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5月8日上午，作为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会重要活动之一的“文化的力量——2019江西文化发展巡礼”在省会南昌拉开序幕，展览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全省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景德镇市在此次巡礼中也亮出了自己的“看家宝贝”，多维度、全景式的重点展示了陶瓷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发展活力，深受观众的青睐。
全景式展示陶瓷文化新风貌
走进展区，记者发现，整个巡礼中，随处可见“文化元素”，从一楼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展厅的拉坯技艺展示，到二楼的景德镇市展厅，再到三楼的景德镇陶溪川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展厅，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示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新风貌。
在景德镇市展厅，记者看到，整个展厅围绕陶瓷文化的传承、创新、交流这条主线，从塑形铸魂、转型升级、凤栖雁回、丝路瓷行、国家战略等五个板块，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景德镇通过“双创双修”，全面复兴城市文化功能、活态保护文化遗产、守住城市灵魂，大力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着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功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成效。
在陶溪川展厅，通过现场陶瓷体验展示、创意产品展示，参观者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陶瓷文化体验，展示出了陶瓷文化的青春与活力。
从器身装饰17层的综合装饰瓷“瓷王”，到富有现代气息的创意茶具“石仙茶席”；从极具异域风情的外销瓷“多彩瓷茶壶”，到文创陶瓷“水墨山河”……每一件陶瓷精品，都代表了一种陶瓷文化符号，吸引着大量参观者驻足围观，感受千年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观众姚丹丹指着“瓷王”激动地说：“这件瓷器将古老的陶瓷传统技法生动地体现了出来，有粉彩、青花、斗彩，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瓷王’真是太好了。”
高科技赋予陶瓷文化新内涵
“让我们一起来与文物合个影吧。”在景德镇展厅内，千年窑业遗存的背景下，国宝级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成为现场“网红”，市民通过现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把文物捧在手上进行3D合影。“我觉得和文物合影这个程序很有趣，成像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整个展馆陶瓷文化的特色鲜明，再加上体验的项目也非常多，让我们了解陶瓷文化的同时还可以亲密的接触陶瓷。”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曹林说。
除了与文物合影，景德镇展厅里还演示了目前先进的陶瓷前端建模系统和陶瓷3D打印技术，让更多人能够参与陶瓷制造，也让陶瓷制作有了无限可能。
江西科技学院学生姚天毅告诉记者，通过参观景德镇展厅，让他对陶瓷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先进的技术将赋予传统的陶瓷文化新的内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
“景漂”“景归”现象引关注
“景漂”“景归”作为独特的现象引起了巡礼展的广泛关注。目前，景德镇聚集了3万多“景漂”，2万多“景归”，其中有来自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5000多洋景漂，他们的到来为文化发展增添了活力。TAoci52.coM
在巡礼展现场，除了在景德镇展厅设置了凤栖雁回板块展示“景漂”“景归”人才设计制作的陶瓷艺术品外，陶溪川展厅还邀请了“景漂”人才代表现场创作。来自乌干达的“景漂”罗伯特就将乌干达的文化内容画在了梅瓶上，他表示，将乌干达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的陶瓷文化穿插在一起，很有特色，这也是他来景德镇的原因。
看到外国人拿起毛笔在陶瓷上绘画，江西科技学院的曾柏瑞说，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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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陶瓷文化发展
中国的陶瓷文化发展
瓷器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国家，也是少有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不管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的重器。瓷器的发明不单止是物质材料的发明，更是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了，里面蕴含着一种文化价值观。现在小编来讲解一下陶瓷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小编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 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 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陶瓷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 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瓷都大学生前往古都西安探寻丝路文化
