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动物特征。
西夏灵武窑黑釉剔花瓶
西夏塔儿湾窑白地黑花牡丹飞禽纹六系瓶
黄卫文 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副研究馆员
宋、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瓷业生产十分繁荣，而地处西北，先后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王朝(公元1038年~1227年)，其制瓷业亦很发达。以前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和资料匮乏，人们对西夏陶瓷生产面貌几乎毫无认识。二十世纪80年代后，在一系列窑址调查与考古发掘资料的支持下，神秘的西夏瓷器才开始为世人所知。
迄今经考古发掘的西夏瓷窑遗址主要有今宁夏灵武市境内的磁窑堡窑、回民巷窑以及甘肃武威的塔儿湾窑等，从窑址发掘和调查材料来看，西夏瓷业生产是在北方定窑、磁州窑、耀州窑制瓷的影响下，结合自身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发展起来的，其中回民巷窑的产品主要受耀州窑的影响，以生产青黄釉刻划花制品为主，而磁窑堡窑与塔儿湾窑生产的产品在制作工艺、釉色品种和装饰技法上都有着宋、金时磁州窑类型瓷器的产品特征。
西夏瓷器造型按用途可分生活器皿、文房用具、娱乐用品、瓷塑及建筑材料等，常见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等。其中有些器型，如扁壶、多系(二系、四系或六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等是适应党项羌人游牧生活的特殊器型。以扁壶为例，其壶式可分两种，较大者为西夏瓷所独有的三圈足扁壶，壶腹两侧中间均有圆形圈足，底亦为圈足，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可正放或两面平放，腹侧有耳供穿带，将壶系于马背，出行时装水、酒，携带十分方便。另一种扁壶略小，器型与大型扁壶相似，但无圈足，腹侧置双耳，只为随身携带使用。此外，多系瓶也是西夏瓷中比较有特点的造型，如塔儿湾窑出土的四系瓶或六系瓶，肩腹处饰四耳或六耳，耳部出棱，与北方其他窑场的带系瓶相比，其系部明显较宽，穿带更为结实牢靠，应为适应党项羌人游牧生活的需要而制成。而瓷帐钩、纺轮等则是西夏缺乏金属矿产，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更加广泛的表现。其他如秃发人像，更是与党项羌人的秃发习俗有关，史载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建国前就发布过“秃发令”，规定被征服地区其他民族的人民必须剃发，“如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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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时代的瓷器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这一类型瓷器的主要器型有注壶、温碗、盖罐、小罐、盏托、长颈壶、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怀等。精细瓷器胎白、坚致，釉润似玉，颜色白中闪黄，外壁多刻莲瓣纹。有的底足阴刻"官"或"新官"、"尚食局"等款。一般白瓷的胎稍厚，釉胳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凤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制的痕迹郡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辽代瓷窑集中在今辽宁和河北、山西的北部，主要有上京窑(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门头沟窑等，主要产品是白瓷、黑瓷和三彩陶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受宋、金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较大。品种主要有白瓷、黑瓷、青瓷、黑釉剔花瓷等。它们的特点是:瓷胎较粗，多数呈浅黄褐色;白瓷釉面有冰裂纹，釉面不甚光洁，胎釉之间常施有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颈瓶、杯、小釜、扁壶等，有些造型与宋、金瓷器相似，也有些具有当地特色。例如长颈瓶，造型与宋悔瓶相仿，但它的特点是小口、折肩、暗圈足，与梅瓶圆肩的做法显然不同。再如扁壶，壶身为圆型，上有小口，除底圈足外，正反两面正中还各有一圈足，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耳供系绳用。另外，西夏一些盘、碗类器物还有“挖足过肩”(即圈足内侧高于外侧)的做法，也比较有特色。鸡冠壶、穿带壶都是仿游牧民族游牧时放在乌背上用皮子缝制的皮囊壶的造型。
西夏瓷器走出“深闺”示众人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1038———1227年)，历时近190年，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由于蒙古大军的毁灭，西夏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留存甚微，给这个古老的王朝留下了太多谜团，西夏瓷更是因为物证太少，成为我国瓷器历史上的难解之谜。随着近年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瓷不断发掘出现，国内外对西夏瓷的收藏热起来，西夏瓷也开始走出“深闺”向世人展示那段神秘残缺的历史。
