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制工艺。
文物界广为流行的井陉窑为"土定窑"说法被正在进行的井陉窑考古挖掘彻底破除，这次考古出土的白瓷精美细腻程度足以与同期邢瓷和定瓷相媲美。
河北省文物部门于去年３月９日开始的抢救性发掘井陉窑遗址和周围墓群工作，到今年８月１６日正式结束。在一年零七个月的考古发掘中，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的井陉窑考古队，抢救性发掘窑址周围古墓１７座，出土大量白瓷精品，还发现了罕见的带有较长送风管的连支灶炕。有关专家初步鉴定认定，从出土的瓷器实物分析，隋代并不是井陉窑的初创阶段，井陉窑早在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烧造。
井陉窑考古队队长孟繁峰说，窑址区清理的１７座古墓囊括唐、五代、宋、金各朝代，从发掘出的一批随葬瓷器来看，以上各个朝代精美的瓷器瓷片均有发现，充分印证唐、五代、宋、金时期井陉窑一直都在延续烧制瓷器，并且胎釉光滑、质地细腻，产品上好。过去考古界一直认为井陉窑的烧制期为隋代至清代，但从窑址发掘出的典型瓷碗瓷片分析，它们并非隋代产品，属于隋以前至北朝的典型瓷片，从而改写了井陉瓷自隋代开始烧制的历史，将烧制年代前推了２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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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龙泉窑考古新发现600年前瓷器大量出口?
古代，瓷器作为中国文明的使者，流传到很多国家。丽水龙泉窑的一次考古发现，成为我国瓷器传播的又一个佐证。丽水云和县横山周窑址考古发掘日前结束，有关专家推测，这里的窑炉生产的瓷器曾大量出口，见证了当时中国瓷器文化的辉煌。
为配合丽龙一级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云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云和县文保单位横山周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过50天的工作，共清理出窑炉五座，作坊一处、池一个和大量元、明时期的瓷器标本，包括碗、盘、炉、高足杯、碟、等。
据考古队领队沈岳明介绍，横山周窑址属于元明时期的窑址，距今约五六百年。窑址中有很多带有“八思巴”文字的瓷器。八思巴文字得名于蒙古国师——八思巴，他发明了与汉字篆书相似的文字。沈岳明说，带有八思巴文字的瓷片，省内的龙泉窑很难看到。
龙泉窑最早开始于南朝，结束于清代，是我国制瓷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一个瓷窑体系。沈岳明介绍，史料记载，元明时，龙泉窑出产的瓷器曾大量出口。龙泉一带是龙泉窑的中心区域，云和、丽水、永嘉一带分布很多龙泉窑窑址群，当时，瓷器一般被装上船，顺着瓯江运到温州，然后从温州港出口。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此次发掘的横山周窑址正好处于窑址群中，年代属于元、明，规模较大，在已发掘的龙泉窑址中，属于中等规模。专家推测，这里出产的瓷器可能大量出口，但具体哪些产品出口，出口到哪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金毅)
考古发现中国在千年前已生产青白瓷
安徽繁昌近日发掘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瓷窑，经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之一。这一发现使我国青白瓷烧造技艺的产生年代由宋代推至千年前的五代时期。
这次发掘由安徽文物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县联合进行。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北宋龙窑窑址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有数百件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青白瓷器物。
我国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瓷器依瓷料中含铁量不同而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类别，北方多产白瓷，南方多产青瓷，中部地区则产青白瓷。瓷器既可作器皿盛放物品，也可仅作装饰之用,它以漂亮的外观和实用的价值受到各国人们的喜爱，许多收藏家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自豪。
