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最近五年来，当代艺术热已经过去了，收藏家需要找到属于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艺术形式，业内专家认为，陶瓷是未来最有希望征服世界的中国艺术形式，但传统陶瓷样式已是过去时，而真正的现当代陶瓷具有时代性、国际性，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据北京日报介绍，“陶瓷是未来最有希望征服世界的中国艺术形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系教师白明说道。作为现当代陶瓷“学院派”的代表人物，白明对于如今现当代陶艺市场的判断是：卖得不够，前景看好。
从2008年春拍嘉德首创“现当代陶瓷艺术”拍卖专场开始，现当代陶艺作品价格不断走高。2009年秋拍嘉德现当代陶艺专场总成交价已经达到了2,812.5万元，是2008年嘉德秋拍专场总成交额的2.5倍。而在白明眼中，虽然现当代陶艺市场渐热，但它依然有许多误区。
“市场对于现当代陶艺的定义不是学术上的定义，其中80%左右的作品都没有进入学术范畴。”白明认为，市场上的“现当代陶艺”是按时间定义的，认为民国后的陶艺作品便是“现当代陶艺”，其实这只是一种大众化定义，太过宽泛。
与此相对，学术范畴中的现当代陶艺是在精神和审美层面上定义的，指的是艺术家用陶艺作品来表达对时代的看法，作品既从传统上生发出来，又在传统中找不到样式依据。它们的最大特征是非实用性，即观赏性超过实用性。白明表示，明代陶瓷的样式就跟宋代不同，但也是传统陶瓷中的一种。
因此，学术意义的现当代陶艺在样式上不能从前人作品中找到依据，但可以和传统陶艺有着同样的审美渊源。
白明认为，收藏市场具有循环性，就像一个艺术家两三年就想有新突破一样。最近五年来，当代艺术热已经过去了，收藏家需要找到属于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艺术形式，而不是依赖西方审美标准的艺术形式。陶瓷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艺术形式，但传统陶瓷样式已是过去时，如今再怎么做都做不过古代官窑，而真正的现当代陶瓷具有时代性、国际性，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白明预测，再等三到四年时间，学院派的现当代陶艺作品价格就会冲上来。
在嘉德现当代陶艺专场中，绝大多数是来自陶瓷产区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对此，白明认为，这些作品的价格不算高，平均只有五六十万元，应该达到几千万元。但这些作品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新意，三十年前看和今天看是一样的，看不到生机和活力。
“它们是工艺性优于艺术性的作品，但要让作者增加其作品的艺术性又是勉为其难的事。”白明说道。他表示，传统大师长期练习某一种技艺后，虽然手上这门功夫可以登峰造极，但由此却造成审美上的高度固化，想做新的东西就难了。
在白明看来，艺术性和工艺性的比例关系决定了陶艺的价格高低。这是因为，艺术的附加值更高：工艺的附加值只相当于普通人月收入的5倍左右，而艺术的独特性显示出它的无价。他举例道，梵高的画值天价，但一张模仿他的画就不值钱了，还不如去买一张高质量的印刷品。
白明表示，收藏家关注艺术样式的顺序一定是从传统到现代，先收他们最熟悉的种类，因此现今景德镇瓷器是最火的。但是，只要给收藏家一定时间，他们一定会进步，一定会发现“学院派”现当代陶艺的艺术价值。“陶艺作品维系传统、反映当代是继承传统陶艺最智慧的方式，是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白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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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陶瓷展览点评
由盛珍阁艺苑、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轻工工艺品出口商会联合举办的大型百年中国艺术陶瓷展览，于2002年12月12日至2003年1月19日在炎黄艺术馆隆重举行。此次展览，一共推出我国近百年成长起来的125位陶瓷艺术大师、陶瓷艺术家的优秀代表作品500件，是我们建国以来举办的队伍最为庞大，规模最为壮观，品种最为齐全，数量最为众多的一次陶瓷艺术展览。
这次展览推出的作品，从清末民初的珠山八友起讫至当代，突出了各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陶瓷艺术家，以艺术家的生平、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的发明创造为主线，展现百年来中国艺术陶瓷的历史。特别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展品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由大收藏家提供的收藏精品。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珠山八友的传世之作。
