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雕刻的牡丹花瓷器。
牡丹花，其种类繁多，以色彩绚丽、芳姿艳质、天然姣美被冠以“花中之王”，享有“国色天香”的盛誉。牡丹纹是常用陶瓷装饰纹样，多在瓶、罐、盘、缸等大器造型上运用。唐宋时人们开始崇尚牡丹，视牡丹为富贵花。瓷器上盛行牡丹纹饰，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
牡丹图案作为装饰语言，具有浓郁民族气息。这些牡丹纹样(图案)是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之一，她以富丽饱满的形态和艳丽夺目的色泽，在我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作为民族精神象征，她融进了人们对生活的美丽憧憬和良好祝愿，意寓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源远流长，正因为艺术家将此主观意愿生动地溶注在牡丹的形态之中，才使牡丹纹样的生命力具有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历代陶瓷装饰中，不论官窑或是民窑，以寓意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图案，都使用的比较广泛。牡丹始终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题材，以丰富的造型、构图形式给人们以美的感受。下面是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纹饰的表现形式
一、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纹饰的特点
牡丹“以花闻天下”，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代，洛阳牡丹就以“国色朝酐酒，天香夜染衣’’著称。四月谷雨时节，春光烂漫，百花争艳。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花，更是花团锦簇，艳冠群芳。丰满的花姿，芳香的气味，令人陶醉。牡丹品种繁多，有红、白、黄、黑、绿、紫等颜色。花头硕大，色彩艳丽。花卉有单瓣，多瓣的不同形状，花瓣的色泽，根部深，尖部浅。牡丹与梅、兰、竹、菊、水仙合称“六清”。人们喜爱牡丹，不仅称赞它的秀丽妩媚，还赋予牡丹以“不特芳质胜过群芳，而劲骨刚心更高出万卉”的高尚品质。：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代以来，牡丹成为工艺美术品的装饰题材。宋代的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地的陶瓷上，广泛采用牡丹纹，装饰方法以刻划花，白地黑花为主。景德镇陶瓷装饰中的牡丹纹样，也是从宋代开始出现。元、明、清青花釉里红瓷画，清代以后的釉上五彩，粉彩瓷画，都有不同装饰风格的牡丹题材。
二、唐宋元明清时期牡丹的纹饰形式
朵花：宋代影青瓷，清代、近代粉彩瓷，现代日用瓷都有朵花牡丹图案。宋代刻花朵花是单朵，花瓣丰满。清代、近代陈设瓷，多为百花满地装饰，在花瓶、盘、碗中多见。民国时期的粉彩百花盘，中间是一朵硕大的牡丹花，周围有月季、菊花、牵牛花等花卉相衬托，主次分明。现代日用瓷中的牡丹朵花，多为边饰图案。
缠枝：缠枝牡丹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在瓷器装饰中广泛应用的典型图案，达到瓷器装饰艺术的高超水平。缠枝牡丹既有与莲花、菊花等花卉相组合的纹饰，还有与凤凰组合的“凤穿牡丹”。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凤穿牡丹纹”将军罐，把凤凰的身体与牡丹的尾羽组合在一起。凤凰的头部、翅翼是鸟的形态，凤尾、凤脚却变成牡丹花枝形，似乎是神话中的凤凰形象。民间青花艺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才能，使“凤穿牡丹”纹饰，产生出强烈的艺术魅力。
折枝：在清代青花、粉彩陈设瓷中多见，以数枝牡丹对应的形式构图。在布局组合上，器型中间是牡丹与旁边的牡丹形成呼应关系，折枝牡丹多用写实手法描绘，构图严谨。
国画形式：明清时期的青花牡丹瓷画，以写意水墨画形式为主，清代以后的五彩、粉彩牡丹，以工笔国画技法的形式为主，清代康熙五彩锦鸡牡丹纹瓶，把牡丹花与锦鸡、山石相结合，改变了以前只画花卉，有花无鸟的构图形式，这种构图形式对近代、现代釉上彩牡丹瓷画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粉彩牡丹，常把牡丹花与凤凰、孔雀、雄鸡等禽鸟相结合，构图繁密、形象生动、色彩鲜艳。在装饰设计上，把图案与主题画面相衬托。在瓷器上，以工笔重彩技法绘制，用洗染法表现出花瓣的浓淡色彩，花瓣层次清晰，娇艳柔润。如张锡武绘制的巨幅《百艳图》，百朵牡丹，布局巧妙，构图严谨，气韵灵动，令观者仿佛置身于千姿百态绚丽艳美的牡丹园中“流连忘返”，尽享艺术之美感。由于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典型的民族风格，地道的中国气派，适应群众的欣赏心理，因而备受大众喜爱。
