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釉脱落。
茄皮紫釉是皇明清时期御窑烧制的颜色釉品种，密不外传，所以民间没有茄皮紫釉瓷器。茄皮紫釉因色如茄子之紫，故得名。茄皮紫釉又名“毡泡青釉”，明代景德镇窑所创。以锰为呈色剂的釉料中混入适量的碱，铁和钴起调色作用，在850度左右火候窑温中烧成。其色紫中泛蓝，釉质肥厚光润，釉色有深浅两种，深者紫呈紫黑，浅者紫呈淡紫，以无裂纹者为上乘，开片者略次。多作器物通体装饰，也有作描金彩绘的人什祭器。以清康熙朝制品为最好，并有浅、浓、老三种色调，以螭耳瓶，胆式瓶，盘口瓶等式样居多。茄皮紫釉虽然很厚，但没有开片纹，釉色均匀肥厚，乌亮泛紫，十分美观。茄皮紫釉瓷很少，故十分名贵。
茄皮紫釉颜色
1.紫黑色
2.淡紫色
3.蓝紫色
茄皮紫釉的器形
1.盘子
2.碗
3.胆瓶
4.蒜头瓶
5.葫芦瓶
6.梅瓶
7.玉壶春瓶
8.葫芦瓶
茄皮紫釉罐
淡茄皮紫釉暗划云龙纹碗，明万历，高7.3cm，口径15cm，足径5.5cm。
碗撇口，弧壁，深腹，圈足。内施白釉。外壁施淡茄皮紫色釉。腹部暗刻二云龙赶珠纹。圈足墙外暗刻回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明代茄皮紫釉以呈色黑紫的深茄皮紫釉较多，淡茄皮紫釉较少见。此碗即属于后者，且釉色纯正，刻花生动，弥足珍贵。
茄皮紫釉创烧于明代早期，它是一种以氧化锰为呈色剂的高温釉，釉料中的铁、钴等其他金属元素则起调色作用。其釉色有深、浅之别，深者如熟透的黑紫色茄皮，常施于尊、罐、大盘、大碗等器上；浅者则似未熟的茄皮呈淡紫色，多施于小件盘、碗之上。
茄皮紫釉暗花云龙纹盘，清顺治，高4.3cm，口径24.6cm，足径15.8cm。清宫收藏。
盘内外均施深茄皮紫釉，釉下均暗划云龙纹，外壁近足处暗划莲瓣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清顺治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在传世品中尚见有顺治黄釉盘，其造型、纹饰及款识与此盘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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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定不紫-酱釉定器鉴定
宋代邵伯温所著的《见闻录》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宋）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请注意，这不仅仅是一则连近千年前的封建皇帝都懂得严禁身边亲眷收受贿赂的通鉴，而且对陶瓷爱好者（或者工艺发展史研究人员）来讲至少表明如下两点：一是早在北宋时期定窑就成功烧制了红瓷；二是定窑红瓷肯定非常珍贵难得，否则，有权势又有钱财的王公大臣就不会用它去讨好皇帝的宠妃了。
定窑曾为官窑，给皇家烧制御用瓷器，这在众多的文献内已有记载并成定论。但其中的“红瓷”甚为稀少，传世和出土的都极罕见，文献记载也仅有只言片语，因此人们对定窑红瓷亦即紫定的研究鉴别远不如对定窑白瓷的认识来得深入精确。紫定对许多瓷友来说是非常扑朔迷离的。本着以瓷会友的原则，现将我新近收集到的几块定窑瓷片（紫定）介绍给瓷友，以助交流。
（如图）这几块紫定片基本上是残碗遗存，从现有的残块上推测，其整体器型上有大小、深浅的差别。但施釉方式、工艺制作及呈色特点是大至相同的。具体观察结果如下：
一．高倍放大镜下观察胎质可见胎土极细白、洁净、坚硬、烧结度好，几乎没有气孔，可知是高温成型（如图），这与文献记载宋瓷之中定窑的烧成温度最高是吻合的。
二．釉色在柿红和枣红之间，或者说是酱色中泛桔红，且较一般酱色艳丽，绝无紫色气象。由残片断面观察，胎骨修制得薄而规整，与胎骨相接处的釉水呈黑色，表面上才是酱红色。旋釉薄且均匀，无开片，侧面观察釉面可见细小桔皮纹，这应是微气泡爆裂后遗留下的小坑所至。抚摸釉面，感觉细腻如玉，润滑如脂。
三．残器凡口沿处皆因釉水垂流而几乎露出胎骨，因而也造成两圈不同色泽的带边，顶部成稻米壳色，带边往下渐成一周泛黑泛黄的褐色带边，然后才是酱红色。（如图）。
四．残碗的器型有两种：一种碗为斜直微弧腹，口沿上有葵口。据现有葵口等距离推算，整碗应有六个葵口，碗高一个为5.8厘米，一个约7厘米，另一个约为6.1厘米，此类碗圈足高约0.7厘米，足内侧向外斜削，外侧竖直削，足脊平切，有的足脊平切后再略作修整，成圆楞状，断面观察足圈略呈八字形，圈足大小约为整碗口沿直径的三分之一。足心有施釉和不施釉两种(如图）；另一种碗为折腰撇口浅碗，口沿有葵口，整碗应有六个葵口，碗高约4.5厘米，自碗高约二分之一处斜折向上成撇口，折撇部分有微弧度，圈足切削方式是内侧向外斜削，外侧竖直削，足脊平切后略修成圆楞状。圈足大小约为碗口直径的三分之一。足底施釉与器身釉色一致。（如图）
