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两个大展为世博会增添神秘色彩
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中日陶瓷展。记者如约赶到那里，一个展厅里陈列着50件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宋的中国古代陶瓷，它们是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赵司令”的收藏品。另一个展厅里陈列着同样数量的日本当代陶瓷，每件展品都出自日本著名陶艺家贵和皓山之手。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国古陶瓷与日本当代陶艺的交流，构成了这个颇有意思的展览，以此来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8周年，并为世博会暖场，蕴含着民间人士的善意和祈福。
贵和皓山的陶艺作品源自中国南宋时期福建建窑的“天目盏”——这是日本陶艺家和茶艺师对中国建盏的称呼，其制陶所用陶土也大多来自中国。1984年，贵和皓山在踏访中国之后，从此醉心于中国陶艺。回国后遂在日本京都从事陶艺创作，专门钻研南宋“天目盏”的仿制技法。而在目前中国境内，因为民间收藏热的持续升温，建窑茶盏早已成为争相收藏的珍品，在市场上很难找到真品。那么来自“一衣带水”邻邦的贵和皓山作品，便可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寻根和致敬。
紧接着，在复兴中路上的世华艺术馆举办了一个“皇帝的瓷器——景德镇珠山出土‘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展”，这是一个由民间机构举办的古代瓷器大展，主办方是上海世华民族艺术瑰宝回归基金会、江西考古所与复旦大学等，153件珍贵文物是景德镇官窑遗址出土的，并经过考古修复，真实地记录了明代初期中国历史文化信息。难能可贵的是，主办方从中挑选出20件典型器物，让观众通过亲手抚摸展品来感受“明三代”官窑瓷器的工艺特征和时代风貌，由此一改观众不能接触文物展品的惯例。
这次“明三代”官窑瓷器包括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永乐红釉刻花云龙纹梨形壶、永乐白釉梅瓶、永乐青花海浪刻白龙纹大扁壶、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宣德青花行龙纹蟋蟀罐、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成化青花穿花龙纹鹤颈瓶、成化斗彩莲托八宝纹碗等难得一见的珍品。
据收藏界人士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建筑工程队在景德镇市政府大院底下施工挖土，偶然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碎瓷片，碎瓷片流入民间后，专家看了大吃一惊：原来都是官窑碎片。景德镇从元代初至元十五年(1278年)建立浮梁瓷局，也就是制度意义上的御窑厂，为皇宫烧制日用和陈设瓷器并由此成为特权与惯例。在此后长达600年的历史中，景德镇官窑烧造了不计其数的精美瓷器，稍有瑕疵即被督窑官就地砸碎，以确保进贡瓷器拥有至高无上的质量和图案符号。碎瓷片见光后，市政府大院周围马上开出许多商铺，这些商铺的老板都是白天做生意，晚上偷偷地挖地道，直通御窑厂偷挖碎瓷片，再交由民间高手粘接修复，拿到北京、上海等古玩市场出售获利。以至后来御窑厂下面的地道如蛛网般分布，并发生了地道坍塌压死人的事件。最后市政府不得不进行清场，将遗址确定后交由考古部门进行发掘整理。此次展出的“明三代”官窑器就是考古出土并进行修复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现在，应该由物及人了。这两个陶瓷展都与“赵司令”有关。“赵司令”本名赵月汀，仪表堂堂的一条汉子，因为担任上海武警总队副总队长，故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赵司令”。另一个身份则是上海世华艺术馆馆长，世华民族艺术瑰宝回归基金会理事长。去年6月，赵月汀将自己收藏的108件古陶瓷壶拿出来办了个“百壶珍藏特展”。由于展品精彩，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可谓一鸣惊人。从此，“赵司令”的名声传遍大江南北。
因为年龄原因，“赵司令”即将脱下军装。此时此刻的他心情比较放松，说起收藏，他感慨地说：我的体会是，搞收藏，一要有缘，二要有识，三要有胆。
马未都连呼三个“想不到”
由于赵月汀为人非常低调，此前上海收藏界知道他的人其实不多，记者也是直到去年才有幸一识“韩荆州”。就在这个百壶特展开幕前，记者与几位藏友赶去先睹为快。赵月汀忙前忙后接待来宾，后来他还抽空为我们一行讲解，使大家领略到了陶瓷专题收藏的丰富性和珍稀性。这些遗世珍品都是赵月汀二十多年来苦苦寻访的结晶，从学术层面上说，也是一个中国陶瓷文化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之多的陶瓷壶精品孤品展。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典型的民间珍宝展，体现了当今中国民间收藏的态势和学术水平。
记者在展厅里流连时，惊讶地看到了从新石器时期崧泽文化到南宋年间上下5000年的陶瓷精品，而且窑口齐全，品相完好。更让记者惊喜的是，展品中居然有二十多件孤品，比如夏代二里头文化灰陶人头形三乳足壶、新石器时期红陶空足鬶、战国越窑青釉提梁壶、东汉双管口茧形壶、唐代黄釉绞胎壶、北宋湖田窑刻划壶……真是犹如行在山阴道上，满目春花，美不胜收。
后来赵月汀告诉记者，开幕后三个月，北京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赶到上海也仔细看了特展，感慨万分地说了三个“想不到”：“想不到你行伍出身的人，搞收藏有如此成就，展览以来三个月时间所造成的全国影响，就超过了我搞了十年收藏后才达到的程度。其次呢，想不到你这个以壶为专题的古陶瓷收藏展，观众反映极佳，即使是很挑剔的文博专家也没有一个发表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评论。第三，没想到你收藏的古陶瓷壶具有如此专业水平，品相好的也这么多。”
这番由衷的褒奖让赵月汀备受鼓舞，欣喜万分。
蒙尘的二里头宝壶被意外发现
在这次特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把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陶壶，从外观上考察，陶壶腹下部以三个带有原始生殖崇拜含义的乳状空足稳稳立地，上部是一个人首形，以人首后脑作壶口，突出的小嘴作流，颈部以锯齿状项链作为装饰。壶的正面则是一张人面，锯齿状的鼻子夸张生动，挖空的两个小洞是眼睛，嘴角边还各有几根胡须，栩栩如生。难得的是此物品相很好，深埋地下数千年之久，还是那么完好无损，有如天佑。据专家透露，夏代二里头的陶器在中国考古研究院里存有整整一个仓库，但基本上都是残器，如此完整的陶器一件都没有。更可贵的是查遍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均无此类壶的记载。由是，它被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赞为“夏朝二里头文化最完整、最精美的古陶壶”。
不过说起来这件宝贝的得来，倒是全不费工夫。1998年，赵月汀作为“交流干部”奉调至安徽武警部队任职，不带家属。他是一个很守纪律的干部，平时从不去歌厅、酒楼、桑拿浴室消费，休息天就躲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累了就外出逛逛古玩市场。
有一天，他到合肥最大的古玩市场淘宝，在一家小店里看到柜顶搁着一把布满灰尘的人首形陶壶，制相奇特，从未见过。但根据经验，他确定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询价后得知，店主从民间收来后整整两年无人问价，一直搁那里，似乎在等一个行家里手领它而去。店主看赵月汀识货，开价800元，赵月汀还到600元，成交后待店主包装时，赵月汀越发喜欢此壶，又给了店主200元。
一个月后，有一个香港老板在内地花了108万元在市场上买走了一把与此相似的陶壶，只不过是碎成五块、又缺了一块的残器。后来有人愿意出价120万请赵月汀转让此件国宝，但被他婉言拒绝。他深知，这件国宝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不可估量。
在五台山下老乡家
发现唐代黄釉绞胎壶
赵月汀的收藏品中还有把唐代黄釉绞胎壶，购得的经历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1989年底，赵月汀在五台山参加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会后他闲逛至附近一个小村子里，临近中午时闻到从老乡家飘出的饭菜香，凑近一看，一户农家正快开饭了，桌上搁着的一把油壶引起了他的好奇。
打过招呼后，他拿起来一看，嗬，原来是一把黄釉绞胎壶。再看器型，像是唐代风格。可惜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壶盖已失，只剩一个壶身。赵月汀对老乡说：“壶盖没了，这样盛油不卫生嘛。我是画画的，喜欢这把壶的造型，再买一把新的跟你们换如何？”老乡一听脸色发光：有这等好事？欣然同意。
赵月汀马上飞奔下山买了一把新瓷壶跟他们交换，又加了一点烟酒钱表示友谊。回到机关后一番洗刷，历经千年磨洗的唐壶发出熠熠的光采，似乎会说话一样。通体施黄釉，深褐色的木纹绞胎展现出奇妙的纹理，自然清晰，生动灵异。后来赵月汀经过查找资料得知，全世界像这样的唐代绞胎陶壶也只有三把，堪为稀世珍宝。
抵押房产购藏五代秘色瓷宝壶
