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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窑,永远的经典

明代官窑,永远的经典

明代官窑瓷器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古代官窑瓷器

2020-06-10

明代官窑瓷器鉴别。

明代陶瓷在元代成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经过明初洪武的过渡,到了永乐、宣德、成化等朝代形成了明代瓷器的鼎盛期。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其器形、纹饰、发色成为历代模仿的典范。成化斗彩鸡缸杯在当时就“值钱十万”,由于战乱、天灾及日常损耗,流传至今的这类瓷器极为有限,数量的稀少与制作的精美使永乐、宣德、成化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独占鳌头,频频拍出高价。本期特别策划邀请了中国文物学会研究鉴定中心专家组副组长沈煜中和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陶瓷委员会副秘书长汤良智从收藏、鉴赏的角度对明代官窑瓷器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记者: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峰。近30年来,明代官窑彩瓷成交均价高于清代制品。明三代瓷器,它们究竟有何独到之处,为什么能在拍卖市场屡屡拍出高价?难道仅仅是因为数量的稀少与制作的精美吗?

沈煜中:明朝三代主要指“永乐”、“宣德”、“成化”。“洪武”(公元1368—1398年),共三十年一朝,事实上江西地区于1361年后即基本上在朱元璋控制之下,景德镇地区自1361年起生产的瓷器已很难确定其是元朝瓷器还是洪武瓷器了!在这8年左右的时间里景德镇窑工跟随“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东拼西杀、南征北战,有许多优秀的工匠献身于疆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为了抵御元朝的旧部侵扰,将西域等元朝封地划疆而治,将现在的伊朗、伊拉克等诸多西域地区未纳入明朝版图,因此:一、众多窑工征战至今福建省后留下屯田戍边,二、同元朝旧部划疆而治,断绝了生产青花瓷器的必须材料“氧化钴”(苏麻离青)的来源。所以明朝“洪武”“建文”二朝由于以上两个重要因素导致景德镇工匠人才不济,氧化钴短缺基本上未见到优质的瓷器传世与出土!

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永乐帝朱棣从其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把首都从南京迁移至北京,南京作为陪都,为了安抚南方一批宗室和官僚,仍维持南京朝廷和六部的建制,北京建成新都后,两京所用瓷器的数量和品种大大增加,朱棣帝对内、对外的赏赐也需要大量瓷器,因此对景德镇瓷器生产能力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永乐”“宣德”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进一步发展了与中西亚的贸易联系,带回了“苏麻离青”的钴土矿,这类西域青花钴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由于含锰量低,减少了青中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能呈现宝石蓝的色泽,但也由于含铁量高,往往在青花部分出现黑铁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铁斑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也是永宣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

成化一朝22年(公元1465—1487年),经过永乐、宣德二朝技术力量的积累,瓷器的风格在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二帝”30年的变迁中潜移默化,成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又是一个春天,一改永宣雄健豪放的风格,此时的瓷器造型玲珑秀奇,胎体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青花钴料采用“平等青”色调柔和宁静,绘画淡雅幽婉,轻盈秀雅的风格独步大明朝。

以上谈的是明三代瓷器的时代背景与独到之处,下面谈谈为何明三代官窑瓷器,特别是彩瓷在拍卖市场能屡屡拍出高价。

一、永宣青花瓷器与彩瓷

1.由于永乐瓷器一般都不书写记年款,在传世过程中拥有人不一定是鉴赏家,会当一般瓷器作为日用瓷器破损,所以存世量相对要少一点。

2.宣德瓷器烧制量根据史料记载的确很大,“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记载如下,“内官张善伏诛,尚膳监题准,差本部官一员,往饶州烧造龙凤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既然宣德一朝烧造瓷器数量如此之最,为何价格还如此之高呢?首先要追索历史原因!