五．所有残片不见有芒口，亦不见有支垫烧痕，应为匣装烧制，除釉色、葵口、折腰之外，不见有其他装饰。
综合上述特征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1．这批酱红色釉瓷片器型特征均为六葵口碗，内斜外直平切小圈足，口大足小，腹斜直微弧，符合北宋时期碗型特征，故其产生时代应是北宋。
2．胎质细白坚硬，与同时代定窑白瓷胎质完全一致。而不同于同时代的景德镇白瓷胎质以及吉州窑胎质，也不同于福建德化、永春等窑的白瓷胎质，故其产生的窑口应为河北曲阳的定窑。
3．这些瓷片的釉色与传世的或文献记载的“定州红瓷”、“酱色釉”亦即人们常说的“紫定”相一致。对照实物残片釉色而必须指出的是，其釉色既不是“紫色”，也不是“红色”，更不是“芝麻酱色”，确切色泽介乎红色与酱色之间又略微带有一点桔黄色，明快而艳丽。如果比喻一下的话，应该比熟透的柿子色略深暗一点，比熟透的枣色略浅亮一些。称之为酱红釉较为名副其实。由此看来，紫定不紫，但从相沿成俗的角度出发，本人却同意不妨仍称其为“紫”定，以便交流。
4．紫定器制作极为精细，胎轻薄，釉均匀，其工艺水平北宋时已至巅峰，不愧为一代名窑。眼前这些虽已残损但不失美韵的紫定瓷片，足以让人想见其昔日的尊贵与辉煌。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18.4cm，口径20.1cm，足径12cm
生产时代： 宋
生产窑口或产地： 钧窑瓷器
品种： 紫釉
陶瓷造型： 盆
说 明： 宋
花盆撇口，长颈，圆鼓腹，圈足外撇，足底开有五个渗水孔，并刻有数目字“六”。通体内外施窑变釉，各部位釉色有所不同。口沿至颈部以天蓝色釉为主，又散晕着玫瑰红色釉，犹如晚霞；腹部釉色以玫瑰红色为主，明亮艳丽；外底施酱色釉。此器造型端庄，色彩变化丰富，堪称钧窑瓷器中的精品。
禹县是钧窑的发源地。考古工作人员在河南禹县的古钧台找到了宋代为宫廷烧制御用钧窑瓷器的窑址。钧窑花盆、盆托、出戟尊的外底一般刻有从“一”至“十”的数目字，数字越大器物越小，反之，数字越小器物越大。此花盆底刻“六”字，说明尺寸大小适中。钧瓷以釉色取胜，其典型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窑变釉，在还原气氛下烧成后，釉色千变万化，素有“钧瓷无双”之说。
均窑玫瑰紫釉盆托
钧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那里地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有“南山煤，西山釉，东山瓷土处处有”之传说。据实践，生产钧瓷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功。
钧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驱。钧瓷造型端庄，窑变美妙，色彩艳丽，五彩缤纷，又为诸窑之冠。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尤以神垕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在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唐钧”，它是宋代钧瓷的先声。宋“靖康之变”(1126年)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10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
钧瓷的烧制是一种复杂的高难技术，还原程度很难控制；加上过去由于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钧瓷，自古就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尊贵名声，唐玄宗曾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钧窑的产地在河南省的禹县，禹县于北宋时名为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更名为钧州。按惯例窑以州名，钧窑之名由此而得。过去的一些研究陶瓷史的学者和著述，也就窑以州名认为钧窑始烧于金代。1974—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的事业人员，在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中，出土有大量的钧窑瓷器的散片，从这些标本的造型来判断，它们具有鲜明的北宋时代特征。该窑址同时伴出还有“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这一重要的发现，证明宋徽宗执政时期，钧窑瓷器已达到了鼎盛时代，从而纠正了过去钧窑始烧于金代的立论。
