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名的瓷器。
清乾隆粉青釉刻博古龙纹壶估高38.7厘米792.25万美元戈登旧藏
清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9026万港币放山居旧藏
清康熙豇红釉水盂瓶尊七件套组流拍玫茵堂旧藏
戴润斋、玫茵堂、戈登珍藏、五台山人藏瓷……
今年春拍，纽约、伦敦、香港、北京四地著名私人藏瓷拍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为瓷器收藏提供了丰富的参照，也拉开了今年中国瓷器拍卖与往年的距离，高品质、高价位成交的瓷器行情更趋透明化。有着国际行情的中国瓷器，任何区域疑似炒作的现象，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曝光，这在今春表现极为突出。
综合各地区的拍卖看，本季瓷器拍卖表现出了几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瓷器拍卖越来越趋向专业化，拍品来源是否清晰可靠成为收藏者购藏的首要标准；其次瓷器的稀缺性更显突出，高古瓷器的数量日渐稀少，即便是明清瓷器板块，明代官窑瓷器的数量也直线下降，清代官窑瓷器方面，清三代瓷器价格的持续走高，进一步推动了往年不被重视的清代晚期官窑瓷器行情高涨；另外，民国瓷器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收藏者的广泛认可，涨势惊人，但疑似有炒作现象露头。
在这轮行情起伏的背景下，独具特色的专题收藏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争议，因此，今春瓷器拍卖盘面的整体情况，实质上均体现于各场专拍中。
榜样的力量
本季数场著名私人收藏，为我们了解所谓西方老一代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评鉴提供了样板，大量瓷器精品为中国内地藏家竞得的事实，进一步提升了内地瓷器收藏的水平。
3月24日纽约佳士得推出的“戈登(Gorden)珍藏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及早期艺术精品”专拍，99件成交94.95%，件数不多，但收获2301.2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118.99万元)，7件价超百万元的瓷器中，4件价超千万元，是本季最重要的颜色釉瓷拍卖，各种完美的釉色令人为之叫绝，再现了清代颜色釉的至高至美的工艺水平。拍品为美国著名私人收藏家戈登伉俪旧藏，他们上世纪70年代初涉足中国艺术品收藏，品类繁多，中国早期青铜器，唐宋至清代的瓷器以及各式文玩无所不包，以瓷器为最大宗，尤青睐单色釉瓷，此次拍卖品以清代制品为主。
戈登夫妇与赛克勒(ArthurM.Sackler)、辛格尔(PaulSinger)等著名收藏家过从密切，藏品来源可靠，除来自拍卖会外，多源自纽约卢芹斋(C.T.Loo)的继任人法兰·卡罗(FrankCaro)、伦敦艾斯肯纳兹(GiuseppeEskenazi)、马赞特(S.MarchantandSon)、贝尔特(Bluett&SonsLtd。)及斯伯克斯(JohnSparksLtd。)等古董经营机构。专拍中，高38.7厘米的六字篆书款清乾隆粉青釉刻博古龙纹壶估价200万至400万美元，拍至792.25万美元，外媒报被一位亚洲藏家购得；高32.4厘米的清雍正仿官釉长颈弦纹双耳壶估价40万至60万美元，以204.25万美元拍出；高30.5厘米的清乾隆霁蓝釉鹦鹉耳扁瓶由无底价拍至545.85万美元，被中国厦门谦记古美术馆竞得，也是所知霁蓝釉瓷器的新纪录，此瓶造型奇特罕见，仿自晋代越窑青瓷产品而又有所创新，鹦鹉形态的双耳取代了青瓷制品的长耳，展现了乾隆时期的好古之风，所知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2件，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VictoriaandAlbertMuseum)藏有1件；高41.3厘米的清雍正霁蓝釉橄榄瓶也拍到了456.62万美元(约2997.56万元)成交，外媒报被古董商理查德·里特恩(RichardLittleton)竞得，橄榄瓶流行于清三代，单色釉制品罕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霁红釉、仿官釉2件橄榄瓶。外媒报道，此场拍卖成交前十名的拍品，7件被亚洲藏家竞得。
4月7日晚间，香港苏富比上拍的“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在港举槌。出人意料，77件元明清瓷器名品仅拍出七成，收获39939万港币，与拍前7亿至10港币的估价相差甚远，数件重要瓷器并未顺利拍出。此场拍卖是中国市场春拍的首场瓷器专拍，是圈内人士讨论的焦点，但实际上这一结果仅仅是拍卖公司拒绝了部分长期拖欠、违规交易的买家所致。不过，54件成交品中49件价格在百万元以上，8件价超千万元，依然是本季瓷是器专拍中平均成交价最高的一场拍卖，直径18厘米的明宣德青花鱼藻纹棱口洗5106万港币价居首位。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玫茵堂古董收藏久负盛名，与西方的著名收藏家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Clark)及玻西瓦尔·大卫(PercivalDavid)齐名，其收藏成就与仇炎之、艾斯肯纳兹关系密切，被誉为“当今最重要的古董收藏之一”。“玫茵堂”收藏是瑞士StephenZuellig与其弟Gilbert两人60年的珍藏，玫茵堂之名是该兄弟瑞士家乡Meienberg的谐音，其意为“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其收藏注重作品的珍稀程度、纹饰的品质以及作品的品相。所藏古董器物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迄清代，其中，元明清珍瓷逾450件。60余年来，玫茵堂收藏从未出售过，国内很多瓷器专家都曾欣赏过，1994年大英博物馆亚洲部学者康蕊君为这批收藏撰写图录，至今各地出版的玫茵堂藏瓷有7册。是次香港苏富比上拍的77件，以明清官窑精品为主，包括著名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题诗锦鸡花石图膽瓶、清康熙豇红釉水盂瓶尊七件套组、清雍正粉彩蟠桃献佛图圆盖盒、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狮子戏球图罐等等名品，是近十年来拍场上最重要的瓷器收藏。古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先生看过在京路演的瓷器后，给出了“狗赶鸭子呱呱叫”的极高评价。该公司中国艺术品主管仇国仕在京巡展时反复强调，“‘玫茵堂’收藏是近30年来苏富比上拍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其价值并不在于是否会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将会对新入场的买家起到重要的参照作用，他们从中能够品味到顶级珍藏是什么样。”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品质超绝的拍卖，遭遇800万港币特别将保证金和较高估价后，未能拍出理想成绩。这一现象恰好可对内地时下肆无忌惮的炒作起到旁证：在拍卖公司不妥协的坚持下，暴露了市场的部分本质——投机者虚炒价格，随意拖欠拍卖款，一旦遇到坚持原则的拍卖公司只能原形毕露。而由于行内陋规的长期存在，拍卖公司为此要承担成交受影响的恶果。大量投资者在这批精品面前的退缩，也说明在艺术市场上，资本并非万能，资本操作者脑袋里的艺术学识和眼光才至关重要。虽说有钱就能从事艺术品收藏、投资，但成为收藏家却不是有钱就行的！
