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公元916年~1125年)曾雄踞中国北方二百余年，其风格独特的陶瓷产品，一直为古陶瓷鉴赏者们所称道。整体来看，为满足自身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辽代陶瓷产品无疑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其陶瓷生产又显然受到了中原先进制瓷工艺的深刻影响，带有明显的中原陶瓷文化因素，因此辽代陶瓷可称是中原与契丹两种文化互为借鉴融合的产物。
目前考古调查发现或发掘过的辽代瓷窑遗址以主要分布在辽王朝的五京地区，如上京内蒙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尔台窑，中京赤峰缸瓦窑，南京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山西浑源界庄窑和东京辽阳冮官屯窑。这些瓷窑烧造的辽瓷品种主要有白釉、黄釉、绿釉、酱釉、黑釉和辽三彩等，其中黄釉、绿釉和辽三彩等颇有时代特征，以辽三彩最负盛名。辽三彩是在借鉴唐三彩制作和装饰工艺基础上烧造的一种低温彩釉陶器，传世辽三彩，以圆形、三角形、方形、海棠形等造型的各式盘、碟最为多见，施釉多为黄、绿、白三色彩釉，色彩斑斓而颇富美感，装饰上常使用契丹族喜见的牡丹、芍药花等作纹饰题材。
辽代陶瓷造型一般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其中中原形式的陶瓷器，主要有杯、碗、盘、碟、盂、盒、盆、罐、壶、瓶、瓮、缸以及棋子、香炉、陶砚、建筑砖瓦等，大都照中原固有的样式烧造；契丹形式的，多是仿照契丹族日常使用的皮制、木制容器而成，如鸡冠壶，又称“马镫壶”或“皮囊壶”，其造型不仅模仿皮囊的形制，甚至把皮件缝线、皮扣、皮条、绳环等物件也都逼真地仿制出来。这种壶式大体可分五种，即扁身单孔式、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横梁式。其年代早晚，通常多以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形式多少来区分。又如鸡腿瓶，小口平底，腹上宽下窄，瓶身细高状如鸡腿而得名，它是契丹族专用的一种储藏器，在辽墓中常有发现。此外盘口长颈瓶、盘口长颈凤首瓶等也有着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装饰上，辽代陶瓷较多地受到中原地区一些著名瓷窑，如定窑、磁州窑等窑场的影响，也以印花、刻划花、剔刻花等装饰技法为主。纹样题材常见有莲花纹、莲瓣纹、牡丹纹、蕉叶纹、菊花纹、卷草纹、葡萄纹、龙纹、人物纹、鱼纹、卷云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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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陶瓷文化之路——中朝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细数日本陶瓷发展之路
陶瓷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是人们征服水、火、土的艺术结晶。千万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先民抟土成金，造就出风采各异、精美绝伦的无数陶瓷佳作，它们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永不腐朽，历久弥新，犹如一部厚重的人类文明史诗，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远古到现代的人文精神与自然情怀。
日本最早的土器绳纹，出现于公元前四五千年，由原始部落的妇女徒手捏制，露天烧成，它堪称世界上较早的陶瓷艺术品。日本原始狩猎生活时代持续了一万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其他国家，陶瓷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与中国、越南和朝鲜相距甚远。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陶瓷产业飞速发展，仅经历百余年时间，便一跃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陶瓷王国”，创造出有田烧、锅岛烧、美浓烧、唐津烧和乐烧等享誉世界的名品，无论陶瓷质量还是单个价值，均凌驾于越南和朝鲜之上，与中国瓷器媲美。纵观全球，日本民众日用瓷质量之高、种类之丰富、陶艺家之众多、技术之精湛、国外贸易出口量之大、市场成熟度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垂青，更源自日本民族对陶瓷艺术的执著与热爱。
一、汲取邻国陶瓷文化营养
世界陶瓷艺术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陶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公元前7000年产生以来，创造出众多令世人惊叹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灿烂星光，不仅光耀中华大地，也照亮了周边诸国，辐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陶瓷的起源和发展，其每一步历史进程都深受中国和朝鲜的影响，所以有人把朝鲜比做日本陶瓷之母，中国则是日本陶瓷之父。
1.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陶器釉药的使用比中国晚二千多年，瓷器的起源也比中国晚一千年以上，然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好学生”，日本陶瓷亦是在华夏文化沃土之上成长起来的。公元五世纪，中国辘轳成型和高温烧成技术，经朝鲜传入日本，促使其成功地烧制出了须惠器，日本就此从土器时代跨入了陶器时代；公元八世纪，中国陶瓷史上诞生了著名的唐三彩，这颗璀璨的明珠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生产工艺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海外西亚的波斯烧出了“波斯三彩”，朝鲜半岛烧出了“新罗三彩”，在中国陶工的参与下，日本的奈良宫廷烧制出了“奈良三彩”。虽然不如唐三彩工艺精湛，但日本第一次生产出了人工釉料，结束了陶瓷色泽灰暗的历史；公元十二世纪，在中国宋代白瓷、青瓷以及铁釉陶器的影响下，濑户窑烧制出了独具特色的古濑户；公元十七世纪，有田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以中国明末清初的釉上红彩为范本，始创日本彩绘瓷器。毫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陶瓷文化完全是在中国的“传授”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中国，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进度要晚几千年；如果没有中国，日本更毫无传统工艺美术可言。