三、随着时代的发展，牡丹装饰纹饰的新特点
每个时代都有其对待花卉纹样的独特方式，随着人们对审美的不断追求，花卉装饰又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自然纹样向图案纹样的方向发展。所谓图案纹样，是不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按照艺术规律对自然中的花卉形象概括取舍，重新布局。对花卉本身的描绘更为随意，更为粗略，更为注重结构，展示植物内在的生命活力，类似于中国画中所追求的“气韵生动”。二是装饰布局的多样化。宋代的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而在20世纪70年代，花卉纹样多以比较具象的折枝花、朵花作为装饰。而目前，花卉装饰出现了艺术形式的更新与突破，色调清雅，表现手法自由多样。在装饰技法上，比较常见的是散点式构图，在布局上极为灵活，可大可小，可聚可散，给人以轻松自然的视觉感受。三是将传统意义上的花卉纹样增添新意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主要表现在装饰色彩多元化，运用大胆的，新颖的色彩，图案选择更开放结构，而不是看起来沉重而庸俗。如方复创作的《百子千孙富贵图》盘，画面以百子千孙富贵福寿为题材，用图案形式布局，构图充盈，勾线工整，颜色平涂细腻，盘延饰牡丹富贵、石榴多子、玉兰高贵纹样，构图布局主次分明，色彩变化层次井然，边饰与主体纹样相呼应厂此外，花卉具有象征性，根据形态的需要，对自然花卉进行抽象夸张变形，展示花卉的另一个世界，带给消费者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
步入21世纪，作为新一代陶瓷艺术的弄潮儿在学习和继承传统陶瓷艺术的同时应该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使得牡丹装饰纹饰中充满灵活性和内涵性，融合传统的精髓又具有时代的特征，达到人与自然花卉的和谐统一，把转瞬即逝的植物花卉融入釉色和时尚的陶瓷器皿中。牡丹纹是经过历代传承而又不断创新的产物，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与人民大众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联，又作为传统心理的载体，表现了民族心态、体现了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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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陶瓷的装饰题材之莲花纹
宋元时期流行的缠枝花卉，到明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由于它变化无穷，用起来非常灵活机动，不论是作器物胸腹部的主体纹，或是在口沿、颈、肩、胫、足部作辅纹，都容易与器型浑然一体”。因此被大量应用于官民窑瓷器上。其中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使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叶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纹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变形莲瓣仍是主要的边脚纹饰。洪武时期的莲瓣纹保留有元代遗风，但轮廓转折圆润，瓣内纹饰不象元代那样复杂，仅见团花、云纹等简单的图案。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莲瓣纹更加简略，常在勾出的轮廓线内用青料平涂为地，以留出的空白形成图纹。正统、景泰时期民窑青花瓷器的肩、胫以及器盖上常装饰一种双层螺丝靥形莲瓣，瓣内勾画叶脉纹的写实莲瓣也开始出现，成化以后，莲瓣纹逐渐趋于复杂，尤其是晚明珐花瓷器上的莲瓣纹，繁缛华丽，具有较强的装饰性。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民窑日用瓷器上的莲瓣纹向着高度简单和抽象发展，有的甚至简化成一排平行的竖线条。
明代鸳鸯莲池纹一改元代繁密的布局，画面疏朗有致。１９８８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盘心画三丛莲花，一对飞翔的鸳鸯雄上雌下，相互呼应，茨菇、芦苇、浮萍穿插其间。鸳鸯的双翅和水波纹用青花绘制，彩料部分先在胎上刻出浅细的轮廓线，施釉烧成后再按釉下轮廓线填绘彩料。荷叶用没骨法渲染，莲花先勾出花瓣轮廓，然后在瓣内填绘红彩。纹饰舒展，线条流畅，画面清新秀丽。成化斗彩器物上的鸳鸯莲池纹与宣德基本相似，但彩绘部分不在釉下预刻轮廓线。纹饰的线条柔和纤细，色彩淡雅。明代后期的鸳鸯莲池纹画工草率，构图凌乱，不能和早期相比。