次日该公司的瓷杂专场341件成交率69.79%，入账49062.46万元，58件瓷器价超百万元，其中8件价超千万元，是今季成交额最高的一场拍卖。一开场，高40.8厘米的清雍正霁蓝釉橄榄瓶即拍出1634万港币。随后一对清乾隆金彩仿古铜浮雕“螭龙图”双耳盖壶以4322万港币拍出，高40厘米的清乾隆胭脂红轧道锦地洋彩缠枝花卉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更拍至7010万港币，均是明清官窑瓷器中的珍稀品种。
6月1日香港佳士得春拍，“覃思雅识—欧洲私人珍藏御制瓷器”专拍44件成交率68.18%，收获7533.34万元，19件瓷品价超百万元，清雍正珊瑚红地花卉纹确定以1186万港币价居首位。随后上拍的瓷杂专场328件成交率75.91%，成交额22821.54万元，28件价超百万元，其中仅一件价超千万元——高29.2厘米的封面拍品南宋青白釉观音菩萨坐像以2530万港币成交。该公司本季拍卖中，千万元级别的瓷器精品乏善可称，重点推出的高38.1厘米的清乾隆粉彩时时报喜转心瓶也因估价过高流拍。
北京市场方面，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三家公司瓷器拍卖超越往年。中国嘉德十余件元明清瓷器价超千万元，成为内地本季瓷器拍卖的最大赢家，尤以御瓷珍玩专拍引人注目，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摩羯鱼耳大罐3622.5万元；北京翰海上拍的高20.8厘米的清雍正黄地青花三果尊以2645万元拍出；北京匡时上拍的高33厘米的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玉壶春瓶2760万元成交；北京华辰上拍的清乾隆青花荷塘清趣纹贯耳瓶1506.5万元易手；北京保利上拍的英国放山居旧藏清乾隆御制宝石蓝地洋彩莲花如意万代尊以7015万元成交，曾经仇炎之收藏的一对清康熙釉里红牡丹纹苹果尊以2070万元易手，徐展堂旧藏清乾隆黄地青花折枝花卉梅瓶以5980万元成交。
而有资深行家指出，内地不少拍卖公司上拍瓷器的真品率甚至不足三成，火热的市场环境下，高仿品更是无孔不入，需要收藏者擦亮眼睛。
清晚期瓷器的增值潜力
5月22日至23日，中国嘉德推出7场瓷器专拍，创该司历年瓷器拍卖的数量、成交额之最。尤以道光瓷专场和宫廷御瓷专场引人注目，“慎德明道—五台山人藏清道光御瓷(一)”58件悉数拍出，收获15857万元；“映心有情—宫廷御瓷珍玩”39件拍出84.62%，成交额25527.7万元。著名企业家、收藏家赵心收藏的清代道光御瓷专拍，无疑是内地今春瓷器板块最出彩的一笔。多年前还在大家狂追雍正、乾隆官窑瓷器时，赵心就悄然收藏道光御瓷。他的专题收藏，为晚清瓷器的收藏、研究拉开了新的帷幕。此场58件道光朝官窑瓷器25件价超百万元，3件价超千万元——高30.5厘米的“慎德堂制”款青花勾莲粉彩十八罗汉图福寿耳扁方瓶以3105万元成为道光瓷器的最高价，高30.5厘米的一对“大清道光年制”松石绿地粉彩缠枝莲寿字葫芦瓶和高31厘米的一对“慎德堂制”款绿地粉彩云龙纹瓶均以1725万元拍出，价格位列道光瓷历年成交前三甲。扁方瓶应为清宫旧藏品，清档原始名称为“十八罗汉福寿尊”，此瓶曾两次在北京翰海拍卖，1997年春拍以33万元拍出，2006年秋拍价格涨至319万元，每次换手价格上涨接近九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道光粉彩黄地勾莲纹人物图蝠耳扁方瓶，与此风格类似。此瓶造型、纹饰奇特，在清代官窑制品中并不多见，所署慎德堂制款亦为道光一朝高档瓷器的象征。
道光瓷器继嘉庆瓷器行情的走高，使收藏者重新认识到清晚期瓷器的价值所在。近年来明代瓷器和清三代瓷器精品行情大幅飙升，加大了收藏者的投入成本，动辄千万元、亿元的价格，提高了入场门槛。在这样的背景下，瓷器收藏者有必要对瓷器板块进入“深耕细作”，发掘潜力品种，清晚期瓷器价格上涨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清代自顺治始至宣统朝268年间，清三代134年仅占了一半，嘉庆至宣统占到了116年，就瓷器研究、收藏而言，这116年不可忽视。
相对清三代瓷器而言，道光、同治、光绪晚清三代瓷器因价位普遍不高，中心市场主要在中国内地，对于内地藏家而言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市场现状证明，香港、台湾、内地的先知先觉者早已涉足清代中晚期官窑瓷器的收藏。首先破冰的是嘉庆、道光官窑瓷器精品行情。2007年8月中贸圣佳推出“嘉庆宫廷艺术品专场”时，曾经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英韦卡特城堡(InvercauldCastle，Aberdeenshire)、弗格阿瑞森(CaptainFarguharson’s)旧藏的清嘉庆粉彩进宝图螭耳瓶就拍出1019.2万元。2010年嘉庆瓷器再创新高，19世纪英国富豪阿尔弗雷特·莫里森(AlfredMorrison)家族放山居(FonthillHouse)收藏的清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在香港拍至9026万港币。嘉庆瓷器行情的上涨，推动了清代中晚期瓷器价格的整体上升。
2006年始，道光瓷器俏然走热，青花粉彩十八罗汉图扁方瓶当年高价成交就是明证。次年北京翰海春拍，粉彩仙人祝寿方瓶的成交价也高达302.4万元，方瓶曾是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瓷杂专场的封面拍品，底书“慎德堂制”款，当年以20.9万元成交，12年增值13倍。2010年香港市场上，道光瓷价格再创新高：戴润斋旧藏的一对粉彩仿剔红雕漆锦地万福图盖罐以782万港币拍出，放山居旧藏的一对黄地粉彩花卉五福宫碗以662万港币易主。
研究者、收藏者过去普遍认为，同治、光绪时期景德镇制瓷数量巨大，工艺粗劣，以致专门研究成果缺乏，不受市场关注。而事实上，同治朝历13年，光绪一朝34年，仅次于康熙、乾隆两朝，瓷器生产的数量、品种惊人。当前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四朝官窑瓷器的价格仍在低谷徘徊，从行情走势看，2006年以来的涨幅也相当大，特别是流传有绪的精品，每次出现价格必定翻番。咸丰瓷器流通量少而价格较高，官窑精品最高成交价已过百万元。2007年中国嘉德春拍，清咸丰粉彩八仙人物图双蝠耳瓶拍出80.64万元。同治瓷器的流通量远大于咸丰瓷，成交价低于咸丰瓷。同治、光绪瓷器的交易行情前些年长期波澜不惊，但近两年变化明显，2010年北京翰海秋拍，同治青花缠枝花卉赏瓶估18万至28万元，拍至78.4万元，是中国市场目前最贵的一件同治瓷器。目前同治瓷器精品的价格稳定在50万元左右，普品价格一二十万元。
光绪瓷器历年上拍的数量最大，品种丰富，精品成交价超过200万元，是晚清几朝瓷器中的主流拍品。1996年北京翰海春拍，一对“大清光绪年制”款绿釉开光雕鱼龙变化纹双耳瓶拍出了77万元，2006年该公司秋拍时成交价涨至209万元。2002年光绪官窑瓷器的成交价突破百万元大关——上海敬华春拍，直径71.2厘米的光绪时期“储秀宫制”款黄釉地粉彩“万寿无疆”纹大盘创出了110万元，出自上海文物商店旧藏。