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珠山八友的横空出世，标志着相对于官窑的没落，民间优秀陶瓷艺术家的异军突起。珠山八友是王崎、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徐仲南、何许人、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10位绘瓷艺术家的总称。这10位大师级陶瓷艺术家，在中国陶瓷艺坛活跃了近百年。他们在继承我国优秀瓷器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民间陶瓷艺术的营养，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以海派美术家为榜样，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瓷艺创作，冲破明清官窑的藩篱，像一股清泉，一泻而下，不可遏止。他们的传世作品已经十分难觅，这次展出珠山八友的作品，让人们得以走近大师，一饱眼福。如王崎创造的浅绛彩瓷画，开创瓷画艺术新面貌。同时在他的作品上，还可以看到其开创了用大写意的手法，在瓷器上画人物的先河。从王大凡的展品，可以看到他独自发明的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手法。在汪野亭的作品上，可以看到他用中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取得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瓷器的山水作品注入了生机。在刘雨岑的展品上，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他发明的水点桃花的绝活，它为毛泽东专用瓷提供了样本。
在展览会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建国以后景德镇艺术陶瓷的巨大变化。王锡良、张松茂、张守智、戴荣华、辛青山、李进、何叔水、张炳祥、张福平、舒惠娟、辛婷等，一大批老、中、青艺术家群体脱颖而出，创造出“大型双面釉瓷版”、“陶瓷嵌丝工艺”、“釉彩青花（又称无光釉青花）”、“铁红釉”、“仿大理石纹釉”等艺术陶瓷新品种。
宜兴的紫砂作品让人耳目一新，老一代艺术家顾景舟、蒋蓉等的作品，传统功力深厚，中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格调高雅、意境清新。
龙泉青瓷的展品，造型古朴大方，釉色粉青、豆青、梅子青、黄绿、灰绿、菜绿等品种齐全。特别是似翠如玉的梅子青釉色龙泉瓷器展品，在造型、釉色、纹片、底足等方面，都与南宋官窑龙泉瓷器相同，令人感受到在消亡数年后，古老的龙泉青瓷重新焕发了青春。
近年来现代艺术陶瓷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艺术品投资内容，升值较快，为藏家看好。据中国轻工工艺品总公司崔总经理介绍，此次展出的作品品位很高，而且档位分明，既有一档可供传世的特别收藏品，也有供收藏界交流的一般收藏品，还有陈设品和礼品。
配合这个展览会，主办者还编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陶瓷艺术家作品珍赏》。该书简单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百年来艺术陶瓷发展历史，是一本陶瓷艺术珍品鉴赏之大全。
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龙泉瓷与辨伪
要说龙泉瓷，就要先说说龙泉窑。
说起我国老窑瓷器，人们往往首推宋时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定哥。起始于北宋的龙泉青瓷，似乎品级要低一等。其实，优质的龙泉古瓷，从古至今，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青睐。
龙泉窑位于浙江南部龙泉地区，与福建毗邻。汉代开始，已经有瓷窑，但真正让世人认可的是北宋时的青瓷。龙泉瓷是以地域而命名，以后便相沿袭。
龙泉窑自宋至清8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南宋的龙泉窑更以其莹润如玉的粉青和梅子青称绝一时，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此后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人们的喜好，商家纷纷对龙泉窑的产品进行仿烧。
在国内，景德镇仿烧龙泉窑产品延续的时间最长，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凭借着雄厚的烧瓷技艺，仿烧器物品种丰富。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对龙泉窑产品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注重釉色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品种和造型加以创新。
清末民初之时，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集青瓷，其后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与此同时，龙泉当地研制仿古青瓷之风大盛，一批民间制瓷艺人纷纷加入此行。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名噪一时，至民国初期，县城廖献忠(清秀才)仿古制品几可乱真。
