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瓷器鉴别方法。
６月２９日晚，曾出土国宝“青釉荷叶形盖罐”的遂宁市金鱼村再次发掘出宋代精美瓷器。据悉，这是自１９９１年该市出土大批宋瓷后的第二次惊人发现。“这可能是文物……”６月３０日上午８点，遂宁市博物馆馆长何瀛中获悉：“创新工业园区金鱼社区（原市中区南强镇金鱼村）３组再次发现宋瓷！”博物馆工作人员紧急到达现场，负责创新工业园区临时排水沟工程的袁宁前指着面前新挖出的排水道，说：“昨天下午６时左右，我正指挥挖掘机进行施工，突然，在离地一米深的地方，挖掘机挖出一些沾满黄土的瓷片，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文物……”青釉白釉黑釉异彩炫目金鱼社区发现窖藏宋瓷的消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３０日上午８点，南强镇派出所全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封闭保护出土现场，并配合当地村干部一起走家串户，追查失散文物。至记者发稿时，已发现、追回完整出土宋瓷２１件，残片７件。记者看到，此次出土的宋瓷品种较多，碗、杯、盏、盘样式各一，青釉、白釉、黑釉异彩纷呈，瓷体光滑润泽，造型精美剔透，散发出一种令人炫目的光泽！８００年前遂宁极富庶据何瀛中介绍，经过初步调查分析，这次出土的宋瓷釉色、器形，以及埋藏年代，均与１９９１年出土的那批宋瓷一致，属于当时殷实的小户人家家用器皿。他认为，“这次出土宋瓷的发现地距上次窖藏位置仅３００米远，虽然从目前已发现的文物看，这批宋瓷无论规模、大小、数量、品种都无法与上次出土文物相比，但精美的造型和优良的品质都进一步证明了８００年前遂宁普通人家的富庶，也证明了位于涪江冲积平原的金鱼村以前就是遂宁古城城中心的设想。”而据成都考古所副所长樊一的分析，在金鱼社区附近，应该还有一些金银器皿窖藏存在！据馆长助理庄文彬介绍，此次出土的黑釉瓷盏极为少见！目前，博物馆人员正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对其他流散文物进行紧张追查。新闻链接１９９１年９月，遂宁市中区金鱼村挖掘出一宋代窖藏，共出土文物１００５件，其中瓷器９８５件，以宋龙泉窖和景德镇窖为主的瓷器均被定为国家一、二、三级文物，其中青釉荷叶形盖罐被盛誉为三件国宝之一，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定为迄今为止中国宋瓷考古发掘史上最大、最罕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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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极少的磁州窑白地红绿彩瓷器
这件金代红绿彩武士牵狮俑（图1），高19.2厘米，宽20.5厘米，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全器塑一武士牵狮的造型，狮子与武士均立于方形台上，方台绘一周黑边。狮子张口作吼叫状，怒目圆睁，威风凛凛。狮头及狮身大部分施绿彩，颈部毛发用黄彩装饰。狮身矫健，背部驼一圆形器，器顶中空，器下狮背以黑彩绘如意形纹饰。狮子身体束有缰绳，武士立于狮侧，手挽黑色缰绳。武士浓眉大眼，上颌、下颌蓄有胡须，戴头盔，着绿装，脚踏长筒黑靴，从面貌及服饰看，似是金人形象。
笔者早先就注意到馆藏的这件武士牵狮俑，看其形制似乎是一个器座，但一直不很清楚它的具体用途。上个月在北京参加全国博物馆专业人员陶瓷鉴定培训班，偶然听到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授课中提到一件同类的金代红绿彩塑像。培训回来后，笔者立刻查找相关资料，并很快在1997年第10期的《文物》期刊上找到秦大树先生《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一文。文中介绍1972年峰峰矿区发现的一处窖藏，出土了一批红绿彩佛像，其中一件菩萨骑狮塑像高46.2厘米，狮子高20.5厘米、长22.5厘米，狮子侧面亦塑有一牵狮武士，造型、尺寸及风格几乎与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武士牵狮俑完全相同。于是，笔者豁然明了，狮背上圆形器上方原来应有一尊菩萨塑像，狮子是这位菩萨的坐骑。
