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字款宋汝窑瓷器鉴别。
中国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与当时大观钱相近似。偶尔有“政和年制”字样的宋瓷。宋均窑瓷底内，有用“一二三四五六”等数字作款字的。有人认为，凡是红朱等色瓷器则用“一三五七”等单数；青蓝色瓷器则用“二四六八”等双数。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形仅在均瓷六角花盆器中才有，其余则不尽然。另有一种均窑瓷，器底横镌数字，直镌数字，上面再涂上芝麻釉。据说此种瓷器乃稀世珍品。元瓷仅官窑才有“枢府”二字作为款字，民窑有款字者极少。民窑瓷款字多不挂釉，只在器底随意刻成，也有刻作花纹形款识的。
明瓷款识花样极多。有凹雕款字再涂上黑釉的，有印花的，有绘花的，有雕花的。其中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永乐窑瓷，器底绘画上狮子滚绣球，球内却藏着款字。还有一种嘉靖官窑瓷，器底款字故意书写成环形；还有在瓷器中心书写款字的，也不多见。
明代官窑瓷多爱题写“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的；而清代瓷器则概用“制”字，极少见用“造”字者。明瓷题写款字的位置，最常见的是在器底足内居中；高足器或者题款于足内层之边际，或题于足外层之边际，而且都是横着题款；此外，也有题款在器口上或者腰腹际者，也都是横款。据说这种题有横款的瓷器最为珍贵。这种款式始于明代，至清嘉庆时，则已被其它款式所取代。
有清一代瓷器款式最高贵者，据说是料款。料款有两种，一种叫“某某年造”，一种“某朝御制”。一般以四字为多，也间或有六字的。料款字书法似欧（阳询）王（羲之、献之）之间，也有似虞永兴（世南）以及宋椠的。还有径直用宋体书的。于乾隆末，又有款字作铁线篆的。
料款之字，都是釉汁凸起，双圈，方边，至为名贵。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都有这种款字。到嘉庆时已极罕见，道光时就没有了。堆料款瓷器始于康熙末年，终于嘉庆初年。康熙末年者，款字多用粉红釉；雍正至嘉庆者，都用蓝料釉。但有一件“康熙御制”堆料款小钣碗，却是用红、紫、天青、湖水等色堆料书写款字，笔法端整，可知康熙堆料款不止粉红一色。
除了官窑御制堆料款外，乾隆时有宁晋斋、宁静斋、宝啬斋款字也用堆料。二宁是专为亲贵诸王烧制之品，宝啬则是李姓所制之品。三斋所制，都被称之为“私家堆料款”，与官窑堆料款比较起来，声价就差得远了。
有清一代瓷器款识形式十分繁富，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到款识辨别问题，只能作为瓷品鉴别的一种条件。似可凭而不可以尽凭。因为历朝皆有官窑无款而民间客货有款的情形。而且，新仿制之瓷往往有款字极工整而旧瓷款字极草率的情形。尤其民国以来，新仿制乾隆朝瓷款字之工雅整齐，往往不止得旧瓷十之七八。所以要想仅仅凭藉瓷款以辨识瓷器真伪，就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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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鉴定官字款瓷器？
怎么鉴定官字款瓷器？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土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定窑的特征：
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印花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官字款瓷器怎么鉴定？
官字款瓷器怎么鉴定？
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其时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土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定窑的特征：
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印花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瓷器款字辨伪方法
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明人瓷绘钓趣图
明代中期的青花人物图，有许多钓鱼图案。一些残瓷碗片，上面一幅幅精美的青花人物画，画有老翁钓鱼图。这美妙的钓鱼图，让喜爱垂钓的钓友欣赏，会别有一番情趣。
钓鱼图案明中期为多。这一时期，青花瓷片胎质坚致，釉面洁白肥厚，青花浓淡有致。画法已经采用了常见的勾勒渲染的分水画法，色调浓重，增加了层次感。笔法遒劲有力，人物中的线条纤细流畅，柔和圆润。一幅幅幽静如诗的画面，主题突出，讲究意境，用笔挥洒。体现了中国画写实与瓷工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画面丰满，排列错落有致，生动的画面，充满盈然情趣，表现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瓷绘艺术高超的水平。