光绪瓷器基本上囊括了大部分的传统器型，有仿古也有创新。清宫档案记载，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景德镇始终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瓷器烧制。瓷器研究专家认为，此时期烧制的慈禧御用“大雅斋”款官窑瓷器，是本朝较少见的精品。2002年北京翰海秋拍时，清光绪“大雅斋”款黄地粉彩喜鹊登梅图大碗拍至15.4万元。光绪时期景德镇仿古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乾隆以后的高峰，仿康熙、乾隆两朝瓷器最多，以仿康熙青花瓷成就最高。粉彩、单色釉瓷之外，历年成交价最高的光绪青花瓷器也超过了百万元。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高40.7厘米的青花“天下第一泉”字坛以96万港币成交。这种盖罐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时，曾创下55万元的成交价。光绪瓷器存世量大，近年来上拍的数量也日渐增多，大略统计，中国市场历年价超百万元的有十余件，大部分都在近两年创出，目前较好的光绪瓷器价格多在六七十万元。有藏家认为，嘉道以后，光绪瓷器因为量大，收藏起来比较容易成专题，将是未来晚清官窑瓷器收藏中的一个潜在热点。
档案记载，历时仅三年的宣统朝，元年、二年曾烧制大量瓷器——“宣统元年烧造上色圆琢器8594件，次色圆琢器18002件，破损圆琢器5745件，实际报销银两19803.945两；宣统二年烧造上色圆琢器2066件，次色圆琢器5150件，破损圆琢器1740件，实际报销银两10990.086两。”可见这两年御窑厂烧制的成品数量在4万件以上。
拍场上宣统瓷价格仍处低谷，但去年表现非凡，中国市场成交价超过30万元的多达十余件，数量和价格均创历年之最。去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先后由养志堂、景艺堂收藏过的清宣统粉彩麻姑献寿瓶拍出了122万港币。拍场上常见书“大清宣统年制”六字款的碗、赏瓶、玉壶春瓶，以粉彩、五彩、青花器为主。
当大部分收藏者难以承受清三代精品的高价，大量资金势必会注入清代中晚期瓷器板块，其行情全线飘红似乎指日可待。
民国瓷的未来
3月23日纽约苏富比上拍的戴润斋珍藏瓷器及工艺品专场，328件拍出93.9%，成交额约为2389.796万元，14件宋代至民国时期的瓷器价超百万元。引起广泛争论的是两件高价成交的民国(或类属民国)瓷器：民国粉彩庭院山石花卉纹长颈瓶估6000至8000美元，拍至131.4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63.63万元)；“类属民国”的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估800至1200美元，现场拍至1800.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09亿元)，先后创造了民国瓷器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场戴福保藏品专拍瓷器的整体水平一般，但入藏之初记录清晰。两件民国瓷器的拍卖在圈内影响深远，在中国内地更掀起了一轮民国瓷与乾隆瓷工艺风格的大讨论。如今看，围绕“类属民国”的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所展开的各种讨论，尤其是民国还是乾隆的年代归属，充分暴露出了当下市场上的两种心态：一是以委托人和拍卖公司为代表的客观、谨慎，一是以高价为基础推论的激进一派。其实，在拍卖公司确定其为“类属民国”时，激进一派已输在了起跑线上。委托方古董商戴福保后人及拍卖公司本应将利益放在首位，但是，他们抵制了诱惑，以一贯的严谨和专业标准，放弃定为乾隆本朝，凸显拍卖业赖以存在的基础：诚信。而将其视为乾隆瓷的一方，九成九是买家，最初的目的可能很简单——定为乾隆，其价值和价格当然不是民国瓷可比的。这场争论，实质上充分反映了瓷器鉴定的困难和困惑，困难是鉴定本身客观存在的，而困惑则是在高价瓷器的利益面前，利益相关者的言说阻碍了对价值的客观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民国瓷器高价拍出后，对于民国瓷器的价格与价格也成为了新的关注点，今年又适逢民国百年，不少博物馆收藏机构、拍卖公司、收藏者、投资者、媒体已经在拿民国瓷做文章，相信将会迎来一轮民国瓷收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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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私人收藏完胜故宫学者：民间真品微乎其微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母智德收藏的天青釉烛台。
香港苏富比拍卖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
北宋汝窑香炉
施利君收藏的汝窑裹足洗。
北宋汝窑青瓷盘
高丽青瓷瓜状水注。
母智德收藏的天青釉莲花碗。
存世汝官瓷之争再掀风波——
近日，有民间藏家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手中藏有比博物馆“更多、更好”的汝瓷，而汝官窑存世量“稀少”只不过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并恳请本报揭穿这一“谎言”。
我们知道，20年前，一件直径只有17.5厘米的汝窑小洗在纽约佳士得现身，被人以154万美元的价格拍得，这是当时中国古瓷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最高价；今年2月，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经过34次叫价，最终以2.0786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宋瓷的世界拍卖纪录再次被刷新，汝瓷之名贵可见一斑。
高昂的价格不仅源于器型和釉色的绝美，更和稀缺的数量紧密相关。目前，学界最乐观的统计数字，是认为存世的汝官窑有79件：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二十余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各收藏了十余件；其余散落分布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
品相好、存量不少盗墓者几百元就出手真汝瓷
今年2月份，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在香港苏富比拍出了2.0786亿港元的天价。不到半年，宁波竟然就冒出了一件比这件葵花洗更好的私人藏品：
一位叫施利君的藏家的“汝窑裹足洗”，不仅获得了赵青云、孙学海、叶文程、陈丽琼、雷从云、朱伯谦等几位业内专家的鉴定证书，而且还通过了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焕生教授的“无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测试，被鉴定为“北宋宝丰清凉寺汝官窑”无疑。
“香港那个拍出了两亿多港元的葵花洗，是被修复过的。相比之下，施利君这个裹足洗品相更好一些。”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经主持过宝丰清凉寺北宋汝官窑发掘工作的赵青云告诉本报记者。
如此珍贵的汝官窑，施利君是如何得来的？
说来有些离奇。25年前，在河南平顶山进修的施利君曾经去一个卖字的老先生家中买对联，无意看到博古架上摆放着这个小盘子。老先生告诉他，多年前在附近村子的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堆瓷器，不知是不是埋在地下被大雨冲刷出来的。老先生拿回家中，随意堆放多年。那天见萍水相逢的施利君爱不释手，就说要送。“记得两副对联我付了20元钱。因为拿了老先生给的几件瓷器，就把随身佩戴的一小块和田玉也给了他。”