中国制陶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流向日本。因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而逃亡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移民，其中一些便是以制陶为生的陶工，他们是中国制陶技术最早的传播者。隋唐以后，日本向中国不断派遣学习先进技术的使臣，陶瓷技艺便连同军事、医学、绘画、书法、印刷等文化一同传入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吉备真备，曾作为遣唐使两次来到中国，并将中国陶工带回日本传授技艺，为日本陶瓷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宋和明末，加藤四郎和伊藤五良太甫先后到中国学习，学成归国后，为“濑户天目”和“祥瑞手”两种日本著名陶瓷的创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朝鲜陶瓷文化对日本的贡献
如果说用泥土制陶是人类的远古创造，那么瓷器却无可争辩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日本是东亚地区瓷器产生最晚的国家，朝鲜半岛的瓷文化，促进了日本瓷器时代的到来。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关系，汉文化呈占领性输入，所以早在公元918年，朝鲜还处于高丽时代就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经过朝鲜人民的艰辛探索，形成了朝鲜半岛独特的制瓷风格，如“象嵌”手法，就是在中国陶瓷技艺的基础上，做了装饰上的创新。1592年至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战争中日本从朝鲜掠夺了大批陶工，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陶瓷战争”。仅以岛津义弘出征朝鲜回国时为例，被掳回的朝鲜陶工就有22姓80余人，这些被当做“战利品”的陶工纷纷在日本定居下来，并开窑延续制陶技能。其中被锅岛藩主带回的李参平，于1616年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瓷土，并成功地烧制出白瓷和青瓷，开启了日本的瓷器时代。
正是中国和朝鲜对日本“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与贡献，才使得日本进入了瓷器的大发展时代，陶瓷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期。
二、根植民族传统文化土壤
任何艺术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又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文化生态是陶瓷艺术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是陶瓷艺术生命的根基。日本陶瓷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中国和朝鲜的深刻烙印，但古代的“汉风”和近代的“欧化”思潮，都不能完全取代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本土思想仍然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从古至今，日本陶艺家们在深度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坚定地保持着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格调和艺术品味，进行借鉴、融合、转化和创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陶瓷文化体系，形成了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列岛风格与个性。
1. 崇尚自然的禅宗意境
日本文化艺术的核心是禅宗。禅，原本为佛家的一个修炼法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代代承传沿袭，已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之中，被信奉为艺术与智慧的最高境界人们在倒茶时有禅，插花时有禅，读书时有禅，制陶时也有禅。在禅宗美学理念的影响下，日本陶瓷与精美有致的中国陶瓷和找不到一丝缺憾的英国陶瓷相比，更具有自然天成、简约粗犷的美感。粗糙、歪扭的茶具，无釉、无花纹的盘子和形状不规则的碗，拙朴至极，看似信手拈来，却凝固了禅宗的空寂与豁达、淡泊与无心。如果说日本的青花和彩瓷是受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崇尚自然的质朴之风，则是日本列岛的原始产物。同时，朴实无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无不与日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日本是个岛国，四季分明，景色秀美，一片树叶、一株花草、一尾小鱼都可以成为陶艺家们灵感的源泉，他们将自己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嵌入泥土之中。坯胎之韵味、肌理之唯美、烟火之强弱，都在器物上产生偶然又必然的妙趣。温润淡雅，古朴闲然之感仿佛是自然的造化，又好似缔造者不经意间心境的渗入与流露，千百年后，观赏者依然能从一罐一碟中感受到“静、虚、空灵”的禅宗境界。
2. 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
