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瓷砖。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红色精神”。值此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各行各业都在以唱红歌，学习长征精神等不同的方式纪念红色革命，讴歌红色时代精神，日前，国博金萃（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推出建党九十周年献礼，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通体红釉的瓷器，象征中华民族的本色，喜庆、吉祥、福运、热烈与激情，象征国运昌隆，民富国强！
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中，是什么使共产党能克服艰难波折奋斗不息？是什么使其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突破险境绝处逢生，直至今日成为东方强国？答案是：红色精神。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精神，国博金萃（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特推出九十周年献礼——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
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组织数位文博专家、陶瓷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精心策划，精心设计，攻克技术难关，经过数百次反复烧制定型而成的限量藏品。为保证品质，每件瓷器底部均烧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底款字样和唯一收藏编号，这是收藏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出品落款，单是这落款的几个字，就价值不菲！同时也有力地佐证了“毛主席福寿瓶”的正统官窑瓷器地位。
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瓶身为开国领袖毛主席亲笔书法“福”字和“寿”字，以及主席最喜爱的“喜上梅梢”和“松鹤延年”国画图案，均以罕见的24K纯黄金描金工艺描绘。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留下的书稿和墨宝很多，而单独书写的“福寿”真迹却很少见。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所用的“福”、“寿”二字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回湖南看望家乡亲人时在韶山滴水洞所书，这在主席的书法生涯中实属罕见。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人，历史功勋永远无法磨灭。毛泽东福寿瓶的出现，不仅是对建党90周年的献礼，也是对这位伟大领导人深深的缅怀。所以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用开国领袖之“福寿”作为瓶面图案，来庆祝党的生日，同时祝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幸福长寿，等同天子赐“福”、天子赐“寿”，概念无与伦比，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收藏元素，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收藏价值！国博金萃毛泽东福寿瓶演绎红色经典，讴歌时代精神！
延伸阅读
贲巴瓶与“金瓶掣签”
黄地粉彩香莲八吉祥纹贲巴瓶 清 乾隆
“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佛教地位最高的两位领袖，师承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清顺治皇帝赐予五世达赖以“达赖喇嘛”封号，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以后，历代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说到册封制，就不能不提及宗喀巴塑像前摆放的一只金质贲巴瓶，此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赐。其选材贵重，工艺精美，是18世纪我国艺术品的杰作。筒内盛有5只如意头象牙签，用来抽签决定达赖、班禅及其他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灵童所用。这项活动称为“金瓶掣签”，是黄教最神圣的仪式之一。
“册封制”和“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不但加强了西藏与中央的隶属关系，同时也把众多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件器物上——“贲巴瓶”。“贲巴”作本巴，藏语音译，意为“瓶”，而器物本身也是瓶子，所以“贲八瓶”其实应该说，是把藏语和汉语结合到一起取得一个名字。
瓷质“贲巴瓶”是仿藏族金属贲巴瓶而来。其口部成折腹水盂状倒扣在上面，有三个渐渐向外扩张的斜面组成。长颈，上部细，渐渐收小，然后渐渐扩大，从头到颈皆由斜面组成，圆腹，外撇至高圈足。腹部饰“八吉祥”纹，底书篆款。此类器物很讲究造型线条，在变化之中牢牢抓住了分寸感，保持了传统的“塔”形结构。其优良的瓷质、秀美的造型、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体现出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内地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结合，赢得了市场人士的追捧。
贲巴瓶虽小，却价值极高，引万众瞩目，它不仅包含了很高的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的内容，同时对研究汉藏文化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国博十大镇馆国宝
一个世纪，几代国博人建成国家宝藏。120余万件藏品，国宝荟萃。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后母戊鼎、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有“中华第一龙”美誉的红山玉龙、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木雕观音”……