神秘王国的艺术奇葩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但是与宋同一时代的西夏，人们对它190多年的制瓷知之甚少。由于实物和文献资料太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
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文明突然间神秘消失，后人对西夏瓷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了两件珍贵的黑釉剔刻花瓶，初被定为元代，后被认为与西夏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夏瓷开始在宁夏、青海、甘肃等曾为西夏王朝疆域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和确定了一批西夏瓷窑，考古专家们才开始把西夏瓷与宋瓷、元瓷区别开来。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说：“由于元朝没有给西夏作史，残存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在国外，近年来西夏瓷的出现和研究对解读西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夏瓷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耀州窑的影响，结合党项族的文化习俗创造出粗犷质朴、极具民族特色的瓷器。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
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瓷窑所没有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西夏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
国内外兴起西夏瓷收藏热
近年来，随着对西夏瓷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及对西夏神秘文化的追捧，国内博物馆加强了对西夏瓷的征集，同时在国内外收藏界兴起了一股收藏西夏瓷的热潮。
在今年举办的西夏古陶瓷联展上，来自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区的68位收藏家带来了精心挑选的近200件西夏瓷向世人展出，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埃及、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客和收藏家的关注。其中，极为罕见、完整无缺的由青海和宁夏收藏者奉献的褐釉三开光剔刻牡丹纹大罐和褐釉剔刻缠枝绕叶牡丹纹六系大罐，是国宝级文物西夏陶瓷极品。
据宁夏收藏协会常务理事、西夏瓷收藏大家米向军介绍，近年来西夏瓷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私人收藏家范围在不断扩大，原先只有陕、甘、宁等地的藏家关注，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藏家也加大了收藏力度。另一方面，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出自宁夏海原县的一件褐釉剔刻花瓷扁壶，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博物馆也有收藏西夏瓷。由于西夏瓷器遗存下来的极少，出土的又不多见，所以很多瓷器藏家以拥有一件西夏瓷为傲。
西夏瓷研究专家李进兴说，由于党项人有火葬的风俗习惯，很少有坟冢，所以从墓藏中发掘西夏瓷很少。目前，西夏瓷中的珍品———剔刻花西夏瓷藏品更少，全球存量仅有100件左右，可谓弥足珍贵。由于数量太少的缘故，现在一件西夏瓷中的珍品卖价已经超过了100万元。
追寻失落的西夏宝藏
一部西夏瓷器史，同时也是一部西夏史。中国有二十四史，但没有西夏史；中国陶瓷史，又没将西夏瓷列入其中。没有物证的文化是虚无缥缈的，现在人们正在努力追寻这些失落的宝藏，更多地了解这些瓷器上散落的西夏历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部门在宁夏灵武磁窑堡、回民巷以及甘肃武威塔儿湾等10多个西夏瓷窑发掘，使西夏瓷的真实面貌得以揭示，特别是在宁夏灵武窑和甘肃武威窑出土了一大批稀世珍宝，这些瓷器上有西夏文字和题记记年，给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样本，填补了国内外西夏瓷器文化艺术的空白。
西夏在中国，而西夏学在国外。西夏文化研究和瓷器收藏被许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我国也加强了对西夏瓷器研究的收藏和研究，西夏瓷器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考古价值等被逐渐认可，成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珍贵资料。由于它造型艺术与装饰技法都不同于南方瓷窑烧制的瓷器，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它美丽的剔花纹样的装饰，加以神秘的西夏文字的点缀，无论从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来看，都是极为珍贵的民族瑰宝。