在佛教文化中，代表智、悲、行、愿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分别有自己的坐骑。其中文殊菩萨的坐骑为青狮，观音菩萨的坐骑是朝天犼，普贤菩萨的坐骑为白象，地藏菩萨的坐骑是谛听，所以显然这件武士牵狮俑上部所塑当为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据有关专家研究，文殊菩萨骑青狮的形象是佛教中国化后的创作，同密教经典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唐代佛教文献有记载文殊菩萨的形象是“金色放光明，乘狮子王座，操持智慧剑，左手持青莲花。”同时，在麦积山、敦煌等唐代画像中也有文殊菩萨骑狮、武士牵狮的形象，可见这种文殊菩萨骑狮形象是从唐代开始流传下来的，金代塑像中保留了这一形象。
白地红绿彩是北方磁州窑系开创的一种陶瓷装饰技法，即用毛笔蘸红、绿等低温颜料，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花纹，再置于800℃左右的彩炉中，二次烧成的低温釉上彩瓷。其彩料包括红、绿、黄、黑、金、银等色，因红、绿两色彩为主，故通常称为“红绿彩”。根据秦大树先生《论红绿彩瓷器》文中依窑址地层及纪年墓标准器分析，红绿彩创烧于金代中晚期，一直流行至元代及明初。而此类狮子莲花座属于金代后期产品，且在河北磁州窑窑址中屡有发现。所以，这件红绿彩武士牵狮俑基本可以判定为金代河北磁州窑的产品。
磁州窑是我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民窑体系，人们对于磁州窑的认识，更多的是对于白地黑彩瓷器的了解。那种极富民间装饰性的黑花彩绘图案，让人印象极深。相对而言，磁州窑白地红绿彩瓷器数量远比磁州窑白地黑彩瓷器少得多，故而显得尤为珍贵。就风格而言，它亦保持了民间装饰艺术的特点，相对于唐三彩、宋金三彩而言，它增加了红彩的运用（唐、宋、金三彩器一般不使用红彩），故而有别于三彩瓷器，这种大红、大绿的色彩更为民间所喜闻乐见。
从出土的红绿彩瓷器看，一类是碗、盘、瓶、罐等生活日用品，另一类则是各式瓷俑。就艺术价值而言，红绿彩瓷俑造型多样，色彩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另外，红绿彩瓷俑多为供设器，与宗教文化相关，又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
宋瓷之美
我的案头清供是几片宋瓷。薄胎、厚釉、冰裂纹，色取天青、粉青、炒米黄不等。灯下夜读时，拂不去的总是一片晶莹的静美。
也许它们来自城外的菜园，宋高宗退位时住的德寿宫就在此处。赵构是位典型的中国文人，战乱的颠簸和政权的孱弱，使这位风流天子对政治由无奈而心灰意冷。他需要精神平衡，自以为心中还藏有一片艺术之境。他不愧是位一流的艺术家，不仅对陶瓷、书画、园林一往情深，还能亲自为南宋画院出试题招聘画师。还记得那次考试是唐人诗句——“竹锁桥边卖酒家”。入考画师多数在成片竹林里，画一小酒店。独李唐所画不见酒肆，却在桥边挑出个招牌，上写一“酒”字。高宗大喜，为此写下了“李唐可比李思训”的御批。他有兴致时写几笔瘦金体，所画的小笔山水，已没大唐的气势，专写烟岚昏雨的凄清和朦胧之景。
他需要呼吸自然的气息，把皇家御苑都建在凤凰山上。也许受理学风气影响，宋宫皆仿江浙民居，崇尚简静，黑白分明，不施五彩。他望一眼宫内陈设，只有几件张浚进贡的北宋汝窑瓷器。他渴望能再烧出这种春水般柔和清澈的釉色，那是一种雨后初晴时淡淡的天青色，如美玉般可望而不可求。他黯淡的眼和心被这种波光折射出一种高贵静穆的情感。他沉思良久终于下旨：设修内司和郊坛下官窑，烧瓷！