纵观中国的陶瓷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完美无瑕艺术品的官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有些民窑也生产精品，但它们从未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主流。在官窑的高雅艺术绝技逐渐失传的今天，民用陶瓷也仅能满足百姓吃饭喝水的基本需求，探求陶瓷独有的审美价值只有依靠古董陶瓷了。而日本却是世界上将陶瓷艺术融入生活最为出色的民族，其陶瓷文化致力于追求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和谐统一。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精致和民用互不矛盾，功能与美感融为一体。亲切柔和，颇具人间烟火的艺术气息，不会让人产生高不可攀的距离与隔阂，所以品质优良的茶碗、水罐、花器等实用器皿在日本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在现代陶瓷的创作设计中，西方陶艺已经发展为纯粹的造型艺术，而日本依然坚持功能效用和艺术表现力相结合的道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陶瓷文化精华的同时，坚定地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理念。
3. 三大文化形式的展示传承
茶道、花道、日本料理是日本三大独特的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文化的演绎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三大文化中，以茶道的影响最为深远。公元八世纪，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随着时代的更迭，日趋兴盛，并逐步从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习俗上升到了宗教、政治和美学的高度，完全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十六世纪后期，茶道大师千利休创立了“佗茶”， 为茶道文化融入了“佗”与“寂”的深刻内涵，倡导人们从世俗名利中解脱出来，悠然闲适、淡泊从容地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孤寂。茶碗是茶道精神的核心载体，在茶道具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必须具备简练恬静、高雅庄重的崇高品格，方能担当起陶冶性情、洁净灵魂的崇高使命。当代日本著名茶会所使用的茶碗价值，普遍都在数百万日元以上，但在日本的陶瓷史上，名茶碗就像古董一样极其稀少。日本人常说：“一乐，二萩，三唐津”，指的就是与茶道密切相关的三大茶具品牌：乐烧、萩烧和唐津烧。最为著名的乐烧，始创于桃山时代（1573—1603），柔和温馨，略带伤感之美，每一件都是作者心绪的反映，在经历了400余年的洗礼后，仍然深受国内外茶人们的喜爱。
日本花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时期的佛堂供花，通过植物的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追求“静、雅、美、真、和”的意境。而日本的料理即“和食”，起源于日本列岛，注重“色、香、味、器”四者的和谐统一，所使用的陶瓷器皿亦十分精致和考究，往往超过食物本身带给人的惊喜，中国古人讲的“美食不如美器”，在日本料理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茶道、花道和日本料理需要数目庞大的陶瓷用品，所以这三大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4. 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日本有一种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源，那就是极具奉献精神和视质量为生命的劳动者。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日本人在工艺技术方面从不含糊，所坚持的高标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对一切产品的任何细节，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许多欧美国家流行的质量“宽容度”，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协同作业的团队意识、严格遵守的操作流程、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深植于每一位陶艺家的思想，并带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中，从而铸就了日本陶瓷在设计和工艺上的超高水准。
三、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
日本能够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让陶瓷之美深入人心。人们制作陶瓷、使用陶瓷、推销陶瓷，在赢得全世界的赞誉之后，又激发人们更加热爱本民族的陶瓷艺术，进而购买更多的陶瓷用品。日本的陶瓷文化最终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
1. 广泛的民众基础
世界上只有日本人还在使用四百年前的茶碗。日本民众对陶瓷的热爱和痴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陶瓷艺术不仅造就了众多艺术家，更陶冶和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在日本，瓷土和釉料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除专业人士外，很多陶瓷爱好者在家里也备置电窑，亲手烧制陶瓷作品。一个家庭拥有瓷器的多少，还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情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日本虽然承袭的是东方文化，但在饮食器皿上的礼数比西方国家有过之无不及，每个家庭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陶瓷餐具的样式和品种。
日本是一个团体意识极强的国家，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陶瓷社团百花齐放，为专业陶艺家和非专业陶瓷爱好者，提供了共同交流信息、切磋技艺的平台。同时，日本不仅在大专院校开设陶瓷课程，而且各类陶瓷培训机构也遍布国内外，他们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学生们的实际操作经验。
2. 陶艺家的乐园