前几天瓷都景德镇陶瓷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暑期实践队赴西安探寻“丝路精神”，进行学习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西到罗马的大陆通道。西安（古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7月11日早晨，实践队队员们在烟雨蒙蒙中去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中，队员们的期待的热情没有丝毫的减退，相反，伴随着博物馆的浓重文化氛围，实践队队员们在排队的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为进馆后的学习做准备。
实践队队员们在观看“丝绸之路”起源的影片中，充分了解到了“瓦当”的历史，“瓦当”俗称“瓦头”，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它起源于中原，经过“丝绸之路”逐渐传播至其他地方，是集绘画、工艺和雕刻等艺术于一身，是实用性与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在第二展馆的壁画上，实践队队员们了解到“丝绸之路”真正的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
7月12日，大家进入小雁塔，进门时就被那一套精致的皮影所吸引，纷纷上前体验，感受皮影的魅力。皮影作为中国民间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在丝绸之路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而此次实践队来到的古都西安则是皮影戏的发源地。
循着皮影，队员们进入了一扇古门，来到了一个极具历史气息的院落。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系满红色愿望丝带的古树。望着树上满满的愿望，队员们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对此次探寻丝路精神的愿景。并在该院落内队员们了解到由编钟演变而来的色空鼓，其空明的声音犹如宇宙之声。队员们来到小雁塔脚下，感受其历史古韵，它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经历了无数风云故事。
西安博物院以“丝绸之路”现代艺术创作展品而闻名中外，走进博物院，大家就见到了三大镇馆之宝中的唐代三彩腾空马巨大雕塑。马作奔驰状，四蹄腾空跃起，马背上坐着一个胡人童子。双臂前伸作持缰状，腰束革带，带上系囊，足蹬光头靴。表情恬淡安详，马姿雄壮威武。这说明“丝路文化”自唐代始各族往来已十分密切。
展厅中的近现代艺术家们用油画、素描等各种艺术形式展示并记录了“丝绸之路”历史的演变，从东方和西方这两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丝绸之路”的发展。对比古今这两种时空的交错，更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悠久以及“丝路文化”的精髓。
实践队队员们通过几天的参观和学习对“丝路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队员们积极的分享了彼此对“丝路精神”的理解与感悟，感悟到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坚持不懈、探索与爱国的精神，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胸襟，回顾了中华民族的开放历程。无论是“瓦当”的“细致入微”，还是壁画的雄伟壮阔，一件件遗珍中无不生动地呈现了“丝绸之路”的开辟过程，体现了和平、开放、创新与文明的“丝路精神”。
文化局打造陶瓷文化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为了更好地弘扬陶瓷文化，促进景德镇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市文化局在努力完成省厅和市委市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外，还组织专门力量，全力打造陶瓷文化项目，积极争取中央、省财政的支持，不断加大该市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和文物遗迹保护。2008年完成11个项目的立项，争取上级项目经费3673.5万元，农村文化三项活动资金420.43万元。
该市是全省的文物大市，市文化局抓住陶瓷文物遗迹众多的优势，抓项目建设，促进文物保护和利用。该市三个“国保”单位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湖田窑遗址、高岭古矿遗址，2008年立了6个保护项目，共争取经费3398.5万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立项4个，争取经费210万元。另外，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项目争取经费65万元。这11个项目已全部开工，景德镇御窑遗址项目第二期工程已竣工，湖田窑遗址保护规划项目也已完成，其他项目正在实施当中，有力地促进了该市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了积极响应中央近期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号召，市文化局又专门筛选了一批项目，派专人赴京争取项目经费，预计2009年争取经费9000多万元，其中景德镇市御窑遗址博物馆项目4000多万元，景德镇中国博物馆和景德镇大遗址保护项目5000万元。
