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球泥瓷器的鉴别。
建于15世纪的托普卡普宫殿占地700公顷，建筑渗透着浓浓的伊斯兰教文化。 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将这座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皇帝)辉煌业绩的宫殿辟为永久性博物馆。被视为最珍贵的青花瓷器就珍藏在绿荫丛中第二庭院的巨大的古厨房旧址内。 500年来12000件中国青花瓷器，默默地深藏在异国深宫。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国出口的瓷器在古老的皇宫内都有收藏，是居中国、德国之后世界第三位拥有大量瓷器的收藏馆。元、明、清、龙泉、景德镇的各种瓷器在这里都有。据中东的神话传说：如食物中有毒，青花盛器就会裂碎，因此奥斯曼苏丹爱用青花瓷食具。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是奥斯曼的巅峰时期，他下令大量收藏精美绝伦的中国青花瓷器为自己所用。
在托普卡普宫殿还收藏着250多个破碎的青花瓷盘、瓷瓶。出于对中国青花瓷器的尊重和喜爱，不仅没有被丢弃，而用黄金修补，不少破碎缺口的瓷器都被用金、银架固定、修补。一件14世纪的龙泉窑青花瓶的盖子居然是用全黄金的盖子代替。奥斯曼人认为青花瓷器制作工艺复杂，不仅烧制温度要1300摄氏度以上，瓷石还要加高岭瓷土的二元配方，再在白胎上用钴料绘制后罩层透明釉，且在当时瓷都景德镇烧制，一窑中没有几件成功的，有时甚至一窑中没有一件成功的青花瓷，成功率很低，成本如同黄金。
托普卡普宫殿瓷器陈列室内有皇室御用瓷5000多件青花瓷器中，更有元朝的40多件，明朝的52件珍品。图案都是藏传佛教和中国古代代表皇权的龙凤纹案，以及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瓷瓶。
珍藏在宫里的明朝青花瓷，虽然在中国烧制，却与元青花瓷有明显不同，大都有伊斯兰教的痕迹，使人怀疑是否在景德镇烧制的。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开始外销贸易的产生，开始从波斯来料加工生产。图案、造形都由对方提供，且从明朝开始已从波斯进口最好的钴料(青花料)由景德镇工匠用先进工艺烧制生产最好的瓷器，在博物馆常看到陈列的波斯人用的水注、双耳瓷瓶、双耳扁水注，就是这时期的外销瓷。在景德镇发掘出来的土耳其人文物中发现：当时有土耳其人直接来景德镇设计、指导、监督生产陶瓷的可能性。这也是中西亚文化、青花瓷直接交融的产物。
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向100多公里，马尔马拉海对岸的伊兹尼克古城，在街上到处可见到陶瓷的装饰、碎瓷片和类似景德镇瓷窑的遗迹，使人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像回到了长达7年采访过的瓷都景德镇。在一家陶瓷作坊里，陶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从15世纪就开始制瓷。在拜占庭期间这里是连接安纳托利亚和东部的主要贸易通道，也是13世纪晚期被奥斯曼占领的第一个中心。伊兹尼克陶瓷早期是仿制中国元、明青花瓷器，制作工艺也相似。18世纪后逐渐形成土耳其文化特点的陶瓷。图案以15、16世纪传统的大自然图案以及国花郁金香等花卉。在作坊里居然看到不少在景德镇陶瓷馆、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常看到的，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绘在大瓷盘、梅瓶上的被土耳其人称之为“蓝色青花”的青花花卉。
土耳其陶瓷的发音为“秦泥”，与中国英文发音“china”很像，也有人说“china”是“秦泥”的发音。陶瓷的英文发音也是“china”，据说是源于古时景德镇的地名“昌南”。翻开词典，“中国”和“陶瓷”的英文发音并用。
因原料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运到土耳其，经过海上丝绸之路遥远的颠簸，那些幸存下来的陶瓷，千年之后依然风采、依然在世人的凝视下，默默地讲述着两个文明古国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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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
一、自然之火
在几千年前以至几万年前，在地球的大地上，生衍在这里的古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就会用粘土做简单的器具，大自然的雷鸣闪电引起了森林之火，它将树木、草地和动物烧毁。同时也将粘土的器具烧得更硬、更结实，这个大自然赐于人类的意外发现，大概就是最初最原始的瓦器，也就是陶和瓷的前身。随着人类打石取火和钻木取火，人类能够主动取火和操作火以后，开始由不定居的茹毛饮血的渔猎生活逐步改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盛水的器具，而当时的人类已能够试着用粘土塑造有一定形状的陶罐、陶缸和陶钵。这从我国出土的红山文化和河套仰绍文化陶器以及江西万年出土的陶片就能一目了然。火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没有火便没有陶。陶一开始就和火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土变成陶的过程是火锻炼的结果，火是起到决定作用的；制陶人自己用火烧制是正常的生活劳动需要。没有火也就没有人类的文明，陶的出现就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历史见证，陶是最古老的火的艺术。