1956年，龙泉瓷厂恢复生产。浙江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解放后烧制仿龙泉窑的产品，主要是根据南宋龙泉窑器物形制，如:双鱼洗、鬲式炉、牡丹纹大瓶等器物，但仿制得不刻意。
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龙泉大型瓷厂以仿古工艺品的形式大批量生产龙泉窑青瓷。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起，为获取高额利润，各种文物作假应运而生。龙泉窑青瓷的作伪，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辨识:
1.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2.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
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3.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4.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不同画派争夺中国艺术品市场
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中国画自古就是文人雅士的精神载体之一，也支撑着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在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画派是绘画艺术趋向繁荣、艺术思想趋向活跃、艺术风格趋向多元的标志之一，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画的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不同画派在争夺中国艺术品市场，并且这种争夺是非常激烈的。
中国画派市场规模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随着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的不断发展，中国画派市场规模的成长空间受到压缩，这表明其他类型的艺术品市场规模成长迅速。而京津画派、海上画派、浙江画派的拍卖市场规模优势地位依然存在。
下面，小编就结合中国艺术品产业研究院刚刚推出的《中国画派市场格局的分析研究报告》，聚焦对近现代中国画产生重要影响的京津画派、长安画派、岭南画派、金陵画派、海上画派和浙江画派六大画派，看看他们近年来是怎样逐鹿中国艺术品市场的。
中国画派市场规模在中国艺术品市场总成交额中占有一个比拍卖市场更为重要的位置，几乎占到了中国艺术品市场总成交额的一半。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总成交额规模的不断发展，中国画派市场规模的成长空间也随之不断成长，并未受到成长空间的挤压，这表明其他类型的艺术品市场规模迅速成长的同时，中国画派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张。
解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注水”行情
全球最权威的艺术市场信息公司Artprice发布《2011年全球艺术市场发展报告》，确认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艺术品交易市场
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近十年间一路高歌猛进，2012年3月和4月，全球最权威的艺术市场信息公司Artprice和欧洲艺术基金会，相继发布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戴着“全球第一”的帽子，是否意味着中国真的能一举“赶超”老牌收藏大国英美？屡创“奇迹”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是“水肿”，还是实力？艺术品假拍炒作现象究竟有多严重？6月中旬，记者前往中国艺术品拍卖重地北京，一探虚实。
知假拍假：500元梅瓶拍出880万元
“你猜这个元青花梅瓶值多少钱？”6月18日，在北京一位藏家金先生(化名)家里，一只元青花梅瓶摆在客厅的博古架上，梅瓶发色深沉，结晶斑透古渗胎，画工流畅，人物故事生动。“怎么也得几十万元以上吧？您就随便一搁？”记者一脸惊讶。
金先生但笑不语，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拍卖证书。翻开证书，记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只见上面一边盖着某知名拍卖公司的大印，一边写着元青花XX梅瓶拍卖成交价：8800000元人民币。
“别紧张，证书是真的，东西是新的！”金先生哈哈大笑。在收藏界里，最怕说东西“新”，所谓“新”，即现代仿古品。
“怎么可能？这家公司好几年前就拍出过单价几千万元的艺术品，新东西，敢给你发拍卖证书？”听到记者的质疑，金先生不慌不忙，“真的是我拍来的呀，不过，卖家是我，买家还是我。”他取出一个大信封，里面“铁证如山”：一本该拍卖公司印刷的春拍图录，翻开赫然就有这只梅瓶；一张写着“4万元手续费收讫”的拍卖公司收据；一个参拍号；一张拍牌。