上个世纪初，外国探险队的盗掘，使大批西夏文献、瓷器流失到俄罗斯、英国等国，他们的藏品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内。近年来国内藏家也开始从海外回购西夏瓷器，加强对西夏瓷的研究和保护。今年香港商人严辉先生从美国朋友手中收购两件流失西夏瓷捐赠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收藏。
西夏文化和瓷器
于北宋、辽同时期还有一个北方政权，就是西夏。西夏人主要以党项族为主体。因为在甘肃这一片，靠西边，所以叫西夏，它自己称大夏王国。西夏很有意思，它先后和辽、金对峙，后来被元朝所灭。西夏的政策也很有意思，不强烈，不攻也不守，就把着自己这块地。它享国时间也还算长，189年。一个朝代能扛住189年，也算不容易。
西夏没有修史，几近湮灭，很多中国人过去也不知道，甚至很多字典后面排的历史年表里都不排西夏。西夏有自己的文字，据说全国能认识西夏文字的不超过十个人。西夏文被称为绝学。
西夏和其他政权冲突不激烈，西夏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且这个生存的时间并不短。
西夏尊重汉文化，追求汉文化。体现在瓷器上，即它的瓷器跟磁州窑非常接近，只是显得粗糙一些。西夏中国瓷器的主要特征就是粗枝大叶。今天从另一种审美角度来看，这种粗枝大叶的感觉可能是另一种味道。过去看多了磁州窑的很细致的优良品种，这个稍微有点粗糙的反而更有一种韵味。
历史上记载西夏烧过陶瓷制的瓷帐钩，但没有看到过实物。西夏总体上没什么太新鲜的中国瓷器出现，据说它跟汉族文化回避了强烈的冲突。
少数民族血统的瓷器”多穆壶“
多穆壶元代流行壶式之一，瓷质多穆壶始见于元代景德镇青花瓷，清乾康盛世较为流行。
此器釉质明亮，纹饰均匀，画面明快，是边疆民族传统文化与内地制瓷工艺和谐统一的代表作，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元 景德镇窑青白釉多穆壶 首都博物馆
在明朝时似乎不大流行这种形如直筒的多穆壶，而僧帽壶则大行其道，藏传佛教备受朝廷尊崇时亦如是。
及至清康熙时期，由于西藏及藏传佛教再度受朝廷重视，多穆壶又再流行起来，有金属制亦有瓷制，后者大多以珐琅作装饰。
清 嘉庆 粉彩缠枝花卉纹多穆壶 现藏于布达拉宫
“多穆”原意为盛酥油的桶。藏语称为董莫(mdong-mo)或多穆。口沿加僧帽状边，又添把和嘴，遂成为壶。
多穆壶为藏人拌、盛酥油茶的器皿，酥油茶藏语称恰稣玛，是将由茶砖熬成的浓茶中，倒入少量的酥油和盐，有的还加入一些味精和牛奶等佐料，搅拌至水和酥油交融而成，是藏族同胞生活的必需品。
在故宫博物院和首博亦各藏有一件：
清 乾隆 粉彩八宝勾莲多穆壶 口径9.7cm，底径14cm，高47cm 故宫博物院
一般呈圆柱形，顶部通常配有圆形盖子；多穆壶的上部，像藏传佛教僧人的僧帽；壶上装饰有箍状纹和弦状纹；壶身有圆形或者方形的壶嘴，还有可以手执的提手。
而在一些银质或者木质的多穆壶上，由于方便使用，提手是不固定的，通常装上带有球体的长链式提手，这样一来，既简单实用，又美观大方。
清 乾隆 松石绿地粉彩蕃莲纹多穆壶 通高45厘米 首都博物馆
明清时期，由于皇室对西藏及藏传佛教的重视，许多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器物开始进入宫廷，多穆壶即是一例。
多穆壶造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藏、蒙、满、汉民族团结的主题。由于清代大量册封和法事需要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也供清帝赐高僧之用，多穆壶更加流行。
清 素三彩 海水瑞兽纹多穆壶 中国茶叶博物馆
乾隆帝对藏传佛教就极为尊崇，他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尊奉达赖、班禅，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确立了清廷对西藏的主权。
此外他还拜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国师，并请他教授梵文和藏文，每日打坐，用心修持，并且修建了许多寺院和具有藏传佛教建筑风格的宫殿。
大量的册封和法事当然要有大量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因此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亦供清帝赐赠高僧之用，故多穆壶更是流行，各种材质均有制作，主要为各种金属胎珐琅器，存世常有所见，但瓷质多穆壶颇为罕见。据说故宫博物院和首博亦各藏有一件。
明 晚期 铜胎掐丝珐琅龙纹多穆壶 观复博物馆所藏
由于深受宫廷的喜爱，能工巧匠对多穆壶便投入很多智慧和精力，因此也使得多穆壶种类较多，不仅有银质、铜质、木质，还有珐琅、漆器以及瓷器。
这种洋溢着少数民族风情的壶类，制成瓷器十分不易，之所以能够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制造出来，也说明了当时精湛的技艺以及满清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程度。
契丹民族的绝唱
一千多年前，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由“青牛白马”衍生的民族，纵横莽莽草原，挥斥长城内外。其于公元916年建立大辽王朝，拥占华夏半壁河山，与北宋对峙160余年。这个民族就是“契丹”。然而至公元14世纪，其名却不复见于史——彪悍顽强、骁勇善战的契丹族自此消失。一个民族的骨与肉集体被时间无声吞噬，只是沉埋于荒漠漫草的辽代陶瓷却屡屡凸显，默默向世人昭示着契丹族曾经的极致辉煌。
“辽瓷”为辽代陶瓷之简称，意指在辽代辖区烧造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实用工艺品。作为已然消逝的契丹人以血与火锻造的文化遗存，以其雄浑豪迈、朴拙自然的特异风格，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绝唱。