明代工匠把钓鱼的画面绘制在常用的碗中，可见当时钓鱼活动的盛行。钓鱼无外乎闲情消遣，或饱以饥腹。实际上我国的钓鱼历史十分悠久，考古证明，早在石器时代钓鱼就成为先民们猎取食物的手段。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骨制鱼钩距今已经有6000年左右。宋代名画家马远《寒江独钓图》和宋磁州窑白釉黑花童子垂钓枕，元代赵雍《溪山渔隐图》等大量绘画记载了钓鱼妙景。唐代张志和《渔歌子》唱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诗中的画意正描写了江南二月桃花汛期，青山绿水白鹭齐飞，一位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的渔翁，在烟雨中垂钓，钓兴浓浓不想归反。这如诗如画的趣文，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钓鱼活动的蓬勃发展的历史。
究其兴盛不衰的原因，还是《皇帝内经》讲的好，“精神极欲静”才能健康长寿。垂钓抄竿，在观浮标时处于静态，而提竿上鱼时处于兴奋之中，钓鱼对于钓者来讲，起到了精神上的双向调节的作用。钓鱼的乐趣正在于，“一竿在手，杂念全消”。俗话讲，钓鱼治百病，道理自然就在其中。
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 “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
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形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多。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年）。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村出土的２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形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约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 “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宜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窖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窖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窑，考古发掘出土瓷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明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 “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种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此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属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滕食、帐墓、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龠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籞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司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代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会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署，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于阴鉴，取明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簠、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已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责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职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是“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供膳之政。