独特的风格。他坚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作品率真高雅，灵犀独慧。在他参与的一系列与中国重大国家级节庆和重大外交场合相关的日用陶瓷设计中，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这是典型的“张守智风格”。在人民大会堂多功能厅，在钓鱼台国宾馆，在中南海紫光阁，在见证着中国外交事业发展的北京饭店的历史陈列中，在北京懋隆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美瓷汇”，都可以看到张守智的作品，无论是中华龙的昂扬造型还是师承古典的青花斗彩或者粉彩套件，都融汇着他一生致力于陶瓷艺术发展与创新的不懈追求。
让生活更美好精致就是陶瓷设计师的为人民服务
2013年，年届81岁的张守智与著名画家常书鸿的女儿、艺术家常沙娜合作推出了《敦煌》系列陶瓷餐具，这是一次完美的合作。常沙娜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的发掘和整理，被誉为“敦煌女儿”，张守智将常沙娜的作品装点成精美的陶瓷餐具，大气灵动，颇具收藏价值，成为懋隆“美瓷汇”展品中独具风采的精品。
在“美瓷汇”中，像《敦煌》这样的精品比比皆是。张守智的兄长张守义是中国著名的装帧设计大师，已然作古。他生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包括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内的许多世界名著设计了剪影风格的封面，至今仍为后人所学习借鉴。在“美瓷汇”的展品中，就有张守智以兄长的作品为图案设计制作的杯盘，作为亲兄弟的装帧大师和陶瓷设计大师的手足之情在作品中得以永存。
“美瓷汇”中展出的张守智的作品，每一件都别具收藏价值，然而，张守智对陶瓷艺术品的收藏有着独到的理解，“我们一个陶瓷杯子卖两元，欧洲一个陶瓷杯子卖四五百，为什么？”在张守智看来，这是迫切要改变的。虽然中国发明了陶瓷，然而在陶瓷漫长的发展史中，中国只是陶瓷的量产大国，生产和出口陶瓷制品的附加值很少，只有坚持走自主创新品牌的路子，中国的陶瓷业才能获得新生。“设计师的艺术创作是为什么？”张守智说，“我以为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精致、更有文化意味。能让陶瓷诞生国度中的普通人用上最精美的陶瓷日用品，就是设计师在为人民服务。”在张守智看来，一件陶瓷艺术品的诞生并不是为收藏，而是为生活。生活更美好、更方便，即使是一只小小的餐具，也要能给用它的人带来幸福感，这才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品的价值所在。
带着这张毛主席手绘的图纸深入景德镇，完成了设计和改造
81岁的张守智是一位有趣的老人，讲到这里，他随性地在笔记本上画下一只“中山筒”饮杯图样。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初期，这是茶杯的基本形状，其间出现过盖子上带蜜桃装饰和环状把手的莲子杯，莲子杯的杯耳形状精美却工艺复杂。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张图纸，是毛泽东亲手绘制的茶杯图样。“毛主席提出的意见是，莲子杯虽然美丽精致，但是清洗起来非常不方便，无形中增加了服务员的工作难度，建议能化繁为简，让茶杯既好看又实用。”张守智在纸上画下了这张深植于他记忆中的图样，“这就是到现在还广为使用的会议用茶杯，杯型简洁，杯耳空间很大，便于抓握，杯盖上的桃子变成了圆形球状。杯子的容量也足够大，不必在会议中间劳动服务员不断加水。”虽然历经几十年，这仍是最多见的、中国特色的茶杯，到现在，尽管其图案已经极为丰富，但在中国各级政府和领导人的会议桌上，出现最多的茶杯仍然是这一种。当年，张守智带着这张毛主席手绘的图纸深入景德镇，在那里完成了其设计和改造，至今，景德镇人仍亲切地称之为“胜利杯”。
“胜利杯”的故事长久地影响着张守智的日用陶瓷设计理念，中国特色的精美、实用成为他一生坚持的设计理念之一。而“胜利杯”的故事同时也让他深刻地理解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精髓。正因为如此，张守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一直致力于发现新的、更加具有实用性的材料和工艺，包括他现在致力于发展的高石英瓷产品的使用和推广，他的理想是提高中国陶瓷特别是生活用瓷产品的文化含量，降低生产成本，让这个古老的瓷器之国的人们能用上自己心仪的产品，“从餐桌上提高生活质量，让生活更美好、更有文化意味”。
看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创新，人们常常会从艺术家的作品入手，那是最直观的展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如果想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和一步步取得的成果，看张守智的60年作品展，是一个极好的选择。◎文/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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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与仿品绘制技法的比较
元青花的艺术魅力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其绘制技法，同时这也是其鉴定最主要的依据之一和难点所在。元青花绘制的具体过程我们并不能从任何文献中获得确切的证据，但我们可以根据其笔触进行合理的推测和复原，现代仿元青花的绘制工作就是基于这种推测而进行的，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使用的从中东输入的“苏麻离”青料，主要使用国产云南珠明料，从而使得在发色上和铁锈斑痕迹有较明显的不同。从绘制技法本身来讲，现代仿品仍然不能达到和元青花相一致的效果，缘何出现此种状况呢？笔者认为由于以下几种原因使得现代陶瓷画匠达不到与元青花一致的笔墨效果。
