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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6天 景瓷商进新家

“流浪”6天 景瓷商进新家

瓷砖墙面 宋代天圣瓷器鉴别 全瓷瓷砖

2021-05-14

瓷砖墙面。

12日晚,江西景德镇59家瓷器商人来到长春,运来9大卡车瓷器。13日,当他们将瓷器卸下来准备销售时,长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扣押了部分瓷器。原来,他们自称的展会根本没有审批,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瓷商们将瓷器运到暂租库房,他们称损失要超过100万元。

本报讯120多名江西景德镇瓷商,带着9大卡车展品在长春“流浪”了6天后,经本报牵线,在长春市信访局的撮合、社会各界的关注下,4天中瓷商们进行了三次“相亲”,最后终于找到新家。昨日,瓷商们开始忙着布展,长春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新文化报》,帮政府解忧。

第一次“相亲”路途太远没相中

15日,几十名瓷商来到长春市信访局,希望政府出面帮助解决此事。此次瓷商每户共交纳场地租金1213元,在江西交了1000元,在长春交了213元,这213元已经在警方的监督下退还给这些瓷商。警方认为此案不属诈骗,属于商业欺诈,瓷商们可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他们也可以回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此时,梅河口市一家商城的王先生打来电话:“我们这环境好,还是室内展览,我们正和梅河口市政府各部门取得联系,尽量减免一些税,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先派两个人过来看看。”

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长春市信访局县区处副处长赵万刚立即与瓷商们进行沟通,但由于路费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第二次“相亲”场租太贵没谈拢

16日,瓷商们再次来到长春市信访局,副处长赵万刚立即召集建委、执法局、公安、物业等相关部门人员一起解决此事。在此期间瓷商们情绪激动,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

当日长春某艺术品交易会组委会负责人杨先生给本报打来电话,希望这些展商能去他们的交易会来参展。遗憾的是,虽然记者和长春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尽力争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瓷商们仍然觉得场地费用太高,第二次“相亲”失败了。

第三次“相亲”多方撮合终成功

17日,瓷商们来到省信访局。这时,本报热线又收到线索,长春市某展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提供场地。记者立即与赵副处长取得联系,安排第三次“相亲”。100多位瓷商几乎有100多种意见,不标准的普通话更是给沟通带来很大困难,经过多回合磋商,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

长春市信访局赵副处长表示,政府对此事十分关注,考虑到瓷商们的实际情况,建委、城管、展会等方面的手续可以不办了,在一个月内,允许他们在长春合法经营,并对本报这些天帮助政府解决实际问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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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瓷:皇帝的瓷器


在景德镇关于御窑,关于皇帝的瓷器有很多传说,但流传最广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御器厂奉皇帝的旨意要烧造一批青花大龙缸,由于烧制的难度很大,所以久烧不成。一个叫童宾的窑工在万般无奈之下纵身跳入窑内,以骨作薪,赴火而亡。几天后开窑一看,大龙缸居然烧造成功了。后来,朝廷就在御器厂的东侧修建了“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并敕封童宾为“风火仙师”,从此“风火仙师”就成为景德镇窑工们每年都要祭祀的一位神。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多用品都是专门为皇帝生产的,瓷器也不例外。而在景德镇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的几百年间,有成千上万名窑工在官窑中劳作了一生,童宾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景德镇”这个名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和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景德”就是宋代一个皇帝的年号,虽然那时候宋代的官窑还没设在这里,但这里所生产的青白瓷已有“冰肌玉骨”的声誉,深得宋真宗的喜爱,于是在景德年间,宋真宗下令将这里所生产的瓷器进贡给朝廷,景德镇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当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的唐英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是一窍不通,于是他就利用九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坏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参加绘画等等,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

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唐英历经了雍正和乾隆两朝,在景德镇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由他领导的御器厂被称为“唐窑”,这个时期也是景德镇为皇帝生产瓷器的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