清代是中国彩瓷艺术的最高峰，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等各个品种五彩斑烂，争奇斗艳。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品类繁多，数量甚多。“吉祥寓意的图案在宋瓷上兴起以后，至明代已成为陶瓷装饰的重要内容，入清更是发展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莲是花中君子，莲字与“莲”、“廉”谐音，因此许多莲荷图案被赋予了吉庆寓意。例如一茎莲花的图案寓意“一品清廉”；莲池鱼藻图案寓意“连年有余”（莲与连、鱼与余谐音）；鸳鸯与莲花合绘的图案寓意“一路连科”（路与鸳鸯谐音）。莲是盘根植物，并且枝、叶、花茂盛，于是用莲花丛生的图案寓意“本固枝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缠枝莲仍是莲荷题材中数量最多、应用最广的纹饰。清代缠枝莲纹一改明代疏朗自然的风格，开始向繁密、规整、对称发展。经过美化变形的花头和枝叶姿态万千，装饰性很强。清中后期民窑青花缠枝莲纹常加绘双喜字，莲叶细密繁杂，除少数绘制较精外，大多画工粗率。
清代莲荷题材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康雍时期的写实莲荷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五彩加金莲荷纹凤尾尊，颈部和腹部满绘两幅完整的莲荷图。莲瓣丰腴饱满，荷叶舒张自如，莲丛中点缀着芦苇、茨菇、浮萍，水鸟鸣叫，彩蝶飞舞，画面充满了勃勃生机。色彩浓艳的红莲绿荷与一朵用金彩描绘的莲花交相辉映，整个画面金碧辉煌，宛如一幅精美的工笔国画。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雍正“二年试乙号样”款粉彩莲纹盘，“盘内壁粉彩绘出荷花纹饰，共画八朵荷花，三朵盛开，五朵含苞。这些荷花都是先用黑彩勾勒出花瓣的轮廓线，再填淡粉彩进行渲染，然后用深粉色在花瓣尖端略加点缀，使花朵明暗层次清晰，彩色秀丽温雅。荷花周围配几片荷叶，或肥硕碧绿，或残败苍劲，从而更衬托出荷花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的高雅风姿”。清新的画面，纤巧的笔法，柔和的色彩，形成了雍正工笔花鸟图案清雅秀丽的风韵。
乾隆时期，瓷器装饰雍荣华丽，刻意求精。但过分追求规整和工细导致了繁冗和堆砌，艺术上的倒退使莲纹失去了昔日的生机，在斑烂的色彩、华贵的外表下，隐含着僵化、呆板和滞气。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败，陶瓷工艺也开始由盛转衰。各种以莲荷为纹饰的器物虽然数量众多，但艺术上已远不能和前期相比。
莲花是我国传统的装饰题材，在西周晚期的青铜纹饰中已开始崭露头角，春秋战国的铜器、陶器上普遍采用莲瓣作为装饰。但中国瓷器上的莲纹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从东晋的初露端倪到南北朝的鼎盛时期，莲纹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及至唐代、中华民族巨大的同化力已将外来艺术中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之中。瓷器上的莲纹进入了成熟时期。宋辽金时期我国陶瓷器装饰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装饰题材日益丰富，加上牡丹花的异军突起，一直在装饰领域据统治地位的莲纹开始进入萎缩时期。元明以后，缠枝莲纹作为一种定型的装饰题材长盛不衰。乾隆中期以后陶瓷业日趋衰落，莲纹在艺术创新上无所建树，但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题材仍广为流行。建国以后，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并具有传统力量的莲纹又重放异彩。随着新中国陶瓷业的繁荣昌盛，流行了千年的莲纹必将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永不泯灭。
古陶瓷纹饰中鱼纹之含义——妙趣横生
中国古代陶瓷装饰图案中，鱼纹比较常见，而且丰富多彩。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瓷上，就有拙朴的鱼纹图案；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鱼纹更为普遍。这说明自古以来，人类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鱼纹出现在陶瓷上，是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提炼，反映出人类的渔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需求的心境。
