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如何鉴定。
一件在收藏品市场上以不到５００元价格出售的瓷器，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鉴定机构经仪器分析检测后认定为“西晋真品”。而这家鉴定机构从２００９年以来已经鉴定出三四千件“真品”。
“科学检测”居然“鉴假成真”
杭州市民邱先生涉足瓷器收藏一年有余，最近却和藏友们起了争议。他慕名找到了当地一家可为文物机检的鉴定机构，有１８件瓷器经机检后均为真品。但是几位藏友觉得并不靠谱。
记者一行近日也前往该鉴定机构。它位于杭州市定安路４６号五楼，楼梯口挂着多张企业标牌，其中有两张格外显眼：“杭州利国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杭州科学检测室”。
利国公司负责人余绍尹先对众人带来的６件器物作目鉴：１件瓷器和１件玉器“都不好”，余下４件均为真品。取自杭州收藏品市场、报价不到５００元的一件“渣斗”仿品瓷器，他认为产于西晋，一名收藏者带来的仿古青铜观音像，他也认定系宋朝古物。
依照大家的请求，利国公司对“西晋渣斗”和“宋青铜观音像”进行了“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分析仪无损成份分析”，约半小时后出具了两份《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科学检测实验室·分析报告》。期间，大家希望能见识一下仪器，被工作人员婉言谢绝。
两份报告各分析了瓷器的１６种和青铜器的１３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结论是：“器秞成份与西晋越窑瓷器釉面成份资料相符合”、“器金属成分与宋代青铜器金属成份相符合”，而依据则是《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矿冶卷》。余绍尹表示，这些数据资料是 “４００个科学家６０年积累所得”，而所用的“德国‘ＫＥＴＥＫ’牌７６００型Ｘ射线荧光频谱仪”是“和‘嫦娥二号’上使用的一样的”。
每份报告收费８００元，当记者询问“能否再优惠”时，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８００元很便宜了，北京要２５００元，而且先收费再检测，对的出证书，不对的不出证书，但钱照收。我们机检通不过是免费检测的。”
而对于报告的权威性，余绍尹也相当自信：“到哪里我们都认同的！”而当众人请教两件器物价格时，他起初表示“只证不卖”，最后还是分别估出了２万和２０万的价格。
漏洞百出的“科学鉴定”
记者几天后又赴利国公司采访。余绍尹仍坚持认为两份报告真实可靠，也认为两件器物确系古物，同时还否认“器物可以按数据仿制”。他同时表示，所用的Ｘ射线荧光频谱仪使用充氦气检测，比抽真空检测更为进步。
记者发现，鉴定报告上的元素数据没有单位，而《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则分别有７组器胎和５组器釉的１０种元素含量百分比数据，若按百分比来对比共有的１０种器釉元素含量数据，也有６种相差甚远。而《矿冶卷》中仅有青铜镜、梵钟、青铜鼓等部分青铜器的三四种元素含量数据。
浙江大学文物与鉴定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博系硕士生导师周少华告诉记者，《陶瓷卷》其中的数据并非全用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分析所得，只能作元素分析和化学组成分析，故适宜于为瓷器断源，不可以直接用来断代。
“这１６种元素都属于瓷器中的常量元素，现代制瓷技术完全可以仿制。就目前国内的检测技术水平，还没有某种技术或设备可以直接用来对古陶瓷作精确的绝对的真伪辨识。”周少华说。
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会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谭德睿认为，仪器检测确实是科学鉴定文物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目前宋代青铜器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检测，离建立数据库尚远，《矿冶卷》中并没有全面的宋代青铜器数据，那些“检测”出的数据何以能证明就是宋代的青铜器？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罗立强研究员主编过《Ｘ射线荧光光谱仪》教材，他告诉记者，抽真空和充氦气这两种检测方式难分高下。德国ＫＥＴＥＫ公司的中国代理商北京高分达公司负责人杨银祥表示，ＫＥＴＥＫ只生产Ｘ射线能谱仪，它是Ｘ射线荧光分析仪的重要部件，后者也仅是文物鉴定的一种方式。
文物鉴定局面混乱
余绍尹出具的两份分析测试报告都钤有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科学检测实验室的印章。记者在中国收藏家协会的官方网站上看到，余绍尹确系该协会陶瓷收藏委员会委员，但另一份公告则显示：科学检测实验室已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５日起停止检测工作。
文物鉴定的混乱局面引起了文物界专家学者的担忧。谭德睿说：“文物鉴定是一门涉及知识面相当广的学问，像青铜器鉴定就需要对其历史背景、器形、纹饰、铭文、制作技术等有系统认知。我研究青铜器３０多年，只能从技术层面辨认青铜器，还称不上青铜器鉴定专家，但是现在有些人学识不足却以专家自居，甚至跨专业越俎代庖。一些所谓鉴定机构也随意开具证书，从中牟利。”而周少华也表示，现在利用科学仪器行欺骗之术近几年时有耳闻，这既败坏了科学技术之良好名声，又给鉴定界增添了混乱。
