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合江古代瓷器。
近日，记者有幸走进西南岳氏会所，在这个以古陶器、瓷器为陈列主体的会所内，摆满了各种精美的瓷器。这些精美的瓷器，几乎涵盖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其中不乏一些精品、珍品。“这是清代早期的青花梅瓶，此瓶大气高雅，胎体致密，手感好，其画面富有强烈的乾隆官窑特点；这是明代的香炉……”听西南岳氏会所创办人、著名瓷器收藏家岳玉明讲述各朝各代古陶瓷不同年代的特征，就像是在看一本古陶瓷的百科全书，让记者心生佩服。当记者问其是如何走上收藏之路以及如何走向成功时，岳先生用他的故事，将他与古陶器、瓷器的缘起缘生娓娓道来。十四岁开始涉足收藏
“我是无形当中喜欢上收藏的。”岳玉明告诉记者，“14岁那样，我跟当地的师傅学跟班（学徒弟），一天我遇一个出售珊蝴、玛瑙的人，称如果把头发丝缠在上面，用火烧，头发丝都不烧断，那么就是真品。我当时觉得好奇，就花了几角钱买了一些。”据岳先生介绍，后来这些珊蝴、玛瑙经当地一位老收藏家鉴定为真品，而且转手后，还赚了一些钱。“那时，我就认为搞收藏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从此我就和收藏家、古玩商接触，从他们那里学习古玩收藏知识，同时开始尝试收购古玩。就这样，我便与收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18岁那年，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我就开始从事建筑业，但喜欢收藏的我，对收藏也更加青睐，就在那年，我无意间收购到一个铜碗，重量达1．6斤，后来经当地日杂公司的一个鉴定师鉴定为金碗，当时感到特别兴奋，然而，正是这一件藏品，对我的收藏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我更加坚定了从事收藏的信心。”
据了解，岳玉明在建筑业上摸爬滚打7年后，积累了部分财富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时25岁的岳先生便开始在自己的收藏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自始至终地朝着一个收藏大家的方向努力着。
投师著名专家李知宴
“开始的时候，古陶瓷收藏对我来说还是一片空白。”岳玉明回忆道，“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又没有老师指点，只能靠与其他收藏爱好者交流意见来相互学习。由于没有老师，收藏方面的知识不够丰富，吃了不少亏，交了不少学费，特别是在18岁至25岁这段时间，我买了不少赝品、假货，上当受骗的事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损失高达几十万元。虽然在这期间有过放弃收藏的念头，但我一直相信自己有能力、有信心成为一名收藏大家，所以才一直走到今天。”wwW.tAOci52.Com
正因为这种零散接收的知识并不全面，加之对中国历史和陶瓷研究不多，这对岳先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不过，岳玉明决心要做一个职业的古陶瓷收藏家，希望得到国内著名瓷器专家指点。“最后，我有幸认识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先生，并拜李先生为师，在李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苦学了三年。在这整整三个年头里，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把《中国历史》、《中国陶瓷史》等书籍看得滚瓜烂熟，而且我还经常到国内很多博物馆去参观，并找机会与博物馆的专家相互交流、学习。”
岳先生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收藏名家，不仅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藏品，而且必须对每一件藏品进行研究。“有时候，为了搞清楚一件瓷器的真假，经常一个晚上不睡觉，遇到疑惑的地方，不是请教老师，就是自己查阅相关资料。总之要对瓷器的釉面、胎质、画工等进行仔细研究，并把真品与赝品进行对比，直到弄清楚为止。”
据了解，岳玉明为了使自己能够迅速成长，有一段时间，仅用于观察、鉴别瓷器釉面、胎质的高倍放大镜就用坏了几十个。现在的岳玉明跟记者聊起古陶瓷时，信手拈来的就是各朝各代的年号、年份和古陶瓷不同年代的特征，听他介绍，就像是在看一本古陶瓷的百科全书，让记者心生佩服。
2006年，岳先生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书画、铜器杂件以及古陶瓷鉴定估价师专家证。2007年1月，还被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特聘为《鉴定估价师》专家顾问。不过在岳玉明的眼里，这些并不满足。“古陶瓷收藏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知识无穷，非常考验人的悟性和耐性，只有勤奋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古陶瓷的意义。我永远是学生。”岳玉明告诉记者，自己会一边做收藏，一边不断充电。打算活到老，学到老。
搞收藏苦中有乐
据记者了解，岳先生经过30多年的精心收藏，到目前为止已经收藏了各类瓷器数千件，其中不乏一些精品、珍品，而岳先生创建的西南岳氏会所也正在申报成立博物馆。“瓷器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之一，我组建一个瓷器博物馆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继续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30多年来，为了使自己的博物馆能够早日建成，我几乎没有出售过一件藏品，所以现在才会有这么丰富的藏品。”
当记者问及30多年来，收藏这么多藏品是否容易的时候，岳玉明叹息道：“苦哇！有时很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件藏品的真假，还得放弃与家人团聚机会，时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为了购得一件藏品，还得自己亲自外出，特别是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还得走一两天的路程……你说其味不苦吗？不过每当想起在收藏过程中结识的众多收藏家、专家以及看到自己心爱的藏品，自己又感到了无限欣慰和快乐！”本报记者 卢建波 文
藏家档案
岳玉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人，从14岁开始涉足古玩收藏，曾投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苦学三年后出师，以鉴赏为业，渐有声名。历经近40年的学习和研究，他从一名普通的收藏爱好者，已经成长为收藏界赫赫有名的瓷器收藏家、古玩鉴定专家，被誉为“四川瓷器收藏第一人”。2006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书画、铜器杂件以及古陶瓷鉴定估价师专家证。2007年1月，被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聘为《鉴定估价师》专家顾问。现任四川省收藏家协会理事、四川崇州市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雅安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双流县工商联藏品商会事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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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汉东，遍访中国名窑第一人