古陶瓷上的鱼纹装饰，全国窑场的产品中普遍存在。景德镇自宋代以来就是制瓷业的重镇，影青、青花、五彩、粉彩等瓷器，采用刻、划、贴、印和绘画等技法，鱼纹饰更是喜闻乐见的题材。宋元时期影青瓷的碗、盘等器物，有许多在里心刻划鱼纹；元代的青花瓷多见鱼藻纹，鱼多为鳜鱼，其中也有在碗、盘里心贴塑鱼纹的，别具特色；明代之后则多为鲤鱼，表达的是人们企盼“鲤鱼跳龙门”的吉祥心理。
陶瓷纹饰，历来有许多利用谐音表达吉祥的用语，鱼纹饰便是其中较多者。鲤鱼，“鲤”与“利”谐音，“鱼”与“余”、“玉”谐音，把鲤鱼与其他各种纹饰相结合，便创造出许多寓意丰富、形式优美的词汇来。常见的瓷画有渔翁捕得大鲤鱼时表情欢快，即“渔翁得利”，金鱼在水中嬉戏追逐则为“金玉满堂”，鲇鱼游弋在水中是“年年有余”，牡丹花配以鲤鱼叫作“富贵有余”等等。
我们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宋元时期景德镇影青瓷和浙江龙泉瓷上的鱼纹饰有单鱼和双鱼之别，既有双鱼成对互相并行，也有首尾相对嬉戏，既有阴刻，又有阳印，还有贴塑。曾有研究者的资料指出，单鱼的时代较早，双鱼中的两鱼同向一般又早于相向者。此论准确与否，笔者不敢妄断。还曾见有报刊文章称，瓷器上的双鱼纹饰寓意“相濡以沫”这一成语，表示雌雄两条鱼在水中游弋，卿卿我我，互吐泡沫来滋润对方，表示关爱。此说虽然难以查考，但听起来很有意思。
菊花纹和团花纹
扁菊花纹
洪武青花缠枝菊纹碗
一种典型的瓷器装饰纹样，特指明洪武时期瓷器上的菊花图案。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自古以来颇受人们的喜爱。菊花纹饰早在宋、元瓷器装饰中已经出现，花形近似团形。而洪武时期瓷器则将菊花形状处理成扁圆形，故称作扁菊花纹。
扁菊花纹外围通常为两层长圆形菊瓣，内层菊瓣为白色，外层菊瓣填色留出白边，花形清晰，时代特征鲜明突出，菊花的花蕊则画成椭圆形双线圈，内填网格纹。扁菊花纹常用青花或釉里红描绘在盘、碗等陶瓷日用品的内外壁，典型作品有洪武青花缠枝菊纹碗、釉里红缠枝菊纹玉壶春瓶等。
团花纹
斗彩团花纹马蹄碗
一种典型的陶瓷（器）装饰纹样，在隋代已渐成熟，常见有模印的团花纹饰。明清之时，团花纹再度盛行，其构图方式基本为对称排列，常见有团莲、团菊及一些不知名的植物纹饰。明代前期团花纹饰尚较少见，成化之后方大量出现，以斗彩团莲花为主，另有团菊、团灵芝等，表现手法有利用团形开光内填绘花卉纹和直接将花卉描绘成团花形两种，绘工精细，组织形式工整。清代团花纹饰以康、雍、乾三朝为盛。康熙朝在同一纹饰中分别绘有不同的植物花朵，如四季花卉一般，构图饱满，此为创新之举。乾隆、道光两朝团花纹马蹄碗较多，唯嘉庆朝少有。
瓷上纹饰之虎——虎虎生威
我国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接近的。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第二类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动物如虎、蛇、鼠、兔、猴；第三类则是中国传统的象征性吉祥物龙。虎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位，自古以来虎便为人所敬畏，被称为“百兽之王”，与“鳞虫之长”的龙作为并列。所以常有“左龙右虎”作为护卫的习惯。虎因此也就成为了“势不可挡、不可战胜、不容侵犯”的代名词。
其实，在中国随处可见虎的形象，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虎”字，现代汉字中的“虎”就很像一只虎，还有许多成语、民间俗语中都有虎出现。从古代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虎的象征非常广泛，如虎冠、虎袍、虎符、虎环、虎雕、虎画以及孩童戴的虎头帽，穿的虎头鞋等等。
由于虎文化之深厚、积累之深远，所以历代画虎、赏虎已成为一种时尚。陶瓷中虎题材的作品也是十分广泛。既有釉上粉彩、新彩，又有釉下青花、五彩，还有釉上釉下结合的综合彩。既有在瓷板、瓷瓶、瓷盘上画虎，也有用泥土雕塑的瓷虎等。自古以来，画虎多用工笔，毛发毕现、栩栩如生。已故陶瓷工艺美术家，“珠山八友”之一的毕渊明从艺开始就酷爱画虎，经常悉心研究虎姿雄威，潜心探求画虎真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他的笔下，寒风卧虎如磐，巍然雄踞；光天立虎如松，气宇轩然；碧水游虎如龙，悠然成趣；平地奔虎如风，势不可挡。真可谓“虎神生灵气，百态动千姿”。
所以虎以其势如破竹的“王者风范”呈现着“虎跃五福”、“虎啸风生”的美好寓意，备受人们的喜爱。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凤戏灵芝牡丹罐的介绍
瓷器延之明朝，仍以“永宣”为最。其胎釉之坚密、青花发色之纯正、器物造型之丰富及绘画纹饰之精美而闻名于世。因而，“永宣”期的青花，乃誉之为明代的“黄金时代”。