盘曲欲飞 红山玉龙档案:高26厘米，重1000克，周身呈墨绿色，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红山文化文物，1971年出土于翁牛特旗赛沁塔拉。1989年红山玉龙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随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赏析:这是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龙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平齐又微微上翘，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粗壮的龙尾内屈，迎向龙首，整个身体构成一个反“C”字。
目前已发现的原始玉雕中，时代较早、工艺最有特色的，首推红山玉雕。红山玉龙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克商之证 利簋
档案：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铸造于西周时期，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也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赏析：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青铜利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
鸿盘史诗 虢季子白盘
档案：重215.3公斤，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铸造于西周时期。据传，清朝道光年间，虢季子白盘出土于陕西宝鸡嵋县。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还有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这些铭文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鉴赏价值。
青瓷之王 青瓷莲花尊
档案：高59.5厘米，北朝时期，大约烧制于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出土于河北景县的封氏墓群。此物为馆藏，而相似的南朝文物青瓷莲花尊正在国博地下一层展出。
赏析：莲花尊除了是佛教文化孕育出的产物外，它的用途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现存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
青铜奇葩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档案：长58.1厘米，高34.1厘米，重13.5公斤。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1963年在陕西出土。
赏析：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口，下有圈足。犀牛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可以往外倒酒。
青铜美器 四羊方尊
档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器身高58.3厘米，重量接近34.5公斤。铸造于商后期。1938年春天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山村。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装饰，当属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头。“四羊方尊”便是由此得名。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
青铜之王 后母戊鼎
档案：原称“司母戊鼎”，通体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达875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铸造于商后期，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1959年入藏国家博物馆。
赏析：考古工作者认为后母戊鼎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jǐng）的庙号，“司”应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制的。
宁静致远《木雕观音》
档案：坐像高两米，为宋代文物。2005年，国家文物局将这件长期被海外收藏家收藏的艺术精品收购回国，进而入藏国家博物馆。这是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
赏析：据粗略统计，北美多家大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宋代木雕佛像数量在20件以上，而国内各大博物馆在此之前尚无宋代木雕佛像精品。这件高达两米的大型木雕观音造像的入藏，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
西周重器大盂鼎
档案：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清朝道光初年，也就是1891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1959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赏析：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都为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为晚清“海内三宝”。
圆鼎之最子龙鼎
档案：通高103厘米，鼎宽37厘米，腹深43厘米。铸造于商末周初，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
赏析：因其鼎腹内壁铸有“子龙”二字，因而得名。“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子龙鼎和后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为“方圆重宝”。
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从明湖居到省博馆 显文化资源共享精神
从明湖居到省博馆济南显文化资源共享精神
文化强省看山东——第七届网络媒体山东行系列评论之七
