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顾景舟大师代表作《僧帽壶》，现陈列于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省宜兴市发生了一起盗窃大案。一夜之间，宜兴市陶瓷陈列馆被盗！壶艺泰斗顾景舟的紫砂壶作品全部丢失！其中，就包括这把僧帽壶。这把壶是顾景舟大师的代表之作，堪称绝世孤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大师蒋蓉的蛤蟆莲蓬、荷叶、荷花等共75件紫砂壶作品，损失无法用价格来衡量。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宜兴市发生的最大一起盗窃案。案发后，宜兴市警方果断出击，在经过24个昼夜的奋战后，被盗的紫砂壶终于全部完璧归赵。这把精美的紫砂僧帽壶也终于失而复得，再次与广大壶艺爱好者见面。顾景舟大师对追回他多年积累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感到由衷的欣慰！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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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越窑青瓷：记忆与传奇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地，１０００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而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１００余件（组）各个时期的越窑青瓷遗珍首次回“家”，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这是一次系统的、高端的、空前的中国越窑青瓷展。”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说，“从这些展品中，能清晰地看到一部完整的越窑青瓷发展史。”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ｃｈｉｎａ一词的起源如何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厚的记忆与传奇。
瓷都记忆
７０多年前，在慈溪上林湖畔的荒山荆莽之中，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他独自一人埋首荒野，苦苦寻觅着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他来上林湖，是要揭开蒙尘千年的一段瓷器的传说。
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在何处？传说中的“秘色瓷”又在哪里诞生？当人们还普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时候，３０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踏破铁鞋的工夫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陈万里终于初步揭开了上林湖作为“唐宋瓷都”的神秘面纱。
一个时代过去了，考古界已经形成一致的看法：慈溪上林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唐宋“秘色瓷”的中心产地，“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
在苍翠的栲栳山麓，环上林湖及周边的杜湖、白洋湖、古银锭湖，方圆数十公里，密布着自汉至宋的１９０多处古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散落荒野，堆成了山岭。在野草的掩映与湖水的冲刷下，这些碎片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传奇。
早在１８００年前，上林湖一带已是窑场密集、作坊林立，沿湖几十公里，有龙窑上百座。每至天黑，环湖窑火荧荧，人影攒动，煞是壮观。因古代上林湖地属越州，故名越窑。就是在这些越窑的龙窑里，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诞生了。越窑青瓷也因此有了“母亲瓷”的美名。
创烧于东汉的越窑青瓷，历经三国、西晋的发展和晚唐、五代的全盛，至北宋中期趋于衰落，终于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停烧，时间持续长达１０００多年。在中国各大著名窑系中，越窑青瓷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历史上，先后有三大越窑青瓷生产中心，一是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二是慈溪上林湖一带，三是鄞县东钱湖地区。三大中心，以慈溪上林湖为最盛。从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迄今已经发现的７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窑址表明，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晚唐、五代，延至北宋初，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仅窑场就有１５０多处，就其烧造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影响之广而言，上林湖窑场均凌驾于各窑之上，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贡窑、官窑的设立，使上林湖越窑青瓷地位空前提高，制瓷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精妙绝伦的“秘色瓷”的诞生，更是使越窑青瓷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跻身于皇室宫廷生活，并与邢窑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曾作诗赞颂“上林之窑盛天下”，对唐宋之际上林湖越窑之盛叹为观止。
