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造。
天目瓷是宋代八大名瓷之一，天目瓷是铁系结晶釉瓷器，以黑色和酱黄色为主。黑釉和酱黄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瓷器表面呈星状结晶体而发生曜变。油滴、兔毫、星盏、黑定盏、鹧鸪斑、玳瑁、黄天目等,为宋代铁黑结晶釉的通称。天目瓷的曜变艺术饮誉华夏，有“千金易得，一曜难求”之美誉。在宋代天目瓷属皇室御用珍品瓷器。
李封天目瓷窑遗址位于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一九八二年被誉为焦作市文物保护单位，南邻滔滔黄河，北依巍巍太行，距北宋国都开封仅一百多公里。这里文化底蕴丰厚，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府城早商遗址、许衡墓等古迹。李封天目瓷窑遗址面积约56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至2.5米，地面上分布着大量的窑具和瓷器残片，其烧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宋金时期达到鼎盛，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天目瓷的古法制作工艺
天目瓷的古法制作工艺流程多达七十二项。瓷器主要工艺流程是：
一、采集，分选适合烧制的高岭土练成泥料；
二、制坯，选择手拉坯或者压坯；
三、干燥，不要太阳直晒，需慢慢自然阴干；
四、利坯，待坯体半干时进行修整；
五、素烧，在900℃多度高温下把泥胎烧成素胎；
六、天目瓷饰釉，因天目瓷不同的施釉方法，烧成的效果也大不一样；
七、天目瓷烧制，需要经过1300℃的高温烧制；
八、天目瓷出炉，火候得当才能烧出精美的瓷器。
taoci52.com小编推荐
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
郎窑红釉，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是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延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的，所以称郎红。郎延极在任时积极推动和主持景德镇瓷器生产，取得很大成就，使景德镇官窑、民窑都蓬勃兴旺，故以其姓氏命名这个时期的瓷窑称“郎窑”。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
郎窑红釉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1320℃以上的温度还原焰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郎窑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民间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郎窑红器在烧成艺术上是按照明朝永乐、宣德时期的宝石红的要求来作的。因为永宣的宝石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红是明王朝最高等级的颜色，整个明代红釉均以它为榜样，也是历代皇宫所追求的，但明朝中期以后烧造红釉瓷器的工艺步步下降，已很少烧出那种效果，到嘉靖时皇帝不得不下令以矾红代之。红釉工艺渐渐失传，失传了一个多世纪。康熙时国运昌盛，景德镇制瓷工艺得到巨大发展，名贵的宝石红瓷器终于烧成。凝厚温润，婉若红宝石的郎窑瓷器，其优美的品格超过永宣的宝石红，谈瓷家们仍然以宝石红来称呼它。鲜艳明亮的红釉颜色如初凝之牛血，故又称为“牛血红”。
康熙后期四十四年以后，这个时期整个时代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内政治相对稳定，像刘源、焦秉贞、冷枚等宫廷画家和其他文人日益受到皇帝的重视，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比较浓，印刷业的发展，版画艺术、经典小说及其插图在社会广泛流传，康熙前期那种刚烈、火气旺盛的风格逐渐转变成重视文化底蕴的柔和雅致的风格，郎窑红瓷器在器物造型上也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时代的特点，每件器物造型不像前期那样硬朗坚挺，比较灵活，注意转折、变化，整个气氛比较柔和，不笨拙。
郎窑红器釉层凝厚的色泽浓艳如初凝之牛血。而红釉薄的，则会出现如鸡血一般的鲜红器。釉层厚薄不是判定郎窑红真伪的唯一标准，因为手工制作，施釉的次数与厚薄不能绝对一样，有的就厚一些，有的就薄一些。无论是釉厚一点的或釉薄一点的，共同的特点都是釉的玻璃质感很强，透明度高。郎窑红釉釉泡小而闪闪发亮，釉清澈透亮有垂流现象。郎窑红一般外壁施红釉，内壁施白釉、米黄色或微泛青色的白釉。红釉层是生坯挂釉，多次施釉，高温一次烧成。
康熙郎窑红器底足釉面一般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为什么圈足内釉会变成米黄等色呢？那是因为装窑时要用垫饼垫底，将坯件和匣钵分开，以免釉层流动时将匣钵粘住使瓷器报废，因此圈足内壁被封住，使圈足内壁部位的烧成气氛和坯件上端不一样，即圈足内面的釉没能烧出明亮的红釉，甚至不成红色，烧后变成颜色不正的米黄色，或米黄泛绿色等杂色，人们称为“米汤底”，或苹果底，但也有较少的红釉底。