其一,明朝仍是厚葬之风,许多经朝廷赏赐于民间的瓷器大部分应随受赐人被带走了。

其二,“1936年有一个叫白兰士敦的英国人来中国,专为大英博物馆收集永宣青花瓷,1938年,他出版了《明初官窑考》一书,其中对宣德青花的介绍与描述,在国内外文物界引起很大震动,并相继掀起了研究永宣青花瓷的热潮。

二、成化瓷器

成化一朝共22年(公元1465年—1487年),宫廷交派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任务相当大,在历史档案中虽找不到具体的数字,但《明史·食货志》概括性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县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成化青花清淡柔和,色泽稳定,且玲珑剔透,在明朝就极受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热爱,因此不能排除厚葬许多!成化斗彩更是独树一帜,通过永乐、宣德二朝在彩瓷制造方面的技术积累,至成化时已经能熟练掌握各种矿物颜料在不同的窑温、气氛下呈色的诀窍。成化年间造瓷采用“麻仓土”制胎,工艺水准之高是明朝之后各朝代无法媲美企及的,因此成化瓷器市场价值高是有历史原因的!

记者:作为普通藏家,尤其是对初学者而言,如何快速识别明三代的瓷器?

沈煜中:作为普通收藏家,初学者要想收藏明三代瓷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要多看北京故宫、台北故宫馆藏品,将已发现品种的器形熟记于心,不可走马观花,要多次反复加强记忆。二、要购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的“故宫陶瓷馆”馆藏上下册,杜绝购买有图片色差、翻拍的图文资料,看书要学习冯先铭著作、耿宝昌著作、叶佩兰先生著作,切记看一些杜撰杂家的一家之说或抄袭之作。

三、应多向有真才实学的业内名家取经,不下手购买是是非非的藏品,把购买假货的资金用于学习上,学习有成之时我相信才能收藏到“真精美”的藏品。

四、有机会参加一些正规名家、大家的学术讲座,尽量不要参加一些所谓的“鉴定评估师”培训班,那样会从一开始就跟错人,有可能看反标准器。

记者:都说玩瓷器首先从玩瓷片开始,如果要进行明三代瓷器的专题类收藏该如何进行挑选?

沈煜中:一、搞收藏是有不少人说从玩瓷片开始,事实上也不尽然。真瓷片的确有那时期的时代特征,但如果是假瓷片就会误入歧途。瓷片有各年代后仿的,也有景德镇新仿的,例如明朝正德年就出了不少大家仿永宣瓷器,有的是官窑仿、有时是民窑仿,清三代也有官仿与民仿。以往历代仿明三代瓷器在使用过程中破损后入土,现在人都会当古董在市场变卖,变卖人不会都认识后仿之作,即使认识也不会讲后仿,因为后仿瓷片不值钱,所以对瓷片的研究要有一定功底,切莫认为是出土的就是真的,按图索骥,否则会造成很大损失,最好在收藏瓷片时就请一位资深专家给精选一下标明年代。二、收藏真瓷片是有助于收藏完整器,但瓷片上只有局部绘画,对整个完整的器形还是没有太多帮助,要收藏高水准明代的瓷器首先要了解“明三代”的描画风格、“胎土烧成的火候”、“修胎方法”、“胎土密度与配比”、“正确区分青花钴料的产地与发色”、“如何区别宝光与贼光”、“釉下气泡之间的区别”、“釉面成分的分析可借助相关专业仪器”,特别记住标准器形。

记者:在明三代瓷器中,成化斗彩存量稀少,创烧后就非常名贵。明末万历年间即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那么在成化斗彩里,除鸡缸杯外,还有哪些名器?这些名器分别是怎样的?面对如此贵重的瓷器,我们该怎样正确地鉴赏它?

沈煜中:万历年间确有“成化斗彩鸡缸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这说明成化斗彩的水准之高后世未能及也!现在北京故宫藏“斗彩团莲纹高足杯”、“斗彩开光折枝莲纹罐”、“斗彩海水异兽纹罐”(天字罐)、“斗彩鸡缸杯”、“斗彩灵云纹杯”、“斗彩折枝花纹浅杯”也仅此六件,其中还有部分是孙瀛洲先生身前捐献,由此可见成化斗彩确实少之又少!明朝成化后有不少民间在仿成化器,特别是湖南诸窑口仿得为最,清朝康雍乾官窑、民窑都仿成化斗彩,民国又仿了许多,所以建议初级收藏家不要有太多的奢想、撞大运撞上成化斗彩,可以逐步了解学习,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有一天可能收藏到极品,不要为收斗彩而收斗彩,否则会收到很多“斗彩”却都不是成化斗彩!