曾有人酸溜溜地说：赵月汀身份特殊，搞收藏渠道多，办法也多，如此成绩，算不上英雄好汉。赵月汀听到后淡淡一笑，其实记者也难免生出相似的腹议，为此他真诚地说：“我和太太都是工薪阶层，每月的收入有限，一开始搞收藏，太太并不支持，坛坛罐罐不仅占地方，还被人说成阴气太重而有碍健康，且常常为了收藏影响家里的开支。后来太太见我执着于此，为此又勤奋学习钻研，觉得倒也不是白白浪费钱财和光阴了。再说买来的古陶瓷，一可避免国家文物外流，二来也可增值保值。告诉你啊，我今天的收藏以高古陶瓷为主，也是因为十多年前高古陶瓷比明清瓷器便宜许多，我也就买得起这路货。想不到高古陶瓷今天涨得厉害，而且将来的价值会越来越高，这叫歪打正着嘛。”
后来记者得知，赵月汀痴迷此道后，平时一直省吃俭用，汗背心和短裤即使穿成渔网一样破了，还要请太太或警卫员补缀一下再穿。大伏天，在外人面前他绝对不敢脱掉外套的。
赵月汀收藏上百把陶瓷古壶，最喜欢的还是秘色瓷，因为秘色瓷是越窑的巅峰之作。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从西周原始瓷到唐宋秘色瓷，从未间断，唐代越窑中的秘色瓷成为皇室贡品。秘色瓷的釉色非常漂亮，清澈碧绿、如冰似玉的光泽，给人以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因而被唐代诗人陆龟蒙咏诗赞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秘色瓷的釉色和器型将越窑青瓷艺术推向最高审美境界。
记者几年前反复欣赏过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陕西法门寺收藏的秘色瓷器物，比如八棱净水瓶等，发现器物本身地反映了时代特征，胎骨紧密，釉面光洁，刻划优美，器型规整。尤其是这件代表器物，造型简洁典雅，以腹部突起的八条突棱为装饰，与瓶颈三道弦纹呼应，釉色均匀如湖水般碧绿柔和，风格素雅。一千多年来深受收藏家的追寻是应该的。秘色瓷是越窑中的极品，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因为唐代、五代及宋代皇帝多将秘色瓷分赐给寺院高僧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领袖，秘色瓷也经常会出现在内蒙新疆等地出现。
在赵月汀收藏的古陶瓷珍宝中，就有一具介于晚唐五代之间的杯口穿带扁壶，釉与胎结合紧密，瓷色美丽诱人。
在记者认识的不少收藏家中，常常有倾囊而出、甚至倾家荡产购藏一件心爱之物的故事，赵月汀也有此般痴情痴事。
2008年底的一天，赵月汀在一位藏家那里看到一把五代秘色瓷刻团花纹壶，釉层温润如玉，器型格调高古。赵月汀有心请他转让，对方要价甚高。赵月汀决意购藏，请上家再宽限几天，让他筹措资金。回家后，赵月汀翻出房产证，将自己居住的徐家汇地区的商品房抵押给民生银行，借了205万元，再凑了所有的积蓄立马前去付款。捧回宝壶后，赵月汀与太太反复玩赏，几乎一夜未眠。
后来有文物专家跟他说，“这种款式的五代秘色瓷壶，在首都博物馆里有一把，浙江的一位古陶瓷收藏家孙海芳那里也有一把，此外就是你这把了。若论品相，其他两把都比不上你的这把。”
“赵司令”在总结自己的收藏经验时说，“我觉得在今天的民间收藏形势下，要收到真的、好的，而且是稀有的宝贝，有几点必须牢牢把握：首先是做足功课，知识积累要扎实。其次是不要存有侥幸吃颗大仙丹的浮躁心态，现在大家的眼光都好了，一般的东西都看得明白。只有很少露面的东西，大家都看不明白，看不真切，而你凭自己的眼光准确研判，果断收进，才有可能捡到漏。第三，出价要到位，也就是说，杀价不要大刀阔斧，致使对方无利可图。我宁可多给一点，有时还送盒烟，送个盒饭什么的，跟人家交上朋友，他下次就会先将好东西送到你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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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玉其与他珍藏的“毛瓷”
罗玉其在挂满藏品的家中鉴赏精美“毛瓷”。
在前不久举办的深圳文博会湖南主展馆有位面色红润、怀抱“宝贝”的老先生很引人注目，他是来自长沙的收藏家罗玉其，人称“毛瓷罗”。他带到深圳的宝贝，是他珍藏了30多年的毛主席用瓷。
“白如雪，润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回到长沙市天心古玩城的罗玉其向记者描述“毛瓷”的特色。“毛瓷”，特指1974年湖南醴陵和1975年江西景德镇专为毛主席研制设计的一批瓷器，均用如今已近枯竭的特种泥土烧制而成，汇集了当时能工巧匠高超的工艺，可谓瓷中极品。据悉，毛主席用瓷共生产了1555件，除379件保存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外，目前流散在民间的凤毛麟角。正巧一位市民捧着家中收藏的杯碟前来讨教，罗玉其拿出自己的藏品对比，在灯光下，他手中的瓷碗通体透亮，瓷质晶莹如玉，壁厚不足一毫米。记者小心翼翼地接过感受了一下，碗身轻若无物，不像是盛饭的瓷碗，倒像是稀世的宝玉，这便是以超轻超薄著称的“梅花”系列瓷碗。“一只碗仅有124克，里外都有花，轻巧耐用，毛主席第一次拿到这只碗时就很高兴，连声称好。”罗玉其开心地说，他从1979年开始收藏醴陵制造的毛主席生活用瓷，30多年间共收藏268件，在收藏界享有“毛瓷罗”的美誉。
在罗玉其的收藏中，既有难得一见的20厘米梅竹大碗，又有朴素、端庄的青花瓷食品缸，藏品绝大部分为生活用瓷。罗玉其介绍，其实“毛瓷”也并不是每件都是精心定制、巧匠打造而成，毛主席常年所用的很多瓷器款式普通，百姓家中也都在使用，像朴素的青花瓷食品缸就是一件很亲民的生活用瓷，毛主席生前用它来盛放家乡人民赠送的橘饼，这恰恰反映了一代伟人简朴的生活习惯。
在深圳文博会上，许多藏家求之心切，追着他要购买，因此宝贝只展出了一天罗玉其便赶紧将其收起，“收藏要看缘分，好东西卖一个少一个，我收藏‘毛瓷’只进不出。”罗玉其说。作为曾经的房地产商、香港罗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如今身家过亿的他放着海边别墅不住，豪车不开，住在长沙市太平街做一个快乐的“罗嗲”。“我是湖南人，只有守在湖南才收得到这么珍贵的‘毛瓷’。”豪爽、诚信、爱管闲事，痴迷收藏的罗玉其是整条街都知道的“名人”。现在他正着手规划一个占地10亩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专门陈列自己的收藏品。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罗玉其还有一个梦想是能开个毛主席遗物博物馆，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培育下一代的爱国热情，也让更多人领略到我们制瓷工艺的精湛技术，从这小小杯碗中看到湖湘文化独有的深厚底蕴和岁月沉淀。
大维德与他收藏的中国文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大维德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还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唐韩幹《照夜白图》，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纪录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
他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的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北京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绝唱。
他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也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
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
大维德不仅是二十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位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位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情结”
1、大维德与故宫
大维德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是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也开始了他的中国文物收藏生涯。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和布鲁特父子处购买中国瓷器。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向博物馆咨询。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在伦敦他已小有名气，1923年霍蒲孙编撰的《中国陶瓷艺术》中就曾提到他的收藏，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此后的1927、1930、1931、1932、1935年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聘请大维德为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位”。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宋代其他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盐业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此后他开始了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系统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
