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5月26日上午10时，由院热能工程系与湖北中瓷窑炉公司共同设立的为鼓励考研学生和优秀贫困生的首届“中瓷奖学金”颁奖大会在学院陶艺中心一楼召开。中瓷公司总经理丁志坚先生，院副院长周健儿、学工部部长黄弘，蒋方乐副教授，热工系副主任汪和平老师等及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热工系党总支副书记艾玉庭老师主持。
丁志坚先生首先表达了对陶瓷学院的良好祝愿。他诚恳的说，如果这个微不足道的奖学金能为陶瓷学院的众多优秀陶瓷人才带来良好的作用，为陶瓷行业培养更多的人才，那公司会很开心；他表示，如果效果好，公司会一如既往地与热工系合作下去。周健儿副院长感谢中瓷公司的善举，并对热工系学生要立志在陶瓷行业的发展作了激情的动员，对中瓷公司的事业与员工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在阵阵掌声中，各位嘉宾为“中瓷奖学金”获得者钟贵全等9名研究生和方忠等3名优秀贫困生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后，丁志坚先生作了专题报告。他用朴实的话语，将人生哲理娓娓道来；并希望与我系继续保持这种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一席话激励着我系到场的每个同学。大家表示，一定要发奋成才，为中国陶瓷行业增添新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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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冠陶瓷窑炉节能项目获国家补助550万元
１０月３０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经过积极争取，该市中冠陶瓷有限公司窑炉节能改造项目获国家财政奖励。国家发改委以发改环资[2009]2483号文件下达资金计划，获补助资金550万元，这是目前该市获得的国家和省节能财政补助资金额最高的一个项目。
鄂州中冠陶瓷有限公司是该市重点高能耗企业，去年11月份以来，该公司为推动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实施了窑炉节能改造，通过改造窑炉结构，采用电脑控制脉冲燃烧工艺，提高了燃烧效率，变“二次烧成”为“一次烧成”，并将淘汰下来的素烧窑改造为干燥窑，利用烧成窑余热烘干坯料，同时对电机系统实施无功补偿和变频技术改造。该项目实施后，年可节约标煤22108吨。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的实施，将对该市高能耗企业集中的建材行业发挥良好的节能示范作用，对于推动该市“两型社会”建设、确保该市“十一五”节能目标的顺利完成，具有积极的意义。
陶瓷窑炉余热回收
生产陶瓷的一个重要过程是烧成，烧成是在窑炉中进行的。陶瓷生产的窑炉有连续式的（隧道窑）也有间隙式的（倒焰窑），不管是隧道窑还是倒焰窑，其热效率都比较低。效率低的原因除了燃烧损失、散热损失等原因外，重要的一点是排烟损失。烧成隧道窑废气带走的热量损失约占总热量的20%～40%，而倒焰窑废气带走的热量约占燃料消耗量的30%～50%。因之回收窑尾废气的热量加以利用是提高窑炉效率的关键。
陶瓷蓄热体
国内隧道窑排烟温度一般在200～300℃，也有高达400℃，个别倒焰窑的排烟温度可高达560℃。一方面窑炉排烟带走大量余热，另一方面为了干燥坯件，一些工厂又另外建造窑炉或锅炉产生热风和蒸汽以满足烘干坯件的要求。近年来，随着节能技术的不断开发和推广，热管技术已在陶瓷烟气余热回收中得到应用。
一、隧道窑烟道气余热利用隧道窑余热回收主要用以加热空气作为烘干坯件的热源，也可作为助燃空气以提高窑炉本身的热效率，两者的选择可依据各工厂具体情况而定。
二、电瓷厂隧道窑冷却带余热利用将电瓷厂隧道窑冷却带400℃～450℃的废气抽出通过热管换热器换热，烟气温度降至300℃，再返回窑炉中烧成带作为气氛膜风使用。被加热的新鲜空气送入烘房，干燥电瓷器坯件。
三、倒焰窑烟道气余热利用某厂倒焰窑排烟温度为564℃，实测该窑炉热效率仅为23%，由于坯件入窑前需要预热烘干，因之需再建一个烘干窑，以煤作为燃料，燃烧的烟气作为烘干热源。根据计算，如将560℃烟气降到160℃排空，将新鲜空气加热到60～120℃，其热量足够烘干坯件所用。
无款瓷中也有珍品
景德镇自明代洪武二年设立御窑厂以后，绵延500余年窑火不熄，所产官窑瓷器精品浩如烟海。明永乐帝朱棣开官窑书写当朝纪年款之先河，随后明清两朝历代官窑器署纪年款遂成惯制，直到清朝末代的宣统终止。