“传奇”并不只发生在施利君身上，并且直到现在仍在不断发生。曾被中国收藏家协会评为“十大收藏家”的余皖生，去年大年三十在珠海一家古玩店看到了一件汝窑镂空花觚。老板“不识货”，余皖生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而这件器物刚刚在“纪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10周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题公益活动——北京周”活动中被作为宋汝官窑评为“十大国宝”。
著名的民间收藏家母智德告诉记者，他手上有几十件“到代”的汝官窑。“无论器型、釉色，还是制作的精良程度，和北京故宫中的汝瓷相比毫不逊色。”母智德透露，这些汝官窑的来源主要是古代的墓葬或者窖藏。“现在很多专家都在为十墓九空大声疾呼。事实上，不仅仅是墓，窖藏、窑址都是十处九空了。里面的东西去了哪里？现在有些专家一方面承认墓空了，一方面又说民间的藏品99%是赝品，这是很矛盾的。”
不过，母智德也表示，目前民间收藏汝官窑的水平是良莠不齐的。“相当一部分是清朝的仿品，‘到代’的比较少，真正算得上汝官窑的更少，但绝不是没有。只要你有眼光，有知识储备，并且又有长时间扎下去的耐心，收到对的东西并不难，而且价格还不贵。现在一件汝官窑的当代仿品，动辄卖到几万、十几万。但真正的北宋官窑，我几百块钱就能买到。这和那些盗墓者的心态有关系。他们花的成本就是力气。这东西放在手上是祸不是福，他们是很想尽快出手的。”
流散渠道多存量少是误读不能将民间所藏“一棍子打死”
然而，学术界也有专家力挺民间收藏，赵青云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证明民间有汝官窑的存在，赵青云回忆了两桩往事：
“1987年，在对宝丰清凉寺一个小作坊遗址的挖掘考古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窖藏坑一次出土了二十多件完整器，其中，有8件是汝官窑。我怀疑，这些瓷器是当时某个窑工私藏的，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被遗忘在此。其中有一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上面还有刻花，和我们当时认为的汝官窑不太一样。我专门拿到北京请耿宝昌先生过目，耿先生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件稀世国宝。目前它被收在河南省博物院，是九大镇馆之宝之一。”
“1988年，在离宝丰寺5公里的一个叫蛮子营的地方。当地农民在挖土的时候发现了一批瓷器，被哄抢一空。后来群众交回来47件。全部是宋汝瓷，我亲眼看过。是汝窑被官府垄断前烧的品相非常好的一批汝瓷，它们的烧制工艺、造型和后来被官府垄断之后的几乎一样，原料里都加了玛瑙，出土的地方在宋朝是个大寺院。我估计就像南宋人周辉笔记当中记录的那样，这批内有玛瑙的汝瓷，在‘供御捡退’之后被卖给民间，被寺院窖藏于此。后来碰到战乱，寺院被毁，这批瓷器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一直保留至今。据我所知，这批瓷器除了那47件交上来的之外，至少有十件目前流落民间，全都是好东西。我知道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五件：一件在浙江，是龙纹钵；一件在河南安阳；宝丰县有三件。”
“汝官窑留存于民间的数量当然不会太多，但要是因此就将民间所藏一棍子打死肯定是有失公正的。当时蛮子营一个窖藏就出土了47件，还不包括没有上缴的。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过去那么多次王朝更迭，还有八国联军侵华，宫里会不会有些宝贝因此流散民间？宫里的太监会不会监守自盗？皇帝会不会赏赐他喜欢的大臣？……汝瓷确实很珍贵，但是流散到外界的渠道还是很多的。”赵青云还告诉记者，很长时间里，学界认可的传世汝瓷只有65件其实是一个误读。“1987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庆祝馆庆出了一本书，叫《汝窑的发现》。这本书里对汝瓷的数量做了一个统计，认为世界各国公开出版物中提到的汝瓷一共有65件。但是没有公开出版的呢？但不知为何，这个六十几件的印象就给很多人‘种’下了。我还听说有人认为是67件半，也不知道那多出来的两件半是如何算出来的。”
“早年间，许多藏家不知道自己收藏的是汝瓷。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现向全世界公布之后，许多的藏家开始陆续把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事实上，目前已经被发现的、并且被专家一致认可的汝官窑，保守估计，已经有150件左右了。现在有些专家没去过考古现场，不知道真实的发掘情况。对于民间收藏却很鄙夷，不愿意去了解，主观地认为宫里就那么十几件汝瓷，你民间怎么可能会有完整器，而且还那么多？这个论证过程本身就有问题。无论说真还是说假，你得有个客观标准，只是靠主观推测怎么行呢？”
烧造时间短、管控严格民间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民间藏家只凭一段段仿佛神话一般的“收藏故事”，并不能让他们的收藏被官方所认可。而目前国内又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使得民间藏品始终无法摆脱“黑户”的命运。作为“汝官窑”，它们来自民间，并且如此大量，更仿佛成为了它们的“原罪”。
关于官方认可的汝官窑存世量究竟有多少，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散见各方的观点有65件、67件半、不超过70件、79件等几种说法。可以发现的规律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统计数字在缓慢地增长，但学界关于汝官窑“极其稀少”的看法却从未发生变化。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认为，汝官窑稀少，一是因为它烧造的时间比较短，二是因为作为中央官窑的产物，当年对汝官窑的管控非常严格的缘故。
事实上，从对汝窑窑址宝丰清凉寺的考古挖掘情况来看，汝窑的生产从北宋早期就已经开始，但长期以来，它只是作为一处民窑场存在，生产的是以白釉、豆青釉瓷器为主的“大路货”，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天青色的汝官窑不可同日而语；变化的契机出现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以后的北宋晚期——当时的汝州和邓州、耀州、处州等诸处一起“受命承烧”青瓷，宝丰清凉寺因此变成了所谓的受命承烧的“地方官窑”。出品的精华瓷器被选入宫中，但“供御捡退”之后，剩下的产品可以在民间买卖。和其他地方官窑不同的是，“地方官窑”时期的汝州宝丰清凉寺窑场因地制宜，将玛瑙入釉，创烧出独特的天青釉汝瓷，逐渐在受命烧造瓷器的各窑场中形成了“汝窑为魁”的地位。这使得宝丰清凉寺窑场被皇室所垄断，成为了正经的中央官窑。不过根据记载，在北宋晚期有中央官窑的时间上限当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作为中央官窑，生产不计成本，天青釉汝瓷由此走向了尽善尽美、登峰造极的成熟期。但此种绝美的天青釉汝瓷专供御用，除了那些合格品被选入宫中作佳丽之外，其他的不合格品全部当场砸碎，就地深埋。