首先，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不同。元代民族压迫在中国古代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整个汉人群体因身处底层，酝酿着极浓重的反叛情绪，这种愤懑又与蒙古统治者的悍勇精神相融合，从而使得元青花的笔法极其洒脱奔放，虽被多层装饰线所羁绊，但有力跳跃、极具活力的线条似乎时时想冲破自身的范围，这是工匠们渴望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很自然的表达。当代人无论如何都难以体会当时人们的内心世界，即便知道也不大可能酝酿好一种激愤情绪进行创作，因此现代仿品缺少激情，显得矫揉造作，无力达到恢宏大气、令人窒息的艺术气氛。即使进行拍图处理，一毫不差地临绘，现代画匠的笔力和气氛仍无法达到古人境界，貌合神离，缺少生命力。
第二、文化审美的隔阂。元青花的纹样装饰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工匠们对所绘主题有完全的理解能力，因此能使笔法和主题达到协调一致，使整个基调和谐素雅。而现代工匠对大部分元青花主题没有什么文化感知和认同感。比如，元青花人物图均取材于元代版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故事，因此，激越情绪中又充满了一种快乐祥和，有一种暂时摆脱黑暗现实的沉醉感。而现代画匠对诸如鬼谷子下山、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等故事基本上达不到感同身受，其刻划上也就照葫芦画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有意无意地走样也就毫不足奇了。
第三、受现代绘制技法羁绊。青花绘制技法至清康熙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一整套勾线、分水等成熟技法。当代传统技法基本沿用此技法进行仿古瓷的创作，但实际上元代青花没有分水技法，也即没有使用特制的分水笔进行色调处理，分水笔处理色调的好处是色调丰富均匀且不留笔触。元青花是直接用大笔拓涂，因而其色阶只分浓淡两种且有极明显的笔触，并且常常省掉了勾线这一步骤，类似于没骨写意技法。由于技法上的差异使得在仿清代青花瓷方面得心应手的仿古瓷画匠们在转向日趋升温的元青花仿制时常常力不从心，不知如何下手，一些人仍然照样使用勾线分水程式来绘制，有的则担心大笔绘制容易走样而改用小笔拓涂，而小笔拓涂是明永乐、宣德青花最显著技法特征，因此使用不准确技法绘制的元青花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尼克松赠毛泽东的瓷塑天鹅
高99厘米最长175厘米[保存到相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遏制和敌视的政策。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外交目标之一。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经过广泛、坦率的会谈和艰苦的谈判，双方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件“瓷塑天鹅”就是中美外交史上这次“破冰之旅”的重要历史见证。
尼克松为了挑选送给毛泽东的礼品可谓煞费苦心。经过多次精选，最终选定这件大型烧瓷天鹅艺术品。天鹅是很受美国人民喜爱的吉祥、淳朴的动物，传说它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好运。为了迎接这件礼物，周恩来总理特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安排了双方互赠礼品仪式，这在外交礼仪中尚属首例。在仪式上，尼克松亲自向周恩来介绍“瓷塑天鹅”及其所含的深刻意义—天鹅象征着对和平、友善的祈望，祈盼它给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带来好征兆。
这件艺术品是由美国新泽西州波姆陶瓷艺术中心烧制。该中心的创始人爱德华?马歇尔?波姆，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和鸣禽硬瓷烧制大师。他毕生踏遍欧美著名山林，悉心观察鸟类的栖息动态和习性，创作了大量飞禽艺术作品。瓷塑天鹅是其晚年的杰作之一。作者成功地把天鹅繁衍、哺育和爱抚后代的生态本能，塑造得维妙维肖。作品大小天鹅、水草、鱼虫，无不栩栩如生，盎然成趣，是一件塑、雕、色结合得十分缜密、和谐的艺术品。
紫砂壶收藏之“九智”
买壶为了什么?收藏品？升值？对大多数人来说，买壶，就纯粹好玩，能泡茶，仅此而已。收藏可能永远和升值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瓷器，花瓶之类的。很多人买壶都会要问，有没有收藏价值，有没有升值潜力。其实在瓷库中国专家看来，如果把紫砂或者说整个艺术品当作投资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收藏需要理性，更需要智慧，其实紫砂壶收藏里面是有九个智慧点的，加以参考，百利而无一害。
九智;一者法智,知法,懂法,什么可以收藏,什么不可以收藏,知道尺度,学习法规才会少去很多的麻烦。并非是自己搞一个某某收藏协会会员的帽子,就可以去倒卖文物,破坏遗迹。收藏,一切当以法为先,所以法智,为第一智。
九智;二者义智,有情意知道和明白自己收藏的目的,搞清楚自己的收藏是为自己、为后人、为历史、为社会,还是为钱。明白是最好。
九智;三者时智,收藏懂得时机、时间,那收藏就会事半功倍。
九智;四者平智,保持收藏中的一颗平常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将收藏放于平淡,才会领略到收藏的神奇!
