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仿官窑瓷器如何鉴别。
日前，杭州玩家钱承继以9万元买的一套12只全手工“万寿无疆”瓷杯，被专家定为红官窑仿品。
俗称“红官窑”的瓷品出现至今尚不到60年，造假者仿制水平却让专家称奇。因为年代不长，红官窑瓷并没有明显包浆依显新瓷的亮白、足部尚不形成光滑磨痕，胎骨也不见氧化老旧等，玩赏红官窑风险不小。
仿品：12只“红官窑”瓷杯
“没想到就几十年前的瓷器都有人仿制。”日前，尽管钱承继不太情愿承认自己花高价买的是赝品“红官窑”，但他知道，这是他第一次花如此高的价钱上了一堂瓷器课。
2月中旬，钱承继认识了一位姓龚的湖南人，一来二去混熟了才知道两人都是喜欢“红官窑”的主。“对方和我说去年初得到了几套7501瓷杯，价钱也不贵。”他曾几次要求龚先生把瓷杯带来杭州未果。于是钱先生元宵刚过就直奔长沙，“出门总是很辛苦的事，但当我看到这几件‘万寿无疆’杯时所有的疲劳一扫而空了。实在是太漂亮了，比我看到的所有有关红官窑瓷的资料还漂亮。薄、透、净、亮无一不符。”钱先生说。几个回合，钱把这套共12只杯子从10万元“杀”到9万元。“一是喜欢，二呢，说真的即使10万也不贵。”他记得前不久一个水点桃花笔筒拍出了15万元。
钱承继在买到杯子的第二天就回了杭州，激动且“秘密”地自我陶醉欣赏了几周。3月28日，在记者的陪同下，钱先生的12只红官窑分别经行内知名专家鲍坤杰、周少华“把手”，两专家均认为是信品，12只瓷杯目前市场价为150~300元。
因为是新瓷所以容易被仿
红官窑瓷主指湖南醴陵群力瓷厂烧制的瓷器，因为前几年7501瓷的市场认可和年代几乎叠加，不少玩家也认为7501瓷为红官窑的一部分。
红官窑瓷因为从烧制到目前尚不到60年，所以作伪者只要根据器型直接制坯、上色、进炉，而无需经酸液、消光做旧等手段就能仿制出一件红官窑瓷。
“仿制红官窑瓷最难处理的还是画工和落底款。”丽水一位瓷器爱好者武宾曾多次尝试烧制红官窑瓷，他说在能拿到正宗瓷泥的前提下克服了画工和底款环节就完成了红官窑复原的工序。“红官窑年纪不大，瓷器表面和胎骨所表现出来的信息与新烧的瓷器几乎没区别。”也正因如此，仿制红官窑较容易，其仿品烧制有几个环节：
拿样，即寻找收集一件目标瓷的多角度图片资料，内容包括瓷器高宽、重量等数据；花纹、图案样式；用釉原料名称等。“拿样后就是选泥，目前仿品的泥土多来自湖南、广东等地，这样的泥和当时的红官窑用土较相近。”武宾说，制坯工序不难，只要控制好重量就行，在画工环节则较麻烦，高仿品往往需要请画家代笔。“底款也一样，或电脑扫描或请老技工捉刀。”
依样——制坯——代笔画工——电脑落款，一件高仿品往往也需要一周左右才能面世。“仿红官窑的简单处就在于烧完出炉无需再加其他工艺。”
细辨红官窑瓷
尽管赝品可选用同工艺、同坯泥、电脑款，但作伪者还是近几年才开始研究制假手法，其完美率还是很低，玩家还是有办法辨个八九不离十。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红官窑瓷主要是保温、保洁瓷器，也有少量书房用具。所以瓷器多以盘、碗、勺、品锅、茶壶、茶杯为主，少见烟灰缸、笔筒、笔洗等。市场上出现的如酒杯、酒壶、无盖大碗、花瓶、水仙盆均非红官窑中瓷。
“从款识上，7501瓷一律用非常工整的篆书题写“景德镇制”两行四字款，没有其他落款形式。”目前家藏红官窑器上千件的鲍坤杰说，“7501瓷”是特选江西抚州的一种优质高岭土做原料，目前非常稀少。“仿品胎釉粗糙，表面呈现深浅不均或带有疵点，逆光看时更可发现器壁薄厚不匀的现象。”鲍先生说因为胎体完美，画工均由绘瓷大师完成，可仿性很低。“烧制工艺上更有特性。7501瓷”是装在特制的匣钵中隔火入窑的，高温下瓷胎瓷化彻底，现代仿品用气窑无匣烧制，温度无法达到1400°C。
“湖南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红官窑瓷100%选用手工，工艺精湛。”周少华认为，当初选用的泥土配方目前尚不完全了解，所以可仿性很低。“群力瓷厂的红官窑瓷工艺十分繁杂，前后约70道工序。”他认为，因为该种红官窑在选料、工艺上的可复制性极低，所以仿品亦少见。
阅读延伸：
红官窑有两种：一种江西景德镇生产的“7501”瓷；另一种是湖南的醴陵瓷。后者是清光绪年间由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兴办，上世纪30年代毁于战乱。1956年，国务院拨款800万元建成醴陵窑，也就是现在的群力。据了解，醴陵窑当年共烧制了4000多套主席瓷，后有40套被送到北京，其他的不是当场砸毁就是封存，市场可见量极少。
红官窑瓷因为存量小，所以受关注度极高：1997年嘉德拍卖了一只有釉裂红月季花碗，成交价高达8.8万元，1998年，有89件红官窑瓷被深圳一买家以1148万元的高价全部买走。2007年，一件“梅花一品锅”瓷拍出27.5万元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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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北宋官窑
南宋人叶宀真的《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条记载文字虽不多，但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有不少。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烧御用白瓷的窑口有河北的邢窑、定窑及河南境内的窑场，其中，定窑的产量最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吴越王钱弘亻叔还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一窑的装烧量，降低生产成本，定窑于北宋中期开始采用覆烧法焙烧瓷器，故碗、盘类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窑前刮去，烧成后即形成“芒口”。不过，朝廷不喜爱定窑瓷器，绝不是因为它“有芒”，道理很简单，只要朝廷需要，定窑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烧造，岂会把为降低成本而影响美观的覆烧法用到御用瓷器上？第二，统治者偏爱青瓷由来已久，这种倾向是受人的自然审美意识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之际，正是越窑“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这显然不是巧合。