它们也许来自乌龟山的郊坛下旧址。每当我步入南宋官窑博物馆，端详着修复后的龙窑，眼前常会化出一片幻景。在那个千峰翠色的春天，一位满腹程朱理学的官员，展开按青铜器和玉礼器绘制的图录。细雨中一群身披蓑衣的窑工，表情缄默地燃香祭完窑神。坐定，喝一口酽酽的茶，捧起素胎上釉。在炉口看火焰的变化，根据变化迅速地选择时机加柴或封火。他们都是千里挑一的高手，把釉面的天然开片作为追求的境界。官窑的开片，本来是一种缺陷。但窑工们却凭着经验化腐朽为神奇，烧制出蟹爪纹、鳝血纹等不同纹饰。为了使裂缝着色，与“紫口铁足”匹配，又用墨汁、茶叶汤等高丹宁含量的液汁，染出了“金丝银线”的天然意趣，使宋瓷一跃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残缺美的顶峰。
只见春风杨柳中，一炉新瓷开窑了。窑场上一片肃穆。临窑督造的修内司官员，小心地捧起瓷器细细查看。如冰似玉无疵点的选入宫中，供皇上享用。稍有缺陷的，当场摔碎，决不流入民间。这就是南宋官窑传世稀少的原因。宋瓷的特点一是摹古，仿礼仪用器。青铜器虽好，毕竟体积太大，只能供于高堂。二是追求玉的效果，君子比德于玉，还是个“礼”在作祟。民间可管不了那么多，耀州窑、磁州窑，都以刻、划、绘为手段装饰器身。而高宗却嫌这些乱，他说“烟波名利不如闲”，有点儿看破红尘了。他喜欢简静之美，就没让它们跨入皇宫一步。当然，也决不允官窑流出宫外。难怪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拍卖的一件南宋官窑六方洗，成交价为２５００万港币，拍出了中国瓷器的天价。
我那静静地伴我夜读的宋瓷呵！你们究竟来自何方？从寻找修内司窑址到仿制南宋官窑，已成了时下杭州的热门话题。可对于我，你仿佛是残缺的南宋的缩影。一首凄清婉约的宋词，一种弥漫着哀怨的境界。你像一位早逝的美人，留给岁月一瞥销魂的波光。那些淡泊到没留下姓名却留下精神的窑工上哪儿去了？那种创造了精光内蕴的大境界的艺术氛围上哪儿去了？
其实，世间人人都是收藏家，而收藏家是孤独的。我那案头的瓷片，就很难让人清玩出一份优雅。
呜呼！宋人的气息已消散于空间，南宋官窑可仿吗？
宋瓷特点及价格
你知道吗？宋瓷在不同光照的照射下，会折射出不同的颜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宋朝，工艺革新和新材料的发现，让当时的匠人能在瓷器烧制过程中，烧制出新的配色，尤其是纯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毕竟以往的瓷器，纯白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偏色，像这种纯白色，就像是变异一般，让人惊喜。
再加上，当时的艺术审美水平比以往都要高，无论是盘子、碗、杯还是盏都深具艺术美感，润、厚、活、正，让这些瓷器更受世人的欢迎。而且，当时的宋瓷温润感很强，摸起来细腻，光泽柔和，并随着光纤的变化折射出不同的颜色，呈现不一样的釉色，犹如玛瑙般，让人看了就十分欢喜。
虽然宋瓷不是玉石，但是它却有着玉石般的品质，再加上原料的改进、釉色的加入，使其在光照射下，散发不同的光，成为当时的显著特征。而且，仔细看现在收藏的宋瓷，可以发现，宋瓷制品上的釉面灵动感很强，再加上凸棱、炫纹、乳纹等处有筋，给人一种虚实对比美感，让人感觉仿佛是活了一般。
上等宋瓷的数量并不多，因为烧制条件有限，成功率很低。现在市面上存在的大多是仿制的，真假一看便知。另外，真正的宋瓷画工细腻、釉色自然，色彩丰富，主次明显，搭配十分和谐。这是宋瓷成熟的标志，也是其他朝代无法取代的所在。至于为什么宋瓷在不同的光照下有不同的颜色？专业人士表示，原因有三：
1、工艺发展
宋代的瓷器制作工艺为我国瓷器史上之最，当时的技师、原料提纯、造型设计等都要比其他朝代提升很多，因而制作出来的瓷器十分精美，普通老百姓根本不能看到，很多都是供皇室、朝廷使用。
2、原料和釉色颜色
到了宋代，原料和釉色都有所改进，烧制的温度也造就了当时瓷器能随着光源变幻不同的色彩，这是宋瓷独有的特征。
3、审美水平
宋朝的审美水平已经非常高，很多时候，他们更追求一种纯净的境界。这一点从瓷器的制作可以看出来，很多都是纯色，却有着独一无二的风采。也正是这些纯色的瓷器，展现了当时匠人的工艺水平和能力，为我们展现一个繁盛的大宋社会。
正是这些原因，造就了宋瓷的独一无二。如今，宋瓷的市场价格已经超乎想象，很多人都想一睹宋瓷风采，可惜无缘。在这里，也提醒收藏爱好者，宋瓷难得，价格不菲，低价宋瓷，小心陷阱。