历史文献记载契丹族始见于公元389年，为东胡鲜卑族一支。自从于辽河上游崛起以来，数百年间以聚族分部之形式，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这种“逐水草，随寒暑，往来渔猎”的不定居生活方式，后期在辽代瓷器上得到了深度彰显，使器型前无古人的独树一帜，成为辽瓷的最大特点。
辽瓷的器型，大致可分为两式：中原式和契丹式。
中原式取自中原汉族地区固有的器物形制，如盖罐、盏托、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杯及棋子、砚、佛教用具等；契丹式则摹仿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器具样式烧造，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传统风格，主要有鸡冠壶、凤首瓶、长颈瓶、穿带瓶、注壶、板耳壶、方碟等。
辽瓷中契丹式器物占有相当大比例，且以盛食器、贮藏器、注器等实用品居多，基本囊括了契丹人生活用具的主流，单纯作为观赏的装饰性瓷器则极少。这一现象透露出契丹是一个很务实的民族，有着近乎于原始的价值观。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花艺术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花纹一般采用开光构图，巧妙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西夏剔刻花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刀具型的刻刀，一种是用圆锥型刻刀。不论是用刀或者用锥，都是“刻花”;刀具型刻刀，在运用上主要有剔、削、刮三种技法，统称为“剔花”。两者可以混用，谓之“剔刻花”。
如这件茶叶末釉剔刻花经瓶，就是一件典型的剔刻花工艺。该瓶高30.5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2厘米;平折广口，口部刮釉，束颈，宽折肩，深腹，暗圈足;通体施茶叶末釉，釉色绿中泛黄，米黄胎，分上下两个圈带，上部为开光牡丹花，以叶脉纹、弧线纹陪衬，下部由忍冬纹组成一圈，图案粗犷豪放并有大雅之美感。该件瓷瓶釉色莹润，剔花刀锋犀利，线条流畅，是西夏窑中少见之物。
再还如这件白釉刻牡丹花纹大罐，是一件典型锥形刻具刻出的。该罐高31.5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6.5厘米;唇口，短颈，圆肩，鼓腹，腹下渐收敛，内圈足，器身由四道双弦纹组成三个图案带，肩部图案带由三个半圆开光牡丹花纹组成，周围空间用弧线纹添补，腹部图案带由三个连弧开光刻牡丹花纹和二个叶脉纹组成，周围空间也用弧线纹添补，腹下部图案带由忍冬纹组成;通体施优雅高贵的白色釉，胎质细腻，呈浅黄灰色。图案完全被刻花填满，显得十分的雍容华贵，线条流畅，造型质朴逼真。
用刀刻花就是在瓷器的坯胎上直接用刀刻出花纹的纹饰工艺技法，刻花的特点是纹饰轮廓或图案内部线条清晰，图案层次分明，由于刀痕宽窄或深浅不一，又可使图案具有一定的浅浮雕效果。比如石嘴山博物馆收藏的黑釉刻花扁壶，就是用刀刻出的牡丹花纹。此壶高32厘米，肩部有仿制四个耳系周边用圆珠形做装饰，两边安有四个耳系，耳系有铆钉痕迹，腹部用刀刻出牡丹花纹。
用锥刻花就是在瓷器的坯胎上直接用圆锥形的锥子刻出花纹的纹饰工艺技法，刻花的特点是纹饰轮廓或图案内部线条清晰，图案层次分明，由于锥刻痕宽窄一致、线条均匀，图案也有一定的浅浮雕效果。西夏的瓷器多属于这种类型。如果用刀再剔去多余的釉面，就更加地突显出了花朵。
总之，西夏瓷器制作及其装饰艺术，就像西夏的秃发一样，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
西夏瓷器主要纹饰题材及边饰探讨
西夏瓷器的纹饰题材与中原北方诸窑瓷器大体相似，有动物、植物和人物，图案多样，构图完美和谐。
(一)植物纹饰
1．牡丹纹
牡丹被人们视为富贵的象征。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称富贵花。西夏在经瓶、扁壶、罐、盆、钵、盘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纹有折枝、缠枝和交枝三种。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纹盘，盘内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头缀以怒放的花朵，花朵两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同时出土的牡丹纹碗，碗内模印两枝牡丹，一俯一仰，两花相对，婀娜俊俏。磁窑堡窑址出土的牡丹花纹瓷器多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开光内，以一朵花为最多，也有两朵或三朵的，枝叶舒展，花姿各异；缠枝则无开光界限，布满整个画面，如在扁壶上用一花枝曲折缠绕四个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酱釉剔刻花罐，图案上的缠枝牡丹呈宽带状布满罐腹。回民巷窑址内更是出土了不少单模凸印的牡丹花纹碗和外壁阴刻牡丹花纹的碗状印模。
总之，牡丹花纹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见的纹饰，体现了西夏人民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这也可能与牡丹花雍容华贵，象征着幸福美满有关。
2．莲花纹