第三，汝州受命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与此同时，“河北、唐、邓、耀州”皆为向朝廷土贡青瓷的地方。第四，耀州窑是北方最早受越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瓷窑口，五代时就已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北宋时则以50件的数额承烧土贡青瓷。其产品的釉呈青绿色，类似越窑的“秘色瓷”，所以被称作“越器”。汝窑青瓷既然“为魁”，那肯定与之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釉色。汝窑创烧出以往未曾有过的天青釉，无疑会使统治者激赏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新奇而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蓝天的颜色带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天青色，器身饰刻花纹，就是这类瓷器将汝窑推上了各窑之首的地位。从刻花艺术的角度看，这类汝瓷如跟耀州窑同类青瓷相比，是难出其右的，显而易见，天青釉才是它的优势所在。未几，汝窑天青釉瓷器的烧造量陡然增多，占了所有产品的99％以上，此期的制品以素面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浊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绿釉、天青釉刻花瓷器与之已完全没有可比性，换言之，这一阶段是汝窑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宋人周火军的《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由瓷器的拣选、处理方式分析，此时的汝窑尚属汝州府监控的官窑。
《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条记载的问题既不是设窑时间，也不是窑名，而在于“京师”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师”一直是国都的代名词，故清人认为此窑设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而当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观点。但是，若把“京师”释为国都，“京师自置窑烧造”就等于“国都亲自设立窑场烧造”，这分明说不通。我在1989年发表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从字面上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为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所以出现了‘汴京官窑’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窑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很有必要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诠释。据《晋书》记载，前秦曾对东晋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很明显，感到震惊恐慌的“京师”绝不是国都的代名词，而是指代朝廷。另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这里，“京师”的指代用法更灵活，前面的“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的业主。所以，《垣斋笔衡》所说的在“政和间”亲自设窑烧瓷的“京师”，必指朝廷无疑。
那么，北宋朝廷所设的官窑位于何处呢？根据宋人陆游关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记载，我最初认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办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再增设一些窑场，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窑。”1996年，我在《宋代官窑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从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掘情况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确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这些都印证了我早年对汝窑和北宋官窑所作的判断。
清凉寺窑址的天青釉瓷器，据制作工艺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刻花为主要特征，这类瓷器约烧于“汝窑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类以釉层乳浊者为上品，此类瓷器的生产时段在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间”之前；第三类以“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为标志，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应为朝廷设窑前不久至汝窑倒闭前所烧。过去，人们在判定汝窑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中。另一种观点是，“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4年），其间仅有十四年的时间”。