上林湖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还有，上林湖地处杭州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
大量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据有关志书记载，从唐中后期始，瓷器作为贸易瓷，同丝织品一样，成为明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远销亚洲及非洲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林湖为起点，一条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形成。
这条“陶瓷之路”北达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通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远至伊朗、埃及等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国家。近半个世纪来，朝鲜、日本及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古港口、古城堡遗址，屡屡出土上林湖产的青瓷遗物，印证了当年“海上陶瓷之路”的繁盛。
精美的上林湖越窑瓷器一经输出，立即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的青睐，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越窑青瓷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物品。与此同时，为满足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高丽、日本等国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世界陶瓷文明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秘色传奇
青瓷之美，在于釉色。青色，是中国瓷器的原始色和基本色。
自古陶重青品。在瓷器诞生后的前４００年，青色是瓷器最基本的颜色，直至北齐白瓷出现。此后陶瓷虽具诸色，仍脱不了青的底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均其实都可归为青瓷。
青色是生命力的表现，青瓷的生命力，从萌芽到结果都是在青色中完成。
青瓷之釉，青翠莹润，类冰似玉，如雨过天青的天空，如一泓莹碧的湖水，仿佛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令人迷恋如痴。这样的翠色，融和着万山千峰之色、天地自然之魂，凝结着古代窑匠天人合一的洞察与感悟。
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青瓷的翠色又化为文人的诗魂。
青瓷之釉，至“秘色瓷”达到巅峰，变成传奇。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诗《秘色越器》。宋明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赵德麟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专烧贡奉朝廷用的越窑青瓷，庶民百姓不得使用，其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
清人说：“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足见“秘色瓷”釉色晶莹透绿，胜过一般越窑青瓷。据说，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她的精美绝伦所倾倒。
作为越窑青瓷的上乘之作，“秘色瓷”在晚唐、五代是贡奉朝廷的贡品，应是确切无疑的。晚唐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便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
但“五大名窑无秘色”，宋明之后，“秘色瓷”神秘消失。千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秘色瓷”。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像她的神奇美妙。
“秘色瓷”究竟存不存在？她是什么样的？半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世人苦苦寻觅。
旷世秘密，在一座寺塔倒塌后大白于天下。
１９８１年秋季，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周，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陕西扶风，有着１７００年历史的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忽然间，一声巨响，寺内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宝塔轰然倒塌了半边。
６年后，考古人员在对法门寺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打开一看，是一叠细腻精致的青瓷。青瓷一共１３件，造型玲珑剔透、细腻华美，釉色如湖水般清澈温润，虽尘封千年仍莹润如新。
联系地宫内石刻“衣物帐”碑文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１３件青瓷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通过对烧制工艺和特殊支烧方式的反复比较，专家确认这批青瓷来自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稍后发现的一只八棱净水瓶，更成了破解谜团的铁证——在千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也曾发现过一模一样的八棱瓶。