口部因釉层较薄，铜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和氧化，多露胎骨，呈现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的“灯草边”。因为铜的胶体粒子比重大，比其它物质向下流动性大，所以红色挂不住，这样器物口沿出现一道整齐的白边，越往器体下部，红色越浓艳，这是由于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集聚器下之故，但郎窑器物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很少出现粘釉的缺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铜是一种很活跃的元素，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铜的呈色是不一样的。如果烧成良好的还原气氛，就呈红色，如不是还原焰而是氧化焰，烧成瓷器的釉就是绿色。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由于古代窑火、窑温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出现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铜则会呈层次不同的青绿色，郎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传世的“郎窑绿”或称“绿郎窑”，又有一种器里釉为红色而器外呈浅绿色的称为“反郎窑”，这些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郎窑红器的变异类。“郎窑绿”器的特点与郎窑红器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用相同的原则加以鉴定，而“反郎窑”器则多为水盂等小型器，数量极其稀少。
郎窑红釉器，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康熙朝的时代特征。一：是胎骨洁白细密而坚硬，比较敦实，手感极好，大件作品相当厚重，精巧玲珑的薄胎作品较少，足底露胎处有火石红；二：是口沿有人为涂有粉质的粉白釉或浆白釉以此来仿造“灯草口”口沿多有破泡；三：是修足有平切式、平切棱角略园式、滚园式或为里收外斜削的二层台式；四：是器身红釉与足端露胎处有一条白色线；五：是器型独特如盘、水盂、渣斗等圆器，观音樽、油鎚瓶，笠式碗等琢器都是康熙时极为流行的造型；六：是大多数无款，偶有青花写款、福、寿、大清年制。
郎窑红，祭红，钧红呈色机理基本相同，可是它们的外观状态及工艺烧成条件都所不同。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条件的要求看，钧红与郎窑红有非常近似的地方，可是它们两者的釉料组成及工艺制备情况却相距很远，与此相反，祭红与郎窑红无论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及烧成温度等均有显着的不同，可是它们的釉料配合及工艺情况都比较相近。
以上是由小编搜集整理的“康熙郎窑红的烧造工艺”的相关知识，更多收藏知识，请持续关注我们。
民国时装仕女画瓷器烧造工艺
1915年民国初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促进，时装人物画瓷器开始出现在瓷器画面上，画师们在瓷器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表现现实生活的新题材，描绘了当时五光十色的时尚风俗和沸沸扬扬的民国初期场景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新时代的新面貌。
瓷器上画身穿时装的摩登女性，在中国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改去了古代传统式妇女的行为举止和装扮，她们有的带着小孩，小孩手里握着五色旗、十八星旗、万国旗，她们聚集在洋楼边，有的牵着洋狗，手执洋伞，有的轻摇圆扇，戴手表，穿丝袜、皮鞋，
头戴蝴蝶结，她们衣着短袖、短裤、短裙成了时代的现代装束，展示出当代女性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仪态风貌，体现了中国女性服饰由清末古典服装向民国早期现代时装的转变。
而且只有在民国初期这段时间里才集中地制作生产时装画瓷器，这类大多数是有题跋诗词、纪年、作者名的，当时的画师们有洪步余、周筱松、潘肇唐、夏鼎臣、毛子荣、余钊、是比较有成就的代表人物，
所署堂名款有松林阁、桐华居、西轩等等，粉彩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主要作为婚礼嫁妆和喜迁新居的陈设品，这类瓷器的使用者大多是青年人，他们最易接受新事物，也崇尚新事物，成了购买时装人物画瓷器的主要顾客群，在瓷器上绘制了形形色色的时尚人物的生活和活动场景，迎合了民国早期城市青年的审美意趣。
主要的器形有成双成对的双耳大瓶，也被称作掸瓶。观音瓶、花觚、盖罐、帽筒。这些瓷器绘着图像相同的时装人物画，成对配置这是传统艺术中寓意和合成双的富有特色的
表现手法。还有文房四宝的笔筒、水缸、水盂、笔插、笔添等等。还有镶于屏风、木床上的彩画瓷片，瓷片的形状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四方形、花瓶形、六角形、叶形、心形、菱形等。还有烟灰缸、提梁茶壶、杯、肥皂盒、粉盒等。
民国早期瓷器上的时装人物画，吸收了西洋水彩工艺画法，画面色彩艳丽而透明，人物与布景巧妙精到地配置在一起，十分鲜艳夺目，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产生于1915年，衰退于1928年。在悠悠的中国陶瓷史上，它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标志着中国现代瓷器艺术的诞生。
云南烧造元青花瓷概说
云南青花瓷的大量发现，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它以朴实无华的造型，粗犷的青花线条，繁简不一的纹饰布局，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去跟踪收集，到20世纪末已达高潮，至今方兴未艾，仿品亦应运而生，使云南青花的研究和断代变得紧迫起来。9AX帝国开发
云南青花瓷为少数民族地区民窑烧造，无纪年标识，延续时间长，数量多，分布广。本文拟在收集云南窑址、墓葬出土青花实物的基础上，借助历史、考古、陶瓷资料，对云南元青花瓷的起源、分布、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云南元青花瓷产生的时代背景
云南元青花瓷的产生，是元王朝对云南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