金先生的梅瓶，是在该拍卖公司一场春季大拍上“出货”的。跟着这只梅瓶，还有一只汝窑水洗等总共7件物品。“梅瓶是在潘家园买的中仿，大概花了500元，‘成交价’880万元；汝窑水洗是低仿，买来花了50元，‘成交价’300万元，7件全部‘拍’出，不过卖家是我，买家还是我。一番折腾，拿了7张证书，成本是拍卖公司4万元的手续费。”
据悉，当时和金先生一起把东西拿去上拍的卖家朋友，一共有9个人。每个人都上拍好几件藏品，绝大部分是不值钱的“新”东西，少数几件真品，也是品相不好的残次货。按照起拍价3%~5%向拍卖公司支付手续费，金先生给出4万元，总起拍价是100万元，“这4万元包括图录费、保管费、佣金等，钱交了之后，拍卖公司就很‘自觉’地送给卖家一个参拍资格。虽然说按照行业规定，卖家是不可以参拍，但是又有谁去执法？所以，或者找人、或者亲自上阵，在卖场上举牌为自己的拍品当‘托儿’，已经是行内公开的秘密。”
金先生9人组，总共拿到9张牌，当时在拍场上可谓“叱咤风云”。大家端坐在各个角落，每到9人组的藏品起拍，自然举牌汹涌，但也许是货品实在太不“开门”(注：“开门”是古玩行话，通俗讲就是“一眼货”，一看就是真货)，近100件拍品竟然全部给自己人“举”回来了。“你别以为我们惨，我在场上观摩了一下，上百人的场子里，像我们这样有眼神交流的‘组合’，至少有4堆！”
假拍解读：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既然是假拍，卖家为什么还宁可白丢手续费给拍卖公司？“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作者、文化学者吴树向记者介绍了假拍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假充真，希望能把仿品买给“水鱼”的卖家，有时候真能碰上“二把刀”(注：“二把刀”是指古玩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赚个盘满钵满，如果卖不出去，卖家就索性自拍自举，拿到拍卖证书，造成“流传有绪”的假象，积累下次拍卖成“真”的基础。
第二种是当代书画真品，目的是为了捧高某人书画的价格，就像炒金银股票，炒来炒去倒几手，反正一张字画无论拍多贵，拍卖公司都收3000元的手续费，随便你叫价，假拍几轮下来，制造出越来越天价的“市面成交价格”。
第三种是为藏品制造“好出身”。比如金先生的梅瓶“拍”出去后，不仅上了拍卖公司的图录，还被各大知名媒体报道，将来如果想把这个梅瓶出售，图录、成交记录、媒体报道都齐全了，再加上一个完美的收藏故事，这就是一件“流传有绪”的真品，将来无论是再次上拍还是卖给私人，都有了价格基础。
第四种是洗钱，比如某人有1000万元灰色收入要“洗白”，他可以拿一件不值钱的藏品上拍，让朋友用这1000万元买下这件藏品，三倒两转，1000万元便成了自己的“合法所得”。
第五种是行贿，公权力拥有者把自己的藏品拿去上拍，想行贿的人自然踊跃捧场，当“送财童子”。
既然知道交给拍卖公司的是“纯手续费”，手续费高低由卖家的起拍价定，为什么卖家还愿意给高？吴树说，拍卖公司就是看准卖家希望定高起拍价。“根据规定，只要达到起拍价，有人举牌，这件东西就一定要成交，否则算卖方违约。卖方的心理价位往往较高，想多赚一点，那么手续费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是真正拍卖出去了，买家、卖家还要分别给拍卖公司10%以上的佣金。
记者了解到，所有的假拍，都会被记入官方的艺术品拍卖成交记录。
拍卖注水：大小拍卖公司都“水肿”
艺术品假拍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艺术品拍卖市场“水肿”有多厉害？《收藏投资导刊》编辑部主任毕武英说，中国拍卖市场注水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由于手续费的诱惑，“注水率”依然不低，主要集中在中小拍卖公司。
毕武英说，拍卖注水主要是文书画和瓷器类。前两年拍卖公司好大喜功，为了抢占所谓的市场份额，在公众面前迅速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一些拍卖公司都喜欢去攀比数字，客观上让全国的拍卖市场成交额成了“注水猪肉”。
毕武英说，现在拍卖市场注水率依然不低，但相比前几年好一些。“中小拍卖公司因为上拍的东西一般质量都不高，主要是靠手续费在挣钱，但现在大拍卖公司更倾向于真拍，因为只有真拍才能拿到20%的佣金。”
除了主动“注水”，拍卖公司也有被动“注水”的情况。毕武英分析，一种是“结款难”。有的买家举牌时很兴奋，哗一下举了1个亿，回来一看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肯定就要毁约。但是这种买家常常是大拍卖公司的常客，拍卖公司也不愿意和他撕破脸，这笔生意实际上就没做成。
另一种是货本身有问题。拍卖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卖方市场，真品少、珍品更少，对于肯出货的大藏家，拍卖公司是“捧在手心怕化了”，天天求着他们拿藏品上拍，给公司打品牌。这时候大藏家就会掂量了：我手里有好东西，也有差东西，甚至是高仿，既然拍卖公司求着我，那就真假好劣混在一起搭售，但这些差东西、高仿，在拍卖结束后，很可能就被买家发现，最后导致毁约。
毕武英说，这两种情况，都会让拍卖成交额虚高。现在“结款难”的坏账率，在大拍卖公司也估计超过10%。而且，越是天价拍卖，“结款难”越容易发生。今年以来，这种现象更趋严重。