记者:明三代瓷器或瓷片捡漏的可能性有多高?还能找到真正的明三代吗?我们又该去哪里找它们?

沈煜中:收藏首先心态要正,收藏首先是收藏文化,再者是收藏财富!明三代瓷器应该讲这几年还是出现过,并不是每个收藏家都有眼力与机缘。初入收藏界的人不妨在收藏明三代整器之前到历史文化名城寻找永宣青花瓷片,例如明朝旧都南京、富庶之地扬州等时有明永宣官窑瓷片现世。从学习中积累知识,用您的聪明才智不断探索发现未知领域,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如愿以偿的。

记者:明代官窑瓷器制作精美,是收藏市场炙手可热的藏品。不知道它目前的存世量有多大?在烧造规制上有什么讲究吗?

汤良智:的确,明代官窑一直是市场的宠儿,拍卖会上一旦出现,极少流标。目前存世量稀少。明王朝虽然经过近300年烧造,官窑瓷器难以计数,但在其后的六七百年历史长河中,历任朝代更迭、战争、掠夺、自然损耗等等诸多方面因素,再加上世界各大博物馆竞相搜藏,能流落到私人藏家手中的已是屈指可数了。明代官窑的烧造规制比清朝要严格,清乾隆朝始,有瑕疵的官窑产品可作变通处理,收回成本,而明代则不然。有瑕疵的产品一概就地打碎深埋,不计成本。所以,明代官窑瓷器无论在制坯、绘画、烧制诸工艺上都是最好的(但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工艺的革新,清代制瓷业的水准比明代要高),可谓制作精美。

记者:作为普通藏家,尤其是初学者,如果对明代官窑的瓷器感兴趣,该从哪里入手?

汤良智:作为初学者而言,最好先通过理论学习,将明代瓷器的鉴定知识烂熟于胸,然后与采集瓷片为主的实践相结合,多向有经验的藏家请教,多去博物馆观摩,等有了相应经验积累,再出手也不迟。也不妨选择一个突破点,专门研究一个时期的作品。如宣德青花,你就专门收集这一时期的瓷片,从造型、青料、泥料、工艺等方面入手,这样既能节约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也能帮助你尽快上手。

记者:如果想要进行明代官窑的专题类收藏,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还能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找到真正的明代官窑瓷器吗?

汤良智:说实话,要进行明代官窑瓷器的专题类收藏,甭说个人,就国内所有博物馆而言,恐怕都难以做到。现有的明代官窑瓷器存世量本来就很稀少,各朝各代所存器物是否能连代排序都是问题,即使能序列整齐,恐怕也只能是收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这样顶级的博物院里。省市一级的博物馆是很难收齐的。所以,还得尊重一下现实。当然,收赝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在古玩市场上,明代官窑瓷器捡漏的事从未听说过。大致上,明代官窑都是传承有序的,就连一些大型的拍卖会上都不是每期都能有的,怎么会转而现身于鱼龙混杂的古玩市场上呢?如果把赝品当真的话,那是没问题。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人们避讳不谈的盗掘来的真官窑瓷器,涉嫌违法最好莫沾。至于官窑瓷片吗,在古玩市场上偶尔会碰上行家转让,真正建筑工地上出土的极少,要么来自古窑址,又涉嫌盗挖,政府明令禁止买卖。说到个人收藏,要将真的明代官窑瓷器残片收齐都是很困难的。

记者:“朱明去此弗甚遥,宣成雅具时犹见。寒芒秀采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牡丹丽日春风和,牝鸡逐队雄鸡绚。金尾铁距首昂藏,怒势如听贾昌唤。良工物态肖无遗,趋华风气随时变,我独警心在齐诗,不敢耽安兴以晏。”从这首清代乾隆丙午御题仿古鸡缸杯诗中,我们可以知道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在成化以后200多年的清代乾隆时期还能依稀见到,并被尊为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乾隆皇帝不仅让当时的景德镇御窑仿制,还题诗作志,由此可见成化斗彩的珍贵程度。那么什么是成化斗彩?在成化斗彩里,除鸡缸杯外,还有哪些名器?它的釉料特点是什么?