2、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品位”
在与故宫亲密接触的同时，大维德也广泛地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结交，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与清宫收藏类似的藏品。在大维德收藏中，就有来自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收藏家沈吉甫旧藏的宋钧窑盘、宋钧窑莲瓣碗、宋定窑刻花梅瓶、宋定窑刻花洗以及来自端方旧藏的宋龙泉窑琮式瓶等珍贵文物，宋龙泉窑琮式瓶全世界现仅存两件。大维德与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炎之也私交甚密，他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来自仇炎之的旧藏。据记载，大维德还曾在仇炎之的引领下一次就从上海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聚珍斋”里买走3万银圆的货物。同时，大维德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如日本的丸山、根津、法国的迈克·卡尔文、美国的弗雷斯特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维德收藏中的很多精品也出自于他们的收藏，如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希普斯里，是英国皇家海关服务部专员，早在1887年他收藏的300多件中国瓷器就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展出，大维德收藏中的雍正款珐琅彩梅花题诗碗和乾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风景杯、山水人物杯等一批珍贵的珐琅彩藏品就来自于他的收藏。
1934年，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器物，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该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入的这些瓷器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入器物的一大半。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宫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大维德收藏了12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藏中国陶瓷图录》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
明代官窑瓷器同样是大维德收藏中的亮点，他收藏的明代瓷器不下550件，被陶瓷界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明代陶瓷收藏之一。在大维德收藏中仅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此外大维德还收藏有一批永宣德时期其他种类的陶瓷精品。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其中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
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同样卓尔不群，其“皇家品位”更加明显。在大维德来中国之前，他的收藏中几乎没有清代瓷器。大维德来中国后正是通过与故宫藏品的接触，才培养了他对清代瓷器的收藏兴趣。他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清宫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他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珐琅彩瓷器原为清宫秘藏，是专门为宫中烧制的御用品，产量少，一般人很难见到。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品种非常窄，只局限于一些他在故宫见到过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彩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珐琅彩瓷器。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他收藏中的乾隆款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为一对，该碗当时以1.5132亿港币成交，创世界珐琅彩瓷器拍卖纪录。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位”的其他种类的藏品。大维德的绘画收藏中有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左上方“韩幹画照夜白”六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此外还有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序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宫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品为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作的御题诗大意为：永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倒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遗憾的是大维德的这些收藏除陶瓷外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被变卖，如《照夜白图》、《梨花图》等绘画珍品1977年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而这只永乐剔红盏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经泽购得并于2008年通过佳士得卖出，其他收藏也都通过拍卖行等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明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正如大维德夫人所说，大维德是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欣赏趣味和眼光来建立他的个人收藏的，在大维德的收藏中有着浓厚的“皇家情结”。
漫话古陶瓷的历史与收藏
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古陶瓷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历史的见证，每一件器物背后都凝聚着人类文明与智慧，蕴涵着一段历史，述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
中国是瓷的故乡，也是瓷的发源地，在世界素有“瓷国”之誉。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炎黄子孙，对瓷有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得天独厚的收藏条件。
大约在1万年前，智慧的中国人就发明了陶器，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就发现了陶和印纹硬陶，这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瓷器产生的初始源头。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了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从商代至战国，瓷器制作还处于原始阶段，一般来讲，瓷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度到1300度的高温烘烧，方可具备瓷的物理性能，而陶瓷只需900度左右的温度即成，所以，瓷是人类进步的标志。青瓷烧造成功是在东汉，以河南、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地墓葬出土的青瓷为佐证，从原始青瓷到东汉成熟青瓷，经历了1000多年。
到隋唐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以及铜币的流通量扩大，使瓷器及日用品逐渐取代了铜器的地位；五代时，更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一时期出现了越窑秘色瓷。“秘色瓷”原是一种贡品级的越窑青瓷，它始于唐代，盛行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釉色分青和青绿两种，色彩清亮秀美，玉质感强，是难得的珍品，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鹦鹉纹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时的瓷器生产业已遍布全国，出现了许多窑厂，形成了“南青北白”一白一青南北呼应的格局。