天价珐琅彩瓷背后的中国艺术品投资现状
这些年延续海外拍卖行在市场上成功地推出中国“皇家御用”概念后，国内各家拍卖公司也把与康雍乾三朝相关的所有拍品都作为极品推出，乾隆珐琅彩瓷也自然成为市场极力包装和概念化的一个对象。珐琅彩瓷外观雍容华贵，呈“内廷恭造之式”的风格特征。但与宋、元、明朝的瓷器相比，终不免露出一股富丽有余之气。当今艺术品市场上的投资人在瓷器审美上，用在鉴藏宋元时期艺术品上面的时间，不可跟前人同日而语。少了一个由浅及深的学习过程，与早期藏家饱学传统美学，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在虚拟金融投机的氛围中，这种群体性的审美偏离，与各种媒体、拍卖公司的大肆造势渲染帝王御用品又屡创新高不无关系。市场跟风炒作日益气盛，买方市场的审美口味转向有赚钱效应的，以看得懂的纹样繁缛、色彩艳丽、构图饱满和工艺复杂为价值判断依据的皇家用品上。只买上升种类中的龙头品种，以短平快操作为主，由于资金充足，所以花再多钱也要抢到手。
不过，珐琅彩瓷器因市场对其相对比较谨慎，行为不理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比如前车之鉴：清末民初大银行家、著名古瓷收藏家沈吉甫，珍藏名贵古瓷1000余件，但因未有一件古月轩的器物而感遗憾。1932年他因奸商做局而买了“打眼货”——民国高仿古月轩花瓶，一怒之下将其摔碎，而有了后来古玩界熟知的“八万元听一响”的故事。
明清官窑瓷器历来是每年春秋两季艺术品拍卖中仅次于中国书画的参拍大项。由于国内大多数顶级古代书画的买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一般都是只买不卖，导致国内古画市场的单向流动非常严重。而明清瓷器相对于古代书画的存世量要大一些，且本身价格基础也较高。因此，未来几年间明清官窑瓷器将逐步超过拍场上中国古代书画的风头，尤其是远比元青花和清三代官窑精品瓷还稀少的瓷中翘楚——珐琅彩瓷器，将成为艺术品市场下一个天价的主要来源。
谁是天价推手
“玫茵堂珍藏”的主人是瑞士制药业巨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瓷器。作为著名的英国古董商、中国清三代官窑瓷器的国际高价推手——普·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在业内被人认为替“玫茵堂珍藏”收藏体系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玫茵堂珍藏”的主人无论是认识了专攻明清瓷器的古董商仇炎之为其“掌眼”把关，还是从仇炎之手中买断160件藏品囤积，再或在外面不停地收藏着重器，都属于通过典型的买断——囤积到适时的宣传炒作，最后达到获利抛售这样一种投资模式。不同的是他用了长达50多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周期。
2007年中国游资成为当下新一代的中国艺术古董商的资本，他们在“现代仇炎之”的帮助下，买东西很“生猛”。其中不乏如民国时期的“戴润斋”那样的人物，透过自己的古董生意，致力为财力充裕且有志收藏投资的人士，建构起与博物馆无出其右的上乘收藏。只是目前国内无收藏家可言，在炒作艺术品时，心太急了点，完全套用了炒股资本虚拟游戏的“买涨不买跌”手法。其游戏风险可见一斑，后果就是看谁接最后一棒，被高高地套在山巅上了。
企业家对艺术品的兴趣并非心血来潮。在他们眼中，艺术品不但可以像有价证券一样在全球市场上流通，像拿在手里的房子，不受不动产区域兑现的局限。目前看来，其投资回报率还要远远高于股票和房地产，再加上国内投资渠道不多，艺术品自然成为游资大量注入的选择。早在2007年的时候，一些江浙富豪像炒房地产、炒股票一样炒起了艺术品。他们闻出某个书画作品有增值味道，就会想方设法在各大小拍卖会场上，尽可能地先将其作品收集买断，囤积到一定的数量时，再在各大型拍卖会场，对同类的作品斥巨资拉抬“总是比别人多叫一口”的竞价方法，进行炒作宣传。比如，看上去为一件作品的竞拍他比别人多付了20%的钱，但他手里囤积的货，集体都升值了20%，这是一种金融杠杆方式的赚钱理念！他们最终会在合适的时机，选择某几个拍卖会，以远比原价高出许多的价格抛售。这些人的举动在不断刷新艺术品拍卖纪录的同时，也带给全球艺术品市场一种信息——“中国艺术品价位正处在大幅拉涨时期”。
同时，从2007年开始就有消息不断称，外国收藏家将抛出手中的中国艺术藏品。再加上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境外的藏家为解决自己企业资金链短缺的问题，连续低价抛售手中的艺术品，给中国有收藏意识的买家，增加了更多囤好货的机会，为后来参与天价拉升做好物质基础。反观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逆势上扬，短短两年时间内跃入“亿元时代”，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境外人对中国艺术品的抛售态度有关。
谁来接盘
据业内人士分析，现在艺术品入市群体以民营企业为投资主力人群，其次是企业高层经理人。
未来国内收藏群体会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企业收藏会有所增加，资产规模在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将是投资艺术品的主体，其次为资产规模在数千万元的人士。2011年中国的创业板上先富起来的一群人，手中拥有难以估计的财富已经是社会现实，他们必然要寻找投资渠道。目前中国富人的艺术品投资资本配置比例非常低，位列福布斯富豪榜前500位的中国“资本大鳄”们投身于艺术品投资的比例在5%到10%之间，而在国外这个数字通常为90%以上。