“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生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刘鹗的一部《老残游记》，让“明湖居”这个名字朴实的曲艺演出场所出了名。而因为体制限制，“明湖居”曾一时失去了创新活力，济南人只能通过旧书本来找寻那份“齐音绕梁”的记忆。如今的明湖居，借势文化体制改革，观望之后终于大刀阔斧地开辟新生机，曲山艺海的热闹景象又回来了，济南芙蓉街南口，“老残听曲”的雕塑每天都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黑妞白妞的山东大鼓总也唱不完。
明湖居的复兴，象征了济南民俗文化的先破而后立，也担起让民俗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责任。对济南人来说，在日韩文化、西洋文化的冲击下，明湖居的大鼓、快书、单弦、琴书和相声等，是一股清风。明湖畔，点一盏竹灯品茗听曲的惬意，是舶来的快餐文化不能带来的，那种沉浸在本土文化中的融入感和自豪感，唤起了内心深处的归属。其实，这种让最普通的市民感受最质朴的民俗文化的手段，就是让文化资源全民共享。明湖居是济南民俗文化复兴的一面镜子，而随着济南大观园片区民间文艺的兴起，以及省文化艺术中心的兴建，济南本土文化的发展显出蓬勃燎原之势。对于故乡这片土地上孕育的浓厚文化，济南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受途径。
自明湖居向东南行车六公里，是新落成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这座十万平方米规模的恢宏建筑，囊括孔孟文化、陶瓷艺术、多朝墨宝、佛道文物等，对市民完全免费开放。山东文化体制的改革者深知，山东省博物馆新馆不仅要承载起山东文化发展的历史，更要担当起“文化惠民”的重任，用软实力开化人心、引导风化。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进步离不开博物馆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山东省博物馆在办馆过程中则坚持了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理念。免费即是通向共享的第一步，而让市民们评选山东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则体现了济南的“大人文”精神。短短一个月内，山东省博物馆收到的投票超过了15万份，不少市民多次到馆、反复推敲。一张小小的选票，投出的是最普通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历史素养和文化鉴赏能力。同时，百姓不再只是文化的参观者，更成了文化的参与者。文物也不再只是水晶柜中冷冰冰的宝贝，而让许多市民们真的有了一种“如数家珍”的亲切感。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资源共享精神，是全新的，让人眼前一亮，看到了千年古城的灵动。
说到底，文化的发展，为的是让人们追求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让人们生活的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而这些都离不开文化资源共享这一过程。时至今日，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新与突破，济南又以崭新的姿态，显示出文化资源全民共享的精神。在这座城市中，一眼清泉、一块老牌坊、一条小街巷、一段老唱腔、一座博物馆……都以全新的表现形式吸引着更多的目光。
福寿三多图案
接下来小编来介绍一下瓷器上的福寿三多纹饰。福寿三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以蝙蝠为主题表现这一吉祥寓意的图案，由蝙蝠、桃、石榴或莲子组成。也有的图案由蝙蝠、石榴、灵芝或如意组成。福寿三多吉祥图案是建筑装饰及瓷器上最受欢迎的图案之一。
《庄子·天地》记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日：‘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福寿三多由此成为祝颂语。福寿三多图案借用谐音组成吉祥图案，其中“蝠”与“福”、“富”同音，桃是长寿的象征，石榴寓意多子，“莲子”与“连子”谐音，寓意连生贵子。
清代瓷器上的福寿三多纹多见于乾隆朝斗彩和粉彩瓷器。还有绘9支如意谐意“九如”者，其于佛手、桃子、石榴相配，习称“三多九如”。“九如”，即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萌、如南山之寿，皆为祝颂之意。典型作品有清乾隆粉彩神福寿三多纹盘，斗彩福寿三多双耳扁瓶等。
福寿三多的寓意是什么呢？桃寓意长寿，石榴、莲子多子，寓意多福、多寿、多子。
青花与中国笔墨的艺术精神
青花瓷，清秀素雅，有很强的民族艺术特色。从元代开始，经过明、清、近代的八百年发展，青花瓷画在借鉴国画技法，融进民间艺人艺术想象力的过程中，历代青花瓷均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国画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绘画史的演变过程中，历代都留下了大批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中国画创作主要在于笔墨之美，笔墨美是中国绘画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逐渐生成、不断创新积累出来的民族精神的艺术结晶，可以说，它浓缩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哲理思考以至审美表达及个性宣泄的全部内涵。这些民族艺术遗产，不仅对后世的国画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景德镇的青花瓷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一一青花瓷
青花瓷是指运用青花颜料在瓷坯上作画，经过窑火高温烧制形成的青花瓷器。青花始于唐，形成于元代后期，成为陶瓷釉下装饰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统治者对陶瓷生产十分重视，为陶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青花艺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我国陶瓷中具有深远影响的装饰形式，并取得了杰出成就。
元代的外族统治，使得儒家传统在社会上失去了吸引力，禅道日盛。画家受其影响，画作风格简洁空灵，体现了禅道的旨趣。元人的大国意识也体现在元代青花，讲求大气，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有着壮美的情韵。