钱汉东不是考古界人士，是上海一家语文类杂志的主编。钱汉东却完成了一件令考古界惊讶的大事：行程10余万公里，走遍中国名窑。这位普通的文化人，于是乎成为新闻的“焦点”。
CHINA—瓷器，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走遍中国名窑”，钱汉东在4年前许下这个心愿。不在专业内，又不是有钱人，什么样的缘由让这个年近半百的人如此冲动？喜欢陶瓷，文人的一种雅趣。然而，对于钱汉东来说更有一种气节和情感。他听说，中国的陶瓷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由英国人、日本人说了算。“一个人活着，总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终于到了中国陶瓷由中国专家做出科学界定的时候了，我应该为其做点什么？”这样的自问，使他不能自持，倾己积蓄，舍弃假日，踏上漫漫寻访路。
哥、宫、定、汝、钧、邛、婺、越、邢……4年中，他踏访了50处古窑遗址。当年的窑址，如今大多在荒野处。不言而喻，漫漫寻访路，险象环生。在西藏曲贡，差点翻车丧命；在宁夏灵武，脚面被灼伤；在河北定窑，被困机场20小时；在新疆吐鲁番，顶着47度高温；在安徽繁昌，颠簸十几小时山路，腰椎病犯……
寻访中国名窑，是以身和心去触摸历史，感受文明。站在几近废墟的古窑前，遥想当年的辉煌，钱汉东感慨良多。兴兴衰衰，起起落落。人类是文明的创造者，人类又是文明的刽子手。保护文明，和创建文明同样重要。每至一处，钱汉东细心考察，还忙着采访，忙着记日记……回来后，又一头钻进故纸堆，忙着求证。他将自己的感慨写出来，将自己的见解道出来。日积月累，他几乎完成了一项庞大的工程：“中国古名窑田野调查”。
今天，钱汉东将这项“调查”，切换成一部图文并茂的《寻访中华名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病中的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看到这本书，欣慰地说：“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女士闻知后致函道：“中国瓷器在国际上地位非常高，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早就应该有人来做这项弘扬中华传统陶瓷文化的基础工作。钱汉东先生以一己之力，寻访古窑遗址，实在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遍访中国名窑第一人。钱汉东的贡献，在于他对古窑址的保护。在他的呼吁下，有些废弃了的古窑址，得到重新修葺。在于他对古陶瓷研究上的一些新知。龙山文化为何一夜间消失？唐三彩为何有灰白底色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人们对陶瓷文化的兴趣。在于他首次以人文理念将万年陶瓷史分成5个阶段：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在于他散文化的笔调，使更多的人读懂陶瓷艺术。
可以说，从此中国陶瓷研究史上，记下了钱汉东这样一个“圈外人”的名字，而且十分地出彩。
四川乐山西坝窑瓷器浅谈
从乐山市区出发沿岷江东岸逆流而行18公里左右，便可到达西坝镇。
西坝镇与五通桥隔江相望，是一个景色优美的充满人文色彩的古镇。离镇不远有著名的桫椤峡谷，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岩崖峥嵘，溪水淙淙，特别是遍布峡谷中的古老生物——桫椤树，更是令人心旷神怡。桫椤树与恐龙同代，已有两亿多年的生长历史，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称为“植物界的熊猫”、“远古生物的活化石”。5万多株桫椤树密布在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山谷之中，犹如孔雀开屏般的桫椤树叶在微风中摇曳，常常使人看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桫椤大峡谷位于庙沱山中，山下的沫溪河，流水清清，波平如镜，有小漓江之称。在沫溪河转向之处，有庙宇为海法寺，寺中的摩崖石刻有晋王羲之和王举的石刻文字。
从海法寺出发，沿小路朝瓦片山山头前行，虽然全是梯田、耕地、庄稼、竹丛小道，但所到之处皆可看到碎瓷片、碎垫圈、碎窑具之类的东西。据当地人说，这里是当年窑州府的所在地。虽无城址，但绵延近５公里的陶窑遗址可以作证，从曾伍山下的东汉崖墓群中的陶棺可推之，此地在东汉时是特大陶器生产基地，规模和技法都相当宏大和成熟。
有资料说，西坝窑兴起于五代，鼎盛于两宋时期，元代后逐渐衰败，最终毁于明代。古陶瓷专家陈丽琼先生将此窑归于邛窑系，无论是从地理学上看，还是从陶瓷工艺学、陶瓷器型学上看，都是成立的。但与邛窑系其他瓷窑相比较，依然有着独特的风格——豪放、大气、粗犷！
笔者曾前往考察，在一个竹林丛中收集到不少瓷片，结合在收藏实践中所看到的实物，感觉到西坝窑生产的器物有罐、鼎、瓶、炉、壶、钵、盘、碗、盏、杯等，而以明器——魂罐、谷仓罐、钱罐为最大宗。
魂罐是盛骨灰用的，呈椭圆形，多堆塑单龙或双龙，龙的形态亦有繁简、优劣之分；谷仓罐是盛粮食的，呈圆塔状或长椭圆形，罐身塑一圈或多圈三角形锥体；钱罐是放钱币的，与一般同时代矮圆形罐相差无几。出现这种情况显然跟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这两个时期四川因战乱死人实在太多有直接关系，也反映了当时四川民间的丧葬习俗。
西坝窑的各种瓷器产品胎色多样，计有黑灰、砖红、灰黄、灰白、深灰、浅灰等，胎体粗糙厚重，带颗粒状杂质，胎表面施白色化妆土。釉色以黑色釉和酱色釉（包括酱黄釉、酱黑釉、酱红釉、柿色釉或紫金釉等）为基本色釉，也有褐色釉和少许灰白釉，多数器物同时呈现形态繁多的蓝、白、灰、黄、红色的花斑条纹——这是由于釉料不纯，含有铁、钛、铜等多种金属元素以及器物在窑炉中受热不均所造成的。
西坝窑瓷器多数修坯草率，因而，胎体厚而不均匀，修坯痕迹和接胎痕迹都很明显；施釉也不精细，普遍施釉不到底，釉层厚薄不匀，常见流釉现象和漏釉现象。器足多为饼形足、宽圈足、环形足、玉璧底足，以及底部外沿留宽圈足而中间保留一小圆饼的特型圈足，有的宽圈足内沿还向内斜削一刀。所有底部挖足粗糙，刀痕明显，粘砂多，缝隙多。
根据器型学结合年代对比，西坝窑宋代至元初的产品比元末明初时期的产品精细得多，相对而言，前一段时期的实用器和陈设器多一些，后一段时期明器多一些。
西坝窑在四川长期处于战乱、逃难人口很多、死人很多的时代背景下生产，难免为追求产量而粗放制作，但并不意味着当时西坝窑的制瓷工艺差。事实上西坝窑也生产了少量的精细产品，其中以用料讲究、修坯均匀、施釉精细、全身满釉、色调全黑或全紫的器物和具有各色花斑条纹（如蓝兔毫纹、白兔毫纹、玳瑁斑、油滴斑、虎皮斑、酱红色斑、酱黄色斑、不规则花斑等）者最具观赏价值，质量上乘者甚至可以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建窑、吉州窑和广元窑的产品。
据笔者所知，四川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尚有不少古代陶瓷窑址，没有得到科学发掘，乐山西坝窑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四川特别是乐山地区的民间收藏家除将在古玩、文物市场上零星出现的西坝窑瓷器产品收藏起来以外，还积极地对其文化内涵进行研究，这无疑填补了我国古陶瓷研究的空白。希望笔者的这篇文章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四川窑口谷仓罐
四川窑口谷仓罐