目前国内一些经济实力不俗的企业， 尤其是山西、内蒙古、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和民间金融风投机构热衷于艺术品投资。他们借鉴英国伦敦1995年—2000年的文化产业复兴过程，文化产业一举成为居伦敦金融业老大之后的第二支柱产业之经验，窥视到艺术品交易类在这个第二大支柱产业中竟然占到了18%的GDP份额的事实。他们积极地以企业名义竞拍艺术品， 得手后凭拍卖公司出具的服务业发票， 以所购艺术品作为“固定资产”或“经营设施”列账。在有关税收法规迄今未予明确前，也有的企业将购置的艺术品列入“其他资产—艺术品”项下核算，待其处置行为发生时再作相关的账务处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2005年曾经颁布了一条《关于明确企业所得税有关业务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三条明确，纳税人为了提升企业形象，购置古玩、字画以及其他艺术品的支出，不得在购买年度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在处置该项资产的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虽然文件现在已经被废除了，但在执行期，许多企业还都是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换句话说，用应当上缴国家的税前利润去做企业长期的再投资项目。至于企业是否用计提折旧、减值报损的方法去做点什么、图点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亿元时代”背后的风险分析
任何投资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尽管艺术品投资市场与其他两项投资品股票与房地产的成交额相比，艺术市场成交额不到股票、房地产的1%，折射出艺术品投资市场的地位相对较低，还未成为大众主流的投资品，未来投资空间及艺术品升值空间还极具开发性。但就其投资的市场规律、风险来源、回报周期及回报规模等，市场还没有足够的研究与认识。大多数投资者还缺乏深入研究，受“炒作”影响，盲目跟风而上者多，与国外一些收藏家的收藏经历相比，致使投资买入的时机和价位都不理想。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逐渐繁荣和金钱的极度诱惑，赝品更会以惊人的速度弥漫至整个艺术品投资市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更有甚者，一些电视鉴宝栏目今天刚推出某件精品赏析瓷器，不久后某拍卖会场上便会有类似的拍品出现。
因此市场上需要支持“亿元时代”的复合型人才非常缺乏，未来必将成为艺术品投资市场发展的瓶颈。
目前中国艺术品投资在合理避税、投资保险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艺术品投资需要价值认同。没有这个作基础，下一个接盘人是无法产生出来的。因此，艺术品未来趋势绝对不适合做短线投机。艺术品投资的长期收益率一定会高于同期国债，以投资为目的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封闭期最短也在3年以上，一般的投资周期是5至7年。因此，流入艺术品市场的金融资本，实际上必须要比其他一些领域更谨慎、更具长远投资的眼光才行。
伦敦苏富比中国艺术珍品专场精品选粹
5月，伦敦苏富比将隆重推出两场中国艺术品拍卖，于5月16日开拍的『中国艺术珍品』专场呈现151件精彩拍品，领拍之作乃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双如意耳扁壶，形制恢宏，纹饰亮丽，实乃乾隆年间江西景德镇御窰制瓷工艺巅峰佳例。
此外，拍卖会亦放出多件宋代珍器，包括一件钧窰天青釉紫斑盌、以及鎏金铜像及书画等，佳品琳瑯，不容错过。
精品一览
Lot 10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双如意耳扁壶
《大清乾隆年制》款
估价：1,000,000-1,500,000 英镑
尺寸：48.3 公分
Lot 60
北宋 定窑白釉刻莲纹葵口盌
估价：260,000-300,000 英镑
尺寸：21.8 公分
数量：2
Lot 46
林风眠 《持镜仕女》
设色纸本 镜框
估价：150,000-250,000 英镑
尺寸：65 x 65.8 公分
款识：林风眠
钤印：「林风暝印」
Lot 65
宋/金 钧窑天青釉紫斑盌
估价：150,000-200,000 英镑
尺寸：8.5 公分
香港苏富比1989年11月14日， 编号8
伦敦苏富比2003年11月12日， 编号133
徐展堂收藏， 香港
Lot 39
清乾隆 剔彩春寿宝盒
《大清乾隆年制》、《春寿宝盒》款
估价：110,000-150,000 英镑
尺寸：38 公分
数量：2
Lot 17
清乾隆 绿地粉彩轧道通景十八罗汉图双耳撇口瓶
估价：100,000-200,000 英镑
尺寸：37.2 公分
Lot 139
清乾隆 掐丝珐瑯饕餮纹灵芝钮三足盖炉一对
估价：100,000-150,000 英镑
尺寸：24.5 公分
数量：4
Lot 72
元 吉州窰黑釉剪纸剔凤凰纹瓶
估价：100,000-150,000 英镑
尺寸：28 公分
Lot 47
林风眠 《春》
设色纸本 镜框
估价：100,000-150,000 英镑
尺寸：64 x 64 公分