九智;五者明智,心明肚亮,神志清明,就会发现很多收藏中的不适之处,知道躲开规避收藏中所遇到的风险。
九智;六者众智,理解收藏是一种群体的文化活动,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小圈子,要明白众人拾材火焰高,互通有无,相互支持,各得所好。
九智;七者根智,一切皆有根,收藏的根,就在于学养的培育,增加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的修养。有了这方面不断的提高你收藏就会无往而不利。
九智;八者自省智,一个收藏爱好者,要自知,明白自己的长处,也要明白自己的不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学会扬长避短,这样你的收藏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九智;九者知足智,对收藏爱好者而言,一切藏品的获得都是没有足尽的。所以知足者长乐就显得极其重要了,万物不可强求。
收藏此道永远都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每个藏家都应该知道勤勉谦恭,在收藏这条路上,我、你、他,皆如蝼蚁望苍穹,渺小到不能再渺小了。只有让自己从最简单的攒于藏,升华为对历史、美学的理解和研究,让自己的收藏品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这才是一个藏家要做的。
张荣：清代鼻烟壶的鉴赏
鼻烟壶的历史很短，清代一朝才出现。这和满族人喜好鼻烟有关。
关于鼻烟壶的来源，在学术研究领域三个说法：万历说、顺治说和康熙说。
有人认为万历年间就已经有鼻烟壶了，这有一定的道理。万历时期，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给万历皇帝带了很多西洋的礼物，其中就有鼻烟。鼻烟盛放在瓷或玻璃的容器中。澳门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小展览，陈列了很多明晚期的小玻璃瓶和瓷器瓶子。有人认为那就是中国最早的鼻烟壶的诞生。实际上是用当时的小药瓶来装的。
“顺治说”是因为原来的北京文物商店收藏了几件顺治款的龙纹的铜鼻烟壶，有“顺治三年”“顺治五年”“顺治六年”款，所以有人认为顺治时期就已经有鼻烟壶了。实际上我们看过之后，认为它是民国仿制的，和顺治没有任何关系。在各类文物当中，都没有带顺治官款的文物，即使是带款最多的瓷器也没有。
经过多年的研究，结合档案文献和实物，我们认为，清代鼻烟壶应该是从康熙年间出现的。现在传世最早的实物就是康熙年款的铜胎画珐琅鼻烟壶。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带康熙款的鼻烟壶可能不超过20个，十分珍贵。
鼻烟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把清代能够涉及到的材质几乎都用到了，集清代各种材质、各种制作工艺于一身。它的材质不是单一的，制作工艺也不是单一的，采用的装饰方法也不是单一的。所以鼻烟壶是一类很独特的文物。
在整个清代，鼻烟壶的制作从康熙到宣统一直没有中断，这是众多文物中唯一的一类，为我们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鼻烟壶的公私收藏和研究
鼻烟壶的产生是因为满人的生活习惯。据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造办处的各个作坊都曾大量制作鼻烟壶。清代鼻烟壶的制作量很大，所以今天能够看到的也很多。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倒台抄家的时候发现他竟有两千多件鼻烟壶。除了和生活习惯有关，鼻烟壶的多少、材质的好坏、装饰图案的好坏，也是当时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鼻烟壶的数量和珅差不多，也是两千多件。另一个藏量比较大的是台北故宫，但是没有专门展览，只是在它的固定展览中有几件。
私人收藏方面，鼻烟壶大藏家并不在中国，而是在欧美。鼻烟壶虽然很小，但是极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鼻烟壶，收藏的品位也很高，对鼻烟壶有很深的研究。西方人对鼻烟壶情有独钟，甚至1964年就在美国成立了庞大的鼻烟壶组织——“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全世界重要的鼻烟壶专著及收藏，大部分都在国外。美国奥克兰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专门展出中国的鼻烟壶，600件藏品全部来自一位老太太的收藏。除了美国以外，一些香港鼻烟壶藏家的水平也很高。
去年5月和11月，香港邦瀚斯(Bonhams，一译“宝龙”)举办了两场玛丽及庄智博(MARY 一类是铜镀金，在铜作做;还有一类是竹的。
我们对玻璃鼻烟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包括单色玻璃、套玻璃、画珐琅玻璃、搅玻璃、金星玻璃、搅玻璃等。
单色玻璃鼻烟壶
单色玻璃鼻烟壶的数量是最大的。玻璃有一个特点是色彩比陶瓷多，特别是单色远远超过了陶瓷，很多颜色是陶瓷烧出不来的。从档案记载看，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玻璃颜色已经达到了将近40种，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将近20种。其中豇豆红色玻璃和瓷器中的豇豆红釉很相似，它的配方至今还没有攻克。金星玻璃在雍正的档案中有记载，但实物只在乾隆一朝有。
套玻璃鼻烟壶
套玻璃是清代独创的工艺，是指用两色以上的玻璃制作器物。分为两种：一种是满套，在玻璃胎上满套与胎色不同的另一色玻璃，再用琢玉的方法在外套的玻璃上雕琢花纹;一种是将所需各色玻璃棒烧熔，直接在器表黏贴花纹。以满套为多。