1253年忽必烈率军攻陷鹤庆、剑川直逼大理首府，大理王段兴智逃亡，结束云南最后一个地方政权的统治。1259年忽必烈选派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集军政大权，“下立州县”，鼓励发展经济、文化，手工业方面为加强管理在各路设立“人匠提库司”。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大理《忽必烈平云南碑》所载：“既有典章，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万国一家，熟为要荒”，为云南元青花产生创造了良性历史环境。
二、元青花瓷起源的追溯
云南发现和发掘的窑址，有玉溪窑、建水窑、禄丰县罗川窑、白龙井窑、大理市敬天山窑、易门县上浦背窑等。除建水窑址群中的旧窑、土窑、古窑烧造元青釉为主，其他窑址都发现青釉和青花堆积成混合层，说明云南窑址烧造青花时代有先后，而且不同地区的青花都是经过青釉烧造过程而发展起来后，青釉才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较为典型的是建水窑址群中的洪家窑堆积，经试掘下层为元青釉，中层为青釉印划花、印花青花、青花，上层以洪武青花为主。联系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窑为中心的附近苏家坡、坡头村、泸西县和尚塔、蒙自县瓦渣地火葬墓、红河县牛皮寨、个旧王林寨土坑墓、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黑井、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钟科山、大理市大丰乐火葬墓的清理发掘，以出土明青花居多，元青花少，由此推知元青花的烧造时间不会太早，相当元晚期。
但是从云南元代火葬墓大面积的发掘，出土器物又有不同，是以泥质灰陶、釉陶为主。滇中宜良县孙家山一期火葬墓群发掘，M18出土木牍楷书“岁次丁酉年十二月庚寅朔”，按干支推算为元成宗贞元三年（1277年），相当元初，鉴于一期墓多，延续时间长，出土泥质灰陶、绿釉葫芦塔形盖敛口鼓腹平底和带座罐，以刻划莲瓣纹、三角形实茎蕉叶纹、折枝花、十二生肖图像、附加带状荷叶边纹为代表。曲靖市八塔台二期元代火葬墓的发掘，出土泥质细灰陶、绿釉葫芦塔形盖、平顶珠形钮荷叶形盖、敛口或短颈溜肩鼓腹折胫莲瓣座或镂空座罐，以刻划和彩绘三角形实茎蕉叶纹、莲瓣纹、缠枝牡丹、缠枝覆莲、附加带状荷叶边纹为代表。大理市大丰乐三期元代火葬墓发掘，出土泥质红胎绿釉、黄褐釉高拱盖短颈椭圆腹平底罐，以刻划和彩绘三角形实茎蕉叶纹、印贴茎状宝杵或宝相花和莲瓣纹组成纹饰，十二生肖图像为代表。地理上宜良县和曲靖相邻近，罐的形制虽不相同，却都以葫芦塔形盖和莲瓣座为突出，泥质灰陶、绿釉陶也相似，大理市大丰乐元罐区别大，但它们都以泥质细陶、釉陶为主，以刻划、附加、贴印、彩绘技巧表示相似的题材。综合云南元代窑址和墓葬出土器物分析：由于云南不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够平衡，分别以泥质陶和釉陶及青瓷、青花出现，于是形成云南元代陶瓷并存局面，它们虽质地、烧温、装饰技巧不同，但处在同一时代，在形制或纹样上出现相似的风貌。
三、元青花的分布和特征
目前发现元青花的地区有：以滇南建水窑为中心的附近地区，滇西以禄丰县黑井火葬墓为中心及周围地区，以大理市为中心的洱海周边地区。尽管滇西尚未发现元青花窑址，但墓葬已有青花出土，并具地区特点，而且烧造青花延续时间长，数量多，是构成云南青花多元体系的主要内容。附近地区火葬墓出土零星元青花，按元代行政区域划分，可归入这三个青花类型或传播地区。
建水、禄丰、大理为云南腹地，是彝族、白族聚居地，也是当地最古老的民族。唐代樊绰《蛮书》载：“蒙舍及诸鸟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其土壤。”“蒙舍及诸鸟蛮”是白族和彝族先民，其住地发现和发掘的火葬墓，主要以陶、釉陶、青瓷、青花罐为葬具。火葬墓不盛行陪葬制度，即使个别墓葬有小件器物或铜钱、铜镜出土，几乎不具断代意义，如铜钱和铜镜铸造时代明确，但一般有较长的流通时间；建水窑虽有元明青花堆积层，但元青花少且为圆器残件。火葬墓出土的青花罐成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之一。
云南民窑青花瓷是就地取材和传统工艺生产方式。不同地区窑址都存在不同时期的青花标本，说明烧造时间长，工艺良莠不一，要从胎、釉、青花粗细、色泽来区别时代，颇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困难。而造型和纹饰随时代的变更而富于变化，赋予不同时代的审美时尚及相应的艺术手法、韵味、情趣。若将云南不同地区窑址、墓葬出土的陶瓷器，结合有地层、墓志、买地券共出的器物，按形制、纹饰题材归类排比分析，对元青花瓷的断代及特征辨识会取得帮助作用。
元晚期是云南青花的创烧阶段，在短短10多年里，其产量有限。瓷胎沿袭青釉瓷原生瓷土“一元配方”，烧成温度1250℃，由于瓷土含铁量高、铝低，呈色灰青，胎厚重粗糙。罐、瓶由不同部位拼接而成，口、底径小，腹径大。因器足小，足墙直，挖底不平，盘多菱口折沿、折腰。采用石炭釉，色青或内黄，裂纹，外壁施釉不及胫或底，罐肩部和内壁有的不施釉。圆器内心外周有支钉凹痕无釉。青花为原生钴土矿，色黑或黑灰为主，黑蓝少，用笔粗放、拙朴、简单。题材以绘缠枝牡丹、缠枝莲花、一束莲、折枝莲花为主，兼有松、竹、梅、鱼藻、双狮戏球等。辅纹为弦纹、卷草纹、蕉叶纹、如意纹、莲瓣纹等。布局繁简不一，地区性比较突出。元末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吸收内地青花形制纹样，使烧造工艺技巧有所提高，无论造型、纹饰布局都趋于成熟。
云南元青花以青釉下钴料彩绘为主，但是在元青花器中出现了钴蓝地刻划白花，贴印花青花、印花青花、附加带状荷叶边纹青花，这些器物在造型、纹饰技法吸收同期泥质灰陶、釉陶、青瓷的许多特点，可分为5类：
Ⅰ类：钴蓝地刻划白花瓷器，出于禄丰县黑井。狮纽荷叶形盖短直颈溜肩鼓腹平底罐，或粘接在圆形镂空梯形座上（图1），造型硕大，通高58厘米，肩腹交接处突出，器身上下小，中间大，釉不及底边。盖、肩、腹刻划三层缠枝莲花，缠枝和莲花划纹，线条细劲流畅，叶纹肥大刻凹，腹下莲瓣纹，边纹弦纹或卷草纹相间，纹饰布满全身，气势宏大，蓝白色差衬托出很强的立体感。狮钮荷叶形盖、镂空座在云南元代火葬墓出土的陶、青瓷罐中并不泛见，划缠枝莲花、莲瓣纹，在建水窑元代青釉碗已广泛采用。
