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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式收藏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式收藏

收藏古代瓷器的好处 古代瓷器收藏 民窑瓷器的收藏与鉴别

2021-04-13

收藏古代瓷器的好处。

编者案:本文原作者SourenMelikian是美籍艺术市场评论人,初看本文觉得作者的观点多少有点偏激。但仔细读来,却也比较真实的反应了很大一部分西方人眼中,中国新买家的‘收藏’行为。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作者或许略有夸张,所反映的确是客观存在。2011年大陆春拍已进尾声,这个市场可谓是炙手可热。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下的时候,此文还是多有可借鉴之处的。

本文的大环境是基于美国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所以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现象并不具有全球性。特殊之处,编者会有注解。另外,就艺术品的艺术而言,个人审美多有差异,中西方审美也多有不同,此文仅反映了作者或者是美国普遍的审美。读者读时,可择而取之。

正文:

中国艺术品市场飞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会出台新的政策去鼓励艺术品回流么?(这是海外市场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今年3月纽约佳士得和苏富比亚洲艺术周的拍卖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品不论是古代青铜器还是民国瓷器,价位都有大幅度的提升。没有数以万计的‘顽固的’‘不肯放手’的中国藏家的推动,这样的涨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样的印象也给人感觉一丝危险。

专家们一致觉得今年3月22日,纽约苏富比推出了戴润斋先生专场,以此意味着这个市场进入了下一个新的阶段(这里作者应该是针对美国的亚洲艺术品市场)。

戴润斋先生来自上海,是为极具天赋的艺术商人,也是中国艺术贸易史上一个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经卖过很多艺术品给布伦.戴奇(AveryBrundage)先生和赛可乐博士(ArthurSackler),这批藏品也因此奠定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赛可乐美术馆的基础。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出发,一位艺术商人远离家乡,并将数以万计的中国艺术品销往西方国家,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失去重要的艺术品的‘愤怒’也已经跨越了亚洲,而被感知了。这些长期流落西方或者日本的艺术品,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身世遭遇到了拍场上转化成了部分中国买家今天的热情。

青铜器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捧的对象,在二战期间,西方学者也对青铜器有了极大的兴趣,这也自然使得大量青铜器流失海外。但是中国的鉴赏家们/学者一直不赞成青铜器的收藏,因为青铜器的收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盗墓等行为发生。但是这种态度近几年在台湾,香港率先有所变化,大陆的买家也跟随着这个潮流。越是流散在西方的文物,越是激起中国藏家将其‘赎’回国的愿望。

第一个让人吃惊的案例就是一件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青铜器(鼎),在苏富比上拍的,从4万-6万美元的估价,被中国藏家一路抬至27.85万美元。另外一件公元前11世纪的青铜器,品相也并不是很好,估价在2万-3万美元,却最终以17.05万美元成交。这样的故事被重复了太多次了。中国的买家像‘信徒’式的在收集文物而非收藏了。

‘疯狂的购买’并不局限于古代青铜器。一件估价在1万-1.5万的黄色玻璃器皿终以15.85万成交。一个‘乾隆’的款识,就意味着它出身宫廷。但是拍卖行在开始时却没有意识到中国藏家对于‘一切宫廷之物’的迷恋。这种迷恋或许是出自个人身价的追寻(拥有皇家的东西也能显示自己的高身价),也许来自爱国主义。

3月22日,一直以来对于‘品相有缺陷’的偏见得到了颠覆,一件朱红漆器衣柜,内有嘉靖年款识,板面有些损伤。最初的估价0.8-1.2万美元,一度流拍,但是这次的拍卖中却以15.85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在3月23日苏富比的拍卖,揭示了现在强劲的中国市场的另一面。这天的拍卖以宋代瓷器开场,这是一批精美且出处明确的藏品。最值得人注意的一件藏品,从3万-5万美元的估价,一路涨至12.25万美元。日本流传的意见稀有的宋代瓷器让所有的藏家都没了抵抗力,定窑暗刻牡丹纹瓶,最终这件11世纪的精美瓷器以86.65万美元成交(高于估价)。