四川陶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支。古代的四川由于其所处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等独特情况，为了满足当地群众的生活需求，从商代开始就已制陶，这从最著名的三星堆、金沙等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就已得到证实。到了汉代、两晋、南北朝，陶瓷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应用也更加广泛。至唐、五代及两宋，制瓷业就更加成熟，窑址更是星罗棋布。考古资料表明，古时四川境内陶瓷窑址有：成都始于晋至唐宋的青羊宫窑和唐至宋烧制青瓷和三彩的琉璃场窑；邛崃始于南朝至唐宋的十方堂窑和始于南朝至隋烧制青瓷的固驿窑；新津始于南朝至隋烧制青瓷的白云寺窑和隋至唐烧制青瓷的玉皇观窑；金堂南朝至唐烧制青瓷的金锁桥窑；灌县南朝至唐烧制青瓷的金马窑和唐至宋烧制青白瓷的玉堂窑；双流隋唐烧制青瓷的牧马山窑；乐山隋唐烧制青瓷的关庙窑和宋烧制黑釉瓷的西坝窑；郫县唐、五代烧制青瓷的大坟包窑；武胜唐烧制青、黑瓷的礼安窑；广元五代至宋烧制黑釉瓷的瓷窑铺窑；彭县宋代烧制白瓷的瓷峰窑；重庆宋代烧制黑釉瓷的涂山窑等。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邛窑。
在四川的古陶瓷中，谷仓罐是一种别具特色的与众不同的器物。谷仓罐又称衣禄罐、老人罐、寿罐，是专供陪葬的明器。按四川民间习俗，人死后每个墓葬最少要放两个谷仓罐，放置钱、谷类和一些杂物，供死者在阴间享用。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民国时期渐少。正因为在四川民间从古至今有这样的陪葬习俗，才能为我们保存下来众多的、不同时期的谷仓罐。
由于成都古玩市场这类东西较多，笔者便收藏了一些。这些谷仓罐从南北朝至宋都有一些，各个时期也各有特色，这对我们认识四川窑口各个时期谷仓罐的特点提供了一些信息。
一、南北朝时期四川的谷仓罐
南北朝时四川制瓷业发展较快，不但烧制青瓷，也出现了黑釉瓷。这个时间段的谷仓罐，罐盖一般都比较高，其纹饰有竹根纹、绳纹、节齿纹、泥条纹等。如：
黑釉竹根纹谷仓罐高23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8.5厘米。由盖及罐体两部分组成，均饰以竹根纹。施酱黑釉近底，单底无釉。这是四川最早的黑釉瓷，十分罕有。
青釉绳纹谷仓罐高31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9厘米。此罐分盖及罐体两部分，盖及斜肩皆由竖绳纹装饰，罐体腹部向下急收，并由四道竖绳纹装饰至腹底。施青釉至腹下部。
青釉塔式谷仓罐(图3)高30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9.8厘米。褐红色胎，大半施青釉，釉色不纯正。塔式盖，直口，短颈，短斜肩，长圆腹，从盖到底饰六道节齿纹，从肩至下腹饰四道竖节齿纹装饰。
青黄釉节齿纹谷仓罐高30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9.7厘米。盖顶圆纽，罐唇口，罐体上细下粗，近底内收，平底。从盖至罐底有四道横节齿纹装饰。施青黄釉至第四节齿纹处，罐形别致。
青釉堆贴条纹谷仓罐高28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8厘米。罐由盖及罐体两部分组成，盖顶圆钮，罐体斜肩，圆鼓腹，平底。盖及罐腹上半部以堆贴条纹作装饰。施青釉至腹下部，釉色纯正，造型奇特。
二、唐、五代时期四川的谷仓罐
唐、五代时期，四川制瓷业空前发展，这一时期的谷仓罐不但形制多样，更强调胎装饰和纹饰装饰，出现了画花、贴花、堆花等工艺。纹饰上有人物、动物、花卉、网纹、钱纹等。如：
唐代青釉画斜方格纹双系罐高19.5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8.5厘米。卷唇口，短颈，左右设双系耳，长圆腹。罐体画青白色网格纹，平底。底及无纹饰处露胎。
唐青釉节齿纹荷叶盖罐高25.5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9.5厘米。盖呈荷叶形，罐卷口，短颈，缩肩，肩以下渐收至底外延。罐体凸起五道弦纹，罐体在凸弦纹处堆贴竖向节齿纹四组，造型古朴奇特，施青釉，釉色姜黄，施釉不均，釉不到底，罐体内及底部未施釉。
唐青釉堆贴折枝花纹罐高25.5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11.5厘米。唇口，短颈，斜肩，鼓腹下部渐收至底外延，腹底呈圆条圈状，单底。肩部设四个相对称的小钮，腹部上下各饰一圈节齿纹，中间堆塑折枝花纹。施青黄釉，大部剥落。
唐褐釉“开”字罐高27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8.5厘米。仓顶式盖，罐卷唇，短颈，丰肩，肩部堆饰条状竖纹，罐腹至底用竖向节齿纹形成开光。一开光中间饰以阳文“开”字；另一开光中间饰以钱纹，寓意开罐有钱。施褐釉近底。单底及罐内未施釉。纹饰独特，十分罕有。
唐青釉龙凤纹罐高28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0厘米。塔式盖上立一凤鸟，罐卷唇，短颈，丰肩。肩一侧堆塑独龙抢宝纹，另一侧饰竖泥条纹。腹部下收，足呈螺旋式高足。施青黄釉不到底。盖与罐体釉色不一致，或为后配盖，或烧成所致。、
唐青釉堆塑纹罐高22.5厘米，口径10.3厘米，底径9.7厘米。碟形盖，罐唇口，宽斜肩，肩部以泥条堆贴分为四区，一区饰人物、动物，一区饰太阳纹，另两区饰花卉纹。肩下渐收，至底饰以一圈节齿纹。底足呈螺旋状。纹饰生动，十分珍罕。
三、两宋时期四川的谷仓罐
两宋，四川黑釉瓷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著名的有广元瓷窑铺窑，乐山的关庙窑和西坝窑，重庆的涂山窑等。这些窑口所烧制出的黑釉瓷各有特色，并出现窑变釉。宋代四川窑口烧制的黑釉谷仓罐更具特色。如：
宋黑釉龙纹罐高18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9厘米。碟式盖，直口，丰肩，长鼓腹。罐体中部有一凹槽。腹部堆塑一腾飞的龙纹，施黑釉近底，釉面出现蓝及豆青色窑变。圈足无釉。
宋黑釉龙纹罐高20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9厘米。盖圆钮，罐长鼓腹，腹体有四道凹弦纹，罐中上部堆塑一飞龙。通体施黑釉近底，釉面由上至下流淌形成牛毛状纹蓝色窑变。圈足无釉。
宋瑞虎盖黑釉龙纹罐高24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9厘米。瑞兽钮盖，长鼓腹并有四道凹弦纹。罐中上部堆塑一龙纹。通体施黑釉近底，釉面大面积蓝色窑变。圈足无釉露胎。为黑釉谷仓罐之珍品。
宋麒麟盖黑釉龙纹罐高24.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0厘米。麒麟钮盖。长鼓腹罐体，罐体中上部堆塑一飞龙。通体施黑色釉，下半部呈现如云状蓝色窑变。圈足无釉露胎，十分珍罕。
以上这些黑釉窑变谷仓罐美妙异常，飞龙飘逸、刚劲，深受市场青睐，更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古玩市场的抢手品种，应引起川内陶瓷藏家的充分关注。目前成都古玩市场偶有所见，机会不要放过。
谷仓罐作为一种陶瓷文化，在中国，特别是在四川已经传承了数千年。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丧葬制度的改变，这些作为陪葬品的谷仓罐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保存好他们具有一定的意义。
四川陶检中心乐山落成 树立四川规范化模式