本文关注的是另一种情况，即不署纪年款的瓷器珍品，这类瓷器通常不为人们所熟知和重视。明代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年至1464年）的近30年，除了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大明天顺年制”款的青花小碗外，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署有这三朝官款的任何器物。据《明实录·英宗实录》记载，御窑厂在明代正统初年就被严令停烧，直到天顺丁丑，才见青花瓷有“委中官烧造”的记载，因而这三朝被陶瓷史学界称为“空白期”或“黑暗期”。其实，“空白期”并非真正一片空白，虽然官窑被迫停烧，原来一批制作官窑器的能工巧匠为了生计不会就此歇业，有的转业民窑，使民窑的工艺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具有官窑质量的民窑产品。这些产品也为当今瓷界、藏界所珍视，只是识别它们需要相当的眼力。
清代也有这种情况，《浮梁县志》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所以康熙时期的民窑器一般都不书年款。
康、雍、乾盛世三朝的官窑器也有不书年款的，有些甚至是皇帝指定不书款，如清宫造办处3349号档案记载：雍正十年八月十五日“司库常保持来黄地暗龙茶园一件，传旨照此样交年希尧将填白釉烧些来，底下不必落款。”这类由皇帝钦定，御窑厂烧造但并不落款的产品，瓷界称其为“无款官窑器”。
另外还有仿前朝瓷器而书当朝年款，以及民窑中“官古户”等高级制品书堂名、轩名款的精良产品，其中不乏可与官窑器相媲美者。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下令将景德镇御窑场改设为陶务监督公署，委派郭葆昌为陶务公署监督，当时生产的书有“居仁堂制”款的瓷器，虽然不是官窑纪年款，但其出自官窑，也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瓷中神话元青花
青花瓷器初见于唐，成熟于元，元青花被称为“瓷中神话”，是现今不可多见的珍贵收藏品 。今天，小编就带您了解下瓷中神话元青花。
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元青花之常识
元代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需要，中国瓷业较宋代又有更大的进步，景德镇窑成功的烧制出青花瓷器。青花瓷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产销兴旺，元人蒋祁著《陶计略》(记元代景德镇瓷业情况的唯一书籍)中记述：“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捡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 元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其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根据时间大致分为延祐期、至正期和元末期三个阶段，其中又以“至正型”为最佳。
元代青花瓷器中的官窑器和民窑器仅能从纹饰上加以区分。原因是自元代延祐元年开始明确“双角五爪龙纹”及“麒麟、鸾凤、白兔、灵芝”等，臣、庶不得使用。因此凡有禁用纹饰的青花器也是民窑受命而生产的官窑器，但不画这些纹饰的元青花瓷中也必有相当一部分是官窑器。而元青花中的三爪、四爪龙纹及制作较粗的器物上基本为臣、庶所用的民窑产品。
元青花之纹饰
元代景德镇陶工在继承唐宋制瓷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弥补了形体上工艺粗糙的不足，使元青花更精美。
青花与刻花、印花、瓷塑、浅浮雕等多种技法相结合，绘画充分发挥蓝白的艺术效果，有白地青花、蓝地白花或青花线描为地几种风格。在装饰时，工匠结合不同器型采用不同技法，有的用两种、三种方法配合或几种方法集中于一体，刻花线条粗犷有力，印花线条圆润耐看，浅浮雕效果立体感强。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元青花纹饰绘画方法以平涂为主，结合勾、皴、点、染技法，线条苍劲有力，显示出元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才能。