Ⅱ类：印贴花青花，出于江川（图2）。斗笠形盖敛口圆肩鼓腹平底罐，高25厘米，口、底径小，11.5～12厘米。烧造粗率，胎厚重。螺丝钮由泥条盘成，似简化的多檐形塔，盖上青釉，无饰，肩、胫无釉。肩上朱书十二甲子，下对应印贴十二生肖图像，腹部先印牡丹花纹，后又印贴4个圆形花朵，分成4组，以钴蓝料满涂十二生肖图像、花朵，枝干叶纹钴料粗画，形成折枝花，钴料凝聚呈铁褐色。印贴花在南诏兴起，大理国釉陶、青瓷延续并易为印贴人物。元代陶罐上流行朱书十二甲子刻划图像，十二生肖和图像象征佛教十二辰神，以证明死者为佛教使，灵魂能升入佛界。青釉罐上采用印纹、印贴、青花三种装饰技法组成纹饰于一件器物上，尚属罕见。
Ⅲ类：印花青花瓷器，出于建水窑址群中的洪家窑。在二层青釉印、划花、青花堆积中发现。形制、印花是延续下层青釉印莲花折沿盘，印莲留白，青花彩绘枝干叶纹，组成一束莲花纹，开启上层洪武菱口折沿钴蓝地白莲瓣内心绘青花一束莲盘的烧造。从地层上印花青花一束莲残盘（图10）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过渡期装饰特点。
Ⅳ类：附加带状荷叶边纹青花瓷器，出于禄丰县黑井。敛口或短颈溜肩鼓腹平底罐，（图3、4）高35～44厘米，口、底径小，10～12厘米，肩下部都有一周附加带状荷叶边纹。敛口罐肩上无釉，腹部分上下两层彩绘：上层缠枝花卉，用笔用色不均；下层缠枝牡丹，单个花瓣只勾不填，枝短细，两侧开叉大叶、小叶、嫩芽作仰覆、转折、穿插变化。肩无釉，腹部草绘缠枝牡丹、花心旋纹、花瓣点纹，淡色细枝上以浓色绘葫芦形叶和花叶，胫部作独立形莲瓣。另一种为短颈留白，施满釉。肩上青花三角形实茎蕉叶纹，腹上勾填缠枝莲花，花心鸡心形，叶纹实色向两侧延伸，胫部旋纹变形莲瓣。这类罐的肩下附加带状荷叶边纹，是延袭大理国灰陶罐上的装饰纹样，到元代时，陶、青釉罐相对减少层次，不像前期从盖到身密布多道附加带状荷叶边纹，罐的形制保持元之风尚，以青釉饼足荷叶形盘、平底弧形碗为盖，内有子口。
Ⅴ类：青釉青花是元末以后的主流，延续时间长，数量增多，分布昆明、建水、禄丰、元江、大理等地。以罐为多，少数瓶、盘、高足杯。烧造工艺进入成熟期，造型规整，内外施釉，罐、瓶内壁釉不够平整，底无釉，釉有深浅，青花黑灰和黑蓝，用笔奔放流畅，层次清晰。
青花罐缺盖居多，个别为狮狃荷叶形盖，绘缠枝莲花或菊花、蕉叶纹或如意纹（图5、6、7），罐的口、底径增大，腹部突出，器身矮胖，也有腹部不突出，一般高在40厘米左右，短直颈或口唇微外卷，无纹饰。肩部题材多样，缠枝莲花、缠枝蕃莲，花心圆形和喇叭花状，实色彩绘或勾填花瓣微露白边，细枝上大葫芦形叶，或大云肩内画松、竹、梅，或双勾大小莲瓣相间，大莲瓣上细笔双勾如意纹，或鱼藻纹，或双狮绣球等。腹部主绘缠枝牡丹和缠枝覆莲，花心石榴花蕊状或勾填鸡心形，花瓣写意，花瓣之间微露一线白地，淡色细枝流畅婉转，浓色大叶用笔奔放，丰满开叉略显白茎，叶尖伸入卷草纹之上。肩腹之间配上一周卷草纹。胫部靥形莲瓣，层次清晰。禄丰黑井双狮戏球罐与“大元宣光九年”圆形墓志同出。
历史纪年宣光年号只有8年，由于战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多用了一年。另还收集“至正二十六年”、“大元宣光七年”圆形墓志，但葬具已散失。宣光后改元天元（1378-1388年），为云南元果王统治。天元三年正值洪武十四年（1382年），朱元璋派傅友德统军三十万讨平北元果王。可以说云南在天元年间处于元明交错期，青花已受到明初影响，时代相当元末明初。
梅瓶和玉壶春瓶出于大理和建水（图8）。景泰《云南通志》载：“人死后，以瓷瓶盛骨而葬”。“”与“白”相通，瓶也是葬具。梅瓶呈小口短颈，宽肩往下内收，小平底，身修长，青花简朴，肩上三角形实茎蕉叶纹。玉壶春瓶呈撇口细长颈，圆腹，小圈足，瓶身线条柔和匀称。内口沿青花如意纹，外壁由实茎蕉叶纹、莲瓣或开光折枝花、水纹或卷草纹、一束莲或折枝莲花、双勾覆朵莲，组成多层次纹样布满全器。
青花盘主要出于建水窑及其附近火葬墓（图9），为敞口或菱口、折沿、浅腹、折腰、圈足。绘画粗简，仅在折沿上涂染青花料，或在盘心绘一束莲。盘心青花楷书“元”字，外圈青料宽带。内壁绘梅花数朵，内心大朵梅花。禄丰县出竹节形高足小杯，外壁以梅花装点，高足上绘莲瓣纹，内口沿回纹，杯心水纹涟漪，侧立松后。这些青花瓶、盘、高足杯的时代与青花罐相当。
云南元青花是在元代陶、青瓷的造型、纹饰的基础上，以钴蓝为地或略加涂染、彩绘为特征。印花和青花两种装饰技法组成一束莲，印贴花和青花组成折枝花到明初已不复见。而印花和青花到明代已发生了变化，即印花和青花分别表现在一件器物的不同部位，或者在印花上彩绘。钴蓝地刻划白花，附加带状荷叶边纹和青花，则延续到明早期，但随时代的变更，形制和纹样也不相同，如罐上荷叶形盖和腹径缩小，盖边起伏度小，有的呈圆口盖，颈增高卷唇划回纹，缠枝莲花简率，镂空座演变成圆形阶梯座。附加带状荷叶边纹锐化为齿纹，青花布局不一。青釉青花到元末已居主导地位，景德镇青花造型、纹样融入其中，显现时代共性，但原料、加工程序、烧造工艺、绘画技巧有别于景德镇民窑青花，具有地方特征。云南元青花产生于不同地区，烧造时间有早晚，早的可到至正晚期，晚到元末明初。
四、元青花的工艺价值
云南元青花尽管烧造的时间不长，毕竟它开创了云南青花延续烧制三百余年的历史，功不可没。它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粗到细，由简而繁的艺术发展过程，为明青花的浮现奠定了基础。
云南元青花是实用和技艺的结合体，也是一种古老、传统、大众的艺术。在烧造工艺上虽显得土气、笨拙、简单，但它拥有少数民族的本色：纯真、自然、原始、深沉的品质。它记录着云南各民族历史，传播着民族文化，是研究我国民族、民间陶瓷造型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大宋官窑以古法制瓷：工艺有传承
大宋官窑以古法制瓷，不仅是在工艺上做到了传承，而且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时代特点、文化特点，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1.坚持技艺传承、艺术创新，大量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创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2.质量严格把关，限量，诚信，价格统一，具有较大的增值空间。
3.许多作品被选为重要外交活动的国礼，收藏价值非同一般。
4.有的作品需要提前定制，能够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例如，钧瓷《千钧印》，可以篆刻、烧制上收藏者的姓名，具有唯一性和特殊的纪念意义。