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以靠卖作品维持生计的陶艺家寥寥无几，但日本却为陶艺家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陶瓷流派繁多，到了近现代，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常被认定为“人间国宝”，其作品价值自然不菲；而普通陶艺家的作品，因为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很抢手。因为日本陶艺家们在实现艺术梦想的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和广泛的社会尊重，所以日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技艺最为精湛的陶艺从业者。例如，日本第79任首相细川护熙在离开政坛之后，便做起了陶艺师，可见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3. 政府的大力支持
1616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烧制瓷器成功后，藩政府就意识到，这一新兴产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便对所属藩窑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投入巨资，精选原料，选拔优秀工人和画师烧制，同时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残次品率，对陶工更是爱护有加，让他们生活安定富足。一系列的扶植举措，造就了锅岛烧成为日本最精美的瓷器，并作为藩属官窑延续了长达250年的繁盛。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开始踊跃参加欧美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使日本的陶瓷艺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73年，日本参加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精心选拔具有各种技能的24名研修生，其中包括有田和京都的3名陶工；1876年，又参加了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日本政府极力鼓励私人参展，并给予优惠政策，承担所有参展商的交通费和展品的运输费。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方媒体好评如潮，萨摩烧、有田烧等众多作品荣获奖项。博览会效应，不仅提升了日本陶瓷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而且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也为日本陶瓷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机械化生产成为现实。日本陶瓷的出口额，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扩大了一千多万倍。
4. 立法及保护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最先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的影响。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提出了保护，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立法中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大法。从1954年开始，日本每年举办一次“日本传统工艺展”，该展览代表全国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又确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的认定制度，俗称“人间国宝”。这项最高荣誉的设立，不仅推动了日本民族工艺水平的全面发展，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尊重。
陶瓷的诞生，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千万年来，人类是陶瓷艺术长河中永不疲倦的跋涉者，艰辛寻求的不仅仅是水、火、土凝结成器后的实用和观赏价值，更多的是享受在创造过程中融入的情感、智慧和企盼的欢愉。人类在大自然中不断追求精神与技艺的自我完善，也许就是陶瓷文化绵延万年、经久不衰的真正魅力所在。日本民族在发展陶瓷文化的道路上，兼容并蓄地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文化永续发展的精神，以及锲而不舍地挑战世界巅峰的决心和勇气，对世界各国陶瓷文化的发展都是一种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评论：文化及其影响力
所谓文化，是某种生存方式的综合体现。景德镇自古以来，以瓷为业，积蓄了丰厚的陶瓷文化底蕴，被世人称为瓷都。千年窑火，犹如凤凰涅槃，催生出文化的灿烂，实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明珠。细论陶瓷文化，其包括制瓷历史、制瓷技艺、创作理念、陶瓷产品、人文景观、习俗风情等各项内容共生共进的文化，是凝聚在陶瓷发展中一切思想行为和物质创造的文明结晶。景德镇人在创造陶瓷文化的过程中，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陶瓷文化叉以其特有的人文力推动瓷都不断向前发展，唐末以来逐渐频繁使用，并称之为“陶瓷之路”的海上贸易路线：《景德镇陶录》中“昌江之南……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五方籍陶以利者甚众”的记载，充分说明自古以来陶瓷文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并互为促进，相得益彰。
当今时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令人震撼，而文化本身具有的影响力、经济力也现实地成为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日益明显而重要。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陶瓷特色的地域城市，继承和弘扬陶瓷文化，充分挖掘和发挥其作用，促进瓷都经济发展，仍应成为瓷都人的共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