到了宋代，中国的瓷器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阶段，艺术造诣之高，达到了中国瓷器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官窑瓷器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民窑瓷器粗犷豪放，独具匠心。这时期出现了声名显赫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另外，还有以烧制青瓷著称的耀州窑和龙泉窑。景德镇以创烧青白瓷而闻名遐迩，它经历了400多年经验积累，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又吸收历代名窑之所长，工艺独步天下，成为元、明、清三代全国瓷业中心，代表了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清代是中国陶瓷繁荣的鼎盛时期，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陶瓷业最为辉煌的黄金时期，工艺复杂、色彩丰富、大气磅礴、造型优美，当时御窑场制作分为钦限、部限官窑瓷器，前者是专给皇上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清代发扬了传统青花，这一时期创烧的新品种粉彩、水墨五彩、珐琅彩、斗彩加粉彩等，出现了多品种的单一色彩，而镂雕、转颈、转心的工艺技巧，更是达到了鬼斧神工的境地。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同，瓷器产生了不同的种类，并随着人类不断的发展创新，尤其是明清瓷器丰富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更吸引收藏爱好者对陶瓷的钟爱与追捧，出现了国内外收藏者竞相购买的局面，进而促进明清民窑青花瓷大幅度价位的提升。从近年的青花瓷收藏来看，价格一年比一年势头好。目前，瓷器的收藏可分为六大类：第一，是老窑瓷器，一般是指元代以前的瓷器；第二，是元代瓷器；第三，是明代瓷器；第四，是清代瓷器；第五，是民国瓷器；第六，是文化大革命瓷器和毛主席用的瓷器。当然，每一类中还有官窑瓷和民窑瓷的区别。目前最热的是元、明、清三代的官窑瓷。
官窑瓷就是宫廷用瓷，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一是“贡器”，二是“官厂”生产，其要求和选制都有专人十分严格地把关，是以工艺精湛、造型别致、色彩丰富亮丽、数量稀少的优势成为艺术品市场上的“贵族”，更是拍卖行的宠儿，但价位较高。
我们大家在收藏过程中应注意防伪，因为历代都有仿造本朝和前朝器物的习惯，它在我国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各种奇奇怪怪的“作旧”技巧、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作假”手段也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收藏爱好者要慎重购买，细心观察，不断对比，但是“老仿老”有本朝仿本朝的，有后朝仿前朝的，只要是民国及民国以前的瓷器也称之为古董，都具有较好的收藏价值和空间。这是因为它仿制的年代已经进入了古董范围，和“新仿老”有很大的区别，另外，收藏者重要的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东西买来就想出手去赚钱发财，对于古玩收藏更应理性对待；应多学习多查阅相关资料，多请教专家，反复仔细对比，这样才可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上手”能力，从而积累经验；不要总想去捡漏占便宜。当今古玩市场鱼目混珠，现在仿制品，做老做旧物品几乎到处都是，想淘真品就要多学习、多鉴别、多请教，多掌握相关知识，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否则，遇到真品你会错过，遇到赝品则易上当。总之，收藏本身更多的是在于品味一种文化，静养一种心境，取得知识的一个快乐过程。
古陶瓷脱釉的现象与鉴定方法
脱釉是指陶瓷表面的釉层脱离胎体的一种现象。脱釉的情况有全部或局部脱釉的，脱釉的陶瓷品种及窑口也比较复杂，范围也广，各种颜色釉瓷皆有脱釉现象。从时间上划分：通常是年代早的，相对脱釉就越严重；从区域上划分：中国南部、东南沿海地带的古陶瓷脱釉现象比北方重一些。从釉的烧成条件看：低温釉比高温釉脱釉现象及概率要高。如高温釉“黑釉”、“钧釉”的脱釉现象就少。
目前学术界普遍把脱釉的现象都归皆为“胎釉结合不好”。这句话的概念本来就含糊不清，也令人费解，脱釉结合不好是指结合不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因为同一窑口、同一品种的陶瓷因出土地不同，脱釉现象也不同，有的全部脱掉，有的保存很好。根据本人多年研究脱釉的陶瓷现象分析：脱釉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也是脱釉具备的主要条件：
一、陶瓷埋藏地土壤中所含的酸碱性矿物质的含量多少及湿度，取决于脱釉现象的轻重。
二、脱釉的陶瓷大多为低温釉。
三、是烧成后形成开片现象多的陶瓷。
四、年代越久的陶瓷脱釉现象越严重。再加上上述三个因素，脱釉现象就更普遍了。
我们分析上述原因：第一、是土壤中的酸碱性物质对埋藏的陶瓷具有很强的腐蚀性与侵害性，特别是东南沿海雨水多的地区，因为在地下及土壤中富含水溶解的作用下，经长期浸泡釉层，特别是有开片的釉层，水中酸性物质分子经开片缝隙进入胎体及胎釉结合处，长期的侵蚀造成胎釉分离。从湿润的土壤中出土后，在干燥的空气中脱釉的速度会特别快（如同厕所中的砖瓦经腐蚀剥层一样）。
第二、低温釉陶瓷的瓷化程度不高，胎及釉的坚密度及坚硬度不高，质地也比高温釉松散，胎釉结构之间空隙大，更容易使水中的酸碱分子进入胎釉内部，这样就更加速了脱釉的速度和进度。所有结构致密、坚硬的高温釉，其耐酸碱的腐蚀及侵蚀性要比低温釉程度高，高温釉的脱釉现象也比较少。
第三、开片的程度问题，因为开片越多越细碎，其他物质就越容易进入脱釉的结构之中，也就是越容易吸水，这样就会加重酸碱性物质的腐蚀性，也就催化了脱釉进程。那么开片少或不开片的陶瓷，因其封闭性和致密性高，所以耐侵蚀性就强，脱釉现象也相对为轻。
第四、年代早晚的问题。实际上年代越久的陶瓷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基础上，脱釉才越严重，所以年代越近的陶瓷，脱釉现象就越少。但这一点也不是绝对因素。
我们初步了解了陶瓷的脱釉原理及现象，那么我们对脱釉的特征和特点要进一步研究，以便建立一个对真品脱釉现象研究的根据。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是我们研究鉴定文物的基本手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我们研究鉴定文物的思维理念。对脱釉现象的研究，在中国陶瓷史上早已有之，唯缺乏对现象的微观研究，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脱釉的陶瓷，釉面通常仍有光泽度，不像做假、酸咬釉面似溶化发乌的现象。
2、脱釉的陶瓷釉层整体松散，即使在没有脱釉的地方稍加用力，即可刮掉釉层，赝品釉层没脱掉的地方通常则多坚硬。
3、脱得掉的釉层碎块呈较硬的大小片状或颗粒，有棱角，就像碎玻璃。经酸处理掉的开片则难有此现象。
4、发生脱釉的陶瓷层，开片处的缝隙在放大镜下观察，具有缝隙宽、拉开距离的特点。赝品则无此特点。
根据上述现象总结的特点，我们对发生脱釉现象的古陶瓷真伪的鉴定，是应有足够的方法进行的，应用上也不会很难。熟练掌握上述现象及原理对于鉴定古陶瓷无疑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反过来我们对比研究一下仿古陶瓷的脱釉现象及原理：
仿古陶瓷因为是新近烧出的产品，胎釉多具有坚密、结实的特点，没有经过常年的地下水及酸碱的腐蚀，其做伪现象极难达到真品的脱釉特征，或者说更难达到真品的综合特征。经酸处理过的釉面，再加上人工打磨敲击下产生的脱釉现象具有如下的特点：
1、经酸处理的地方，表面失光似溶化中的冰层，缺乏真釉层具有光亮、棱角分明的特点。
2、釉面完整的地方坚固，用指甲难以抠掉釉层。
3、打磨掉的釉层多集中在器表的突出部位及棱角处，凹面很难有此现象。真品除上述部位外，普遍有脱釉现象发生。
4、经人工打磨敲击下产生脱釉的部位及釉层，虽个别也有釉层棱角分明光亮的特点，但未经敲击的部位仍十分坚固，其综合现象也不具备脱釉的特点，脱釉部位乃人工所为！
5、脱釉的陶瓷皆为出土器物，多为器身颜色变深，脏兮兮、污浊的现象。
根据上述真品与伪品伪造脱釉现象的分析与对比，在鉴定古陶瓷的方法上就显得比较容易了。古陶瓷造假的技术日新月异、时时在进步，很多造假技术早已突破前人的鉴定理论，面对这种形势，鉴定应与时俱进，应对新伪品不断学习总结新的鉴定理论，才能更进一步提高鉴定技能。有关研究鉴定陶瓷的新方法还有很多，待下次续之。
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个案与反思
清雍正 珐琅彩瓷柳燕纹碗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雍正 珐琅彩瓷柳燕纹碗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周，复旦大学内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上，来自日本及国内两岸的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宏观现象和个案进行了多面向探讨。与会者提出，作为古陶瓷研究者不仅要具有跨学科、跨地域、跨时空的宏观视角，还要具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并熟练掌握古陶瓷的科学研究方法。
