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摘要]:中国最早的官窑，宋代官窑、元代枢府窑、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都是历代著名的官窑。宋代“官窑”号称“五大名窑”之一，分有“新官”、“旧官”之称，前者为南宋官窑，后者为北宋官窑。
中国最早的官窑，宋代官窑、元代枢府窑、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都是历代著名的官窑。宋代“官窑”号称“五大名窑”之一，分有“新官”、“旧官”之称，前者为南宋官窑，后者为北宋官窑。产品也称“官窑器”，是对民窑器而言；官窑器多按颁发式样承做。宋室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官窑，先置修内司官窑，后立郊坛下官窑，修内司窑址迄今尚未发现，现已确认的只有杭州乌龟山郊坛下官窑一处，专烧青瓷。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哥窑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显然，“攒珠”指的是哥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
汝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地处汝州而得名，盛于宋，终于明。所烧陶瓷精美绝伦，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考究。汝官窑以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晶莹多变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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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瓷器价值重在工艺
长沙窑釉下彩纹碗
长沙窑又名铜官窑，始于盛唐，盛于晚唐，为仅次于江西景德镇的中国历代名窑之一，历史上曾有"北有唐三彩，南有长沙窑"之说。业内人士表示，收藏长沙窑瓷器，以盛唐所产的最具艺术欣赏性与收藏价值，特别是长沙窑及其釉下彩瓷器，开创了用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先河，是长沙窑富有历史意义的创造，被誉为"中国瓷器史上的里程碑"。
长沙窑瓷器综合南北瓷文化精髓
据佛山收藏爱好者谭兴德介绍，唐三彩的烧制主要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主，而南方则主要以长沙以北25公里，与新康遥遥相对的湘江东岸石渚、瓦渣坪一带的"铜官窑"为主。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将唐朝的陶瓷技术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随着晚唐时期安史之乱的发生，大批北方陶瓷工匠外逃南迁，从而进一步促进南方铜官窑飞速发展，吸取南北艺术精华的铜官窑在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所制瓷器远销欧美及东南亚，深受各国人士喜爱。在英国牛津大学和日本、朝鲜的国家博物馆内，至今仍陈列着一些长沙窑釉下彩中国古瓷器，上面烧有"天下第一"、"天下有名"等题记。
开创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先河
釉下彩是长沙窑富有历史意义的首创。据收藏专家表示，在长沙窑之前，一直是以釉上彩为主，瓷器装饰多以图案、纹饰为主，缺乏立体写实感，而长沙窑釉下彩把瓷器装饰工艺与绘画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绘画艺术美化瓷器的先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了一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新局面。
所谓釉下彩，即是直接在瓷胎上面着彩，再在上面罩上一层透明青釉后烧制，此法烧制出来的陶瓷制品，纹饰率真随意，图案生动多晕色，立体感较强，图中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栩栩如生，与粗犷的胎骨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较之以前的釉上彩，釉下彩无论是绘画工艺还是烧制技术都提升了一大步，代表了当时中国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且每一件釉下彩瓷真品，都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陶瓷收藏专家马卓南表示。
长沙窑无官民窑之分鉴别主要看三样
由于釉下彩收藏价值极高，因此市场上的仿品也颇多。专业人士表示鉴别长沙窑真假主要看三方面：胎骨、釉面、图案等，还由于唐朝无官窑民窑之分，因此决定其收藏价值的主要是工艺与稀缺性。
据收藏专家谭兴德表示，真正的长沙窑瓷器，胎骨较粗较厚重，手摸上去有细微的沙粒，胎色略为偏红褐，而现代仿制品，胎骨偏白，很难仿制出长沙窑的原味。其次真品长沙窑的釉色多以褐绿彩居多，也有一些是单彩、褐彩、绿彩、红彩等，或者根本没彩，且上面多罩以透明青釉，由于历史都在1000年以上，因此发出的釉光柔润清亮，不似现代仿品发出的釉光晃眼；此外真品长沙窑的图案由于都是匠人随性所作，因此看上去非常率真生动，活泼洒脱，而现代仿品的刻意模仿痕迹明显，因而往往显得拘谨得多。
老窑瓷：北宋瓷器——中国陶瓷的巅峰之作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流传至今的瓷器价值连城。
宋瓷：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以2.786亿港元成交，激发了国内外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不可估量。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宋瓷将追求自然风韵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宋瓷的秀美远近闻名，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瓷之美，美在温厚、含蓄，强调内心的感受。宋瓷那种朴实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深深地吸引着世人。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是全球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瑰宝，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从北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传世瓷器极为稀少，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在业内有种说法：博物馆的等级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宋代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居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瓷器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瓷器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定窑藏品。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展品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占比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1/3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