构图方法大致可分为饱满和疏朗两类。饱满类型的装饰，无论圆、琢器，全器被青花纹饰所覆盖，有的器身布满青花纹饰达8层之多，以此突出表现元青花的壮美之感。元青花饱满型装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通体以卷枝纹或海水纹为地，突出白色的花纹或在地纹上作菱形曲线开光，开光内绘一主题纹饰。这种饱满设计方法多在八棱器上体现，看似繁缛，实则安排有序，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和时代风格。疏朗形式的装饰，讲究无论是圆、琢器的青花纹饰都由单独纹样构成，装饰画面疏朗，活泼自然。如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的青花龙纹玉壶春瓶，全瓶绘一条龙盘绕器身，画面简洁，给人以龙在无垠空间中自由飞腾之感，视觉效果极好。另一种疏朗纹饰是写实或写意的瓷画，画面较开阔。再有一些民间供器及殉葬品的青花纹饰就更为疏简豪放，用线条快速描绘图案，可谓一气呵成，别具一格。
瓷器中的白眉，瓷器中的白瓷
德化窑在今福建省德化县境内，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民间瓷窑。以烧制一种低铝高硅的白釉瓷器而驰名于世界，在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化白瓷创烧于宋朝晚期，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达到了高峰。
《天工开物》中有记载，德化窑烧造精品白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佛像雕塑。德化窑瓷器造型丰富，常见有炉、觚、尊、洗等仿古式样及各种人物雕塑，兼烧少量的日用瓷器如盘、碗、碟、杯等。
德化白瓷开始于隋代，逐渐发展于宋、元、明、清，历代均有大量生产。景德镇的白瓷多白中泛青，而德化白瓷产品风格独特，不仅质地纯净坚硬，且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胎釉浑然一体，在光照之下，釉中呈现粉红色，故有“象牙白”之称。置于冰点以下，也不会变色、变形和损破釉面。
景德镇作为外销瓷器曾大量出口，远销日本、印度、伊朗乃至于埃及。尤其在欧洲备受人们的欢迎，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白”、“鹅绒白”，在日本人们称赞它是“瓷器中的白眉”即瓷器中的极品，足见其精美程度。
瓷中皇后珐琅彩
清末民初，西交民巷懋业银行大掌柜、著名古瓷收藏家沈吉甫，收藏30余年，珍藏了1，000余件名贵陶瓷，然而，他却因没有一件“古月轩”珐琅瓷而深感遗憾。1932年，因奸商做局，沈吉甫买了一件民国时期高仿的“乾隆官窑珐琅彩蒜头瓶”，在得知上当后，他一怒之下将赝品摔得粉碎，这便是后来古玩界熟知的“八万元听一响”。珐琅瓷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古今收藏家痴迷不已，让市场为之疯狂？本文通过香港苏富比2013年春拍的康熙御制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图盌这件作品，解密神秘的珐琅瓷，分析其市场行情及走向。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在清代政治、经济最为强盛的康雍乾三代，珐琅彩瓷远渡重洋，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走向繁荣，成为叹为观止，今人仍旧不可企及的御窑瓷器精品。
回调中的明清官窑瓷器
在今年苏富比春拍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香港著名收藏家张永珍所藏的“康熙御制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图盌”。这件直径仅为11厘米的小碗，碗口外撇，盌壁内收，胎质洁白，釉料纯净，在胭脂色地上，以艳丽的色彩绘制了莲塘景致，蓝倚青绿，粉伴黄白，画中莲叶或蜷展，或枯残；荷花或含苞，或绽放，婀娜多姿，意雅趣真。底书“康熙御制”双行四字蓝料楷书款，外罩双方框，字体工隽挺拔，圈足边沿修理规整。专家考证，该件莲花图盌当属宫外御窑厂拉坯修胎，宫中御作坊绘图敷色，先后两次入窑烧制而成，成为景德镇官窑与紫禁城造办处亲密合作的见证。
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仇国仕在拍前曾介绍，这只盌所绘莲塘景致的图样是独一无二的，未见类似的盌器著录于册，该件瓷器也印证了康熙御制瓷器“每品皆属独一无二之作”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康熙御制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图盌成为苏富比春拍中国瓷器及古代工艺品版块主推的重器，也是此次春拍预估价最高的作品——预估成交价达7，000万港元。