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黑釉器物之上。到了宋代，这种复色釉的技艺已掺入到青釉制瓷工艺之中，这一突破乃钧窑制瓷匠师们对我国古代制瓷工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钧窑瓷器的胎色灰白浅黄，底刷浆釉，釉色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出色的作品乃天青与玫瑰紫、海棠红交接在一起，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美。不少人往往借用唐人诗句：“夕阳紫翠忽成风”来形容它，可谓一点也不过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钧窑尊”，其口缘内施天青釉，器外则以大青、玫瑰紫和海棠红交融在一起，釉色美如朝晖晚霞，极尽绚丽璀璨之致。其实，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是浓淡不一、幽雅的天青色，而所谓到窑瓷器有月白、灰蓝之色，也只是色度上的差异而已。因此，钧窑瓷器仍属于青瓷系统，而像此尊上所闪现的海棠红色是加入铜的成份所致。铜红的烧成难度较大，铜的含量多少，会影响到呈色的效果。此外，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也十分敏感，它必须以还原焰在1250℃以上的高温下，而且烧成气氛控制得当，才能出现美丽的红色，若稍有偏离，色泽就会随之而产生变化；至于紫色则是青釉与铜红釉互相融合的产物。钧窑复色釉瓷器的烧成，不仅使宋代的青瓷色彩尽态极妍，它所产生变幻无穷的色彩美，为宋代的官窑青瓷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钧窑瓷器也是一种厚釉器物，典型的作品其瓷釉常常出现一种与色地不同的、呈不规则流动状的细腺，它的形态宛如蚯蚓在泥土中游动的走泥状，过去骨董界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器物所出现的“蚯蚓走泥纹”，与哥窑、官窑瓷器存在的开片一样，也属于烧成工艺上的一种病态，其形成机理是因为钧窑瓷器都经过素烧，也就是为了避免瓷胚在高温烧造时破裂和变形，先以较低温度烧一次，以固定坯体。但它有时会促成釉层在烧窑过程中，于低温中发生裂纹，随着温度逐渐烧高，使黏度较低部份的釉流入和填补裂纹造成的空隙，就形成了和眼泪流下来一样的那种“蚯蚓走泥纹”，这种具有流动感的色丝将器物平添一种纹路美，在当时也为人们所欣赏。它作为钧窑瓷器的一个特微，由此也成为文物界鉴定钧窑器物的一点线索。
钧窑瓷器的釉色在宋代青釉中是别开生面的，禹县钧窑的异军突起，导致黄河流域不少制瓷窑场群相仿制。钧瓷的别致，自然也很快为统治者所看中。宋徽宗在位期间于禹县设置官窑专门为大内生产部份皇室用瓷，其产品有各种花式口的盆和奩、出战尊、敛口尊，鼓钉洗、炉、钵、碗、盘等，上述器皿都是按禁廷制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皿乃和当年的花石纲有直接关联。所谓‘纲’，最初是唐代玄宗朝设立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北宋末年，赵佶大肆搜括民脂民膏，纲的不同名目也就多起来了，而花石纲乃专门供奉徽宗无度挥霍的“御前纲”中最大的一种。崇宁四年十一月，为在东京(今开封)与建寿山艮狱，“以朱面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示，指为御前之物”，花石纲劫往东京的“嘉花名木”、“怪石严壑”一部份要用瓷器来陈设，禹县钓台窑址出土的器物底部刻有“一、二、三……至十编号’的盆、盆托的残片，就是当年为宫廷烧造盆景所用的器皿。故宫博物院收藏“宋钧窑出戟尊”器底刻有“三”字的编号，毫无疑问它应是当年禹县钓台窑址所烧造。有人曾对数十件有数字编号的同类器物进行排比，发现标号数字和器物的尺寸相关。“一”为起始号、为最大号，因而这件出戟尊属较大型的作品。