这件明代“凤戏灵芝牡丹”青花罐，直口短颈，丰肩鼓腹下微收；器通高10厘米，直径20厘米；器型规整，品相完美，实乃世间少见之品。罐釉青中闪白，温润细泽，抚之如触婴儿之肤，滑嫩爽手。
罐满绘吉祥图案，余戏题为《凤戏灵芝牡丹》图。画上吉凤以夸张小写意手法为之，线条勾勒点染有序，气韵生动，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渴望生活的美好愿望。
民间画师为了真实凸现老百姓的生活，一反常规，将原本“至高无上—五彩艳丽”的娇贵之凤，一下子画成了更贴近于民众生活里的“丑小鸭”；画上“丑小鸭”的自然憨态，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朴实忠厚。
有趣的是，吉凤中间绘有一直立的“如意灵芝”，其气势如一“直立的宫门”，引人遐想（这种画法，也只有在明民窑瓷上才可一睹）。所制牡丹，乃以“内实外虚”的流畅笔法，自然地渲染成一个层次灵动、“墨分五彩”的缤纷世界。
此罐造型独特，釉色肥润，敦厚而不失秀巧；虽归属民窑之列，然其完美不俗的姿态，乃民窑中不可多得之精善之品。颈口下绘有一匝“缠枝如意头”，其工绘之灵动细致，足增厚了此罐内在的美感！
这件明罐能完美无憾地流存至今，实乃民间藏界之幸！它所凸现的“内秀之美”，依然让人有种赏之不尽的古韵之雅；其折射出的自然宝光以及肥如羊脂的釉面，抚之后，让人依旧陶然心醉。
陶瓷纹饰之龙纹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中，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就是龙的传人。龙的形象大量广泛出现在我国玉器、石器、铜器、绘画、木雕、漆器……几乎所有的艺术品上，中国人生活所接触的一切方面都有龙的形象存在。陶瓷器上的龙的形象也是这样，出现得既多且早、从未间断。
正由于陶瓷器上的龙的形象十分普遍，所以掌握这些特征，对鉴定陶瓷器尤为有用。历来研究龙的人很多，专门研究陶瓷器上龙的形象者也不少。了解各个时期的龙纹饰，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的龙文化，还能助您鉴瓷。
从六朝开始说起，六朝龙成鳄鱼形状，神态凶猛。到了唐朝，受当时开明国风影响，龙的形象富有生气，为一般动物样，没有神圣、威严意味。而到了宋代，据许多学者研究，瓷器龙纹饰此时才与封建帝王的权威有关，成为帝王象征，为皇帝所专用，皇帝自命为“真龙天子”。因为宋代磁州窑、定窑、吉州窑等窑产品上都有龙纹出现。宋代的龙纹形象威武，极有神彩，象征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元代各种陶瓷器上都多见龙纹，尤以青花瓷上的龙纹最典型生动、时代特征最强。元代龙纹的特点是：龙头小、身细长，有背鳍（脊），有三爪、四爪、五爪几种爪、鹿角、方格鳞、龙身矫键灵活，充满生机。形式有云龙、赶珠龙、龙凤。刻、印、画都有。
明代龙纹为官窑瓷器上最常见的纹饰。明代陶瓷器上的龙，身体粗状，猪嘴（下颚比上颚长些），龙须上卷，鱼鳞，五爪多。这是总的特征，各时期，又多少还有些差别：洪武、永乐大体承袭元代的风格。及至宣德，龙身开始变得粗一些。此时又有一种飞翼龙出现，这种形式的龙，此后明代各朝的清代康、雍都还有。还有所谓香草龙--龙尾呈多枝卷草形，为此时前后特有。弘治时龙的两眼平视。多为五爪。而嘉靖龙的形体多样。一是常见的行龙，穿云破雾。二是出现正面龙：龙体不作横三曲状，而作竖立状：龙头在上，尾在下，四足分列左右，头面正对观赏者，故名。三是螭虎龙，描画极其简单草率，状似壁虎，有行走状，有团状。正面龙、螭虎龙皆为前所未有者。明末，龙画得更为草率，线条凌乱，色彩浅淡，填涂粗糙。崇祯时的正面龙，形似老人，毫无生气与威严，反映出明王朝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微残了。
清代的龙，身躯亦较粗，下颚较短，形象比较和善。当然，各朝特征又有所不同。顺治、康熙：龙的形体、形象有明代中期的风格，比较威严。有一种过墙龙--形体由碗、盘里面延伸至外壁，此朝始见。乾隆时龙的神态由威严开始变得和善，不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无上的神貌。多见龙与凤合画，意为龙凤呈祥，象征男女爱情。又多二龙戏珠。凡此说明龙的纹饰寓意已大为世俗化。嘉庆以后的龙纹，更大量出现于陶瓷器上，更加世俗化，形式有划龙舟、婴戏舞龙、龙穿花等，成为玩物，龙已大大失去神圣威严，至尊至上的权威形象。
陶瓷纹饰发展的来龙去脉