汤良智:斗彩创烧于明成化年间的景德镇,因先用青花勾绘轮廓线,初次高温烧成瓷后,在轮廓线内进行填色、加彩,再由低温炉火烘烤而成,出现釉下青花与釉上鲜明色彩争妍比美而得名。成化斗彩官窑除了著名的鸡缸杯外,传世名品还有“三秋杯、高士杯、卷草纹瓶”等,多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属价值连城的国宝。至于它的釉料特点,古瓷鉴赏家孙瀛洲先生对成化斗彩瓷的分析是这样的:“成化彩瓷的釉上彩,其颜色特征是:鲜红色艳如血,厚薄不匀;鹅黄色娇嫩透明而闪微绿;杏黄色闪微红;水绿、叶子绿、山子绿、蓝色皆透明而闪微黄;松绿色深浓而闪青;蜜蜡黄,色稍透明;差紫,色浓而无光;孔雀蓝,色沉;孔雀绿,浅翠透明;赭紫,色暗;葡萄紫,色如葡萄而透明;油红,色重艳而有光;姜黄,色浓光弱。”他的论述会使我们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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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以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龙泉青瓷名声大噪始于北宋后期,历经了宋元时期的辉煌和明末清初的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恢复了清末民初以来日渐衰微的青瓷烧制工艺。经过50余年的艰苦历程,当代的龙泉青瓷在保留老祖宗留下的工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完善,融入了现代气息元素,不管在技艺层面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更加精彩绝伦。

对瓷器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拥有一件上乘的青瓷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青瓷不仅烧制需要经过粉碎、淘洗、陈腐、练泥、成型、晾干、修坯、装饰、素烧、上釉、装匣、装窑、烧成等多道工序,工艺极其复杂,制成的青瓷薄胎厚釉,在追求釉色美、做工精细、造型别致等方面堪称完美。而一件上乘的青瓷艺术品更是制作者几十年的技能经验和艺术修养的结晶。

青瓷的原料取之于土,经过柴火的烧制,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必须使用大量纯净的水,而青瓷的品质往往由土坯和釉彩中所含的微量有色金属元素来决定。土之料,木之助,火之艺,水之纯,金之值。五大元素之综合,便成就了青瓷。青瓷烧制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上乘青瓷青翠滋润、莹澈剔透,富于韵味,有类玉之美,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欣赏这些精品青瓷时,你会发现这些素雅的青瓷不像别的艺术品,绚丽夺目,容易让人一见钟情。但它却是非常耐看,看完了总想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好似一杯香茗让人回味流长,其中滋味也许只有看过的人方能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论哪件青瓷作品,不论你盯着它看多久,你的眼睛都不会感到疲累,而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平静。说它是“养眼”“养心”的瓷器真乃实至名归。青瓷有“雍容之量”,但没有“华贵之俗”。青瓷拥有的文化是玉文化乃至中华儒家、道家文化的延续,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一个静穆精美的青瓷,它温润如玉,它晶莹似冰,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艺品,也不是一个无生命的摆设,哪怕是一片小小的青瓷碎片,也是大自然与心灵碰撞出的火花,更是中国人精神文化的投影。

北宋官窑的鉴别


1、汝窑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

2、钧窑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明代时期的陶瓷文化


我国的陶艺发展到了明代又进入一个新的旅程,明代以前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而明代之后以主特别是青花、五彩成明代白瓷的主要产品,而景德镇更成为主要的窑厂,规模最大,一直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描写当时盛况为“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

永乐宣德时期为青花瓷器的早期,虽然比不上甜白、脱胎的精致,但由于苏泥渤青钴料的输入使用,使这时期的青花大放异彩;画工的艺术修养很高,利用青料的散晕,作末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的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更为生动有力。

元代以来回教的输入也给此时带来丰富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的运用,布局内容清晰明朗,感觉出他的雄浑古朴。

成化、正德为青花瓷的中期,此时苏泥渤青已用完,改用平等青,色淡比不上苏青的浓郁,更无散晕水墨效果,所以另外朝著加彩或细致的表现方面发展,绘画手法力求精练,细描匀染,加上白瓷薄胎,达到精致的目标。