提到宋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存世极少、价格极高，所以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一片”之说，极言传世宋瓷之珍贵。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历来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藏项之一。
这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之说。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乾隆皇帝很喜欢“五大名窑”的瓷器，但从乾隆那时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到处收集。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成为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后被香港知名收藏家斥重金收入囊中。
说到宋瓷，就会让人想到与之谐音的宋词。宋瓷更像宋词中的婉约派，典雅委婉。宋瓷诸窑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均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而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无论从比例、尺度、色泽，还是形状上反复推敲，宋瓷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含蓄典雅的内在美。如果对其形状做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精确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它有一种精妙的柔婉之美。
宋瓷多为青色和白色。青瓷的色泽像翡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白瓷的色泽像光洁的玉，“既质玉之质，复白雪之白”。宋瓷比明瓷、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宋瓷，更重视瓷器本身的胚胎、形体、釉色，稍加雕琢，无论造型、釉色、纹饰都追求天然完美。宋瓷表面细腻华润、轻薄易碎，需要像对孩童般的呵护。与彩陶相比，虽少了几分色彩，但简简单单，给人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它典雅静谧，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集前人之大成，又为后世之经典。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写小说“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是指语言文字自然淳朴，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下蕴含着作者敏锐而深邃的思考，使作品不知不觉拨动读者心弦。宋瓷也是如此，它不张扬、不虚华的个性使人联想到翩翩的君子，沉稳却不失个性；它的内敛又好似江南女子的风姿卓韵、典雅含蓄，让人难以忘怀。
诸多因素造就瓷器辉煌
宋代瓷业达到如此境界，绝非偶然。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受到唐末五代军事集团割据混战、政权频繁交替的影响，宋初实行了“抑武修文”政策，一方面努力削弱军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促进文化的发展。“抑武”导致了军事的匮弱，每每发生战争，宋朝都无力抵抗；而“修文”导致文化的空前高涨，文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人们的读书热情激增，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加上北宋的经济繁荣，为制作高水平的瓷器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宋瓷清新秀丽、典雅优美的艺术风格，成为宋代工艺美术中最为杰出的品种。
北宋的手工业有官营、民办和家庭副业等形式，其中以官营规模最大。北宋官府手工业专业分工之细为前代所未有。朝廷少府监所辖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文思院，其中仅文思院即领有42种不同的作业班子，包括锦、绣、金、银、犀、象、珠、玉、金彩、绘素、装钿等工艺品种。官府作坊的工匠皆来自民间，其分工之细也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人们所说“五大名窑”，足以代表宋代瓷器的技艺水平。此外，玉器的“巧作”技艺也始于宋代。宋人龙大渊著有《古玉图谱》一书，就是研究宋代玉器的书。始于唐而盛于宋的雕漆工艺，在宋代叫“剔红”。宋代剔红漆层厚、漆色艳、刀法精，图案花纹具有浮雕感，其艺术风格颇似耀州窑的刻花装饰。宋代盛行缂丝工艺，有许许多多擅长缂丝的能工巧匠。他们的作品形象逼真，除人物、花鸟外，还把书法家的作品表现在缂丝作品中。据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证：“定窑印花纹饰来源于缂丝，把库丝图案局部地移植到瓷器上，因此纹饰题材构图都比较成熟。”总而言之，宋代各种工艺美术的普遍发展，促进了瓷器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其实，当今天的人们还在热议生活陶瓷艺术化和艺术陶瓷生活化时，殊不知，在宋代，瓷器并没有艺术瓷和生活瓷之分。在今天看来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宋瓷，在当时都是生活用瓷，并不是陈设用的艺术品。
宋瓷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造型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器，有碗、盘、碟、洗、盏、托、瓶、壶、罐、钵、尊、盆、渣斗、炉、枕等。工匠们利用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的外部轮廓线，组合成不同形体。它们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都从实用出发兼顾审美的要求。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样式，许多造型作为典范为后世追慕效仿。
北宋初年，南方的吴越向宋称臣，每年大量供奉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以金银装饰的瓷器，华贵富丽，宋朝君臣十分喜爱，使瓷器身价倍增，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之物，这就刺激了各地窑业努力创制精品瓷器。上层社会的提倡，使各阶层的人都趋向使用瓷器，出现瓷器的大普及。茶肆酒楼以悬挂名人字画、陈设瓷器精品为时髦。而宋代“斗茶”之风盛行，所以对名贵瓷盏（如建窑的“兔毫盏”）竞相追求，各地瓷窑也竞相仿制、创新，以致新的釉色、新的造型、新的装饰手法、新的烧造工艺层出不穷，完全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调局面，这就使得宋代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成就。宋代的瓷器一改唐代华贵富丽之风，向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风格演变。其造型、釉色、装饰，给人们留下观赏不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宋瓷的釉色出现了创新且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时，不仅改进了石灰釉的配方，还发明了可以使釉层浓厚的石灰碱釉。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汝窑的青瓷，龙泉窑的梅子青瓷，使瓷器真正达到了“如冰似玉”的境界。至于钧窑的乳光釉、哥窑的炒米黄色釉、定窑的紫釉、绿釉和红釉，建窑的乳浊黑釉等，使釉色使用空前丰富。