另外一件举世无双的宋瓷是一件暗刻牡丹黑褐釉的梅瓶。但是这件瓷器似乎只是日本藏家所钟爱,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西方审美一直比较推崇宋瓷,但是宋瓷在眼下中国的收藏并不如其它门类火)。这件瓷器最终成交价为50.65万美元(买家并非中国人)。但是蓝紫色窑变的钧窑却受中国买家的追捧。何以钧窑受追捧呢?学者们目前认为这种钧瓷,这些钧瓷的底面都印有数字,可能是专门为宫廷所定制的,这种带有数字的钧瓷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都有类似藏品。苏富比成功的征集到了这样一件藏品,这件藏品原属VivianBulkeley-Johnson船长,他可能参与了英法联军对请皇宫的洗劫。

这件钧瓷在2003年11月12日,以13.03万美元从苏富比卖出,现在它的估价是20-30万美元,中国买家的‘愤怒’直接将其推至221万美元成交。同场,一件元代的青瓷杯及盏托仅以1.18万美元成交。这件器物造型技法都十分罕见,可以说是整个专场最为稀有的一件拍品了。十分大的反差是,同场拍卖中同时期的另一件青瓷,出自AlfredClark夫妇旧藏,却以50.65万美元成交。由此可见,‘艺术’大概是中国买家在购买‘艺术品’时,最后考虑的一件事情了。事实清晰如下:中国买家的‘疯狂’与‘热爱艺术毫无关系’。

疯狂还在继续:一对18世纪的白玉碗在苏富比上拍,估价为2-3万美元,最终以19.45万美元成交。拍场上,十件拍品过后,中国买家似乎都杀红了眼。一件白玉仿商代青铜器的玉雕,上有乾隆御提诗。这件东西看起来很是拙劣,也看不出任何岁月的痕迹。苏富比的专家却给了7万-9万的估价,在我看来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疯狂的买家最终却以165万美元将其购得。

另外一个‘过度的’‘奢侈的’的例子也发生在这个专场拍卖中,一对17世纪黄花梨的椅子,既不是很稀有也无特殊款识,是一位美国藏家从香港购得的。估价在20-30万,但却不可思议的达到了277万美元。

一件十分普通的黄花梨的柜子,带一些黄铜配件,以6.25万美元成交。一件近代的景泰蓝花瓶拍得2.5万美元。一对19世纪末的景泰蓝花瓶也以6.58万美元成交。

远不止这些,你会发现任何中国艺术品只要与历史有关联,不论其本身是多么缺乏创造力,都能够激起拍场中中国人的激情。一幅十九世纪晚期描述平舆战争的宫廷画。这段战争史显然有效的阻止了这幅画作陷于平庸,最终以超其最高估价198万美元成交。

疯狂的拍卖在今年纽约苏富比春拍的瓷器中变得越发猖狂,一件民国粉彩瓷器6000-8000的估价,居然以131万美元成交。更夸张的是,一件被苏富比定义为类属民国的普通的粉彩瓶并且有着明显的伤痕,从800-1200美元的估价,竟一路飙升到了180万美元。所有人瞠目的同时,我感觉中国人拍卖似乎像是在做一种任务,不管好的坏的,古代的近代的,只要是流落他国的就一定要买回。

这种不可理喻的购买已经触及到了中国艺术品的任何一个门类:青铜器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追捧,即便是在近几年流失的,中国买家也不放过。一件1998年流至香港的西周青铜器,以其三倍的估价33.8万美元成交。在苏富比每年上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注明时代的藏品,一件红木的鸟笼,据悉是1974-1975年时美国藏家从上海购得的,此次拍得了8.05万美元(11倍其估价)。

苏富比上拍的大理鎏金青铜造像

每个拍卖专场总有那么两三件绝对稀有,绝对精美的拍品,但是太奇怪!中国人在这居然放弃了!一件精美的大理鎏金观音铜像,或许是因为着尊造像还未完全汉化(大理风格),最终以400万美元被外籍藏家购得(四倍于其估价)。这尊观音像2002年也曾经在纽约佳士得出现过,当时是以28.44万美元成交,是由GiuseppeEskenazi(著名中国艺术品商人)提供。

Eskenazi与他的儿子还有他的生意伙伴(Daniel)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从公元前三世纪的到清乾隆年间的。在他的画廊开业的当天,中国买家就买下了四件在展的瓷器,一件乾隆时期的青花瓷因为太受买家喜爱,坚持立刻就要完成交割。同样的一天,同样的地点。一件金镶银的带有点中东风格的汉代朝臣雕像,这是件十分稀有的造像,整个中国历史上少见,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它国家的藏家为它争破了头,而中国人却对它似乎毫无兴趣。