我国人民自古即喜爱莲花，同时，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所以莲花在西夏瓷器、建筑材料中多有出现。西夏经瓶常见剔刻鹿衔莲花纹。在盆内壁也有剔刻莲花现象，磁窑堡出土白釉盆内壁剔刻串枝莲花水波纹，盛开的莲花茎蔓相连，似在水中飘浮荡漾。建筑材料中多在滴水表面饰莲花。
3．菊花纹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磁窑堡窑出土的经瓶，在开光内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硕大，刻工纤细秀丽。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纹盘，六条棱将盘内壁分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叶菊花，盘底为四瓣四叶团花纹，其造型、印花、青绿色釉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俊秀之感觉。
4．葵花纹
葵花纹饰在中原各窑较少见，磁窑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窑址并未出土葵花纹瓷器，仅在西夏陵建筑遗址中有少量器物发现。如陵区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葵纹盘，盘内壁刻划葵花纹，两葵两叶，两花相对；葵纹碗内壁刻葵花纹，一叶两花。葵纹盘、碗均施青绿色釉，釉质晶莹透明，而纹饰用笔简练，线条明快，显示出西夏工匠较高的技艺。
(二)动物纹饰
1．鱼纹
鱼字因与多余的“余”同音，所以鱼就具有了丰收、富裕的意义，并广泛用于瓷器装饰上。磁窑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窑址或遗址中都出土有鱼纹盆，可见鱼纹在西夏瓷器纹饰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鱼纹盆内口下刻一带卷草纹，其下，刻划水波鱼纹。水波鱼纹一般刻三条游鱼，相互追逐，鱼纹与水纹巧妙结合，产生了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2．鹿纹
同样，鹿字与福禄的“禄”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征。西夏鹿纹有两种，鹿衔牡丹花和鹿衔莲花。如磁窑堡标本褐釉经瓶，主体图案为一只长着长角的鹿奔跑在花丛中，并回首顾盼，嘴衔牡丹花，体态生动。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发现的一件褐釉经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纹之下又剔刻一只梅花鹿，回首作惊恐状，口吐云雾。鹿纹与表示祥瑞的花草结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狩猎图
仅见于磁窑堡窑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猎图。图中间刻有一马，鞍上立幡旗，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侧为一猛禽(海东青)在抓一鹅，右前方有一惊慌奔逃的小兔，马后有一高靴，内插长竿前挑一灯，靴后另有一灯。
(三)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仅有婴戏纹一种。婴戏纹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宋、辽、金、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题材。磁窑堡窑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婴戏纹，婴儿肥头大耳，两眼凸起，炯炯有神，简洁的线条表现了婴儿天真幼稚之态。碗模中的婴儿则头梳“冲天槌”，攀缘在牡丹花丛中，体态活泼，惹人喜爱。
(四)边饰
除上述主要纹饰外，作为边饰还有不少，如卷草纹、几何纹、钱纹、水波纹、卷云纹和山形纹等亦比较常用。
1．卷(花)草纹
在一条连续不断的“S”形波状主茎上，饰以各种花卉、枝叶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一个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的装饰带。卷草纹在西夏瓷器边饰中数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叶和花草等纹样，多饰在盆、碗的内壁近口处。
2．卷云纹
像一朵朵翻卷的白云，多饰于经瓶腹部下边。
3．几何纹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连续不断，呈一带状，在盆的内口和经瓶腹下边亦间有此边饰。
4．钱纹
盆内口部有此装饰，也有用作主体纹饰的。
另外，西夏瓷器纹饰还有剔刻藻井式图案、点彩菱形和梅花纹、刻划弧纹和模印石榴花纹等。
西夏瓷：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摘要]: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塔儿湾”：完整西夏村落中的惊奇
塔儿湾西夏村落遗址地处杂木河上游，两岸依山，村民以放牧和种地为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塔儿湾仅居住着十多户人家。道路阻塞和交通不便对保护当地的西夏文化遗存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8年8月9日，武威市文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着名西夏学者孙寿龄与党寿山、黎大祥等几位文物专家走进塔儿湾西夏遗址进行考察。走进村庄时，孙寿龄看到一个裸露的土层中有一件像瓷器的碎片，便伸手去抠，没想到竟然“抠”出一件稀世珍宝——西夏瓷“白瓷马头”。这只马头长3.5厘米，头宽2厘米，颈长2.5厘米，颈宽2厘米，耳长8毫米。整个马头为白釉底色，黑斑点缀，马眼炯炯有神，活灵活现，造型十分精致。这件瓷器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其做工技艺精湛。从整个西夏出土文物看，浮雕西夏瓷马头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