负责供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宋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做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做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工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1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此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底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隋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的“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末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釉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模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禋院的简称。太禧宗禋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禋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禋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作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做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飧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凗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 “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的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国史，北宋王珪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自然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1500年邢窑遗址首次出土“上”“高”字款瓷器
河北省考古人员在对位于河北省内丘县的邢窑遗址发掘中，首次发现了底部刻有“上”字和“高”字款的邢窑瓷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遗址考古队队长王会民介绍，在以往出土的邢窑瓷器中，曾发现底部刻有“盈”“官”“翰林”等字款的瓷器，此次考古人员在一个类似井的深坑中首次发现了刻有“上”字款和“高”字款的瓷器。
王会民说，目前虽然解释不了“上”字款和“高”字款具体的含义，但是对以前出土的“盈”字款“官”字款“翰林”款瓷器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此次出土的“上”字款和“高”字款的瓷器，字款的写法并不规矩，大小、深浅和部位都不太一致。他说，“这或许是窑工的一种个人行为，‘上’或者‘高’，大意就是这件东西是上等品的意思，有可以升官发财、家庭圆满之意。”
据悉，邢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而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烧制瓷器历史可追溯至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考古专家认为，邢窑烧造白瓷的成功，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也为各种彩瓷的兴盛发展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
陶瓷“拾荒者”打造官窑瓷器“残缺美”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皇帝的瓷器”——“明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特展将在沪举行。第一次欣赏官窑瓷器的观众届时会发现，许多瓷器是由碎瓷片重新拼成的。很难想象，这些瓷片曾经作为垃圾被埋在地下上百年。而从“垃圾”中挖掘古老的美并重新注入生命力的人，在中国瓷都景德镇被称为陶瓷“拾荒者”，罗国新正是其中少数的具备慧眼的一位“拾荒者”。