据文献记载，从康熙朝就有套玻璃鼻烟壶，但是最早的实物只看到了乾隆时期的，康熙跟雍正时期的实物均不见。乾隆朝的套玻璃鼻烟壶，没有大尺寸的，高度都是四五厘米左右，很精致。乾隆时期有一种套粉色玻璃鼻烟壶，粉色是乾隆朝特有的颜色。
清代的官造套玻璃鼻烟壶，大部分都是椭圆形的足，而且一定是实心的平面的实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刻款。而且玻璃器的款识和其他文物不一样，它的字迹非常潦草，而且大部分是阴刻楷书款，只有少数是料款(仅在画珐琅玻璃上)，更少数的是篆书款。篆书款应该是在玉作刻的，其他款则是在玻璃厂刻。
官造的套玻璃鼻烟壶的基本规律是单色套单色，比如白套红、白套蓝、白套绿、红套蓝、红套黄等等。套多种颜色的基本上是民间的东西，但也不排除极少数套多色的也是官造的。对于民间造的鼻烟壶的研究现在还没有突破，因为没有可资对比的参照物，一件都没有。
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
画珐琅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清代文物。人们常说“珐琅彩”，但这个称谓在档案中是没有的，而是叫做××胎珐琅、××胎画珐琅。清代有六种材料的胎用于画珐琅：金、银、铜、瓷、玻璃、宜兴，即金胎画珐琅、铜胎画珐琅、银胎画珐琅等，其中铜胎画珐琅是最早的。银胎画珐琅也叫银烧蓝。瓷胎画珐琅是现在最贵的品种，俗称瓷胎珐琅彩。宜兴胎画珐琅大部分都是康熙年间的，基本都在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很少。
在各种画珐琅中，工艺难度最大的是玻璃胎，但是现在市场上玻璃胎画珐琅拍不过瓷胎的，这是大家认知不充分造成的。玻璃胎画珐琅的成功率低，是因为它是二次烧成，先把玻璃烧成某种器形，再用珐琅来绘画;之后再烧，温度高了，玻璃就碎了，温度低了，珐琅颜色出不来。所以清代玻璃胎画珐琅的生产量最少，极为珍贵。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玻璃胎画珐琅器大约才20多件。多年前我只在香港佳士得看见过一件玻璃胎画珐琅西洋人物八方形笔筒极好，似乎拍了大约6000万港币。现在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的价钱已经逼近一千万元了。
乾隆时期出现了一批西洋人物和西洋建筑纹样的器物，这在雍正时期是没有的。雍正五年曾下令严禁外造制器，外造可能就是指西洋的东西。虽然如此，雍正皇帝还是留下了很多幅带着西洋发套的画像。乾隆时期的西洋人物和西洋建筑纹样主要出现在玻璃、铜胎画珐琅和瓷器上，经常是和中国的传统纹样相结合，很有意思。绘制者应该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的西洋画家，像郎世宁，还有一类是宫廷培养的画家。这种西洋纹样的玻璃胎画珐琅的数量很少。
内画鼻烟壶
玻璃鼻烟壶中，和现在能够衔接上的一种是内画鼻烟壶。内画玻璃的历史很短，但是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历史上手工艺人的地位比较低，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很少。内画玻璃究竟何时出现一直是个未知数。现在研究认为内画始于嘉庆年间的甘烜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有一幅他的画作，风格和其传世的内画壶是一致的。内画玻璃的大发展应该是在晚清、民国时期，这和当时玻璃制造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光绪年间有名的内画高手有30多位，基本上是以北京为主，也有山东的。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是三位京派内画艺术大师。原来他们的作品都很便宜，现在极贵，而且大量的是在国外。三位大师各有所长。周乐元主要是内画山水，他的作品很少，但现在假的很多。马少宣内画鼻烟壶的特点是一面绘画，一面题字，富于诗情画意。据马少宣的孙子马增善所说，马少宣的有些作品是由他哥哥所画，但是也署马少宣之名。叶仲三1945年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叶晓峰和叶蓁祺传承了他的衣钵，作品都署叶仲三的名字。
实际上，在各类鼻烟壶工艺中，我们传承得最好的就是内画鼻烟壶。河北的王习三大师是现在冀派内画鼻烟壶的代表，在河北衡水有五万人在从事内画这个职业。另外，北京有刘守本，山东有张广庆，等等。
鼻烟壶的一些鉴定要点
在造型上，年代越早，器形越小;年代越晚，器形越大、越蠢笨。口部的造型也有规律，越早壁越薄，越晚壁越厚。壶腹部位的规律是：年代早的一定是扁腹，鼓腹则年代晚。荷包形的鼻烟壶一定是乾隆时期的器形。传世的康熙瓷鼻烟壶数量很少，造型多为爆竹筒式，只有青花、釉里红两个品种。
另外，鼻烟壶的盖和小匙对于鉴定也是很重要的，以原有的壶身加一个后配的盖是作伪的手段之一，也有的是新做的小匙长度不合比例。
在纹饰方面，不同部位的画法是不一样的，比如用哪种方式开光，开光里面的纹饰怎么搭配，开光外面的纹饰怎么组合，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要学文物鉴定，有几个纹式是很重要的：龙纹、凤纹、云纹、螭纹和蝙蝠纹。只要掌握其中一类纹饰，再看其他文物也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蝙蝠纹是清代特有的一类装饰，它的不同时期的特点也是鉴定器物时代的重要依据。早期的蝙蝠翅膀很尖，而且一定是打开的。雍正时期的云纹和康熙、乾隆时期的完全不一样。
在款识上，康熙朝的瓷鼻烟壶中没有带康熙年款的，足内主要是写“成化年制”四字行书仿款，也有一部分不写款。
注：张荣女士198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工艺组工作，主要从事古代杂项类文物的保管与研究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现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已出版《漆器型制与装饰鉴赏》《张荣谈漆器》《掌中珍玩鼻烟壶》《古代漆器》等专著，并主编《故宫鼻烟壶选粹》《故宫珍宝》《光凝秋水——清宫造办处玻璃器》《投资与鉴赏——杂项类》等。