宋瓷的器型有大量创新。以瓶为例，当时出现了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五孔瓶、瓜棱瓶、胆瓶、琮瓶等，让人目不暇接。
宋瓷的装饰手法远远超过唐代。除利用釉色来装饰外，还大量运用了印花、刻花、剔花、划花、画花、剪纸漏花等技术，使纹饰富于变化。
宋代无论南北方都出了很多窑场。经过激烈竞争，逐渐形成了以一些名窑为中心的“窑系”。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受其所在地区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共同性。
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色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瓷胎则以白色或浅灰白色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名窑传奇：“五大名窑”竞光辉
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虽然，有人认为，把这五大窑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不确切的，但这五大窑的确以自身的艺术特色和美感受到爱瓷者的推崇。当时，各地的民间窑场，如北方著名的磁州窑、南方的吉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各有佳作问世，都取得极大的艺术成就。这里的瓷器风格清新质朴，有的甚至可以与“五大名窑”的作品相媲美，颇受人们的喜爱。
汝窑是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境内，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据说，宋徽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苛刻要求，就是汝窑的巧匠实现的。可惜因为宋金战乱不息，汝窑前后兴盛不足20年，传世作品不足百件，所以弥足珍贵。
汝窑由于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痕迹留下。器物本身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器形则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
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润泽莹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
官窑是宋徽宗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年——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
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以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哥窑的确切窑场至今还没有发现，起源来历只有从历史传说中得出的模糊信息。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两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的好，于是弟弟便生嫉妒之心，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据《浙江通志》等记载：“有弟兄两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精美盖绝当世。”
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
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多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也有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成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随心所欲控制，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
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之所以会这样美丽，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产生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确定的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亲自下令恢复宋瓷的生产，汝窑和钧窑都是重点恢复对象。但是，经过一番努力，汝窑和钧窑的恢复都没能成功，只有少量成品，堪称国宝。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普及以后，钧窑和汝窑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现，但是现代的仿品，无论是高级仿品还是国礼级别的礼品，和宋代的瓷器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风格迥异的官窑和民窑
宋瓷有官窑、民窑之分，又有南北地域之分。官窑即国家政府办的窑，为皇宫、王室生产专用瓷；民窑即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还包括御窑，比如宋徽宗就开办了御窑厂。北宋灭亡后，宋皇室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后，在凤凰山下也设立官窑。
北宋以前，官方贡器与民间用具只有粗细之别，并无文野之分，至北宋则发生了明显转变——一个朝着清雅、华贵的方向发展，一个朝着粗犷、豪放的道路前进，彼此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以宋代“五大名窑”为例，早期它们都是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但是自从为皇室烧造贡瓷之后，便脱颖而出，其工艺之精湛令各地民窑望尘莫及。其中，钧瓷的生产最具代表性，当初它仅是河南地区一座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后来被宋徽宗看中，下令在河南禹州一带建立官窑窑场，并调集民间窑业的优秀工匠，专门为宫廷烧造此种釉色的产品。
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要求进行生产，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谓“千中选十，百中选一”。即便是成品后还要再行挑选，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间使用。其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民窑生产则与之相反，它不受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生产者要考虑成本，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生产随心所欲，产品均供应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这些瓷器虽不免粗糙，但也是情趣别样的艺术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其实，北宋瓷器的发展，还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宋徽宗。“五大名窑”有三个都是他开辟的。