3月11日至12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及文科科研处联合举办了“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来自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微博]、深圳文物考古鉴定研究所、深圳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及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介绍了日本及浙江省相关陶瓷研究最新进展，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陆明华以郎窑为个案，作了相关问题的报告，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研究员就珐琅彩为题作了个案分析，深圳博物馆研究员郭学雷就古陶瓷研究方法作了多面向探讨的陈述。以下是部分报告内容。
日本中国古陶瓷研究新进展 小林仁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主任学艺员
日本有很多中国陶瓷。可以分两种：一个是收藏，收藏里有传世收藏的，有20世纪收藏的，还有私人捐献的。其中大部分(藏品)现在在公家的、私人的博物馆、美术馆，还有其他的(存在于)一些寺庙或私人(收藏中)。我工作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很多中国和韩国的陶瓷，所以我们研究自己馆藏的东西。另一个，日本还有出土的中国陶瓷，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日本考古学家负责，所以以前有些考古学家专门研究中国陶瓷。
博物馆、美术馆一般通过展览、开研讨会来研究中国陶瓷。以前有很多关于中国陶瓷的展览，但是这十年左右数量少了一点。东京国立博物馆与出光美术馆都馆藏了很多中国瓷器。根津美术馆三年前也举办过南宋的青瓷展，都是很好的展览。还有爱知县陶磁资料馆，虽然现在日本研究中国陶瓷的气氛不太流行，但是他们馆做得比较好，且都是介绍从中国新发现的东西和资料。
此外，现在日本出土的、考古发掘的有不少中国陶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冲绳琉球的首里城，现在仍在发掘，我今年1月去那儿，正在挖一些遗址，刚出土了清代的官窑瓷片，这个很有意思。还有福冈博多遗址、京都相国寺遗址以及岩手平泉中尊寺等。
研究方面，有单位间的，也有个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交流也趋向国际性。如近几年的成果《关于东亚地区的陶磁生产技术的传播的调查研究》、《中国南北朝时代陶磁的调查研究－青瓷、白瓷、铅釉釉陶器为主》等，参与者有日本、中国、韩国三国的学者，专业角度不同，一起合作，一起考察，有很大的收获。
另外，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陶瓷的美术史，(即)陶瓷史学可不可以成立？现在关注陶瓷的专家，有考古学的、历史学的、民族史学的，作为陶瓷专业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我个人非常希望将来做成一个陶瓷史学、陶瓷文化学，这是一种专业的学问。这个方向我与同龄的森达也先生经常讨论，会不会成立陶瓷史学。我觉得亚洲地区特别韩国、中国、日本地区的学者要一起努力。
清宫画珐琅研究
余佩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器物处副处长 研究员
台北故宫近年来配合本院研究与收藏举办的展览中与陶瓷有关的包括宋代五大名窑(官哥钧汝定)以及明清官窑。选择清宫画珐琅作为报告主题的原因是，最近举办关于珐琅的展览。早期画珐琅研究包括1930年代杨啸谷的《古月轩瓷考》、1960年代George Loehr的《清廷的传教士画家》，刊载于东方瓷器协会学报第34期以及1980年代朱家溍的《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
随着这三篇论著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议题。
(1) 画珐琅的始烧时间。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为主，曾经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杨伯达先生《刍议清宫画珐琅起源》，对于画珐琅的产烧时间有相关论述，这篇文章大概发表在1980年代，可在其论文集中看到这篇文章，文集出版的时间是1989年。
(2) 内廷恭造式样问题。样式是比较重要的议题，也是杨伯达先生提出的，相信他是仔细看过造办处的档案，所以他以雍正朝为基础，提出画珐琅反映雍正皇帝提出宫廷产造的样式要与宫外不一样这个议题。后来中国大陆、台湾年轻学者注意到画珐琅的装饰纹样问题，应该是杨伯达先生陆续引发出来的。一如，雍正朝画珐琅的诗是只有唐诗吗？后来大家发现不是只有唐诗，还包括后来历代名家名作。又如，雍正朝开始出现材料的问题等等。
(3) 粉彩、洋彩、珐琅彩的分类。这个议题谈得比较重要的两篇文章来自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以及在座的周丽丽老师。分类里主要提到，珐琅彩使用珐琅料然后在清宫画做成的作品，洋彩与粉彩指在景德镇所绘制烧造完成的作品。跟随着分类而来的是后续更细致的讨论，更细致的讨论是因为在雍正六年以后，珐琅彩的彩料不只在宫廷使用，也会发配到地方上使用。
(4) 清宫造办处成立背景中的西洋影响元素。虽然由西方学者很轻描淡写地点出，但是后来在中国学者比如吴焯先生在《来华耶稣会士与清内廷造办处》这篇文章中列举造办处成立的背景里面他也把珐琅列入了考虑。
(5) 宫廷与地方的交流。这是前两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延伸出来的一个议题，王光尧、许晓东都谈到透过画珐琅可以观察到清宫、景德镇、广东地方的交流。
跟随着上述5个议题而来的有两本专著，周思中的博士论文《清宫瓷胎画珐琅的艺术及历史研究：1716-1789》，1716年所代表的是马国贤在日记中所讲他跟郎世宁被交互画珐琅的那一年，周思中希望透过瓷胎画珐琅观察所谓的分期问题。另外一本论著是台湾年轻学者施静菲教授所写的《日月光华》，跟周思中博士(研究视角)刚好相反，(讨论的)是影响元素的部分。
(6) 科学检测观察。北京故宫博物院在1992年曾经发表过文章，因为他们有破片标本，所以他们可以透过实地的破片标本进行检测。他们所观测的是色料的国产和进口的问题，但是因为数据基础很有限，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做出区分。至少观察到珐琅彩施釉是使用吹釉的技法，这一点可以跟传教士殷弘绪书笺中所叙述的相对照。
(7) 透过展览归纳康雍乾三朝画珐琅的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较多。过去无论是鼻烟壶展览，瓷胎画珐琅展览，还是铜胎画珐琅展，从1970年代到现在，大家所想厘清的议题不外乎以上提到的这些。台北故宫举办有关珐琅展览的原因是多数传世实物都收藏在这里，有很大的优势透过实物鉴证各家的说法，或者检证档案文献的记载。
龙泉窑考古新进展
郑建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龙泉窑是我们所很重要的课题，对其开发的过程大致分为：第一阶段，1959年末1960年初，为恢复龙泉窑对大窑、溪口、金村等三地进行小规模调查与试掘。第二阶段，1979－1982年，紧水滩水库的抢救性发掘。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以龙泉窑课题为目的的全面系统调查研究，包括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发掘、2010年溪口瓦窑垟窑址发掘及溪口片区窑址调查、2011年小梅瓦窑路窑址的发现与发掘、2012年大窑地区的调查与试掘。
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泉南区窑址。龙泉南区窑址分成大窑、金村、溪口及石隆四大窑址群，以及近年新发现的瓦窑路等窑址。这是龙泉窑产品生产的核心地区：时代至少从北宋早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序列完整、产品种类丰富、产品质量上乘，是历代龙泉窑产品的代表。除白胎产品以外，黑胎产品均集中分布于此区域内。
2012年有一些新进展，我向大家汇报关于大窑地区的主要收获。大窑地区2012年调查工作包括窑址的调查、窑址的试掘，以及与古代窑业相关遗存的调查。
大窑位于龙泉市小梅镇东北大窑村，东靠琉华山，大窑溪自北而来，沿琉华山西麓穿下村而边，在上村与下村之间折向西北，经碗厂、新亭、高际头，在大梅口与瓯江上游－小梅溪汇合，大窑村位于“V”字形山谷中。窑址分布于大窑为中心的V字形山谷的两岸：西起高际头，东南经新亭到大窑，折向北经岙底到垟岙头、三里。目前共发现窑址84处。
大窑地区的试掘工作，是在调查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岙底地区针对两宋时期地点展开，目前共试掘8个地点、10多条试掘沟。此次试掘主要是清理废品堆积，试图在地层上更多地了解各个时期产品的基本面貌。