繁昌瓷窑地处我国中部，出土的瓷器标本釉色以青白为主，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是典型的青白瓷。专家称,窑旁堆积下层出土的瓷器标本具有五代特征，其同类器物曾出土于南唐二陵，表明繁昌窑在五代已烧造青白瓷。
这些瓷器器型有执壶、罐、炉、粉盒、碗等，其中瓜棱壶、葵口碗等造型精美，釉水滋润。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据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南方有宣州窑，五代时为南唐国的官窑，繁昌古属宣州，系南唐国所辖。此次发掘证明繁昌窑曾为南唐宫廷生产贡瓷，其中一些产品可能曾销往海外。
井陉窑的发现和研究
历史文献有许多关于井陉窑的记载。如《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物产》："……正定府产瓷器，缸坛之属也，明时充贡出井陉。"《大明会典·工部十四》："洪武廿六年定，凡烧造贡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起取人匠入京……凡在京烧造，天顺三年题准，琉璃窑瓷缸，十年一次烧造。旧例，缸土、釉土派行真定府。"再早的记载如《金史·地理志》《河北西路》"真定府。产瓷器、铜铁。""有丹粉场、乌梨。"尽管关于井陉窑的文献记载有许多，但井陉窑的窑址却未真正发现，1973年，冯先铭先生发表了《志书中一批有待调查的瓷窑》，将井陉窑排在了61个有待寻找的瓷窑址的首位。
一九八九年十月，河北省文物局抽调全省业务人员对太行山东簏县市进行文物复查（文物研究所孟凡峰先生负责井陉县地下文物的补查）。考古队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井陉窑的三处窑址。自八九年至今，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次调查，共发现九处窑区，包括东关、河东坡、东窑岭、梅庄、南秀林、冯家沟，南陉、北陉、南防口，共三大片，面积超过一百六十万平方米。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1993年，1998年1999年对井陉窑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于1996年发现金代印花模子，1999年出土三瓮元代瓷器窖藏。通过调查、发掘和征集，发现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包括矸子井、澄浆池、作坊、窑炉、墓葬和众多窑具和瓷器。
通过这几年的调查和发掘，对井陉窑有了初步的认识。发现的井陉窑历时七百年，包括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时期。与其他窗口相较，井陉窑有其独特的魅力。在其烧造历史中，均以烧制白瓷为主，绛釉、黑褐釉、黑釉瓷次之，也见有少量的天目釉、绿釉、黄釉器。白釉无论时代早晚，细瓷均为纯白，中粗瓷则白中泛青，到晚期（元代）则呈浅豆青色。装饰方面所见标本自晚唐开始使用点彩，宋代出现划花，刻花和印花，金代印花大盛。器形以各式的碗盘为主，其次为钵、盂、瓶、壶、尊、罐、盒、盆、炉、灯、枕、建筑构件及人物、动物小塑玩具等。所见瓷枕最具特色，装饰有划花、印花、剔花等，以戳印加划花之奔鹿、奔牛、卧鹿、立鹿、对鹿及宫女图枕等为代表性产品。此外，在第一次发掘中，五代层中还出土有代官字款的细白瓷盒片，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金粉装饰的白瓷盘。在发现琉璃构件的同时也发现了烧制三彩器的线索。通过对井陉窑特征的确定，可以得知，山西的平定窑和盂县窑都属井陉窑系列。
井陉窑的兴起，繁荣及衰落有其自然原因也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隋代瓷器生产较南北朝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生产中心虽仍在南方，但已有了向北发展的趋势。井陉窑的始烧期正是在这个时段。在井陉县，随处可见制造瓷器用的矸子土，属于配料用的石英、长石以及釉土。含金属釉土矿，如铜、铝、铅、锌矿石等，当地均有出产，另外，遍山的森林，厚厚的煤层，丰富的水源更使得井陉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经过隋代的发展以后，到唐代，我国的白瓷制造已十分成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河北境内以邢窑、曲阳窑（定窑）、井陉窑最为突出。由于环境上的相对闭塞等原因，井陉窑在盛唐与宋代的经济大发展时期，被名气更大的其余两窑的光辉所掩没。井陉窑最出名的年代在金代。其产品由绵曼河及井陉驿路水陆两道东出井陉可达真定（正定），真定成为井陉窑最大的商品集散地，遂有"真定府产瓷器"真定瓷的记载，真定井陉窑产品运销全国，并远销国外，金代井陉窑的发达有其政治原因，因为井陉的战略地位重要，金人加强控制，使之比邢、定较早恢复了社会生产秩序，故而能在金初出现了它不曾有过的"繁庶倍昔"的景象。在这种社会安全的背景下，依托本已发达的陶瓷制造业，加之吸引了邢、定的工匠，使井陉窑率先发展起来。元代井陉窑开始衰落，这和南方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兴起密切相关。