近日，四川省陶检中心新的办公大楼落成仪式暨陶检中心新年茶话会在四川乐山召开，来自四川陶瓷行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陶检中心施主任介绍了新办公大楼的情况，并就07年四川陶检工作的思路向代表们进行了说明，在检验与监督上将加大力度，对新能源的监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标准的实施上，将继续加强引导，树立了四川建辉贯彻新标准的规范化模式。对四川企业存在的贴牌问题，提出了要人人为四川陶瓷正名的口号，要求从几家大的企业开始，鼓励大家走品牌化建设的道路，再创四川名牌，国家名牌，国家免检。企业家代表也纷纷发言，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据施主任介绍，四川省陶检中心成立于2001年，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已有5人拥有高级技术职称，拥有最新的各类专业检测仪器。新的办公大楼占地上千平米，是目前四川最为专业的陶瓷检测中心，07年中心将转变工作方式，主动到企业办公，为企业提供咨询，帮助企业把好产品质量关，为提高四川企业的整体形象做出自己的努力。
四川磁峰窑酱釉瓷探索
在四川的古玩市场上，有时能见到一些酱釉瓷标本,因其特征与定窑酱色釉瓷器颇为接近，多数人都将其视为宋代“紫定”产品，而其真实面目却长期以来不被人们所认识。通过长期的研究，笔者发现这类酱色釉瓷实际上并非定窑产品，而是产自四川本地的磁峰窑。
这类酱色釉产品的器型主要是碗、碟、杯和器盖，所见器物多为残器或瓷片，完整者极少。釉色多数均为纯正的酱色，釉表的酱色层很薄，在釉表与胎之间均有一层乌黑的基础釉层。釉面光素无装饰，有的器物内外都施酱釉，有的在器外施酱釉而在器内施白釉。因保存环境的原因，酱釉的釉面有的澄亮如新，有的柔和晦暗。器物底足均不施釉，有的杯为芒口，有的碗内心留有砂粒支烧痕。胎质多为较精细的灰白胎，也有少数器物的胎质较粗呈黄白色。通过仔细对比，笔者发现此类酱色釉器物，在胎质、造型和装烧工艺上几乎与四川磁峰窑白瓷如出一辙，因而可以确定为磁峰窑产品。
磁峰窑，位于今彭州市（原彭县）磁峰镇，以烧仿定白瓷为主，主要装饰方法有印花、刻花和划花，由于其产品在造型、纹饰、釉色、胎质等方面都与定窑有相似处，所以一般将其归入定窑系。磁峰窑的酱釉产品，应是受到定窑影响而烧制的仿紫定产品。这类酱釉产品，虽然数量较少，但在窑址中也有发现。1976年，四川省博物馆魏达议先生就曾在窑址中采集到此类酱釉器物，他在《四川彭县金城窑白瓷》一文中说：“釉色为灰白色或乳白色，也有器内为灰白釉，器外为赭色釉，这是极少数。”（注：金城窑，即磁峰窑，见《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辑。）魏达议先生所说的器内为灰白釉器外为赭色釉的器物，即笔者本文所说的器外施酱釉而在器内施白釉的器物。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关文物考古部门在1977年的试掘、1978年的调查以及2000年的正式发掘中，都未发现这类酱色釉瓷器，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类酱釉产品的生产数量极少，在窑址中不易发现。
酱色釉，又名紫金釉（也有的称赭色釉），是一种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高温釉，其釉色介于柿色和枣红之间。酱色釉瓷最早创烧于宋代北方窑口，目前已知宋代烧制酱色釉瓷器的窑口有定窑、当阳峪窑、耀州窑、介休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以及四川的磁峰窑、金凤窑、西坝窑和重庆涂山窑等。其中定窑、当阳峪窑和耀州窑的酱色釉瓷质量最好，而其他窑口的酱色釉瓷多产自以烧黑瓷为主的瓷窑，器物胎质较粗，质量远逊色于前者。宋代酱色釉瓷器的普遍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而烧制的产品。
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 关于紫定问题，虽然目前争论较多，尚无统一意见，但多数人都习惯将定窑酱色釉称为紫定。这种酱色釉的色调有多种，有的呈酱红色，因而也有人认为定窑酱色釉瓷即文献所载之红定。据宋代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录》载:“(宋)仁宗一日尝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见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此外，在宋代周辉所著的《清波杂志》中也曾提到“定州红瓷”。定窑酱色釉瓷除在窑址中发现实物标本外，在各地墓葬和窖藏中也有出土。目前所见的定窑酱色釉瓷器的主要器型有碗、盘、盖碗、瓶、罐、壶等，胎质洁白细腻，釉层表面为酱色，釉表与胎之间有黑色的基础釉层，器表多为素面，仅少数器物有印花装饰，有的器物内施白釉外施酱色釉。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对定窑酱色釉即紫定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紫定的特征应像明人项子京在《历代名瓷图谱》中所描述的那样：“烂紫晶澈，如熟葡萄” 。以前的观点认为，宋代不可能烧出紫色，项氏所说的釉色如熟葡萄的紫定未能发现实物证据。其理由是，紫釉的主要着色剂是锰，釉料中的铁、钴等成分主要起调色作用，从传世及考古资料来看，我国的紫釉始烧于明代弘治时期，而利用锰烧制成功的紫釉制品要晚到16世纪后期。事实上，这种釉色如熟葡萄紫色的定窑器物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出土。上世纪80年代在黑龙江奈曼旗辽代大康元年（1075年）萧德温墓内，就曾出土一件“紫定”碗，釉色近似紫葡萄，莹澈夺目，艳丽无比，与通常所称的“紫定”（酱色釉）迥然不同，而与项子京的描述一致。
笔者认为，虽然项子京所说的釉色如熟葡萄紫色的定窑器属于紫定无疑，但也不能由此将定窑酱色釉排除在紫定之外。紫定作为古瓷名品之一，在宋代深受人们的喜爱，历代文献对其记载和赞誉颇多，可见紫定器不仅质地优良，并且还有相当的数量流传于世。而釉色如熟葡萄紫色的定窑器，存世十分稀少，至今仅在墓葬中出土过一件碗，显然不能代表人们通常所说的紫定。因此，人们通常所称的紫定，应是指定窑酱色釉瓷器，而釉色如熟葡萄紫色的定窑瓷器，虽然也称为紫定，但它却是紫定中的稀有品种。
四川“邛三彩”及其工艺
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在《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写到：“高低温釉下彩、三彩更是‘邛窑’的代表作品，均较早烧制成功，其工艺传播于江南诸名窑，而又以湖南长沙‘铜官窑’受其影响最深。”
什么是“三彩”﹖
古陶瓷研究界似乎没有对“三彩”确定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三彩”也好，“五彩”也罢，仅形容陶瓷的色彩丰富而已。在古代，三、五、七、九都表示多的意思。五彩、三彩都是表示多种颜色，一般来说，在多种颜色的陶瓷器中，没有红彩或红彩极少的，称之为“三彩”，而有红彩存在的，则称之为“五彩”。
已故前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中说：“在三彩器物中，有的只具备上述几种彩色中的一种颜色，人们称为单彩或一彩，带两种颜色的，人们称为二彩，带有两种以上的则称为三彩。”《中国陶瓷史》说：“关于三彩陶器的制作始于何时，从有纪年的唐墓考察，早于高宗时期的唐墓没有出土三彩陶器，这一事实似乎说明三彩陶器始作于唐高宗朝，而开元朝则是它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产量大，质量高，色彩多样，三彩陶人俑，不仅人体结构准确，而且形态逼真传神。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至于三彩陶器怎样发生、形成，它的前期作品如何。目前这方面发现的资料不多，现在所能说的只是三彩陶器似乎是从单色釉到二彩釉、再演进到三彩釉这样一个简单轮廓。”
今天，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告诉人们：从单色釉到二彩釉、再演进到三彩釉这样一个简单轮廓是邛窑勾画的，也就是说，三彩陶瓷器起源于邛窑。