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是长期以来这一行业无法可依。浙江省文物鉴定审核办公室主任柴眩华说，现在许多文物和艺术品鉴定机构只是在工商或者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国家《文物保护法》及《＜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对这些机构的鉴定资质都没有要求，因此，其鉴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就难以保障。根据《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物所有权人或持有人可向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申请认定。
不但成立、注册无法可依，文物和艺术品鉴定机构的运作同样也得不到法律规范。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田宇原说，目前只有《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对美术品经营机构有所规范，而其他文物和艺术品经营机构的运营始终无法可依。他认为，要端正文物鉴定市场的风气，既要靠行业自律，也要靠包括媒体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同时也需要法制建设。“过去文物鉴定是文人圈里的雅事，现在是‘全民收藏’时代，如果无法可依，文物鉴定行业就无法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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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的目测鉴定与科学
文物鉴定，或者说古玩鉴定，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科学地、正确地辩伪断代。我们认为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能指导实践的认识就是科学。它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科学，并非单指自然科学，也不是特指仪器设备，更没有把古瓷目测鉴定法拒于科学的大门之外。
但是，我们的专家不是在辨证唯物主义指导下产生的鉴定思想，因而，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不能用来指导人们搞鉴定，仅仅只能作为参考。专家在很狭隘、浅层次和计划经济下的实践，还远远得不到真正的鉴定知识。由于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缺陷，一旦在古瓷鉴定的实践时就要犯糊了。比如在现场鉴定会上，往往把一部分真的说假，假的说真。有一部分有心的收藏者把古的和仿的放在一起给专家看，考试结果让人失望。古玩拍卖行应该是国家严格管理的经营单位，硬性规定上就要5名以上的专家在鉴定技术上把关。但现实中，很多拍卖会成了仿古瓷横冲直撞的场所。究其根本原因，或许把关的眼光有问题，或许是有私心，但我看两者皆有。另据一些媒体报道，在海关检查时，一些仿制品被当成真的，经过一调查，才知道是假的。一些真品反认为是假的，结果真的却跑到了国外。有的还拍出了高价。民间绝大部分行家常说“专家专家弄弄吃假，看书买古买了输了”，事实上，专家培养不出一个真正会鉴定古瓷的人，跟着学一辈子也学不会，因为他们自己就不太懂。
现在古瓷难赚钱，假的倒好赚，真假各人说各法。泱泱大国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古瓷鉴定权威中心，主要原因就在于专家的眼光不行。为了掩盖他们的真实水平，有一部分人有意搞乱人的鉴定思想，并大搞特搞忽悠术。对一些民间来源无序的古瓷，往往把参考书当成标准书，生搬硬套并且玉尺衡天下。比如专家说，“这件是假的，因为你的器型和纹饰书上没有”———此话是否很符合逻辑？书上记载的是古瓷的全部吗？显然不是。书上记载的只是一部分而已，还有绝大部分书上并没有记载上去。
“假的，你这件大小、口、颈、肩、上腹、中腹、下腹和圈足跟书上有差异”———但我们知道，同样的器型，大窑、中窑和小窑的各个部分和整体质量水平肯定参差不齐。就是同一窑口、同一窑工师傅做同样器型的瓷器，每一件的各个部分和整体也不一致。
“假的，你的纹饰跟书上有差异”———其实纹饰和器型的道理是一样的。总之，都是手工艺品。严格讲来，同样器型和纹饰的古瓷，件件的大小，各个部分和整体都是有区别的。存在着个性，不能把个性当共性。
“假的，明朝永乐青花瓷的胎骨、釉面和青料是怎样怎样的，而这件是怎样怎样的”———同样是永乐青花瓷，假设胎、釉和青料都一模一样，经过几百年来，出土和半传世、传世肯定不一样，就是同一区域出土也不一样。因为每件古瓷所处的具体环境不一样，其中的物质不一样和几百年来作用的情况不一样，从而反映在胎、釉、和青料上形成千差万别的个性，跟书上的绝对有差异。
“假的，世界上汝窑一共就这几只，元青花只有这几只”。———意思是说，世界上所有藏家都不可能再出现一只汝窑和一只元青花，所有出土的瓷器也不再出现一只汝窑或一只元青花。这样的结论也符合逻辑吗？
“假的。要是真的话价值千万上亿元”———-要知道，国家博物馆和顶级拍卖行的国宝，其中大多数最初来自民间，民间怎么会没有国宝？此话真荒唐透顶。