井陉窑产品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均有收藏。不过因为井陉窑发现和研究起步较晚，许多井陉窑的瓷器被认为是定窑器、磁州窑器物。比如周淑兰、胡美生编《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精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99-101、103页"宋定窑划花奔鹿、卧鹿、对鹿、奔牛枕"；第199页"宋定窑戳印花枕"；李秀珍、张慧《河北省博物馆馆藏陶瓷枕概述》（1992年第1期）图版二这8·12"宋磁州窑灰釉剔花瓷枕"、"宋磁州窑双鹿纹瓷枕"、"宋银锭形刻花瓷枕"等均为井陉窑产品。
2000年7至8月在廊坊安次区发现井径窑金代印花瓷片。2000年6月至8月在黄华大量金代井陉窑瓷器。 井陉窑作为河北省第四大名窑，其发现和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确定了一些（如戳印印花枕）典型井陉窑的器物，纠正了一批此前误定为磁州窑、定窑或邢窑产品的偏差，将推动北方白瓷发展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其次，井陉窑的发展和研究不仅使邢窑定窑关系的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中介，也使河北、山西即太行山左右两大地域的古代陶瓷业直接地联系到一起。再次，井陉窑的晚唐和金代两个盛烧期，在北方陶瓷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井陉窑在此阶段的研究，将增添此阶段陶瓷工艺发展的技术资料。井陉窑的发展很晚，研究才刚刚起步，所以它还有许多问题须要研究，进一步研究井陉窑的丰富内涵、确定井陉窑的创烧时间与源头是下一步工作重点。
目前，井陉窑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
霁蓝釉白龙纹梅瓶烧制的窑口及年代
定窑以白瓷而名，饶窑以彩瓷而名，因此按照一般陶瓷史和一般标型学常识来看，扬州梅瓶非景德镇莫属，不可能与定窑“有染”。然而，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恰恰是有悖于一般陶瓷史和标型学常理，一般陶瓷史认为，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由元代景德镇“创烧”，但是，文献明确记载，定窑早在北宋初年就因成功地烧制青花、铜红釉瓷器而誉满天下，景德镇烧制这两类瓷器，是“效仿”定窑而始，所以，要想弄清扬州梅瓶归属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定窑烧制的历史情况以及定饶之间的关系。
定窑为五大名窑之一，但在五大名窑当中，定窑却因其特殊地位而为其他任何一个窑口所无法比拟。其一，烧制历史久远，“称雄”南北达几个世纪，五大名窑除定窑之外，皆为“短祚”，各窑的烧制历史都不过只有几十年，唯有定窑，如果连同明清时还在为朝廷烧制酒缸的历史在内，其烧造历史超过千年以上，是五大名窑当中唯一的千古名窑。而且自五代起，定窑已为名窑，入宋之始即为贡瓷窑，至元代不衰，在南北窑群当中为名窑长达五百年之久，这更为汝窑等所无法比拟。正因为长期处于陶瓷烧制的实践当中，定窑创烧出数十个品种，并且将中国传统的胎体装饰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为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窑口，包括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在内，所无法比拟。因此，连冯先铭先生也说:“我们不能不对定窑工匠的艺术才能表示由衷的惊叹！”定窑因烧制历史长久，留下了大量关于其烧造情况的文献，这是认识定窑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从北宋元祐年始，定窑烧制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以烧制白瓷为主，而是大量生产花瓷，苏轼《试院煎茶》诗就是关于这一问题较早的证据，其中曰:“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花瓷者，参差驳杂之状，意指各类彩瓷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这里的“花瓷”同“红玉”相照应，确证“花”实为彩色之意。