也有人根据窑址出土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铜钱而判断御用汝瓷始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其实，这些观点均因证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首先，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的时间古籍没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断的依据只是定窑“芒口”瓷器出现的年代和越窑走向衰落的时间，但这却是大致的、不甚确切的时段。其次，朝廷开始掌窑烧瓷的时间是“政和间”，即政和年间，一说为“宣政间”，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间，不知所谓的“政和元年”以何为据？再者，在“元丰通宝”出现前，窑场可能已经设立，而铜钱从铸造到进入流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故难以作为判定窑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须指出，汝窑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汝州辖区内的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监管的和朝廷掌控的两类窑场，后者就是狭义的北宋官窑。
2000年，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激起了汝窑研究的新的浪花。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该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在对此窑究竟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的同时，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在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我坚定地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１）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２）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会设窑烧制这类青瓷；（３）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窑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丧、偏安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４）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设窑后，清凉寺窑并不会随即停烧，当依然在汝州府的监督下为土贡和补充宫廷之需而延续它那短暂却辉煌的窑业史。
陶瓷文化：七小招教你识仿瓷
如今的生活当中，所常见的仿古瓷日具增多，识别仿瓷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力”，如果你能从以下方面入手，便可以把仿古瓷和现代瓷区别开来。一是要注意器物的造型，一般说来老瓷古朴，形制自然并具有某个时代是风格特征。
二是要细看釉面光泽度，古瓷釉面往往湿润，无现代瓷器上的刺眼浮光，部分瓷器还有蛤蜊光。
三是要分析色料，古瓷用料与现代仿瓷不同，彩瓷更为明显。
四是要看画工是否精致，古瓷釉面富有层次感，花卉、飞禽栩栩如生，任务神态朴拙，带有时代的韵味。
五是要掌握底足的特点，古瓷底足往往露胎，其胎质坚硬，胎表面可见米黄色护釉胎，有自然磨损痕迹，底足相对规整，圈足圆滑。
六是套识别落款的方式，不用朝代的官窑底足有不同的款识。
七是要借用于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面气泡，真品古瓷气泡大小不一，间距较疏朗，而仿瓷气泡一般为细密而极细小，无自然风化的斑点。更无疏朗之感。
北宋官窑的辨伪方法
北宋官窑的辨伪方法。
（一）清朝御窑厂的仿官器
北宋官窑青瓷由于有很高的艺术性，以高贵的宫廷用瓷的品格，博得清朝皇帝特别喜欢，清代御窑厂就是仿制，所谓“厂官器”就是以仿北宋官窑青瓷为主。景德镇有雄厚的物质和工艺技术基础，它仿烧得官窑青瓷多为宫廷陈设瓷。工艺上一丝不苟，十分精美。其特点是白胎青釉，釉色为天青色。底部都写楷书或篆书本朝年款。这类器物不存在鉴定真伪的问题，主要是欣赏清代仿北宋官窑瓷高超的技术和新时代的艺术成就。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宋官窑的假古董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的文物市场上，有的作的很有水平，河南的考古工作者，陶瓷工艺专家，有经验的收藏家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就自己接触的一些作品谈一点看法。
1、手感沉重表现得假象
以前，当你拿着一件北宋官窑青瓷器物沉甸甸的，凭过去古董届教授的经验，觉得手感为沉甸甸的就是好，符合古瓷沉重的要求。古董商在旧社会照真品仿制，一丝不苟照样作，烧出的仿品总和真品不同，手感上有些轻，这是由于原料加不精细，陈腐时间短，胎质稀松不致密造成的。
真品，原料加工精细，控练成熟，颗粒细，陈腐时间长，胎料颗粒致密，比重大，所以拿到手上感觉比较重。
假品，仿者为了加重作品的分量，时间短，古瓷手感的分量作不出来。就采取成型时从器物口沿一下逐渐加厚胎体，特别底部加厚，这样作可以增加分量，但器物线条必然改变，失去应有的清秀，器物线条变得僵硬，死气沉沉。只要用手摸口沿以下，会感到器壁很厚，不对劲，用一根小棍往器里插入测量器里器外的高度，看尺寸上的差异就会发现底很厚，不协调，这就是手感沉重表现的假象。
2、看釉层
真品，北宋官窑青瓷，釉面玻化程度号，有漂亮悦目的光亮感。
假品，釉层比较厚，釉光也追求莹润，但玻化程度不够，没有北宋官窑的光亮度，猛一看釉色也纯净，几乎有点纯的过分，但有放大镜观察，会觉得釉面板滞，微微闪黄，一种没有烧熟的感觉，这也是采取降低温度，或加入减剂避成烧成青瓷釉面的浮光，贼光。