因此，我们说，古瓷的目测鉴定法并不因为专家的目鉴不甚科学而不科学。科学的古瓷目测鉴定法就是反映了它的本质，并能被实践证明正确和用来指导实践的认识。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才能出真知，坚持遵循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古瓷目测鉴定法不但是科学的，而且，仍然能够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书画真伪鉴定呼唤科学体系
编者按：书画真伪科学鉴定是书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和规范艺术品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由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共同实施的国家科研项目——“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今年7月正式启动。该项目将充分利用已取得的传统经验鉴定的科学成果，对之进行科学整理和分析，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经验鉴定评判体系；同时，将科学技术手段引入到书画鉴定中，使二者有机结合，建立一套相对完整、规范的书画鉴定科学体系和中国书画鉴定数据库，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艺术品市场，服务于社会。
该项目启动后，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分别于7月27日和10月30日召开了两次专家研讨会，来自鉴定界、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就建立“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各抒己见，本报特将两次研讨会的专家发言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张新建（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但是在其发展初期也存在种种问题，如诚信问题、秩序问题，但核心问题还是真伪的问题。目前作伪者使用高科技手段制作赝品，并进行集团化作业来扰乱市场，影响了中国书画的国际声誉。由于鉴定困难，英国苏富比拍卖行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停止中国书画的拍卖，而佳士德公司虽然坚持进行中国书画的拍卖，但价格处于不合理的偏低状态。
中国传统鉴定靠的是目测手感及个人经验，存在师承的不同，鉴定家所处地域及接受文化的不同也会导致鉴定结果的差异。近年来有些专家的鉴定存在着浓厚的主观性、随意性，这些问题影响了专家的诚信及威信。加之有些专家对现代造假技术、新手段认识不够，也容易在书画鉴定中出现各种不准确的判断。如沈西峰副所长所提到的黎雄才、关山月事件问题，这也反映出目前国内在鉴定方面缺乏权威鉴定机构，出现了上述的官司纠纷之后没有相应的机构做出权威判断。即便有了机构鉴定，法院是否采纳仍是未知。以上种种问题都影响了专家的权威性及书画的声誉。
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项目以传统鉴定为主、科学手段为辅的研究定位很好。科学手段只能作为材质断代的依据，我们应该先关注材质的断代问题，下一步再针对画家的个人风格进行判断。这个课题定位准确，对未来可实现的目标估计也很正确，但是工作量非常大。如何采集科技信息也存在着相当的难度。这次由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牵头，首都师范大学作为科研单位进行协作，汇集全国鉴定家之经验，来推动科学鉴定系统的进程，无论一小步还是一大步，都是前进的一步。
白国庆（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系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主要业务包括文化艺术科技理论及应用研究、文化数字技术研究与开发、舞台科技研究声乐和艺术医学科技研究与教学咽音矫治、乐器科技研究开发与检测、文化艺术遗产和传统科技收集整理与保护、艺术品鉴定与评估研究、艺术展览举办、美术考级、相关培训与咨询服务等。
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是2005年向财政部申报并得到支持的。书画领域的发展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由于现在造伪的技术都采用科技手段，并且技术也在日益提高，这样就给传统的鉴定方法带来了很多困难，使得书画造假现象愈演愈烈。如何将专家多年的经验与科技手段进行结合，完善书画鉴定体系，就成了当务之急。首都师范大学曾进行过相关的科学鉴定方法的试验，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希望能在科学鉴定体系这一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
沈西峰（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经历了十几年的快速成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个新兴的市场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与弊端。其中赝品泛滥是当前市场中最严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书画的作伪技术也越来越高，这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伪作给传统鉴定增加了难度和不确定性，也抑制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