从隋代开始，邛窑先后创造发明了釉下点彩、斑彩和黑、褐、绿三色高温彩绘瓷。正如陈丽琼先生所说：“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划时代的创造。我国陶瓷装饰艺术，由单色的釉下彩向五彩缤纷的彩瓷世界发展而发端于此。”到了唐代，邛窑一改以往“南青北白”、“重釉不重纹饰”的局面，将胎装饰（刻、划、堆、贴、塑、模印等）和釉装饰、高温彩绘和低温彩绘、釉下彩绘和釉上彩绘集瓷器于一身，开创了彩绘瓷的崭新局面，开创了中国瓷器艺术与科技发展新的里程碑。
到目前为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生产三彩陶瓷器的唐代窑址在四川、河南、河北、陕西、江西、浙江、安徽、湖南、广东都有发现，除四川早在隋朝即能烧制高、低温三彩陶器和瓷器外，其余均是中唐及中唐以后才烧制三彩陶器的，而且，除邛窑外，其他各地的窑场都没有先烧单色釉再烧二彩釉进而烧三彩釉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陶瓷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四川省万县发现一座唐贞观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百多件青瓷俑。这批青瓷俑的形象与陕西礼泉郑仁泰出土的大体一样，镇墓兽、马的形象也与该墓的同类俑一样。”无独有偶，按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的说法，我国出土唐三彩器物重要的纪年墓年代最早的就是“昭陵陪葬郑仁泰麟德元年墓（６６４）”。
这就是说，在唐初的同一个墓里，既出现了四川的青瓷器，也出现了三彩器。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古陶瓷研究界的专家们所察觉。据此，我们可以断定：陕西礼泉昭陵陪葬郑仁泰麟德元年墓出土的三彩应是四川生产的。
考古学界把四川唐、宋时期邛窑生产的三彩器叫做“邛三彩”。
邛窑始烧于东晋，发展于南朝，成熟于隋，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结束于南宋中晚期，共经历了约９个世纪。作为一个窑系，其范围包括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和南部地区，１３个市县的窑场。
邛窑早期以烧青瓷为主，至隋创烧了高温彩绘瓷，到唐代又以“邛三彩”著称。“邛三彩”有别于中原的唐三彩，它是在釉上和釉下用铜、铁、锰、钴为着色剂进行绘画或点染，以高温或低温一次烧成。最初是黑、绿、褐三彩，再后，更新为黄、绿、褐、蓝等数种颜色为基调的彩绘。
“邛三彩”在创烧出来以后，工艺技术日趋成熟，产品享誉于世，其工艺技术和产品一直延续至明代。如果说，邛窑在唐、宋时期生产的三彩器，人们称之为“邛三彩”的话，那么，属于邛窑系并深受邛窑工艺影响的成都琉璃厂窑，在明代生产的三彩琉璃陶器，则被人们叫做“明三彩”或“琉璃器”。曾先后四次对成都琉璃厂窑进行过深入考古调查的丁祖春先生在题为《成都胜利公社琉璃厂古窑》的文章中说：“琉璃厂窑还是烧制明器的地方，以宋三彩和明绿釉瓷俑为著。曾在开宝二年（北宋初年）和嘉定十四年（南宋中期）墓志铭的墓中发现有琉璃厂制作的三彩陶俑，在其他宋墓中也有发现。”“建筑构件类从现在的情况看，主要是明代琉璃瓦、板瓦、筒瓦和兽头之类的装饰构件。发现有以龙头为饰的琉璃瓦当。这就印证了我们于１９５５年在瘟祖庙发掘的
明嘉靖二十一年太监丁祥墓，墓志所记‘正德初……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的事实。可见在明正德时，琉璃厂是为蜀王府烧制瓴另甓的官办窑场。当时蜀王府、蜀王陵所需建材，均由琉璃厂烧制。”由此可见，三彩陶瓷器在四川创烧时间最早，生产时间也最长。
四川“三彩”有瓷胎，也有陶胎，但大多是瓷胎，用铜、铁、锰、钴等色料在釉上和釉下绘画或点染，兼工带写，颇具国画风格。邛窑高温三彩的釉药系无铅釉，比北方的“唐三彩”所施用的有毒的铅釉要好。北方“唐三彩”是唐开元天宝年间适应厚葬风气而开始制作或兴盛起来的，主要见之于随葬的明器，生活用器极少。它是低温铅釉陶器，仅以平涂釉料作为装饰，烧成温度低（８００度左右），釉面容易腐蚀和剥落，而唐代“邛三彩”以高温（１２００度以上）或低温（１０００度左右）一次烧成，胎釉结合紧密，釉面不易脱落，既有陈设器、实用器，也有明器，种类繁多。看来，北方“唐三彩”与“邛三彩”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据有关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史研究的文章，海外发现的三彩陶器最早的记载是７５１年，李知宴先生在《中国陶瓷的对外传播》（七）一文中写到：“天宝十年（７５１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败于阿拉伯军队，有些技术人员被带到库法，阿拉伯军队还获得不少‘施有彩色和金子的容器、丝织品等战利品’。所谓彩色容器可能就是唐三彩。”以后，在日本、西亚、中亚、南亚和海上发现的三彩大多是唐五代时期或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的，且全是实用生活用具。这里，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国陶瓷史》说：唐三彩在“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晚唐、五代时期海外却出现那么多的三彩器的陶片和瓷片呢？《中国陶瓷史》还说：北方唐三彩“主要见之于作随葬的明器”。既然如此，海外出现的三彩器为什么全是实用生活用具呢？北方三彩陶器釉料含有大量的铅，铅是有毒的，老外就不怕中毒？北方唐三彩出口海外，必须走一段陆路，陶器运输走陆路，成本高，易损坏，而“邛三彩”经水道、海路出口海外，路线虽长，但顺江而下，安全、平稳、快速，成本低，不易损坏。笔者认为，海外出土的三彩器残片中就有一部分可能是“邛三彩”……这个推断不合理吗？
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李广宁先生编著的《古瓷片的收藏及价值评估》一书中载有十三件“唐代 三彩”残片（件）一件出土于寿县基建工地，一件出土于宿州市隋唐大运河遗址，其余十一件均出土于淮北市隋唐大运河遗址。在这十三件三彩残片（件）中，明确标明是北方“唐三彩”的仅有四件，其余并未标明。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是持科学的谨慎态度的。大家都知道，北方“唐三彩”是陶器，它的胎体是用白色黏土即高岭土制成。如果，将“唐三彩”和“邛三彩”进行对比，是很容易区分的。笔者将书中的一些“唐代三彩”残片（件）与“邛三彩”比较，认为，书中一些瓷片应是“邛三彩”。（请参看照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２４系曾联合进行课题研究，科学家们通过ＰＩＸＥ设备和原子吸收、等离子光谱等传统方法分别对巩县提供的五件唐三彩的蓝釉标本和邛窑的唐代铅釉三彩的蓝釉标本进行化学组成成分的测定，从正式公布的数据来看，所有标本的化学组成成分都完全相同，各自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果没有相同的配釉方法和制作工艺，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吗？
四川的“邛三彩”与北方的唐三彩是什么关系？
请注意以下历史事实：
贞观八年（６３４）正月“辛丑，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东、西五洞反獠，平之。”
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十一月戊戌，眉、邛、雅三州獠反，右卫大将军梁建方讨平之。”