二、神秘之火
随着陶瓷的发展，后来出现了瓷，瓷在泥的选择配制和锻烧方面的就更考究。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窑有均窑、定窑、吉州窑、哥窑和镇窑等。而影响最大的是景德镇的陶瓷，在唐、宋朝便有近似玉色的湖田影青，到元朝时，出现了元青花，宋朝末年制陶人在釉里面放进以铜为主的金属沫能烧出一点红，到元朝中期(即至元戊寅)已能烧出较好的釉里红；与此同时色釉开始出现，如：到明朝时高温色釉已能烧出祭红、美人醉、郎窑红等，到清朝时已能烧出三阳开泰、火焰红、海棠红、美人醉；而低温的色釉就更加丰富，自明朝以后，如“红釉有胭脂红、矾红、荔枝红等，绿釉有苹果绿、鹦哥绿、翡翠绿、鱼子绿等，黄釉有烧黄、鸡油黄、金星黄、淡黄等，蓝釉有深蓝、淡天蓝等，黑釉有乌金黑等。这么多丰富的色釉除材质的配方不同，关键是烧成的掌握，即火的锻烧操作的结果。景德镇的陶瓷艺人，在长期的劳动智慧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使之创造了这么多的名贵的色釉，能够烧制出声如馨、明如镜、薄如纸、白如玉的中国名瓷，当时的外国人能获得一件品如获珍宝，故有、这种说法，黄金有价，陶瓷无价。在世界工美史上为中国争得了光辉的一页。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这些名贵的陶瓷艺术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但事实上这些名贵陶瓷是具有聪明才智的艺人烧出来的。为了保密，以致出现许多不成规的说法，什么，传子不传女，同时很多成功的经验当时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予以解释，也只有归于神，带有许多神秘的色彩，如在窑里女人是不能去的，去了便有邪气，到时瓷器就会烧不好，每次进窑烧的松柴，都很讲究，不能长，也不能短，满窑时都不能多说话，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烧窑前要杀猪、杀鸡、喝酒、放鞭炮、看农历、抽签打卦、烧香拜佛，求得神仙的保佑，显得神秘绝妙。陶瓷艺人在对待火的事情上显得格外慎重，建窑讲究风水、满窑讲究火路，烧窑讲究火候、开窑讲究时辰。
实际瓷器的烧成是陶瓷工人劳动实践智慧经验的汗水结晶；也不知是为了保密需要，还是寄托于神意希望，硬是说成是火神老爷的开恩，遇到烧制万件瓶时，更是热闹万分、香火袅绕、众人跪拜、虔诚地求火神爷保佑，显得格外庄重威严，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色彩笼罩整个烧制过程，是神秘之火把陶瓷烧成。
三、神圣之火
进入现代的社会，大工业的发展、高科技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局限于地球。已经能够飞向天体空间，人类可把月亮上的石头拿回地球上来，火星上奇异美景可以通过卫星传播到地球上来，原来神秘的东西，现在并不神秘。人们正在朝着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国际上的对抗已逐步的以对话所替代，较宽松的环境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良好的条件，艺术家的视野看得更开阔，不同国度的艺术家交往更频繁，甚至连对立地区的艺术家也能够坐到一起来共同研讨学问，探求艺术的真谛。各民族艺术的瑰宝已成为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同时，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有助于陶艺家艺术个性的发展。
当代陶艺作品只有强烈的个性和风格，才有可能有它的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在形成个人风格作品的过程中，构思立意、材质的运用等等，而最后都要经过火的锻烧，才能体现这全过程的效果，所以锻烧——火在现代陶艺创作中，乃是最关键的、是神圣的。陶艺和国画、油画、版画艺术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它们不需要锻烧，画成即可，而陶艺则必须经过锻烧，而锻烧中的过程和学问是很深奥的，是创作的进一步演变的深化过程，锻烧好是件成功作品，锻烧失败了，将会毁于一旦。因而现代每个陶艺家对待锻烧不可能不重视，也不应该不掌握，一位成熟的陶艺家应该是全面都能操作，中国曾在历史上是一个陶瓷大国，作为振兴中华的今天，一代新的陶艺家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掌握这锻烧的技术。既然陶瓷是火的艺术，火在陶瓷艺术中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环，那么，是否能掌握锻烧，应该成为鉴赏陶艺家的陶艺作品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时代的发展为锻烧带来了极好的条件，以燃料来分，以前只有柴窑、煤窑，而现在有电窑、气窑，以及自动化窑。烧窑的操作条件也越来越先进，这都为陶艺家们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现在的陶瓷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材质的丰富多样，交通的发展，运输的方便，也能较方便地购买到不同地方的泥和釉。