4月8日，康熙御制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盌专场拍卖在众人期待下举槌，然而，实际竞拍情况并未如事前预估的那么乐观。该件作品以4，000万港元起拍，在经过情绪并不高昂的竞价之后，最终以6，500万港元落槌，低于此前的预计成交价。对此结果，很多业内人士表示，这一价格远未达到之前期待的价格，甚至未达到应有的市场价格，有人还称其为“挥泪咬牙大甩卖”。也有藏家认为，这一价格表明当前的市场对明清官窑瓷器的承受力仍显疲弱，“瓷器的买家算是捡了大便宜”。
尽管如此，该件莲花盌在市场上的升值神话仍旧让人叹为观止。这件原本为伦敦艺术商 Bluett and Sons拥有的瓷器，在1983年香港苏富比10周年拍卖专场上，首次出现在香港市场，在当时以52.8万港元成交，为香港大藏家张宗宪收入囊中。此后，在1987年的“天民楼藏瓷”、1993年的“‘云海阁’重要中国瓷器——张宗宪珍藏展”中均有出现。1999年，该件作品再次出现在香港佳士得拍场上，以1，212万港元成交，辗转至张宗宪妹妹张永珍手上。历时40年，该件瓷器几经转手，已从最初的52.8万港元上涨至今日的7，400万港元，涨幅高达140余倍。
拍卖之后，本件瓷器的竞得者——香港古董商、“永宝斋”创办人翟建民与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部门主管仇国仕手捧这件作品，同台亮相，展示这件历经名家递藏的御用瓷器。翟建民也对外表示：早在1983年，这件瓷器第一次出现在香港拍卖市场时，他就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50万港元对当时的他而言，并非小数目；1999年，康熙御制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盌第二次出现在市场上，翟建民参与竞拍，出价到800万港元后放弃，再次与这件瓷器擦肩而过。14年后，当得知苏富比将从香港藏家张永珍手上征得这件作品，并于春拍上拍时，他最终抓住了这次机会，竞得作品。在拍卖之前，翟健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作品的最终成交价可能会在1.1-1.2亿港元左右。在市场仍旧处于回调的行情下，翟建民以远远低于之前预估价的7，400万港元竞得这件瓷器，终于圆了他积在心中30年拥有这件瓷器的心愿。
拍卖结束后，资深中国古代艺术品投资鉴赏顾问梁晓新对这一结果评价道：这件康熙珐琅彩小碗属于顶级的清官窑瓷器，若按照2010年或2011年的市场行情而言，成交价应该是在1亿港元以上，但实际仅仅勉强以6，500万港元落槌，说明高端拍卖市场目前的承接力相当有限。“以康雍乾三朝烧制的珐琅瓷来说，它们所代表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其实是无法真正用钱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它的价值没有可比性，没有上限。”
北京永乐拍卖瓷器及中国工艺品负责人戴岱则认为莲花盌成交价格合理。“虽然是珐琅彩，但没有御题诗，也不是清宫档案可查宫廷如意馆知名画家所绘，属于珐琅彩系列中普通品类”，相比而言，目前成交价是合理的，这一成交结果也显示了瓷器市场现状理性、成熟。
彩瓷中的皇后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或发蓝，属于一种玻化物质。珐琅可运用在不同材质的胎体上，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称为画珐琅，即在已烧好的素胎上涂彩料作底，加绘纹饰，再经炉火二次烧制而成，一般称为瓷胎画珐琅或珐琅彩瓷，简称珐琅彩或珐琅瓷，后人也俗称“古月轩”。画珐琅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盛行于比利时、法国、荷兰三国交界处佛朗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里摩居因其制作内填珐琅工艺见长，发展成画珐琅的重镇。16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往来加速，尤其是康熙朝平定台湾，禁海开放后，西洋制品开始涌入清朝，画珐琅也由广州等沿海港口传入中国，在当时被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珐琅”。