南宋以后，定窑烧制更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以生产花瓷为主，南宋佚名诗人对此有诗曰:“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由于在瓷器制作和装饰工艺方面善于创新和变革，定窑成为一个掌握多种技能的窑口，为南北窑群视为“宋器”也是“元器”的典范，是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最大而又最为深远的瓷窑，其所创造的覆烧法，几乎遍及全国，就是例证。从白瓷烧制方面看，北宋初期，定窑极有可能是以曲阳为中心，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向外扩展，因定州一带的天然环境，形成庞大的定窑窑群。大约至北宋中期，定窑已形成跨越河北，联系山西、河南地区的“定窑系”。定窑烧制，也因此为景德镇仿效，对景德镇影响也最大，以至于出现了南定是在景德镇烧制这样的误解。从客观来看，定窑烧制是带动了景德镇窑的生产，从另一方面看，由于饶窑仿定窑，也使二窑烧制出现了难以分彼此的实际情形，这正是定饶不分的原因所在。
从彩瓷烧制的情况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定窑烧制影响巨大，历史长达几个世纪。彩瓷烧制，首先来说，定窑对北方邻国韩国、朝鲜瓷器生产有直接影响，以著名的高丽镶嵌瓷为例，其“上有白花朵儿者”或黑花者，无一例外地都能从仿定窑工艺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印证。这是对北方及邻国瓷器烧制影响情况的显例。从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情况来看，文献有明确的记载，这两类产品并非是元代景德镇“创烧”，而是定窑领军，饶窑步其后，而且在宋代至元代这四百多年间，在青花瓷、铜红釉瓷器烧制上，景德镇窑仿定窑烧制不曾间断过。明初时定窑停烧，景德镇官窑烧制更是以定窑为范本。早在北宋初期限，定窑就因烧制铜红釉、青花瓷器闻名天下，因此也为景德镇效仿，二窑甚至还为这两种产品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元蒋祈《陶记》云:“其(景德镇)视真定红瓷……相竞奇矣。”结果如何？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比定州红瓷尤鲜。”说明宋代景德镇在铜红釉瓷器上超越定窑。青花瓷情况如何？史有定论，清朱琰《陶说》援引明曹昭《格古要论》云:“饶州御土窑，色白花青，较定少次。”饶州御土是对北宋真宗景德年饶窑的专称，说明这时饶窑的青花瓷烧制还略逊于定窑。通过文献可识，宋元时期，定、饶二窑都以烧制白瓷为主，同时又兼烧钴蓝、铜红瓷器，并且是饶窑仿效定窑烧制，但因二窑窑址目前均未发现，因此也是一直为学界所困惑的问题。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我们如果以定窑的印花瓷器纹饰图案同明初洪武、永乐、宣德官窑产品相互对照，就不难看出定饶二窑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越是往前，风格就越是接近。明朝官窑烧制的复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定窑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概貌，因此从历史的联系和窑与窑之间的联系情况看，这仍然是对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饶窑仿定窑这一传统的延续。
文献是陶瓷考古不可或缺的科学证据，而且在窑址未被发现之前，其权威性谁也无法取代，如果以实际与文献相脱离，陶瓷鉴定势必会失去方向。事实也正是如此。文献关于定窑烧制钴蓝、铜红产品以及定饶不分的情况如属可靠，肯定会留有证据。按说，窑址未发现之前，具备鲜明定窑特征的扬州梅瓶，理应成为这方面“双重证据”的范例，并且因此而成为陶瓷鉴定和考古史上一段圆满的佳话才是。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并不是难题，也没什么难度。可是，一件典型的南宋定窑产品，却被认为是元代景德镇产品，由于在断窑口问题出现失误，断代上也发生了问题。因此，为说明扬州梅瓶究竟归属定还是饶这一问题，我们却不得不为之提供相关证据。定、饶不分的相关证据