“1999年，在对宝丰清凉寺的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在整个清凉寺窑址区最北端东西两河之间的半台地发现了这个‘中央官窑’的遗迹。发掘所获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碎片数以吨计，很多器物明显是故意打碎处理的，堆积层最厚处达24厘米，还有专门的落选品掩埋坑。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生产者不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目标，他们在意的只是产品的釉色之纯正，造型之端庄，这和考古所见民窑遗址窑业遗存的表现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同时，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现场还挖掘到了“元丰通宝”和“政和通宝”铜钱。结合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汝州地区受命承烧的时间，王光尧认为，宝丰清凉寺作为地方官窑，创烧天青釉汝瓷的时间应该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政和元年（1111年）之间；而作为中央官窑烧制成熟时期的天青釉汝瓷的时间，在政和元年（1111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之间。“可以说，中央官窑烧造最顶级的汝官窑的时间，顶多也就是十几年。”王光尧说。
王光尧还告诉记者，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共藏有19件汝瓷，其中除了一件是由收藏家张子厚于1965年捐献给故宫和一件新出土的汝窑标本资料外，其余全部是清宫旧藏。“无论是考古的证据，还是故宫收藏的情况，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汝官窑留存于世的数量必然是极其稀少的，民间能找到真正的宋汝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瓷器收藏的那些陷阱
中国古代陶瓷品类繁多且制作精美，防制作伪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如何能够正确辨别器物的真伪？杨华告诉记者，“古瓷的纹饰和款识看起来自然流畅，新仿的瓷器仔细看有临摹的痕迹，生硬且不自然；古瓷历经岁月，釉面光泽深沉润泽，而仿品的釉面光泽浮于表面，不够温润，甚至还会刺眼；古瓷的釉面开片紧密，而新瓷的开片呈开裂状的较多。古瓷表面的锈与釉结合紧密，不易剔除，而赝品表面的土锈比较容易剥落下来。另外，古瓷原料中的特殊矿物质也使其显现出了独特的颜色，与仿品有所不同。”
面临赝品冲击的不仅仅是古瓷，当代艺术陶瓷同样也四面楚歌。瓷器藏家张先生告诉记者，“大师作品被‘贴花’成批生产的现象最具‘杀伤力’。那些在拍卖市场上成交价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大师作品，最易被‘贴花’批量生产。这些赝品成本低廉，以次充好进入市场后其标价却高达数万元，如果进入拍卖市场，会损害市场秩序。还有一些工艺美术师，让学生代画作品，却署上自己的名字销售。即便是有收藏证书的名家作品也存在作假现象。藏家在购买之前最好还是请大师本人进行鉴定。除了仿品之外，名家名作的复制现象也要格外关注，批量生产的是商品不是艺术品。另外，对于那些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的大师作品，藏家尤其要谨慎。”
私人珍藏清代瓷器
康乾盛世是一个国力与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高度的时期，拥有长达八千年历史的中国陶瓷，在这百余年间，也登上了艺术的巅峰。康、雍、乾祖孙三帝，都对瓷器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热爱，于是帝心所指，景德镇御窑厂的设计、制作和生产，呈现出一个极其繁荣的场面；与此同时，刘源、臧应选、郎廷极、唐英等天才般的设计师和督陶官们也顺势而生，匠意所在，窑烧技法也发展到了炉火纯青，几乎无所不能的地步。无论是刚健的康熙、秀雅的雍正，还是奇肆的乾隆，康乾盛世的官窑瓷器，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下，成为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最后的一座丰碑，帝心匠意的双重推动，使清代窑烧水平和技艺已臻极致，将繁华盛世的帝国印象，永远地留在了瓷器之上。正观堂特展所呈现的25件清代瓷器，均以艺术性、趣味性和罕有性的标准甄选，反映出藏家纯粹的收藏品味与别具一格的趣味，兹选5件简介如下。
来自英国收藏巨擘肯利夫勋爵的青花靶杯，以极纤细的工笔法勾勒出成化风味的缠枝灵芝纹。此杯造型与纹饰均非常独特，曾在1935年伦敦皇家学院的《中国艺术大展》中展出，是迄今寥寥可数的能在私人手中流通的当年展览品之一。肯利夫勋爵以收藏极品明代瓷器著称，所藏三件成化青花宫碗名闻天下，其中一件秋葵碗于2013年香港苏富秋拍中以1.4亿港币成交。
康熙青花山水图铃铛杯，可能是最近20年内出现过的最为精美的康熙青花杯，如手卷般徐徐展开的苍秀山水，蜷缩在莹薄雪白的杯体上，意境深邃的山水与瓷艺的结合，成就了这件康熙青花杰作，实在令人爱不释手。这种铃铛杯形制来自明嘉靖作品，外形优雅，颇有纤弱可人的女性美，传世数量极少，而且每件的画片均不同，应为独立制作而成，绘笔技艺极高，极富四王山水之意蕴，此件为代表作之一。玫茵堂珍藏一件青花花石纹铃铛杯，风格、趣味、笔法同出一辙，应属同组制品。
渭水河畔直钩钓鱼的姜子牙与樵夫武吉的故事，用清透明丽的粉彩画在浅碗上，呈现出雍正瓷器秀雅精致的艺术风格，彩的晕染和过度，处理得精湛绝伦,尤其是云影的绘染，尚带有康熙月色花影的风味，但改用了釉色的处理，倍添清丽浪漫的艺术效果。雍正早期的粉彩作品，仍保留着康熙硬彩的遗韵，这件来自意大利的旧藏，说明了雍正瓷器的魅力寰宇共赏，意趣无穷。
清三代单色釉瓷器，为收藏家们一致视为清代瓷器的最高艺术成就者，尤其是性好逸静、潜心佛道的雍正帝，对单色釉器的偏爱与关心，更是直接刺激和提升了雍正窑各色一道釉瓷器的制作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技艺高峰。雍正早期的白釉模印夔龙如意纹小香炉，出自著名的英国单色釉收藏大家E.T.HALL霍氏旧藏，无论是独一无二纹样的古意设计，还是甜润无瑕的釉色处理，都使这件尺寸娇小、造型简约的小香炉成为一件玩家梦寐以求的书斋珍品。
康熙窑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自明宣德以后因烧造难度而逐渐停烧的高温铜红釉。诞生于康熙二十年的开国大造官窑瓷中，豇豆红瓷出炉成为了传世经典。这种运用复杂而精巧的上釉技术烧成的名品，讲究的是红霞绿水的微妙效果，成为清代官窑瓷器中最富有人文色彩的作品，在收藏界久负盛名。这件盈盈一握的小印色盒，出自美国大亨百事饮料公司总裁彼得华伦先生的珍藏，深浓的绯红掺杂斑驳的绿苔点，釉色变化万状，耐人寻味，无愧康熙名品。
收藏是一种爱好传承 三位民间藏家的那些事儿
都说古董界水深，在普通老百姓看来，那都是有钱人才能玩儿得起的嗜好。不过，今天介绍的这3位民间古董藏家还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笑言自己是“最有钱的穷光蛋”，下面就讲一讲他们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
因为爱，所以爱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齐同民本是一名教师，由于从小对古董的热爱，很早就进入到了古董藏家的行列。