看釉层的第二个破绽，仿品釉面开片较少，片纹也较浅。有的片纹为白色，就是玻璃刚打碎出现的纹片，少数经过处理形成浅黄色，只有一个色调，出不来金丝铁线的效果。
真品，片纹是大片和小片相错，大片色深，褐黑色，即铁线，小片黄褐色，颜色很浅，有金丝铁线的效果。
第三个破绽
仿品施釉凝厚，釉面整齐，不大用裹足支烧，因为那太复杂，不容易控制，大多数采用垫饼、垫圈、少数用支钉，支钉很大，支钉断后，釉面破损处露出白胎。
真品，有裹足支烧，支钉、垫饼支烧，工艺比较复杂，做工很精细，这是仿品达不到的。
第四个破绽
假品，在制瓷过程中对坯体要进行休整，修得还算精细，但和真品相比还是有破绽。器物上端，因釉层较厚，看起来还算整齐，然在器物下端修坯明显粗糙，留下凌乱的刀痕。
真品，器皿结构匀称，规整，注重修坯，上端和下端一样整齐，平滑，看不到粗糙的地方。
第五个破绽施釉情况
假品，施釉中注意到了器物的上端和中部，施的均匀整齐。器物下端、圈足施釉厚薄不均匀，也不整齐，有的釉汁流过足沿。这明显是虎头蛇尾。
真品，北宋官窑的施釉情况体现出五大名窑的本质特点，釉面整齐均匀，没有釉面不平和流釉现象，很平整，施釉技术的高超。
珠山八友瓷画的辨伪与识真
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同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亦不能幸免，因此八友存世作品精粗并存，真假混杂。就赝品而言，有民国时期的老仿瓷和现代的新仿瓷。老仿“珠山八友”瓷，多是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出现的，这些仿品与“珠山八友”在同一个时期。老仿瓷的鉴定难度相对来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胎质和釉色同样具有民国时期陶瓷的特点，而且品相又陈旧，少有疑点，容易迷惑人。老仿瓷多是八友当年的徒弟及其追随者所为，笔者所见其作伪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一是当年的代笔之作，二是抄袭模仿之作，三是刻意假造之作，四是主观臆造之作。下面就老仿瓷的造假手法和甄别要点作些分析。
代笔之作是指非八友亲笔所为，但却是八友所认同之人的作品。民国时期由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名气颇大，贵戚权门，商贾雅士，对“珠山八友”瓷画作品趋之若鹜。他们的瓷画作品很有市场，八友成员不仅结社互助，有的还自开画瓷店，谋求发达。他们一边勤于画瓷器，一边带徒授艺，多数弟子在随师学艺并具有一定水准之后，也帮师傅做些摹稿、填色之事，甚至参与和帮助师傅完成应求之作。此种现象是中国几百年来师徒传艺的惯例，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代笔之作一般是门徒按师傅的画稿临绘后，由师傅修改匡正，并亲题款识而完成的。严格来讲代笔之作不是仿品，如汪野亭的墨彩瓷板画《一帆风雨裹》，该画的山石画法正如画上诗中所题，摹宋代米芾之法，以点代皴，层层积染，汪氏不曾以这种皴法画山石。笔者就此幅作品与汪氏之女、著名瓷画家汪桂英作过深入探讨和精心比对，其稚拙生硬的笔法和墨色的运用与汪氏风格迥异，但从题字笔法分析，该瓷板画的落款属汪氏所书无疑。像此类非八友亲手所画而又有真落款的传世作品有一定数量。
模仿抄袭之作，多是八友身边诸人所为。有的临摹抄袭，只是借师傅之影响，谋求生计。这种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的现象，在民国并不鲜见，徒弟模仿和搬抄师傅作品不仅布局、章法相似，而且笔墨特点也透出师傅风格。模仿搬抄之作，只是像八友的笔墨面貌而已。有的则明确写清仿某某人笔法等题款，与有意复制的赝品还是有区别。如王琦弟子邓必诏所画粉彩瓷板画《赤壁抒怀》，其内容、构图、章法，都与王琦1931年所作粉彩瓷板画《秋山赏月图》相似，该画上也有“南州邓必诏仿师王琦画室”之题款，以示模仿师傅之作。但也有些不敬之徒，会以抄袭模仿之法盗名欺世。
故意假造之作，是指以临摹、复制手段追求酷似，以假当真，谋取利益的赝品。民国时期造假的赝品没有现在的多，手段也没有现在的狡诈恶劣。但由于距今有一定的年代，并且胎釉、料色等都同样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容易让人坠入彀中，此种现象是鉴定老仿瓷应该加以注意的。老仿瓷中以原作为蓝本刻意假造之作较少，因为当时真品同时存在，此类赝品难以牟取利益。而且民国时期，有的名家为防范别人复制和抄袭自己的作品，在入窑之前多以煤油涂抹画面，使别人不得见其真面目，开窑之时则亲自去取，不给仿制抄袭者偷窥的机会。
主观臆造之作，是指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一些八友画法，并根据一些参考资料而任意画出来的八友作品。由于臆造者水平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一般臆造作品，由于仿造者功力不足，作品“马脚”较多，真假易辨，在当时市场价格也低，符合了一些附庸风雅而购买力水平又较低者的需要。稍微有点水平的臆造之作，多为“红店”所为，民国时期有的“红店”，公然挂牌可订购八友之作。这些臆造之作，也只是整体看上去有些像，只要从内容、构图、笔墨、色调、绘画技巧、题款等方面稍作甄别，也是漏洞百出。而民国时期有些好古之人乐于购买，并精心收藏，导致某些仿品流传至今，造成鱼目混珠之现象。
另外，老仿瓷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画面没有题款，只有印章，或只题穷款。目前市面上没有题款只有印章的赝品，以王琦作品为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王琦早期确有少量不题款的作品，造假之人想借此混水摸鱼；二是王琦书法功力深厚，常以草书题款，仿造难度大，容易露出“马脚”。只落穷款的赝品，以冒程意亭、刘雨岑作品为多。仿造者抓住他们有落穷款的经历，旨在回避其题款仿造难。“珠山八友”无题款或落穷款的作品极少，此类赝品一般来说胎釉、画面都很像，鉴定时要着重从绘画风格、笔墨(料)特征等方面人手，厘定真伪。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仿“珠山八友”瓷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旧政权的倒台，造假之恶习在打击和荡涤之列；二是尚古之风为那个时代所不容，造假之作无立足之市场，缺少经济价值；三是部分八友成员尚在，他们的作品也从迎合达官贵人的收藏需求，转向歌颂和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仿旧不合时宜。新仿“珠山八友”瓷的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之风逐日兴起，新仿“珠山八友”瓷也就越来越多。一是崇古怀旧、赏玩收藏之风开始抬头，市场需求逐渐升温；二是随着建国后对“四旧”的荡涤和扫除，特别是通过“文革”十年的洗劫，民国之物难以寻觅，收藏的升值空间大；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给仿造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笔者了解，新仿瓷的作伪手段有复制、移植、合造、臆造等多种，下面试作分析。
