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了配合景(德镇)鹰(潭)高速公路建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余干县博物馆，于4月21日至5月24日对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刘家山中晚唐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出土的民用青瓷实物及各类支烧器具，进一步证明了江西是中国青瓷发源地之一，同时印证了余干梅港瓷土开采于唐代的文献记载。
据了解，刘家山中晚唐窑场是一座龙窑，距景鹰高速公路主干道直线距离约300米。在500平方米的考古范围内，考古人员发掘出大量青瓷器，器类包括碗、盘、碟、盆、钵、罐、壶、碗台及各类支烧具。据不完全统计，这类青瓷实物有1000余件。此次出土的器物，多数具有中晚唐特征，如玉璧形碗底，双系青瓷壶，双系青瓷罐等。这些青瓷器物造型或雄浑或精巧，釉色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瓷器窑址所罕见。
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研究专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称，这些青瓷器，其形制、釉色与浙江越窑(青瓷)、湖南长沙窑(青瓷)有密切联系，特别是胎上施褐彩的碗器类，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这对研究唐代青花瓷的意义重大。另据介绍，刘家山窑址的发掘，填补了余干境内无晚唐窑址的空白，而且也印证了余干梅港瓷土开采于唐代的文献记载，为研究江西窑业与浙江、湖南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启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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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古墓出土三件青瓷器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丰城古墓的千年面纱逐渐被揭开。14日下午，古墓出土了三件青瓷器，其中两件保存完好。
出土三件洪州窑青瓷器
随着最大墓的打开，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个建筑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千年墓室。墓室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等几部分，并有四层卷拱。旁边还有一相同的墓室通过耳室相连。考古人员说，这种连体墓室在丰城还是首次发现，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
当日下午3时许，随着考古人员的一阵欢呼，在连体墓中的土层中露出一琥珀色的圆形瓷器，小心翼翼挖出后，原来是只完整的青瓷碗。碗大小与现在人们使用的饭碗差不多，但碗底的形状与现在相反，为圆周形凹陷形状，上面有青色的纹理。考古学家介绍，这种碗学名叫“青瓷环底碗”，由于使用青料，烧成后往往在青花部分会出现有金属光泽的黑色斑点，此为宣德青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此后又发现了两件文物，一件为青瓷器盖，大小、形状与现在的陶瓷茶杯盖相似，着色清晰可见，保存完整。另一件为一圆形砚台，大小如圆盘，底有六个脚，出土时已被损坏。根据出土物品的外形、材质，经考古专家鉴定，均为丰城历史上著名的洪州窑青瓷。
墓葬中为何出土文物较少？
在本次考古中，让人寄最大希望的是7米古墓，因为六朝时期属于厚葬风俗较为盛行的时期，其墓葬中的随葬品应该较多。但考古人员打开以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此次出土的文物较少，这不禁让人想知道其中原因。
对此，现场的考古专家分析，有可能是墓室已在早年被盗。从现场所发现的五座墓葬中，大部分墓葬破坏得比较严重。虽然长达7米的墓室相对完整，在墓室顶部、后室、前室均未发现盗洞，但是，考古专家在清理耳室时，发现里面有碎砖，耳室外有一整片堆砌整齐的砖块向外倒。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盗墓贼从耳室进入墓室时，将封住耳室的砖块推倒。此外，在前室的拱形门口，一部分坟砖堆砌得较为整齐，另一部分则凌乱地倒在地上，从这些迹象看，这个墓室可能有人进去过。
但考古专家14日下午在已塌陷的连体墓中连续发掘出三件文物，引发了专家对连体墓是否是陪葬墓的猜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本次考古可能还会有新的变数。
目前，考古专家还在继续对发掘现场进行最后的清理。
陶瓷文化：隋代青瓷窑口及胎釉特征
隋代北方青瓷窑口有河北贾壁村窑，河南安阳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等，它们的胎釉特点是胎骨厚重，胎土经过淘洗，胎色多为灰白色，其中淮南窑瓷胎较粗；釉的玻璃质较强，透光度好，釉面常有纹片，外壁多施半釉，有流釉现象，釉色青绿或微闪黄。其中以贾壁村窑最具代表性。
当时北方所烧青瓷瓷质可分两类：一类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胎面施透明青绿色釉，流釉现象不甚显著；另一类胎色青灰，颗粒较粗，有黑色斑点，瓷化较差，胎面施透明青褐色釉，常有流釉现象。品种以碗、高足盘、钵为多。特征为胎体厚重，件大而不变形，瓷器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由于叠烧，器内均有三个支钉痕，装饰除钵划有花瓣纹和波浪纹之外，其他均以光素问纹饰为主。南方生产青瓷瓷器的窑口除浙江窑厂外，还有湖南湘阴窑和四川邛崃窑等。湘阴窑的釉也是玻璃质很强，除青釉外，还有黄釉、褐釉、酱釉等不同颜色，有些积釉处还出现翠蓝色或紫色窑变。四川邛崃窑产品地方特色明显，胎土色重，多为紫红色常在瓷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釉层较薄，透明度不好。