宋徽宗热爱艺术，热爱美。他热衷于色彩，更热衷于自然的意境。对于当时宫廷内比较常见的定窑、柴窑的瓷器，宋徽宗非常不满。于是，他开始广泛搜集天下宝物和各种技术，并在首都东京开辟了官窑。后来，宋徽宗看到汝州烧造的进贡瓷器后很是高兴，就在宫廷内开辟了一处窑口。在原产地的瓷器，叫做汝窑，在宫廷内的这个窑口则叫做汝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汝官窑就是官窑。
钧窑有官钧窑、民钧窑之分。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又一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当时，禹州有一种彩瓷，颜色艳丽，而且上有“窑变”形成的火焰纹，入窑时，器物都是一个颜色，出来以后则万紫千红，绝没有一件重复的。宋徽宗听了甚是满意，又在宫内模仿禹州彩瓷，修建了官烧钧窑。后来的“黄金万两不及钧瓷一件”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宫廷的钧瓷。
陶瓷文化："老窑瓷中国行"走进山西调研古窑址
日前，“老窑瓷中国行”走进山西，先后探访了长治八义窑等多处古窑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琉璃厂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中心，在其所承担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课题“中国古陶瓷遗存现状调查及古陶瓷烧造技艺传承教育研究”中，联合老窑瓷博物馆、中国文物网，选择“山西老窑瓷”为第一研究对象进入了课题调研。7月11日至21日，课题组在晋中学院和三晋出版集团的协助下，先后探访了长治八义窑、平定窑、怀仁窑、榆次孟家井窑、介休窑（洪山窑）和交城窑等古窑址，走访了上述各窑口制瓷工艺的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师，以及民间收藏家和古陶瓷文化研究者，还在路经的一些市县，选择参观了当地著名的文物古迹，为深入研究体现在瓷器装饰上的文化元素做了有益的补充探索。
陶瓷文化：老窑瓷：磁州窑在陶瓷研究中占据很重要位置
磁州窑的装饰艺术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是罕见和无与伦比的，在中国乃至世界陶瓷研究中都占据着很重要位置。磁州窑是我国宋代北方著名的民窑，是中国宋代八大窑系之一。磁州窑历史悠久，品种多、产量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磁州窑发展了刻花技法并创造性地采用了红绿彩，其“白地黑花”装饰是划时代的创造，为宋代以后的青花和五彩瓷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磁州窑三彩瓷为后世留下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代磁州窑研究始于1918年巨鹿古城的惊天发现。当年，巨鹿出现罕见的旱灾，人们挖井自救。本指望挖出救命之水的他们，却意外挖出了一座在地下掩埋了812年的北宋城邑——巨鹿古城(文献记载北宋大观二年巨鹿毁于洪水)，并出土了大量的北宋古瓷。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地人大肆盗掘古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宋瓷令外国精明的投资者驱之若鹜，掀起了抢购狂潮。世界各地的古董商、陶瓷学者逐鹿中原，大批巨鹿宋瓷因此流传到世界各地。
1925年，英国学者霍普逊将生产这批巨鹿宋瓷(白地黑花瓷)的原产窑场首先冠以“磁州窑”称谓，从此拉开了世界范围内磁州窑的研究大幕。此后，这一称谓迅速为海内外学者普遍认同，这就是“磁州窑”称谓的由来。
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中凡有东方艺术品陈设者，无不以陈列有精美的磁州窑产品而感到骄傲。日本收藏的有关巨鹿的宋瓷(磁州窑珍品)达到上万件，为各国之冠，日本收藏界甚至把巨鹿宋瓷当其作国宝加以珍藏、展览。日本对磁州窑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与其丰富的藏品密不可分)，小森忍、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和蓑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南有景德，北有彭城
目前，文博界专家学者对磁州窑的断代、定性是比较精准的。在中国陶瓷史上，磁州窑是一个历史悠久、作坊众多、分布较广，但又缺乏文献可考的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县古称磁州，是磁州窑的发祥地。磁州窑烧造历史悠久，以古磁州(磁县和峰峰矿区)为中心，窑场遍及磁州各地，并辐射到黄河两岸广大地区。
磁州窑始烧于北朝，兴于隋唐，臻于宋金元，由明清延续生产至今。北朝时期主要有临水、北贾壁和曹村等窑场。隋唐时期临水窑是中心窑场，观台、彭城等窑场均是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宋金时期观台窑和彭城、临水等窑长期并存。金元时期临水窑不仅生产白地黑花瓷，而且其红绿彩瓷及印花白瓷(仿定瓷)则为观台窑所不及。漳河北岸的观台窑因为品种繁多、装饰技法丰富及纹饰精美，所以最具有代表性。
元末明初之际，漳河改道遂致观台窑停烧，彭城、临水等窑后来居上。时人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是既生产日用瓷，又生产官用瓷的窑场。金元时期，北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磁州窑为中心的瓷窑体系。元代延佑年间，泰国素可泰王朝宋家洛窑也生产与磁州窑风格相若的宋家洛陶瓷，使中华传统文化与泰国社会完美融合。
枕上清风
瓷枕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当时的文人还将其作为相互馈赠的礼品，以解暑热。瓷枕为生活用器，因常随亡者下葬，故传世品罕见。磁州窑的瓷枕形制多样，有山形(叶子形、如意形)、豆形、腰圆形、兽形和几何形等。山形枕比较常见，李清照《浣溪沙》有“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的句子。“山枕”即“如意形”或“叶形”的瓷枕。该枕形制中间凹，外缘高，形成一个弧面。枕面的边缘线呈上尖下圆，两侧边缘线相若。因枕面形似山峦，故名;瓷枕装饰技法繁多，有白地黑绘、剔花、珍珠地划花及三彩等。瓷枕装饰题材丰富多彩，主要有诗文、人物故事及写意动物等。这些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瓷枕，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取向。明清至近代瓷枕形制多见卧猫形、人形、匍匐形、长方半圆面形等。
特征
在磁州窑各类装饰当中，白地黑花最具代表性。而最令人叹服也是最稀少的品种，则是绞化妆土装饰器，它兼具审美与实用价值。此外，磁州窑还烧白釉剔、划花、黑釉剔、划花、白地黑花配剔划花、珍珠地、三彩和仿定等品种。
白地黑花是宋代磁州窑瓷器主要装饰技法。又称“白釉釉下黑彩”，是指在敷色粉(施白色化妆土)的胎体上，以毛笔为工具，蘸“斑花石”颜料(褐彩)，绘出各种纹饰图案，再罩以透明釉入窑高温烧成。
磁州窑的器型主要有瓶、瓮(四系酒瓶)、枕、坛、盘、碗、盆、罐、钵、炉、盒、水注、盏托，以及佛、观音塑像等。磁州窑纹饰线条粗犷豪放，题材丰富多彩，如龙(最著名的是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宋磁州窑黑彩龙纹瓶)、凤、动物、人物、花鸟、鱼藻和山水等，并善于将图案、吉语、诗词、歌赋、警句、格言及民俗、生活形态等，融入陶瓷艺术中，这一装饰风格是宋金时期大批文人参与制作的结果。