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宫聘请法国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指导烧造画珐琅器，之后，郎世宁、王致诚等西洋传教士也间接参与到珐琅瓷的制作中。在中外工艺师的共同努力下，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经过多次试验，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将画珐琅的技法移植到瓷胎上，在经过不断尝试之后，终于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流传至今的珐琅彩，并生产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珐琅彩，在样式、图案上摆脱西洋风格影响，发展出具有中国风格的珐琅彩瓷。
珐琅瓷的兴盛，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个人喜好密不可分。在皇帝的关照下，珐琅彩深得其他种类瓷器难以企及的待遇。珐琅瓷在雍正朝日臻成熟，乾隆期达到顶峰，成为皇家独享的珍玩，被后世誉为“官窑中的官窑，绝版的宫廷艺术品”，因其鲜艳的色彩，也被誉为“彩瓷中的皇后”。《陶雅》就讲到：“雍正窑极精之脱胎瓷画有四绝焉：质地之白白如雪一绝也；薄如蛋壳口嘘之而欲飞，映日或灯光照之背面能辨正面之笔画彩二绝也；以极之显微镜规之花有露珠，鲜艳纤细蝶有茸毛茎茎竖起之三绝也；小品而题极精之楷篆各款细如蝇头四绝也。”
据统计，原清宫收藏的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共计400件，每一件或两三件盛一木匣，匣内糊囊，匣盖上刻填色品名，标明“瓷胎画珐琅”。史书有载：“宫中瓷胎画珐琅，自乾隆三年九月始，陆续配制楠木匣，匣内糊囊，珍藏在乾清宫”，可见乾隆帝对瓷胎画珐琅的宝爱之极。
然而，由于珐琅瓷制作成本高、烧制难度大，珐琅彩生产需要强大的经济能力作为后盾。加之皇室独揽珐琅彩的烧制工艺和使用权，技法和制作工艺很难流传到民间。因此，随着清朝的衰落，珐琅彩的制作工艺也逐渐失传，盛极一时的宫廷珐琅彩制作方法走向消亡。
从清宫流传下来的珐琅瓷，在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300多件被运往台湾，后来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40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零散收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珐琅彩则是晚清流散出宫或被英法联军掠走的。
珐琅彩现，必见天价
20世纪80年代，珐琅彩瓷拍卖市场由西方转到东方，进入香港市场。1985年5月21日，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出现在香港佳士得拍场上，估价为70-100万港元，最终以110万港元被张宗宪竞得。珐琅彩瓷首次迈过百万港元大关，拉开了珐琅彩瓷高价成交的序幕，也为此后珐琅彩瓷屡创天价奠定了市场基础。
进入1990年代，珐琅彩瓷出现在市场上的数量仍旧有限，但其成交单价却急速上升，出现多件千万港元以上的作品。1997年，一件清乾隆黄地开光珐琅彩山水纹碗在香港苏富比以2，100万港元成交。1999年，一件清雍正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杯在香港佳士得以1，784万港元成交，香港藏家庄绍绥将其收入囊中。
在此之后，珐琅瓷延续千万元的升级跳，屡屡创下天价。2002年，一件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枝梅竹纹盘以3，252.4万港元成交；2003年10月26日，一件清乾隆御制“古月轩”珐琅彩内佛手果子外花石纹题诗盌在香港苏富比又以2，918.2万港元成交。
2005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场上，翟健民受托以1.15亿港元竞拍下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而这件珐琅彩瓷在197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成交价仅为1.6万英镑，30年后，其价格涨幅高达300多倍。