复制造假是指造假之徒以“克隆”形式，有意识、有套路地如法炮制八友瓷画赝品的行为，旨在牟取暴利。新仿“珠山八友”瓷中复制的赝品有两类：一类是以真品实物为蓝本复制的，另一类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以真品实物为蓝本的复制品，其大小尺寸与母本一致，画面构图、内容、笔法、题款、印章均为母本之翻版，此类赝品，出于圈内人和以此买卖为业的高手，造假者往往持有真迹，但秘不示人，让高手以实物为蓝本揣摩演练，悉心描摹。由于是近距离对实物的复制，因此笔法、色调、题款、品相等各方面，几可达到乱真的地步，在母本原作不露面，一真一赝不存在对比的情况下，叫人很难看出破绽。鉴定此类复制品时，要尽可能多看原作者实物、图书资料等。八友作品有个特点，就是同一题材、同一画面往往在同时期会有相类者。如王大凡的粉彩瓷板画《闻鸡起舞》，由于市场需求，作者在同时期将该作品画过多幅，刻意造假者即使将原作秘不示人，鉴定者在辨别时，也可找到同时期同类作品当鉴定的标准器，这就要求鉴定者眼界宽阔，用更多精力去揣摩研究。此类以实物为蓝本造假的赝品，以小件为多，瓶类和瓷板类也有。
另一类赝品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相当于古代书画技法传授中的“对临”。因为近些年出版的书籍较多，给造假者提供了复制的资料。以印刷品为蓝本的复制，多为一般仿制者所为，水平不尽相同，但总体水平不高，仿品与原作有些许差异。如以印刷品为蓝本仿制的何许人“雪景”瓷板画，该真品的收藏者，是香港收藏家胡尚德先生。真品笔法磊落，墨色秀泽，填色粉润，雪色晶莹，雪雾无色却层次微妙而仿制品笔法粗糙，玻璃白堆填较厚，浓淡轻重少层次，且题款之字体形意不足……诸如此类仿制品，鉴赏者不但从品相特征等方面可以看出破绽，稍有研究者，对真迹的：藏处及相关信息也会知道，查找对比之后，容易找出赝品与真品的差异。
移植手法造作的赝品，是指将此器形上的画画移植到彼器形上。画面、题字、款式等均以高仿手法移植搬弄，一般来说，多是将琢器上的画画移植到瓷板上。“珠山八友”喜好在民国典型的四方琮式瓶卜合作画瓷，从局部来看，每人一面，每面一幅，如同瓷板画的组合。造假者将四方瓶的画面移植到瓷板上，这样伪造既便利又酷似。移植手法仿瓷，一般不会将瓷板画等平面类画面移植到琢器(非平面性)上，因为在移植的过程中，依器变化的转移摹写难度较高，首先在谋篇布局上就会出现生硬和牵强，此类赝品在画画章法上容易出现破绽。
合造手法造作的赝品，是造假者在收集被仿造者一定数量的作品之后，根据市场需要而进行画面的肢解组合，以拼接合造的手法，“创作”出酷似八友的作品。这类仿品有些是将八友的单幅瓷板画，拼接组合到具有瓷板画特点的四方琮式瓶上，因为八友在四方瓶上的合作画瓷，都是各画一面。还有一种拼接组合的赝品，就是在多个画幅中选取一些局部，重新变化组合在一个新的画面中。这种拼接合造，多出现附会牵强，稍有鉴定能力的人一看便知。也有仿造水准较高者，如果鉴赏者资料不全，眼界不宽，就如坠云雾，难以厘定显晦，这类仿品要从构图风格、绘画语言等多方面来分析。
近些年以主观臆造手法造作出来的展品，和民国时期手法基本相仿，是一些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些“珠山八友”的画法，而大肆臆造出来的作品。此类仿品乍看有几分像，但经不起仔细推敲，一般古玩市场上这类作品很多，由于臆造者水平的高低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市场价格也不一样。如仿汪野亭山水瓷板画，画面山石依势布形，错落有致，平湖小桥，策驴寻幽，另有野趣，画面树木的勾勒点染以及用色都有几分门道，但稍作细看，差别立辨。有点水平的主观臆造之作，还是有一定市场，它满足了一些不同层次人的追风逐雅。还有些主观臆造的仿品，并不以假充真，明确写上仿某某画法之类的题款，模仿者本来就是作仿制品，卖给一般好古者雅玩而已。
另外，新仿瓷还有几种现象值得注意。—是老胎新仿，因为民国时期的老胎在景德镇还能找到少许，高仿者以此做假，其胎釉与民国时期的真品无异，而且模仿得逼真，画面还做旧，此种现象特别值得收藏者警惕。二是有些高仿品，有意在题款处磨掉部分词句或受画者的姓名等，制造该作品历经“文革”劫后余生的假相，让人信以为真。当今仿“珠山八友”作品者分工很细，有制胎釉的，有画瓷的，有题字的，有做旧的，可谓术业有专攻。而且造假者中，有些画瓷或题字者，专学某家某人，仿造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目的亦是为了牟取暴利。但是只要鉴定者深入研究，精心对比，在分析真品与仿品之别时便可发现，无论仿品以什么形式以及如何，高妙的手段出现，均与原作存在差异，特别是绘画功力和书法功力上的差异。