古陶瓷鉴定，归根结底，在于客观地反映实物烧制的真实情况。然而，定、饶不分，由来已久，扬州梅瓶并非个例，根据笔者访查和资料调查情况看，国内外定、饶不分的实际例证不少于三千件，因此不能不说情况严重。关于定窑烧制问题，最近几年有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一件是河北井陉窑的发现，为定窑及其“定窑系”烧制问题增添了新的认识，另一件是《中国文物报》关于出土定窑烧制青白瓷产品作过连续报道，其中2006年就两次以彩版图文并茂，大篇幅对相关情况作出详尽说明，因为一般陶瓷史和建国以来，关于这一问题还不曾见有报道，因此无疑是定窑问题的重大发现。笔者正是按照这一线索，三年多来赴国内十几个省，果然初步了解到大量定、饶不分情况的证据，而且发现这还是一个与古代漕运史相关的问题。目前，尤其是在所谓“元青花”问题当中，正因为定、饶不分，还带来宋元不分甚至是宋明不分的实际情况，也使得宋元青花的联系在考古和鉴定上都失去了方向。定、饶不分，由来已久，确实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认识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不便作出解释，这里仅略举两个相关证据，可对定、饶不分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以期能使扬州梅瓶的归属问题更为分明。
霁蓝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内壁印花龙纹、内底刻花云纹盘，内施霁蓝釉，外施褐釉，金属镶口，直径为16厘米，现藏于英国大维德博物馆，被定为“元代”景德镇产品，这里先按景德镇窑分析。首先，从窑址情况看，类似的蓝釉印花产品，概无一例。从传世品看，元代或洪武时的青花、釉里红盘类多见，但与这件蓝釉盘造型相似的器物，至今不见一例，如果有类似的说法，肯定属于误解。其次，这件盘镶金属扣，说明它为覆烧产品，元代景德镇颜色釉瓷器当中，这一情况绝无可能。可以说明，这件蓝釉盘无论是从造型或其他方面来看，都与景德镇窑毫无干系。
再按定窑情况看。从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看，这件蓝釉盘是定窑印花瓷器当中最常见的器物，如果施以白釉，视其为典型的定窑扣器，谁都不会有怀疑，只是因为施以蓝釉才发生了误会。其实，类似于这种内蓝外褐“二色”装饰手法，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口极为常见的装饰手法，景德镇则无这一情形。从釉层和发色情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红釉印花龙纹刻花云纹盘。这件红釉盘的造型、装饰手法、尺寸大小都与上述蓝釉盘同类，只是颜色为单一的红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按理说，这件红釉盘已无需作分析，只需归其类即可，但是，因为只要提起铜红釉瓷器，人们自然就会将之与景德镇相联系，而此件红釉盘正好为反证，因此值得按景德镇窑稍作分析。首先从窑址看，目前能够确定为明洪武以前的红釉器，实际上只有一件侈口碗，如果说这一件红釉盘是元代产品，其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论的问题。因此作为早期景德镇颜色釉产品的鉴定，还无法确认，只能结合釉里红情况一起来看。大致来说，景德镇铜红产品，近元代多为鲜红，近洪武多为暗红，近永、宣多为宝石红，这件红釉盘的发色，同景德镇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产品都靠不上。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北京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江苏宜兴：陶瓷窑系研究获重大突破
日前，对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一支——陶瓷窑系的研究在江苏宜兴获重大突破。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馆长周小东称，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表明：宜兴窑系应当是继景德镇等八大窑系之后的第九大窑系，而且是国内唯一以陶器为代表的窑系。
这一研究成果备受国内陶瓷界关注，得到了张守智等陶瓷界泰斗的肯定。他们认为，宜兴陶窑体系是陶瓷界少见的文化现象，周小东等对中国陶瓷窑系的研究、并结合宜兴陶瓷历史及窑系分布得出的研究成果是陶瓷界的重大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理事中国代表周光真等，也称赞“中国陶都”名不虚传。
宜兴窑系的存在不仅证明了7000多年制陶史积累的陶文化辉煌依旧，而且是对外彰显中华陶文化的璀璨亮点、华美篇章。