景瓷绝技小传人


拉坯技艺的小传承人

8岁的梁渊晟是景德镇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从今年10月份开始,他有了另一个身份——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非物质 文化保护遗产项目中,拉坯技艺的“传承人”。

师从外公学拉坯

昨日中午12时,刚刚从学校下课的梁渊晟被父亲带到外祖父王炎生工作的古窑陶瓷文化博览区一号作坊。梁渊晟的外祖父,身负景德镇手工制瓷非物质 文化遗产拉坯传承人的盛名,号称景德镇第一手工拉坯大师。

“做这一行真的很苦,泥土这些原材料对皮肤和身体的侵害,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职业病。”看着梁渊晟在拉碗,王炎生指着自己有点外曲的双腿说,“这 就是我们长期*开双腿坐在轱辘上造成的。”

既然这个行当如此清苦,那王炎生为何会选择8岁的外孙来继承这个看起来比较清苦的手艺?

梁渊晟回答得很简单:“因为我喜欢!”

相比而言,外祖父王炎生的回答更让人回味:“我的年纪大了,不可能长时间从事这个职业,而现在的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这一行。”

绝技能否不失传

虽然收了外孙作为传承人,但王炎生似乎并不指望梁渊晟能接他的班,他更希望外孙能考上大学。这不免让人生疑,这样的传承人能否让拉坯这项绝技不 失传?

王炎生笑了,他认为如果有关部门能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比如工资待遇、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让传承人能安心学艺,安心从艺,那么拉坯技艺就不会失 传。毕竟他希望外孙能进入大学校园的初衷,也是希望外孙能够找到一个能养家糊口安家立业的职业。

而目前王炎生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除去退休工资,王炎生每个月还能从有关部门拿到千元左右的补助,但王炎生认为这样的福利并不牢*:“我 现在从事的是拉坯表演,如果我做不动了,就要走人了。这样不牢*,没保障的用工关系,你让一个年轻人去做这个本来就很苦的行业,谁都不会去做啊。一旦用工 单位不用你,你连养老婆孩子的钱都没有了。”

言下之意,没有基本待遇保障的情况下,传承人也难保让绝技不失传。

生产性保护或许是正道

王炎生的观点或许显得有点实际,但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景德镇著名的陶瓷文博专家周荣林说,要解决王炎生提出的问题,就必须开展生产性保护,而非目前这种将传承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仅仅从事供游人表演 的职业。

擅长拉出13节而且中空的葫芦瓶的王炎生曾经跟媒体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对于普通游客参观,我一般只拉两节,只有来了上级领导参观,我才拉4 节、9节。以我这个年纪,拉得太多,一是精力吃不消,二是容易上瘾,所以我一般都会有所控制。”

周荣林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王炎生之所以能拉出13节的中空葫芦瓶,是因为他通过几十年的劳动生产,在生产中掌握了丰富的拉坯经验和诀窍,这也 就应了熟能生巧的老话。而现在拉坯已经成了表演项目,甚少去拉13节葫芦瓶的王炎生的手艺肯定要比过去生疏不少。

有业内人士认为,越来越发达的机械制瓷工艺也在挤压着手工制瓷技艺的生存空间,以至于手工拉坯这种效率较为低下的制瓷技艺无法和生产结合,才会 产生手工制瓷都只能成为表演项目的局面。

不过,王炎生和周荣林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手工制瓷有着机械制瓷无法比拟的优势,有很多懂陶瓷的人还是喜欢手工陶瓷产品。“如果请来企业 家投资,由政府扶持,将这原始的制瓷技艺重新搬上生产线,让手艺变成真正面向市场的产品,实现手艺的价值,那么王师傅的希望就能得到实现,而这门技艺就会 随着市场需求而一直传承下去。”

冒牌“景瓷”深圳大展销


“39名景德镇市民在深圳陶瓷展销失败后,有展销商哭诉急需钱来安葬家中死亡多日的老父亲,以此博取顾客同情。”3月27日上午,深圳周先生告诉记者这样的消息。记者立即向景德镇市瓷局求证,瓷局认为这是外地陶瓷展销商在破坏景德镇的声誉。