这两则引自《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唐代初期，地处唐王朝西南边陲的邛州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少数民族的动乱，而且惊动了朝廷。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曾提到：“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在这一段时间里，部分汉族陶瓷工匠背乡离井，远走他乡谋生，完全是必然的。也正是这个时期，初建立不久的唐朝又颁发典章，多次明文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死后随葬明器的相应数量，而那时王公百官、豪门贵族死后竞相厚葬已成风气。于是，有些邛窑工匠到达洛阳和长安的附近瓷窑，主要烧制高档明器，从而，将三彩技术带到北方。
这里，笔者斗胆提出：北方唐三彩的工艺来源于邛窑的观点。
到北方烧制“唐三彩”的邛窑工匠，究竟是为了谋生而北上，还是由朝廷通过“甄官署”，直接调上去的呢？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皇室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供商贾经营贩卖。凡属皇室宫廷所需要的手工业产品及其生产、经营，都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和“将作监”是管理各工官的长官。《唐·六典》说，“少府监”（管理百工技巧政务的官员）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各工官的长官）有匠一万五千人。管理陶瓷工匠、管理制造各种明器的“工官”叫“甄官署”。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番匠。所谓番匠是指不得在州县入籍，户籍隶属于少府，每年需定期上番，即为政府服劳役的工匠。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人都必须是具有匠籍的番匠。两监工匠从全国番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精者叫“巧儿匠”。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的最高水平。可以肯定，唐三彩中的明器其他精品作为唐朝王宫贵族专用的奢侈品，只能是由官府手工业作坊组织生产，而生产唐三彩的“巧儿匠”就正是从邛窑选拔出来的优秀工匠，是他们将釉下三彩技术传播到北方地区的。
唐三彩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的河南、河北和陕西等省的原有窑场中，但唐三彩并非原有窑场的主要产品。例如：
河南巩县窑是唐代重要的瓷窑，以生产白瓷著称，１９５７年被发现，《中国陶瓷史》说：“根据出土器物的造型、施釉以及伴有三彩器物出土情况考察，这个窑生产白瓷的年代比较长。三彩陶器的制作及兴盛时代，是唐开元天宝年间。”被古陶瓷研究界认为是已发现的烧造唐三彩的最主要窑址。耐人寻味的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河南盛产的白瓷和向长安进贡的白瓷，多产于巩县，却只字未提只能为达官贵人所享用的唐三彩。
陕西铜川耀州窑创始于唐，盛于宋而终于元，经历了从烧制黑瓷、白瓷发展到以烧制青釉瓷器为主的过程。宋时，耀州窑曾为朝廷烧制青釉“贡瓷”。同时，其唐代黄堡窑场是继河南巩县窑之后我国发现的第二处唐三彩窑遗址。遗址的发掘者认为：“西安地区是唐朝都城所在，出土三彩器在全国最多，黄堡距唐长安城约１００公里，长安城的大量需要应该是黄堡三彩作坊发展的直接原因”。因此，“铜川黄堡这一组三彩作坊约建于盛唐时期，连续生产到中唐”。对此，李辉柄先生置疑道：“照发掘者的意见，如果将耀州窑三彩的时代上限定在盛唐时期的话，那为什么在陕西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却没有出现耀州三彩器，若将其下限定在中唐以后的话，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证明，唐三彩在‘中唐以后衰落下来’或‘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可见唐三彩这时期在陕西已处于衰落时期，因此耀州窑三彩陶器的时代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看来可以肯定地说，北方唐三彩烧制的时间，无论是巩县、铜川，还是再后发现的河北邢窑，都不足一百年，在此之前，都没有“从单色釉到二彩釉”的演进过程，唐三彩在北方的出现，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天宝及其前后，唐朝包括河北、河南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几乎同时遭受到外敌（契丹、党项羌、吐谷浑、吐蕃、大食、波斯）入侵、“安史之乱”、回纥扰民和洪水泛滥、地震、干旱、蝗螟等自然灾害的打击和困扰，尤其是“安史之乱”，从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十一月安禄山范阳起兵，到代宗广德元年（７６３年）正月史朝义吊死温泉栅，整整延续了七年零三个月之久，其祸害之大，难于言表。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可嗥，既乏军储，又鲜力。东至郑，达于徐方；北至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据《旧唐书·卷十本纪第十》载，乾元二年四月，“壬寅，诏以寇孽未平，务怀挥挹，‘自今以后，朕常膳及服御等物，并从节减，诸作仿造仿并停’。”
国难当头，皇上又叫“诸作仿造仿并停”，作为专为朝廷达官贵人烧制高档明器和用品的官府陶瓷作坊，只得奉旨停产，邛窑工匠不敢抗旨，他们是外乡人，也不可能有“恋乡情结”，何况，中原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必然要另寻出路。
中国古代手工业至少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以前，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存在于社会的，按照行业习惯，一种特殊技艺一旦形成，总是通过父授子传，代代相承，绝不轻易外传和失传。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他们不仅要求生，还要谋生，于是，就四处流浪。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发生：他们中可能有人被契丹人抓获了，或许就是这些人及其后代创烧了“辽三彩”；他们中可能有人被大食人或波斯人抓走了，或许就是这些人及其后代创烧了“波斯三彩”；他们中可能有人在唐王朝复苏后去了唐都长安京城附近的黄堡窑，继续“以陶业为利，赖以谋生”；他们中可能有人逃到了湖南长沙和从邛窑逃到那里的工匠们一起创造了铜官窑釉下彩瓷的辉煌。
四川宜宾发现“陶瓷原料天堂”