新仿“珠山八友”瓷，多是近些年所为，在辨别时首先应从胎质、釉色着眼。因为新仿品的胎质和釉色与老的瓷器总是有距离。其次是掌握原作者绘画技巧及风格，要细致分析其笔墨(料)特征。一般仿者多是画得僵硬，高手也难有意在笔先的洒脱。名家笔墨十几年苦练得来，绝非一般之人一朝一夕能刻意求得。画面题字较多者，尤能看出破绽，因为书法摹其形而难得其神，如王琦、王大凡等人瓷画题字较多，书体属行草一类，别具个性，仿品由于笔法生硬，字体笔道的料色难免有涩滞之感，填描之中最容易露“马脚”。由于篇幅所限，关于“珠山八友”作品真赝之比较，本文不可能—一举例，况且“纸上得来终觉浅”，鉴定者如能多看、多听、多研究、多分析、多比较，掌握“珠山八友”瓷画构成要素的本质，同时还深入到古玩收藏圈里，及时掌握各条“道”上的信息，定能把握个中玄机。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工艺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已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采取兼容并蓄的现实态度，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格、阅历、修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选择题材、描写景物、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长期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工整，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绮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异彩纷呈，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形成了大致统一的艺术基调，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追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意识，他们共同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增加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瓷画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铜胎画珐琅碗真仿辨
真品铜胎画珐琅碗，直口圈足，图案繁密严谨工整，画工精致，外壁在明黄色珐琅釉的地子上作缠枝牡丹与芍药，近底足处加胭脂红花边，近口沿处加蓝料釉花边。碗内壁以白色珐琅釉为底，色如牛乳，口沿饰黑釉花边，下饰有5只蝙蝠和五色云彩，碗心为仙桃中捧出一个团“寿”字。碗纹饰的画法大部分继承前代的传统特点与风格，而如花卉小边、小叶却受巴洛克绘画风格的影响。碗的珐琅质釉色温润细腻而厚实，具有金属的坚固性和玻璃的光泽感。此时珐琅质釉色已发展至数十种，色彩华丽，鲜艳明快。碗的口沿及底足沿边作鎏金处理，金色淳厚泛黄。
该碗为紫铜胎，碗壁均匀，厚薄适中，手感沉甸甸的，系清乾隆时期广州地区的铜胎画珐琅器。该碗的用料、工艺制作、图案等均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为铜胎面珐琅的最繁荣时期。其在各方面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仿品在紫铜胎的坦口碗上画珐琅人物画“香山九老图”，九老旁还有三个童仆和松树山石作衬景。该碗在白地上施彩，着意渲染，色彩丰富，多达二十余种。“香山九老”表现的是唐代白居易等九老集居香山吟诗论画、颐养天年均获高龄长寿的故事，故画意有祝寿的含意。底有蓝色珐琅小花款。
将该碗与上述乾隆画珐琅的花卉碗比较，仿品图案布局呆滞，人物分布相对平均，大小也几乎相同，这样主次、重点也就没有了。同时衬景也太少，很难表达出“香山”的本意。在珐琅的彩色上温润细腻凝练不足，有细小的砂眼，白釉有苍白感如杏仁露，色彩虽丰富但单薄，底足边缘处的蓝料釉回纹花边结体松，色彩艳，与乾隆碗口的鎏金沿处的蓝料釉花边相比差异很大。仿品的手感较轻，因其胎、釉均较薄。碗口、碗底处的鎏金亦色淡金薄呈黄铜色。
综上所述仿品系晚清广州附近肇庆地区所产。
龙泉瓷的仿烧与辨伪
龙泉窑自宋至清800余年的烧造历史中，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南宋的龙泉窑更以其莹润如玉的粉青和梅子青称绝一时，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喜爱。根据商品市场的需求和人们的喜好，商家纷纷对龙泉窑的产品进行仿烧，这种刻意的仿烧往往选择一种或者一类产品，有不同时代的，有不同烧造技术和制作工艺的，也有分属文化背景迥异的不同国家的。
国外仿烧龙泉窑产品成为世界性的现象。埃及的福斯他特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制陶业十分发达。中国陶瓷源源不断地输入，对当地的制陶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而仿烧大量的中国瓷器。仿烧龙泉窑的产品有北宋的划花篦点纹碗、元代的双鱼小盘、菊纹贴花碗。高丽瓷与中国的瓷业有着深厚的渊源。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南宋的青瓷模印莲花碗，烧造的方法为3个支钉烧造法，支钉的断面为白色。但它莲叶舒展的纹样布局，碗的直口、垂腹、矮圈足的造型，与龙泉窑的早期风格如出一辙，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交流源远流长。龙泉窑在南宋时期生产的平口长颈瓶、莲瓣碗，高丽瓷也有仿制，特点是釉色稍深，平底，支钉支烧。元明时期龙泉窑烧造的青瓷大盘，仿造它的国家有泰国、越南等。伊朗所仿龙泉青瓷有以下几个特征：1、一般较厚重；2、胎、釉结合度较差，在口沿部分多有剥釉现象，3、釉色多为浅绿偏黄，4、釉中普遍呈现有淡红丝的现象，5、有部分出现干漆般的釉面，6、圈足上有乳丁状的突起物。
这些国外所仿的龙泉窑产品，因为采用的是当地的瓷土原料，使用的是当地传统的烧造技术，尽管模仿的器物很明确，但只能达到形似而质不同的效果。同时这些仿烧的产品，以间接的方式传达出这个地区和时代的特有的产品风貌。因此，国外烧造的仿品与龙泉窑的产品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在国内，景德镇仿烧龙泉窑产品延续的时间最长，从元代开始到清代，凭借着雄厚的烧瓷技艺，仿烧器物品种丰富。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对龙泉窑产品机械地模仿，而是在注重釉色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品种和造型加以创新。清《南窑笔记》记载有仿龙泉窑：“今南昌仿龙泉深得其法，用麻油釉入紫金釉，用乐平绿石少许，肥润翠艳(不)亚于古窑。”