隋青瓷锯齿纹盖罐：罐平口，有盖，圆肩，鼓腹，腹下渐收，圈足外撇。盖面稍鼓，凸起弦纹数道，盖顶为石榴、莲蓬果实纽。壶内无釉，外施青釉，釉不及底。肩、鼓凸雕锯齿纹两周。罐体造型规整秀巧。
隋青釉龙柄四系环状壶：此器盘形口，长颈，圆形管状壶身，肩部直立龙形柄与盘口相连，另侧肩部有一假流，已残失，两肩上还有对称双系，下为喇叭形实足，颈、腹、足均饰数道弦纹，形态厚重，胎质灰白，通体施青釉，微泛黄色，遍布开片纹，下部有垂釉现象。
宋六陵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启示
“狐死首丘”，说的是狐狸濒死时，总是把头朝向栖身的小土山。《礼记·檀弓上》云：“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对故土的怀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统治者，内心深处时时不忘收复失地，回归中原。这种意识在他们的丧葬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绍兴高埠，因此地瘗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称之为宋六陵。该陵园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规模盗掘而夷为废墟。当我伫立于宋六陵废墟上，环视着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遗址简陋的陵区时，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统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迁葬故乡的心愿。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残片，而要认识这些瓷片的价值，首先必须弄清宋六陵何时被毁这一重大问题。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盗掘的年份说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会稽县泰宁寺僧侣宗允、宗恺勾结杨总统率众发掘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墓。同书的另一处又重复记述了此事，时间相同，但内容有所差别。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载南宋皇帝陵墓被盗之事最为详尽，该书云：“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岁戊寅”为南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这比《癸辛杂识》所记早７年。细读《辍耕录》的记载便可发现，其叙述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比《癸辛杂识》更真实可靠。《辍耕录》在援引《癸辛杂识》的相关记载后写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将十载，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窃恐此时庶事草创，而妖髡得以肆其恶与。妖髡就戮，群凶接踵陨于非命，天之所以祸淫者亦严矣。”这段文字有力地说明了宋六陵被盗的时间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动乱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兴元年，而绝不是《癸辛杂识》所说的至元二十二年，因为这时“版图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盗掘皇帝陵寝者必定依法“就戮”，谁敢冒死妄为呢？有两件事可以为证：（１）僧侣欲发掘南宋皇帝陵寝，“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这说明当时元兵虽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灭亡，否则，守陵人罗铣肯定不会有如此忠于宋帝而过激的举动的。（２）《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明史》亦有“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的记录。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从杨琏真珈那里籍没的资财修建天衣寺，这表明此前杨琏真珈已经被诛，那么他盗掘宋六陵的时间又怎么可能会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杂识》所载宋六陵被盗的文字虽较详备，却只是元至清初各书相关资料的未加考证的糅合，其中，盗掘陵墓的时间等系照抄《癸辛杂识》的，故舛误在所难免。同为清代编纂的、史料价值甚高的《续资治通鉴》，将南宋皇帝陵寝被盗的时间记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扬喇勒智（旧作杨琏真珈）发宋陵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的年月与《元史》记载相同。毫无疑义，绍兴高埠的宋帝陵园因“妖髡”盗掘而成为废墟的时间，是在祥兴元年暮冬。