至此，“秘色瓷”的轮廓渐渐清晰：传说中的“秘色瓷”确实存在过，陕西法门寺地宫内的瓷碗、瓷盘和八棱净水瓶就是确凿的实物证据。而这种瓷器的产地，就在浙江上林湖越窑。
迷雾缭绕的“秘色瓷”身世之谜终于解开！
那么，“秘色瓷”之秘究竟在哪里？根据考古考察，结合现代技术分析，一般认为有原料和工艺两方面。
根据分析，烧制“秘色瓷”的瓷土出自浙东当地，是一种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铁量高，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越窑青瓷的最好材料。
而“秘色瓷”的釉料也是就地取材，其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的含量较一般越窑青瓷为高。一种理解是，“秘色瓷”的胎泥、釉料均经过极为严格的筛洗，使用前需反复夯砸、淘洗，历经“九秋风露”，以致其化学成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中唐晚期以前，承早期越窑采用明火叠烧工艺。虽然到初唐对窑炉结构进行了改善，提高了窑内温度，但除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由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青中泛黄。
唐晚期、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在胎釉配方、窑具和烧制方面均有重大改进，制瓷工艺显著提高，青瓷胎质更加细腻致密，釉质腴润如玉。
特别是元和朝匣钵装烧工艺的创制和使用，使越窑青瓷的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带来了瓷器装烧工艺的一场革命。
匣烧，就是将瓷器坯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匣烧工艺带动越瓷产品质量的飞跃，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改善：一是有效地保证了瓷器烧成时的还原气氛；二是消除了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使器内光洁美观；三是使产品器形端正，坯胎减薄，釉色青翠晶莹。
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匣钵釉封技术，就是坯胎在装入匣钵入窑时，还用釉料将匣钵口部密封。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秘色瓷”特有的装烧工艺。
越窑青瓷莹润剔透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使越瓯作为茶具，深得文人雅士的钟爱，在唐代风靡一时。陆羽《茶经》曰：“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对越瓯推崇备至。施肩吾“越碗初盛蜀茗新”，许浑“越瓯秋水澄”，郑谷“茶新换越瓯”……这些诗句，令千载之下的我们犹能想见唐人引瓯吟哦的风雅生活。
唯美回归
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代陶瓷宗师——越窑已经沉寂了近千年。
从晚唐至北宋初，上林湖的窑工、匠师不断探索、创新，终使越窑青瓷达到巅峰，成为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
一个窑场能够千年不衰，保持制瓷工艺领先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是一个罕见的传奇。
然而，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自北宋中期开始，上林湖窑场逐渐衰落，至北宋末年停烧。
废弃的窑场历经风雨，荆莽丛生，曾经的繁华陨落在苍茫的岁月之中，以致好古的乾隆皇帝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
历史又开启新的千年，公元２００１年，沉睡了近千年后，越窑的窑火再度在青瓷的故乡上林湖畔熊熊燃起。
２００１年８月，慈溪市从福建龙泉引进７名制瓷工艺师，筹建越窑青瓷公司，全面恢复越窑青瓷生产。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来，也有人多方择土仿制越窑青瓷，终因土质不佳或烧制工艺不到位而失败。以孙迈华为首的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瓷土采集、瓷釉配方实验，对瓷土和制坯、烧造等工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工艺难题，历经几十次的失败，终于在当年的１２月，成功试烧出崭新的越窑青瓷。薪火相传，逝去的越窑文明终于回归。
在新的历史时代，上林湖越窑续写着千年的传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还在试制阶段，刚刚筹建的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带着５０余件青瓷试制品，赴杭参加西湖博览会。结果引起轰动，５０余件试制品被抢购一空。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恢复生产不到一年，公司的两件越窑青瓷作品就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一获金奖，一获优秀奖。同年１２月，在四年一届的全国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公司出品的“秋声赋”灰釉跳刀大盘和“忆”灰釉组合茶具又分获二等奖和优秀奖。
对于一个仅仅试烧一年的越窑青瓷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了。
孙迈华介绍，越窑青瓷恢复生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对上林湖越窑青瓷传统工艺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尤其是对“秘色瓷”生产工艺的研究；二是得力于对越窑青瓷工艺的创新开拓。
在烧制工艺上，他们作了大胆的改良。他们采用液化气燃料，窑温控制在１３００℃左右，这样的温度烧出来的青瓷，成品率比原来用木柴烧制高出许多，瓷器表面硬度几与钻石相近。