如今，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依然能在渠边、路边和地头发现碎瓷片。据村民介绍，当地村民为了省事，在打桩盖房和建羊圈、牛圈等基础设施时，把碎瓷片和泥土一道都用上了。所以，文物专家们无意中会在村民房屋的土墙上看见碎瓷片。那些瓷片，后来经专家考证，几乎全是西夏时期的瓷器碎片。而且沿山坡的土层里露出的许多烧焦或腐朽的木头也都是西夏人当初住过的房屋留下的痕迹。村庄南边的山坡和台地已经被当地文物部门确定为西夏遗址。武威市文物部门勘定的结果显示：该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60米，以西为草木茂盛的山区牧场，以东杂木河两岸是开阔的平原农田。西夏时期，这里是党项族放牧、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整个村落遗址，不少被辟为农田，现已耕种。
1992年9月至1993年上半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的西夏黑釉剔花牡丹瓮和黑釉牡丹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称赞为“线条流畅，活泼大方，刻画精细，疏密得体，是瓷器中少见的作品”。同时挖掘出的双耳乳丁饰纹褐釉小扁壶等都是西夏瓷器中的珍品。武威市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党寿山在他的《武威文物考述》中指出：“塔儿湾还出土了烧制瓷器用的匣体和支垫，附近还产瓷土，可以推定这些瓷器为当地烧制。”虽然目前尚没有挖掘出西夏瓷窑以证明这些瓷器是当地烧制的，但从发掘情况看，该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
当时出土数量较多的是一批西夏时期烧制的各种瓷器和大量瓷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墨书西夏文的白釉绘花瓷罐，高46.5厘米，大圆口，短颈，直圆腹，下略收，施白釉，腹部用褐釉绘缠枝牡丹，古朴豪放，反映出西夏较高的手工业制瓷工艺水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白釉高足盘、碗、黑釉扁壶、瓶、灯、罐等一批文物。另外还在此地陆续发现了许多窑具和窑址留下的灰层堆积物。
因塔儿湾西夏遗址是我国西夏考古史上迄今发现出土西夏瓷器数量和种类最多，釉色、花纹繁杂的一处遗址。甘肃本土不少媒体指出，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塔儿湾西夏遗址，是“目前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瓷窑遗址”。
灵武窑：西夏陶瓷研究的第一把钥匙
瓷器被誉为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仅次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丝绸。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如五朵金花盛开在宋代的文化版图上，八大窑系遍布全国。然而，由于后来的元统治者对西夏文化进行封杀，使得西夏的瓷器生产无法被历史承认，甚至到了1980年前后编写《中国陶瓷史》时，因为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实物，产生了西夏瓷器没能走进中国陶瓷史的遗憾。
由于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许多容器只能寻求其他代替物，因此瓷器在西夏党项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西夏建国后，在和宋朝的贸易中，瓷器占据了很大比重。
煤是烧制瓷器的主要燃料，宁夏灵武境内的瓷窑堡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资源。同时，这里的煤矿层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优质的制瓷陶土。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瓷窑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建立瓷窑的基本条件。