27日上午,深圳市民周先生致电记者,有39人自称是景德镇市民在深圳罗湖区春风路展销陶瓷数日。3天前,展销商为了销售陶瓷,通过各种坑蒙拐骗的方式哄抬陶瓷价格。从26日开始,由于展销即将结束,一些展销商竟然跑到马路上拦截深圳市民,用一副痛苦的表情诉说家里遭遇种种不幸。甚至有展销商在摊位前挂起白布和麻袋,说家中老父已经病亡多日,无钱安葬,如果陶瓷不能推销出去,就不能回家办丧事,以此博取深圳市民的同情。展销商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深圳市民的强烈不满,当地媒体在报道中说展销商如此行为与乞讨没有区别。

记者随即致电深圳的朋友,确认此事属实。27日中午11时,记者和景德镇市政府副秘书长、瓷局局长黄康明取得联系。黄局长告诉记者,他也听说了类似的事情。景德镇对陶瓷展销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理说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经查,这些陶瓷展销商果然都不是景德镇市民,而是外地人打着景德镇的旗号在破坏景德镇的声誉,景德镇市瓷局将会对这件事情展开深入调查。

景瓷展销已成众矢之的


八年多来,瓷都景德镇由于陶瓷品种丰富多彩、品位高雅,自发地形成了一支又一支展销大军,他们将景瓷配套成龙,活跃在我国各大中城市进行展销,后来还发展到国外,形成了一道道奇异的风景线。这些“游击队”在早几年也碰到过一些好运气,但现在由于他们几乎已经对全国的大中城市都逐一进行了“扫荡”,再也不能激发当地市民的新鲜感和好奇感。而负面影响已充分暴露,所以景瓷展销已成众矢之的并显示出日暮途穷的困境,展销队伍的营利可能和营利水平越来越低。

由于展销队伍素质低,展销时间有限,布展形式简陋,即使许多名瓷器也往往在限定时间内卖不出去,最后只好低价甩卖。

这就使得这块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不断贬值,一位知名洁具品牌的老板在一次有景德镇市分管陶瓷的副市长等领导出席的联谊会上动情地说:“我们一个马桶卖几千元钱,而景德镇那么好的花瓶只卖几百元钱,甚至几十元钱,那怎么干得下去?景德镇的牌子都给他们卖掉了,看到他们在风雨之中、烈日之下守生意,又觉得他们可怜!”

作为展销队伍的衣食父母,广大消费者现在也被展销队伍教“刁”了,许多消费者发现展销前期的价格远远高于后期的甩卖价格,不少消费者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有些人怨气顿生,对景德镇人产生了不可信赖的感觉,产生展销前期大家看而不买,等到展销队伍真的要转移,挥泪大甩卖的时候才买,这就使得展销队伍陷入困境,难以盈利。

现在的景瓷展销队伍已由盛转衰、士气低落,许多人继续展销只是出于无奈,找不到其他工作而已,大家知道展销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只能是做一次算一次。

许多地方的新闻媒体对景瓷展销队伍的到来给予了关注,甚至连续报道了展销情况,而这些报道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负面报道。将展销队伍的困境和狼狈状况公诸于众。的如雷贯耳和展销的困境对比岂不是良好的新闻素材?敏感的记者难免闻风而动。

展销队伍用以包装瓷器的稻草和饭后遗弃的一次性饭盒也污染了环境,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展销队伍的低价倾销也严重打击了当地的景瓷经销商,不仅如此,展销行为甚至还伤害了景德镇客居各地的居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千多年来,景德镇人民都为家乡生产出的精美瓷器感到自豪。而最近几年,他们看到景瓷展销的尴尬处境都非常伤感。湖北宜昌的《三峡商报》就连续报道了景瓷展销的困境,其中就有如下标题“谁能破解名瓷销售困局”、“景德镇瓷展被困宜昌”、“货没卖出十分之一”等等,一位客居宜昌的女子将这些报道复印后寄给景德镇市市长,并写了一封令人感动的信,她说:十年以来一直为家乡而自豪,连续报道让她“如鲠在喉”,呼吁展销队伍“莫让蝇利玷污瓷都的品牌”!