依托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工艺技术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仿制出鸡首壶、瓷罐、八棱净水瓶、青瓷洗、葵花盘、人物水注，以及越碗、笔筒、香炉等青瓷产品４００余种。
这些制品胎质细腻匀薄，胎体轻巧；釉色以淡青为主，釉层薄而透明，色彩明亮、纯净素雅；图案简洁生动，纹饰清秀雅致，其色彩、造型已接近古代越窑青瓷。
成功烧制日用品的同时，越窑青瓷公司还研制试烧出越瓯、仿编钟等青瓷瓯乐乐器。
青瓷瓯乐，是用青瓷乐器或敲击青瓷器皿演奏音乐的一种器乐形式。击瓯源于击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产生。唐后期击瓯奏乐十分流行，文人墨客们在酒毕茶罢之余，把箸击瓯，赋诗唱吟，畅抒情思。“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一般来说，能用于奏乐的瓷瓯必定胎质坚密，方能嘤嘤成韵。
１９９８年，上林湖寺龙口窑址一批唐宋青瓷乐器的出土，为上林湖青瓷瓯乐提供了实物证据。
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越窑的衰落和民间音乐口传身授的局限，南宋以后越窑青瓷瓯乐流失民间，沉寂无闻。
越窑青瓷生产的复兴，为青瓷瓯乐的传承带来了有利的契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慈溪市民族乐团成立越窑青瓷瓯乐课题组；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民族乐团的基础上成立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濒临消亡的瓯乐从此奏响新的乐章。
几年来，慈溪市民族乐团与越窑青瓷研究所密切合作，已仿制出可用于演奏的越鼓、越杯、越铃、越钟、瓷瓯、瓷鼓、瓷埙、鸟哨等，形成了越瓯、编钟、瓷鼓及吹奏瓷乐器４个系列２０多个品种的青瓷乐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上林追忆》、《越·瓷风》、《月下笛》、《上林瓷风》……一系列获得全国群星大奖和国际艺术大赛金奖的青瓷瓯乐作品的成功创作，使越窑青瓷瓯乐这种中国瓷乐中最古老、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器乐表演形式，在失传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新生。２００９年，越窑青瓷瓯乐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水与火的洗礼，曾经的记忆正在化为今日的传奇。如今，上林湖越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成功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林湖”越窑青瓷商标获得“原产地标志”保护。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上林湖越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陶瓷文化：“壶”在保护
与邻居宜兴相比，长兴紫砂在人才、工艺和影响上，确实逊色不少，这种事实和现象今后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但长兴紫砂经过近30年来的发展，也有自身的优势。许多长兴紫砂业界人士认为，只要措施得力，保护得法，在同一紫砂文化圈内，长兴紫砂是有可能大放异彩的。
这种优势首先是资源，长兴有丰富的紫砂矿藏，主要分布在小浦、槐坎等多个乡镇，吸引了不少宜兴紫砂业者越界至长兴购买，现在长兴一吨好的紫砂泥在宜兴最高可卖到8万元。如此好的收益当然使得不少长兴人趋之若鹜，然而资源再好、再多毕竟是不可再生的，它总有枯竭的时候。对此，一些长兴紫砂业者呼吁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规划和保护，当然这种保护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其次是人才，长兴紫砂业者现有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6名，其中年已古稀的蒋淦勤先生还是国家陶瓷艺术大师荣誉的获得者，作为浙江紫砂工艺非物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代表，蒋淦勤先生的声名已为国内紫砂业者、收藏者和爱好者所熟稔。
陶瓷文化：陶壶鼻祖供春与供春壶
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这是清代学者吴梅鼎在他所著的《阳羡茗壶赋》中对陶壶鼻祖供春的赞句。
供春，又称龚春、龚供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原是一个吴姓显宦的家僮，也有人说是婢女。据《宜兴县志》记载：明正德年间，提学副使吴颐山，携带书僮供春，读书于湖父金沙寺中。吴骞《阳羡名陶录》说：供春，学宪吴颐山家僮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茶匙穴中，指凉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明矣。吴梅鼎《阳羡茗壶赋》的序言里说：余从宜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据查考，吴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极有文名，是吴门画家唐寅的好友。明正德甲戌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能政，供春。实颐山身旁一个髻龄颖异家僮。
金沙寺，在宜兴西南境湖山间，原是唐代宰相陆希声晚年隐居的地方，称陆相山房，又称遁叟山居。建筑宏伟。这所在地当君山之隅，东溪之上，古谓湖者。古时寺旁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大银杏树，据说满100年才结一个树瘿，100年以后每年结一个，色式非常奇特。当时供春侍候主人吴颐山住在金沙寺里读书，见一老僧炼土制壶，成品精美，就在空闲的时候仔细研究老僧的制陶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这一套复杂的技术。他私下取了一点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土做坯，把寺旁的大银杏树的树瘿作为壶身的表面花纹，做成几把茶壶。当时，他没有工具，只有一把茶匙用来挖空壶身，并完全用手指按平胎面，捏炼成型。因此，他的茶壶烧成后，茶壶表面上就有指螺纹隐起可按的痕迹，显得古秀可爱，很像三代的古铜器。