国学泰斗季羡林为之心动的钧瓷寿礼福寿桃
有这样一个段子：上帝赐予了西方人三颗苹果，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第一颗苹果给了亚当夏娃，人类由此产生;第二颗苹果砸到了牛顿，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第三颗苹果给了乔布斯，然后诞生了一家伟大的公司。再加上白雪公主与苹果等童话故事，西方人的文化脉络与苹果息息相关，而翻遍中国上下千年历史,会发现中国文化也与一种水果有着穿梭千年，血脉相依的联系——桃。
国学泰斗季羡林为之心动的钧瓷寿礼福寿桃
承载千年文华，寓意吉祥美好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诗经中的名篇。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吟咏着桃花，歌颂着美好的爱情，桃从最开始就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后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被引申为老师之恩，象征真挚感人的师生之情;陶渊明，甚爱菊，但在命名他想象中的乌托邦净土时，称其为“桃花源";而在中国的童话《西游记》中，桃子成了仙家喜爱的圣果，齐天大圣也垂涎三尺。
中国传统文化中桃子的典故-蟠桃大会
天工造物器之美，福寿桃出福寿齐
桃花灼灼，凝结为桃,当桃遇到天工造物般的钧瓷，二者就化学反应般绽放出倾世绝美的风光。泱泱华夏，有瓷名钧，“造化钟神秀”的神奇窑变，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历经唐宋元明清，在岁月的窑火中虽一波三折，但潜龙在渊，腾必九天，自新中国成立后，钧瓷一经复烧便势不可挡，不断作为国礼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天工造物器之美，福寿桃出福寿齐
2006年，国学泰斗季羡林收到了钧瓷佳作福寿桃作为寿辰贺礼。从青铜器铭文中的“眉寿无疆”到汉武帝时期的上寿，再到《西游记》中的蟠桃会，桃成为祝寿活动不可或缺的物品。
国学泰斗季羡林收到钧瓷福寿桃
大宋官窑出品的福寿桃选用天然无杂质矿石优质瓷土做原料，研磨成粉细加工，由国家一级美术大师创作，经三年以上钧瓷工匠纯手工成型，1280度高温烧制 ,取瑶池蟠桃之形，同时又巧妙将丰硕的寿桃化作一尊笑容可掬的寿星仙翁，眉须拖地，飘逸隽永。底部桃枝有蝙蝠依附在上，体现了“福依蟠桃，福寿绵长 ”的美好寓意。
福依蟠桃，福寿绵长
匠心塑经典，奇珍世无双
整个福寿桃从设计到出品，前后历时半年，采用二次烧制上釉工艺，以钧瓷红釉为主釉，通身光泽晶莹润泽、鲜明光亮如红玛瑙。钧瓷向来以”红为贵，紫为最”，红釉色非常难烧制，加上造型复杂，成品率极低，使得福寿桃具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其特殊的釉料和独特的烧造工艺，促成釉面在煅烧过程中，通过开裂、熔化、流动、沉积、结晶、拉丝、氧化、还原、呈色、分相等变化，再加上烧成后釉面的开片，使钧瓷表面在色彩美轮美奂的基础上幻化出奇妙别致的柳丝纹路和亮点，如临风雪柳，洋洋洒洒，大气磅礴。
钧瓷国礼福寿桃
从“园有桃，其实之肴”到“人面桃花相映红”，从“桃李春风一杯酒”，到“蟠桃宴请上庭仙”，桃贯穿于中华文化当中，是美好与祝福的象征，而钧瓷名作“福寿桃”，将钧瓷的器之美和福寿的意之美融合与一体，真乃馈赠长者寿诞、收藏纳福的上好之选。
全面评估景德镇制作毛泽东用瓷的历史
我偶然在网上看到景德镇宫廷陶瓷有限公司在展厅中展出的一套毛泽东用瓷茶具的照片，被称7501毛泽东用瓷，查看了所有毛泽东用瓷的资料似乎只有75年文化大革命时景德镇才为毛泽东制作过专用瓷。其实不然，难道75年以前毛泽东一直用搪瓷碗、搪瓷杯吃饭、喝茶不成。
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毛泽东用的瓷器大量的是有景德镇提供，而大力宣传7501毛泽东专用瓷仅是因为当时特定时代的需要。展厅中那套茶具的照片小了点，但看得出那套茶具仍是十几年前即六十年代初提供给毛泽东用瓷的翻版。茶具的式样、大小、看上去和过去制作的一样（照片太小无法完全肯定），花还是桃花，只是桃花的布局变动了一下。
我有一套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用瓷的茶具，我原打算提供一些照片给大家，后来发现网上公布的毛泽东用瓷的照片都无法看清，有的干脆把主要的图案遮盖掉，我想大概是怕有人仿制吧，因此我也提供侧面图案的照片为好。
目前只讲7501毛泽东用瓷似乎太片面，景德镇的有关单位应该对景德镇制作毛泽东用瓷的历史有个比较全面的讲法，为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历史和景德镇为历代宫廷制作宫廷瓷器的历史加上光辉的一页。
下面是这套茶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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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浦生谈古陶瓷鉴定与收藏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先生应邀来西安讲授古代陶瓷器鉴定，这已经是他第5次来西安传经送宝。借此机会，本刊对张先生进行了采访。
学习陶瓷鉴定应文理相结合
问：您自己是怎样走上古陶瓷鉴定的？
答：我祖籍是安徽歙县，195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文管会，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考古和征集。1962年，院领导安排我跟博物院的陶瓷专家王志敏先生学习古陶瓷鉴定，具体工作是南京博物院陶瓷库的保管员。我们做博物馆工作的有个有利条件，看的好东西多。南京博物院收藏有20多万件瓷器，光我保管的这个库房里就有近6000件。我在库房里整天接触实物做卡片，这是学习鉴定得天独厚的条件。