另外一件稀有物品是一件祭祀用的杯子,典型的远东风格,让它显得更加珍贵的是,杯身上刻有一首短诗以及年代。有两个汉字可解释为‘莲花大师’(因为是英文译文已无法得知其中文二字)。或许是对这首短诗的总结,有或许是敬献给杯子的主人。这么无与伦比的一件艺术品竟然让中国人忽视了。事实上,这是一件没被美国博物馆收藏了多年的藏品。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JamesLally画廊,所有伟大的作品最后还是留在了西方。

公元前十世纪西周带饕餮纹饰的青铜器,是西方市场上最完美的中国青铜器之一,自然开馆当天便被出售,售价20万美元。买主是位美籍华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这样的卖家不会只被青铜器外在魔力所吸引。在它(青铜器)的内部刻有七子铭文,著名是谁为谁而制作了此物。在这位卖家之前,这件青铜器已经在一位中国文人那流传了有6代了,并且这件青铜器早在1850年就被著录过。

但是这样的信息,你会发现,和目前市场上中国新近的买家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的新买家,我们把它叫做‘吸尘器原理’。他们吸空一切除非他们受到强力的组织或者比较复杂的文化问题又或者他们能有更广泛的鉴定知识。

当然,‘这份顽强心是可取的’(这里的顽强指的是中国买家在拍场上势在必得)当你享受来自中国买家无尽的资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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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玫茵堂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的金字招牌


玫茵堂一直被收藏界认为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在国际市场上可谓是一块金字招牌。几年它不仅刷新了明代瓷器的交易记录,还让我们隐约的看到了当年的青花热。

香港苏富比于2011年10月5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秋季拍卖。除了一贯备受藏家青睐的常设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外,苏富比更再度呈献超卓之欧洲名藏──“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二”。这次拍卖合共推出超过 310件拍品,总估价逾 11亿。可谓大手笔。

单说玫茵堂珍藏一场就推出逾40件拍品,总估价超过4亿3,000万港元,大多为明清珍品,品味典雅、清华美韶,尽显御窑登峰造极的烧制技术。其中两件单品的估价都过亿,这些都显示了苏富比对“玫茵堂”三个字的信心。拍卖结果证明,玫茵堂依旧是一块金字招牌。

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

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 Nicolas Chow)在拍卖结束后表示:“从今天玫茵堂珍藏的拍卖情况,中国收藏家拍场内,争相竞投最上乘的佳器,当中《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更以1亿6,866万港元高价成交,刷新明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于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拍卖,32件玫茵堂珍藏的旷世珍品,总值近5亿6,000万港元,每件拍品平均以1,750万港元成交。”

仇国仕的名字或许不是那么熟悉,但是谈及他的祖父仇炎之(Edward Chow)大家都会联想到“玫茵堂”。玫茵堂意为‘Hall among Rose Beds’(掩映于玫瑰花丛中的厅堂)。居住在伦敦的独立学者Regina Krahl是研究中国瓷器的专家,她在1994年出版了第一本《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将玫茵堂的两位主人苦心孤诣多年收藏得来的瓷珍故事娓娓道出。

在西方,提到中国的艺术品收藏,玫茵堂藏瓷可谓私人藏家的个中翘楚,和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 Clark)及玻西瓦尔·大卫(Percival David)齐名。(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和大维德均系热心中国古瓷收藏的学者,其收藏是除却北京和台北的大型博物馆藏之外最为重要的中国瓷器藏品。)被苏富比称为“玫茵堂主人”的是瑞士商人斯蒂芬·裕利和他已经过世的弟弟吉尔伯特·裕利。现年93岁的瑞士商人,出生在菲律宾,兄弟二人经过多年的苦心,将他们父亲在马尼拉创立的商行发扬光大。今天的裕利集团是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提供商,并且是该这一地区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这个集团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为家族所有,为这对兄弟创造了可观财富。

裕利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他们在新加坡的合伙人购买中国艺术品,早期,从古代青铜器到晚期的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存有广泛兴趣。但他们按照年代将各自的兴趣进行了划分:吉尔伯特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斯蒂芬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