2005年《中国文化报》对于首都师范大学欧阳启名副教授的“关于字画鉴定应用无损化学分析方法研究”的成果报道引发了我的思考，如果能将传统的经验鉴定成果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形成一套经验加科技的鉴定体系，将会使鉴定这门学问更科学更可信。于是我与欧阳启名老师取得联系并达成共识，共同申报了“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这一科研项目。
但是，此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经验鉴定的成果目前基本上还处于个人“心得”阶段，如何丰富、完善传统的经验鉴定评价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同艺术品其他门类相比（如瓷器、青铜器），科技手段在书画作品中的鉴定运用起步相对较晚，存在经验少、数据采集难等现实问题。
欧阳启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1997年我在法国卢浮宫第一次接触到用科技手法来鉴定油画的真伪后，就开始思考科学技术手段是否也可应用在国画的真伪鉴定中。1999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申请项目，开始试验采用科技手段测试书法墨迹，发现不同人使用同种墨书写的文字，经仪器测试其墨迹表现出来的图谱是不同的。在此基础上首都师范大学于2002年至2005年申请了国家科研项目，用红外、拉曼、荧光等仪器测试了不同年代的纸张、墨迹、印泥的图谱，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的成分有着较大的差别。事实上经验鉴定也是科学，我们试图通过这个项目，运用科技手段来印证这一点。
申少君（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科学技术最重要的是对绘画材料的研究，是对画材的判断。这只能作为真伪鉴定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宣纸的制作，不仅仅是材料成分的不同，还与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很重要的联系。而在墨与宣纸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在当代的宣纸上使用以前的墨作画，或在古代的宣纸上使用现代的墨作画，这些不同的作画方法产生的结果干扰了鉴定专家的鉴定思路和最后的判断。
在书画创作中，画底即宣纸是十分重要的。安徽泾县宣纸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应该作为文化遗产大力提倡保护的国宝。通过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对笔墨等材料的测试，研究它的各种组成元素、成分及工艺的改变，通过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项目的研究将会借机产生一种连动力，来推动对这些材质和制作工艺的保护。科学技术可以通过对画材的材料成分和氧化程度等测定来对画材的制作时间进行断代。但是墨的笔速、层次却无法依靠科学测定出来，而且同一个画家的生平、年龄、身体状态都影响着他对笔墨的驾驭程度，也对画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单凭科技手段是无法对书画作品进行全面客观的判断的。
数据库建成后应该面向哪类群体使用？是为科研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服务还是直接面对普通人、服务于社会？这需要定位清楚。
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目前在经验鉴定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画家个人风格、笔墨面貌的把握判断，这一点应该由传统鉴定专家来进行画家个案研究予以解决。二是对材质的把握，应采用科学仪器分析来进行材质断代。现代的扫描、激光打印技术，帮助了印章作伪技术，使得人的肉眼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是用无限放大技术就可以明白地看出此印章是切割还是人的手工雕刻。比如说画家用的墨是陈旧的墨还是做旧的墨，印泥及印章陈旧程度等都可以借助科学手段进行鉴定。对于画家的签名也可采用科学手段进行笔迹学的鉴定。