自称“拾荒者”的罗国新今年４１岁，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说话还有点口吃的他，乍看很不起眼，但谈起自己付出多年心血的事业，他立刻兴致高涨起来。
罗国新出生在自古就有瓷都美称的景德镇，而他出生并长大的老里弄落马桥，正是著名的元代瓷窑所在地。９００年前，这里曾生产大量精美、珍贵的瓷器，并远销到欧洲等地，成为当地权贵的象征。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质量最精青花瓷的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所藏的青花瓷许多都来自落马桥。
古时候，为保证作为皇室用瓷的独一无二，需要在几件乃至几十件作品中挑选出一件，然后将同窑生产的同样设计作品毁掉。落马桥就成为了大量碎瓷的埋放地。据说地下埋藏着厚达十几米的碎瓷片，而且按照元代、明代、清代时间顺序逐层堆积。
罗国新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就辗转马拉西亚、深圳、北京从事陶瓷生意，在见识过无数精美的陶瓷艺术品后，他逐渐认识到，作为“垃圾”的碎瓷片同样为人们探求古代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工艺特点提供比对标本，而且许多景德镇鼎盛时期的杰作由于种种原因都无法见到了，但在碎瓷堆中却能够找到残存的部分。
于是罗国新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地收购精美瓷片的事业。２００９年，罗国新放弃了在北京经营多年的生意，回到景德镇，开始和城市建设者们赛跑，在建筑余土中“拾荒”、从老乡家里收购，收集被人遗忘的古代景德镇先民留下的“残缺美”。如今，全景德镇发掘出的有价值的碎瓷片，除了文物部门收藏的部分外，其余多数都被罗国新收藏。
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碎瓷片却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罗国新拿起一个拇指大小、有些残缺的小金蟾，告诉记者，这样一个小饰件就花费了６００元。而这样的瓷片在罗国新家里数以万计。罗国新按照年份、制作工艺、制作主题分门别类，装满了几十个抽屉。摆在展示柜里最显著位置的是一组黏合好的“元青花”碎片。十几年前，为了这三四块碎片，罗国新就毫不犹豫掏了２００００元，“这块碎片原本所在的元青花瓷缸工艺无比精美，甚至超过２００５年拍出亿元天价的‘鬼谷下山’，所以收藏很有价值。”
近几年来，罗国新收藏的碎瓷价值逐渐被众人所了解，找上门来出高价收购瓷片的人络绎不绝。为了这项旁人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拾荒”事业，罗国新直到现在还背负着债务，本来卖出几件就能收回成本，他却全都拒绝了。谈到这件事他显得很坦然，“我曾经花８０００元买了一块瓷片，在北京摆出来就有人看中了，直接出价４００００元，但我没卖。我说这块瓷片所代表的是景德镇一段时期内的最高制造工艺，卖了，以后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为了让现代人重新认识到中国古代工匠们所走过的足迹和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做出的贡献，罗国新正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落马桥筹建元代窑址博物馆。博物馆展品已经被归纳、挑拣完成，准备编辑成册并著书出版，这样一个展示“残缺美”的私人博物馆在全国也不多见。
元代瓷器底款都有哪些
玩瓷器，首先要学会鉴定瓷器的真假。而鉴定其真假中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通过鉴定底款来判断真假。今天，我们就以元代瓷器为例，看看元代瓷器底款有哪些，如何通过这个来判断瓷器的真假。
据专业藏家介绍，在元代瓷器底款中，除了白釉瓷器上印有枢府两个字之外，其他的极少见到落款。因此此类瓷器也被称为是枢府白瓷。不过，元青花的云龙纹“至正十一年”铭双耳瓶因为历史地位的缘故，存在些许的不同。除了通过底款鉴定真假之外，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鉴定其真假：
一、风格
一般来说，元代瓷器的特点偏向草原民族风。在瓷器上能看到很多创烧的类似蒙古族特有的器型。创烧的单色釉也比之前更加精美。据悉在当时，元朝统治者特意下令设立了枢府来管理这些瓷器，因此也被称为是枢府瓷。此时因为对外贸易比较频繁，所以烧制了很多外销瓷器，尤其是青花瓷，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量远销海外，甚至到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创烧品种方面，还继承了宋代的钧窑和龙泉窑特点，很多地方也吸收了汉族文化。
二、景德镇窑
1、单色釉瓷