调查试掘的主要收获包括，对窑址的数量、分布范围、面积、每个窑址的基本产品有了初步较详细的了解；确认大窑地区窑址时代最早始于北宋中晚期，历南宋、元、明各个时期；确认大窑地区的岙底片，也即俗称的官场地区是窑址分布的核心地区，不仅是最早烧造青瓷的地区，也是各个时期产品质量最高的地区，不仅有枫洞岩窑址，生产黑胎青瓷的主要地区，许多大型高质量的器物仅发现于这一地区；初步明确了大窑地区是龙泉黑胎产品的主分布区，共发现22处，又以岙底片为核心，几乎每个窑址均有发现；黑胎青瓷在质量上差别很大，既有薄胎厚釉类产品，也有厚胎厚釉、厚胎薄釉，除粉青釉外，也有透明的玻璃釉；在时代上，除南宋晚期的产品外，上可推至南宋早中期，下可延至元代；黑胎产品很可能在大窑地区有其发展序列，不排除在大窑地区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可能。
此外，还获得了一些分期的进展，如：多个地点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情况，从北宋晚期到南宋晚期均有；对于两宋时期的更详细分期提供了可能；目前两宋初步各分成四期(或组)。2012年，还对大窑地区与窑业相关遗迹做了调查，主要包括古道路、河道、庙宇、古遗址等，也包括大窑村的姓氏、家谱、传说等。
古陶瓷的研究方法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
副馆长 研究员
中国古陶瓷研究经历三个阶段。民国之前，主要是明清文人鉴赏时的品评。民国时期的窑址考察，主要是以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窑址的系统的调查，科学发掘。研究由单一的古玩鉴赏，单一的文物考古手段已经扩大到了各个相关领域。而且古陶瓷研究已经开始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发展，呈现出各学科交叉渗透的局面。
目前古陶瓷研究朝着多学科整合方向的发展，迫切要求研究人员掌握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建立逻辑严密的推论方式，对古陶瓷做一种周严而立体的研究。但是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多数从事古陶瓷研究的人员缺乏一些研究方法和基本训练。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已很难适应古陶瓷研究领域复杂的局面。
从近几年实践来看，我认为古陶瓷研究要关注以下方面：宏观视野，微观研究，多视角的观察，批判性的思维、正确引用文献、充分利用图像学资料、良好的知识储备及收集整合材料的能力。
宏观视野，就是把握大的脉络，问题在宏观视野的研究之下相对而言比较精准。以往的研究太过于关注细节和个案，有时候复原古代陶瓷社会生活的时候会丧失古陶瓷里的重要信息，恢复古代社会生活细节方面的价值也大打折扣，因此整个研究首先应该放在宏观视野下做观察。宏观视野包括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和跨社会背景。
微观研究主要是敏锐的观察能力，包括鉴定和辨识材料的能力，对遗迹遗物观察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谢明良教授“唐三彩”的报告中对工艺上的观察就是常人少有的观察角度。
再比如充分利用图像学资料。图像学资料是另外一种史料，形象直观，是最原生态的信息。例如最近找到的一个拍卖资料，《成化皇帝御花园赏乐图》，里面就绘有官钧瓷器花盆，可以说明官钧的年代。近年来的研究尽可能用这方面的资料作为研究中的佐证。
总之，古陶瓷研究决不能限于单一的方法，这样势必挂一漏万，而且各种研究方法也不应是彼此排斥，应该相辅相成。借用某位艺术史研究者的形象比喻：综合性的研究好比是分布在四周适当角落的照明灯，分开来看虽然都是一灯孤悬，但是合拢来看未必不是交相呼应，彼此照应的。如果我们的研究能有这样的视角，那么古陶瓷研究领域必将大放光彩。
(陆斯嘉根据会议内容整理，感谢复旦大学文博系研究生崔倩、杨小语、李丹、霍晓骞提供帮助。)
古瓷器的存放与保管
古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它凝结着先祖们的聪明智慧，艺术创造和辛勤劳动，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然而很多人都知道，古瓷器很容易受到损坏，怎么样才能够使得瓷器更好地存放与保管呢?
专家说：对于古瓷器的收藏与保管必须遵循轻拿轻放，小心谨慎的原则，根据器物的不同造型和大小情况，灵活掌握，避免造成损失。如果千百年来保存完好的古瓷艺术品，一旦损坏在我们的手里，那真是永世的遗憾!当然，如果您的瓷器意外破损了，您可以联系广州佳昊，这里有国内资深陶艺专家敖有胜老师以及瓷器专业小组，瓷器修复后可达到肉眼看不出来，材料不会变色，材料硬度可达到与瓷接近。
一、器体大的瓶、罐、尊移放时因形体大，一般都是由下而上两段拼接而成，且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不能一只手提物件上部的脖子。应该一手拿住脖子，一手托住底，以免分量过重，使原来拼接起来的两节分离。有的瓶、罐、尊装饰有双耳，我们在取放时不能仅提双耳，以免折断和损坏。
二、瓷器人物在取放时，须注意当心人物的须发和手指部分，因该部分最纤细，易损坏。同时在提放人物时，忌单手拿人物的头部，因人物的头部大多系插进身子中去的，要防止头与身分离，所以应一手拿住人物的头部，一手托住人物的身子。
三、瓷器的大盘、大碗体质较重，移动时应该双手捧，或是一手的拇指和食中二指扣住边缘，另一手的四指和手掌托底。忌用单手拿盘、碗的一边，以防断裂。
四、薄胎的器皿，胎薄、质轻、娇嫩，移动安放时更须小心，要双手捧，忌用单手，尤其是瓶件，底足小，长度高，还须防风吹倒。
五、带座、带盖的瓶器取放时应将座、盖和主体分别单拿单放，不能连盖带座一起端，防止移动时脱落打碎。
专家提醒：遇到多人鉴别欣赏时，要一个一个来，待一个人欣赏完毕，把瓷器放到桌上，下一个人再来欣赏，不要两人将瓷器手递手的传着，以防万一失手。
古瓷器的仿制与辨识
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几千年来，古代匠师们创造了无数技艺精湛的瓷器珍品，遗存下来成为文化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在这些遗物中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和创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当时的几大名窑就有其他地方窑对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则仿宋代钧窑和定窑较为突出。尤其明清两代仿前代瓷器更加兴盛，各朝均没有中断过。仿品的制作技术不断更新，有的达到乱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时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风格，从而丰富了制瓷的工艺。
清末民初，中外人士搜求历代古瓷者渐多，古董行生意兴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继涌现。上自原始社会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窑与宋代各大名窑，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花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类品种德景德镇官窑瓷器，几乎无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烧造时的用意即在于拿来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极力追求每一点细节的形似，诚可谓处心积虑。加之当时去古未远，匠师们的经验、技艺、工具、环境、修养以至心境都与古人接近，因此，仅就烧造瓷器中的赝品--假古董而言，这一时期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总的看来，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无非出于两类，一是发思古怀旧之心，保持传统品种；二是以假乱真，牟取商业利益。前者对瓷器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风极盛的时期，也是大量新品种涌现的时期，可见在瓷器发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碍创新，而且能够促进创新。然而另一方面，从文物收藏和鉴定的角度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会给我们今天造成困难。特别是古代那些技艺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当初的用心完全纯正，也不能排除后人利用其仿作来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近年以来，瓷器已成为世界各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所藏中国文物中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品种。特别是今年来，古瓷的拍卖价格持续上涨。诸如宋代各大名窑、元青花、明永、宣、成、清康、雍、乾等明清官窑瓷器精品的拍卖价，动辄以十万、百万美元计，因此又进一步掀起了中国瓷器的收藏热、走私热、仿造热。其中，当然就难免真伪羼杂，泥沙俱下，令真正的瓷器爱好者感到无所适从，莫衷一是。因此，为了辨别真伪，就须系统学习文物鉴定的基本知识，掌握各时代瓷器的不同特征，同时还须了解仿制品包括赝品制作本身具有的一些特殊规律，以免入其彀中。