而今，景德镇正致力于振兴陶瓷，建经济重镇和旅游都市，全面弘扬陶瓷文化无疑是重中之举。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悠久的制瓷历史、珍贵的文物古迹、传统的制瓷技术、大批的陶瓷名家、丰富的陶瓷产品、独有的陶瓷习俗等等，因此，弘扬陶瓷文化，发展瓷都经济的思路与途径也应是多样化和全方位的。例如。我们可以充分发掘陶瓷文物古迹、传统制瓷技术以及陶瓷风俗的文化、旅游价值来发展旅游经济：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景德镇悠久制瓷历史、丰富的陶瓷产品以及“景德镇”金字招牌的作用，建设与瓷都地位相称、具有规模与特色的陶瓷大市场，集各地名瓷之大成，搞活内外贸易，促进招商引资：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大批陶瓷名家的名人效应，打造陶瓷精品，发展名牌经济，总之，弘扬陶瓷文化、发展经济，应充分发挥陶瓷文化要素相互联系的作用，努力形成相互补充配套的文化产业链，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瓷都经济的发展。
与时俱进、变革创新是弘扬陶瓷文化的灵魂和精髓，陶瓷产品及相关的各项工艺技术、设备、建筑等都是陶瓷文化的物化成果，自古以来，景德镇之所以称为瓷都，是由于历朝历代都有其创新的陶瓷文化，如宋代的影青，元、明的青花，清康、雍、乾的“鼎盛”，尤其是而今的品种丰富，技艺精湛，人才济济，精品迭出，正因为变革创新，才使得陶瓷文化生生不息。
与时俱进是个永恒的主题，必须紧紧围绕发展经济的目标，首先要观念创新，破除小作坊、小生产的影响，走工业化发展之路，上规模、上档次，把陶瓷工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发展瓷都经济的骨干：其次要加强技术创新，大力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生产工艺，加速陶瓷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经济效益：三要加强产品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创品牌、上档次、增效益为中心，加大新产品、新瓷种的开发力度，努力形成瓷种多元化品种多样化，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达到传统特色与现代时尚相结合，东方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相融合，从而不断地丰富发展陶瓷文化，推动瓷都经济的振兴，以达到建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经济重镇之目标。
辽代陶瓷窑厂有哪些
辽代是跟北宋并存的朝代，辽代建于公元907年，亡于公元1125年，历时218年。立国早于北宋53年，亡国早于北宋两年。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辽代也有自己的陶瓷窑厂，分布于北方辽代统治的地区。
大辽政权相继修建了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谓之辽代五京。辽代政权很重视陶瓷业的发展，五京都建有陶瓷窑场：
1. 林东上京窑、 南山窑、白音高洛窑：以烧制精细白瓷为主，兼烧釉陶及生活用瓷。
2. 赤峰缸瓦窑：赤峰是辽代最大的瓷器窑场，烧制辽三彩以及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3. 辽阳冮官屯窑：烧造生活用陶瓷器。
4. 北京龙泉务窑：烧制三彩类建筑陶瓷最为著名。大型菩萨、罗汉等彩塑享誉世界。
5. 浑源界庄窑：黑釉瓷器在北方诸窑中独树一帜。
辽代陶瓷最具民族风格的品种是辽三彩、辽黄釉瓷器；定窑风格的白釉瓷器、磁州窑风格的白剔花瓷器，也都具有本民族鲜明的特色。辽代龙泉务窑烧制的大型罗汉等陶瓷雕塑像，是世界各大博物馆争相购藏的艺术精品！因为这是写实的陶瓷雕塑，打破了中国传统写意陶瓷的艺术特点。
辽代黑釉
辽代与金、西夏在历史上均与中原的宋王朝同时，辽在北宋时即已崛起，稍早于西夏和金。作为生息于北方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边地与汉族宋王朝犬牙交错，军事上征战冲突不断，文化、贸易与技术上则相互渗透，学习。辽的陶瓷制造业，从造型、施釉、烧窑等系列工艺流程都深受宋代北方诸窑特别是耀州窑的影响。但汉族窑工在技艺上毕竟高出一筹，对比之下，辽、金、西夏陶瓷器皿总显得粗放拙朴一些，恰好也就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
笔者入藏的一件辽代黑釉“皮囊壶”（见图），高21厘米，宽11厘米，厚7．5厘米，通体完好无损。它最突出的是起执柄作用形如麻花的两根“皮条”构成的高提梁；流口朝天而非左斜，其下部和壶尾各有3条皮囊接缝纹，提梁下方则是“皮革”扣襻，每边2枚，惟妙惟肖。壶底部平坦呈圆形，砂胎裸露。壶身下端约3厘米未施釉，为宋瓷特点的影响，但黑釉稀薄，斑驳剥落，没有耀州窑黑釉陶瓷施釉肥厚晶莹的感觉。综观全器造型线条粗犷生动，流畅有力，看惯了唐宋窑系陶瓷风格，乍见此物，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笔者于今年春节时无意中从西宁旧货地摊上发现此物并当机立断买下了它。古代的西宁，汉时建西平郡，唐改设鄯州，辖鄯城（西宁）湟水（乐都）等三县，至宋代，改鄯州为西宁州，西宁之名由此始。当时西夏势力范围曾到达西宁附近民和乐都互助诸县，并有剔花西夏瓷罐等文物出土，但属于今呼和浩特一带的北方辽国，在交通极为落后的当时，其黑釉“皮囊壶”之类易碎陶瓷器皿，从青海出土的可能性很小。它究竟怎样来到西宁并出现在市场上，倒成了一个难以找出正确答案的谜。
浅谈美丽陶瓷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
中华文化因为陶瓷而变得越来越精彩
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品，陶瓷一直是受到了无论是民间和官场的喜爱，而著名的景德镇陶瓷更是闻名于世吗，让世人开始了解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国度，并且因为景德镇的陶瓷，传入西方之后，很多人开始是了解了中国。
陶瓷的英文名是“china”,而在陶瓷的广泛流传之后西方人们开始给中国去了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名字“CHINA”，这也是中国英文名的由来，人们在日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开始逐渐的使用起了这个名称起来，这也是中国的英文名的有趣的历史由来。