珐琅瓷的天价神话诞生在其后一年。2006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场上，张宗宪收藏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出现在市场上，据其上次购入时间相差21年。最终，该件瓷器以1.51亿港元的高价成交，比最高估价高出7，000多万港元，创下当时珐琅彩拍卖的世界纪录。相比1985年香港苏富比110万港元的成交价而言，价格翻了130余倍。
2007年，在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出现一件原清宫内务旧藏的清乾隆珐琅彩荣华富贵灯笼尊，该件作品最终以8，400万元成交，成为迄今为止内地市场上成高价最高的清代珐琅瓷。此外，北京翰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北京华辰等拍卖公司都有出现精品珐琅瓷。
2010、2011年也成为珐琅彩瓷随中国艺术品市场高涨再次踏步上前的时机。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出现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祥云瑞蝠”开光式“四季花卉”图纸搥瓶，以大幅超过估价的1.4亿港元成交，再谱珐琅瓷的亿元神话。
2011年4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拍卖会上，预估价为1.8亿港元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成为专场焦点，若能顺利成交，将刷新清宫廷官窑的世界拍卖纪录。然而，备受关注的这件瓷器却流拍，但随后买家就通过私下洽购的方式，以两亿港元将这件瓷器买下。而在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玫茵堂”主人是以992万港元将其购得，相隔14年，增值约20倍，由此可见珐琅彩瓷巨大的增值空间。
在其之后，香港佳士得也有一件清乾隆蓝地珐琅彩双龙莲纹碗上拍，作品估价1，000-1，500万港元，最终成交价高达6，002万港元。与此同时，小件珐琅瓷也取得不俗成绩，2011年11月23日，香港邦瀚斯举行的“玛丽及庄智博鼻烟壶珍藏”专场2取得巨大成功。在这次拍卖上，景德镇官窑制，黑书“乾隆年制”篆款的“瓷胎画珐琅葫芦形鼻烟壶”估价200万港元，最终拍卖价超过估价的4倍多，以838.4万港元成交，创造了瓷胎画珐琅鼻烟壶的世界纪录。
2012年11月28日，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秋拍上，3件乾隆时期的珍罕珐琅瓷不负众望，成交总额超过1亿港元。这3件珐琅瓷珍品均出自美国著名收藏家英斯利·贝莱尔。其中包括一对唐英监制的乾隆早期彩绘摇铃尊，分别以3，426万港元和3，538万港元被著名英国古董商Littleton&Hennessy收入囊中。而另一件仅高6厘米的乾隆料胎画珐琅四老图小笔筒，也以4，882万港元的高价成交。
近年来，清宫珐琅彩器物在拍卖场上的价格一路攀升，令人侧目。粗略统计，目前公开的25件亿元中国艺术品中，珐琅彩器就占据了5件之多。难怪有人推论“收藏一件确切无误的雍乾珐琅彩瓷器，等于在玩一场胜算十足的游戏”。
未来市场主流
作为清代宫廷艺术品中工艺繁复、烧制精美、传世稀少、艺术成就最高的御制瓷器品种之一，珐琅彩瓷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督促下，汇集当时最优秀的画师和匠师烧造而成，烧成的数量非常少，绝大部分又珍藏在两大故宫中，能在市场和私人手中流通的“开门”珐琅彩瓷非常珍贵稀少，也是全球各地收藏家们梦寐以求的珍品。民国初年，景德镇曾仿制一批珐琅彩瓷，虽技艺高超、几可乱真，但仿品是用粉彩与料彩混合，并非真正的珐琅彩瓷。难怪有藏家表示，康雍乾三朝烧制的珐琅瓷所代表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其价值没有可比性，没有上限。
从目前成交结果来看，珐琅瓷高价拍品基本都出现在香港，国际化的香港拍卖市场，明清官窑瓷器已成为主角，这也是苏富比和佳士得40年精心培养出来的市场，拥有一大批国际化的忠诚客户。业内人士均认为，明清官窑瓷器，尤其如珐琅瓷这样的顶级官窑瓷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仍会成为香港市场的主流。
正如翟健民所言，正是由于珐琅彩瓷的稀缺度，珐琅瓷成为目前陶瓷价格巅峰的器物，明天、后天它永远都会稳坐在中国陶瓷价格的巅峰上。“依据艺术品市场的经济规律来判断，珐琅彩瓷的市场前景一片光彩，不论其他瓷器品种行情如何，珐琅彩瓷今后依然会受到藏家的追捧，市场仍会非常稳定。”
“乱世中瑰宝”—民国瓷