到了明代，文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画家注重抒发自我情感。造型上，明永乐宣德青花一改元青花厚重壮实的结构，代之以灵秀而棱线分明的特征。美学追求上，永乐宣德青花也改变元青花道劲、挺拔的格调，呈现一种浓艳凝重、俊秀典雅的风采。明清绘画用笔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讲究绵里藏针，明代的“成化青花松竹梅纹高足碗”，梅花枝条疏影横斜，花朵在空白处散散绽放，疏淡得恰到好处，有“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是青花瓷中的精品。另有一“永乐青花花鸟纹高足碗”，碗心作画，圆形构图中，画工娴熟，勾线有力；花枝简洁，势态顾盼有情；鸟禽精致，表情生动。小小一片青花图处于内外素白色调中，如衬着白雪，显得格外脱俗，又如皓月桂影一般摄人心魄。
青花瓷以其清新雅致的视觉感受成为极富中国风味的艺术品。借用刘熙载的话来赞美它，那就是“高韵深情、坚质浩气”。喜欢青花瓷的人们可以从它的身上体悟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已融入了中国传统文人生命中，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即理性、冷静、谦逊、克制、温和、中正。
单纯的力量--笔墨
笔墨是一种精神，一种中国传统的精神。
中国画的笔墨是中国哲学观念的产物，它具有中国文化独有的气质、精神和韵味，是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统一体，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整套规范，被一个民族所认同。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本民族文化观念，几千年形成的一套独特的认知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功，有时也作中国画技法的总称，泛指中国画用笔用墨的基本方法。笔墨是中国绘画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逐渐生成、不断创新积累出来的民族精神的艺术结晶，它负载着历史沉淀下的深厚文化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趣的体现，它奠定了中国画的写意品格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位。画中国画的人，评论中国画的人，关注中国画的人，人人谈笔墨，但笔墨是什么呢？见仁见智。对笔墨的认知是认识中国画最关键的问题，因为笔墨负载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是中国画最根本的属性。因此，历代画家、评论家无不对笔墨予以重视。先贤们曾这样评论笔墨：“画岂有无笔墨”，“笔尽笔法，墨求墨气”，“作画不解笔墨，徒似染刻形似”，“笔墨功深，气韵生动”，“笔使巧拙，墨用重轻。使笔不可反为笔使，用墨不可反为墨用”，“古人位置紧而笔墨拙，今人位置懈而笔墨结”，“笔墨俱化，气韵规矩，皆不可端倪”，“笔墨一道，同乎性情。“笔墨一道，用意为上”，如“化工无笔墨，个字写青天”。香港大学艺术系教授万青力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无笔无墨等于零》中这样写到：“笔墨不仅仅是抽象的点、线、面，或是隶属于物象的‘造型手段’，笔墨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现、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笔墨本身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画家的本人。”张仃先生在“油画风景画·中国山水画展览”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中指出“一幅好的中国画要素很多，但是基本的一条就是笔墨。笔精墨妙，这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不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
被尊为“画圣”的唐代画家吴道子，其画重在笔墨，他开创了水墨山水的画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云：“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备为妙，但施笔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彩绘。”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国画是“山不待青空而翠，风不待五色而碎，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其中便道出了国画的妙处。例如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一座巍巍山峰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山腰处泻下一线飞瀑，山下有巨石纵横，林木葱茏。山路上一支赶路的商旅队伍给静态画面增添了生气。全画磅礴大气，沉雄中不失精微。又如元代倪瓒的《渔庄秋霁图》，近景是枯树兀立，中景是一片浩瀚水面，远景是淡淡小山，画面极有层次，将山的厚重、水的湿润、树的枯瘠借水墨表现出来。是一种冷落荒凉的情调。再如清代郑燮的《风竹图》，几竿细竹风姿潇洒，右下角一簇兰花衬以幽独气质。墨的浓淡干湿恰到好处，将竹的青翠与滋润都呈现出来。观水墨画真需具备“品”的能力与素质，它能让人的精神变得富有。
傅抱石在《谈艺录》里《中国画的特点》-文中说“中国画以墨色为主调，因此就利用空白与墨色的黑形成对比，墨是实，白是虚，虚实对比，以实代虚，虚中有实，虚实结合，化实为虚……造成无穷的空间，给人以咫尺千里的美感。”在国画中，由于宣纸的敏感性和水与墨结合后色泽浓淡的变化，最终可将世间万物的斑斓色彩概括为由白至黑的不同层次。作画时，一钵清水，一锭方墨，未画时便已自觉格外清雅了，再依照各个画家自身的独到领悟，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绘画境界：即以温润之笔挥洒出生动的气韵来。笔墨是手段，传神才是目的。要把画画活了，要画出大自然的魂魄，画出人的精神。笔墨具有中国文化独有的气质、精神和韵昧。
青花瓷与国画渊源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他们均是中华民族心灵的闪光，内气的勃发。青花瓷器上之纹饰图案，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瓷质的中国画”，无论是人物画还是山水画，皆可于青花瓷器上见到，虽然受制于瓷胎、青料、釉料、高温烧制下的表现力，在层次上会较一般书画粗糙；但每个历史时期的青花瓷，其绘画风格都会与当时的中国画风格相关联，这也帮助后人在论断一件瓷器的所属年代，或对瓷器作古物市场价值评估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佐证资料。
青花与国画的魅力，在于它们的美有个性，因而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