无古不成今，无今不成古。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的时间概念都是相对的。今日的古代名瓷，在其制作的时候也是“当代名瓷”，只是经过社会的筛选、历史的沉淀流传下去，成为经典，成为传统。这是一切艺术品历史价值、收藏价值形成的规律。
每个时代的艺术品都有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果类比书画艺术品，人们会发现，当代书画家的名作受到美术界、收藏界的一致认同，其作品广受欢迎，在艺术品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为什么当代瓷器艺术名家的名作却不被重视？何况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更先进的工艺技术手段和更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继承和创新的条件更优越。因此，决不可厚古薄今，陷入“当代无名窑无名瓷”的认识误区，人为造成历史名窑百年断代的消极局面。
中国民间古陶瓷收藏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大收藏家不胜枚举，研究著述十分丰富。当代中国民间古陶瓷收藏活动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收藏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10多年来，中国民间古陶瓷收藏热持续升温，爱好者越来越多，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瓷器拍卖专场中清代官窑瓷器精品仍占主流，每年不断推出新拍品，不断刷新成交纪录。但是，收藏者所能收藏到的精品、珍品越来越少，甚至到了宋代名窑瓷器、元青花、明清官窑瓷器难觅的境地。究其原因，一是珍品资源稀缺，二是赝品泛滥。
中国的古陶瓷藏品犹如一座金字塔，尖部是宋代名窑、元青花，中部是明清官窑瓷器、外销瓷器，底部则是历代民窑瓷器、当代名瓷。不幸的是，赝品的泛滥使这座金字塔从尖部到底部都被蒙上了层层迷雾，被人为搞得面目全非。这是当今古陶瓷收藏面临的最大难题。
近些年，许多陶瓷收藏者已不再奢望求购官窑名瓷，将收藏重点转向历代民窑瓷器或当代著名瓷器。有人说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现代不如古代，但专家认为，现代的制瓷工艺有些已超过了古代，超过了前人。
中国古陶瓷专家和民间古陶瓷收藏家应当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站在实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梦这一文化高度去看问题，发掘当代优秀的瓷器艺术品，引导收藏界关注、研究和收藏优秀的当代瓷器原创艺术作品。对“当代名窑”瓷器的挖掘和收藏，是陶瓷收藏界的一种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是一种新的挑战、新的突破。
长沙窑的烧造工艺及蓝釉、铜红釉之谜（下）
尽管如此，长沙窑的窑工首先发现了铜红，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所以铜红釉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唐代以后，又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探索，到宋代时河南的钧窑才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开始大量生产带有红斑或紫红斑的钧瓷。
这次在“黑石号”沉船上竟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红釉纹饰器物，纹饰颜色鲜红亮润，真个令人大跌眼镜。
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宋代的钧窑，也许窑灰掉落在胎体上，而窑灰中的铜杂质在窑里密烧时偶然还原成红斑，成为钧窑的一大特色。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早在唐代，长沙窑工便已有意识的烧制成功红釉器，改写了中国陶瓷红釉烧造的历史。铜红的产生，和烧窑条件息息相关。
长沙窑是建在斜坡的龙窑里烧制的，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因此在火膛口一烧，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入，由于风的拉力，使得窑里出现段落性的真空，更因升温快而使得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在闷闭的熏烟里氧气供应不足，因此长沙窑器里的氧化铜便被还原为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红釉器的烧制技术还是要延至14世纪以后的元明时代才基本上被窑工掌握。即使如此，一件烧得成功的明代釉里红器物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还是喊出天价。
因此，“黑石号”沉船上有限数量的红釉长沙器的确是为陶瓷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五、长沙窑中的宗教纹饰
唐代长沙窑陶工们也以釉下彩描绘了鸟、鱼、龙、鹿、蔓草纹、树木山水，以及许多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经文书法。其中一些纹饰如摩羯（鱼形）、钟及桫椤树又是佛教的代表。其描绘手法简洁自然，生动有趣，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宗教的精神，均衡而不冲突。
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长沙窑特殊纹饰与国内出土的相比较，更有其独特之处，略述如下：
（一）、佛教的纹饰