景瓷的出国展销也产生过不良影响。远的不说,今年八月份,景德镇市政府大力扶持陶瓷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分管陶瓷的副市长亲自带队前往德国开拓市场,遗憾的是:一支景瓷展销队伍同时在德国展销,并公开广告因签证受限、特价处理抛售,两支队伍形成鲜明对比,“游击队”严重冲击了“正规军”。景德镇的金字招牌被泼尽了脏水,让人痛心疾首。

是属于全国人民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大品牌,品牌价值难以估量!而展销行为对她的伤害已形成共识,许多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展销没有出路也已成为共识,但展销现象还迟迟没有消失。这一方面是展销人员的短视,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举办活动为增添气氛和人气,邀请展销队伍并提供条件所致。因此,为了尽快消除展销现象,一方面需要景德镇政府加强管理和教育,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也应该停止邀请展销队伍,不为他们提供方便,并依法征税,否则即是渎职。队伍陷入困境。

“瓷商”砸的啥瓷?廉价“潮州瓷”


正规“景德镇瓷商”斥责砸瓷毁了“景德瓷”声誉

本报记者袁江斌报道本报昨天报道了南山区出现的又一起“景德镇瓷商”砸瓷事件,引起不少读者关注。一位资深瓷商主动报料称,那些被砸的都是“潮州瓷”,并不是地道的“景德瓷”。这位瓷商及其同行均对砸瓷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败坏了“景德瓷”的声誉。

昨天下午,这位姓钱的瓷商在看到本报报道后,马上拨打了本报热线,希望与记者面谈。钱先生是一位资深瓷商,在深圳经营“景德瓷”已有多年。一见面,钱先生就指着本报刊登的照片告诉记者,那些瓷商砸碎的瓷器并不是“景德瓷”,而是“潮州瓷”。据他介绍,从成本上来说,“潮州瓷”要便宜一半以上。据称,瓷商前天砸的那堆瓷器根本值不了几个钱。

接受采访时,钱先生及其多位同行均对砸瓷行为表示出强烈愤慨。他们认为那些瓷商们打着“景德镇”的名号,却在全国各地砸瓷,严重败坏了“景德瓷”的声誉。据钱先生介绍,这种砸瓷闹剧在国内四处上演,实在丢人。

据了解,这个露天瓷展什么证也不具备,却还要继续一段时间。记者采访获悉,瓷展在城管、工商等部门都没有备案。据相关城管执法队的负责人介绍,瓷展占用的是待建地,可能是从开发商或承租方那儿取得的,他们既没有占用市政道路及用地,也没有搭建临时建筑,因此很难适用相关管理条例。

瓷商何以屡屡“挥泪”败走


“瓷头”跑了,而大多数瓷商都没卖出多少货,有的连路费都挣不出来。展销合同到期后,广场管理者下达了三次撤场通知,瓷商们也没有撤出。

市民则认为,瓷商开始的要价太离谱,难以避免最后“挥泪大甩卖”的结局。

本报4月20日热线消息20日上午,记者来到济南英雄山风景区赤霞广场看到,广场上摆满了瓷器,但场面冷清,一个个瓷商垂头丧气、满面愁容。

瓷商难以招架 “挥泪大甩卖”

英雄山风景区经营科科长李素梅告诉记者,这些瓷器业主都是来自景德镇的瓷商。一名姓万的“瓷头”与他们风景区签订了租赁场位协议,从3月16日正式展销,至4月7日到期。然而合同到期后,“瓷头”跑了,他们已经下发了3次撤场通知,但是这些瓷商的瓷器都一直不撤走。当记者采访瓷商时,他们一个个都欲哭无泪。