青花与笔墨之韵，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动人。
诗意青花演绎大师情怀 ———浦发银行卓信贵宾礼推出“青花诗意瓶”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李白的《落日忆山中》描绘了充满希望、春风得意的大好景象，诗仙的狂狷之气跃然纸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圣杜甫心怀天下的傲人风骨也于《偶题》的字间行间传神。如今，诗仙和诗圣的唐诗神韵与中国水墨画、青花瓷相结合，展现在浦发银行卓信贵宾礼“青花诗意瓶”中。即日起至2012年4月底，成功申领浦发卓信白金卡的客户，即可获赠“青花诗意瓶”。
“青花诗意瓶”由陶瓷教授王安维专为浦发卓信贵宾创作，分“李白诗意瓶”和“杜甫诗意瓶”两款，整体画面以诗入画，画中带诗，并采用釉上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工艺，画面艳丽而不失庄凝。
同期，成功申领浦发卓信钻石卡的客户，则可获赠仿古青花瓷精品“十二花神杯”或现代青花瓷创作精品“青花山水屏风”一套。“十二花神杯”出自古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黄云鹏之手，以清康熙时期皇宫御用酒杯为原型，每月有一个主题花卉。
自2007年8月品牌诞生之日起，浦发卓信将品牌文化内涵和贵宾专属理念融会贯通于客户服务之中，打造出别具特色的卓信青花礼，先后推出了“国色雅趣”、“四季青花”、“御风兰慧”、“高山流水”等一系列贵宾专属的青花精品。卓信青花礼均由名家为浦发银行贵宾客户创作，配有中国收藏家协会颁发的收藏证书和独一无二的定制编码，具有较高的艺术及收藏价值。
浦发银行个人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稳健”、“睿智”、“细致”、“品味”是浦发卓信的品牌个性。青花瓷色泽高雅、美观隽永，大师的生花妙笔将国画的笔墨神韵和艺术魅力融入其中，特殊的工艺又让画面历久弥新，低调却内涵丰富，简约但品位十足，非常符合浦发卓信的品牌气质，也符合客户的心理诉求。未来，卓信青花礼将不断推陈出新，延承传统与文化，演绎经典与时尚，用青花的故事不断讲述卓信品牌的魅力。
舞翩跹演绎瓷文化
唯美高雅的舞蹈《青花牡丹》，一展瓷文化的魅力；轻快悠扬的《药王养生》用舞姿讲述孙思邈的养生文化；艳丽多姿的舞蹈《玉华飞红》，展示了玉华宫避暑胜地的自然风光……昨日，西安世园会铜川活动周在蝶恋花舞台正式拉开序幕，用激昂的歌声和美丽的舞蹈，向广大游人展示了铜川的文化和魅力。
铜川位于我省中部，处于关中平原向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关中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重要经济文化名城。铜川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众多，特别是耀州窑遗址、唐初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和唐高僧玄奘法师译经圆寂之地玉华宫、隋唐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隐居行医之地药王山、佛教圣地大香山寺院等人文景观闻名于世。本次铜川活动周包括耀州瓷展览和文艺演出等内容。
据介绍，耀州窑是我国宋代名窑之一，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更进一步达到鼎盛，成为我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瓷展览在铜川展园内进行，记者看到在一间不大的展厅内集中展示了龙凤倒装壶、公道杯、倒流壶、雕花大瓷盘等百余件耀州瓷代表作品。
铜川活动周的文艺演出，也紧扣铜川风土人情的展示。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一曲男女生合唱的《魅力铜川》拉开了整场文艺演出的序幕，紧接着展示铜川文化的《青花牡丹》《药王养生》《玉华飞红》等歌舞联袂登场，给游客奉献出一组精美的文化大餐。特别是舞蹈《青花牡丹》，演员们身穿青花样式的服饰，服饰中融入了青花花瓶、瓷盘等古典瓷器造型，唯美漂亮。“服饰舞蹈《青花牡丹》主要展示我们铜川的陶瓷文化，著名的耀州窑就位于铜川黄堡镇；情景舞蹈《药王养生》展示的是药王孙思邈的养生文化，孙思邈隐居行医之地药王山就在铜川；乐舞《玉华飞红》主要展示玉华宫避暑胜地的自然风光，玉华宫景区在铜川市西北郊玉华镇，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演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这些文艺节目的内涵和文化背景。
记者了解到，铜川活动周从7月2日正式开始，7月4日结束，持续3天。活动周期间，在世园会蝶恋花舞台有3场铜川活动周文艺演出，铜川展园内有耀州窑瓷器展。
铜川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玉华飞红》，一经亮相便引起现场一片轰动，世园游客纷纷将目光和相机聚焦到舞台上。
红色官窑毛瓷最初的来历
红色官窑烧制的毛泽东用瓷(16张)“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的发展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国家公有制为企业的根本制度，企业生产完全按照国家下达 的计划进行，企业的职工无需为产品的销路、生产和扩建资金的来源操心，一门心思用于生产和技术革新，厂与厂之间，不同技术之间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以景德镇建国瓷厂、景德镇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为中央国家机关生产过一定的生活用瓷、陈设瓷及礼品瓷，这些单位也堪称当代的“红色官窑”。“红色官窑”的发展和壮大，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产品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第一”，“一切服从、服务于大众”成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指导思想和方针。尽管“文革”中为不计成本、只求精品的“红色官窑”，在制作了大量印有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文革”专用宣传口号的生活 用瓷外，也生产了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精美艺术瓷一一一政治艺术瓷。景德镇雕塑瓷厂生产的“收租院组雕”、“样板戏组雕”，景德镇艺术瓷厂创作的大量画工优美、紧跟形式的瓷板画和瓷瓶，如“红灯记”系列画瓶、“收租院”系列画瓶。当时以“吴康”、“章鉴”、“章文超”、“赵惠民”等著名美工画师，绘制了大量的“礼品瓷”、“国家机关陈设瓷”，均为政治艺术瓷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