佛教早在西汉便已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更为鼎盛。我们在“黑石号”沉船上发现许多绘上“”字和钟形的图纹，或是模印贴花堆塑：
1）莲花：作为佛教的象征，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碗，绘上各种形状的莲花，有工笔精细繁复的，有抽象流线图腾式样的。
2）桫椤树（学名:Cyathea Spinulosa)：桫椤的形象，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在执壶的肩部。桫椤是史前就已生长的树蕨，是活的生物化石。它的叶子深绿色而呈锯齿状，初长时常成弓形，其细瘦的树干可长至20尺之高。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是在两株桫椤树下涅磐的，因此桫椤被当成佛教的圣树，在纹饰上常以笼状的篱笆围起，免其遭破坏。
3）摩羯：是龙头卷鼻的鱼形神话动物，应是菩萨的坐骑，喜张开大口，希望能衔住大众以宣扬佛理。
4）狮形模印贴花或浮雕：也常在执壶上出现，代表佛祖诵经时声音响彻云霄，有如狮子大吼。
5）灵芝或云朵的纹饰：代表长寿，也是佛门的如意象征。
（二）、伊斯兰教的纹饰
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回教徒的审美习惯，长沙机灵的窑工们巧妙地把可兰经的书法绘成纹饰，许多碗具也画上回教徒崇尚的几何图形，是“黑石号”沉船里大量器物的主要特点：
1）抽象的几何图形在“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窑器上多见，准备远销到阿拉伯市场。在一些执壶上，蓝褐色的璎珞纹呈联珠状圈圈相绕，同时长方形或菱形图案也多见，很像典型的波斯丝织地毯上的花纹。卷草纹或旋转纹以线条描就，表示一种动力。还有烟花纹更表达节日快乐的气氛。回教徒不许膜拜偶像或任何动物形象，因此以几何图形为代表。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清真寺里一片空荡荡，就只有墙上绘有几何纹饰的原因吧。
2）阿拉伯可兰经常以歌颂其真主阿拉的文字以生动的图形绘在器物上。
3）椰枣的图形常以模印贴花堆塑出现在执壶肩上。椰枣在中东国家多有种植，而椰枣的果实如枣，甜而多汁，是当地人民所爱吃的美食，也是他们的农产经济来源之一。长沙窑陶工投其所好，画上此树以促销产品。一般人不察，常把纹饰上的枣子当葡萄，殊不知椰枣的羽状复叶与葡萄的巴掌形开裂的叶片是迥然不同的。
六、结语
“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揭开了唐代中国与中东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商的谜底，让我们对唐代的经商途径大开眼界。至今，这是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海域里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条沉船。它揭露了中国与中东国家早在1200年前就已频密的接触，在商业上的交往更是大放异彩。这批“黑石号”沉船上的6万多件货品不单具有可炫耀的历史价值，更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批沉船的货物现已落户新加坡。不久，新加坡将建一座“新加坡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并将沉船的货品长期展览，以供世人一睹这批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珍品。
建盏（天目瓷）
建盏
建盏（天目瓷），是中国宋代八大名瓷之一。该制品宋时为皇室御用茶具，传世并藏于日本的四只国宝级建盏“曜变天目”是饮誉世界珍宝。
产地
建盏产自建窑,“建窑”是我国著名的古窑之一，遗地位于武夷山下的建阳县水吉乡,它的制品在宋代已负盛名，由于宋时崇尚斗茶之风，故除了必需提供优质的茶叶之外，还需要有最适于斗茶所用的茶具。武夷山区宋时已出产天下名茶。在宋代所产的“建盏”又是当时上至至尊、下及士大夫们都认为是斗茶最佳的珍品。宋代的著名文人墨客就有一些名句来秒颂它。例如“兔毫紫瓯新”、“忽惊午盏免毫斑”、“建安瓷盌鹧鸪斑”、“松风鸣雷兔毫霜”、“鹧鸪碗面云萦字，兔毫瓯心雪作泓”、“鹧鸪斑中吸春露”等。
历史
这样有名的宋代建盏，当时已由留学我国的日本禅僧们带回国而传到国外。日本古籍亦有青兔毫、黄兔毫、建盏、建州垸等记载。15世纪以后，他们把建盏及黑釉器讹称为天目；今天“天目”已成为黑釉一类陶瓷器的国际通用名词。传世的建盏以日本最多，其中宋代的“曜变”、“油滴”等四只建盏已被定为日本国宝，是稀世之珍，极受重视，免毫盏反居次位。除日本外，美国许多著名博物馆也有建盏的收藏，由于J.M.普鲁玛曾调查过水吉的窑址，故密西根大学有较多的样品收藏。当然，我国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他处也收藏有建盏的宝贵样品，然而目前最大的宝藏之一似乎可以认为是未经多少发掘和清理的建窑古窑址。
70年代末，福建省博物馆的考古学者和60-70年代厦门大学的师生对建阳芦花坪窑址的一、二次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确定了“建盏是在龙窑中烧成的”，证明了“建盏的烧造年代创于北宋，盛于南宋及元初，而停烧或废烧于元末以后。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青黄釉器，证明建窑早在晚唐、五代迟至北宋是烧制青瓷的地方。”
器型种类及其造型特征
建盏多是口大底小，有的形如漏斗；且多为圈足且圈足较浅，足根往往有修刀（俗称倒角），足底面稍外斜；少数为实足（主要为小圆碗类）。造型古朴浑厚，手感普遍较沉。建盏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口四大类，每类分大、中、小型；小圆碗归入小型敛口碗类。①敞口碗：口沿外撇，尖圆唇，腹壁斜直或微弧，腹较浅，腹下内收。浅圈足。形如漏斗状，俗称“斗笠碗”。常见中、小型碗，偶见大型器）。②撇口碗：口沿外撇，唇沿稍有曲折，斜腹，浅圈足；可分大、中、小型。此类碗大型器比例相对 其他类碗较高，但成品率低，尤显名贵；中、小型器较常见）。③敛口碗：口沿微向内收敛，斜弧腹；矮圈足，挖足浅；造型较丰满。常见中、小型器，小型器比例较高，有的为圆饼状实足）。④束口碗：撇沿束口，腹微弧，腹下内收，浅圈足，口沿以下约1—1．5厘米左右向内束成一圈浅显的凹槽，作用在于斗茶时既可掌握茶汤的分量，又可避免茶汤外溢，该凹槽俗称“注水线”。此类碗腹较深，器型整体较饱满，手感重；常见中、小型器，中型器比例较高，为建盏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也是产量最大的建盏之一，出土或传世品最多 ）。