由于烧成气氛的不同处理，釉的变化绚丽多彩，真可称得上百花争艳、千姿百态。让我们的现代陶艺家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发扬民族传统、展示个性风格、运用熟练的技巧，亲手操作神圣之火，创作出跨世纪的神圣的陶艺之作。
古中国与埃及瓷器的渊源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深受中国影响的埃及瓷器工艺品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古中国与朝鲜瓷器的渊源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就友好交往，中国陶瓷艺术、冶炼技术、农耕技术和儒家思想在半岛广为传播；三国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留学的主要是僧侣；唐宋时期，两地海上交通最为活跃，大批使节、学者、商人来到中国.中国东南沿海建有新罗馆、高丽馆，许多中国商人也经常来到高丽首府开城。宋仁宗天圣元年，徐竞奉使高丽，著有<高丽图经>，中国的文化书籍、织物、药材、乐器、瓷器对朝鲜半岛的贵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朝鲜瓷器
朝鲜新石器时代发明篦纹土陶，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出现无纹土陶，公元100至公元200年出现无釉印纹陶，三国时代首创"新罗烧"，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高句丽的陶器线条刚健轻快，百济的陶砖则很优秀，中国瓷器的传入，对朝鲜青瓷、白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的古代都城遗址中，有许多中国古代青瓷和白瓷出土。朝鲜半岛的王公贵族极力推崇中国陶瓷，从文化艺术上为中国陶瓷输入创造了条件，为景德镇陶瓷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紫砂壶泥料与茶的邂逅
紫砂壶泥料与茶的邂逅,出现了紫砂壶。但这一特殊魅力的艺术品,充满了生命的躁动,并没有和茶叶从一而终。在短暂的亲密接触以后,人们很快发现泡茶远远不能体现紫砂的全部价值。
开始的紫砂壶是专门为泡茶而制作的,但饮茶习俗是多元的。茶壶不可能迎合各种饮茶方式,也不可能和某种饮茶方式绑得很紧,毕竟没有某种定律要求紫砂壶只能作为茶具。紫砂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路。
一般认为，紫砂壶泡茶有1、泡茶不失原味；2、壶体能吸收茶的香气,保存余香；3、传热慢,易保温、不烫手；4、使用的时间越长,器身越光亮；5、冷热急变性好,不会爆裂。这些特征经过历代茶人的体会总结,是可信的,但这绝不是紫砂壶被看好的真正原因。
鉴赏家们对一把壶的评判的依据通常是壶的造型、胎质、制作工艺、款识铭刻。紫砂陶特殊的色泽,质感,可塑性等方面的属性,为匠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造型艺术才华的平台。而艺术才华主要表现在造型的设计及制作工艺上,当然也包括了泥料的采挖、选择、加工和烧造，这些过程无须名师们亲自出手。但宜兴的工艺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绝非是他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泥料。
古中国与马来西亚瓷器的渊源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展示刚打捞出的中国瓷器
在05年的时候，瑞典沉船考古学家斯登先生在马来西亚海域，打捞出10吨重的中国明代的外销瓷瓷器和碎片，这些外销瓷是景德镇专为销往欧洲烧制的。经过鉴定这些瓷器是景德镇观音阁窑口出产的。观音阁窑是景德镇最著名的民窑之一，由于水准高超，所以产品几乎可以与官窑媲美。而万历号所运载的瓷器，则是观音阁窑口外销瓷器中的精品。
据有关专家介绍，由于这批瓷器是用于出口，所以其形制和花饰与我国传统瓷器有别。比如一只军执大象，其实是用来盛放液体的壶。还有其他一些瓷器上的花纹，在国内瓷器中也是从未见到过的，显然是当时的工匠为了配合外销特制的。这些瓷器上，凝聚着４００多年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贸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