王志敏先生是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原来是数学老师。他的岳父是搞古玩的，所以王先生爱钻研古玩，后来主要从事陶瓷鉴定。他特别强调学习陶瓷鉴定应该采取文理相结合的办法。他说，你们大学生书读了不少，学习鉴定不光要看书，关键要大量接触实物。鉴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是重要的。理性是前提，你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这些是理性的。但是既要读书，更要读物。读物要像读书一样，要做笔记，把观察到的每件陶瓷的特点一条条写出来。王先生传授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学习方法就是多利用空余时间到野外去捡瓷片。陶瓷器因为是生活用品，打碎了人们就把它扔掉了，像南京、西安都是历史文化古城，往往一动土底下就有瓷片。应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学习研究陶瓷的人也就应该注重采集标本。王先生是扬州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一直注意把扬州城里出土的瓷片收集起来。受王先生的影响，我也外出捡瓷片。现在我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把文科当理科学的涵义之一。
问：为什么瓷片对陶瓷器的学习、研究和鉴定如此重要？
答：学习陶瓷鉴定最好的方法是多看实物，要看博物馆陈列的精品珍品。但是博物馆的藏品隔着玻璃看，就有局限性。即使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也不能随意拿馆藏陶瓷器去观察触摸。但有瓷片就方便多了，你可以拿在手里反复研究。对民间收藏家而言，收藏整件名贵古陶瓷器物的能力有限，机会也少，而收藏各种瓷片的机会就很多，代价相对低得多，携带、交流也方便。比如我来西安讲课，不可能带一批完整器物来，但用收集到的这些瓷片给学生上课，大家连看带摸很直观，印象也深刻。现在古玩市场发展很快，收集古陶瓷片比过去方便多了，品种和数量很多，连官窑瓷片都出来了。当然有的瓷片价格不菲，数百元甚至近千元一片，但这总比见不到买不到强。
古陶瓷鉴定的基本要点
问：鉴定古陶瓷具体该怎样入手，有哪些基本要点呢？
答：我认为要借助考古学的排比法。一是从时代上排，二是从品种上排，三是从器形上排，四是从纹饰上排，五是从总体风格上排。排列以后进行比较，宋代陶瓷与之前的唐代、之后的元代有什么区别，要搞清楚相互之间的特点与差异。例如，把两件瓷枕摆在一起，就会发现唐代的枕头小，宋代的枕头大，“唐枕小宋枕大”就是从器形上比较得出的一个结论。再如，注壶从总体风格看，唐代的器形比较丰满，宋代的器形比较瘦长，这是总体风格的差异。进一步对比它们的局部变化，就会发现唐代的壶嘴比较短，宋代的壶嘴比较长。特别像青花瓷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结合起来，鉴定时排列其纹饰尤为重要，其中包括它的主体纹饰和边线纹饰。中国陶瓷器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器形的变化，一是装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研究其胎、釉、制作工艺、款式等。
你来看（张先生拿出一些瓷片边看边讲），明代的五彩，与清代的五彩一比，明代的红发黑，清代的发黄，明代的绿发翠，清代的发黄，不同时代的釉彩特征是不同的。再如，明代中期的，颜色是枣皮红，明代早期的，颜色闷一些，像猪血红。成化斗彩是中国古陶瓷器中最名贵的品种，一般人难得见到。从这个雍正仿成化瓷片上可以看出，明代是淡红淡绿，清代则是深红深绿。
还应注意的是，社会上捡来的瓷片多，没有来龙去脉，科学性差一些。学习鉴定一定要到窑址去考察，采集标本，以解决“窑口”问题。例如，唐代有6大名窑，怎样去区分呢？你就要到实地去考察。
问：请您谈一谈该如何辨别伪仿瓷器。
答：鉴定陶瓷不光要研究古陶瓷，还要研究仿古瓷，进行对比，这对学习鉴定大有好处。例如，拿上一件瓷器是真是假可以从重量上进行判断。我的经验是，新瓷器不是重就是轻，真的瓷器分量适中。清代瓷器不同时代重量不同，康熙年代的瓷器重，雍正年代的瓷器轻，乾隆年代的瓷器又重。因为康熙瓷器胎厚，雍正瓷器胎薄，胎质最好。到了乾隆年代瓷器又重起来，但是乾隆瓷器的重重不过康熙瓷器，因为瓷胎不同。好的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它的重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仿品不可能做得重量与真品一致。仿制者只能参照图片或隔着博物馆玻璃测绘名贵瓷器，他不可能去秤真品的重量。像今天西安有人拿来一件瓷器请我鉴定，我一掂分量就说太轻，不用看了。所以重量也能帮助鉴定。当然其他方面还要运用我们前面谈到的排比法。
现在古陶瓷仿品赝品充斥市场，真东西却太少，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不光一般收藏者难以鉴别，就是鉴定专家有时也会出现失误。1996年我去香港，遇到一位在苏富比拍卖行担任瓷器鉴定的日本专家，他曾在北京中央美院读研究生。他对我说准备不干了，想来中国再好好学习。他这个话讲得很婉转，后来从侧面了解到，因为他连续收进了几件假货，对他的信誉影响很大。现在国外有些拍卖行的老专家也感到对国内采用高技术手段制作的仿品辨别起来很困难，说每年不到景德镇去一次就要上当。现在有些所谓的收藏家老是买假货，原因是只看书，接触真品实物太少。书又不是正规专门的书，现在讲古陶瓷的书有点泛滥，大都是抄来抄去，东拼西凑搞出来的，结果误导、坑害了读者。我认为，初学古陶瓷收藏的人一定要看名家的书，因为名家书中的知识和经验都是他自己从长期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靠得住信得过的。