长沙窑的烧造工艺及蓝釉、铜红釉之谜（上）
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期开始衰落。作为曾经楚国的首都，长沙是浪漫的楚文化荟萃之地。1974年出土的马王堆汉王墓器物，更是名震寰宇。长沙窑器造型及纹饰独特，变化多端，正是继承了这楚文化的精华。
唐代长沙窑其实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才被发掘出土。根据史载，长沙窑是在其近郊岳州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唐以前烧造的岳州窑器并不带色。长沙窑的特点便是成功地烧造出釉下褐绿纹饰，并以模印贴花、堆塑、镂刻等技法做成器物的装饰。因此，长沙窑器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一、长沙窑的烧造工艺
中国陶瓷的烧造有三个进展的过程。最早烧制成功的是始于东汉的青瓷，然后再有白瓷的出现。以颜色釉烧造纹饰的还是始于唐代，而这些釉的带色是以铜或铁的金属氧化物在高温烧造时变化而成。唐三彩和长沙窑器都是利用这种技法烧造而成.
铜或铁在氧化气氛中各自焚化成绿色的氧化铜或褐色的氧化铁。长沙窑乃是在唐代惟一能成功烧造出釉下褐绿彩交流的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突破。
长沙窑依山傍水， 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手捏制成。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
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造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摄氏1200度(±20度)或1270度(±20度)。
釉和釉彩中氧化亚铁多过氧化铁，可知当时产品大多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
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含70%左右的氧化硅，属富氧化硅原料，含铁1.5%。做釉以磷灰石为熔剂，以铜、 铁等矿石作釉彩着色剂。
产品烧成大多有偏生烧现象，瓷胎断面较粗，无半透明性， 吸水率2-7%，气孔率大于10%，釉层易出现龟裂，用现代分类法应归属于炻器(Stone Ware)类产品，或称半陶半瓷。
二、“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湾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共装有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有许多由于完善的包装在陶瓮里，完美如新。
在这5万多件长沙窑器里，我们很惊奇地找到了不少带蓝色纹饰的器物，让人以为这又是一批唐青花器出现了。同时，也在同一批出水的瓷器里找到许多红色纹饰的长沙窑器。
青花的主要烧成元素是氧化钴，但科学测试的结果却证明国内出土的长沙窑器并不含钴料，因此“黑石号”沉船的长沙窑器也应不例外，特别是这些蓝釉的发色在表面带有松石绿的色调，釉面上还有一层粉末状的覆盖物。
在唐代，钴料多由中东的波斯等地进口。古埃及常用钴烧成蓝玻璃。但在唐代烧造青花的技巧还不成熟，因此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无法找到完整的唐青花器。虽然在黑石号沉船上找到三个完整的青花盘子，是河南巩县的产品，那数目还真是太少，而仍成稀品。那长沙的蓝釉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长沙蓝釉器之谜
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分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份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而过去还当这是钴料烧成的。长沙窑像中国其它瓷器，常就地采用漫山遍野的凤尾草作为釉料，凤尾草含氧化钙，又带有磷酸盐，在烧成后铜釉的纹饰便带松石绿的色层。
含氧化钙多的釉水也称石灰釉，在高温中烧成透明的松石绿表层，但石灰釉在高温中的黏度低，容易流淌，因此不好控制。在这种乳浊白釉中加入铜釉，高温烧成便更容易烧成蓝釉，与铜绿相辉映而成松石绿或孔雀绿。但由于釉的流淌强而不易成色，这就说明了长沙窑的蓝釉器为数不多。蓝色的形成并不是釉料所致，而其实是一种光线反射的蓝，这种蓝釉器常被误认为火度不够的畸形产物，但这类变态的器物因为稀有及美丽，却为收藏家所钟爱。
在蓝釉中的乳浊物是磷酸盐造成，在冷却过程中磷会把釉中的钙与硅分隔成不可相熔的两层玻化物，却又胶化成一体的“玻璃中的玻璃”，这种现象在陶瓷科技上又称为“液——液分相釉”。对长沙窑器来说，这两种液相中，一为氧化钙，是相连成连续性的液浆，而另一液相则为氧化硅，是包含在钙的液浆中的无数孤立颗粒。这些小颗粒都很微细，直径不到0.08微米（um），比光波中蓝光的波长（0.4-0.5微米um）还细，由于光波中的干涉作用，便析出一股短波光谱中的蓝色的光，使得长沙窑器的釉中泛蓝而看似蓝色的颜料。这种原理就像列理(Rayleigh Scattering)散射现象。天空的蓝，就是因阳光在透过大气层的水蒸气分子时，由于这些分子微粒细小，而阳光以大角度散射到地面的光线，根据列理定律，常以短波长的光谱为最有效，也就是蓝光那一端，因此天空常呈现一片蔚蓝。