1971年4月，在原灵武县崇兴台子大队的田地上，就出土了112件精美的瓷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些瓷器造型虽与中原地区的瓷器相似，但从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来看，是西夏人烧制的。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些瓷器可能是西夏皇室和贵族的藏品，作为西夏古都的灵武境内有可能存在瓷窑遗址。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得到不少西夏至元代的遗物。考古人员对出土的两只大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此巨大的瓷器绝非远途运输之物。他们联系到崇兴台子大队出土的神秘瓷器，推测灵武境内可能有瓷窑遗址存在。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马文宽研究员，在完成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过程中，面对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中发现的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因缺乏对其作为西夏的实物的例证而苦恼，无意中，他在明朝《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了线索。该书记载：“瓷窑山，灵州东北60里，为陶冶之所。”史志中记载的这座瓷窑山，在西夏时期是否生产瓷器呢？这座瓷窑遗址究竟在何处？就这样，神秘的灵武窑吸引马文宽前往灵武，揭开这个谜底。1984年6月，在县城以东35公里、距瓷窑堡镇西北4公里处终于找到了瓷窑遗址，并发掘出大量的瓷器、窑具残片，他当即把瓷窑堡遗址作为研究西夏瓷历史的突破口。
1984年至1986年，考古队经过3次系统发掘，共清理西夏窑炉3座、西夏瓷器作坊8座、元代瓷器作坊1座、清代窑炉1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出土瓷器、瓷具、窑具共3000余件，同时发掘出大量墨书西夏文瓷片、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的瓷片和西夏钱币。他们还发现，这里烧制的瓷器属西夏、元、清3个朝代，其中西夏时期的数量最大。西夏境内出土的陶瓷器以前多被定为北宋或金的产品，宁夏灵武瓷窑堡的调查发掘订正了史误，由此确立灵武瓷窑堡瓷窑遗址是位于我国最西北的一处古瓷窑遗址。
在瓷窑堡以北约4公里的回民巷，后来也发现了一处西夏瓷窑址，由此填补、确立了西夏陶瓷史研究中的空白，也确定了西夏瓷器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的地位，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西夏瓷：中世纪陶瓷的宝藏
从1974年灵武窑的挖掘开始，对西夏瓷器生产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夏王陵挖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物附件中的琉璃鸱吻龙头鱼尾、琉璃摩羯、妙音鸟等，也体现了西夏烧制陶瓷的高超工艺。史金波称赞这些文物“既是实用的建筑构件，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可列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代表作，即使把它同现代的优秀瓷制工艺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英国人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在1914年第三次前往黑水城挖掘时，就挖掘出大量瓷器，在《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这样记载：“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即当地所产。”可见，远离西夏都城上千公里的黑水一带，也有大量西夏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其他地方调运去的？还是本地也有瓷窑？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境内，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东麓的缸瓮井、插旗口等地也发现了西夏瓷窑遗址。从鄂尔多斯高原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东西近千公里，从宁夏海原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北上千公里的西夏境内，都发现了西夏瓷器甚至窑址。西夏之瓷遍布当时的西夏帝国境内。而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走进了“国宝”行列，完全可以和当时宋朝境内的窑址生产的瓷器媲美。
塔儿湾西夏遗址的开掘，标志着西夏瓷窑目前已经有3处被正式考古发掘（前两者为瓷窑堡和回民巷窑），它们和当时鼎盛于世界的宋朝陶瓷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3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
韩小忙先生在《西夏美术史》中明确表达了西夏瓷器和宋代瓷器的关系：“回民巷窑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较大。瓷窑堡窑以盛产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为自己的特色，可能与山西北部诸窑生产的剔刻花瓷有关。”可见当时在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陶瓷工艺的传播和流布状况。
西夏的瓷器工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体现北方民族的粗犷性格，这使它缺乏中原地区官窑生产的细腻、柔和、艳丽的特性，这是一种差距，也是一种独特风格的体现，也使西夏瓷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富有东方民族风情的青花瓷器