复兴陶瓷文化 加快产业发展
10月24日上午，2014·第五届中国陶瓷艺术高峰论坛暨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名家名作展在我市隆重开幕，副市长辛琰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陶协陶瓷艺术委员会、山西省陶瓷工业协会、晋中开发区共同支持，中国《陶瓷科学与艺术》杂志社、中国陶瓷艺术高峰论坛组委会主办，山西翔龙黑陶工艺品有限公司承办。活动为期三天，来自全国各地40余位专家教授、陶瓷艺术大师、著名陶艺家、著名陶瓷艺术评论家将围绕复兴中国陶瓷文化，如何促进陶瓷产业发展等问题，展开广泛的研讨和交流。
辛琰指出，晋中文化底蕴厚重，制陶历史悠久，此次高峰论坛和名家名作展落地我市，为推进我市的陶瓷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我市陶瓷企业能够借鉴现代的制陶理念，学习先进的制陶工艺，全面提升我市陶瓷的产业水平，使全市的陶瓷产业能进一步优化整合，形成优质的批量生产地，全力推进我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西文化艺术 贸易相逢在瓷路
外销瓷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出口产品。那么，外销瓷上纷繁复杂的纹样到底是什么？是随意为之还是有特定套路？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瓷路相逢——清代外销瓷上的中国情调与西方艺术》展，向观众展现了几个世纪前“读图”时代的独特魅力，那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呢？除了商人游记和使团报告的文字记载，我们从18、19世纪的外销瓷上找到了新的答案。
昂贵“定烧瓷”再现广州重要地位
曾玲玲认为，外销瓷不应该被单纯地看做“中国制造”，它是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结合。
例如，中国瓷器贸易之初，买方以各国东印度公司为主，除了批量购买中国生产的瓷器，也有一些特殊定制和来样定做的瓷器，后来出现私人贸易的订单，专为某个家族、个人或公司定做质量上乘的瓷器，价格昂贵。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著名的港口、城市风光、重大历史事件、神话故事、流行画作、特殊设计图案等传入中国，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比如一件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折枝花卉纹盘，盘中央绘制纽顿（Newton）和艾琳（Alleyne）家族联姻的纹章。这是为巴巴多斯岛主法官雷诺·艾琳的孙女结婚时专门定制的套装餐具中的一件汤盘。巴巴多斯岛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边界处，曾为英属殖民地，英国人在岛上大力发展甘蔗种植业，艾琳家族在岛上专营制糖，家境颇为丰厚。进一步辨识瓷盘中描绘的纹章，就可推断男女双方的家族情况和汤盘的烧制年代。例如，女方的纹章以小盾牌的形式置于男方纹章盾牌的中部，这说明女方无兄弟，是其家族纹章的继承人，因此为了保持女方家族纹章的延续性，其后代将会同时继承父母双方的纹章。根据男女双方的结婚时间，可以推断出这件汤盘的烧制年份是1745年左右。
还有一种特殊的英国定烧瓷：在瓷器的边缘绘制了对称的两座港口或贸易城市风光，这些港口和城市都是在18世纪中英贸易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如伦敦、普利茅斯、马德拉斯、黄埔、广州等。这种定烧瓷成为18世纪中英贸易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成为200多年前广州、黄埔港风貌的珍贵图像资料。展览展出了一件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开光风景纹汤盘。盘中央为英国在印度的重要据点马德拉斯港风景图，边沿绘有黄埔港和英国普利茅斯港景物，口沿上下绘有拉德伯恩的波尔家族纹章。这是为利物浦国会议员查尔斯·波尔烧制的，纹章上的燕子暗示他是波尔家族的第四子。“这是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随团艺术家设计的款式”，曾玲玲说，“说明了三个港口在中英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还找到了英国和美国的两个重要的博物馆所藏的一个同样的瓷盘，边沿分别绘制广州港和伦敦港的城市风光。我们如何宣传广州的重要性、广州作为世界贸易大港的地位，都不如这些器物和图像直观，而且是通过外国人之口说出来的。”
欧洲人盛赞中国瓷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它是多么诱人，多么精美！它是中国的产品。”这是17世纪中国瓷器大批进入西方市场后，在欧洲流行的一首诗。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仅仅在于其精巧的材料性。事实上，每一种用来交换的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的“传媒”。
广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玲玲说，“随着外销瓷贸易的发展，反映中国家庭生活、郊游、狩猎等休闲情景，中式家居及中式庭院、景德镇御瓷厂、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等重要建筑，中国文学名著和神话故事人物等图像纷纷被绘制在外销瓷上。这些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图像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媒介，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曾玲玲介绍，从明中后期开始，外销青花瓷中出现了许多反映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绘画，比如婴戏图、仕女图、狩猎图等。