大体讲，瓷器鉴定主要是从器型、纹饰、胎釉、款识这样几个方面入手。器型方面，应侧重对器物造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仅举玉壶春瓶为例，自宋代始创以至晚清民国，历朝均有制作，而风格却代有变迁。如清雍正时仿明宣德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制作精工，但其余姑置勿论，仅造型一项的微妙差异亦可略见端倪。整体风格外，对于不同器物，还要从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器里等各个局部加以观察，看看各时代有何异同。若能经常把玩和测量古瓷的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十分有利。
纹饰方面，也同造型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题材内容、装饰手法抑或工艺技术，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表现，成为瓷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依据。例如明初永宣瓷器中的青料晕散和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后代仿品都不能准确再现。清雍正仿永宣器，常用复笔加重点染青花来刻意仿效宣青的效果，但因钴料不同，就无法克服色彩漂浮的弊病。又如成化斗彩纹饰中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画人物衣纹不加渲染，表里不分，如著单衣。这些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仿造者所忽略。至于施彩工艺的演变，如成化斗彩中独具的姹紫色和不施黑彩；明代及清初红彩均为深枣皮红色；明代绿彩多显黄绿色；粉彩是于康熙中晚期才出现的；此类知识必须具备。另外，纹饰图案所表现的画风和笔法，也特别值得注意。如后仿清前朝珐琅彩、粉彩、五彩、斗彩等器物，运笔常显拘谨、稚嫩、生疏、滞断，或图案层次不清，无生动感。还有的纹饰过于细腻，亦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
胎釉方面，胎为骨，釉为衣。鉴别胎质时，可从器足的无釉处入手，注意胎土淘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因时代淘炼方法有别，明代以前较之清代、民国、胎土中含金属杂质为多。如著名的永宣细砂底器，露胎处可见金属自然氧化形成的黑褐色星点或火石红色；而后仿的清代、民国胎体，却均因淘炼过细，没有这种氧化斑，成为赝品致命的破绽。另外明代胎体迎光透视，多显肉红色；明成化胎体透光显牙白或粉白色；而清代及民国仿品则显青白色。清康熙瓷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为清末民初仿品所不能及；而很多日本仿中国明清瓷器，其胎质烧结瓷化的程度又过高，以指轻扣，发声清越，就仿品之逼肖而言，亦成缺陷。至于鉴别釉面，主要应注意观察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釉层的厚薄，以及气泡的大小和疏密程度。例如明代瓷器釉面都闪现不同程度的青白色，器足釉面与器身釉面多不一致；明早期釉面常有无色的自然开片及缩釉现象；明代宣德的桔皮釉，与请雍正和晚清、民国时期后仿器的小波浪纹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清康熙瓷器釉面具有紧密感，出现硬亮青釉，浆白釉，并有破泡现象…..凡此种种，各自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对于识破伪品最具说服力。另从釉面的新旧光泽看，很多作者故弄玄虚，将仿品釉面作旧：土埋、打磨、药滑、茶煮、浆沱，甚至稍加损破，以示出土状。然而这些不自然的作旧光泽，绝无古瓷那种年深日久、自然形成的酥光现象。
最后，款识方面，历代更是千差万别。体会各代款识的不同风格，可以从研究笔法入手，然后将真假瓷器款识相互比照，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落款的部位，以及款字色泽的深浅浓淡等。另外，还应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总之，辨识瓷器真伪，上述条件缺一不可。同时，也要防止草木皆兵，对所见器物一概乱加猜测。欲提高鉴定水平，首先应多看真品，其次也可以选出一些典型的伪作赝品，经反复对比，切磋揣摸，积累经验。如此，对瓷器的真伪、年代，才能作出真知卓见的判定。
张浦生谈古陶瓷鉴定与收藏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先生应邀来西安讲授古代陶瓷器鉴定，这已经是他第5次来西安传经送宝。借此机会，本刊对张先生进行了采访。
学习陶瓷鉴定应文理相结合
问：您自己是怎样走上古陶瓷鉴定的？
答：我祖籍是安徽歙县，195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文管会，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考古和征集。1962年，院领导安排我跟博物院的陶瓷专家王志敏先生学习古陶瓷鉴定，具体工作是南京博物院陶瓷库的保管员。我们做博物馆工作的有个有利条件，看的好东西多。南京博物院收藏有20多万件瓷器，光我保管的这个库房里就有近6000件。我在库房里整天接触实物做卡片，这是学习鉴定得天独厚的条件。
王志敏先生是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原来是数学老师。他的岳父是搞古玩的，所以王先生爱钻研古玩，后来主要从事陶瓷鉴定。他特别强调学习陶瓷鉴定应该采取文理相结合的办法。他说，你们大学生书读了不少，学习鉴定不光要看书，关键要大量接触实物。鉴定不完全是理性的，感性也是重要的。理性是前提，你对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这些是理性的。但是既要读书，更要读物。读物要像读书一样，要做笔记，把观察到的每件陶瓷的特点一条条写出来。王先生传授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学习方法就是多利用空余时间到野外去捡瓷片。陶瓷器因为是生活用品，打碎了人们就把它扔掉了，像南京、西安都是历史文化古城，往往一动土底下就有瓷片。应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学习研究陶瓷的人也就应该注重采集标本。王先生是扬州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一直注意把扬州城里出土的瓷片收集起来。受王先生的影响，我也外出捡瓷片。现在我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把文科当理科学的涵义之一。
问：为什么瓷片对陶瓷器的学习、研究和鉴定如此重要？
答：学习陶瓷鉴定最好的方法是多看实物，要看博物馆陈列的精品珍品。但是博物馆的藏品隔着玻璃看，就有局限性。即使在博物馆工作的人也不能随意拿馆藏陶瓷器去观察触摸。但有瓷片就方便多了，你可以拿在手里反复研究。对民间收藏家而言，收藏整件名贵古陶瓷器物的能力有限，机会也少，而收藏各种瓷片的机会就很多，代价相对低得多，携带、交流也方便。比如我来西安讲课，不可能带一批完整器物来，但用收集到的这些瓷片给学生上课，大家连看带摸很直观，印象也深刻。现在古玩市场发展很快，收集古陶瓷片比过去方便多了，品种和数量很多，连官窑瓷片都出来了。当然有的瓷片价格不菲，数百元甚至近千元一片，但这总比见不到买不到强。
古陶瓷鉴定的基本要点
问：鉴定古陶瓷具体该怎样入手，有哪些基本要点呢？
答：我认为要借助考古学的排比法。一是从时代上排，二是从品种上排，三是从器形上排，四是从纹饰上排，五是从总体风格上排。排列以后进行比较，宋代陶瓷与之前的唐代、之后的元代有什么区别，要搞清楚相互之间的特点与差异。例如，把两件瓷枕摆在一起，就会发现唐代的枕头小，宋代的枕头大，“唐枕小宋枕大”就是从器形上比较得出的一个结论。再如，注壶从总体风格看，唐代的器形比较丰满，宋代的器形比较瘦长，这是总体风格的差异。进一步对比它们的局部变化，就会发现唐代的壶嘴比较短，宋代的壶嘴比较长。特别像青花瓷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结合起来，鉴定时排列其纹饰尤为重要，其中包括它的主体纹饰和边线纹饰。中国陶瓷器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器形的变化，一是装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研究其胎、釉、制作工艺、款式等。
你来看（张先生拿出一些瓷片边看边讲），明代的五彩，与清代的五彩一比，明代的红发黑，清代的发黄，明代的绿发翠，清代的发黄，不同时代的釉彩特征是不同的。再如，明代中期的，颜色是枣皮红，明代早期的，颜色闷一些，像猪血红。成化斗彩是中国古陶瓷器中最名贵的品种，一般人难得见到。从这个雍正仿成化瓷片上可以看出，明代是淡红淡绿，清代则是深红深绿。
还应注意的是，社会上捡来的瓷片多，没有来龙去脉，科学性差一些。学习鉴定一定要到窑址去考察，采集标本，以解决“窑口”问题。例如，唐代有6大名窑，怎样去区分呢？你就要到实地去考察。
问：请您谈一谈该如何辨别伪仿瓷器。
答：鉴定陶瓷不光要研究古陶瓷，还要研究仿古瓷，进行对比，这对学习鉴定大有好处。例如，拿上一件瓷器是真是假可以从重量上进行判断。我的经验是，新瓷器不是重就是轻，真的瓷器分量适中。清代瓷器不同时代重量不同，康熙年代的瓷器重，雍正年代的瓷器轻，乾隆年代的瓷器又重。因为康熙瓷器胎厚，雍正瓷器胎薄，胎质最好。到了乾隆年代瓷器又重起来，但是乾隆瓷器的重重不过康熙瓷器，因为瓷胎不同。好的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它的重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仿品不可能做得重量与真品一致。仿制者只能参照图片或隔着博物馆玻璃测绘名贵瓷器，他不可能去秤真品的重量。像今天西安有人拿来一件瓷器请我鉴定，我一掂分量就说太轻，不用看了。所以重量也能帮助鉴定。当然其他方面还要运用我们前面谈到的排比法。