嘉靖、万历年间为青花瓷之晚期,回青的使用,给嘉靖诸窑带来盛况,色彩浓艳而强烈。此时产量较大,并由荷兰船运往欧洲。

万历年间有名的、斗彩、成为后世彩瓷发展的基础,甚至日本伊万里古瓷也是根据这时期的斗彩发展出来,“万历彩”也就在史上成名。同时又有红地黄彩、蓝地黄花、红地青花、黄地青花五彩、描红等等各式彩磁及前代各窑之大成,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增加许多。

明代开始,窑址都趋于集中在无论官窑或民窑都偏向于彩绘瓷器,宋瓷前都以单色釉为主,而明代後走入了彩绘世界,瓷胎也趋向薄、细、白的需求,在坯身上记住款式也从此开始,年代、堂号、人名都有,使研究考据有更确实的辨认。成化瓷采用斗彩,先用青花料描出轮廓,釉烧之后,再加上釉上彩,填入五色,增加艳丽,极为有名,成为后世争相仿制的对象。正德年间采用回青,淡而暗,胎质也欠洁白较不如成化碗盘之类较多,渣斗是其独特的地方。 

新闻来源:

明代瓷器


两宋、辽金时期瓷器的生产名窑辈出,产地遍布全国各地,各个瓷窑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市场。经过元代的过渡,到了明代,景德镇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它生产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虽然仍有一些地区在制作特定类型的陶瓷器,但在质和量上都无法超越景德镇的瓷器制品。因此景德镇瓷器代表了明代陶瓷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明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使景德镇的民窑制瓷业十分兴旺。明代宫廷于洪武初年在景德镇设置了专烧宫廷官府用瓷的御窑厂,御窑厂拥有最好的制瓷艺人,为了满足宫廷官府的需求,烧瓷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并且大力创新。因此明代官窑瓷器的新品种不断涌现,继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之后,明代又有斗彩、五彩、素三彩、黄地红彩、白地绿彩等大量的釉上彩绘瓷器创烧成功,中国陶瓷也由此进入了以彩绘瓷器为主的新时代。此外,除了传统的青釉、白釉瓷器之外,在明代,红釉、蓝釉、甜白釉、黄釉、酱釉、绿釉等各种高低温色釉均能成功烧制,它标志着景德镇的陶瓷工匠们已完全掌握了各种金属元素的呈色技艺。明代景德镇陶瓷工艺的发展进步与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明代不同时期上看,每个时期因制瓷所选原料、烧制工艺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差异,使得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瓷器品种。如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甜白釉、红釉、青釉、蓝釉、酱釉、仿哥釉、仿汝釉瓷器;成化时期的青花、斗彩器;弘治时期的黄釉瓷器;正德时期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瓷器;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青花、五彩瓷器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瓷器名品,历来为后人所尊崇和仿效。

明代嘉靖年的升官图


童嬉图是明代常见的青花纹饰,但在一件器物上绘有l6名不同年龄、衣饰的儿童在花木丛中嬉戏并不多见。这只连盖大坛底部书有"大明嘉靖年制"两行6字青花款,并加双圈。

该坛通高45厘米,口径24厘米,腹径40厘米,足径25.6厘米。器型为直口、外凸、窄唇、短颈、丰肩。盖上绘有开光果实花卉及锦地吉祥纹饰,器身绘松树、芭蕉及山石栏杆,天地间形成一片美丽庭园。16名儿童的活动分为四组,其一为课子读书。一个稍大的孩子扮演塾师,正准备杖责那个跪在地上的淘气包。此图反映了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意识。其二为玩拉车,一童当马在前拉车,一童在后打撵,一童献上玉树珊瑚,演练"马上封(蜂)侯"(同类器物也有绘蜜蜂叮在孩童头上者)的游戏。隐喻只要认真读书,加官晋爵指日可待。其三为斗蟋蟀,表现士大夫阶层百无聊赖的生活。其四又为玩拉车,一童举荷当伞,意即做官"一路清廉(青莲)"。四组画面是"读书做官"思想的完整体现,没有表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内容,也恰恰说明封建时代为官"清廉"的虚伪。