金代钧窑瓷器的生产比北宋更为普遍，生产的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这时有圈足的器物，圈足都露胎，只是在圈足的底心施釉。金钧不如宋器，唯其青釉上所呈现的紫红色斑块，有其特殊风采。它仿佛在蔚蓝的天空忽然涌现一片红霞，比较美观。入元，钧瓷已成为北方民间比较普遍使用的瓷器。元代的窑场都烧制器形硕大、浑厚凝重的器物，这一时代的特征在钧窑产品中也不例外。与金钧一样，这时的器物也远不如宋瓷，其胎体粗松、釉面多棕眼，釉色一般为月白、天蓝，也有以红斑装饰，呈色似显呆板。但元钧也不乏精美之作，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钧窑贴花双耳三足炉’，通体满釉，以天蓝色为主，与月白交融，犹如蓝天白云，蔚为壮观。作为厚釉失透的钧窑瓷器，若採用刻、印花装饰，较难达到理想的效果。此炉乃以堆贴的手法，在颈部装饰专花和龙纹，腹部贴以铺首，这种装饰为宋钧所不见。
明代钧窑天蓝玫瑰紫釉棱口花盆
“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这是古代的文人墨客对钧窑瓷器变幻莫测的釉色的赞誉。钧瓷青中带红的釉色，兔毫丝缕般的釉面肌理，以及表面呈现的大片不规则红紫色彩斑，在中国古陶瓷中独树一帜，构成其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件明代钧窑天蓝玫瑰紫釉棱口花盆（见图），高19、底径27.3厘米。其造型典丽，釉色绚烂，属钧窑花盆佳作。此类花盆之烧造，须先以模制瓷胎，再罩施蓝紫色调之釉。远观静穆湉谧，近看则晕融烂漫，既如暴雨淋墙，斑驳相连，又如雨后青山，云烟氤氲，予人无限之美学遐想，所生之意境任由观者自悟。该件器型简约，上厚施色釉，其明晦深浅变化，隐显之间，让人爱不释手。
此花盆属于钧瓷中一类底部刻或印有数字的盆景器。其数量稀少，多为清宫旧藏，为钧瓷中最为珍贵的一类。数位钧瓷的底部数位从一至十，分析博物馆藏品及禹县钧台窑址发掘可发现这些数字应与器物大小成反比关系，“十”为最小，“一”为最大。明、清宫廷绘画中时常见有数位钧瓷的身影，其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如明人《十八学士图·棋》中前景右区的仰钟式花盆，及清人《美人图·对镜》中窗台上的葵式花盆。
此类钧窑花盆之断代，尚无定论。史上有两学说，一指其为北宋十二世纪，另一认为属元或明初。曾经有一批钧窑带编号花器残片，与北宋“宣和元宝”钱模伴随出土，且有指其陶土成分相同，支持北宋之说，但之后钱模断代受到质疑。对照年代较明确之品，如龙泉及景德镇窑之青瓷或青花盆、瓶或花器，现普遍接受将此类钧器断代为明初。承清宫旧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刻有数字之钧瓷，且常附镌宫中殿堂名称，相信为明朝宫廷御用花器。
瓷器自东汉问世以来，在宋以前常以一种苍翠的青绿色釉作装饰，但钧窑瓷器以一种蓝色乳浊光釉和铜红窑变釉，组成红蓝相间的釉色，在陶瓷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境界，历代传世的钧窑精品，无不令后人追捧和宝之。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欣赏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省禹县，创烧于宋代，明、清、民国各时期均有仿钧窑的品种出现。钧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釉中含少量的铜，并创造性地烧出红色釉，由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变化万千，是青瓷品种的创新与突破。而且这种窑变釉最大的特点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可以说钧窑烧成后没有完全一样的，这正是它的迷人之处。正如：“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因而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这件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高6.5厘米、口径22.2厘米、底径13.5厘米。葵花瓣口，折沿，浅腹，腹呈六瓣葵花式，三个如意云头形底足。造型端庄、雅致。胎呈灰褐色，器里施天青色釉，釉面上含有“蚯蚓走泥纹”。器外壁为玫瑰紫色乳浊釉，釉汁肥厚，色彩绚丽。外底抹有酱色护胎釉，并刻有“六”字铭款。钧窑中的宫廷用瓷，一般都刻有一到十的数目字，这种数目字是表示器物大小的标志。一号器物最大，十号器物最小。“六”是中等偏小的器物，靠足边处有16个小支钉痕。此种三足洗实际功用是花盆的盆托(盆奁)，上面应有对应号码和样式的花盆配合使用。此洗不仅釉色优美，造型也浑厚端庄不失优雅，是北宋钧官窑中的精品，是宋徽宗的最爱。
钧窑成功地烧出铜红釉，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
紫泥清韵