款识：林风眠
钤印：「林风暝印」
Lot 73
北宋 定窰白釉镂雕花卉纹薰炉
估价：80,000-120,000 英镑
尺寸：15 公分
数量：2
迈尔收藏
伦敦佳士得1974年6月24至25日， 编号34
Walter Hochstadter 收藏
纽约佳士得2009年18至19日， 编号510
JJ Lally & Co., 纽约， 2010年3月
展览：《Chinese Ceramics in Black and White》， J. J. Lally & Co， 纽约，2010年，编号17
Lot 134
明宣德 青花四季花卉纹水盂
《大明宣德年制》款
估价：80,000-120,000 英镑
尺寸：9.5 公分
Lot 71
宋 耀州窰青釉瑞兽足炉
估价：60,000-80,000 英镑
尺寸：18 公分
Lot 25
清乾隆 红釉玉壶春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估价：60,000-80,000 英镑
尺寸：30 公分
Lot 67
南宋 龙泉窰青釉塑龙纹盖罐
估价：60,000-80,000 英镑
尺寸：27.2 公分
数量：2
香港苏富比1985年5月21日， 编号73
伦敦苏富比2003年11月12日， 编号79
展览：
《历代文物萃珍：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展》， 香港艺术馆， 香港， 1990-91年， 编号112
《关氏所藏宋代陶瓷》， 香港艺术馆， 香港， 1994年， 编号57
Lot 70
金 耀州窑青釉胆瓶
估价：60,000-80,000 英镑
尺寸：28.8 公分
伦敦苏富比2003年11月12日， 编号40
徐展堂收藏， 香港
展览：《关氏所藏宋代陶瓷》， 香港艺术馆， 香港， 1994年， 编号92
Lot 91
明 木雕彩塑四大天王一组四尊
估价：50,000-70,000 英镑
尺寸：最大一尊111 公分
Lot 32
清乾隆 剔红锦地团花纹册页式盖盒
《大清乾隆御制》款
估价：50,000-70,000 英镑
尺寸：16.5 公分
数量：2
Lot 58
西周 青铜匜
估价：50,000-70,000 英镑
尺寸：37.4 公分
Alphonse Kann收藏， 巴黎 （编号365）
于1940年10月被纳粹夺取， 后存于法国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编号 Ka 121）， 后转于奥地利 Altaussee salt mine 艺术馆，1947年7月归还原主
He’le’ne Kann-Bokanowski 收藏， 巴黎
Lot 135
明正德 黄地青花栀子花纹盘
《大明正德年制》款
估价：50,000-70,000 英镑
尺寸：25.2 公分
数量：2
Lot 69
五代/北宋 耀州窰青釉刻花罐
估价：50,000-70,000 英镑
尺寸：13 公分
Lot 28
清雍正 仿汝釉六方渣斗
《大清雍正年制》款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10.3 公分
数量：2
Lot 16
清嘉庆 粉红地粉彩轧道福寿双全纹瓶
《大清嘉庆年制》款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20.5 公分
Lot 110
清十八/十九世纪 青白玉寿星立像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19.2 公分
Lot 104
清乾隆 青白玉穿云游龙纹盖盒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10 公分
数量：2
Lot 21
清十八/十九世纪 德化白釉观音立像
《博及渔人》款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88 公分
Lot 75
南宋 龙泉窰青釉琮式瓶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25.8 公分
Lot 59
宋 建窑黑釉兔毫盞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12.4 公分
数量：2
Lot 112
明永乐 青花缠枝莲纹梅瓶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25 公分
Lot 138
明万历 五彩松阴纳凉图六棱觚
《大明万历年制》款
估价：40,000-60,000 英镑
尺寸：13.8 公分
纽约亚洲艺术周 为中国艺术品建立新坐标
9月中旬，在纽约亚洲艺术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中国艺术品将再现风云。除了此前已经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的“瓷母”之外，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行，以及邦瀚斯等拍卖机构将纷纷依托自己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地位，推出一些重量级拍品。
知名藏家抛头露面
当拿到纽约苏富比以及佳士得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图录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其中的名家收藏专题实在太多了，“美国西北部杰出藏家的旧藏”、“旧金山一位女士的收藏”，绝大多数的收藏者都不太愿意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有时候拍卖行则会有意的推出一些知名藏家。