宋代磁州窑的梅瓶瘦俏挺拔，当年都是装酒的实用器皿，有白地黑花和绿釉釉下黑彩等品种。绿釉釉下黑彩梅瓶珍贵罕见，自民国就有仿品，唯以出土白地黑花器后挂绿釉者仿得逼真。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瓷、绿釉剔绘瓷等为高档瓷。磁州窑的断代，可以从装饰技法上来加以判断。北宋早期以点彩、刻花为主;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以剔花、绘花为主;金代中晚期以绘划花、绘花为主，还有三彩;元代以绘花为主。明代的牙色、米色釉上绘折枝花，花朵挂粉产品也很有特点。清末和民国初年磁州窑还烧制青花瓷。青料采用进口洋蓝，青花色调青雅沉稳，与清早期青花较易区别。宋金时期的磁州窑瓷(尤指是那些敷色粉的精品)，有脱釉或剥釉是很正常的，不脱釉者要存疑。
磁州窑瓷器题写年款的不多，传世所见最早纪年款磁州窑瓷是署“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1023年)铭款，传世品有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铭款白釉黑彩长方虎纹枕，墨书纪年铭款有“宣和二年”(1120年)等。在各类题句款识中，常见有诗词、俗谚、对联、警句及格言，如宋磁州窑白釉黑彩“见贤思齐”铭款枕，其文字书法笔笔中锋。堂名款也是磁州窑的一大特色，如“百忍堂”“仁和馆”及“太平馆”等。姓氏款见于各式瓷枕上，如“刘家造”“花瓶刘家造”“滏阳陈家造”“陈家狮枕”和“王家造”等。
另外，在瓷枕上题写“福”“寿”“德”“禄”或“福禄”“福德”等铭款则寓意吉祥。
2006年5月20日，河北省峰峰矿区磁州窑烧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北大家陶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安际衡为代表性传承人。安际衡先后开发出不同形制、装饰的磁州窑艺术作品近300件，充分体现了磁州窑简洁豪放、潇洒高雅的风格，并把磁州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受到陶艺界和海内外磁州窑爱好者的好评。该公司已成为传承和弘扬磁州窑文化的实习、创作和科普基地。
陶瓷文化鉴赏-解读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
唐末、五代时期，陕北夏州等地的党项族人迁到宁夏地区聚居，于1038年建国，号为大夏。西夏王朝立国190年，留下众多令人猜测之谜。如今仅存少量出土文物，透露出西夏王朝昔日的壮观辉煌。如何解读这个神秘王国，这里向读者提供一把钥匙：
4月初，在宁夏日报老友杨山虎先生和西夏瓷收藏专家白滔先生、米向军先生的帮助下，我来到心仪已久的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考察。我们驱车来到灵武县郊区一睹西夏古国最大的造瓷基地——灵武窑的风采。那种茫苍苍的感觉，令人不禁大发怀古之幽思。
白釉剔刻花三开光折枝牡丹纹罐瓷质，高29厘米，口径24.5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20厘米。直口卷唇，短颈丰肩，鼓腹下收，暗圈足，以弧线及花叶纹衬托，腹部剔刻三开光牡丹纹，层次分明，剔刻手法娴熟，白釉剔刻花完整，在西夏瓷器中极为罕见，此器当为大珍。
漫步古窑址，我们捡到了不少宋、西夏、元、明的陶瓷标本，包括一批难得的刻花、剔花、划花、印花标本以及窑具，而更为难得的是一批大型陶瓷建筑构件。
据西夏瓷专家鉴定，这批陶瓷构件十分罕见，其中孔雀蓝釉和素三彩构件尤为珍贵，它们应是西夏晚期宫廷大型建筑使用的陶瓷构件的残件。在现场，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枚黄色琉璃瓦当残件。据此，我们推测，这个古窑址应是当年西夏国宫廷用瓷和宫廷建筑用瓷构件的烧造基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陶瓷文化鉴赏-400年窑火在燃烧
多少个世纪以来，圣洁的岷山雪水沿都江堰汩汩流淌，源源不断地润泽着成都平原。当古蜀文化、中原文化、巴楚文化在这片“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古老土地上交汇，它的温润、丰饶与富足，必然会孕育出别样的文化景观与乡风民俗。那些代代相传、精雕细琢的手艺，不仅修饰了成都人的生活，更描绘出成都人细腻而广阔的精神图景，它们与那些独特的乡风民俗一道，成为成都人值得骄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那闹年的锣鼓、狂欢的水龙节、火龙灯舞、大庙会、花会、木兰会；那“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的手工造纸、闻名遐迩的瓷胎竹编、遗世独尊的铁匠铺、独步天下的邛窑……“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篇章，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代代传承的民风民俗和精湛手艺。
“开窑罗！开窑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一天清晨，一阵粗犷的欢呼声在四川彭州桂花镇土溪河畔的瓦子坝响起。这天是瓦子坝上第一座官窑出窑的日子，那欢呼的声音迅速就引来了周边大大小小的窑户们和看热闹的乡亲。人们手持火把，清晨泛蓝的天光和火把温暖的光彩映照着大家企盼而喜悦的目光。随着一股热浪袭来，窑门打开了，于是那些头披麻布套、身围厚围裙、手戴布手套的窑工们开始忙碌起来，抬的抬，提的提，挑的挑，当一件件尚还散发着窑火余温的酒坛、水缸、陶罐，甚至陶脊、陶瓦、陶滴水等运过身边的时候，大家都忍不住伸出手来，以指扣击，那陶器发出的“叮当”声就与人们啧啧称道之声融合成一片了。
土溪河是穿越桂花镇的一条河流，由于两岸浅丘蕴藏着丰富的粘土，是宜于制陶的上好原料，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域的制陶业都相当发达。而随着嘉靖官窑的建立，桂花一地的土陶企业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即便到今天，那传承至今的400年窑火依然旺盛地燃烧着，当地5000多人仍在从事这个古老的行当。土陶不仅成就了桂花镇“西蜀陶艺之乡”的美名，更演绎着这里祖祖辈辈人的生活。
重现在桂花镇的古老龙窑
在这个初秋飘零着细雨的清晨，在离土溪河不远的桂花镇龙窑陶瓷厂的一排窑洞前，是一派忙碌的劳动场景：在温暖而明亮的灯光照射下，那些散发着窑火余温的土陶制品正被工人们一件件小心地搬移出窑，小件的罐、盆用手提，或用背篼背，而大件的缸、坛则几人同抬。工人们一边劳作，一边说着粗口的笑话，使整个劳动现场都洋溢着一种热闹而喜悦的氛围。44岁的老板兰章树站在一旁，附和着工人们的笑话，满意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当一件比人还高的大瓦坛从身边抬过的时候，他轻轻地用手拍了一下，那瓦坛即刻发出一阵有种金属味道的“嗡嗡”声。他不禁自言自语道：“还是龙窑好啊，小东西能烧，大东西也能烧。”
龙窑是烧制陶瓷窑炉的一种，最早出现在商代，因其多依山坡之势倾斜砌筑而成，形同卧龙，故名。由于一般龙窑的仓道都高达2米，宽近2米，除烧大件陶器是它的优势外，还由于龙窑本身窑身的倾斜，可以形成一定的空气抽力，这不仅有利于窑内温度均匀分布，也使其具有升温快，散热也快的特点。
老兰家有两座龙窑，均沿一座小山坡并肩而建。龙窑之间屋顶相接，仅以中间的一条坡道划分左右。每座窑均长20余米，宽10余米，加之它们顺着山坡耸立的姿势，使人陡然一见，如此滚火吐烟的庞然建筑，实在是气度轩昂，气势恢弘。沿坡道拾级而上，18孔仓洞分立左右，由于视觉的仰视效果，如果说那一弯弯弓形的仓背如起伏的龙身，那么窑头高耸的烟囱就该是龙头了。
随意地走进一孔正在出窑的仓道，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其时，在堆满刚烧制好成品陶器的仓道中，两三个大汉正挥汗如雨地将那些层叠摆放、上百十斤重的瓦坛小心地传递出窑。只见他们时而换手，时而转动身躯，身手之快捷令人惊慕。老兰说，这种盘缸坛的技术也可算是龙窑制陶的一门绝活，没有一身过硬的气力、敏捷的身手和老到的经验是不行的，“首先是装窑，大件的放哪里，小件的放哪里，如何重叠，都全凭出窑师傅的经验，否则窑是烧不好的；还有就是出窑也很关键，弄得不好，不仅伤及身体，也会损坏产品。”