宜兴窑紫砂黑漆描金吉庆有余壶清乾隆
江苏宜兴紫砂创始于宋，兴盛于明清，晚明已受到宫廷重视，故宫旧藏的明“时大彬款紫砂雕漆四方壶”和一批宜均就是典型的宫廷用器。清康熙年间，造办处开始在紫砂胎上画珐琅彩。雍正年间，紫砂泥色的内蕴之美受到皇帝的青睐，色泽古朴、韵致宜人的茗壶、茶叶罐代表了雍正的审美品味。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展出的院藏宜兴紫砂器，首次集中展示明清时期皇家使用的紫砂茗壶、茶具、文房清供、花盆、宜均陈设瓷等器物。其中一批清宫旧藏的宫廷紫砂茶具和文房用品，世间罕见，外界绝少看到。
“宫廷紫砂”特指皇帝御用紫砂，来源仅两个途径：一、由宫廷造办处出样在宜兴定制。二、由宜兴地方官根据皇帝喜好向宫廷进献。由于使用对象是“天下一人”，工艺之精湛，技巧之娴熟，显然高出一般文人用器，与市井茶肆中流行的大众用品更有天壤之别。
明代进入宫廷的紫砂器
明代紫砂茶器属初创阶段，进入宫廷的紫砂壶都是作为内胎使用的，旧藏时大彬款识的紫砂雕漆四方壶，是全世界仅有的传世珍宝。里外挂釉的宜均制品明中期以后也相当盛行，其中的上乘之作成为宫廷的高档陈设瓷。
宜兴窑仿钧天蓝釉凫式壶明
清前期宫廷御用茗壶茶具
康熙朝造办处尝试在素坯的紫砂茶具上画珐琅彩，创烧了一批精美的紫砂珐琅彩茗壶。一件珐琅彩紫砂壶残器为故宫仅存，虽已残缺，但彩色和画功均出自于宫廷，弥足珍贵。雍正皇帝崇尚素雅，迷恋紫砂陶特有的天然色泽，将陶泥的自然之美发展到极至。这些素雅的凸花茶具代表了雍正宫廷紫砂古雅温润的艺术特色。乾隆皇帝一生嗜茶，对紫砂茶具情有独钟，这些成对烧制的乾隆御题诗烹茶图茗壶、茶叶罐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是乾隆七年开始由内廷出样在宜兴定烧的御用茶具。乾隆时期造办处漆作还生产了一批以紫砂为内胎外包描金彩漆茗壶，富丽堂皇，美轮美奂。
名人款宜兴紫砂壶
紫砂艺人在旧时地位卑微，进献宫廷的紫砂必须按内廷出样制作，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创意和署名。乾隆以后宫廷停止向宜兴成批定制紫砂茶具以后，少量名家制品才开始进入宫廷，但使用对象已经由皇帝御用改为宫中茶膳房的实用器皿。故宫收藏的名家制壶数量不多，清代中后期紫砂大家杨彭年身怀绝技，与溧阳知县陈曼生合作创制出“曼生十八式”珍品茗壶，世称“曼生壶”。故宫藏的名家款茗壶，时代从清初至民国。有：项圣思、惠孟臣、陈鸣远、陈觐侯、陈殷尚、王南林、杨彭年、陈曼生、邵友兰、邵玉堂、邵任远等人的作品。
宜兴窑描金彩绘天鸡尊清乾隆
清宫旧藏紫砂花盆
紫砂花盆有良好的透气性，栽种盆景不存水、不烂根。清代宫廷十分注重利用花卉盆景装饰殿堂居室，美化生活环境。这些紫砂花盆均为清宫旧藏，以清代前期者居多，形制多样，大小不一，有圆形、椭圆、四方、长方、三角、三折、树桩等不同造型，其中最大的是乾隆蓝料彩缠枝花卉圆花盆，形体硕大，制作精良，是专门为宫廷栽种盆景特制的实用器，外界很少看到。许多紫砂花盆一直在宫中各处使用，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入库收贮。
乾隆皇帝茶器
乾隆皇帝一生嗜茶，对中国茶文化的造诣极深，他不仅讲究茶叶、用水，对于饮茶的器具也十分讲究，曾经六次南巡，走遍江南的名川大山，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宜兴紫砂茶器喝茶，宫廷造办处特为乾隆外出设计制作数套考究实用茶盛装茶具。紫檀书格式茶，工艺精湛，制作讲究，正面屉盒和两侧档板都装裱有当朝宫廷大画家邹一桂、徐扬等创作的微幅山水画。紫檀雕花茶、瘿木茶构思巧妙，十分讲究。乾隆皇帝注重养生，通常在冬季喝普洱茶，故宫目前陈列的是宫内原装产自我国云南的普洱茶膏和茶陀。
宫廷紫砂文房用品
清代宫廷紫砂文房用品，多由内廷出样在宜兴烧制后，运到宫廷造办处进行第二次加工彩绘，也有少部分是宜兴地方巡抚按年例进贡的物品。雍正、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漆作加工绘制的宜兴描金彩绘大笔筒，画稿均出于宫廷画家之手，既有宫廷用器的富丽典雅又充满浓郁的书卷气。独一无二的雍正描金漆紫砂云蝠澄泥砚更是紫砂文房中的极品。乾隆时造办处在宜兴批量定制的有乾隆御题诗的宜兴澄泥套砚，是皇帝最喜爱的文房用砚之一。旧藏品中还有水丞、水盂、仿生文玩等紫砂小品控古搜奇，匠心独运，代表了清代紫砂御用文玩的高超制作水平。著名紫砂能手陈鸣远，擅长制作文玩清供，他制作的砚滴、水丞，颇有雅意，不仅受到文人的欣赏，也得到宫廷的青睐