青白瓷在宋代时期非常有名，而到了元代依然延续使用，不过在胎体、釉色、造型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变化。元代的青白瓷更白，更细密，胎体也更厚。白中带青，不透明。常见的纹饰有云龙、卷枝、牡丹、卷草、莲瓣等；器型方面也增加了很多，除了日常使用的盘、碗、罐、瓶、炉之外，还有一些新颖造型的瓷器，比如葫芦形的执壶、砚滴、笔山等等。
2、釉下彩瓷
元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器件，一种是大型器件。小型的制作并不精细，颜色多为乳白、青白或者是半透明，青花颜色偏灰暗，纹饰也比较洒脱，甚至可以说非常潦草。
三、造型
仿古瓷虽然看起来和古瓷差不多，但仔细鉴定的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元代青花瓷的市场价格非常高，因此仿瓷很多。判断是否是真正的元代瓷器，可以根据其造型来鉴定。以青花瓷为例，元代青花和釉里红大碗的口径达到42厘米，纹饰也非常丰富，制作相当精细，虽然底足存在不足，但却并不影响它的美观和市场价格。现代仿品虽然能仿造的差不多，但实际上做不到十全十美，因此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元代瓷器在纹饰上也存在不同，元代制品的鲜艳颜色比较少，不过大部分元代青花、釉里红的纹饰都非常美观，图案对主次的协调要求很高。
元代瓷器精品拍卖成交价格：
1:元青花孔雀牡丹带盖梅瓶，尺寸：高45厘米，估价：RMB 13,000,000 ~ 18,000,000，成交价： RMB 16,675,000 ，成交时间：2018.06.19，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
本品俊秀挺拔，胎质厚重坚致，釉质温润泛青，其盖为覆杯型，中置宝珠钮，外绘六瓣覆莲瓣纹，布局疏朗。在宋元明三朝，梅瓶为实用器皿，多为盛酒之用，故烧造同时必配瓷盖，而清代则以之为陈设或插花之用，故不需烧造盖子。其盖式样与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六个青花梅瓶当中的五个盖子一致。其肩部装饰孔雀穿牡丹花图案，一面绘雄孔雀回首收翅，恰好落地的瞬间，另一面则是雌孔雀俯首翔飞，与雄孔雀相呼应。所绘孔雀翎羽清晰，神韵尤佳，周围缠枝枝牡丹翩翩展姿，妍态尽见，此处纹饰布局与安徽繁昌县新港街道元代窖藏出土「元 青花孔雀纹兽耳罐」的主题纹饰一致，笔法疏朗清秀，如出一人之手。
腹部绘主题纹饰为缠枝牡丹纹，但见牡丹花开正浓，妍美饱满，仰俯有姿，枝蔓舒展轻盈，布局疏朗清新，笔意酣畅洒脱。纵观本品上下之装饰有别元青花常见繁密之风格，清雅可人，其牡丹枝蔓均以细笔绘就，灵空舒畅，尽显纤巧之柔美，犹见风姿之典雅。青花之色，苍翠妍丽，深入胎骨，兼有丹青之妙。底部涩胎，泛瓦红色，留有明显的垫烧粘结高岭尾砂的痕迹，为元青花装烧工艺的重要特征。除了本品以外，存世所见以牡丹纹为主题纹饰的元青花梅瓶一共十件，装饰风格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肩部的纹饰，常见为缠枝花卉和云肩式图案两种，其中保存顶盖不失者仅得四例，分别为香港葛氏天民楼藏品、香港佳士得2003年春拍第640号拍品和江西高安窖藏两件出土品，它们的肩部装饰皆为云肩式图案。其中伊朗阿迪比尔神庙旧藏两件器皿则与本品纹饰布局最为相近：一为「元 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只是肩部少了双孔雀。另一为「元 染付灵兽牡丹唐草文梅瓶」，肩部装饰则为缠枝莲与天马麒麟，胫部为卷草仰莲瓣纹。
2: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尺寸：21×20×30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0,000,000，成交价： RMB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1.05.20，拍卖公司：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春季拍卖会。
3:元青花云龙纹大罐，尺寸：高28.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3,000,000，成交价： RMB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8.06.19，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