齐同民认为自己对收藏的热爱源自遗传。在他的印象中，童年时期妈妈的姥爷家里就有很多古书和古钱。每次串亲戚，幼小的他就对这些古老的东西爱不释手。文革时期，为了能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小人书、人模、钱币等保存下来，齐同民还真就把它们用塑料布包好放在了鸡窝里，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潜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齐同民开始收藏邮票和古钱币，直到1995年接触到瓷器，他才转向了瓷器收藏。这里还有一件小趣事，一天齐同民在古董市场上看到一个玉雕的小狐狸，只是觉得东西好，就花了5元钱买下来。那狐狸尾巴回蜷至下巴，歪着头、眯着眼在睡觉，神态真是美极了。齐同民当时并不懂行，后来被一个朋友以800元的价格买走了，心里还高兴的不得了。3天后，齐同民才知道那位朋友又转手卖了8500元。“现在想想，汉代和田白玉雕成的小狐狸，我那朋友也只是捡了个小漏，挣了点小钱”，齐同民回忆到。
再后来，齐同民又接触到木器家具和瓷器，通过“以藏养藏”的方式，每年他也能挣上几万块钱，比工资多一点。当雪球越滚越大之时，齐同民的发财梦也越发不可收拾了，他说：“人有了贪婪的心,收藏的路上就会有陷阱已经在你面前铺开”。一次，齐同民看上了一套漂亮的紫檀方桌椅，心里合计要是买到手肯定赚不少钱，于是2.9万元买回了家。业内朋友一看，东西是老红木的，只有一块是紫檀镶的椅子腿，最多值两三千元。发财梦破灭，齐同民一次就赔了近3万元。
从那以后，齐同民收藏就比较谨慎了，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的收藏，20年的努力，使得他在中国古钱币、古陶瓷、古家具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我的藏品只要有几件精品可以按照‘唐宋元明清’的朝代顺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就是玩的心态。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载体，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文物上面反映出来。我喜欢这些东西，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喜爱、一种认知，一种肯定、一种珍惜。”齐同民如是说。
齐同民喜欢把自己的藏品送给喜欢它们的朋友，他认为文物的价值就是传承。然而，现在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危机感。“现在的年轻人一谈到文物就会担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谈到，“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有了距离感，缺少美的感悟，着实让人担心啊”！
三十年基本建设，使大量文物都冒了出来
北京藏家陈立建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新中国的基建规模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大得多。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各地的楼房都很少见，天津那个时候最高的楼只有四层，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也就是两层，而两层楼的基础不过一两米深。现如今，高楼大厦林立，地下车库再加上基础，少说也要挖到地下六七米深，于是，把全国的土地都翻了个遍，这些文物自然就冒出来了。“还有高速公路、高铁建设，古河道清理和水利建设，出的东西太多了，喜欢的都知道这些是宝。”陈立建表示，“但一些专家不这么认为，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就统统认为是假的，正因如此，也导致我国很多的文物受损或流失。”
有专家表示，民间收藏90%都是赝品，在这一点上齐同民持反对态度。如今，在我国的民间藏家少说也有几千万人，每人收藏10件，也要达到上亿数量的藏品。仅景德镇几个手工作坊，根本不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生产出这么多赝品，更何况还有很多东西是现代工艺也根本无法制造出来的。现如今，连真品都不一定能卖出价，假东西就更没人买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怎能做这等赔本的买卖？
呼吁文物鉴定法尽快出台，为我国的文物流失把好第一道关口
北京藏家徐强可谓是收藏大家，几万件藏品目前都集中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的阳光文物宫里。
一提到中国文博界的鉴定现状，徐强真是忧心忡忡。“看外国博物馆、收藏家手里不断流入的东西，这些肯定是从中国流出去的，然而中国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事态继续，又或高价从国外的拍卖会上购回”，徐强谈到。再有，就是我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所谓的评估委员会，根本没有合法鉴定资质，却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各行各业都需要有资质持证上岗，唯独文物鉴定，国家连文物鉴定法都没有，如何能为文物的流失把好第一道关口啊！”，徐强激动地说到。
其实，再有经验的鉴定专家也不可能单凭眼和手就能一一确定每一件文物的真假和年代，因为中国文物太丰富了，只有通过科学的机器检测，才能真正确定生产的年代。目前，通过科学家们的长期努力，鉴定文物真假的检测仪器已经诞生，起码铜器、瓷器的检测已经很成熟，很可靠。中国科学院的大批专家将全国所有古代窑址的资料，和出土文物的标本资料综合起来，做成一个数据库，通过仪器的检测，对比成分含量就可以判断出具体年代。对此仪器的鉴定结果，国际上是认可的，反倒是中国不认可。
在徐强看来，收藏本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喜欢，买得起就可以了。然而，目前这些正常的秩序被一些人利用，成为为个人牟利的工具，使得代表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物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实在心痛。
3位民间藏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保护好这些美好的事物。为中华文明，尽一己之力。
以藏养藏投资青花瓷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在大街小巷浅吟低唱的《青花瓷》，不仅以它那温柔委婉的曲调拨动了人们的心弦，而且以它含蓄隽永的意境勾起了人们对营造此氛围的为首者——青花瓷浓厚的兴趣。
“乱世藏金，盛世藏瓷”。在我国7000万的艺术品收藏与投资者当中，以“捧瓷大军”最多，而在瓷器收藏品当中，青花瓷又是收藏者的首选。据悉，清代官窑青花瓷中的珍品在10年内价格能翻上千百倍，这是物有所值，还是市场炒作的结果？在如今鱼龙混杂的市场，如何鉴定青花瓷？记者近日就此问题对中国收藏家协会民族艺术品收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孙欣进行了专访。
千锤百炼的“国瓷”
“说起青花瓷，不得不提去年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发生的一件轰动全世界的事。一件元代青花瓷——‘鬼谷下山’以1400万英镑落槌，一举刷新了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价格纪录，成为中国价值最高的传统艺术品。”孙欣如数家珍。