到了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外销欧美的广彩瓷也出现了许多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清装人物纹饰，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满大人”。展览中有一件展品是清乾隆时期的广彩合家欢人物图盘。图中的主角是一位斜坐在云石之上的官员，气定神闲地抽着旱烟，嘴角含笑地看着身侧的儿童，两位女子在照顾着孩子。远处是树木、绿地环绕的湖水，景致迷人。画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之家家居生活的一个瞬间，从这些图像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工匠的绘画技艺，也可以看到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中国的山水画图像在外销瓷中也很常见，尤以“梧桐山水”为最多。这类图像“在审美情趣和绘画风格上深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情”，曾玲玲说，“梧桐山水图又被称为‘柳亭图’、‘石桥图’，以流水小桥、行人小舟、梧桐柳树、亭台楼阁等元素为主，远景重山叠嶂，一片水光山色，宛如一幅幅空灵、淡雅的中国山水画”。这类图像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中国人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的生活希冀。
中国工匠二次创作西方神话故事
而西方的神话故事图案则是18世纪定烧瓷的一种特殊品种，是中国工匠采用欧洲绘画技法，临摹欧洲商人带来的画稿绘制。这种二次创作融入了中国工匠对西方神话的理解和创新。此次展出的《巴利斯的审判》大碗即是这类器物的典型之作。将之与西方同题材的油画对比，可以看出在人物形象、画面布局上高度的相似性，但从技法上看，能够发现工匠们并不理解这一故事的来源，只是依样画葫芦，画中人物的角色和性格并不突出。但是工匠们模仿西方油画的技法来处理画面的明暗和远近，表现人物的肌肉和服饰的皱褶的努力，是和中国传统绘画大为不同的。
又如清乾隆广彩开窗西洋人物图茶壶，壶身正中位置绘有一名半裸的贵妇气定神闲地坐在靠椅上，旁边一位少年仆人为她倒水洗脚。这件“沐足图”的原型是DuflosClande创作的铜版画《洗浴》。
《西厢记》题材最受西方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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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在外销瓷上的相互作用，既有纯粹“技术”层面的，也有审美心理和需求方面的潜移默化，例如“刀马人”。
“刀马人”的绘制以清康熙时期为最盛。它是以刀（兵器）、马（战马）、人（武士、战将）三者为主题，描绘《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记载的战争场面的图像。在清代的早期，这类图样与同时期欧洲社会处于战争和动乱时代的背景相吻合，暗合了欧洲人的消费心理和精神需求，因此受到关注和追捧，而在国内反而比较少见。到了清中后期，外销的广彩瓷器也吸收借鉴了这类图样，但随着时代变化，其对欧洲人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时期，几大古典名著均在这一时期诞生，并随着戏曲、小说的流行广泛传播。曾玲玲介绍，这些题材也大量运用在外销瓷器装饰上，特别以清初康雍乾三代为多。其中13世纪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最受欢迎。这或许是中国古典小说首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比文本的传播要早。例如一件康熙年间的清华西厢记图大盘，描绘的是“月下听琴”的一幕。曾玲玲指出，在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中，“情”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正如大戏曲家冯梦龙所言“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这种世俗爱情故事因为受到中国大众的广泛喜爱，被当作具有浓郁中国世俗情调的媒介大量远舶西方。
另一类题材是神话故事。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纹饰出现在瓷器上始见于魏晋时期，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在外销瓷中大量出现。其中特别以八仙题材最著名。它们满足了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好奇心和猎奇感。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随着陶瓷原料高岭土的日渐稀缺，古城景德镇面临生存发展的历史抉择。江西景德镇市以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契机，积极探寻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将独具特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2010年，产业产值160多亿，仅陶瓷文化产业就达62亿，连续10年增幅超20%;全市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实体近3000家，一个多层次、多门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文化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景德镇市委、市政府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将陶瓷文化产业列为全市八大战略型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充分挖掘陶瓷文化资源，突出陶瓷文化特色。以重大项目为龙头，景德镇文化产业基地建设突飞猛进。陶瓷历史文化博览区和海畅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成为江西省仅有的两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发展陶瓷文化产业思路指引下，曾经濒临破产的国有陶瓷企业经过转换机制、创新经营模式，如今逐渐恢复造血功能，成为陶瓷文化产业的新载体。作为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地标，雕塑瓷厂现已入驻陶瓷创意工作室170余家，年产值3000余万元;曙光瓷厂已有136家实体入驻，预计年产值可超过1亿元。