瓷器的纹饰有助于鉴定古陶瓷的时代。因此，在古瓷鉴定中，必须牢牢掌握纹饰的发展趋势以及各时期纹饰的固有特点。我们将分两期为大家总结关于陶瓷纹饰发展的来龙去脉。纹饰种类及纹饰的时代总体趋势1、陶瓷器上的纹饰，习惯上按其所在部位及制作工艺，可分成胎装饰与釉装饰两类。胎装饰：陶瓷器上举凡刻、划、印、剔、堆、贴、镂、雕、塑，等等纹饰，工艺上均是以硬质工具在胎体上作成，大多于上釉前施工，亦有少数作于上釉后。釉装饰：用釉料、彩料在胎体上描绘图案、书画等，工艺上是以毛笔之类的软工具施技，不触破、更不损伤胎体。大家知道，釉装饰中又有釉上彩、釉下彩之不同。胎装饰乃元代以前陶瓷的主要装饰手法，釉装饰为元、明、清陶瓷的主要装饰手法。2．时代总体趋势新石器时代：各种彩陶，属彩装饰。这种低温彩的装饰功用，类似于后来的釉。（仅是装饰功用，它没有釉所有的保护胎体等功用。）各种灰陶、黑陶、红陶、褐陶等上的刻、划、堆贴、锥刺的云雷纹、绳纹、平行线纹等等，属胎装饰。显然，整个新石器时代彩陶比灰陶等数量少些，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以胎装饰为主。原始青瓷：全是胎装饰，有印花、堆贴（如S纹）等。东汉六朝青瓷：胎装饰：刻、印、镂、堆、贴、雕、塑等类胎装饰为主，占此时期装饰的绝大部份。釉装饰已经萌芽，出现了下面一些形式：褐色点彩，出现于三国至西晋晚期，到东晋已经成熟并流行起来；三国吴时，出现釉下褐色彩绘，但未形成风气，所见标本目前仅一件。这个时期的釉装饰，无论点彩、釉下彩绘，均为高温釉料作成，与胎体一次烧成，即为高温彩釉，以铁、锰为呈色剂。隋、唐：这是我国陶瓷各种纹饰，装饰手法大发展的时期，刻、印、镂、雕、贴、堆等胎装饰继续发展，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空前发展，我国陶瓷装饰出现新气象。但胎装饰仍是主要形式。胎装饰；在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各大名窑，"重釉不重纹饰"，故纹饰很少。这不多的纹饰几乎全是刻、划的莲瓣纹之类的胎装饰。此外，长沙窑有堆、贴、模印等胎装饰。釉装饰：点彩、条彩、斑彩，这是高温彩釉，以铁、锰、钻等为呈色剂。长沙窑、越窑、邛窑有。彩绘：这是此时期大量兴起的陶瓷装饰工艺，继承六朝传统，以长沙窑最为丰富，越窑巩县窑有少许。常见有褐、绿、兰、红等色，以铁、锰、钻为呈色剂。彩绘无论釉上釉下，均是高温彩绘，一次烧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二次烧成的釉彩，呈色剂主要有铁、锰、钻、铜等。这是我国陶瓷釉装饰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有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唐代青瓷，尽力在提高釉本身的装饰效果，即釉没有作成纹饰，仅釉的色泽美就充分美化了瓷器，此时已较为成功，较为明显。如越窑釉的"千峰翠色"，装饰效果就极佳。宋：此时我国陶瓷器大大发展，在陶瓷装饰上是胎装饰与釉装饰并重。比较起来，胎装饰使用较多，而釉装饰亦得到更大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胎装饰。胎装饰；以印花、划花、刻花为主，雕、塑、堆、贴、镂等技法用的较少。以定窑系白瓷印花，耀州窑系青瓷刻花划花，青白瓷系列划花最有代表性。釉装饰：有进一步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是最为重视釉本身对陶瓷器的美化装饰作用的时期，也最成功，真正实现数百年来人们不断追求的釉质如冰似玉，釉色雨过天青，千峰翠色的愿望。此时期釉本身的装饰效果（不依靠图案纹饰）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有若干影响深远的创造。均窑创造了窑变釉（两种以上釉合用变化出的特殊釉）、铜红釉。汝窑、官窑、龙泉窑，均重视釉本身的美化装饰作用，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制造了极佳的装饰效果，釉的凝重、深沉、含蓄、厚润（有的时期，釉厚超过胎体厚度），极好地美化了瓷器，达到它种装饰手法达不到的装饰效果。官窑、哥窑创"金丝铁线"，"鱼子纹"等开片釉，为釉装饰工艺开辟新途径，即釉色不同有不同的装饰效果，釉的形式有差别，更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装饰效果，开片纹以其似残而非残的特殊形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美学情趣。彩釉结合的装饰：釉装饰的不断发展，宋代出现了磁州窑系的釉上彩或釉下彩装饰工艺与釉结合的新型装饰工艺，白釉釉下黑花，釉上红绿彩就是典型。主要形式是绘画、诗文。也有釉上彩与釉下彩结合的个别例子，但很不成熟。青花瓷这种釉下装饰工艺，继承唐代传统，有少量生产。宋代青花数量虽少，意义却比较重要，它使唐代开创的这种釉下装饰工艺没有中断，得以延续，就为宋以后青花的大发展提供了工艺技艺传统。元、明、清：釉装饰极大发展，胎装饰急剧衰落，以景德镇窑为代表。元代以青花、釉里红成就最大。元青花上承唐以来釉装饰工艺技术而大加发展，下启明清青花的黄金时代。元代首创的釉里红，使釉装饰获得一个新品种，更受社会喜爱，为釉装饰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了活力。单色釉也承宋代风范，龙泉窑在元初仍然处于高峰。另外创造了高温兰釉。铜红釉也有发展。明代釉装饰进入绘画时代，以青花为主流，发明，发展了五彩、斗彩、素三彩等。清代的釉装饰更发展到极致，以各种彩瓷为主，青花次之，大量使用色釉。彩瓷中以粉彩为代表，到中晚期占主导地位。明、清时期，也还有一些胎装饰瓷器，但与大量的釉装饰比，微不足道，略而不述了。