杨琏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盗墓活动，使南宋统治者归葬中原的夙愿彻底粉碎了。他率众发掘的钱唐、绍兴的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银珠宝则不计其数。当盗墓者带着财宝扬长而去时，却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遗弃在苍凉死寂的陵园废墟上，无意地留给今人一个不难揭开的历史谜底。宋六陵出土的龙泉窑青瓷，以白胎瓷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浊釉的精品，它们的年代下限为祥兴元年，从器型和纹饰看，这些瓷器大多烧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龙泉大窑等地窑场的大宗产品，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非珍贵之物，自然也就不会为盗墓者所看重。问题在于龙泉窑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处州府以土贡的方式将之输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设立官窑，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对其他瓷器品种的排斥，相反，他们更需要纳用不同种类的瓷器以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设立官窑烧制青瓷时，曾“移情别恋”过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种，其中既有适合陈设的钧窑铜红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窑黑瓷。与之相比，南宋统治者喜爱龙泉窑白胎青瓷亦就不足为奇了。
必须指出，南宋官窑为了使产品的釉面更莹润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烧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以产品釉面普遍开片，这与宋朝统治者的审美观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端砚，到了宋代则更受世人珍爱，当时人们认为端砚以有眼为贵，眼的名称有“鸲鹆”、“鹦哥”、“了哥”、“雀眼”、“鸡眼”、“猫眼”、“绿豆”等，其中又以“鸲鹆眼”为最贵。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说：“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盗时，所见随葬品中有“端砚一只”。这证明古籍关于宋高宗对端砚的见解的记载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统治者对端砚尚且要求“莹润无瑕”，更何况本来就追求玉的质感的官窑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难以避免的开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为烧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龙泉窑的滋润如玉、釉面不开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认为，龙泉官窑既受处州府之命为朝廷烧造黑胎瓷，又在处州府的监控下生产用于土贡的白胎瓷，故《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所谓“县官未尝见”的上等瓷器，应包括处州府订烧的白胎贡瓷。由此联想到，余姚官窑（今慈溪开刀山等地窑址）于南宋中晚期烧制的釉面润泽而不开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绍兴府用于土贡，以满足朝廷对瓷器的审美需求。
考古发现广东境内早仿龙泉青瓷窑遗存规模宏大
中新社梅州1月1日电(杨草原唐林珍郑炜梅)记者1日从广东大埔三河镇余里村古窑群考古工作组获悉，余里村古窑群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陶瓷专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成基认为，这些古窑的部分产品当时应该是销往海外的。
他认为，该处是广东省境内已知最早的仿龙泉青瓷窑业遗存，而且是同类窑址中罕见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的明代龙泉系青瓷窑场。
余里窑窑址地处大埔县三河镇余里村水口山尾陲，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八十年代中期，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曾做过小规模的发掘。2013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客家博物馆、大埔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大埔县博物馆等单位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为400平方米。
目前，考古工作组发掘探方4个，探沟1条，揭示龙窑遗迹4座，出土大批窑具和瓷器标本。从考古发现情况看，余里古窑址群分布范围较大，现已发现有作坊遗迹。遗址中还有大量废弃堆积瓷碎片和匣钵，出土大量青釉瓷器残件，种类有碗、盘、杯，碟、瓶、炉、砚台、盖罐、灯盏、烛台、印模等十余种日常用瓷以及窑具匣钵、窑垫等生产工具，烧造制作流程等附属建筑均有遗迹保存，遗物丰富。
刘成基介绍，余里窑属浙江龙泉窑系，产品烧成采用南方地区流行的龙窑，用匣钵装烧，制瓷技术和烧成技术高超。他说，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看，余里古窑群烧造历史悠久。烧制的瓷器精致，造型典雅，装饰艺术富有特色，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濒临韩江，水运便利，这些产品部分应该是远销海外。
大埔县素有“南国瓷都”美誉，陶瓷生产至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是中国四大青花瓷生产基地之一，以及出口陶瓷的主产地之一。大埔生产的青花瓷工艺精湛，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坯体薄似蛋壳”享誉国内外。2010年，大埔县被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青花瓷之乡”称号。(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