初步探明陶瓷（原料）富矿储量达３亿吨，珙县政府着力打造“蜀南陶瓷基地”正当优质陶瓷原料资源日渐枯竭成为世界性难题时，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发现超大型陶瓷原料富矿。经中国建材集团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和四川省宜宾蜀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检测鉴定，宜宾珙县陶瓷（原料）富矿储量达３亿吨优质高岭土４０００万吨以上、优质石英４０００万吨以上。专家分析：珙县陶瓷原料具备兴建年产２亿平方米中、高档墙地砖的蜀南陶瓷生产基地，且可实现数十年持续发展。宜宾位于金沙江与岷江交汇处的长江上游，北距成都３００公里，东距重庆２８０公里，号称“万里长江第一城”。在产业配置上，水力、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具备了大规模发展的区位竞争优势。“掌握资源就是掌握财富，四川宜宾发现以珙县为中心连绵几百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有国内罕见的高品位、品种齐全的优质陶瓷原料可喜可贺。”４月１７日，在珙县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及项目负责人等联合召开的蜀南陶瓷基地开发座谈会上，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院长兼国家建筑卫生陶瓷质量检测中心主任刘爱平、总工程师马小鹏等资深专家向珙县各有关方面负责人介绍了研究开发化验陶瓷原料的情况。会上，素有“实干家”之称的蜀山实业公司董事长杨小平介绍了与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签订《技术协作框架协议》的情况，该公司从去年底成立蜀山陶瓷研究小组，邀请该院院长刘爱平以及刘西民、鲁雅文等专家到珙县现场进行资源考察、鉴定，合作研制工艺配方的试验原料全部采用珙县泥（高岭土）、石英岩、绿豆岩、绿页岩、黄砂岩、滑石及邻县的铝钒土。经过几个月数千次的试验，摸索了上万个数据，终于解决了从原料选用到技术配方，从生产工艺技术到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的问题，形成了技术上独特可行的墙地砖生产技术，被众多试用厂家确认珙县陶瓷原料品质好。珙县泥由于含氧化硅ＳｉＯ２高达４６％，氧化铝Ａｌ２Ｏ３高达３４％，氧化钾８％，氧化铁０．４９％，再加入石英、铝钒土、滑石等，烧失率６．３８％；不加任何化学原料，可与目前国内高档抛光砖坯媲美，而且不加放射性原料硅酸锆，白度可达７０度以上难能可贵。特别是可以适应低温快烧，吸水率控制在０．１以内完全瓷化，耐磨抗折强度高，以完美的质感、色泽满足人们追求高档、环保的消费目标，使蜀南陶瓷基地原料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珙县县委书记范崇宁接受记者采访时充满信心地说，珙县政府要把硬环境建好，正在致力搞好城镇总体规划和工业布局，加紧进行陶瓷生产基地的“三通一平”工作；在软环境方面四套班子开明开放，给足优惠政策，服务到位，与宜宾蜀山实业公司一起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欢迎各地陶瓷企业家到珙县投资，让陶瓷产业在珙县发展壮大。
四川古陶瓷中的贡瓷初探
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烧制贡瓷的瓷窑有浙江越窑、龙泉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邓窑(内乡大窑店窑)、陕西耀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建窑等。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瓷业发达，窑场众多，从现已发现的实物来看，邛窑、磁峰窑、广元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瓷窑都取得了很高的制瓷成就，产品制作精良，并具有显著的特色。那么，它们是否曾为当时的官府和朝廷烧制贡瓷呢？
四川古代瓷窑是否曾烧制贡瓷，在古代文献中无相关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唐衡铨著《唐氏肆考》言：“蜀王建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清代朱琰《陶说﹒古窑考》云：“按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致语云：‘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有学者据此认为四川邛窑在五代时曾烧制镶金棱边的“秘色瓷”贡献给中原王朝(参见陈丽琼：《试谈重庆、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古代陶瓷研究》第35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又言“在重庆博物馆中有一件秘色瓷碗，从工艺特点来上看属于成都青羊宫窑产品”(见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第48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有民间古陶瓷研究者也持类似观点，“在多次亲眼见过四川出土的玉质感特强的‘艾色’瓷片之后，我深信，四川当时确实能烧制出“秘色瓷”(张天琚：《古代四川青瓷及其收藏》，《收藏界》2005年第3期)。
据《全唐文》卷一二九前蜀皇帝王建《答梁主书》原文为：“右件鞍马，及腰带、甲胄、枪剑、麝脐、琥珀、玳瑁、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雕鞍撼玉，坚甲烁金，十围希世之珍，六辔绝尘之用，枪森蛇杆，剑耀龙锋，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上药非蜀都所纪，名香从外国称奇。远有珍华，并由惠好，顾酬谢而增愧，仰渥泽以难胜，捧阅品名，实惭祗受”(见董诰等编：《全唐文》第2册第777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由此可知，金棱秘色瓷等物是梁国皇帝朱温“赐贶”给前蜀皇帝王建，而非王建报朱梁的信物。唐衡铨所著《唐氏肆考》、朱琰所著《陶说》，在征引文献时，将谢物信书误为报信物书，以致宾主关系颠倒。这一错误，董其祥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所撰的《秘色瓷考辨兼论蜀窑秘色瓷》一文中已经指出(参见《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的研究者在热爱家乡情节的主导下，将清代唐、朱二人的错误进一步加以引申、附会，进而得出了四川邛窑曾经烧制秘色瓷的观点。
虽然古代文献中没有四川瓷窑烧制贡瓷的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带铭文的印模和实物，以及一些官样造型的陈设器，却可以证明四川古代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
一、邛窑贡瓷
据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邛窑遗址曾先后出土过2件刻有“官样”铭文的印模。
图1、乾德六年官样印模
1.1986年在邛崃十方堂窑址发掘中，出土一件盒盖模(外模)。半圆形，外拱内凹。直径8.8厘米，高3.5厘米。凹面的主体图案为莲瓣、葵瓣、菊瓣纹，以联珠、草叶纹相衬。拱面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官样，杨全记用”十四字铭文(见陈显双：《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第198～199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图3之8)。
2.1993年在邛崃市邛窑唐代民居建筑遗址出土一件莲花纹盘印模(内模)。印模直径13厘米，厚3.3厘米。印模背面有深浅不一的不规则圆形气孔，应是烧制时的防裂气孔。印模正面的壁为五瓣花口，模面中心雕刻排列规整的莲子(共40粒)，莲子外刻一圈凹弦纹，弦纹外刻一周花蕊(图1)。印模背面阴刻“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十五字环读铭文(图2)(参见李子军：《邛崃市发现纪年铭文印模》，《成都文物》1996年第1期)。
图2、印模铭文拓片
图3邛窑窑址出土的印模(据《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整理)
据考，历史上曾有两个“乾德”年号，一为五代前蜀时期王建之子王衍即位时所用的第一个年号，连用六年(919～924年)；一为北宋赵匡胤称帝后用的第二个年号，共用四年(963～968年)。因此，这两件印模的年代应是五代前蜀王衍时期的乾德六年。