后来合伙人将仇炎之介绍给这对兄弟。仇炎之是战后知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和经销者,他多年在上海、扬州经营古玩生意,因其眼力极佳,收藏了大量的瓷器精品和高古青铜器。谈及仇炎之收藏之丰富可举例一二。仇炎之生前就曾在1979年卖给上海博物馆瓷器167件。1980年过世后,其家人把他的毕生收藏委托苏富比拍卖,1980年暮春及秋季拍卖其175件藏品。1981年及1984年又分别拍卖其收藏的古玩精品,这些拍卖曾经引起极大的轰动,收到空前的效果,并从此掀起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拍卖高潮。当时仇炎之驻香港,1967年,仇炎之从香港移民欧洲,定居日内瓦,这其中受到了斯蒂芬许多的协助,二人成为好友。在收藏方面,玫茵堂的藏品数量也在仇炎之的协助下数量渐丰,并且获得了数件重要的珍藏。

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

玫茵堂其实是在菲律宾的瑞士藏家斯蒂芬和吉尔伯特·裕利在仇炎之和桂斯·艾斯肯纳奇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的。它以其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为史上最精炼的私人御制瓷器收藏之一。收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最上乘珍品,被认为是仍在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

这次拍卖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那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此瓶高36.5cm。当时估价就高达8000万至1亿2000万港币。最后以1亿6866万港币成交,它刷新明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梅瓶绘折枝花果纹以明朝永乐年间最为著名。此瓶其身巨大,上饰十组折枝瑞果纹样,绘画细腻生动,为后期小型青花花果纹梅瓶奠定下了基础。现存这类梅瓶成对十分稀少,只有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有一例可做对比。此器形比例得当,是永乐年间一件难得的精品。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

这场拍卖另一个亮点是两件出众的粉彩典型器。一件是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大清乾隆年制》款,高 51 cm。估价8,000万至1亿2000万港元,最后成交价为9026万港元。中国瓷艺发展到清十八世纪随着崭新色釉之研发达至臻美顶峰清,遂绘制出万至诸多精巧细致的花果枝叶纹样,如见是次清乾隆九桃天球瓶,及清雍正粉彩过枝月季梅花图大盘。所饰桃枝成双,蜿蜒交锁,瑞果硕结,斑斓炫目,色彩动心,搭配井然,花别树异,画艺至臻,其用意隽永,寄寓丰实长寿。此瓶之华丽构图遂成就乾隆时期经典绘瓷纹样之一。另一件出众的粉彩则是清雍正粉彩过枝月季梅花图大盘,《大清雍正年制》款,高50.3cm。成交价4994万港元。

从这个拍卖结果来看一方面显示了“玫茵堂”这块金字招牌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可看出青花依旧热度不减,以苏富比为例,根据数据显示明代青花之前最高拍卖纪录为:明宣德,青花“鱼藻纹”棱口洗,4299万人民币。粉彩最高成交价为:清乾隆,粉红地“锦上添花”粉彩通景“山水庭廓”图双耳撇口瓶(一对),成交价8661万人民币。明代青花瓷并未变现出今天这种强势,但是从这场交易来看,无论从品相还是从估价和成交的差距来看,青花都表现出了强势的态势。这场中的明永乐青花海水龙纹山形爵托2866万港元成交,远远高出估价1000万港元至1500万港元。这让人想起来当年的青花传奇,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当年在伦敦佳士得的成交价是2亿2861人民币,但那一年是2005年。

西方文献上的陶瓷分类


在西方对于“瓷”字的使用很晚,而且也比较含混。例如日本平安朝时代(约当我国中唐至南宋时期,公元794——1192年)的《和名抄》一书内曾有所谓“土师器”(即瓦器)与“须惠器”(即陶器)的名称。而在《东大寺古文字》内关于造佛所作物帐的断简中,才正式看到有关瓷器的制造。另在《日本后纪》一书的“弘仁六年正月”条内,也有所谓“造瓷器生”的记载。虽可说明当时已在尾张国山田郡(即今日本产瓷区的濑户附近)地方有人能造“瓷器”,然而决非今天所说的瓷器,只是借用了我国的“瓷”字,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日本原无“瓷”字,而是从中国传去的。而且未见实物,无从得知真象,仅能作为日本当时已有“瓷器”的旁证。

至于在西方最初使用Porcelain(瓷器)这一名词的是意人马可波罗(MarcoPolo)。据说他来元朝时曾见到过我国制作的一种瓷器,大为惊奇,因而使用了Porcelain这一美如贝壳的别称。关于它的语源,据清初曾到过景德镇的法人但特喀尔(LePeredEntrecolles)考证,不似中国发音而是由葡萄牙人传去的。但在葡语中Porcellana一词原是碗、钵之意。又据日人小林太市郎考证,Porcellana一词在当时的欧洲,多被人们误解是由中国话转化而成。甚至在十七世纪末期的法国巴黎市民间,还流传着“是由发明瓷器的中国人名转化而成”的无稽之谈。此外,根据西方学者们对于Porcellana的解释,则有如下几种说法:

1、法人拉波尔德(Laborde)认为是从拉丁语Porca的Porcella转化而成。这一名词在中世纪系指“真珠母”而言。

2、《马可波罗》一书的英译者马斯丁(Marsden)认为是意大利语Porco.Porcellana转化而成。原是指“子安贝”而言,以后才用来作为瓷器的专称。

其它还有不少说法。总之,原是拉丁语系的名词,系指真珠母、贝壳、或玛瑙、玉髓之类而言。到十三、十四世纪以后,才逐渐用作欧洲流传的中国瓷器专称。这主要是由于所指器物的外观十分类似之故。但也并未谈及它的透明度。这一名称由于当时在欧洲很少有人知道,所以一般未见使用。直到十五世纪,即我国时代中期,中国瓷器大量输入之后,终于普遍使用了Porcellana或Porcelaine这个名称。而在西方世界迟至十八世纪,即我国清代中期,尚未见生产白胎陶瓷器,都是色胎之物。因此对于其中坚如石质一般的器物特地名之为Stoneware(石器)。这个名词曾在十九世纪初传去日本(明治时期,约当我国清末时期),并且依照日制汉字的方式又造出了“炻器”的专称。对于它,在发音和含义上很容易同“石器”混淆不清,日本国内有些陶瓷学者中间早已提出过非议。只是由于沿用日久一时尚难改变,我国某些书中还在继续引用。但是也有些书内已经使用了“缸器”或“砂器”之类的合乎中国习惯的固有名称。例如:《怀仁县新志》(明万历二十九年序,清代版本)卷四“风俗、货类”项内曾有“磁器、沙器、缸瓦器”的记载;近人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1934年版)以及汪番译、近藤清治的《陶瓷及耐火物料工业》(1951年版)等专着内也使用过“缸器”这一名称。而近些年来在我国考古工作者中间又出现了所谓“釉陶”、半瓷半陶”或“原始瓷器”之类的专称,也多是指的这类器物。

值得研究的是,中外文献里常常看到的“磁”(或作“瓷”、“石慈”)字。它在一般概念上似乎与“瓷”相通,而且所谓“磁器”与“瓷器”现在已成了同义语。而古人的理解却不尽然。如清人蓝浦在《景德镇匋录》(卷八)中曾引用唐秉钧的《唐氏肆考》时一段话,并且加以评论说:“磁、瓷字不可通。瓷,乃陶之坚致者,其土埴壤。磁,实石,名出古邯郸地。今磁州有陶,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非是处陶瓷皆称‘磁’也。闻景德镇俗概从“磁”字书称,余所见商估亦多以‘瓷’为‘磁’,真可一噱。磁州今尚烧造。”

如此看来,“磁”与“瓷”并不相通,而是借用。若按一般人的理解,单讲“磁”字,恐怕仍偏重于具有吸铁力的意思。例如磁力、磁气、磁石、磁铁、磁针、磁场、磁化……。在古代文献里,也往往将“磁石”与“磁器”相提并论。如《新唐书》内就曾有关于“邢州土贡磁器”与“惠州(磁州)土贡磁石”的记叙(见《新唐书》志二十九、地理三)。而唐代字典—《一切经音义》中关于“磁石”的解释是“谓吸铁者也”,并且明确指出“《说文》无磁字”。可见古今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西方近代研究中国陶瓷的分类法中,还有按其性质、形状、色彩、技法、纹饰等加以划分的更为古老的方法。如早在1874年左右,英国教育部科学工艺局就曾按照这个分类法出版过一部题为《弗兰克所藏东方陶瓷目录》的名着。据目前所知,这大概是欧洲最早的一本有关中国古陶瓷分类的专书了。以此作为基础,后来虽经过不少专家和收藏家之手不断加以补充修订,然而始终未见找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陶瓷分类法。直至今日,仍旧停留在各有所本,互不相通的混乱状态。