针对某个画家的科学数据库的建立，可以用科学手法来采集他早中晚各时期的典型绘画风格。如不同时期画面中的石头、树木的画法，建立起数据库。在以后的鉴定过程中可以将作品与数据库中的特征画法相比对，做出真伪判断。但前提是可采集的作品是无可争议的真迹。因此这方面的工作也存在着相当的难度。这就需要鉴定专家对某个画家的绘画风格进行深入的专注研究。如博申研究张大千、郎绍君研究齐白石。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项目在保护艺术品、规范市场以及学术现代化方面都是十分有益的。传统鉴定依靠的不仅仅是鉴定家的个人经验，还包括鉴定家的知识领域。靠经验鉴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是靠知识领域来进行鉴定就是科学的。现代科技手段在鉴定材料以及制成成品的工艺过程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传统鉴定与科学鉴定相结合的体系中需要组织领导的调整机制。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以传统为主、科学为辅的提法是科学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比如说如何取样，70年代初故宫徐邦达先生就曾关注过以科学手法来进行书画鉴定，但因为取样过于困难，尤其是古代书画作品，最后只能以放大镜来观察分析。对于墨迹进行科学检测分析是可行的。墨汁写画到纸绢上面，会产生一系列氧化变化。这一变化可以通过仪器检测分析得到。用科学方法鉴定画家作品真伪时需要确立一系列的画家真迹来作为支持。在缺乏真迹的情况下，精印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找出画家个人审美及用色习惯（如色线形之间的关系）。总之要以真迹作为鉴定的标尺，而且这也需要资金的大力支持。
欧阳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用科技手段进行字画鉴定在国外起步很早，如加拿大在鉴定油画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数据库，而德国则有一套完整的鉴定中国唐代瓷器的数据库。这说明建立书画鉴定的数据库是非常需要的，也可填补国际在书画数据库方面的空白。希望文化部在这一项目上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样本的提取上要给予支持。此项目的难度较大，需要时间较长，在结题形式上先以高水准的论文为主，专著及数据库则应是长期目标。
刘占文（梅兰芳纪念馆馆长）：我很赞同上述各位专家的意见。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定位非常准确。科技只是作为鉴定的辅助手段来对绘画材料进行时间断代。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两种书画形式的不同，西方油画的材质使得其数据库的建立相对简单。中国书画由于其材质的特殊性导致建立数据库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数据库的建立将会以简单直观的方式，为传统鉴定提供辅助资料，也可直接服务于社会。项目课题组应该思考数据库建立好后如何市场化？鉴定标准体系如何得到国博、故宫这些权威机构的认可？项目成果如何编纂成图书，把分散的资源合理配置？还应考虑如何通过此项目来推动个人书画的保护？例如可以采用高科技手段建立中国书画的防伪体系，或画家本人创作完毕后，自拍其作品上传数据库存档。
宋纪蓉（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主任）：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这一项目具有很高的实用性。但是此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采取科学手段对瓷器、青铜器的鉴定已经有许多人在做，但是书画因其难度大，做的人较少，没有经验可循。其次课题组应该明确采取哪些科学方法来进行无损试验包括样品的采集和检测。再次在取样问题上难度相当大。数据库的建立应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按时间顺序由后向前。这一点课题组提得相当好。先建立当代的画材数据库，要把近代的墨、印泥、纸张、颜料等物质性的样品收集全（全国的笔墨生产出的成品），然后再经仪器测试录库，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估计第一年只能实现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这一个目标。
金运昌（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这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该由浅入深，不要贪大求全。针对目前市场上泛滥的赝品绝大多数是造假手法低劣的低仿品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对书画材质组成成分的分析鉴定，将高仿低仿区别开来，筛选掉市场上90％的低仿作品。然后再进行详细的断代，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画家个人风格目前无法用科学方法进行准确鉴定，这也应该作为一个长期目标。
张忠义（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委员会常务主任研究员）：鉴定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而“经验鉴定为主，科技手段为辅”的提法是非常正确的。书画市场虽然目前较混乱，但经验鉴定在人们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共识的，不能完全抛弃。应与科技相结合，采用多种手段融合的方法来互相弥补不足，而且在对古代的书画作品进行判断时仍以目鉴为主。
书画真伪科学鉴定项目作为一项科研项目，在科技手段的应用上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合适的、有效的科技手段。在传统鉴定手法的运用上也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知名的、公认的真迹作品作为判断的依据。