耀世奇珍: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省禹县，创烧于宋代，明、清、民国各时期均有仿钧窑的品种出现。钧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釉中含少量的铜，并创造性地烧出红色釉，由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变化万千，是青瓷品种的创新与突破。而且这种窑变釉最大的特点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可以说钧窑烧成后没有完全一样的，这正是它的迷人之处。正如：“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因而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这件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三足洗，高6.5厘米、口径22.2厘米、底径13.5厘米。葵花瓣口，折沿，浅腹，腹呈六瓣葵花式，三个如意云头形底足。造型端庄、雅致。胎呈灰褐色，器里施天青色釉，釉面上含有“蚯蚓走泥纹”。器外壁为玫瑰紫色乳浊釉，釉汁肥厚，色彩绚丽。外底抹有酱色护胎釉，并刻有“六”字铭款。钧窑中的宫廷用瓷，一般都刻有一到十的数目字，这种数目字是表示器物大小的标志。一号器物最大，十号器物最小。“六”是中等偏小的器物，靠足边处有16个小支钉痕。此种三足洗实际功用是花盆的盆托(盆奁)，上面应有对应号码和样式的花盆配合使用。此洗不仅釉色优美，造型也浑厚端庄不失优雅，是北宋钧官窑中的精品，是宋徽宗的最爱。
钧窑成功地烧出铜红釉，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研究馆员)
成化斗彩姹紫
成化瓷器是中国瓷器史上的瑰宝,已经达到中国瓷器制造的极致,故古玩界评价瓷器时常说“明看成化清看雍正”。在这一历史时期，成化御窑瓷器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成化御窑瓷器的不仅仿宋代瓷器,其制作工艺，效果达到极高的水平，而且青花瓷器，单色釉瓷器也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御窑厂创造性的成功的烧制出大名鼎鼎的斗彩瓷器（明，清时期称之为成窑青花间装五彩或成窑五彩）。
成化斗彩瓷器特点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协调融合，争奇斗艳，优美绝伦，确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宝。
然而，与成化瓷器如雷灌耳的名气相比，有关成化瓷器的历史记录却有如鳞毛风角，屈指可数。
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食货六.烧造。成化元年即位诏书“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光禄寺器皿及喂养牲口桶....等件，自天顺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与免。”（《明宪宗实录》卷一，页9）。成化四年（1468）：成化四年奏准，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成化十六年三月：“以岁欠，减光禄寺供用物。”（《明史.宪宗本纪》）。成化十八年（1482）：闰八月壬申条记武臣后卫仓副使应时用建言六事谓：“饶州烧造御器，必命内臣监督，自后宜止降式，委诸有司，以免供给之费。”（《明实录.宪宗实录》）。即成化十八年闰八月：“仓副使应时用请罢饶州烧造御器。”（《明史.宪宗本纪》）。成化二十年（1484）：正月“诏减贡献。”（《明史.宪宗本纪》。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崩（四十一岁），九月壬寅其子孝宗即位，发出停止“一切不急之务”诏书，命令“江西烧造瓷器内官回京”。
明代成化年（1463-1487）距今有近六百年的时间，传世成化瓷器只有区区不足千件。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共五百九拾四件，其次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青花瓷器有八十余件。其余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收藏。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共计二十三年，保守估计，期间御窑厂生产御窑瓷器应超过五十万件。