此罐造型饱满，唇口，短直颈，丰肩，弧腹，为元青花经典造型。施釉肥厚滋润，釉色白中泛青，积釉处呈现鸭蛋青色泽。通体青花绘饰，颈部一周绘制卷草纹，近足处绘莲瓣纹，皆为元青花经典的边饰，余下皆留白，突出腹部为主题纹饰，布局简练，类似一例可参考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 青花孔雀牡丹纹罐」，高29厘米，与本件体量相若，亦为口沿、足胫绘纹饰，腹部留白绘主题纹饰。腹部通体绘二行龙纹，一龙昂首向前，一龙回首而望，皆张口露齿，肌肉鼓胀，气息豪迈雄劲，身材飘逸灵动，极具神采；龙为三爪，为元代青花龙纹标准制式；龙身周围绘制火焰状祥云朵朵，烘托龙之苍劲、洒脱、雄伟之势，整体笔法洒脱豪放，青花一色苍翠妍丽，有如水墨之凝重晕染，颇得笔墨意趣。多数元代龙纹瓷，龙鳞绘画皆为交错网状画法，而本品不同于前者，则是由细笔勾绘致密鳞片轮廓，可见绘画者用心至深和技法高超。公私典藏所见装饰龙纹之大罐多绘单龙，绘双行龙者寥寥可数，此件更见珍稀。本品之青花苍雅雄浑，彰显出一份浓郁的文人水墨画的效果，云龙的精神气质生动威猛，例如龙爪的刻画，显得比其余要锋利遒健，肘毛的刻画更见飘逸。同样绘有行龙纹的一件可参考高安市博物馆藏「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1980年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出土，笔触、画法均有本件高度相似，可供参考。
4:元/明初十四世纪红釉刻龙纹连盖梨式执壶，尺寸：13厘米，估价：HKD 9,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HKD 11,300,000 ，成交时间：2011.10.05，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秋季拍卖会。
5:元青花缠枝牡丹纹铺首耳罐，尺寸：高38厘米，估价：HKD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HKD 11,300,000 ，成交时间：2010.04.07，拍卖公司：富得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十周年度典拍卖会。
此罐青花纹饰富丽堂皇，堪称元代青花器的典范。器身由六层圈带纹饰构成，口沿绘回纹，颈部缠枝花卉纹，下辅以覆莲瓣纹，内绘杂宝纹，肩部缠枝莲纹，置对称双兽耳，主题纹饰为缠枝牡丹花，缠枝牡丹纹与足部的仰莲纹中间用双线圈隔开，莲瓣纹内有云纹和水滴纹。罐身以缠枝牡丹为主题纹饰，其次要纹饰在肩部、颈部和近足部描绘，别具一格。整体布局疏朗大气，疏密有致。器型敦实厚重，胎质细腻，釉色温润。青花纹饰为进口钴料绘制，呈色艳丽，浓淡相宜，略有晕散。铁锈斑深入胎骨。底部有淡淡的火石红，漏胎处粘有釉斑。
6: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尺寸：高42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RMB 11,270,000 ，成交时间：2018.01.08，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7秋季拍卖会。
拍品唇口外侈，短颈，丰肩，鼓腹至下渐收，至底微外撇，浅圈足，器型饱满丰润，古朴壮硕，极富元代游牧民族所崇尚的粗犷之美，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民族风采。此梅瓶通体以青花描绘纹饰，自上而下层次分明，以缠枝牡丹为主体，呈带状分布于肩部及腹部，肩部短窄故纹饰巧雅，腹部阔大故花卉更为繁茂圆硕，枝蔓蜷曲缠绕，牡丹一仰一覆妍姿盛放。足胫处绘变形莲瓣纹，花瓣内绘朵云，并加饰圆圈，每片花瓣均用一道粗线和一道细线平行勾勒出轮廓，花瓣间不相连，留有一定空隙，尽见元青花特色。不同纹饰间以唐草纹或菱形纹相隔，构图虽满，但密而不乱，纹饰主次分明，视觉冲击力极强。青花成色苍翠妍丽，浓淡相宜，砂底微泛火石红色。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异常珍贵，本件即为传世元青花中的一例精品，其臻美之态弥足珍贵。
元代青花瓷普遍出现并趋于成熟，作为记录元代景德镇瓷业情况的唯一书籍，元人蒋祁所著《陶计略》云：「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捡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于字里行间足见元代瓷器热销于世的盛况。元青花在器型和纹饰上，展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与风格。就造型而论，有着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壮硕而简洁，但在装饰纹样上，则主要来源于汉文化，故主体纹饰大多是中国传统题材，如牡丹、束莲、龙凤、麒麟、松竹梅等，辅助纹饰如波浪纹、回纹、蕉叶纹等，也大多出现在中国传统器物的装饰中。元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其造型大气磅礡而不失精致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俗集结的产物。翻阅公私典藏，与本品相似度极高者仅见伊朗国家博物馆馆藏一例，其器型、纹饰、布局等均与拍品相契合。另主体纹饰相同仅肩部绘制其他纹饰者可见上海博物馆馆藏三例，其纹饰均以缠枝牡丹为主体，仅肩部分别饰云肩、山茶、佛教八宝纹，可资比较。其余传世者多见孔雀纹、云凤纹等，纹饰较为繁杂，相较可见论疏朗秀雅本品更胜一筹。