中国古代瓷器器之形胆式瓶


胆式瓶口、颈相连,颈部较长,肩下渐硕,下腹部丰满,形如悬胆,故名。胆式瓶是中国古代瓷器器形中比较少见的类型。

宋代钧窑、哥窑、耀州窑都有胆式瓶。清代景德镇窑烧制的胆式瓶多为单色釉。

霁红釉胆式瓶

霁红釉胆式瓶,清雍正,高27.8cm,口径3.5cm,足径8cm。

霁红釉胆式瓶瓶直口,细长颈,削肩,鼓腹,圈足。因形似悬胆,故名“胆式瓶”。通体施高温铜红釉,釉面匀净,色泽纯正。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款,外围青花双圈。

胆式瓶属于陈设用瓷,一般用于插花。这种器形创烧于宋代,当时钧窑、哥窑、耀州窑均有烧造。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有“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冷落寞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诗句。

德化窑白釉暗花胆式瓶

德化窑白釉暗花胆式瓶,清,高33.7cm,口径6cm,足径9cm。

瓶呈悬胆式。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圈足内无釉。无款识。通体施白釉,釉面莹亮。腹部暗刻花纹,刀法自然流畅。

清代德化窑白瓷与明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它的白釉不像明代那样在釉中微微闪红而呈“猪油白”色,清代德化白瓷色泽是釉层微微闪青,因此与明代相比,缺少了温润的感觉,这是胎、釉中含氧化铁增加的结果。

官窑瓷:东西方通吃的皇权艺术


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仅局限于大中华区,官窑瓷器则受到全世界藏家青睐。欧债危机、世界金融动荡虽然使艺术市场低迷,但因藏家或机构资金短缺,已几十年未曾露过面的珍品又重出江湖。

2010年11月11日,一只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瓷瓶以4300万英镑(加上20%的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落槌,阔步甩开5个月前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以4.3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创出亚洲艺术品新的世界纪录。

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被称为中国“四大国礼”,其中瓷器所具备的艺术性质使得它们备受各国政要喜爱,因此也成为国礼的首选。

中国官窑作为瓷器的一种,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为历代追慕而成经典。

皇帝参与创作的艺术品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天物馆馆长钱伟鹏分析了明清官窑瓷器收藏的6个显着特点:

首先,明清官窑瓷器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收藏人群庞大,市场中流传的官窑瓷器少之又少。中国有兴趣于收藏官窑瓷器且有收藏实力者至少有30万人,现在大部分官窑瓷器都已经被博物馆收藏,市场中流通的都是早期的大藏家更迭卖出的,一旦错过机会,再难遇到。

西方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出光美术馆基金会,瑞士玫茵堂等,往往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收藏,一旦买入,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方才会向市场释放,因此在市面上流通的势必愈来愈少。

其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洪武二年(1369)官窑制度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643年。

第三,明清官窑瓷器专为帝王宫(博客,微博)廷使用,帝王品牌远远高于贵族品牌(包括现代奢侈品)。

第四,它的设计、创制过程极富特色,是由宫廷画师做样,和景德镇的工艺大师团队结合,共同创造出的工艺美术互补的新型艺术品。再则,为皇家制器,不惜工本,乾隆、康熙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指点。

第五,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局限于大中华区,世界属性使官窑具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官窑瓷器在全世界范围深受追捧,东西方经济只要有一方坚挺或上扬,中国官窑瓷器的价格就不会下滑,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第六,西方社会“劫富济贫”的征税制度,也使得艺术品成为完美的避税产品,一部分艺术品的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地降低所得税及最高70%的遗产税。同时,西方收藏家相对而言更为成熟,其投资行为向来是以客观理性的分析为基础,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势必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藏家加入官窑收藏行列,所以现在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投资的好时机。

中国古代官窑精品瓷器的拍卖历史显示,只要持有时间够长,其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美国文玩公司董事向阳先生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74年涉足收藏, 15年后,他们将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委托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了一场专场拍卖会。全场共上拍101件藏品,成交97件,总成交额则接近1亿港元。一件明代洪武釉里红大碗,估价为600-800万港元,成交价2035万港元;另一件青瓷(宋官窑)拍到2200万港元落槌,创造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最高成交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收藏的其他品种,如非洲、美洲部落和大洋州等地的艺术品表现远不如其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例如非洲艺术品同样于行情高涨的1989年被委托拍卖,却是艰难出手,且仅获4.1%的年平均收益率。

收藏真品瓷器 离不开便携式显微镜的微观识别


前言:

近年来,中国瓷器文物收藏火爆,而且在收藏市场上屡屡拍出天价。然而,我国在对古陶瓷的鉴定上,却一直缺乏客观标准。而且在当前艺术品鉴定市场上,有许多的鉴定机构匍匐于金钱,一些“鉴定专家”附庸于铜臭,引起市场交易充斥假货赝品,使艺术品市场失去公平、正义、秩序、诚信。

瓷器等市场交易充斥假货赝品

仅凭眼学,瓷器收藏,收到“真品”难于上青天

据了解,如今古陶瓷市场赝品的仿真度越来越高,出现“旧胎上新釉”等很难识破的造假手法。一些高度仿古的瓷器常令鉴定专家走眼,国际著名文物拍卖行也多次闹出“乌龙事件”,最新的“宋代定窑美人枕”等。在鉴定过程中,“看走眼”的情况在所难免,因此要得到权威的结论,除眼学鉴定外,还应采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为了弥补传统瓷器等鉴定单纯过分依赖“眼学”,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日前启动学部咨询评议项目,而且召开“古陶瓷科技鉴定现状及发展战略”研讨会,准备开发应用多项技术,用高科技弥补“眼学”鉴定的缺陷。如果是仍然一味的只迷信眼学,抵制学习高科技,无疑是行不通的,最后也会被淘汰。因此鉴定应用现代科技结合传统眼学,两种方法不相冲突,并且可以相辅相成,也是收藏鉴定唯一出路。

便携式显微镜:装备起学者、收藏家,拍卖工作人员的实时、便携的移动数据库,瓷器真品不再难寻

如今高科技显微鉴定已经成为瓷器真假鉴定的重要手段和依据。自80年代以来,国家博物馆等机构开始应用大型台式显微镜进行瓷器微观研究,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而随着社会发展,许多时候鉴定专家等需要到现场进行瓷器的鉴定,由于台式显微镜的一些缺陷,所以有时候并不能满足瓷器鉴定行业需求。

针对大型台式显微镜的携带不便、观察困难、操作困难等一些不足,便携式显微镜应运而生。便携式显微镜对于古瓷器鉴定的有极大的价值,最大的作用是:它的便携性、可移动性、还有即时拍照存储,并且以它的较高的性价比,注定是可以推广为9000万从业者全民拥有,有很强的推广性和普及性,并且便携式显微镜可以做为执法鉴定部门做为移动现场执法的利器,助力瓷器等收藏品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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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艺术品鉴证体系启动,推进科学技术执法,只有实现经验鉴定和科技鉴定的高度融合,才是建设公平、正义、秩序、诚信的艺术品市场的唯一出路。【艾尼提:Anyty】最新新品有针对机构收藏系统的分享型显微鉴定系统3R-WM461PCTV,有针对老一代个人收藏家们的经典款3R-MSV500;有针对青年一代收藏家们的时尚型3R-WM461WIFI。可持续可关注:【艾尼提:Anyty】官网:http://.cn

3R呼吁,我国文物界、科技界、收藏学者,应积极开展多学科交叉合作,用科技手段结合传统的眼学鉴定,建立一套古陶瓷鉴定的国家标准,确保文物鉴定的权威性科学性。

新中国陶瓷:收藏界的“香饽饽”


在2013年北京匡时春季拍卖会上,张松茂于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粉彩《梅花书屋》雪景图茶壶拍出115万元的高价;章鉴一件同时代的陶瓷作品也拍出88万元的高价。近年来,“新中国陶瓷”越来越受业界关注。去年年底,为展示新中国陶瓷的独特魅力并进一步探讨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九江举办了“盛世华章——辉煌灿烂的新中国陶瓷艺术展”,同时举办首届新中国陶瓷艺术高峰论坛,特邀的实力收藏家、新中国陶瓷研究专家、学者等参加了论坛。如今,“新中国陶瓷”已成为收藏界的“香饽饽”。

新中国陶瓷受热捧

陶瓷艺术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瓷作品里面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元素和诉求。陶瓷研究和收藏家张迎春说,现在所说的新中国陶瓷,一般是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这近30年创作的陶瓷艺术品。

据介绍,在九江举办的“盛世华章——辉煌灿烂的新中国陶瓷艺术展”上,从全国各地调集的300余件新中国陶瓷精品,充分展现了新中国陶瓷的最高成就。陶瓷艺术家周国桢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创作的作品——瓷雕《芭蕾舞》,表现了舞蹈家在芭蕾舞中的窈窕轻盈,当时在景德镇是一项创举。艺术大师王步于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竹石八哥图》青花瓷板,淡雅清新,以脱俗气质引人注目。