与这一庞大数目相比，要靠这千余件传世成化瓷器来全面分析，总结出成化御窑瓷器真的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也难免在研究，总结成窑瓷器的过程中出现偏差，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笔者个人认为就研究成化瓷器的水平而言，有两个人可以说达到大师级水平。一个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唐英（1682-1756年),清代陶瓷艺术家，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又精通制瓷。沈阳隶属汉军正白旗，1728年奉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在职将近30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烧制瓷器，在此之前,唐英并不懂陶瓷烧造,但由于他潜心钻研陶务，并且身体力行，从而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由他主持烧制的瓷器无不精美，深受两朝皇帝的赏识，因此，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们称为“唐窑”。在唐英的督办下，乾隆斗彩瓷器，器型变化多端、装饰富贵华丽、色彩绚丽缤纷；纹饰图案多以缠枝莲花、双鱼、灵芝等吉祥物组成，主要器型有碗、盘、瓶等等。之所以说唐英是研究成化瓷器的大家,成化传世器在紫禁城内的存世数量远较现代多出许多.唐英作为皇家特派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有机会接触,研究和仿制这些传世成化瓷器精品.这些活动在唐英的记事录中有记载.
另一位必然提到的成化瓷器研究大师就是文物界大名鼎鼎的孙赢洲先生.1906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学徒。1923年他在北京开办“孰华斋”古玩店。解放后到1956年公私合营前，孙瀛洲在孰华斋经营古玩生意达36年，所以存货非常的多，除瓷器、青铜器，还有不少的犀角杯等文物。孙瀛洲先生将自己惨淡经营、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充实了院内的文物收藏。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他捐赠的瓷器不仅数量,品种多质量也都很精，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孙先生一生致力于古董瓷器研究,特别是对宋、元、明和清代瓷器的研究有着极高的造诣,被誉为宣德大王.孙先生进入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专门从事瓷器研究.孙先生后期对成化瓷器研究也达到极高的水平,后辈研究者望尘麽及.孙先生通过对北京故宫收藏的成化瓷器研究,总结出许多快炙人口的有关成化瓷器特点,鉴别方法的口诀,对后世学者及文博研究人员研究,鉴别成化瓷器的胎,釉青花,彩料和款识有着极大的帮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赢洲首次提出了成化斗彩差紫这一新的概念.孙瀛洲先生对‘姹（差）紫’有这样的描述：‘它是烧造时差异的色疵，所以称为差紫，可以肯定地说，凡带差紫色的成彩绝为真品。’著名瓷器研究大师耿宝昌先生则对其论述是：‘至于独具特色的姹紫，色如赤铁，表面干涩无光（过去有人对此色不甚了解，每清洗便误认为是污垢面刮削，损及彩釉）。作为识别成化斗彩的特殊依据，常凭此色便可定论，所有后仿者均望尘莫及。’最典型的例子是孙先生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对大明成化斗彩三秋杯。见图1和图2。
高4.3cm，口径6.8cm，足径2.6cm。杯撇口，深腹，瘦底，圈足。釉色青中泛灰。杯外壁绘两组斗彩山石花草，间以飞舞的蝴蝶。蝶翅或覆黄彩，或覆紫彩，花枝及一小蝶的尾上点以红彩，蝶翅所施紫彩即所谓“姹紫”或“差紫”，其特点是色浓而无光，为成化斗彩所特有，是后世仿品所不能及之处。由于描绘的是秋天乡居野景，历时三月的秋季又有“三秋”之称，故此种杯被赋予“三秋杯”之雅称。杯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款。
成化斗彩杯造型有数种，此为其中之一。瓷杯造型轻灵秀巧，胎体薄如蝉翼，从内壁可清晰映见外壁花纹。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典雅，体现出画工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