国宝汝瓷经典欣赏
汝瓷因其工艺复杂，烧造历史短，故而传世品极为稀少，素有国宝之称。全世界现仅存65件。今天小编为您带来的是国宝汝瓷经典欣赏，带您领略下千年瑰宝的风采。
这套千年国宝汝瓷高仿品包括：高仿北宋汝窑莲花碗，高10.5cm，口径16.2cm，足径8.1cm；高仿北宋弦纹三足樽，高12.9cm，口径18cm，足径17.8cm；高仿北宋汝窑碗，高7.6cm，口径17.1cm，足径7.7cm；高仿北宋汝窑三足洗，高3.6cm，口径18.6cm，足径16.7cm；高仿北宋汝窑大盘，高3.4cm，口径19.6cm，足径13cm。
汝窑五大国宝瓷都是失传千年、全球仅存一件的国宝文物孤品，深藏故宫博物院，其技术之难、釉料之珍、价值之高、艺术之精，代表了中华5000年瓷艺的最高水平，更是千年国宝汝窑瓷的巅峰之作，即使残片都价值数千万。中国汝瓷协会、中国汝瓷博物馆携手故宫博物院，特别启动声势浩大的“献礼2011中华盛世—千年国宝汝窑五件套复原工程”，国宝汝瓷全球唯一仅存的百位传承大师联袂担纲造宝，耗时十年，进行几千次反复试验，终于突破失传千年的国宝汝窑密码，使千年汝窑五大国宝瓷得以重生！此举轰动全球，堪称全世界复原人类艺术瑰宝的最大新闻！此次“千年国宝汝窑瓷复原工程”，将故宫博物院珍藏多年、从未面世的镇馆之宝—“国宝汝窑五件套”进行原品复原，再现了国宝汝瓷的艺术风采，向中华盛世献上一份国宝厚礼！
仿古瓷成为日本“国宝”
黄云鹏与高仿品
在日本，中国古陶瓷一直是大藏家追逐的重器，而黄云鹏的仿古瓷屡次让日本藏界“打了眼”。
1996年，日本陶瓷收藏界人士发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孤品“清代乾隆粉彩镂空开光花卉纹象耳转心瓶”现身东京文物市场。后几经查证，才知这是一件高仿品。
第二年，一件“明永乐青花海水龙纹扁瓶”经日本顶级陶瓷专家层层把关，走上日本某大型拍卖会的拍台上，并被视为明永乐真品以极高的价格成交。不过，这件青花瓷并非明代珍品，也是出自黄云鹏之手的仿古瓷。
后来，日本集全国陶瓷鉴定专家之力，才鉴定出是件仿品。尽管如此，该藏品最终却被日本前首相乔本龙太郎以45万日元珍藏，被日本产经新闻社誉为“人间瑰宝”。
黄云鹏善仿青花，这是业界公认的。他的很多青花作品标明仿品，卖价有时仍超过古董。说到他与青花结缘，那还是30多年前的事了。
1977年，他回江西丰城老家。县博物馆参观时，一个明代青花瓷瓶引起黄云鹏的注意。围着这个瓶左看右看半天后，黄云鹏脱口而出，“是元青花！”据他博物馆的同学介绍，这个瓶子是当地一位老太太种地时刨出来的，博物馆以为是明代青花，花了60元收过来。
如今，这款由黄云鹏发现的青花瓶成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因为这次结缘，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云鹏就开始仿元青花、明永宣青花瓷，并在国内开始崭露头角。
陶瓷纹样中少见的“八破”纹
陶瓷纹样中少见的“八破”纹。
在众多的绘画纹样中，有一种较为少见的“八破”纹。“八破”又称“吉破”、“什锦屏”，景德镇陶瓷彩绘艺人俗称之“锦灰堆”，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一种特别带有市井文化品位的民间绘画纹饰。这种以残破文物片段堆叠构成的画面，纹式细致，大多是直接对实物的写生，追求形似逼真。表现出市民百姓的一种崇古复旧，追求风雅的审美心态和文化背景。虽然影响在后期有所衰淡，但随着现代陶艺的崛起，又成为诸多陶艺家绘制的背景纹饰之一。
“八破”中的“八”字是虚词。含有多、富、发等多重含意。“破”虽然是指残破的字画书笺，但隐喻了“破家值万贯”，“岁破吉生”的意思，八破纹的题材主要是金石碎犊的拓片、旧书散页，书画字简残片组合后叠成的画面。这与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有人以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因为“八破纹”中的残破形象，完全是手绘而成的，并不是由实物剪裁后拼贴在画面上的，两者之间有着材质形式本体上的区别。