其实，看似质朴、凝重、古风古韵的兰家龙窑，距今也无非只有20多年的历史。1987年，10多岁就开始学习土陶制作技艺的兰章树在改革浪潮的引领下，也萌生了自己办厂的念头。“虽然那时桂花镇的土陶厂也很多，但没有一家是开龙窑的。加之龙窑生产采取的是土法的泥釉，与当地平窑使用铅釉不同，为不与同行在产品上构成竞争，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办个龙窑厂。”几经选址，兰章树终于看中了这片被砖厂废弃、遍布瓦砾的小山坡。而就在顺着山坡修筑龙窑的时候，兰章树不仅挖出了一些后经专家鉴定为400年前的古土陶罐，还发现了一条被火灼烧过的粘土地带，“可见，古人也曾在此建过龙窑的”。这一点，让兰章树感到十分吉祥，“或许是先人的神灵指示我重建了这座龙窑的吧。”为此，即便在20年后的今天，当地不少的陶窑都改建成更为先进、现代、可烧天然气的倒焰方窑、隧道窑、辊道窑的时候，兰章树仍然坚持着这种古老的龙窑烧制方式。老兰说，龙窑当然比不了现代窑这么先进，但除了它能制大件陶器外，还在于要使一件器物能出现仿古的雨点釉、茶叶末釉的效果，“还非得照着老样子去做，不然它就出不了理想的釉面。”所以，不少陶艺艺术家也慕名前来烧制作品。这一点让老兰感到十分骄傲。
传承手艺绝活的陶艺师傅
初秋的细雨飘在那些刚出窑的土陶制品上，红润细腻的土陶就愈加的光亮了。但它们从泥土变成眼前的模样究竟要通过怎样的手艺创造，又要经历哪些繁复的工序过程呢？强烈的探究欲望，让我几天来一直在这座占地10亩的陶瓷厂里往返寻觅，访古问今。
庞大超然的龙窑前是几间偌大的工棚，工棚里摆满了大大小小，或缸或坛，或盆或罐的泥坯制品，大的比人高，小的则可赏玩于指间。而每个工棚一隅，都有1至2名师傅正全神贯注地在制作泥坯。现年71岁的毛大才大爷干制陶这行已经60年了，当我将镜头对准他时，他正将一团黄泥在木板上反复地揉捏着，之后，他取出其中一小团放在一个快速转动的圆盘机器上，先是将大拇指插进泥团中，在手指灵巧地变换之际，不到一分钟的光景，一个泥碗就这样神奇地成形了，毛大爷说这是制陶工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坯”。就在我啧啧称赞毛大爷的手艺好时，不料他说，他年轻时做的大缸高2米，直径1.5米，“那才考手艺，一个缸子需要分成几个泥坯接成，没有三四天的工夫是做不出来的。光做好的泥坯子就400来斤重，要4个人抬着装窑。”
之后，毛大爷又谦虚地补充道，“这叫什么手艺，最多算个手熟。要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好，颜色黄得纯正，黏性大，没有沙砾，所以这一方的不少人家自古都是以制陶养家的，大家都会这个，也就谈不上什么手艺了。”据《彭县志》记载，早在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桂花镇就建立了当时的第一座地方官窑，土陶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到清宣统二年，此地制陶规模发展到3座大窑，50余座小窑，窑户40余户。到1948年，这里有7座大窑，50余座小窑，窑户100余户。到今天，桂花镇已拥有大小制陶厂96家，从业人员达5000多人，桂花镇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西蜀陶艺之乡”。
良好的土质条件，悠久的制陶历史，秉承传统的工艺技术，使桂花土陶自古以来声名远播。老兰告诉我说，“每天，桂花镇至少有5000个泡菜坛发往全国各地。”其实，除生活、建筑用土陶产品外，桂花陶器还多次被举荐参加全国工艺美展，甚至远赴德国和美国展出。而最让桂花人引以为豪的是，在几年前的一次北京旅游产品展览会上，桂花镇送展的镂空龙瓶被外国友人赞誉为“中国活龙，东方艺术”。
其实，只要你来到桂花镇，随意地走进一家土陶厂，你都会发现那些巧手的雕花师傅正在土陶上雕龙刻凤的劳作场景。42岁的吝大姐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雕花、贴花能手，一团白泥，经她灵巧的双手这么一搓揉、捏拿、粘贴，或用指甲划，或用竹签刻，或用刷子刷，十来分钟，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就塑在了陶罐上。吝大姐的丈夫和儿子都是龙窑陶瓷厂的制陶师傅，她说，按照过去的传统，师傅制陶，师娘雕花，所以，“嫁鸡随鸡”，她也就学了这门手艺。
但一件陶器的制成绝非这么简单，仅花饰一项，就有粑、堆、刻、画、剔、镂、刷、印、嵌等。而制坯之前首先是选料，踩泥，锯泥，这样才能保证用于制坯的泥土没有杂质，并拥有良好的可塑性。之后是捶坯、雕花、晾晒阴干、上釉、最后才是装窑烧制。老兰介绍说，过去，土陶烧制有个顺口溜——“牛拉碾，驴打场，成形手拉坯，干燥靠太阳，烧成靠龙窑，围着几间小草房。”到今天，虽然像选料、踩泥这样的工序已经无需“牛拉碾，驴打场”改成机械的打泥装置，拉坯成形的车盘也是电动的了，但一窑陶器从选料到出窑，至少也要半月的时间。
作者手记
在过去遥远的年代，一个盛水的瓦罐实则就是那些远离天然水源的远古人类的生命之源，而千百年来，即便就是那些普通的瓦、酱缸、酒坛等，也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中国陶器烧制至少已有12000年的历史了。先民们用陶刀来收割谷物，用陶罐来汲水，用陶釜来烹煮食物，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陶除了它固有的实用功能之外，也逐渐担当起先期人类审美和精神娱乐的载体，所以，通过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先民们还发明了用以娱乐的陶埙、陶鼓、陶哨等，以及用以祭祀的陶俑。而且，“泥与火”结晶的陶，不仅是人类用火艺术的一次伟大升华，它在人类文化进步中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记得少年求学，课本彩页上的那只人面鱼纹彩陶盆至今仍给我深刻印象，陶盆内壁上的人面鱼纹图案，形象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没有想到，早在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就开创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求形似、彰显神韵的风格。到后来，成都出土的东汉说书俑，其夸张、传神的造型更是引人入胜；再到桂花人精心烧制的那被赞誉为“中国活龙，东方艺术”的镂空龙瓶，可见陶是人类文化的足迹。
寻着陶的足迹，我们甚至可以厘清人类文明进程的大致轮廓。是的，大渡河上游哈休遗址出土的那枚涂抹着红色颜料的陶片，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那只目光深邃的人面陶像，以及茂县沙乌都遗址、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出土的众多器类多样，文饰丰富的陶，通过它们，考古专家也就得以为我们古蜀文化的发源勾勒出一个初步的脉络。
所以，当我徜徉在桂花镇土溪河畔那些布满瓦砾的小山坡上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境是从来没有过的开阔和丰富。看山下那座气势轩昂的龙窑，看龙窑前旷坝上搬坛子运罐劳作的人们，看窑厂之外小楼林立的村庄，古老的文明竟与今天的生活是那样地相融相生。而陶没有变，人类今天的文明却是如此的高度发达。
为此，谨感谢陶，它是人类文明起始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坚韧的守望者。那么，我们是否该为留存那些关于制陶的传统手艺做些什么呢？
祭窑仪式失而复现
空闲的时候，老兰会习惯性地围着他的龙窑逛逛，哪道窑仓该修补了，哪一匹瓦该换换了，他都会及时安排人去做，因为这窑实在是他家生财发家的大事。所以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二传说的窑神生日这天，老兰和他的窑工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窑仪式，除向龙窑烧香祭拜之外，还要杀上一个大红鸡公围窑滴血祭祀，以祈求窑神保佑“炉炉火候到，窑窑出精品”。而这样的祭祀活动，在每年农历正月窑工放年假回来，龙窑重新生火的时候还要举行一次。但依老兰出生的那个年代，他并没有亲身经过过去传统的祭窑仪式，之所以这样做，全是凭自己从老辈人所告知的只言片语中琢磨出来的，“为的是表明心诚，落得一分心安。”
但这次重新装窑的窑火点火仪式，老兰决定完全按照过去的传统来搞了。因为作为即将举行的彭州首届陶艺节的一项内容，老兰家的龙窑届时将举行一个完全复古的祭窑仪式。为此，老兰特向镇文化站的尹彦嵩老师作了多方请教。年逾五旬的尹彦嵩对民俗文化颇有研究，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在我到达桂花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有幸能够一睹那失传了半个多世纪的古老祭窑仪式了。