为鼓励民营陶瓷文化经济发展，景德镇市专门出台了《关于规范景德镇市文化民间社团组织的指导意见》，重点发展中小型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及艺术家个人工作室，支持中小型陶瓷文化单位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截至2010年底，景德镇市民营文化创意社团从2002年的1家发展到60家，从业人员近3万人。
如今的景德镇，瓷元素、瓷文化魅力四射：艺术造型的法蓝瓷畅销国际市场，高科技的纳米陶瓷空间广阔，清雅悠扬的瓷乐表演吸引着亿万海内外观众。与陶瓷产业紧密关联的旅游业、会展业、拍卖业、培训业、印刷包装业和特色演艺娱乐业得到大力发展，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江西省对外文化交流的排头兵。
南昌海关助力陶瓷文化产品发展
近日，景德镇市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商标“FRANZ”成为江西省首个在海关总署备案保护的知名陶瓷商标，为该企业在陶瓷文化产品进出口活动中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构筑起一道“防火墙”。
为支持江西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南昌海关充分发挥文化把关服务职能，就江西特色的产业开展专题调研，利用监管服务博览会、走访当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契机，发放调研问卷表，摸清陶瓷产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现状以及企业需求，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销售情况、以及被侵权产品相关情况等进行深入了解。同时，主动深入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上门为企业宣讲自主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政策，并多次召开陶瓷产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关企座谈会，介绍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成功案例经验，大大的提升了企业自主维权意识。
在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申请过程中，南昌海关加强备案申请指导，为企业发放网上申请备案操作指南，指派专人负责在互联网门户网站上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对企业申请中遇见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企业最大的帮助，成功保障“FRANZ”商标列入海关总署备案保护的商标范围，也为江西省陶瓷文化产品“器走天下、誉满全球”提供坚强后盾。
“文化土壤”更有利艺术陶瓷产业发展
近年来，文化日益成为新的热点，不仅在新兴的文化产业出现了炙手可热的电影营销、动漫营销，在传统的产业，如建陶卫浴等也涌现了“文化+科技”等创新模式。
在首届中国（佛山）文化艺术与陶瓷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众专家各抒己见，纷纷为文化与产业的对接出谋划策，如把中国传统的书法、山水画融入建筑陶瓷中，形成让人津津乐道的艺术瓷板画；把艺术画中的人物烧制成陶艺作品，实现了平面立体化、虚幻实体化的过渡;把石湾陶艺技术与陶瓷之外的材料结合，冲破视野的局限等。
乍一看，这样把艺术文化与建陶产业的结合，能量巨大，工业产品能够借助文化的影响力，短期内迅速提高市场对产品的关注度，长期内不断升华品牌的品位和内涵，实乃皆大欢喜的一大盛事。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结合只是最基础地把文化与产品结合的方式，究竟佛山的艺术文化在消费者心中的认同感如何，是否形成了一种归属感，在大众的心目中到底怎样才是最重要的?论坛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柏林特别指出：“文化与产业对接，最关键的还是需要文化的提高。这种提高包含着很多方面，如展示方式、理论体系等”。
的确，文化相当于土壤，产品是种子。只有文化这一土壤肥沃了，营养丰富了，种下的种子生根发芽才能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文化这一“沃土”如何耕耘?潘大师指出，关键还在于人，只有把艺术人才素质全面提升，文化的氛围才能自然地营造与普及。正如汪洋书记提过的：“文化需要树大师，有大师自然会提高，提高了自然会形成产业。”文化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心灵共鸣，是一种超越竞争而进入艺术感染的理念，但这种共鸣，必须建立在文化的提高上，没有文化的提高，硬邦邦地把文化与产业结合起来，然而却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触发他们的感悟，最终可能只会造成孤芳自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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