瓷器纹饰——婴戏纹饰
婴戏纹饰指描写儿童嬉戏、玩耍的画面，又称婴戏图或耍娃娃，是瓷器装饰中人物类的传统题材。始见于晚唐长沙窑所绘“青釉褐彩婴戏纹执壶”，经宋元时期磁州窑、耀州窑、定窑、介休窑、景德镇窑等窑口的发展。明清两代婴戏纹饰在瓷器纹饰中达到顶峰，不仅数量多，题材上也层出不穷，形成以画为主的装饰方法。儿童生动活泼，稚趣可爱，画法上或率意潇洒或精工细描，可谓我国古代儿童画的杰作。这些表现在陶瓷上的婴戏图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儿童生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迄今面世的最早的陶瓷婴戏纹饰是唐代湖南长沙窑出土的童子持莲纹执壶,又名“青釉褐彩孩儿采莲图壶”。壶体上绘孩童手持莲子荷花、腰围肚兜、彩带在臂间飘举的虎步生风的姿态。画法表现较单纯，以圆健有力的工笔线条进行勾勒，头、手的线条，肚兜、腰际彩带的处理，颇具唐代宫廷工笔人物画的画法，由此可见婴戏绘画在唐代就颇为盛行。此婴戏图既是对当时孩童的真实反映，又是长沙窑画工抒发生活感受的个性化艺术的真实表现，对后代的婴戏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代以苏汉臣、李嵩为代表的民俗画家对宋代瓷器婴戏图的繁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的瓷器装饰中婴戏题材更加广泛，手法或刻，或划，或印，构图上或疏或密，题材上或婴戏莲，或婴戏梅竹，或婴戏鸟，或婴荡秋千，或婴骑竹马……人物形象自然活泼，丰富生动，极富生活气息。如宋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童子垂钓枕”，童子额前一缕刘海，身着紧身长衣，手持钓竿立于岸边垂钓，其身子前倾、屏气静息的神情惟肖惟妙。周围景色也清旷宜人，简单的两三根线条将岸坡与水面等环境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金代婴戏受宋代影响，虽然婴戏纹饰日趋简单，但形象之生动，仍代表了当时瓷器人物纹饰的时代水平。这些婴戏图观察细致、深入写实，从而“趣”从中生。画面内容的世俗性、通俗性、民俗性是对当时社会风俗情景的反映。
元代瓷器最大成就是青花和釉里红的问世。青花瓷中婴戏纹饰也较多。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青花瓷中就有“庭院蝴蝶”“双童蹴鞠”等图案。元代婴戏图的时代特征明显，重在表现世俗生活的多姿多彩，为明清婴戏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婴戏纹饰根据其特征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洪武—天顺时期。这一时期婴戏纹特点主要有：（1）婴戏纹饰风格从元青花的粗犷风格转向温和，装饰手法较为写实、工整，以一笔点画和勾勒塌染为主，五官较清楚。儿童形象矮胖、圆脸、头大，额上有几根刘海，衣着描绘清晰；（2）多表现为庭院婴戏，婴孩数量最多到十六子，十六子婴戏图是永乐朝之首创。
中期：成化—万历时期。这两百多年间是明代婴戏图的流行期。（1）这一时期婴戏纹饰风格从豪放粗犷走向了恬静、细腻和柔美，造型轻巧俊秀，绘画手法出现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成化至正德时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实笔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成化时婴孩头型基本为正圆形，正德始后脑略大，开始呈现夸张写意的趋势。成化时婴孩衣服只绘单色外衣，无内衣衬底，故有“成化一件衣”之说。嘉、隆、万时期以写意为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婴孩头型自嘉靖开始向后凸出，并且时间越后凸出的程度越大，甚至成平卧冬瓜状，显得头重脚轻。（2）这一时期婴戏纹饰相对而言比较具象，线条的勾勒还较为工整，童子的五官趋简，衣饰清楚，身体结构基本符合比例关系，嬉戏的对象和场景也交代得比较具体，画面形象而生动。
晚期：万历后期—崇祯时期。万历后期至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处于明代末期，时间不长，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景德镇御窑近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特别是民窑青花婴戏纹饰，在沿袭万历时期风格的基础之上，处于不断简化、抽象过程中。衬景树石花草等逐渐变得稀少，甚至只绘婴孩不画景物。绘画风格更为写意，草草几笔，不见眼鼻，只求神似。到了天启年间，婴戏图像已经由简化向抽象化发展。