一名姓林的瓷商说,他自己本来是制作瓷器的,今年被姓万的一个瓷头“忽悠”到济南进行展销,“万瓷头说,济南是文化名城,文化底蕴很深,保证我运来的瓷器都能卖完。”他交给万瓷头2000元的参展费,并花了4000多元的运费将瓷器运到济南。但是直到现在他的瓷器卖了才不到三分之一,连本都没挣回来。

记者采访了几个瓷商,他们大部分都说是第一次来到济南,都大呼:“赔了!赔了1一名60多岁的瓷商说,他现在连住宿的费用都挣不够,但是如果运回去,损失会更大,所以现在赔钱也卖。“现在连回去的路费都成了问题了。”瓷商们无奈地说:“现在即使赔钱也要卖出去。”

“甩卖怪圈” 成为滞销瓶颈

英雄山风景区经营科李科长说,近几年来,这种展销在济南有不少,但是销售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宣传不到位,另一方面就是难以摆脱甩卖的怪圈。

市民张先生说,他住在赤霞广场附近,每年的瓷器展销会他都过来转转,去年他在甩卖的时候买了一件瓷器才花了200多元钱,今年过来一看,价位竟然上升了10倍,“这价格太离谱了,我肯定不买。到最后肯定会降价。”

市民徐先生说得也很透彻,有些瓷商要价太高,瞒天过海乱标价,釜底抽薪猛砍价,双方的信任度就大打折扣,所以在展销期间很少有人买。他说:“其实瓷商应该讲究诚信,要价别太高,这样也许会卖得快一些,就不会出现这种到了最后再‘挥泪甩卖’的现象了。”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


元代统治中国时间并不长,但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却是一个创新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景瓷生产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

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釉色装饰贫乏,因此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很高水平。

与青花同时,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下呈现红色,烧制难度较大。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霁青釉等 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装饰丰富多彩。

元代景瓷生产的另一创新是在工艺方面瓷土配方的改革。过去,瓷土原料配方单一,可塑性低,变形率高。元时,在景德镇东北部高岑村的山上发现了新瓷土,将这种瓷土与过去的瓷土配合,变一元配方为二元配方之后,由于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型率,使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为制造大型器创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出高岑,世界上就把这种瓷土统称作“高土岑”。高岑村也就成了“高岑土”的命名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 朝庭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庭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釉呈卵白色,所以被称为卵白釉枢府器。这种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度好,比以前的青白瓷质量又有很大提高。

景瓷:皇帝的瓷器(图)


在景德镇关于御窑,关于皇帝的瓷器有很多传说,但流传最广的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景德镇御器厂奉皇帝的旨意要烧造一批青花大龙缸,由于烧制的难度很大,所以久烧不成。一个叫童宾的窑工在万般无奈之下纵身跳入窑内,以骨作薪,赴火而亡。几天后开窑一看,大龙缸居然烧造成功了。后来,朝廷就在御器厂的东侧修建了“佑陶灵祠”为童宾立祠,并敕封童宾为“风火仙师”,从此“风火仙师”就成为景德镇窑工们每年都要祭祀的一位神。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很多用品都是专门为皇帝生产的,瓷器也不例外。而在景德镇专门为皇帝生产瓷器的几百年间,有成千上万名窑工在官窑中劳作了一生,童宾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景德镇”这个名字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已经和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景德”就是宋代一个皇帝的年号,虽然那时候宋代的官窑还没设在这里,但这里所生产的青白瓷已有“冰肌玉骨”的声誉,深得宋真宗的喜爱,于是在景德年间,宋真宗下令将这里所生产的瓷器进贡给朝廷,景德镇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当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的唐英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是一窍不通,于是他就利用九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坏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参加绘画等等,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

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唐英历经了雍正和乾隆两朝,在景德镇前前后后待了20多年,由他领导的御器厂被称为“唐窑”,这个时期也是景德镇为皇帝生产瓷器的最后一个辉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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