现在制作仿品往往是三个人联合操作。一个是搞科技的，采用电脑研究配方；一个是搞艺术的，做出逼真的瓷胎；一个是搞烧制技术的，他们互相补充，而且不批量生产，只做几件，这是最高档的仿品。对鉴定而言，一般大路货容易看出来，最怕的就是少量的高仿品。这些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如果看不出来，下一代人更看不出来。常此下去，会自己毁灭自己。
问：您是著名的元青花瓷器鉴定专家，请您介绍一下元青花瓷的鉴定。
答：截至目前，全世界能够确认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总数只有300多件，其中200多件在土耳其、伊朗、日本、英国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国内发现的元青花瓷器数量有限，而且精品不多。像南京博物院藏有20多万件瓷器，竟没有一件典型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陈列中也没有，可见其珍稀程度。
海外元青花瓷器多是有历史原因的。13世纪初，蒙古汗国西征，许多元青花瓷器做为赏赐品流传到了地中海地区。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兰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收藏品最多，伊朗德黑兰博物馆也收藏很多。另一方面，应该说对元青花瓷器最喜爱的民族是伊斯兰民族，他们特别崇尚蓝色和白色，元青花图案又类似波斯地毯图案，所以这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元青花瓷器十分珍惜。由此，还引出一个重要问题，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几个领域。
中国古陶瓷研究有五个重要领域，或者说五个研究层次。第一是研究有关古陶瓷的文献；第二是进行陶瓷考古，其中包括考察、调查发掘古窑址；第三是研究陶瓷艺术，因为陶瓷是艺术品；第四是研究陶瓷经济，因为陶瓷也是商品。中国从唐代开始外销瓷器，对国外收藏的中国瓷器的研究非常重要。例如，唐青花瓷器我们国内都是破的，而在伊拉克和阿曼的博物馆亦没有完整的。但是最近，印度尼西亚发现一艘海底古沉船，从中打捞出三件完整的唐青花瓷碗、瓷盘，这都说明唐代青花瓷器是外销瓷；第五是当前正在发展的陶瓷科技。运用科技手段测试成分、测试年代。就以元青花瓷来说鉴定的主要困难是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上手过真正的元青花，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图录上看来的。而我有机会不仅看过国内现有的馆藏元青花，还实地考察了许多国家收藏的元青花，从中总结出它的特点和鉴定方法。元青花实际并不难鉴别，因为你没见过真品，自然不容易识别真假。
眼学本身就是科学
问：您介绍了许多排比分析的古陶瓷鉴定方法，但这些仿佛都偏重于人的主观经验，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的鉴定方法，比如科学仪器？
答：我先讲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彩绘瓷器，过去都认 为从唐代开始有，20世纪80年代南京出土了一件六朝初孙吴时期的彩绘瓷器，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件，是国宝。但这是孤证。2000年我在南京古玩市场上买到了一块瓷片，是西晋时期的，上面绘有一条龙。这条龙与汉代石刻、漆器、六朝砖刻上的龙在风格上是一样的。我目测认为是对的，但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拿去切片、钻孔取样，进行原料光谱化验，测下来的结论距今1700年左右，证明我判定的年代没错。化验还表明，上釉下彩的颜色是用氧化铁料画的，烧制温度将近1100℃，所含各种元素成分表也详细列出来了。可见运用科技方法可以把中国陶瓷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问题提出来了：是眼学重要还是科学重要？眼学就是目测，目前国内鉴定主要的方法是目测。有人说目测不科学，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用胎釉取样测试年代。但是陶瓷器是高级艺术品，是无法进行测量的。另外，有的人用旧的陶土做赝品，你用测量的方法就难以发现破绽。我认为，中国的陶瓷鉴定既不能偏重于传统的眼学，也不能像海外那样偏重于科学仪器。
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的教学博物馆考察过，这个博物馆的藏品大都是捐献来的，几乎每一件都进行过有损测试。这在中国博物馆绝对做不到，私人收藏家也做不到。因为这些仪器设备非常昂贵，测试费用很高。再说某人买了一件好瓷器，他能舍得让你钻个洞取样吗？现在还有用X荧光测试、CT扫描，属于无损检验，同样存在费用昂贵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科学仪器测试只能测出新与旧，要想进行各种对比，还得整理建立各类古陶瓷检测的数据库。我主张21世纪的古陶瓷鉴定应该走眼学与科学两者结合的道路。
问：您如何看待传统的目测鉴定方法？
答：最近我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先生谈起过这个问题。该校设有科技考古系，其中有陶瓷科技考古。他对我说，你们眼学本身就是科学，看器物的造型、纹饰、胎、釉、工艺、款式，这些经验不是凭主观臆断的，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你们头脑里有数据库。我很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现在我们应该以眼学为基础，科技为手段，解决古陶瓷鉴定中的各种难题。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件古陶瓷藏品都进行仪器测试，一般都采取 三个以上的专家一起看，几个人都认为对的或不对的，就不要做测试了，几个人认识不一致时，才需要做测试。