而由此产生的陶瓷文化更是深深的影响了中国文化，陶瓷图案里记载着的一些鸡鸭牛羊等图案，陶瓷是原始人类进入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在中华文化中渊源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少不了陶瓷对于中国的贡献，陶瓷文化是人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我们可以感受到陶瓷文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一些十分珍贵的古玩字画也是从陶瓷中保留下来的，陶瓷的保存文化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许多出土的文物中陶瓷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的文物，人们也已经将陶瓷当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陶瓷已经是渗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都可以看到陶瓷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陶瓷，我们的中华文化因为陶瓷而变得越来越精彩。
辽代契丹瓷器——独具特点
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西元916年）建立了…
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西元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著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
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
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辽在历史上不停侵犯北宋国土，为什麽？穷，国土上没什麽资源，北宋生活得好，他光瞧著不行，得过来拿点儿，所以辽多次进犯北宋。北宋重要的北方窑口定窑，在定州这个地方，曾在宋跟辽的拉锯战中五易其手。辽人看到雪白的白瓷，垂涎三尺。定窑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
天显三年（西元928年），辽兵又一次攻下定州，在那儿待了八个多月，很长的时间。八个月的时间足以把这个地方的经济以及生产情况瞭解透彻。辽国当时急需这些人才，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些人才带走了。所以辽代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瓷器叫“辽白瓷”，非常白，与定窑白瓷非常像，不是专业人员，几乎不能区分。
辽代瓷器的产生，跟当时辽和北宋之间订立澶渊之盟有关系。西元1004年，即景德元年，这一年签订的澶渊之盟，辽国得了便宜，坐享岁贡，每年宋朝政府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该给多少东西就给多少东西。这个大的政治前提的出现，为瓷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基础，辽代的瓷器也得以发展。今天能够发掘出来的辽代的瓷窑大约有七座，离北京最近的一座就在北京门头沟。
辽代瓷器中有三彩器。宋代也有三彩，受唐三彩影响。辽三彩跟宋三彩之间，可能相互都有影响。辽代瓷器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瓷器，方盘，方形的盘子。瓷器一般都是圆的，上转盘一拉就圆了，方的反而不好做。那辽瓷为什麽做成方的呢？因为辽在历史上都是用木头盘，木头做成圆的麻烦，做成方的简单。所以当用陶瓷做的时候，还是沿袭旧制，也做成方的了。
辽代陶瓷器製作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有些器形具有契丹族的民族特色，如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注壶等。
器物造型有其独创的风格，如凤首瓶、长颈瓶、鸡腿坛和鸡冠壶等，都是中原地区所罕见。有些品种的造型来自契丹族传统的皮容器和木容器，如鸡冠壶造型具有明显的皮革容器的痕迹，有的甚至把皮条、皮扣、皮雕花、皮绳环梁都一一表现出来，清楚地保留的游猎生活的形迹。
辽瓷，是我国古代陶瓷史上一朵意蕴迷人的奇葩。它是辽代在继承唐朝的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的新工艺的基础上又发展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其白山黑水般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古代契丹族勇猛、刚烈、剽悍的部族气质，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凝聚和缩影。在契丹人的祖居之地——辽河源头老哈河（土河）流域，近些年来，零散地出土过许多精美的辽瓷。
这些瓷器当年都是披髮左衽的契丹人在这片土地上简朴生活的普通拥有。千百年后被农人在民间偶然遇到并挖掘。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文保部门搞文物普查，到老哈河流域各个小村徵集文物，人们纷纷把这些宝贝拿了出来。杯盘碗盏、碟盆盂盒、壶瓶坛罐……这数百件精美的辽瓷，数以千计的辽瓷残品和标本，演示过当年辽代一幅多麽立体而又庞杂的社会生活图景啊。
不管是装酒，盛水，储存马奶和牛乳，还是用作餐饮，那些茶、绿、黄、褐、青、白和三彩等器形纹饰繁杂、颜色用途不一的瓷器，都曾在各自的位置上富有灵性地陪伴过人们的生活。可以想像，当一个弥漫著水汽的早晨悄然来临，土河居民的日子也静静绽放在毡帐内外的瓷光之中；健美的契丹女子背起长颈瓶到河边取水，闪烁不息的水波漫过瓶沿，溅湿了古代的一片阳光；打猎男子背起箭囊跨马而去，背上斜背的那只装满了水的鸡冠壶格外耀眼；一大户人家的毡帐裡，一男侍已立身恭候在陈设有盛满食物的桌旁，等候主人到来，桌上的盛食器品类上乘，釉色簇新。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
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
契丹类型的瓷器胎稍厚，釉质略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凤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製的痕迹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徵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