据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陶瓷学者、业界专家依据各地窑场的产品、特点及社会影响，将其“分门别类”，形成了多个体系，窑系应运而生。作为对一个地区陶瓷文化类型的历史总结和高度肯定，窑系无疑是陶瓷文化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应而其划分与确立必须以历史、规模、特色、影响、传承等为要素，进行综合考量。
目前，国内陶瓷界普遍认同的窑系为8个，这些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知名度的窑系有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等，有南方地区的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等，但均属瓷器为代表的瓷窑体系。
我国陶器出现的历史要先于瓷器几千年，却与窑系的划分、确立“失之交臂”，其因何在？周小东及其研究团队认为，一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烧制出的大部分陶器因受质地粗糙、品相一般所累，到宋代不得不“急流勇退”、“日渐式微”。瓷器遂取而代之，得以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基于此以及受传统认知、思维定势的影响，许多陶瓷专家都曾认为陶窑体系早已是不复存在了。
周小东在长期研究陶瓷文化、资料，考察宜兴窑址遗迹后发现，“中国陶都”宜兴在确立窑系方面堪称“万事俱备”。周小东说，自古至今，宜兴境内窑场分布广泛，明代的“前墅龙窑”如今仍在烧制产品，成为中国龙窑史上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且在明代中晚期孕育了陶瓷产业的变革，不仅实现了弃瓷兴陶，还匠心独运，相继发掘出“均陶”、“紫砂陶”两个新陶种，一举改变了传统陶器的粗质品相。
陶艺新品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清朝皇帝都对均陶和紫砂陶爱不释手，多次颁旨命造办处到宜兴定制陶器。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这两种陶器显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其制作技艺现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美院等一批大专院校专门开设紫砂课程，对宜兴陶器进行研究，促进产业量、质的提升。宜兴陶器还风靡海外，日本、荷兰等国家不仅大量购买，还学习制陶技艺，并在当地进行仿造。
作为唐代民间瓷窑的寿州窑，其所烧制的瓷器有何特点？
寿州窑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时代最早的一个窑口。
它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将寿州窑列在当时名窑的第五位，居江西洪州窑之前，并指出：“寿州瓷黄”。它以出产黄釉瓷而闻名于世。寿州窑延续的时间长，它创烧于南朝的陈，唐末开始衰落。
大约３５０年左右。隋及隋以前的早期窑址有地属凤阳县的临泉寺、大刘庄和上刘庄及淮南市上窑镇的管家嘴地区。唐代窑址主要分布在淮南市上窑镇的马家岗、高窑、上窑镇医院住院部、余家沟、东小湾、外窑及田家庵区的洞山、泉山一带。
早期寿州窑产品以烧造青釉瓷器为主，到了唐代改烧黄釉瓷，由青釉改为黄釉形成了唐代寿州窑的时代风格。唐代寿州窑虽然以烧黄釉为主，但是到了唐代中晚期也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寿州窑瓷器为高温石灰釉，含氧化钙量比较高，着色剂为氧化铁，由于烧造采用还原、氧化和先还原后氧化等不同气氛，使釉色形成青、黄、黑与绛红四种。早期青釉色不纯净，是由于釉层的薄厚不均，烧造技术的不稳定，窑膛气温不均匀，形成产品釉色的不均，青釉的色调呈现为青灰、青黄和青褐等。到了隋代由于烧造技术的提高，窑温控制适中，釉色就比较匀净，呈青色。淮南市博物馆藏有隋代管家嘴窑址出土的为数众多的青瓷片标本可以作为佐证。唐代寿州窑改烧黄釉瓷后，技术上有所创新。精致产品装在匣钵中入窑烧造，从而避免了窑中高温烟火对胎釉的直接熏染，使釉色纯净光亮，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寿州窑是较早使用匣钵的窑口之一。普通产品直接入窑叠烧，受到窑中高温烟火的熏染和冲击后，造成釉与胎的色泽不匀净。釉色呈现出黄、蜡黄、鳝鱼黄、黄绿、黄褐等不同几种，往往在器物转角积釉较厚的部位，呈现翠青色的窑变釉。寿州窑在唐代中晚期，用还原焰烧成了黑釉和降红釉。寿州窑的黑釉产品有些烧造得十分成功。
唐代寿州窑的绛红釉，非常类似后世宋代定窑名贵的“紫定”，而且它比“紫定”的出现要早二百多年。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寿州窑这一新的釉色品种未能得到普遍的应用，因寿州窑的衰落而被淹没。
精选：紫陶烧制前干燥方式？(通用)