要重视培养古陶瓷鉴定人才
问：您这次来西安是为文物鉴定与修复保护培训班讲课，您认为这种方式培养鉴定人才效果如何？
答：过去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的培养方式现在看行不通了，那才能培养几个人？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1980年起在南京、杭州、保定、扬州举办过无数次文物鉴定培训班。1983 年国家文物局专门在扬州建立了培训中心，开设的陶瓷鉴定班每期3个月时间，最后有半个月出去实习。日本人称扬州培训中心是中国培养古陶瓷鉴定人才的“圣地”。许多国外及香港、台湾陶瓷专家都来参观过，认为这种模式很好。实践证明，办班的方式效果好，因为把全国的专家都请来了，每个老师一个专业，讲得比较深透。当然这是只招收文物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培训班。如今我们要面向社会办培训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培育收藏品市场健康发展，主要靠传播知识，提高古陶瓷收藏者的鉴赏水平。辨别能力提高了，赝品自然就没有销路了。
问：您曾到台湾、香港等地去讲课和考察，您认为这些地区在古陶瓷鉴定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
答：去冬今春我到台南、台北两个地方上课，各半个月，他们都是利用晚上上课。我们也可以考虑办业余班、利用节假日上课。另外培训班不一定办综合性的，也可以办单项的，例如这一期是古陶瓷班，下一期是钱币班，而且陶瓷班还可分为普及班和研究班。海外有一种文物鉴赏沙龙也很好，一个月聚会一次，把各人买到的新东西交给沙龙主席，大家进行赏评，不讲东西是谁的，以利大家客观地鉴定。这样自己教育自己，相互学习，得到提高，也可以请专家来沙龙讲座。问：您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答：我还要培养几个研究生。另外国家文物局同意，正在筹建中国扬州古陶瓷标本博物馆。因为扬州培训中心有大量的陶瓷标本，再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办学，建一个古陶瓷数据库。我设想，不光要收藏真品，还要收藏一部分仿古瓷，供做比较。建成这样一个集陈列、教学、科研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是我晚年的一大心愿。
宋代曾将茶具茶器合称为茶具
我国制造茶具的历史十分悠久。茶具又称茶器，最初都称为茶具，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中将采制所用的工具，称为茶具，把烧茶泡茶用的器具称为茶器，宋代又将茶具、茶器合称为茶具。
最能代表宋人生活、文化趣味的，莫过于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宋代饮茶之盛，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突出表现在城市中茶肆、茶馆、茶坊林立，茶汤品种繁多。茶坊、茶肆等是市民阶层进行社会交往的场所，充实文化生活的场所。宋代饮茶内容丰富于前朝，“点茶”广为流行，“斗茶”时尚兴起。点茶即以茶瓶中煮沸的水，冲点放在碗中的茶末，称为“点茶”。宋时一般饮点茶多用白釉、青白釉、青釉盏等。斗茶是先斗色，再斗汤。徽宗皇帝亦常与臣属斗茶，并著《大观茶论》，其中“天下之士励志青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夹之精，争鉴裁之别。”宋·唐庚《斗茶记》云：“政和三年二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斗法是先把半发酵的膏饼以净纸密裹捶碎，而后用碾子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分四次点注初沸之水，至水面浮起一层白色茶沫，即可斗试。斗茶贵斗色，《大观茶论》云：“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之，黄白又次之。”蔡襄《茶录》：“茶色贵白……”。既然“茶色贵白”，那用黑釉茶盏衬托白色茶沫和观察茶色是最理想的斗茶用器。《大观茶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镇江扬中永鑫堂收藏有一件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葵口海水纹带托茶碗（图1）。其中，托（图2）高4.3厘米，口径15.7厘米，底径6.2厘米，葵口，浅盘形，平底（图3）。托碗（图4）口径14.7厘米，高7.8厘米，足径7.4厘米，葵口，深腹，圈足（图5）。托与碗内里均印有海水纹。托与碗的上下组合协调完美，釉色明澈温润，淡雅。托为衬垫茶碗的茶托，目的是避免“盏热烫指”，是为了防止茶碗烫手而设计的新品种。考古发掘证明，瓷质带托茶盏、碗最早出现于西晋。
在镇江宋代文化地层中出土的景德镇窑青白瓷器很多，如一处50平方米的宋代文化地层中，出土瓷器标本150余件，各类瓷片5727片，其中青白釉瓷片有1224片，青白釉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器型有碗、盘、茶盏托、罐等。有的在碗底部写有墨书，如“陈”、“杨”、“蔡”、“周”、“陈”、“丁”等。而其他窑器物底部有墨书的很少。这一现象说明有可能在宋代时期镇江设有专门经营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店铺，人们购买的多了，就在底部写上买家姓氏，以免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