此时的窑场，鼓乐齐奏，香案上香烟袅袅，三牲供奉。随着道士的一阵长剑挥舞，4名脸上画着面谱的“妖魔”纷纷倒地。在焚香祷告结束后，道士便手持熊熊火把，跟随手捧香炉的窑主一家来到等待重新点火的窑前，将一孔孔的窑炉点燃，这时，窑工们齐呼“上窑罗”，现场一片欢腾。
尹彦嵩介绍说，传说中，尧帝是陶的发明者，因而被民间尊为窑神，祭窑其实就是祭祀尧帝。同时，制陶离不开风调雨顺的天气，离不开优良的土质，也离不开适度的火候，所以，也祭皇天、后土和火神。至于道士挥剑上场，则是在于驱魔护神。“其实，过去桂花镇这一带，每逢有新窑建成或开春都要举行这样隆重的祭窑仪式。”
那天与我一同观看祭窑仪式的还有成都大学美术系在此实习的数十名学生。带队的唐老师说，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实习基地，主要是因为它今天仍然存在的传统制陶技艺，不仅有利于同学们把握陶艺的造型基础，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制陶的历史和文化。其实，今天的龙窑陶瓷厂已是川内、川外多所美术院校的挂名实习基地。除每年有千名以上的美院学生在此实习外，不少艺术家也慕名到此开展创作活动。老兰曾告诉我说，当周边的其他陶瓷厂都在更新技术、更新设备时，他不是没有动摇过，但随着美院学生的涌入和艺术家们的到来，却使他逐渐坚定了坚持传统生产技艺的想法。目前，老兰正盘算着建一座占地20亩的陶艺教学基地，不仅提供给前来实习的学生使用，也满足那些喜欢陶艺、观光休闲的市民的需求。
对于这场复古的祭窑仪式，同学们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还拿出相机，“哗哗”地摁个不停。对于老兰，这样的仪式或许正好满足了他的“心安”，而同学们呢？也不该就是个好奇吧。就想，我们真的该好好地保存点什么了，不然，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连“复古”点什么都难了。
陶瓷文化鉴赏-浅谈宋代湖田窑影清瓷的工艺特色
湖田窑位于景德镇市东南湖田村。五代时烧造青瓷和白瓷，青瓷胎色青灰，白瓷洁白，产品以盘、碗为主。北宋早期普遍使用仰烧法，烧造青白瓷唇口、葵口碗。造型简单，瓷胎较厚，釉色偏灰或米黄。多光素无纹饰。这一时期的产品，尚不具备影青瓷的基本特征。北宋中晚期，选用表层风化最佳的瓷石原料，淘洗澄湛工艺逐渐完善，拉坯成型技艺日趋成熟。尤其采用旋坯工艺，用铁刀在阴干的毛坯上旋削修整，使瓷胎薄腻至极，造型规整秀美，其实大批量烧造的斗笠碗，口径２０厘米有余，面碗壁厚度尚不足０．２厘米。如此大口径薄胎器，即便明、清两朝造瓷技艺发展至巅峰，也无法大规模再造。这一时期，釉料中釉灰用量较多，釉熔融较透，透明度特别好。釉层中气泡、析晶以及其他残留物较少。刻花、划花、模印花纹的凹痕宽度、深度不同，釉层堆积厚度和块面大小多有变化，釉色由淡淡青白色向天青、湖绿渐次演变。纯净明澈并富于色调变化的硬青釉，大大强化了纹饰的艺术效果，给人以“音乐旋律绎如心灵”的美感。棕眼是影青瓷釉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坯胎用的是生料，高温烧结产生大量气泡，气泡通过釉面逸出，有些釉表面未被及时填平，而形成大小不同的棕眼。棕眼不光凹馅面大小不一、深浅不同，形态也有差异。多数只是釉表面的凹痕，一些却有针管样细孔穿透釉层，连通瓷胎。经近千年土浸，釉层下的胎上，形成大小不一的放射状扇型土浸斑。灯光照射影像明显，可作为鉴定的重要佐证。影青瓷造型美，装饰技艺更是独步青云，特别是刻花、划花技法。娃娃纹、莲纹、水波纹等等，构图饱满，线条流畅，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粗线条先垂直刻一刀，再沿线斜刻一刀。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汉代玉雕之“汉八刀”工艺。匠师根据构图需要，刻痕深浅、斜线坡度、斜面宽窄等等都富于变化。每根线条都明显起顿，犹如中国书法之提、按、顿、捺。细线条则以深浅宽窄变化，表现花、叶、水波、娃娃等范围轮廓。流畅有力，有韵律美感。线条的起顿衔接，准确而自然。匠师专业而有自信，手法娴熟，正可谓“庖丁解牛”。匠师们还就地取材，创制刻、划花的专用工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取得了超乎想像的艺术效果。一种竹制成用以划花水波纹的扁平斜口面竹笔，形似现在的排笔，宽１～２厘米，笔端削成阶梯状排列的一根根细竹丝。通过手腕的提按顿捺，划出长短不一、粗细变化的同心水波纹。这些同心水波纹，自然而有序地排布在粗线条的轮廓内，与复刀主线、单刀轮廓线共同构成一幅完整图案。律动的线条变化，赋予莲花荷叶风中翩然，莲子荷包欲出：近看湖面水波涟漪，远眺江水激流翻滚，寥寥数刀轮廓线勾勒出的娃娃，头大体腴，生灵活泼，嬉戏于河塘水际……看似纷繁的画面，其实自然有趣。整个画面根本找不出一根可有可无的线条，仅此一点，足以想像当时匠师是何等胸有成竹之“高人”。纵观出土实物，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优质湖田窑产品，多用匣钵垫块仰烧法烧成。当时已经普遍推广使用的多数垫钵匣钵内覆烧技术，以及定窑发明并广为运用的垫圈组合式窑具装烧芒口碗盘的技法，虽然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但优质湖田窑产品却很少采用，最重要的原因是芒口影响品质。匣钵垫烧产量虽受制约，但可以最大限度保持产品的优良品质。其实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窑工能娴熟掌控强还原焰，使瓷胎烧结致密，透光度愈加良好。釉熔融透彻，焕发出影青釉白里带青、温润如玉的迷人魅力，而且，胎釉结合极紧密，透明度和硬度都达到近代硬质瓷器的标准。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影青瓷制作工艺发展到历史巅峰。产品以碗、盘、壶为主，还出现花瓶、香炉、雕塑等新品种。湖田窑、湘湖窑最具代表性。南宋中晚期，表层优质瓷石资源匮乏，社会动荡不安，熟练工匠大量流失。为片面追求产量，广泛推广使用垫圈组合式窑具，窑内湿气难以及时排出，不利于窑内升温，易造成釉面阴黄。此时模印图案花纹的芒口碗铺天盖地，成型单调呆板，纹饰繁缛琐碎。不过，模制成型的产品更周正：垫块组合式窑具也大幅度降低产品烧制过程中的变形率。这一时期也有少量垫块仰烧产品，纹饰构图简化，刻、划花线条流畅，但明显纤弱乏力，且不注意线条的衔接连贯。南宋末至元代，仍有影青产品烧造。特别是元代中期，不少产品的胎釉造型等特征，明显具备优质影青瓷的基本要素。
老窑瓷 | 中国陶瓷窑炉发展的历程
[摘要]: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
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大产量、低售价、毫无标准可言，成为了长期以来中国陶瓷行业窑炉产品需求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中外陶瓷市场需求的不同，造就了中外陶瓷生产模式的不尽相同，更造就了中外陶瓷窑炉需求的各不相同。
在窑炉产品需求差异化较大的背后，中国的窑炉产品在“摒弃”了国外窑炉产品的“形”——窑炉要求的同时，似乎连它们的“神”——核心技术也一并丢掉了。
于是我们发现，中国的陶瓷行业，除了市场疯狂催生之下的消费拉动之外，大量的陶瓷企业在市场略显低迷之时，似乎毫无竞争力。
由此，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开始意识到，陶瓷生产线的核心——窑炉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慢慢地看到，即使价格不再低廉，节能减排、稳定性好、智能化程度高、产品品质能够得到保证的窑炉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小陶瓷企业的视野。在这样的需求之下，优秀的窑炉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国外优秀窑炉技术的引进与自我创新上来，一场关于窑炉的变革与提升运动，正在展开。
而对那些长期以来依靠价格战获取客户资源的中小窑炉企业来说，一场窑炉领域内优胜劣汰的洗牌变革运动也正在展开。