民国时期虽然国家未统一战争频繁，但当时的文化艺术却发展的不错。民国瓷器作为乱世瑰宝有着别样的艺术性和美感，今天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民国瓷是按照年代来划分的一类瓷器。民国初年，仿古瓷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无论在胎质、釉色以及绘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国瓷继承了清代末年以来仿古瓷的工艺成就，仿古陈设瓷的生产和销售非常活跃。
收藏民国瓷主要收藏细瓷。细瓷是供上层人士使用的日用瓷和瓶尊之类的陈设瓷，工艺水平很高，有较高的艺术收藏价值。民国瓷有几个收藏重点：一是洪宪瓷，二是彩画仿古瓷，三是珠山八友的瓷板画。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四是民国瓷塑作品。
选择民国细工粉彩应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艺术价值，另一个是瓷器的完整精美程度。比如以瓶为主的各类陈设器、壶与各类文房用具，很多名家都画过壶，有的极为精美，具有较高的升值潜力。目前，青花瓷、粉彩瓷，凡画工简单、无底款、器形又小者价位在百元左右。如果青花发色好，或粉彩鲜亮，而画工精细者，虽无底款也值几千元。如果画工好、釉色好、又有底款，无论是青花还是粉彩价位都应在万元。至于那些仿清三代官窑品和“珠山八友”的精品价值就更高了。
关于民国瓷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民国统治时期虽然短暂但其间的文化艺术发展不可否定。民国瓷器也是中国瓷器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部分，不可轻视和否定。
瓷中艳后釉里红
各种金属元素在釉中会呈现不同的色泽，如钴会产生蓝色，铁会产生褐色等，在釉中含有一定的铜元素会出现鲜丽的红色。在工艺上釉里红和青花完全一样，是在胎上绘画后罩透明釉经高温烧制而成，区别在于青花瓷以钴作呈色剂，而釉里红是用铜作呈色剂。
一．举步艰难的元代釉里红
用铜红料作釉下彩绘的工艺元初已经掌握，但因工艺要求高，技术上难以突破，发展缓慢。1979年在江西丰城发现了一件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的楼阁式谷仓（高29.5厘米，陪葬用），上有元至元戊寅即1338年的纪年铭文。从釉里红呈色看灰暗深紫，并未烧好，而同期的青花瓷已有巨大进步，足见釉里红工艺的复杂。
造成元代釉里红技术落后的又一原因是缺乏有力的市场需求。元代青花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地区对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的癖好，诱人的出口瓷的利益成为元青花成熟的催化剂，而釉里红却得不到经济刺激，举步艰难是可以想见的。
用寥若辰星来比喻存世的元釉里红并不为过，迄今报道的元釉里红不过数十件，其中还有不少是残破的。
几十年来元代釉里红代表性的发现有：
1964年，河北保定窖藏出土两件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盖罐，花叶镂雕后涂釉里红。
1964年，北京丰台元代塔基出土影青釉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
1970—1980年，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上发现1.8万件中国陶瓷器，其中有一件釉里红双叶纹诗文碟，双叶用胎上刻暗纹填釉里红的方法。
1976年，江苏吴县发现元釉里红暗龙纹盖罐，釉里红呈色明丽，艳若胭脂。
1980年，江苏西高安窖藏出土了二十件元青花，同时出土四件元釉里红，分别为花鸟纹罐，芦雁纹匜，折枝菊纹转心杯、堆塑螭龙纹转心杯等。
此外，还有一些元代釉里红残件瓷片的发现。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东南亚一带元釉里红小罐的发现，这些小罐5—8厘米高，有双耳，可系绳，据说是当地人藏槟榔用，就称其为“槟榔”，同样造型和纹样的还见青花瓷。
纵观这些已发现的元代釉里红，有这些工艺上的特点：
釉里红呈色多种，鲜红的较少，大多趋灰，有明显晕散，有温度失控而铜红料“烧飞”的变白现象；
施青白釉或白釉，和同期青花相比釉面较深；
采用白地釉里红绘画或刻划暗纹后釉里红涂地的方法。以色块装饰为主，较少线描纹饰；
造型品种简单，仅玉壶春瓶、罐或是杯、匜等几种。
这些特征都说明了元代釉里红的原始状态，但这并未影响其艺术价值，每一件元代釉里红都是价逾黄金的珍宝。
二．官窑袭断的明代釉里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超经济力量的存在，给各种自然物品赋予非自然的神秘色彩。明代时，釉里红成为惟有官窑才能烧制，惟有官府才能使用的品种。