典型的“八破纹”画面，残章断简往往带有火焚过的焦痕，所以名之为“锦灰堆”。“锦灰堆”一词出之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作“锦灰堆”画幅，以至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的纹饰条目中，对“锦灰堆”也介绍说：“瓷器纹饰之一，兴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种繁密的规矩图案画”。但这种“锦灰堆”的文图与真正意义上的八破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钱选的“锦灰堆”画的也是“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各极像物之妙”。
陶瓷上的锦灰堆也是“即所谓折枝花果堆四面，明人称之为锦盆堆，意为各种名花，瑞果堆集其中，后在锦地上画折枝花，叫锦上添花”。综上比较，八破纹俗称的“锦灰堆”，是多少有点同名歧义的了。由此可见陶瓷上的锦灰堆的描绘对象是自然生长或农家养殖之物，或瓜果、或花卉，真正意义上的锦灰堆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化遗存、或竹简古币、或字画拓片，这就是在题材上真正的歧义。
然而，陶瓷上也有真正含义的八破纹的画面。同治年间也出品过不少以八破为题材的瓷盘、笔筒等物件。笔者曾于好友处见一私藏的八破纹瓷盘，是光绪年间彩制的，边饰为四季花鸟，主饰则是《耕织图，介子园画谱》残籍、《墨龙图》破幅，信扎散页“康熙通宝”的损迹，其混杂堆迭，似无序无章却气韵一体，值得细品体味。然而有人断言这仅是一件博古纹彩盘，其实不然。博古纹的形象是完整的，而八破纹则是残缺的，这就体现了八破纹最基本的特征——“破”。这种纹饰的产生和涌现，可以说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时表现某种“废虚”情结。不仅暗示了中国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转折，同时也是对那时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金石学的兴盛，诸如“残缺美”之类，审美观念的普及同时，列强入侵，江南文物毁于战火，这“毁烬残篇底蕴深，赢秦残酷不堪陈，当时古迹今难见，以此聊表旧精神”的八破纹的流行就并非是偶然了，显见是与当时的审美理念、社会现实，视觉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破纹的风格是写实的，可以显出画家对实物写生的功力，力求达到逼真的效果。八破纹的背景是文化的，往往以文字的结体形式出现，有书信古籍，所简木犊，力求寓其古雅之气；八破纹的内容是历史的，可以追溯岁月的兴衰，寄托思古怀旧的情绪。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咸丰年的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什锦屏纹瓷盘，边饰为开光山水，主题画面则是青铜古鼎和摩崖写法及《兰亭序》的拓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这种风格与八破纹的形式极为相似。这固然反映了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好古风气，以及商贾市井小民附庸风雅的心理，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陶瓷装饰中心的八破纹集博古、写实、通俗、商品为一体，也折射出近代中国新兴都市文化的一些审视特征。