清末民初之时，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集青瓷，其后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与此同时，龙泉当地研制仿古青瓷之风大盛，一批民间制瓷艺人纷纷加入此行。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名噪一时，至民国初期，县城廖献忠(清秀才)仿古制品几可乱真。宝溪乡陈佐汉、张高礼、张高乐、李君义以及龚庆芳、龚庆靖、龚庆平兄弟，八都吴兰亭、吴庆麟、蒋建寅、黄观光，木岱口徐子聪等亦仿制古青瓷。龙泉县长徐渊若著《哥窑与弟窑》所言：“……有时颇可混珠，若用药品去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则好古者亦易上钩。盖二章之器，殆无完璧，仅损米许，已属可珍，若不故损一二，则购者必疑赝品，若毁过多，则价不能过索，故仅损米许，可使人惊喜欲狂也。”民国34年(1945年)，陈佐汉曾将仿古弟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获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匾。陈佐汉还遍访龙泉、浦城各地，将民间发掘收藏之古龙泉青瓷器绘图100余幅，集成《古龙泉窑宝物图录》。1950年陈又将“云鹤盘”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送往苏联，作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献礼。民国时期烧制的仿古青瓷，工艺落后，成品率低，釉色优劣不稳，有的对仿古青瓷加以伪造，如南宋时期的蟠龙瓶，把龙纹堆塑成鹤纹，几可乱真的传世仿品这一时期也不多见。
乾隆官窑仿青铜器香炉
在此次活动征集到的藏品中，一款乾隆官窑出品的仿古紫金釉香炉得到了鉴宝专家的首肯，此香炉高9厘米， 口径12厘米，造型仿战国时期出土青铜器造型，其紫金色釉面让原本为瓷器的香炉呈紫铜色，看上去犹如铜器。
专家评价：该香炉做工精致、造型优美，.品相佳，是仿古代青铜器中难得一见的精品。
鉴宝专家蓝蔚特别向记者介绍，仿古之风始于宋代，当时的文人热衷于通过古器物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且以好古来增添文房清趣，因而兴起了使用铜、瓷、玉等材质仿制古代器物的风气。这种好古的传统发展到五百多年后的清代乾隆时期更是盛极一时。乾隆皇帝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思想治理天下并真心地热爱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慕古之情。当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事业，特别是金石学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安定的社会环境给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提供了基本保障，所有这些都为乾隆朝仿古之风的劲吹制造了条件。“乾隆时期的仿古仿什么像什么，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蓝蔚称。由于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商周青铜礼器、宋代至明代的瓷器、古代的玉器等古物，因而乾隆皇帝的鉴赏力和品位情趣得以提升并在仿古方面有所参照。皇宫里庞大的手工制造机构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可以制作玉器、珐琅、竹雕、铜器等各种工艺品；而京城以外如景德镇、扬州、苏州等地也据自己所长为皇家制作物品。品质优良、工艺精湛的仿古器就这样在皇帝的授意和亲自指点下诞生了。这些器物许多造型端庄规整，图案纹饰丰富多彩，在追寻着前朝的古风古韵的同时，又能大胆创新，成为乾隆一朝留给后世的重要文化遗产。
真、仿官窑瓷佛像远渡东洋
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年，琉璃厂鉴定经营真、仿官窑瓷佛像，属鉴古斋周杰臣有声望。他销售两尊真官窑瓷佛像和九尊仿官窑瓷佛像，均远渡东洋，在日本东京开光，古董家很少有人知晓其中奥妙。原来日本顾客信奉佛教，做他们的生意要知道点佛门之道。
达摩讲佛祖，扶桑客心悦诚服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鉴古斋经理周杰臣从后门大街(今地安门大街)一家旧货铺里买来件雍正官窑窑变达摩佛像，虽有“雍正年制”款识，但看不准是真是仿。他请萧书农给他掌眼。
萧书农将佛像拿到手里掂量一下，而后双手捧着仔细看，达摩瓷像约35厘米，身披袈裟，斗篷巨大，赤足草履，头戴软兜，似步行江风中，飘飘欲动。面貌秀逸，无狰狞之态。手、脸、足露胎无釉，端庄古朴，刻工精妙。市场上菩萨像、如来像常见，达摩瓷佛像较为少见。
萧书农问：“这尊佛像你是多少钱买来的?”周杰臣说：“三百块钱，你看值不值?”萧说：“这样好的官窑瓷佛像一千块也值，旧货铺让你拣了漏。”周杰臣放了心，没打眼还拣了漏，格外高兴。
没过多久，鉴古斋门市上来了位日本客人，浏览陈列之古玩文物，然后坐下来闲聊。这位日本客人中国话说得好。周杰臣拿出新买的达摩佛像给他观瞧。不料，这位日本人是研究佛学的，很有修养。他看一眼便口称“达摩”，说这尊瓷像的艺术性高，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达摩飘飘然似来到人间。
他问周杰臣：“达摩是什么神仙，在中国什么地方修行?”周答：“我只知道达摩老祖修行在嵩山少林寺，他面壁打坐九年成佛。”
“你对佛学有研究吧?”日本客人夸奖说。
“我就知道这一点点，不算学问。你的大大地明白佛学，讲给我听听好吗?”
日本客人笑了，他高兴地说：“菩提达摩乃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以专修‘禅定’为主。他是在中国南北朝时代，从天竺(印度)来华传授禅法，创立佛教中的禅宗派别，到了南宋时代。这派佛学传到日本，至今日本人也有面壁打坐修行的。”
周杰臣听了这位日本人讲佛学，知道他敬重佛祖，不能用商业语言说话了，若说：“你看这尊佛像多么好．请买下收藏欣赏。”他必然反感异常，拂袖而去。故而他说；“我请来这尊佛像，是雍正皇帝敬奉过的，经百年以上香火。你如敬佛心诚，可请到日本去供奉。”
日本客人听他说话虔诚，便请走了雍正官窑窑变达摩瓷佛像，留下一千二百元现大洋。
说如来道始祖鉴古斋获利无数
民国十五年，鉴古斋周杰臣从东晓巾摊上买来一尊如来佛坐像，32厘米高，金身蓝髻，座涌莲花，袒一臂，披袈裟，胭脂水釉色。有“乾隆年制”楷书款。