“鬼谷下山”之所以具有这么高的市场价值，孙欣认为主要是由青花瓷本身所负载的文化历史价值、科技工艺价值和美学艺术价值决定的。
而青花瓷的文化历史价值又与其科技工艺价值密切相关。火与土的艺术，1100℃－1300℃的高温烧制，这些独特的工艺使青花瓷的文化历史价值得以较好的保存，纹饰千年不变。青花瓷也因此成为了研究中国时代特色和历史风格的最好工具，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被誉为国瓷。
青花瓷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起源于唐代，成熟于元代，在明代渐成主流，在清代发展到顶峰。青花瓷的魅力不仅来源于逐渐完善的科技工艺技术，而且取决于逐步成熟的美学艺术。
以唐青花为主要收藏方向的职业收藏家孙欣说：“唐人原本不喜欢蓝色，西域的波斯人和伊斯兰人才喜欢蓝色。在唐代，青花瓷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交换，换取外汇。直到元明时期，一些文人把中国的水墨画艺术用于青花瓷的装饰后，青花瓷才形成了它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国人的最爱。”
在目前市场上，元代的青花瓷卖得比较火，炒得也比较热。此外，清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传世和出土的青花瓷比较多，收藏爱好者也比较容易接受。
拨开“云雾”见真身
对于大众来说，认识青花瓷的价值容易，但是鉴定青花瓷的价值、真伪却很难，那么如何鉴定青花瓷？孙欣认为，首先要走出“年代越久远的艺术品，价值就越大”的误区。一件艺术品有4种价值：文化历史价值，科技工艺价值，美学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前三种价值决定它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说前三种价值的综合判断决定了一件艺术品的价值，而不是越老的东西越值钱。
“辨真伪”、“断年代”、“定窑口”（哪个窑口生产的）、“评价值”是鉴定青花瓷的四句行话。随着市场造假之风的盛行以及造假水平的提高，真伪问题成为了目前收藏家所需承担的最大风险。
鉴定青花瓷的真伪，孙欣介绍目前最好的鉴定方法就是科鉴与目鉴的结合。目鉴就是用眼睛去看胎、看釉、看造型、看材、看纹饰，这是一种传统的鉴定方法。同时，也可以借助现代的科学仪器，运用物质化学或者光学的方法对传统艺术品进行科鉴。
由于一件艺术品有其自然和社会属性，因此，目前比较理想的鉴定方法就是科鉴与目鉴的有机统一。其中科鉴是基础，目鉴是关键。目鉴需要长期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科鉴适用于各层次的人群。
除了真伪的问题，孙欣提醒广大收藏爱好者还要注意市场问题。作为经济主体的收藏家必须要懂经营，对艺术品市场有所了解，对特定的客户群有所了解，在收藏过程中学会以“藏”养“藏”，即以藏品来养藏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高仿瓷器的那些人那些事
高仿品
搞字画鉴定，自己写写画画对实际鉴定有帮助。这个办法稍加变通也适合搞瓷器鉴定，有条件的可以亲手做，没有条件的也可以到现场看人家做。景德镇是中国瓷都，去那里现场观摩一件瓷器从和泥、拉胚、装饰绘画、上釉到最后装窑烧成，对于鉴定瓷器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多次去景德镇观摩瓷器制作，触动很大。鉴定瓷器一定要上手掂一下分量，以前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原因，在景德镇亲眼看到瓷器烧造，才彻底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常来说，一件瓷器，在制胚后的尺寸跟烧成后的尺寸是有出入的，都会产生收缩，如果想做一个一尺高的瓷器，胚胎的高度就要一尺多高。过去仿造瓷器最大的难点就是尺寸上的把握，多大的瓶用多少分量的泥，这都是有数的，只有行内的高手才能掌握其中的关窍。
所以鉴定瓷器，上手一掂感觉太轻或者太重，这就一定有问题，超过了真品在分量上的感觉，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赝品，是造假者对原料的用量没有把握准。而在具体操作上，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赝品不是拉胚制成的，是用模子压制的，这样造出来的瓷器的胎子很结实，同时重量也会变大；另一种情况是赝品的胚是用模范注浆做成的，把原料和成泥浆倒进去，这样做出来的瓷器就很轻。因此，一件瓷器如果器型、尺寸都对，但是上手后感觉太重或者太轻，就一定是后仿的。
我经常去的地方是古窑场，经理叫张国强，人很热情，不仅带我在场里随便参观，还介绍我认识了景德镇上一些造假高人。其中一个专门仿造乾隆官窑瓷器，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她写“大清乾隆年制”官窑款是一绝，靠写这六个字，发了大财。她只仿造乾隆官窑瓷器，都是小件，香港、台湾很多做古玩生意的人都来包她的货，做多少要多少。她的窑厂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手下只有几个人。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拿出一个研墨时用的水盂，做得非常精致，图案画的很漂亮，上面的“大清乾隆年制”官窑款让人难辨真假。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水盂她卖200块，不还价，就这样还供不应求。抱着把玩的心态，我买了10个，5个青花5个彩绘的，回到济南后谁看谁说好。
济南古玩圈子里有个号称“瓷器大王”的人，号称什么都懂，其实也就是对瓷器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天来文物店让我拿好东西给他看。被他纠缠不过，我就把那10个水盂拿出来了。他一看就两眼发亮，问我多少钱能卖，我就想考验一下他的眼力，说你看着给吧，少了不卖。他说一万二买一个怎么样？当时我心里就笑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说一万二有点少，至少要一万五。他就说，得得得，都是熟人，就一万二吧。因为这个人不是真心搞收藏，基本都是买进卖出，所以最后我就一万二卖给他一个。连“瓷器大王”的眼睛都能瞒过，由此可见，这个小姑娘的造假水平真是很高了。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做大件瓷器的人，叫黄云鹏，对明代青花瓷研究很深。他在博物馆后面建了一个小窑场，专做宣德青花瓷盘。刚改革开放那会，国外很多拍卖会上拍出的宣德青花瓷盘都是他做的，我去他的窑场看过。
经张国强介绍，我又认识了艺术瓷厂研究所的所长老潘。老潘的瓷器活属于家传，从他爷爷那一辈起就一直搞瓷器，他爷爷在解放前就是研究所的所长。那次我去找他，想看看他怎么做，他拿了一个玉壶春瓶给我看，我一眼就看出这个器型在某个拍卖会上出现过。他笑了，说这些东西是一批，都是他做的。有人下了单子，让他做了60个，涵盖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个朝代，都是一个器型。因为看着实在是好，我想买他一个，他拒绝了，说这些都是给人家定做的，合同上规定了只能做多少个。