在今年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上，将有一件雍正时期的粉青釉浅浮雕缠枝花卉纹抱月瓶，估价为150万至250万美元。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高的估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曾经是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FrederickBruce)的旧藏。作为英国驻中国特使额尔金勋爵(LordElgin)的弟弟，布鲁斯爵士也是驻华公使重要成员。圆明园劫难后，他又成为英国驻中国的全权大使。他的收藏是那个时期的典型，大量是从圆明园洗劫中获得的，也有部分是他在北京的四年任职期间从市场上得到的。在近年来中国艺术品的拍卖市场上，他的旧藏已经逐渐开始被业内藏家所关注，除了在内地以及中国香港市场之外，纽约市场也是其旧藏露面的重要场所。
而对于拍卖行来说，如果能够在内地、香港、纽约三地形成一个联动的效果，这无疑对于推动整体市场是非常有帮助的。此次苏富比在纽约特别推出了“艺海观涛—坂本五郎珍藏中国艺术·宋瓷”专场拍卖。在2013年的时候，苏富比曾经在香港推出过坂本五郎的珍藏中国艺术专场拍卖，而纽约作为目前宋代瓷器的拍卖“高地”，此次苏富比推出的坂本五郎宋瓷专场拍卖会，无疑有延续去年在纽约拍卖市场上，宋代瓷器屡创天价之势，进一步确立宋代瓷器的价值地位。虽然在今年的香港的拍卖市场上，一是克拉克旧藏北宋定窑划花八瓣花式大碗，以1.4684亿港元成交。但总体而言在香港以及内地市场上，瓷器拍卖依旧是明清官窑的天下，因而苏富比将宋瓷依然放在纽约，无疑是有其战略考量。
重新确立市场“坐标”
其实，无论是推出重器，还是祭出名家，对于拍卖行来说，在纽约拍场上最为重要的目的还是在于重新确立中国艺术品的市场“坐标”。此次坂本五郎的宋瓷专场拍卖中，有一件宋黑釉铁绣花涡纹罐，估价达到了250万至300万美元。许多国内的瓷器藏家看到这一价格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件瓷器出现在内地的拍卖市场上，如果能够拍到200万元人民币，就已经算是天价了，而现在的货币单位则是美元。
宋代黑釉瓷器多以花鸟或草木主题纹饰为主，但此次拍卖的这件却是大胆采用抽象图案，并且曾多次展出，包括196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宋元美术展”，又载于重要文献《世界陶磁全集》。因而对于市场来说，判断一件瓷器的市场价值，其指标除了年代和窑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附加的参考要素，这件瓷器无疑给了最好的例证。另外一件估价同样为250万至300万美元的南宋青白瓷卷草童子纹梅瓶，底纹划花疏密有致，变化丰富，刻划童子更显立体生动，仿如浮雕。这样的估价也显示出拍卖行对于这类瓷器的价值定位。
对于纽约的拍卖行来说，有时候还会利用一些专题拍卖来提升某一类冷门拍品的市场价值体系。佳士得拍卖行此次在纽约推出了格林伯格的宫廷料器的专题拍卖。料器也称“玻璃器”。清代中国的料器工艺进入了全盛时期，康熙、雍正及乾隆时期的宫廷玻璃厂的技术更是炉火纯青。而在私人收藏中，前两年佳士得曾经在香港推出过舒思深伉俪料器珍藏，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市场反应，因而今年佳士得在纽约重新推出名家的料器珍藏，无疑也是希望能够借此重新引起市场的关注。
除了料器之外，今年两大拍卖行还推出了文人赏石、翡翠雕刻等冷门品种的专题拍卖，藉此能够重新让市场关注这些工艺品，并进而影响它们的市场价值。
中国醴陵将建世界陶瓷艺术城 投资三十亿
7月7日，由著名的意大利阿克雅设计公司担纲方案设计的中国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规划整体设计方案，顺利通过有关专家评审。据悉，该项目预计总投资30亿元，总占地面积650亩，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计划于2013年全面竣工。
陶瓷艺术城项目是醴陵市与华泽集团双方合作的一个重大项目，项目一期工程180亩，投资6亿元，物业类型涵盖了陶瓷博物馆、李铎将军艺术馆、五星级酒店和大型雕塑广场等。
会上，来自意大利阿克雅建筑设计公司的外国专家通过视频短片、图片说明等方式，对该整体设计方案进行介绍，方案以陶瓷器皿作为建筑外观，结合展览、住宿、绿化等功能，共同构成建筑的意象属性。
在听取了项目设计方案之后，与会专家就艺术城建设理念，发展趋势及功能定位、布局分类等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专家们认为，该方案的设计完成了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体现出空间形态的自由奔放，强力的符号化功能和地域文化特质。同时建议，陶瓷艺术城是承担着中国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外观颜色和外墙装饰上要多考虑中国传统元素，在建筑外形上面应加深变化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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