我们还无法知道为什么明代只有官窑烧制釉里红，但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元末时，农民起义队伍称红巾军。朱明王朝建立后，对红色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士兵均着红袄。红色是明代象征皇权的神秘力量，使明初釉里红的制作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明初釉里红由官窑烧制，在技术的改进上有了财力的保证，使明初釉里红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
明初洪武釉里红上和元代产品有很大区别，表现为：
线描纹饰的成熟——明代釉里红在装饰上采用线描方法，改变了元代釉里红以色块为主的原始装饰工艺。洪武釉里红采用了勾勒点染、双勾填色等多种技法，能自如的表现各种纹饰。
釉里红呈色的改进——明初釉里红的呈色有了改进，整件器物的色泽统一，已较少见到含灰或烧飞的现象。洪武时，呈色有艳红、深红和灰红三种，艳红和深红的有晕散，灰红的一般无晕散。
器物造型的巨大——洪武釉里红以大盘、大碗、大瓶等巨型器为主，其中直径40厘米的大碗更是典型器物。对这种直径一尺多的大碗的真正用途目前还是个谜，有人猜测这种巨型碗可能是祭祀用具，使之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明代釉里红技术上的改进完成于永乐和宣德两朝。到永、宣时，釉里红呈色已娇艳欲滴，釉面油润晶莹，纹饰绘画趋向简约和灵动，达到了釉里红制作的巅峰。除了传统的白地上用釉里红绘画外，还出现了红地白花等新品种，最为成功的是一种称为宝石红的三鱼纹和三果纹高足碗。这种碗的外壁有三条小鱼或三枚果子，以红釉填涂，红宝石般的艳红而闪亮，又微微高出白釉釉面，传说以西洋红宝石填入，成为宣德官窑的一代绝品。
宣德以后，官窑釉里红因制作难、成本高已很少制作，而以低温红釉替代。明中后期官窑釉里红虽有个别存世，但和洪武釉里红的雄伟、永宣釉里红的华贵已不可同日而语。
三．官民窑并举的清代釉里红
釉里红工艺明代后期几乎失传，明末清初时，首先由民窑恢复生产。这时的一些民窑小碗上、采用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的方法，大多以青花画枝叶，以釉里红画花朵，淡雅中透出几分喜气。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官窑很注重釉里红技术的恢复，这三朝官窑中都有上乘的釉里红作品。和明代相比，清代釉里红呈色有了改进，呈色红中透紫，既无元明釉里红的红艳，也无因烧制不好而出现的灰黑或烧飞。同时，清代的釉里红呈色已能分出浓淡色阶，这是又一个重要进步。这时的官窑釉里红大多采用白描的方法，和同期青花复杂而多样的绘画方法相比，在表现能力上还有有一定差距。采用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是最多的装饰手段，如雍正官窑的八仙过海青花釉里红碗上，以青花画八仙人物、釉里红画海水，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乾隆时的云蝠纹以青花画灵芝云，以釉里红画蝙蝠，也是很成功的创作。这些成熟作品在清中后期的官民窑中被不断仿制，但无论从青花、釉里红的呈色和绘画技巧来看，都相距甚远，讥以效颦并不为过。
清代中后期民窑的釉里红生产一直没有停止过。
清乾隆到嘉庆时，民窑有一种青花釉里红盘是大宗产品。盘一般直径在30厘米上下，盘中青花釉里红凤穿牡丹、松树仙鹤等吉祥图案，做工一般，青花混浊，釉里红也暗淡。在当时商品环境下能让大众买得起的釉里红，只能做到这种水平，以维持低价。
清末民初中，有一种青花釉里红鲤鱼盘是非常成功的设计，造型抽象但灵动异常，鱼身轮廓和周围水草以偏紫的青花勾勒，鱼身中用釉里红画斜格纹，无论是构图还是色彩搭配，都恰到好处。这种盘口径有25厘米和30厘米两式、鱼纹又有雌雄之分（雄鱼瘦长而雌鱼肥胖）。据说这种盘在民国初颇受殷实人家欢迎，取“年年有余（鱼）”之意。在吉庆日专门用来盛肉，反映了农耕社会的美好向往，釉里红经过数百年发展，至此也许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诞生于民窑的釉里红在明代被官窑袭断，到清代官民窑并举的盛况又被民窑独秀的局面替代。西方一位哲人说任何事物都有回归到自身初始状态的趋向，釉里红的发展历程似乎也证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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