现代陶艺的崛起，为装饰形式和表现题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撷取领域，反朴归真的理念不仅局限于远古的、自然的、朴实的时空，也有文化的追求、历史的追溯、意韵的追索。于是不少人从“打翻纸篓寻灵感”的八破纹中得到了启发，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借鉴了八破纹的许多素材和形式，为其作品增添了许多意境和意味。如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何炳钦创作的《古风》亚光彩色喷花瓷瓶，以深褐色模仿了瓷器特有的天然色相，并残留了几处不同泥质的本色，即而在上面刻划出一些甲骨文字，点缀了九枚篆体阴刻印章，这种以亮色衬托主体的重色的装饰效果，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民族情感。而黄焕义教授设计的《城墙》陶艺作品，在嵌雕的连续残断的曲水槛字型的泥条上，于显著部位镶贴一块青花书写的《秋声赋》的破籍残页，于凝视中倍觉苍茫古拙，于沉思中愈显深邃博大。这都是把传统装饰题材与现代陶艺表现形式结合的范例，不仅具有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有西方前卫陶艺的震撼魅力。
由此可见，具有民族文化特征、审美旨趣和时代背景的绘画纹饰，不管它怎样经历过“其潮起潮落”的盛衰，怎样经历变迁革新的演变，都是其主题思维及表现形式的延伸和张扬，都是其纪实性、包容性的传承和展示。八破纹所产生的影响和在现在陶瓷技艺中的应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宋瓷与日本茶道
侘寂是近年来在设计圈里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指的是朴素又安静的事物，它源自小乘佛法中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尤其是无常。
侘寂可以用以下词汇来表示“侘”的概念：贫困、困乏、朴直、谨慎、节制、冷瘦、枯萎、老朽、寂寞、幼拙、简素、幽暗、静溢、野趣、自然、无圣。“
侘び”是在否定了世俗普遍意义的美之后产生的“无一物”的美。“侘び”的核心是禅，“一切法无常，一切行无我”，禅的“本来无一物”的思想使“侘び”否定了一切现有美的形式。与此同时，禅的“无一物中无尽藏”的思想又使“侘び”获得创造无权自由自在的艺术形式的可能性。简言之，“侘び”在否定的同时获得了新的肯定。“寂”是动词“さぶ”的名词形式，最初是指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劣化的意思，也好比汉字中的“寂”的意思，表示没有人声，非常安静的状态。
侘寂描绘是的残缺之美，残缺包括不完善的、不圆满的、不恒久的，当然也可指朴素、寂静、谦逊、自然……它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这个词用语言来表达时，有很广的包容性。侘是在简洁安静中融入质朴的美，寂是时间的光泽。
一般而言，能在网上查到的，就是如上这样的解释。这种说法，玄而又玄，让人如坠云里雾里。人们由此认为，侘寂就是古旧残缺，不完美的物品和风格。
那么，侘寂这个词到底是来自何方神圣，是什么含义呢？
说到侘寂，和日本茶道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而说到茶道，不可避免的要提到村田珠光。他是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
所谓茶道，原本是“茶汤之道”的简称。在古代日本，主管茶道的人叫做茶头。村田珠光就是奈良时代（1372-1446）最著名的茶头。那个时代，茶还是非常贵族化的贵重物品，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享用的。珠光之前，日本茶道主要为“台子点茶”，仪式复杂，繁琐。且有刻意炫耀财富之意。
而到了村田珠光，他跟随著名的能阿弥学习插花和唐物鉴别，后来自己制定出独特的茶汤之法。村田珠光的茶汤，被称为草庵的“侘茶”,以精神为本位，尊重人的内心为宗旨。他提出的“一期一会”思想,也就是人生无常，需要好好把握住现在的意思。这和佛法中的诸行无常颇为暗合。其精神实质，却来源于村田珠光跟从著名的一休和尚参禅后大彻大悟的禅宗思想。