现在古陶瓷仿品赝品充斥市场，真东西却太少，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不光一般收藏者难以鉴别，就是鉴定专家有时也会出现失误。1996年我去香港，遇到一位在苏富比拍卖行担任瓷器鉴定的日本专家，他曾在北京中央美院读研究生。他对我说准备不干了，想来中国再好好学习。他这个话讲得很婉转，后来从侧面了解到，因为他连续收进了几件假货，对他的信誉影响很大。现在国外有些拍卖行的老专家也感到对国内采用高技术手段制作的仿品辨别起来很困难，说每年不到景德镇去一次就要上当。现在有些所谓的收藏家老是买假货，原因是只看书，接触真品实物太少。书又不是正规专门的书，现在讲古陶瓷的书有点泛滥，大都是抄来抄去，东拼西凑搞出来的，结果误导、坑害了读者。我认为，初学古陶瓷收藏的人一定要看名家的书，因为名家书中的知识和经验都是他自己从长期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靠得住信得过的。
现在制作仿品往往是三个人联合操作。一个是搞科技的，采用电脑研究配方；一个是搞艺术的，做出逼真的瓷胎；一个是搞烧制技术的，他们互相补充，而且不批量生产，只做几件，这是最高档的仿品。对鉴定而言，一般大路货容易看出来，最怕的就是少量的高仿品。这些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如果看不出来，下一代人更看不出来。常此下去，会自己毁灭自己。
问：您是著名的元青花瓷器鉴定专家，请您介绍一下元青花瓷的鉴定。
答：截至目前，全世界能够确认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总数只有300多件，其中200多件在土耳其、伊朗、日本、英国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国内发现的元青花瓷器数量有限，而且精品不多。像南京博物院藏有20多万件瓷器，竟没有一件典型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陈列中也没有，可见其珍稀程度。
海外元青花瓷器多是有历史原因的。13世纪初，蒙古汗国西征，许多元青花瓷器做为赏赐品流传到了地中海地区。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兰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收藏品最多，伊朗德黑兰博物馆也收藏很多。另一方面，应该说对元青花瓷器最喜爱的民族是伊斯兰民族，他们特别崇尚蓝色和白色，元青花图案又类似波斯地毯图案，所以这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元青花瓷器十分珍惜。由此，还引出一个重要问题，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几个领域。
中国古陶瓷研究有五个重要领域，或者说五个研究层次。第一是研究有关古陶瓷的文献；第二是进行陶瓷考古，其中包括考察、调查发掘古窑址；第三是研究陶瓷艺术，因为陶瓷是艺术品；第四是研究陶瓷经济，因为陶瓷也是商品。中国从唐代开始外销瓷器，对国外收藏的中国瓷器的研究非常重要。例如，唐青花瓷器我们国内都是破的，而在伊拉克和阿曼的博物馆亦没有完整的。但是最近，印度尼西亚发现一艘海底古沉船，从中打捞出三件完整的唐青花瓷碗、瓷盘，这都说明唐代青花瓷器是外销瓷；第五是当前正在发展的陶瓷科技。运用科技手段测试成分、测试年代。就以元青花瓷来说鉴定的主要困难是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上手过真正的元青花，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图录上看来的。而我有机会不仅看过国内现有的馆藏元青花，还实地考察了许多国家收藏的元青花，从中总结出它的特点和鉴定方法。元青花实际并不难鉴别，因为你没见过真品，自然不容易识别真假。
眼学本身就是科学
问：您介绍了许多排比分析的古陶瓷鉴定方法，但这些仿佛都偏重于人的主观经验，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的鉴定方法，比如科学仪器？
答：我先讲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彩绘瓷器，过去都认 为从唐代开始有，20世纪80年代南京出土了一件六朝初孙吴时期的彩绘瓷器，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件，是国宝。但这是孤证。2000年我在南京古玩市场上买到了一块瓷片，是西晋时期的，上面绘有一条龙。这条龙与汉代石刻、漆器、六朝砖刻上的龙在风格上是一样的。我目测认为是对的，但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性，拿去切片、钻孔取样，进行原料光谱化验，测下来的结论距今1700年左右，证明我判定的年代没错。化验还表明，上釉下彩的颜色是用氧化铁料画的，烧制温度将近1100℃，所含各种元素成分表也详细列出来了。可见运用科技方法可以把中国陶瓷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问题提出来了：是眼学重要还是科学重要？眼学就是目测，目前国内鉴定主要的方法是目测。有人说目测不科学，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用胎釉取样测试年代。但是陶瓷器是高级艺术品，是无法进行测量的。另外，有的人用旧的陶土做赝品，你用测量的方法就难以发现破绽。我认为，中国的陶瓷鉴定既不能偏重于传统的眼学，也不能像海外那样偏重于科学仪器。
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的教学博物馆考察过，这个博物馆的藏品大都是捐献来的，几乎每一件都进行过有损测试。这在中国博物馆绝对做不到，私人收藏家也做不到。因为这些仪器设备非常昂贵，测试费用很高。再说某人买了一件好瓷器，他能舍得让你钻个洞取样吗？现在还有用X荧光测试、CT扫描，属于无损检验，同样存在费用昂贵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科学仪器测试只能测出新与旧，要想进行各种对比，还得整理建立各类古陶瓷检测的数据库。我主张21世纪的古陶瓷鉴定应该走眼学与科学两者结合的道路。
问：您如何看待传统的目测鉴定方法？
答：最近我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先生谈起过这个问题。该校设有科技考古系，其中有陶瓷科技考古。他对我说，你们眼学本身就是科学，看器物的造型、纹饰、胎、釉、工艺、款式，这些经验不是凭主观臆断的，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你们头脑里有数据库。我很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现在我们应该以眼学为基础，科技为手段，解决古陶瓷鉴定中的各种难题。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件古陶瓷藏品都进行仪器测试，一般都采取 三个以上的专家一起看，几个人都认为对的或不对的，就不要做测试了，几个人认识不一致时，才需要做测试。
要重视培养古陶瓷鉴定人才
问：您这次来西安是为文物鉴定与修复保护培训班讲课，您认为这种方式培养鉴定人才效果如何？
答：过去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的培养方式现在看行不通了，那才能培养几个人？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1980年起在南京、杭州、保定、扬州举办过无数次文物鉴定培训班。1983 年国家文物局专门在扬州建立了培训中心，开设的陶瓷鉴定班每期3个月时间，最后有半个月出去实习。日本人称扬州培训中心是中国培养古陶瓷鉴定人才的“圣地”。许多国外及香港、台湾陶瓷专家都来参观过，认为这种模式很好。实践证明，办班的方式效果好，因为把全国的专家都请来了，每个老师一个专业，讲得比较深透。当然这是只招收文物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培训班。如今我们要面向社会办培训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培育收藏品市场健康发展，主要靠传播知识，提高古陶瓷收藏者的鉴赏水平。辨别能力提高了，赝品自然就没有销路了。
问：您曾到台湾、香港等地去讲课和考察，您认为这些地区在古陶瓷鉴定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
答：去冬今春我到台南、台北两个地方上课，各半个月，他们都是利用晚上上课。我们也可以考虑办业余班、利用节假日上课。另外培训班不一定办综合性的，也可以办单项的，例如这一期是古陶瓷班，下一期是钱币班，而且陶瓷班还可分为普及班和研究班。海外有一种文物鉴赏沙龙也很好，一个月聚会一次，把各人买到的新东西交给沙龙主席，大家进行赏评，不讲东西是谁的，以利大家客观地鉴定。这样自己教育自己，相互学习，得到提高，也可以请专家来沙龙讲座。问：您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
答：我还要培养几个研究生。另外国家文物局同意，正在筹建中国扬州古陶瓷标本博物馆。因为扬州培训中心有大量的陶瓷标本，再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办学，建一个古陶瓷数据库。我设想，不光要收藏真品，还要收藏一部分仿古瓷，供做比较。建成这样一个集陈列、教学、科研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是我晚年的一大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