紫陶坯的干燥是进行高温烧制前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干燥的过程中，因为坯体水分的蒸发而使黏土的颗粒收缩，体积变小，如果干燥的方式不正确，干燥的速度过快，都会造成陶坯开裂变形。
干燥方式分为自然干燥和人工干燥两种。自然干燥是在自然温度下使陶坯干燥，人工干燥则是人为地提高干燥环境温度，加快陶坯的干燥速度。
自然干燥需要选择避风、避阳的室内环境，温度以20℃~25℃为宜。夏天温度比较高，可以用塑料膜、塑料袋或者滤布等，套住或盖住陶坯已达到保湿的效果。
人工干燥一般是利用窑炉余温对湿坯烘干，可以将湿坯放在刚出窑后的窑膛内或正在烧制的窑炉四周、窑炉顶部进行干燥。
有时候为了加快陶坯的干燥速度，缩短制作周期，还可以将陶坯直接装进窑炉，用慢火徐徐烘烤，烘烤的速度为4~5分钟升温1℃，至70℃~80℃时保持恒温2小时以上，即可进行正常的焙烧了。
不论采用哪一种方式干燥，都要保证坯体避风且匀速干燥，必要时需要转动坯体方向，使陶坯前后左右均匀干燥。对于陶坯较厚、形体较大的坯体，干燥的速度要求更慢。
判断坯体是否干燥，可以用观察和触摸两种方式。
陶坯在由湿变干的过程中，颜色会由深变浅，完全干燥时整个陶坯发灰发白，这时，只要翻陶坯的底部，如果整个陶坯颜色一致，底心无深色湿晕，即可判断陶坯已经干透。
陶坯在没有完全干燥时，表面上颜色虽然发灰发白，但触摸的感觉是冰凉的；而完全干燥的陶坯，触摸的感觉则是发热的。
井陉窑瓷器发展与收藏价值
井陉窑的发展在中国瓷器历史中共留下一千年余年的步伐痕迹，其自隋朝而始，至元代势微，至清而彻底终结，最早的井陉白瓷发掘于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井陉窑遗址中。井陉窑与磁州窑、定窑、邢窑并称为河北四大名古窑，在整个烧造过程中均以白瓷为主，也多烧黑釉瓷、黑褐釉瓷及绛瓷，偶见黄釉瓷、绿釉瓷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井陉窑发迹于隋朝，初烧阶段的井陉此瓷器以白瓷、青瓷及黑釉瓷居多，器物造型基本都圆整周正，釉色透亮匀净。其中，隋朝井陉瓷的白釉瓷器胎色两种，一是纯白，二是青灰。
在工艺上，胎多施以白色化妆土，再罩透明釉，釉色多有闪青或者偶见偏黄白色。到了唐朝，井陉窑迎来了第一个盛烧期，此阶段最大的特色是出现了隋朝三种釉色器物以外的、里白外黑的双色釉器，同时中唐开始的井陉瓷在装饰上逐步大面积出现划花、剔花、刻花及点彩等多种外范印花技法。发展到此时，井陉白瓷的烧造技艺已经比较成熟，唐白瓷精品中的不少器物都来自井陉窑，这些瓷器无一不在厚朴大气中透露出精致庄重的美感。
晚唐和五代时期，经过前期积淀，井陉窑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生产器具也在原来的日用品为主的基础上，增加了比较多的装饰摆件，继承了唐中期瓶类造型丰富多变和塔式罐个性突出的一些特征，非常具有时代魅力。宋代井陉窑出土器物相对不多，其中瓷枕较为常见。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宋代人文风气里汝窑、钧窑等的受欢迎程度更高，井陉窑产品无法占领主流位置，加上宋代后期的动荡，井陉窑想要异军突起是非常困难的，尽管首创了华北地区的砂圈叠烧技法，并烧造出了天威军官瓶这一类极具形制特点的物件。不过与宋对比非常明显的是，金代是井陉窑的一个鼎盛时期。
此时井陉窑的窑址数量恢复到与唐代比肩的状态，甚至窑址的大小、分布范围等还要更胜一筹。金代井陉窑瓷的釉色更为丰富，白瓷不仅具有唐时期的高度白润和细腻精巧的特征，同时还增添了很多精美的纹饰，更出现了低温二次烧造金三彩、琉璃构件的创新工艺。器型方面也有较大突破，不仅兼顾到日常生活与工艺装饰两方面，还渗透到文玩、熏香、宗教等其他各个方面，已然成为生活瓷器的主流。遗憾的是由于后期战乱，元代及以后的井陉瓷烧制效果已经失去灵性，大多笨拙粗质，明代仅有冯家沟窑场一处烧制的产品作为贡品，清代井陉窑烧瓷釉色青灰，纹饰质朴，具有极为浓厚的乡土气息，清中晚期井陉窑逐渐断烧。
虽然金代是井陉窑烧造盛期，但是如今市面上金代井陉瓷非常少见，所以流通价值很高；而从唐代开始，井陉窑产品就远销埃及、巴基斯坦等国，证明这个阶段的井陉瓷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故以收藏价值来看，一般井陉窑瓷器收藏佳品以金代为主，隋唐时期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宋和元明期间的瓷器又次之，但是特不乏一些特例器物，这就需要十分老练的收藏经验来判断了。例如这里有一件金代井陉窑盘，它的器型比较秀美，釉色十分淡雅，大盘并非呈单调扁平化，有一定弧度保证了器物的线条感。其市场估价为1.2万元，是比较合理的价格，目前市面上保存相对较好的金代井陉窑器物均价都在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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