7:元清宫旧藏乾隆御题哥窑贯耳壶，尺寸：高18.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RMB 11,270,000 ，成交时间：2017.12.1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
哥窑是宋代名窑之一，造型庄重、古朴典雅，釉色淡雅自然，尤以独特神奇的纹片装饰而著称。明人鉴赏瓷器注重瓷釉表纹理的变化与色差，哥窑「金丝开片、紫口铁足」的特点正好满足了精英阶层对居家清供、好古赏玩的想法，如明人高濂《遵生八笺》、文震亨《长物志》之类记载文人清供的专门书籍，其中有记载哥窑道：「堂中插花，乃以汉之铜壶、太古尊、罍或官、哥大瓶。方入清供。」因此哥窑金丝开片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明清绘画中，如明代杜堇所作《玩古图》等。此贯耳壶仿上古铜壶造型，颈部凸起二道弦纹，肩部两侧各有管状贯耳，底足两侧设有两穿带，气韵古朴。通体施釉肥润，金丝银线开片遍布器身，疏朗有致，底足敷有深褐色铁汁，足端磨损露胎处可见胎体坚质。瓶底部满釉，上以琢玉之划刻法镌刻乾隆御题诗一首，诗文为：「处郡章家弟与兄，弟陶纯美较兄精。春风堂不观随笔，那识哥窑所得名。乾隆乙未春御题。」 后钤刻「比德」篆书方章。诗文说处州有章家二兄弟，弟所烧瓷器纯美，品质较兄所制为精。如果没看到《春风堂随笔》，怎么会知道哥窑名称的来由。
春风堂随笔》为明代陆深所作，是最早对「哥窑」的产地、产品特征、章氏兄弟的记载。《春风堂随笔》云：「哥窑浅白断文，号百圾碎。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处州之龙泉窑。生二所陶素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诗文上贴有墨书「敬字六十六号」黄纸签条，为标准清宫内廷规程，可见此件官窑壶曾入藏内府，经乾隆皇帝赏鉴并题诗后命造办处工匠镌于瓶底，在清宫秘藏百年后于清末乱世自清宫散出。瓶底所贴写有墨书编号的黄纸签条为典型清宫做法，两岸故宫所发表清宫旧藏器物多有贴有此类编号者，经艺术史学者研究得知，此类编号第一字为宫廷名首字，如台北故宫藏一「清乾隆 黄地洋彩折枝花卉纹碗」，上贴有「重二百七十一号」，其原藏重华宫。本件所贴为「敬字六十六号」，以此推断，极有可能原藏敬胜斋。敬胜斋位于建福宫花园，外观九间，内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五间与延春阁正对，两侧接游廊与阁相连。室内阁上有匾曰「旰食宵衣」，是对帝王废寝忘食，勤于政事的赞誉。斋西四间偏于花园的西北角，为乾隆八年西墙西移后所添建。宋瓷纯净古朴、不事雕琢的自然之美，乃是陶瓷史上永远的经典，明代精英阶层盛行复古风，宋瓷为当时鉴赏家所珍视，清代宫廷继承了明代的内府珍藏，乾隆皇帝本人的鉴古趣味也大抵延续了明代的审美倾向，其中尤以明代末文人高濂的《遵生八笺》对他影响最大。高濂对理想的文人士大夫生活起居有过如下描述：「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 论及陶瓷鉴赏，高濂认为：「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 对此乾隆亦深以为是，他在作于乾隆四十三年的《咏官窑盘子》写到：「周尺将盈尺，宋瓷方是瓷。」特别是宋代哥窑更可为宋器之精粹，哥窑并非以一色纯净而取悦士人，而是借助独特的物理效果独步古今，正因为窑火的变化控制着胎釉的收缩，不规则的开片由此产生，并呈现出金丝铁线般的网络，变化万千，遂成自然天成的美感，可谓是赵宋文人「古雅」美学诉求的具象。故乾隆由陶瓷鉴赏所作的约二百首御制诗歌中，除少数几首是称赞本朝御窑所制壁瓶或书灯外，大部分是对古代陶瓷如「五大名窑」所作题咏。
8:元定窑划花螭龙花卉纹葵口盘，尺寸：直径24厘米，估价：RMB 6,000,000 ~ 8,000,000，成交价： RMB 10,925,000 ，成交时间：2017.12.1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出产白瓷著称，是五大名窑之中烧造时间最早、历时最悠久的窑口，亦是唯一以纹饰见长者，所出精于刻划，善长模印，素有定州花瓷的美称，产品曾入贡内廷，为后世所重。本件定窑划花螭龙花卉纹葵口盘，盘作六出葵口，口沿镶嵌铜扣，盘壁微呈弧形，端庄大气，通体施象牙白釉，清新雅致。盘心刻一螭龙，身形矫健，作回首腾跃状，内外壁分别刻划有肆意盛放的莲花四朵，叶片舒展，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刻划线条利落，流畅如画，为定窑划花工艺的杰出代表。窑工先以长斜刀勾勒，继而用梳齿工具押刻蓖纹，最后于轮廓的一侧施加深峻的直刀，有如中锋、侧锋交替用笔，在牙白釉沈积处晕散出浓淡交替的笔墨韵味，而花、叶内加刻的蓖纹更是抽象的表现出了植物表面的质感，整体刻划没有丝毫犹豫，那种下刀的速度感时隔千年仍可令观者心惊，叹服不已。台北故宫典藏一例定窑盘，与本件尺寸、纹饰几无二致，原为清宫旧藏，并被指定为头等器物，而清宫档案中记载该件定窑盘原为一对，故可推测本件即为清末乱世自清宫中流散而出，更可见珍贵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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