建立数据库是非常紧迫的。已有的、可用的数据应该录用采集。没有的部分，科技手法可以从装裱、纸、绢等方面进行断代。还可以从某一点上进行突破。如果能对画纸的年代做出准确断代，那么这一结论就具有了权威性，还可以推广到不同年代的绢、墨、印泥等方面。将来成立的艺术品评估中心应该积极吸纳各方面的人才，逐渐成为为社会服务的研究中心。
杨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艺术市场与科学是有着一定特殊关系的。目前的专家、权威这些概念比较混乱，希望能引入自然科学，在书画的依托物上进行鉴定。书画作品是精神产品，如果单依靠物质性的东西来做判断是不够全面的，但是可以作为补充。绘画材料的细微变化单靠肉眼进行判断是不够的，科学技术在此时就能提供参考的评判依据。
在建立数据库时，数据采集难这一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各地区博物馆的藏品如何进行采集？台湾地区收藏的作品如何采集其数据？数据将如何进行整理归纳？这都需要更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聂崇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这一项目在具体操作起来还有很多内容要研究探讨。如纸、绢、墨等都是手工生产，是师传的，具有秘密性，这里面也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除了物理化学的方法，课题组进行研究时，还有许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要去考虑。以“目鉴为主、科技为辅”的提法是正确的。目前已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如国家文物局曾组织过一次全国范围的书画真伪鉴定项目，并编制成12大本画册。课题组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做细化深入的研究。
郭海棠（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鉴定书画真伪可以先从文房四宝材质的鉴定做起。文房四宝是非常传统的工艺。生产地的不同、生产工艺的不同及生产者的不同，都会导致其产品也带有强烈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一特性对科学鉴定有着很大的帮助。文房四宝协会愿为课题组在绘画材质方面的研究提供大力的帮助和支持，为建立科学鉴定系统做出微薄的贡献。
杨臣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传统的目鉴方法是存在一定限制的，应靠科学来完善。科学技术可以在传统鉴定解决不了或出现分歧时，帮助其做出更客观的判断。鉴定家在对书画作品进行真伪判断时，依靠的是自己多年来对真、假不同作品进行评判时积累的经验。在对美术材料采集数据时的确存在着相当多的困难。而且在对材质进行判断时，要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来区别对待，如纸张的断代就只能断前不断后。
王万良（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人才培养、学科研究及社会服务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三大功能，因此首师大很愿意为艺术品市场提供服务。今年与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共同成立了书画科学鉴定中心。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目前非常繁荣，但是各种鉴定机构是鱼龙混杂，缺乏权威性和可信性。而目前首师大汇集了各学科的多种人才，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其中与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的合作即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交叉。首师大的仪器设备可以满足此项目的需求，首师大愿与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携手合作，为艺术品市场制定出科学可信的鉴定体系，并使成果社会化，更好地为艺术品市场服务。
张鹏翔（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文化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会产生很好的结果。但科学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不法之徒用高科技造假给科学鉴定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但另一方面科学的快速发展也为书画鉴定提供了更好的方法。建立数据库非常重要，用多种测试手段来表现材质的特性，如纸张纤维的排列形式及长短粗细的不同。我曾与公安部合作墨迹鉴定的项目，通过测试不同制墨厂家产品中微量元素的不同，对37个厂家的墨迹进行了很好的区分。此种方法也可运用于书画作品的鉴定中。