因此上，佛法中的诸法无我，最终达到涅槃寂静的境界，也就成了茶道追求的最高境界——侘寂的境界。
流传至今的《山上宗二记》是珠光流茶道的秘笈。从村田珠光到武野绍鸥，再传到茶道之大成就者千利休。
一般研究者认为，千利休是侘茶的发明者。而实际上，千利休是在他的老师绍鸥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引拙的传统。武野绍鸥是村田珠光后最著名的茶道大师。他发明和使用了很多新的茶具。并写下了出名的《邵鸥侘文》。文章中说：“今人将真诚，谨慎，不奢华称为侘”。邵鸥还说，“一年之中，十月为侘”。
武野绍鸥早年习净土宗，后又研习禅宗，终于唔得了“茶禅一味”之思想。他之后的这些茶人，无法达到邵鸥的高度，把终身使用同一件茶具，称为侘茶，也表明了简朴，专一，执着，无我等深刻的含义。
而千利休继承了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的衣钵，在茶道中继续寻求“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宗最高境界。这些为外人耳熟能详的语句，却包含了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最高哲理。至此，“茶禅一味”才真正统一起来。茶道，成为佛教禅宗借以传播的武器之一。
他将茶室缩减到4.5平米，设计上力求简化室内装饰，仅设一龛一瓶一画一花，最早实现了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他令茶道回到了自然清寂的最初起点，改变了珠光以来，日本茶道刻意追求名器唐物茶器的奢侈风尚，随手点来，皆是茶器。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的美学高度。
在“侘”出现频率最高的南北朝到江户初期，无论是武野绍鸥，还是千利休，却很少能看到“寂”。而江户时代，“寂”一词开始流行起来。最提倡寂的，应该是片桐石州。他留有著名的《侘之文》。还曾经以《宗关公自笔案词》为题的茶说中，专门讨论过“寂”。他认为“寂”就是要和身份相符合。
简而言之，日本茶道是建立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和宗教，社会，伦理，次序等融合在一起的文化艺术活动。千利休总结的“和，敬，清，寂”四字，完美的诠释了茶道的精神。比起“侘寂”二字，“和敬清寂”四字更能为现代人所理解。
和睦和谐，心灵纯净，宾主之间互敬互爱，清幽雅致。就是和敬清寂四字诀的要点。
而崇尚简单，朴素，去伪存真。向内观心，专著无我，才是侘寂二字真实的含义。形而上学的说法，就是通过茶道这种简朴的仪式，让人修身修心，力争达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最高境界。
所以，侘寂二字，并不一定都是晦暗，破败。而是朴素，简单，达到了道之境界的极简高度。
茶道的重要部分，乃是茶器。茶器最重唐物，其次才是和物。所谓唐物就是来自中国的器具。其品种不止是茶碗，茶入，还包括花入（日本人插花的花瓶）。日本茶道，花道，混为一体。完美的呈现出中国宋代文人：“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的美学境界。
宋瓷以青为美，简单，朴素。特别是宋代官窑瓷器，看上去简单，其实工艺极其复杂，要经过素烧，上釉3-4次，入火焙烧3-4次的复杂过程。期间损耗无数，能最终完美的呈现出一件精品宋官窑，极为难得。正合日本茶道，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粗陋，实则精美的至高审美情趣。
而与宋瓷相匹配的插花，少即是多，艳却需败。正好影射出人生无常，需要追求极美，然美好的事物极其短暂。花开虽艳，转眼雕败。不至枯萎，仍不忍弃之。恰好是现代人微妙婉转的现实心理。可以说，宋官窑瓷器所展示的这种美学境界，正是“十月秋风雨，世间多赏菊。花开转花败，劝君及时取。”的侘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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