上述这种长沙窑器的液—液分相釉具有特定的化学组成范围，主要特点是含硅多，含铝少，而磷含量也比较高，在烧成后以较慢的冷却速度降温，会分离成两个成份不同，互不混溶的液相，其中一相以无数孤立小液滴形成分散于另一个连续性的液浆里（就好像油和水，互不交溶，但一摇晃，油便在水中散成孤立的颗粒状）。孤立小液滴的大小一般小于0.2微米（1000微米=1毫米），因此波长更短的蓝光容易受到散射。中国历代高温釉中有不少属于液—液分相釉，例如长沙窑、钧窑、龙泉、天目及吉州窑，都带有明显乳浊感和蓝色乳光现象。钧窑的天青釉就是典型的乳光釉。
在陶瓷科技分析上也把这种蓝釉乳光的现象称为窑变。窑变釉的产生则建立于液—液分相的成功。因窑变产生蓝光须具备以下条件：
1）釉层要厚；
2）适度温度烧成后慢速冷却；
3）乳浊相（由磷酸盐化鲜而成）诱发液—液分相；
4）在分相液中的孤立小液滴必须小于1微米，而釉中多硅少铝。
长沙窑的纹饰，只有在烧造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才能转蓝，而且蓝光都集中在厚釉的地方。
如果提高烧成温度或加快冷却时间，釉中的分相小液滴逐渐回熔，孤立相和连续相合而为一，分相釉变成了透明釉，那就不再泛出蓝光了。
蓝色常令人联想起深不可测的大海，而对长居沙漠之中的中东人来说，蓝色的大海令他们心驰神往，因此他们对蓝色情有独钟。长沙的窑工抓住了中东顾客的心理，因此尽量烧造蓝釉的器物以作竞销。最出名的例子便是一个执壶，由蓝色与褐色的联珠纹串成连绵不断的圆圈，颇似波斯地毯的构图。很明显，烧造蓝釉器是窑工们以窑变法尝试烧造成的。所以蓝釉器应当被珍赏而不该当成烧造失败的废品。
四、长沙铜红釉之谜
中国陶瓷用铜作为红色釉彩的着色剂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在长沙窑的遗址中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但数量很少。有些长沙窑绿彩的边缘部分也会出现红彩，还有些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
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红，若稍有偏离，就得不到真正的红色或红色根本不出现。长沙窑铜红彩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某些部位的温度和气氛条件有时还比较合适，但由于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条件并加以有效的控制，故铜红彩烧成功的很少，多数带有偶然性质。
烧造史可提前百年 出土数吨古瓷
综合：景德镇的陶瓷烧造史将可提前一百年。近日，随着景德镇兰田窑窑址考古发掘接近尾声，惊艳亮相的唐代古窑址和数以吨计的瓷器，让千年瓷都的陶瓷人迎来激动而自豪的消息。
古瓷纷纷出土现身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位于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金星自然村西北的万窑坞山坡上，东距景德镇市区约20公里，南距景德镇南河约1公里。2011年底，万窑坞附近一砖厂在掘土的过程中发现窑业堆积。2012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该窑址展开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是景德镇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全面、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青白釉瓷器等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出土的瓷器除了常见的碗、盘、执壶、罐等器物外，还首次在景德镇古代窑址中发现了腰鼓、茶槽子、茶碾子、瓷权、瓷网坠等器物，此外，还有带有“周生”、“申”、“生”、“大”、“元”和“中”款及其他文字款的瓷器数百件。综合难能可贵的是，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在窑床的前部完整保存了器物柱底部的支垫器物的窑柱，对考古学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瓷用事实说辉煌
景德镇兰田窑窑址考古队领队、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指出，景德镇兰田窑是一座唐代龙窑，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这一发现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窑业遗迹。江建新介绍，出土的腰鼓是景德镇在唐代就已和西域展开经贸往来的重要实物，证明景德镇当时就已是一个开放且与外界交往广泛的城市。综合另外，证明当时的窑工已善于吸纳南北方窑业的烧造技术，融会贯通后生产出有自我风格的瓷器，为在宋代的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古瓷与古文相印证
学术界一直认为，景德镇制瓷业始于五代时期，且窑业从创烧之初即以青瓷和白瓷为主。江建新等专家分析认为，本次发掘的出土物已可上溯至中、晚唐时期，是制瓷业较为成熟时期的产物，据此，已可将以往人们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百年。印证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为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饶州刺史元崔进奉瓷器所做《进瓷器状》一文中的记载，江建新表示，这一发现，将成为改写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篇章。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宋代李封天目瓷古法烧造工艺》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宋代李封天目瓷古法烧造工艺》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古代瓷器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