这两件印模的发现，说明邛窑在五代时曾为皇室烧造贡瓷。以这两件印模为标准，可以判定邛窑窑址中出土的同类模具也应是烧制官样贡瓷时使用的模具，进而可以识别出一大批邛窑官样贡瓷(图3)。邛窑贡瓷有碗、盘、粉盒、香炉、俑(包括佛像、胡人、武士)、盏托、杯等，其中碗、盘、盏托、杯、粉盒等器物均为仿金银器的造型，与同时期的浙江越窑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图4～图8)。釉色有青釉、三彩两大类。器物上多有印花、刻划花或贴塑装饰。印花题材丰富，动物纹有龙、凤、鸟、鹦鹉、鱼、虎、蝴蝶、人物、飞天、佛像、兽面；植物纹有莲花、芙蓉、牡丹、卷草等。
此外，邛窑产品有部分器物，如省油灯、瓜楞水盂、瓜楞小罐、执壶、水注、水洗、砚台、净瓶、刻花彩绘大盆、梅瓶、葫芦瓶、海棠杯、葵口碗、雕塑狮子等，制作精美，釉质肥润，釉色有乳浊绿釉、青釉和三彩(有的为三彩中的单色绿釉、黄釉)，器物上多有釉斑、彩绘、刻划或贴塑、雕塑等装饰(图9～图11)。这些器物虽然无相应的印模或铭文可以直接证明它们是贡瓷，但从制作质量来看，其中应有一部分是邛窑贡瓷。
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墓出土的随葬瓷器，有大盆1件、四系罐2件、六系罐1件，碗2件，绿釉灯台2件，依发掘报告所述，四耳罐、六耳罐、碗是成都琉璃厂产品，绿釉灯台为邛窑产品(图12)(参见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63～65页，文物出版社，1964年)。五代后蜀重臣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张虔钊墓出土的瓷器，有四系罐4件、碗2件，从考古发掘报告的描述及附图看，全部应是邛窑产品(参见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第3期)。尽管这两座墓中出土的瓷器，与以上依据印模识别出来的官样贡瓷，在器类和制作质量上存在差别，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非邛窑中的精品，但它们出土于当时的皇帝和王公大臣这样高级别的墓葬中，并且全部都是邛窑产品，说明邛窑在五代时期是前蜀和后蜀皇宫和官府用瓷的主要烧造者。
二、广元窑贡瓷
广元窑在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1930年出版的《重修广元县志稿﹒陶瓷业》中才提到县北磁陶堡有陶瓷遗存，推测其年代为明代。苏轼曾写过一首题名为《送南屏谦师》的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有观点认为：“东坡这首诗，历来都认为是咏建窑的。但广元窑与建窑有同样的兔毫和鹧鸪斑两点特征，而鹅儿黄酒又是四川特产，所以就完全有可能是咏的广元窑，则广元窑为世所珍，当自宋就开始了。”(见雷喻义主编：《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说显然很牵强的，缺乏事实的依据。
虽然广元窑是否烧制贡瓷，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广元窑瓷器却为我们提供了肯定的实物证据。
1.广元窑黑釉口盏。口径10.9厘米，高6.7厘米，底径3.6厘米。斜腹、敛口，饼足中心微下凹，形成浅圈足。盏内壁及外壁上半部施黑釉，底足及外壁下半部近底处无釉，露出黑色化妆土。从底足可见胎质较粗含有细砂粒。圈足内刻楷书“供”字款，字体笔画流畅，应是在胎体未完全干透时所刻(图13、图14)。
据目前的资料，在瓷器上刻写“供”字款的瓷窑还有越窑。据林士民著《青瓷与越窑》一书，越窑北宋时期的铭文“贡(瓷)窑类有贡、内等”，并附有一件刻划双蝴蝶纹“供”字款盘标本的图片(图15)。(林士民：《青瓷与越窑》第233、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又据林士民《越窑青瓷铭文器的研究》一文，在上林湖后施岙窑址曾出土刻有“供”字款的圈足碗底(见《浙东文化》1998年第1期)。据童兆良《上林越器单字款》一文统计，越窑出土刻“供”字款器物的窑址有马家滩、燕子窠、后施岙等多处(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此外在民间收藏的实物标本中，也见有外底圈足中心刻“供”字款的盘标本(图16)。
广元窑和越窑瓷器上的“供”字款，与建窑黑釉盏上刻写的“供御”或“進琖”铭文具有相同的意义，其目的都是为了标明此类器物是专门供给皇帝和宫廷使用的贡瓷。据蔡京的《太清楼特燕记》载，宋徽宗曾用建窑兔毫盏款待群臣，在宴会上“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军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建溪毫盏，即建窑兔毫盏。
2.广元窑瓷器中的玉壶春瓶(汝窑、官窑中的类似造型有学者称为“鹅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橄榄式贯耳瓶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同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等著名瓷窑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与龙泉窑的器形尤为相似(图17，说明：1.南宋龙泉窑三足鼎式炉2.南宋龙泉窑贯耳瓶3.南宋龙泉窑觯式瓶4.南宋官窑胆式瓶5.南宋官窑鹅颈瓶6.南宋官窑直颈瓶7.宋代汝窑细颈瓶8.宋代汝窑鹅颈瓶9.宋代哥窑胆式瓶10.宋代哥窑三足鼎式炉11.宋代哥窑贯耳瓶12.金代钧窑胆式瓶)。这个几个瓷窑在宋代都具有贡窑或官窑的性质，广元窑与它们的某些产品在造型上的相似性，除却时代共性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它们都是在按宫廷的要求烧制贡瓷，所以产品的形制必须要符合皇帝和上层贵族的审美标准。广元窑这些造型的器物，除有黑釉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绿釉和黄釉产品，器物造型优美，产品质量很高，属于广元窑中的高档产品(图18～图23)。广元窑黑瓷中有兔毫、玳瑁等装饰品种，其中黑釉兔毫盏在形制、底足和釉色等方面几乎与建窑黑釉兔毫盏完全一致，并且制作质量毫不逊色(图24)。因此，广元窑的这些器物，作为贡瓷进献给宋代宫廷使用是完全可能的。
三、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烧制贡瓷的可能性
除广元窑外，宋代四川地区烧制高质量瓷器的瓷窑还有磁峰窑、金风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它们的产品中也有鼓腹长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花口瓶、梅瓶等符合宋代贡瓷造型特征的器物。就产品质量而言，以磁峰窑白瓷、清溪乳浊釉瓷最为精良，最有可能烧制贡瓷。
磁峰窑白瓷中的觯式瓶和刻花香炉，釉色洁白，修胎精细，可与北方定窑媲美(图25)。清溪窑中的乳浊釉觯式瓶、胆瓶、花口瓶、梅瓶、碗等精品，造型优美，釉色与制作质量丝毫不输北方钧窑瓷器(图26～图28)。虽然目前尚无相关文献资料或可靠的器物铭文证明这两个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但从其形制特征和产品质量分析，它们完全符合宋代贡瓷的标准。因而，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曾经为朝廷烧制贡瓷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观点，目前只是一种假说，有赖将来发现可靠的刻写有相关铭文的实物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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