此类大坛存世不多,1954年威尼斯举行的中国艺术展上曾展出与此相同的大坛,那只坛原为艾佛雷波克拉克夫人日藏,后捐赠大英博物馆。1970年夏,北京朝阳区洼里公社出土一只与此相同的盖坛现存首都博物馆。1997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秋拍,其中静观堂专场最引人注目,一只与此相同的盖坛估价为500万~600万港币。日本出光美术馆、丹麦哥本哈根工艺美术博物馆均有类似纹饰的大坛,但都无盖。

此坛原为香港"暂得楼"主胡惠春先生旧藏,现为香港"天民楼"收藏,原为一双,这是其中之一。此坛体大极难保存,历经数百年仍保持坛盖无缺,更觉其珍贵。

多彩的明代青花瓷


瓷器是品味的象征,也是艺术的体现,家中书房摆一件明代的瓷器,就轻易的把我们和遥远的明代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明朝是一个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艺术的高峰期。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独特斗彩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

万历极致五彩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永乐三奇宝

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佳士得专场推出三件稀有的永乐重器上拍。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绶带耳扁壶,结合了中西方的艺术风格,形制源自伊斯兰地区的器物,造型隽雅和谐,纹饰优美独特,估价逾2,000万港元(Lot1664)。壶身绘有莲花和从奇石中萌发的花草,婀娜曼妙,图案布局对称,花叶枝条作喷泉状向上散射蔓生,并饰以伊斯兰装饰风格的不规则图案,这些图案常见于伊斯兰地区的彩绘砖和金属器,以及某些《可兰经》典籍的皮革扉页。

明永乐青花缠枝葡萄纹执壶,造型挺拔,青花浓艳,在执壶的颈、肩及壶嘴饰以缠枝灵芝纹。壶腹开光内绘折枝葡萄,硕果累累,藤蔓缠绕。开光外饰折枝花纹,近足处饰蕉叶纹,足墙饰海水纹。这是现存唯一以缠枝葡萄为主题纹饰的执壶,为传世中的孤品,殊为珍稀,极具收藏价值(估价:700万至900万港元,Lot1662)。

另一珍品为明永乐青花葡萄纹菱口盘,釉光莹润如玉,青花发色艳丽,盘心绘折枝葡萄,枝叶翻倦,藤蔓缠绕,硕果累累;外壁饰灵芝、牡丹、菊花等十二组折枝花卉。永乐青花纹饰明显地较元代疏朗,描绘手法趋于自然、写实。此器所绘的葡萄纹饰,画工独特,带阿拉伯风情,应是为出口中东专门烧制的,在伊朗阿德比尔寺及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宫都有收藏(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Lot1661)。

插牌:永乐是明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

明代陶俑


明代的明器中以彩釉陶俑为主,其内容多表现死者生前显赫的地位,这是明代陶俑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的陶俑,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出行的壮观场面,人俑达百余件,有仪仗俑、侍从俑、牵马俑、扶轿俑等。仪仗俑的背后分别带有“吏部"或“兵部"的长牌,肩扛锡槊、藤棍,侍俑手捧瓶、盒、盘等。仪仗中的马鞍辔俱全,鼻上饰红球,股后革带交结处饰一桃形红缨,体型较小。成都凤凰山明墓出土的仪仗俑达3OO余件,手持戈氅、卧瓜等仪仗及笛、鼓、箫、笙等乐器。除仪仗俑外,还有武士俑、文官俑、侍俑等共计5OO余件。除人俑外,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具模型、家具模型及房屋模型。生活用具模型有提梁壶、环耳瓶、灯盏、高足杯、供器及供品等。器物造型与同时期瓷器相同。家具模型有桌及各式圈椅、交椅、衣架、盆架、屏风、木箱、罗汉床、坐榻等,床上放置有枕、被等。房屋模型有厅堂、厨房、舞台、炉灶、卧室等。此外还有少量的动物俑。

明代陶俑都以模制,许多人俑首、身分制,再插合成型,人俑及器物以彩绘或彩釉装饰,色彩鲜艳夺目。在造型上,人俑体型较大,且大多数有底座;家具、房屋及各种模型体型较小,但形象逼真,反映出明代高超的雕塑水平和制陶技艺。