差紫一色从此名声鹤起,此色为成化斗彩所独有的颜色,其他朝代没有此色彩或仿制不成功。换句话说如斗彩瓷器含有差紫色,则此器必为成化瓷器。差紫是鉴别成化斗彩瓷器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毕竟含有差紫色的成化瓷器毕竟是少数。差紫名气实在太大了,几乎所有介绍成化斗彩瓷器的文章,书籍必谈差紫.令人不解的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确指证除成化斗彩三秋杯之外,还有哪一件成化斗彩瓷器上还有差紫这一独特颜色。成化瓷器差紫之谜激发了本人探寻,揭开这一谜团的浓厚兴趣。
本人认为,正象孙赢洲先生所提到的成化斗彩瓷器的差紫实际上就是烧造时产生的差异的色疵,通俗地讲它就是因颜料溶液中溶质比例误差,烧制过程中该杯在窑中位于炉温较高等各种因素综合而生产出的一只残次品，绝非烧造者当时想得到的颜色。但由于其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极具魅力而幸存下来。那么差紫的原色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差紫的原色应该就是成化斗彩中的一种颜色--锗红.
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有两只,首先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两只杯上蝴碟的不同,见图3和图4.
孙赢洲先生无私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只成化三秋杯图案一致,唯一的差别正是含有差紫的蝴蝶颜色有很大不同.一只杯的那只蝴蝶颜色正如耿宝昌先生所描述的色如赤铁,表面干涩无光,既所谓差紫.另一只杯的那只蝴碟颜色红中微微泛紫有浓淡色阶.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成化斗彩三秋杯存世的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这一对.甚至连瓷器鉴定大师耿宝昌也认可这一观点。事实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保存有一只斗彩三秋杯,只是名称不同,它被称之为成化点彩花碟杯.见图5.其图案,尺寸几乎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成化斗彩三秋杯一样.
2.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成化斗彩十字杵洗.高4.2公分口徑12.5公分底徑9.2公分、斂口，弧壁、平底、圈足內凹。器內底心青花繪十字杵，內填紅彩、綠彩。外壁釉色牙白，平素無紋。器底青花書長方雙框「大明成化年製」楷書六字款。见图8
3.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成化點彩花卉青花梵文小洗.高3.2公分口徑7.4公分底徑4.5公分、歛口，弧壁、平底、平足內凹。器內壁無紋，底心中央青花繪十字杵，周圍一圈蓮瓣紋，其內各填一梵字，共九字。器外口沿青線二道，腹以青花勾勒花卉四朵，其中花心加點紅彩蕊就是锗红彩即所谓的差紫，花梗莖彩以淡紫色，襯以綠葉。器底青線一道。器底青花書雙方框「大明成化年製」楷體六字款。见图9
4.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成化斗彩缠枝莲天字罐罐盖顶部中心区的锗红彩.见图10.
由于一般瓷器爱好者可接触到的成化器馆藏资料有限,应该还有许多有关差紫的例子没有被列出,但我们仍可以由上述论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成化斗彩差紫并非成化斗彩彩料中的一个独立色料，而是其中一种红彩--锗红料。因颜料中配料比例,颜料颗粒度大小,低温烧制颜色釉时炉温控制差异(极可能温度较高),产生的颜色突变而产生的一种特殊颜色效果,其并不具有普遍性,且此色仅存在于成化斗彩瓷器中。孙赢洲先生所处的时期正是两岸严重敌对状态时期。众所周知，故宫博物院原有馆藏成化瓷器绝大部分随国民党撤离大陆而运往台湾。两岸那时并无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且那时资讯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因此，当时孙先生认为成化斗彩三秋杯传世的此一对，绝无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三秋杯的出现为我们揭开成化斗彩差紫之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