有一次，供春做的茶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了，以为质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况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清代诗人周澍曾有这样的诗句赞誉供春的作品：寒梧垂荫日初晴，自泻供春蟹眼生。疑是闭门风雨候，竹梢露重瓦沟鸣。又在《台阳百咏注》中记述：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上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
《项子京历代名瓷一名龚春圆形变色壶，并加注：项氏历代名瓷宜兴一窑出自本朝武庙之世，有名工龚春者，宜兴人，以粗砂制器，专供茗事，往往有窑变者如此壶，本褐色贮茗之后则通身变成碧色，酌一分则一分还成褐色，若酌完则通身复回褐色矣，岂非造物之奇秘泄露人间，以为至宝耶？与下朱壶咸出龚制，予曾一见于京口靳公子家，其后俱为南部张中贵以五百金购去。一名龚春六角宫灯变色壶，并加注：又纪龚春窑变朱色壶云：怪诞之物，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余之未信者，未曾余自见也！今见此二壶项氏所记，把供春壶描写成神奇的器物，不足为信。已有后人驳其所言云：案壶用久则茶渍深，贮茗略现碧色，理或有之，非窑变色也。若如项氏说，通身转变，分明若此，似不近情。这个批评是以科学态度分析的，当然不无道理。
供春所制茶壶，款式不一。他还创作过龙蛋、印方、刻角印方、六角宫灯等新颖式样，而尤以树瘿壶为世所宝重。此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呈栗色。凹凸不平，类松根，质朴古雅，别具风格。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绝技的矜重受惜，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吴骞编《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陶瓷文化：供春壶的故事
自古以来，文玩、收藏的行当就是坑多水深，而紫砂壶作为新生门类，在清末民初就有许多人在仿制明代老壶，其中最著名的就有顾景舟和蒋蓉。
我们来说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就是传说中的第一把紫砂壶供春的故事。
供春壶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叫供春，第二个叫树瘿，第三个叫龚春。
我们先来看看这三个名字的由来。
在各种传说故事中，供春是制作紫砂壶的始祖。明代成化年间在宜兴西南的金沙寺和一个叫智静的老和尚学习制作紫砂壶。而后通过观察古寺旁的银杏树树瘿得到了启发，将这种纹理通过工具制作在了紫砂壶上。
而最早关于供春壶的文字记载，明代书籍阳羡茗壶系上就已经有了。正始篇详细的介绍了制作方法，还特别提到后世有人认为他姓龚，把他的名字写作是龚春。但是周高起本人在吴颐山的家里看到了时大彬仿制的供春壶，上面刻着供春二字。随着阳羡茗壶系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供春壶这三个名字，现在基本都统一为供春壶了。
这里讲两句题外话，周高起这个人，晚年住在江阴的山里面。后来被乱兵拿刀勒索，他反而破口大骂，也因此而卒。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刚烈正直，那他所写的书的内容可信度也比较高。
储南强和国博中那把供春壶的故事。大约是1928年，储老在苏州的文物市场闲逛。偶然间发现了一把供春壶，做工相当考究，而且颇有古味，储南强拿起来细细一看上面有供春两个字的刻款。
储老买下以后与苏州的收藏大家吴大徴先生两相印证，认为是明代的真品供春。当时买来的时候缺盖，特地找了号称当代陈鸣远，也是紫砂七老之一的裴石民配盖子。
储老的朋友画家黄宾虹建言，原来的瓜蒂盖子不太符合画理。经多方交流之后，裴石民就配了灵芝盖，这也是灵芝供春的由来。
之后这把供春壶声名鹊起，不仅在国内名声大热，而且还流传到了海外。英国大英博物馆闻讯以后有意出价2万块钱收购，而且日本人也是垂涎三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储老为了避免这把壶流落到日本人的手里，还特地跑到山里把这把供春壶给挖个坑藏了起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把这把壶又重新挖了出来。
后来新中国成立，储老把这把供春壶和登记在册的来历，一起献给了南京博物院。大约是1958年的时候，南京博物院再把这把供春壶转交至中国国家博物馆。
讲完了国博的供春，再来讲讲大收藏家施镇昌的供春壶和顾景舟的故事。
大收藏家施镇昌有一把供春壶，在55年的时候，储南强通过多次观察、仔细辨认，认为这把供春壶也是明代的真品供春壶。
一晃三十年过去，在1983年，施镇昌的儿子，带了大彬僧帽壶和真品供春，特地专程赶到了宜兴紫砂工艺厂请顾老为之鉴定。而顾老经过仔细辨认以后，认为大彬僧帽壶是紫砂七老的王寅春所仿，而这把供春壶则是清代的花器大家黄玉麟所仿。
对于这个鉴定结果，施公子难以接受。顾老不得不把紫砂厂陈列馆所藏的黄玉麟供春壶拿出来比对。从纹理的布局说到筋络的走向，以及工具的手法。最终施公子艰难的接受了这个鉴定，而潘持平大师也在旁边做了整个事情的见证。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午，顾老自感时日无多，让潘持平大师去医院做个记录。顾老他自己说一生看过一十三把供春壶，其中也包括国博那一把供春。每个藏家都说自己的藏的是明代真品供春壶，而且还有统一的故事：由于壶盖损坏，所以由黄玉麟所配。
顾景舟认为这一十三把供春壶，均为黄玉麟所做，他说，我对其中十二个人都说了真话，只有对唯一的一个上海的病体老人说了违心之言。所以他让潘持平大师把整个事情记录下来，待他去世后再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