明代茶具


明代茶盏,仍用瓷烧制,但由于茶类改变,宋时盛行的茶开始消衰,饮茶方式改变,此时所用的茶盏已由黑釉盏(碗)变为白瓷或青花瓷茶盏。明代的白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史称“甜白”。白瓷茶盏造型美观,比例匀称,料精式雅,在茶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文震亨《长物志》中记载:

“宣(指明宣德)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世(指明世宗)庙有坛盏,中有茶汤果酒,后有‘金大醮坛用’等字样,亦佳。”张谦德《茶经》曰:“今烹点之法,与君谟不同,取色莫如宣(即宣德窑)、定(即定窑),取久热难冷,莫如官(即官窑)、哥(即哥窑)。”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以后,一些有名的烧制茶具瓷窑,继续得到发展。

总的说来,与前代相比,明代有创新的茶具当推小茶壶,有改进的是茶盏,它们都由陶或瓷烧制而成。在这一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和青花瓷茶具、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色泽和造型、品种和式样,都进入了穷极精巧的新时期。

明代茶具,对唐、宋而言,可谓是一次大的变革,因为唐、宋时人们以饮饼茶为主,采用的是煎茶法或点茶法和与此相应的茶具。元代时,条形散茶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饮茶改为直接用沸水冲泡,这样,唐、宋时的炙茶、碾茶、罗茶、煮茶器具成了多余之物,而一些新的茶具品种脱颖而出。明代对这些新的茶具品种是一次定型,因为从明代至今,人们使用的茶具品种基本上无多大变化,仅仅在茶具式样或质地上有所变化。

另外,由于明人饮的是条形散茶,贮茶焙茶器具比唐、宋时显得更为重要。而饮茶之前,用水淋洗茶,又是明人饮茶所特有的,因此就饮茶全过程而言,当时所需的茶具,明·高濂《遵生八笺》中列了16件,

另加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件。这些器具,名称显得古雅奇特。属茶具的有:

商象,即古石鼎,用以煎茶烧水;归结,即竹扫帚,用以涤壶;分盈,即杓子,用以量水;递火,即火斗,用以搬火;降红,即铜火筋,用以簇火;执权,即茶秤,用以秤茶;团风,即竹扇,用以发火;漉尘,即茶洗,用以淋洗茶;静沸,即竹架,;注春,即瓦壶,用以注茶汤;运锋,即果刀,用以切果;甘钝,即木砧墩,用以搁具;啜香,即瓷瓦瓯,用以品茶;撩云,即竹茶匙,用以取果;纳敬,即竹茶,用以放盏;受污,即拭抹布,用以洁瓯。属总贮茶器的有:苦节君,即竹炉,用以生火烧水;建城,即箬制的笼,用以高阁贮茶;云屯,即瓷瓶,用以舀水烧水;乌府,即竹制的篮,用以盛炭;水曹,即瓷缸瓦缶,用以贮水;器局,即竹编方箱,用以收放茶具;外有品司,即竹编提盒,用以收贮各品茶叶。其实,与唐、宋茶具相比,明代茶具要简便得多,特别是茶具品种数量大为减少。高濂开列的23件茶具,很多与烧水、泡茶、饮茶无关,似有牵强凑数之感,这在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已说得很明白:“吾朝”茶的“烹试之法”,“简便异常”,“宁特侈言乌府、云屯、苦节君、建城等目而已哉!”

明代张谦德的《茶经》中专门写有一篇“论器”,提到当时的茶具也只有茶焙、茶笼、汤瓶、茶壶、茶盏、纸囊、茶洗、茶瓶、茶炉8件。

不过,明代茶具虽然简便,但也有特定要求,同样讲究制法、规格,注重质地,特别是新茶具的问世,以及茶具制作工艺的改进,比唐、宋时又有大的进展。特别表现在饮茶器具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是出现了小茶壶,二是茶盏的形和色有了大的变化。

对茶壶,明代最为崇尚紫砂或瓷制的小茶壶。文震亨《长物志》云:“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张谦德《茶经》说:“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容一、两升足矣。”官(窑)、哥(窑)、宣(宣德窑)、定(窑)为上,黄金、白银次,铜、锡者斗试家自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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