尤其是在2009年的陶瓷扩张潮之下，大量的陶瓷设备企业应运而生，在终端疯狂的瓷砖需求之下，陶瓷企业在选购窑炉时，往往将窑炉的产量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而对于该设备的节能减排与稳定性则很少顾及。
2010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产能扩张带来市场饱和、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十二五”规划出台……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陶瓷行业的终端销售形势日趋严峻，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弊端，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过去长期以来，国产窑炉相对于欧洲设备来说，都是落后陶机产品的代表，国内大量实力雄厚的陶瓷企业一般都向意大利、西班牙企业购买窑炉设备，而对广大的中小陶瓷企业，尤其是山东、四川、高安等产区的企业来说，在相对较弱的企业实力以及三四级市场作为终端定位的前提下，鲜有企业会选择进口窑炉，国产的廉价窑炉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首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百废待兴，陶瓷行业非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一直以来发展较为缓慢。加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陶瓷产业市场较小，意大利进口设备在国内表现强势，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产陶机企业的现状是：鲜有国产陶机品牌出现或者国产品牌生存艰难。
1983年，国家建材研究院研制成功了26m双层油烧辊道窑，用于烧成釉面砖；同年，广东佛山全套引进先进的意大利辊道窑；1988年，国家建材局以购买图纸的方式，从意大利唯高公司引进了整套瓷砖生产线的图纸与技术，在四川自贡建陶总厂建了一条年产70万平方米墙地砖国产化示范线，生产线设备按不同工段分包给几个国营的设备制造厂，其中窑炉部分由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制作，从而实现了陶瓷窑炉的国产化。
与此同时，广东部分企业还通过对进口窑炉进行测绘的方式，模仿制造出了窑炉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窑炉设备的产业化。
需要强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外资陶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有国外窑炉企业最原始技术的窑炉产品开始大量出现并运用在中国的陶瓷生产环节中。
20世纪90年代中上旬，国内市场还是存在很多进口窑炉，到了90年中期，中国的窑炉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由于当时国内陶瓷行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这一时期国内窑炉产品基本上是供应国内市场，出口市场份额很少。如当时佛山佛陶集团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对窑炉产品的刚性需求也是巨大的，一直到90年代后期，进口窑炉份额慢慢被国内窑炉产品所占据。
可以说，中国的窑炉产业经历了引进技术、模仿抄袭、外资进入等阶段，这也是中国窑炉产业化、市场化的最初雏形，尤其是外资的进入，直接带动中国陶瓷窑炉产业的快速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窑炉市场竞争无序、价格战泛滥，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刚性需求拉动的结果。窑炉产业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获得订单，而是依靠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产品消费；同时很多客户都是中小型陶瓷企业，对窑炉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满足生产需求，造价低廉。国内窑炉行业走的路线就是为陶瓷企业提供经济型的窑炉，这也使得在一定阶段内，窑炉售价越来越低，窑炉行业企业越来越多，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也正因为此，很多窑炉产品只要满足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价格适合，陶瓷企业都能够接受。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陶瓷年窑炉需求量约为300条，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窑炉企业市场份额能超过其中的20%。
在长期的实践中，佛山市佳窑陶业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禹正桥总结到，目前国内很多窑炉生产企业不具备创新能力，甚至很多企业不具备制造合格窑炉的条件，“依葫芦画瓢”——通过购买、抄袭等方式直接按照图纸制造窑炉是这些企最常用的生产手段。
“只会模仿，没有创新。”禹正桥表示，虽然中国窑炉行业不乏优秀的领导者，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企业都还处于模仿的阶段，未来中国窑炉行业要获得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数据显示，从2010到2012年的3年间，陶瓷行业的销售一直处于相对紧张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的重要性。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步伐的持续推进，以广东品牌为代表的一线品牌逐渐开始了向三四级市场渠道下沉的步伐，也让该地区的消费者看到了更多更好的产品与设计，这就促使原本立足三四级市场的品牌必须不断提升自我，才有可能继续在该地区生存下去，而要实现自我提升、品牌的转型升级，设备的更新换代必不可少。
而对于窑炉的发展趋势，除了节能减排这一必然趋势，窑炉的大型化将是发展的方向，客户需要的是稳定性、安全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产品。
据佛山某窑炉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窑炉装备行业都在往这方面不断努力。目前国内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5年前，可能更多的陶瓷企业会选择价位相对较低的窑炉设备，而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令陶瓷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即使中小陶瓷企业也会注重窑炉设备的节能减排，产品的性价比已经成为了企业选择窑炉的次要考虑因素。
“在这一点上，山东产区的变化是最明显的。”该负责人还表示，数年前淄博政府就不允许新生产线上马，陶瓷企业以往唯价格至上的法则已经不复存在，节能减排、提升陶瓷产品品质都需要优良的窑炉设备作为保证。
目前中国窑炉行业大多数企业都以价格战作为竞争手段，忽略了窑炉的稳定性，在产品上忽略了窑炉的多样性，一窑多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很普遍，甚至很多窑炉产品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他表示，当前国内陶瓷行业最需要稳定性强、陶瓷产品品质高、产量大的窑炉产品，而对窑炉企业来说，未来只有以制造艺术品的态度来对待窑炉产品，不求窑炉数量、追求窑炉精品质量才能获得陶瓷企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