稀缺精美珍贵

张迎春说,衡量一个收藏品种是否具有收藏与投资价值,就看这个收藏品是否具备“稀缺、精美、珍贵”的特点,而新中国艺术陶瓷就完全符合这六个字的要求。所以,新中国陶瓷概念一出来,立即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前后跨度30年左右。其中“文革”耽误十年,新中国艺术陶瓷实实在在的创作、生产时间只有20余年。从现存精美的艺术陶瓷作品分析,这一时期优秀的陶瓷艺术创作者不足百人,产量不会很大。那个时代,艺术陶瓷主要是供出口创汇,用作国家、政府对外交往的礼品,以及各美术馆、博物馆、高档宾馆等重要场所展览陈设用,留存在国内、散落在民间的非常少。

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的生产和发展非常重视。景德镇的陶瓷在胎、釉、彩料选用和加工上舍得下成本,组织人员攻关克难,取得许多技术上的突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代表了当代最高水平

自商代原始瓷出现以来,中国陶瓷走过了漫长路程,直至当代,树立了一座座丰碑。新中国陶瓷具有怎么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呢?

学者认为,新中国陶瓷与历代优秀陶瓷一样,属中国最高水平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其题材具有独特性。讴歌新时代、讴歌社会主义的现实题材,是新中国陶瓷相对历代陶瓷特有的题材,是新中国陶瓷艺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艺术进步。从艺术上讲,并不是年份越久就越具艺术性,而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性,谁也取代不了谁,都表达了所属时代的最高水平。比如,新中国陶瓷就有独创的高白、釉下、现实题材装饰方法。

其实,谈论新中国陶瓷,就不得不说“7501”毛泽东用瓷。张迎春认为,“7501”毛泽东用瓷具有很高历史价值,代表了当代制瓷的最高水平,后人很难超越,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官窑”。此外,新中国陶瓷艺术在国外广泛传播,国际认可度高。新中国陶瓷完全不同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精品,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必将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未都谈中国陶瓷收藏的发展


中的陶瓷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乃至世界上陶瓷收藏爱好者更是数不胜数。中国的收藏家马未都曾说过:收藏也是一种有时尚。今天瓷库中国小编就带您了解下收藏大家马未都对中国陶瓷收藏发展的见解。

中国历史上有五次收藏热,包括今天,每次收藏的时尚都发生变化。比如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唐三彩、清代粉彩、单色釉等等,都在某一时期引领时尚,被很多人追逐。今天的收藏时尚是什么呢?像元青花、清代宫廷粉彩、单色釉、珐琅彩,都屡创高价。收藏时尚是社会气氛综合的表现,这个社会气氛包括了文化、财富以及人的心态。今天是一个刚刚恢复起来的、二百年以来最富饶的时期,现在的心态和审美跟乾隆时期非常接近。那么,我们在收藏中应该注意不跟风,不迎合,把收藏作为人生的一个乐趣,而不仅仅把它作为财富的积累收藏本是件快乐的事情,它可供你随意选择,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身心疲惫。全世界最贵的瓷器是“鬼谷下山’’元青花罐,2.3亿元人民币,全世界谁买得起啊?就一个人买得起,买的那人买得起,别人都买不起。收藏是因人而异的事,切忌强努,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快乐是最重要的。

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不论科技成果,还是艺术品,它都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章节,在历史、科学、艺术、人文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顶多说一句:这东西价值连城。怎么价值连城?很难说清楚。那么,全世界有个通俗的坐标,就是钱,用钱划出它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钱很俗,但通俗易懂,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人都能听瞳,表明中国的陶瓷文明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目前买世界上最贵的中国陶瓷的人是个外国人。马未都认为,陶瓷收藏之路非常漫长,随着国家的强盛、国人认识的提高、实力的增强,早晚有一天,中国陶瓷的最高价格是中国人来创造的!

景泰蓝式的艺术灯饰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人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其后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乾隆时期制品虽然不能和景泰、成化时期相比,但是比起弘治、正德以后的出品物也绝不逊色。20世纪初叶,景泰蓝总体制作水平不及前代,胎体薄,色彩鲜艳有浮感,做工较粗。这时只有“老天利”、“德兴成”制作的景泰蓝做工细,质量好。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也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以景泰蓝居多。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工艺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此外,十年浩劫后,国内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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