清代官窑瓷器胭脂水色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乾隆。器型多见小件杯、碗，水盂之类，一尺来高的胭脂水色釉佛像则是罕见的官窑珍品。摆地摊的不懂这些，周杰臣知道这尊佛像的价值。摆摊的跟他要三百元，他给了二百块便买到手。卖主还很高兴，认为二百元能买一百袋洋白面，合四千四百斤面粉，够全家五口吃一年半的。
周杰臣买来乾隆官窑胭脂水色釉如来佛瓷像，拍下照片，寄往东京那位研究佛学的顾客。这位顾客崇敬如来胜过达摩，不过一个月就来到北平。周杰臣请出如来佛像，日本客人后退，合十静默。然后谈起如来佛。客人问：“如来佛是何佛?”周答：“乃释迦牟尼佛。”“如来是何义?”答：“如来乃释迥牟尼十种称号之一。”日本客人说，你回答的不切题。“如来”，即从为实之道而来，开示真理而去。佛祖以“如来”自称。
周杰臣怕他再问，自己答不上来，以攻为守说：“请指教敝人，释迦牟尼为何义?”“释迦之义为能仁，牟尼之义为寂默，佛以悲智渡众生，故得此佳号。”日本客人答后又说：“贵国和我国佛教界均敬奉释迦牟尼为佛教之始祖，他生于中国东周灵王时代的北印度。”
周杰臣不再与客人谈佛教，说起了这尊佛像的来历。他说：“乾隆皇帝是位孝子，其母后笃信佛教。这是乾隆爷为皇太后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由景德镇恭请到紫禁城内宫，开光供奉。”日本客人将乾隆官窑胭脂水色釉释迎牟尼瓷坐像，请到日本。日本佛学界在东京为这尊佛像举行“开光仪式”，非常隆重。
这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的文物，周杰臣卖了多少钱，他始终没向外透露。古玩界人士估计，可能在万元左右。同行人说；“鉴古斋卖佛像获利无数。”
找货源买仿制品满足需求
鉴古斋周杰臣有了销售官窑瓷佛像的门路，在日本佛学界有了点名声。但真正的康、雍、乾官窑瓷佛像流散在民间的并不多。而东京佛学界人士又常来鉴古斋求购。
周杰臣到天津锅店街同泰祥去找货。这里的仿制品特别多。二三十年代，同泰祥在景德镇仿制的乾隆官窑瓷器较多，质量好可以乱真的东西不少。北平的古玩商有不少人前去观摩，雅文斋经理萧书农在同泰祥看仿制品，—看就是半天，他仔细观察琢磨，研究真、仿之差异，锻炼眼力。鉴古斋经理周杰臣来了就看佛。同泰祥经理陈建侯跟他说：“周大哥!我们同泰祥拿出宫里瓷器库收藏的乾隆官窑瓷佛像：释迎牟尼、观世音和韦驮，进行仿制。每尊照样烧制四个。”
周杰臣仔细看瓷佛像。释迥牟尼坐像，约36厘米高，素白胎釉，花雕描金，神态自若；观世音坐像，约34厘米高，素白胎釉，一手持净水瓶，一手持菩提树枝，莲花瓣座；韦驮立像，约38厘米高，武将服，手持金钢杆，服饰彩色为蓝、黑、黄、红。三尊佛像的瓷胎细密，瓷釉润腻，做工精致。均有“大清乾隆年制”青花楷书款识。
周杰臣仔细看过说：“仿得好，是照原样下了功夫仿的，说个价吧，我是一样先拿一个。”陈建侯说：“这是老东家李春生到景德镇仿制的。窑上的老技师说，乾隆爷是孝子，母年迈信佛。乾隆在景德镇烧制释迦牟尼、观世音和书驮，敬献给他母后。李春生是照着这种精品仿制的。我们是卖新瓷的，按新瓷价卖给您，一套三尊三百元！”周杰臣没还价，三百元成交了。
巧思索美装潢，制作五脏六腑
周杰臣将三尊佛像带回北平，想办法，怎能以假充真，叫人看不出破绽。他先找锦匣铺和小器作，做软囊锦匣，匣上黄绫签，仿照宫廷装潢制作。三尊佛像都配上雕花硬木座。释迦牟尼像座雕花为“八宝”；观世音座雕出“海水江崖”配原座莲花瓣似浮在海水上；韦驮座雕出“龙蟠虎踞”显示威武。制作这些比买货的价钱还高。花掉五百元。
周杰臣还找到义兴首饰楼，制作银牌挂链，刻篆书仿旧制作。要求按中医所说的人体内部“五脏六腑”的名目，即心、肝、脾、胃、肾和胆、胃、小肠、大肠、三焦、膀胱制作银质连牌挂链，刻上篆字，涂黑作旧。将“五脏六腑”装入红色锦囊中。一切准备好后，待价而沽。周杰臣稳坐钓鱼台，等待东洋顾客来。
笃信佛，请释迪牟尼东渡扶桑
日本的一位大财团董事长来到北平，经日本佛教界那位人士介绍，又有王克敏的引荐，到琉璃厂买古玩，在鉴古斋看了几幅缂丝画．买了乾隆花鸟缂丝中堂挂画一幅，市场上卖一千六百，他花两千五买了，这位日本人不懂古玩行情，看好了就肯出高价。
这时，周杰臣拿出锦匣，打开后从软囊中请出释迦牟尼瓷像，连同硬木雕花座摆在桌上。这位董事长忙躬身后退，垂首合十，态度虔诚。周杰臣向他介绍说：“这是乾隆皇帝敬献给他母后的释迦牟尼像，在皇宫供奉百多年，白瓷釉有点薰黄了。皇家开光佛像，内务府造办处先给制造银质五脏六腑，挂在佛像腹内的挂勾上。”他说完便从红色囊袋中取出佛祖五脏六腑，陈放在桌上，请日本客人观赏。日本人再次合十垂首，口里还嘟嘟嚷嚷。周杰臣觉得这位老日本更虔诚骂信佛教，日本客人觉得这尊佛的来历大又奇妙，五脏六腑都是皇家制造。他顺口说出：“请佛东渡，我躬亲供奉！”周杰臣说：“愿佛祖保佑阁下福寿康宁！”
这笔生意甭说讨价还价，就连价钱都没说就做成了。究竟卖了多少钱，周杰臣从来不说。
周杰臣又去天津同泰祥要将九尊瓷佛像全都买走，陈建侯说：“您的销路好，也要给我们—样留一个。”他又买下六尊瓷佛像，花了六百元。陈建侯问：“周大哥!这佛像您的买主多，什么人买这个?”周杰臣说：“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问我才说，你可不要再跟别人去说。”随后他将前面文个所写的事情都向陈建侯说了，并说：日本那位财团董事长，也叫总裁，将如来佛像运到东京开光，请僧俗百余人．诵开光真言，请佛入龛，致礼敬奉。当时，周杰臣将这位口本人的名字都告诉了陈建侯。可惜，今天陈建侯年过八旬，已经想不起来了。
仿制品技艺高，鉴别有诀窍
20年代同泰祥在景德镇仿制乾隆官窑释迦牟尼、观世音和韦驮瓷佛像，至今己六七十年了。由于它们仿得惟妙惟肖，鉴赏家、收藏家对其艺术同样欣赏，但与乾隆官窑烧制出的真品相比，则大为逊色，不仅年代有远近。而且工艺之技巧、造型神态、相距远矣！
真、仿的差异在哪里呢?当年参与仿制与销售的陈建侯，说出以下几点：
手头(即重量)。仿制品与真品相比，轻重不同。仿制品较轻，因制作时，瓷土过筛太细．胎略薄。
釉色。仿制品的釉色较真品白亮，因粉料调剂不当，不像真品那样白中略黄，似人肉色的白润。
描金。仿制品上的描金颜色显得浮飘，有些嫩黄，真品描金是金黄，金和瓷釉浑然一体。
色彩。仿制品的色彩娇艳．未达到真品色彩之素穆庄重。
更显而易见的是眉毛。真品的眉毛是千笔画眉，有眉有毛，根根清晰。仿制品则是一笔抹眉，有眉无毛。
这些差异，也就是鉴别乾隆官窑瓷佛像真、伪之诀窍，可供官窑瓷器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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