他屋里还摆了一个仿乾隆的青花罐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卖到四千一个。至于下家能卖多少钱，他也不得而知。事有凑巧，过了不久我在一次拍卖会上看到了老潘做的仿乾隆青花罐，拍价居然达到了二十万。老潘告诉我，这种仿乾隆青花罐由买家提供样子，他负责高仿，一共做了20个。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动了心思，何不借此也让他仿造一些，有利于以后的研究？后来再去的时候我就从文物店里带了几个器型让他仿造，最后做出的赝品让我很惊叹，因为跟真品几乎一模一样。如果再做旧了，一般人是很难鉴别的。老潘“十项全能”，什么瓷器都能仿，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各种瓷器的收胀系数都掌握得很准确。
老潘告诉我，如果想做旧，还要另外加钱。我是为了研究，又不想卖假货坑人，当然就不需要他做旧了。不过我倒是很想弄明白他是怎么将新瓷器做旧的，老潘笑着晃了晃脑袋，说这是行内的绝密，死活不告诉我。后来通过别的途径，我还是了解到一些做旧的办法，大致就是用稻壳灰拌上酱油、醋等，和成泥巴糊在新瓷器上面，糊上一定时间后再取下来。这个手法就比以前的做旧手法高明多了，最早做旧是用细砂纸把新瓷器上的贼光打磨掉，那个仔细看就能发现打磨过的痕迹。
在做旧上还有更高明的，那时上海博物馆就有这样一个高人。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瓷器修复，顺带着也就悟出了一些做旧的诀窍。他的方法更复杂，在一口大锅里放上骨头和各种草药，加水煮开后把瓷器放进去煮，一煮好几天。这样一处理，新瓷的贼光没有了，还有油润的感觉，经过这样做旧的瓷器更难鉴定。我后来才知道，很多拍卖会上都曾拍过经他做旧的瓷器。
由于造假手法的高明，瓷器越来越难鉴定，做这一行如果经历不足眼力不够，是很容易被打眼的。有些搞收藏的人以为拍卖会拍出的就一定是真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好多拍卖会上拍出的藏品不少都是新做的。(口述崔明泉撰稿本报记者李剑波)
乾隆青花古瓷的鉴藏
讯清代乾隆一朝共有六十年，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庞大，在督陶官的管理下，每年烧造各种瓷器都在数十万以上，烧出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业界资深人士周国光先生表示，乾隆官窑青花瓷既与清幽的康熙青花有别，又与淡雅的雍正青花不同，它是以纹饰繁密、染画工整、造型新奇取胜。民窑青花种类丰富，色彩亮丽，画面多样，造型新奇。
早在不久之前，资深古董收藏家周国光先生前往拍卖行去鉴赏藏品。其中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云龙纹案缸被周先生拿在手中品鉴的时候，他感觉其手感非常适中。他评论道，那是一件非常开门的真品无疑。当时的起拍估价为120-180万元人民币，但周国光先生认为这样的价格并不算是天价。由于乾隆时期的官窑级别古董陶瓷已经是可遇不可求了，周先生表示即便是在拍卖行研究也是需要十分认真。
此外，周国光还解释道：“乾隆青花既有继承前朝康熙、雍正青花式样，也有仿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式样，仿古铜器式样，外销式样，还有创新式样，造型千姿百态，应有尽有。”周先生对于乾隆时期的青花之创意追求精、奇、巧的特征进行解说。他表示，乾隆时期的浑厚古拙程度不如康熙青花柔媚、俊秀程度不如雍正青花，但在工艺技巧上远远超过了康、雍青花。（华夏收藏新闻部文字记者：朱妙婵、摄影记者：陈雪雯）
颜色釉：皇帝小主的私人订制
雍正款黄釉盅，清雍正，口径6.7cm，足径2.9cm，高5cm。
颜色釉，五彩缤纷，种类繁多，它在中国古陶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颜色釉瓷，是指在瓷器的釉料中掺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从而使釉料在不同的温度及焰性中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传统颜色釉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釉；以铜为着色剂的红釉；以钴为着色剂的蓝釉。历史上，许多时代都有颜色釉的杰出代表作，如宋代的青釉和钧红，明代的霁红，清代的郎窑红、乌金釉、茶叶末釉等。颜色釉与普通色釉的不同在于颜色釉的特殊烧制工艺和配方。
淡黄釉盖盒，清乾隆，通高12cm，口径18cm，足径10.6cm。
瓷上色釉，源于商代陶器黄釉。汉末晋初，创青釉瓷器。到唐代，则又创造了以黄、紫、绿为主的三彩，宋代又出现天青釉、粉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和黑釉。到了明代，便有了钧红、祭红、郎窑红、胭脂红、美人醉等名贵色釉。
仿黑漆描金缠枝花果盘，清乾隆，高4cm，口径15cm，足径9cm。
明清两朝，颜色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皇家对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
黄地素三彩二龙戏珠纹盘，明万历，高4.4cm，口径23.3cm，足径16cm。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
黄地紫绿龙葡萄纹碟，清光绪，高2.3cm，口径13cm，足径8cm。现藏故宫博物院。
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霁红釉胆式瓶，清雍正，高27.8cm，口径3.5cm，足径8cm。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翠青釉罐，明永乐，高8.5cm，口径8.8cm，足径12.3cm。
翠青釉是明代永乐时景德镇官窑创烧的一种色泽温润、釉色青翠如嫩竹的青釉，为永乐朝所独有。
黄釉金彩牺耳罐，明弘治，高32cm，口径19cm，足径17.5cm。
明代黄釉瓷器造型以盘、碗居多，罐则少见，且为弘治朝所独有，除双兽耳罐以外，还有绶带耳罐。
孔雀绿釉碗，明正德，高6.6cm，口径15.9cm，足径6.4cm。
孔雀绿釉亦称“法翠”、“翡翠”或“吉翠”釉，它是一种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中温颜色釉，其釉色明丽葱翠，颇似孔雀羽毛上的绿色。景德镇窑从元代开始烧造孔雀绿釉瓷器，这一色釉的出现是对我国传统的低温铅绿釉的继承与发展。
淡绿釉暗花螭纹杯碟，清康熙。
淡绿釉暗花螭纹杯碟，清康熙，杯高3.5cm，口径5.7cm，足径2.4cm；碟高1.6cm，口径12.7cm，足径10cm。康熙瓷器中杯碟成套的用具久副盛名，其中最典型的是黄釉器和淡绿釉器。此套杯碟小巧秀雅，这种淡绿釉是随着康熙时画珐琅料从欧洲的传入而产生的。
矾红地白花蝴蝶纹圆盒，清雍正，高10cm，口径18cm，足径12cm。
矾红地白花蝴蝶纹圆盒，呈扁圆形，上下子母口套合，圈足。盒内施白釉，外通体矾红彩为地留白蝴蝶纹及缠枝花纹装饰。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盒造型秀巧，装饰新颖，堪称雍正官窑瓷器中的珍品。
仿朱漆菊瓣式盖碗，清乾隆，通高9.1cm，口径11.5cm，足径4.5cm。
仿朱漆菊瓣式盖碗是一件仿照漆器釉色的盖碗。盖内金彩书乾隆御题诗一首：“制是菊花式，把比菊花轻。啜茗合陶句，浥露掇其英。”乾隆皇帝嗜茶，常作诗品茗，在许多陶瓷茶具上都留有乾隆帝的御题诗句。
同治时期生产的“囍”字瓷器是同治皇帝的大婚用器，其中以海碗、大碗、中碗、汤碗、怀碗、黄酒碗、酒杯、羹匙、大中小盘、碟等餐具为主。这批大婚瓷器是同治七年（1868年）江西巡抚景福在景德镇为宫廷烧造的，共计120桶，计7，294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