中国有太多让人一见钟情的艺术创造，其中青花是最富有东方民族风情最契合中国人心理审美的的瓷器品种，它起源于唐代，元代发展成熟后主要为外销瓷，从明代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到清代，青花瓷器仍占主导地位，外流传至今的青花瓷器，数量之多，品种之繁，是非常惊人的，它们都是来自瓷都景德镇的产品，不仅时代特征鲜明，而且烧造脉络清晰，为世人再现了青花瓷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宋代是百花争艳，元代是一个过渡，明代则形成了几乎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明代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的产品。它代表了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
其中洪武官窑青花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产品，继承了元青花传统，但工整有余，变化不多。图案题材以程式化的花卉纹为主，布局趋于简单，扁菊纹、缠枝纹或折枝莲叶纹较为多见，龙纹出现五爪，五爪尖连成一个圆形，一般以三爪、四爪为多。造型以盘、碗、罐为主。除玉壶巷瓶、玉壶春执壶及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为釉底外，其余均为糙底。糙底的盘、碗之类底部有红色护胎釉，且多数有明显刷纹。洪武青花瓷的图案以花卉纹为主，基本上和釉里红的花卉纹相同，特别多见扁菊纹，有的器物以缠枝扁菊为主题纹饰。从传世品及景德镇窑址发现的标本看，洪武年间以碗类为主的民窑背花粗瓷底部无釉，且有尖钉状凸起，仍保留了元代斜削足的特点。
洪武官窑青花主要使用含铁量较低且淘炼欠精的国产青料，呈色多为灰蓝色。铁结晶斑点不明显。洪武青花不同于典型的至正青花的背翠艳丽，世不同于典型永乐、宣德青花的浓艳色译而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多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烧制，色彩浓艳的背花纹饰泛出点点银黑色结晶斑。这种青料比国产青料铁的含量丰富，锰含量低。事实证明，青花料若不罩在釉下，烧出后则为黑色，近似唐代时耀州窑白地黑色的作品；如果罩在釉下烧制，成品则为灰蓝色。有人曾用其窑址材料做过模似试验，将青花料罩上青白釉复烧，得到的是洪武青花蓝色。
明洪武民窑青花的青花呈深靛青，凝聚处有黑褐色斑点，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晦暗沉滞到明丽浓艳的过程。早期的胎骨粗松，含灰或含黄，至洪武晚期则呈现白色。纹饰均采用一笔勾勒，线条圆劲飞动，有花草禽鸟纹，也有各种几何纹。
明永乐民窑青花瓷钴蓝发色和洪武民窑大体相似，以靛青为基调，流散现象或多或少存在，胎大多比较白净，也有少数呈浅灰白色。普遍存在缩釉现象。器型以碗、盘、杯、盏等日用品为多。装饰花纹以自然物为多，如动物、花草等，绘画生动，笔意流畅，用笔简约是其重要特征。
宣德青花瓷胚体为瓷石高岭土二元配方，白净，瓷化程度好，但亦有胎松质粗的。大部分器物为淡卵青釉，釉质润亮，釉表具细桔皮纹，另有部分为灰黄或灰青色。青花料有国较和进口两种。宣德民窑青花瓷的主题纹饰较洪武、永乐朝简单。
正统、景泰、天顺处于宣德瓷雄伟凝重和成化瓷轻盈俏丽的过渡阶段，瓷的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都反映了这个变化过程。釉色肥厚，纹饰自然，装饰纹饰多具写意风格，缠枝和折枝花卉、麒麟、犀牛、仙神、婴戏都是常见的，有的纹饰奇谲怪诞，带有神秘色彩。
成化和弘治民窑青花有很多相似之处，用平等青料。青料发色以靛青为基调，淡雅清丽，很少幽深灰黑。除成化早期制品外，几不见明初青花上黑褐色斑点。绘画风格有了变化，笔法既非明早期的纯粹“勾勒点染”，也非完全的明后期的“单浅平涂”而采用了染色的方法，染色俗称“分水”。纹饰多数较明初繁复，这是其时代特点。
明正德民窑青花一般用江西上高县产的名为“无名子”的土青。这类青料呈色带灰，以灰青淡穆为基调，亦有的呈靛青色而色明丽。分水只有淡浓两种色阶，淡色则不能清莹而带浑浊。在装饰纹样上，构图趋于疏朗，已不见满填小叶的繁缛缠枝花纹饰，用笔较为工致，线条细瘦。在纹饰中，缠枝莲仍属常见，开始用阿拉伯文题铭或作装饰。在器物形制上，有一些新创造。
嘉靖民窑青花瓷所用青料有进口“回青”和国产“土青”两种。用回青的青花呈幽菁，用国产土青的则青花发色趋于黑灰。装饰纹样用双钩分水画法，在装饰纹饰上带有道教色彩的内容较为普遍。自嘉靖开始，青花瓷上的题字骤增，除了帝王年号本款外，还有寄托款、吉语佳句等。在形制上，出现了四方罐、瓜楞罐等造型独特的器物。
万历民窑青花瓷的胎质白腻，胎体趋薄，所用青料为几种不同的国产料。青花呈色由于青料的不同而有三种：或为扬艳泛紫；或为青灰沉滞；或为色泽艳丽，色阶清晰的靛青。在装饰纹样上，道教色彩的题材仍占相当比例。
明天启民窑青花瓷的青花发色明朗，呈靛青色，分得出浓淡色阶，无黑色氧化斑疤和其他杂色斑疤，不见青花流散现象。明天启民窑青花瓷装饰风格上古朴脱俗，流行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主题纹饰内容广泛，人物刻划采用变形手法，颇具特色。天启民窑青花瓷（包括五彩瓷）绘有一些特有或常见的装饰图纹，如细腿麋鹿、八字树枝、梦幻图景等。
晚明时景德镇所用青料有数种。其中民窑所制日用粗瓷用丰城所产品质较次的青料。崇祯民窑青花发色稳定，呈靛青色，略带幽灰，不见流散。崇祯后期青料研磨加工更细，使青色阶增多。分水沈淡层次分明，色泽也凝翠欲滴。绘画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但渲染大多超出轮廓线，成团成片而浑浊淋漓。装饰题材广泛，构图生动自然。画法上大量采用变形、夸张手段，画风荒诞为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