安阳内黄县成为中原陶瓷产业基地
11月6日，中原陶瓷产业基地授牌仪式暨陶瓷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安阳内黄县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林青发贺信表示祝贺。中国建筑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长叶向阳，副市长郭建华，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常务副会长缪斌等出席授牌仪式。
仪式上，叶向阳向内黄县政府授予“中原陶瓷产业基地”牌匾。
马林青在贺信中说，内黄县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中原陶瓷产业基地”荣誉称号，既是内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盛事，也是安阳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喜事，不仅为内黄增添了一张美丽的产业名片，而且也将对全市工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内黄陶瓷产业发展，促其做大做强，问鼎中原，建成“中原瓷都”。同时，希望内黄县以中原陶瓷产业基地授牌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服务，创优环境，拉长产业链条，壮大产业规模，全面加快陶瓷产业发展步伐，为建设中原经济区区域性中心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郭建华在致辞中说，衷心希望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对内黄陶瓷产业发展给予更多的关心;希望内黄县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陶瓷产业、坚定不移地招商引资、坚定不移地优化环境，推进陶瓷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与会代表参加了陶瓷产业发展研讨会，就陶瓷产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研讨，共同谋划中原陶瓷产业基地建设蓝图。
河南陶瓷分会成立暨中原陶瓷研讨会举行
据禹州市委宣传部消息，7月26日上午，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陶瓷分会成立仪式暨中原陶瓷学理论建设研讨会在禹州举行，中国文字博物馆书记、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副会长冯克坚，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副主席谈朗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顾问赵青云以及陶瓷界的大师、学者等40多人出席仪式现场。
陶瓷文化遗产是河南省丰富的科技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协会于2011年9月23日在河南省科技馆成立协会。协会成立以来运用现代科学综合方法和手段对河南科技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修缮和保护，促进对河南科技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繁荣发展。为了有力推动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陶瓷历史、文化、工艺科技、艺术的研究，历史陶瓷文化遗址保护，以及中原陶瓷艺术的开发和推广，在省科协和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协会的批准下，决定率先成立陶瓷分会。
会上，全体会员审议通过了《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陶瓷分会章程（草案）》，选举河南大学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王洪伟为分会会长。
在隆重的揭牌仪式后，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陶瓷分会会长王洪伟与台湾中华陶艺协会荣誉理事长苏正立代表双方协会组织签订战略性合作框架协议。
“禹州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当代陶瓷异彩纷呈，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陶瓷分会暨中原陶瓷学理论建设研讨会在这里隆重召开，是省内外陶瓷文化艺术界、学术界对禹州市陶瓷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的高度评价。禹州市委市政府将矢志不移地推动辖区内陶瓷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禹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海说。
在随后召开的中原陶瓷学理论建设研讨会上，河南省科技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协会陶瓷分会会长王洪伟介绍了中原陶瓷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影响等，并表示研究中原陶瓷学，对研究中原传统文化、世界陶瓷文明史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着重介绍了铜系青蓝釉的工艺基础以及历史意义，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郭爱和侧重讲述了洛阳三彩学的理论框架体系。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鉴于中原陶瓷的根脉性、原生性、发源性、相对独立性、自生性、扩张性、辐射性以及吸纳性连带的创新性，为中原陶瓷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和时代基础。
随后，与会人员先后来到中原陶瓷文化博物馆、禹州市钧瓷窑址博物馆以及神垕老街等进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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