清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人物图案的大发展时期，而婴戏图在整个人物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乾隆之后，婴戏图不仅人数众多，场面开阔，而且所表现的婴戏内容也超过前朝。显示着清代婴戏人物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表现手法有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此时明代那种民间色彩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子弟的游戏场面，如点彩灯、骑马、舞龙等。即使是民窑器物上的纹饰也多寓意着升官发财等内容，生动活泼不足，刻板呆滞有余。特别是清三代婴戏图最具代表性。康熙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童子多为头顶束发，眉目清晰，层次分明。民窑婴戏纹饰单线平涂，布局较满，童子头较长，后脑凸起。雍正官窑婴戏纹饰有工笔画风格，面目清秀，头部浑圆。民窑婴戏纹饰偏重于图案化，头部较长，后脑突起不明显。乾隆官窑婴戏纹饰绘工精湛，姿态多端，肌肉丰满，虽然头部略大，但比例基本合理。民窑婴戏纹饰造型生硬，绘工粗糙。
同治时期将官窑纹饰带到了民间，婴戏图出现了官民不分的现象。其民窑婴戏纹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物众多，或十六子，或二十子，场面热闹红火。但与明清早中期的婴戏相比较，虽然场面大而热闹，但画面过于满乱繁多，缺少婴戏应有的清新活泼。
民国期的瓷器，从内容到题材多半是沿袭清代，要不就是仿制雍正、乾隆时期作品的瓷器收藏品。总的来说，民国的瓷器造型因循守旧，工艺制作粗率简陋。但这一时期有一现象值得一提，就是民国早期景德镇出产了一批时装人物画瓷器。其中的儿童戴着一种圆形帽子叫贝雷帽，又称法国帽（这种帽子原是法国和西班牙农民常戴的一种帽子，民国时风行于中国），显得俊俏可爱，洋味十足。
现代的陶艺家们在继承传统的技艺精华中大胆创新，注入新的理念和新的表现技法，赋予婴戏图新的含义，使得古老的婴戏纹样显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现代陶瓷婴戏图更加注重对童子本身的刻画，或稚趣可爱，或拙态可掬，或超然脱俗，或追求中西艺术的结合，或是对色釉表现的拓展。如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陆军教授的婴戏题材陶瓷艺术作品就体现出了传统线描的深厚功力和东方艺术的审美情趣，风格古朴典雅，清新含蓄。由于其个性化、风格化的典型特征被社会称誉为“陆氏童”。从他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出当今时代的精神风貌。
当代陶瓷绘画不再仅仅是陶瓷的一种装饰，而逐渐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时代也必然赋予婴戏图更宽更广的艺术空间。
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之粉彩瓷板“罗浮香影”解析
粉彩瓷板“罗浮香影”，高32厘米，宽22厘米，外镶樟木原框。画之上半部只见一株苍劲的玉兰向上斜出，枝干虬髯，叶片稀疏，几簇淡黄色的玉兰花或含苞、或半开、或盛开，形态各异，极富变化，树上站立着一只喜鹊，它尾巴上翘，翅膀微张，周身羽毛丝丝毕现，刻画入微，眼睛向下张望，似乎全神贯注于刚落下之树叶。
下半部左右各绘出或平坦或陡峭的山崖，山石上竹枝摇曳，竹叶点点。整个画面老干新枝，喜鹊欢跃，山石林立，淡雅清新，精致恬静，颇具动感和层次。“花之蓬勃向上精神，鸟之安逸闲暇情状”都跃然画中，生动传神。左上题款工整精到，为“罗浮香影”、“丁丑春月吴万怡绘于浮梁陶职学校”，下有“印”字篆体红款一枚。
罗浮山在广东省博罗县东江之滨，与西樵山、丹霞山、鼎湖山共为广东“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名山之一。“丁丑”即公元1937年，吴万怡其人难考，应为浮梁陶瓷职业学校的老师。民国时景德镇陶瓷名家姓吴的有吴震、吴康、吴成仁等，不知与吴万怡有无瓜葛？
浮梁陶瓷职业学校，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培养陶瓷艺术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在景德镇陶瓷教育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般多认为“浮梁陶职”款的，为方形竖式双行黑体篆书，存在于1931—1935年间。1934年到1937年九江沦陷之前，陶校一度从波阳迁到九江后又暂迁靖安。
而“浮梁县陶校制”款的，为方形竖式三行红体篆书，存在于1935—1944年间。此等方章式款识多见于圆、琢器器底，少见于瓷板画上（见熊寥、熊微《中国历代陶瓷款识大典》一书）。浮梁陶瓷职业学校的瓷器，无论是圆琢器还是瓷板画，精品较多，但传世品却不多，今已成为艺术家、收藏家争相追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