甘学军（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拍卖行作为艺术品应用市场，目前所遭遇的最大难题仍然是赝品问题，赝品成了阻碍市场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导致书画作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影响力都未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当代艺术品的保真性也是其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目前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印象派艺术作品的高价位与二战之后对其艺术形式的创作跟踪及数据采集的全面性是分不开的。国际上对印象派时期作品的鉴定分析也是从科学（如油彩、颜料等）和艺术（绘画风格、个人风格）两方面入手的。这一项目应首先关注明清时期的画作。
书画真伪科学鉴定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逐步开展下去。这一系统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广大的，课题组也可以从其他鉴定行业吸取一些经验教训。目前的困境主要是数据采集难。我们愿与课题组合作，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
刘人岛（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这一项目提出了目鉴与科技的结合非常科学准确。对造假者有威慑力，既保护了创作者的权利，也保护了收藏者的权益。国家也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艺术品鉴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评判的依据。与会的各位领导专家纷纷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既增强了课题组的信心，也加大了他们的压力，总体来说还是充分肯定了课题组的工作成绩。这一项目在不同的进展阶段要各有侧重，并尽快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近现代时期应选取那些公认的、在艺术上取得了较大成就的大师的作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面对那些很难采集到真实数据的书画作品要仍以传统鉴定方法为主。与会的各位同仁从不同方面为项目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许多有效的信息。还希望各位代表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关注这一项目，并为它的顺利进行提供帮助支持。
文物鉴定乱象亟待规范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一座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在多次参观后却对其中部分展品提出质疑。杨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更有一位民间老艺人称，这件“壶王”与他曾经烧制的一些作品十分相似。
点评
：赝品经过“专家”鉴定摇身一变“国宝”的故事并不鲜见。此次“壶王”事件有点意思，连西子湖畔“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也被赝品忽悠了？综合各方报道，“壶王”事件不复杂，谈不上“迷雾”：日前，杨静荣在多次参观之后，认为馆方所称的长沙窑“壶王”实则为上世纪90年代仿品；据调查，这批文物为2005年所征集，一共600余件，当年“博物馆非常想得到这批文物”，所以“仅仅依据专家口头承诺就给付了捐赠款1500万元”。这与媒体调查发现的鉴定证书日期是2007年3月后补的情况相符。即当年在并无鉴定证书的情况下，博物馆认可了这批“文物”，还由财政以“捐赠款”形式买了单。
这是否说明博物馆当年的急功近利、工作粗疏导致了今日的质疑和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壶王”事件仍在公众关注下不断发酵。媒体继续调查发现“壶王”还有第二把，就在第一把的捐赠者丁某手中，可笑的是这把“品相更好”的“壶王”经“现代科学鉴定为现代仿品”；接着，第三把“壶王”的消息传来，杨静荣在长沙古玩市场见过；再接着，媒体辗转在铜官镇（长沙窑又名铜官窑，铜官镇为铜官窑古窑址所在地）原“陶瓷总公司下属的三厂”老艺人谈志忠那里获悉惊人消息：相似的“壶王”，谈在1989年做过30件（与杨静荣“上世纪90年代仿品”的断语高度契合）且“最终以16元到25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了处理”！而“壶王”捐赠者丁某也承认，该“壶王”于“上世纪90年代初购自农民之手”，时间上也吻合。
行文至此，“壶王”是真是假的答案似乎呼之欲出，最简单的求证方法莫过于组织权威专家再来一次鉴定。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权威鉴定”上。在鉴定证书满天飞、给钱就能将“上周的”鉴定为“西周的”现实面前，谁才是权威？怎样鉴定才权威？谁又能鉴定、监督“权威们”？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对“权威”发起了挑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5名权威专家，为骗子自制的“金缕玉衣”开出24亿天价评估，建行两行长由此轻信骗子的经济实力，前后被骗贷共计10亿多元。此案中，“权威专家”连“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都没有打开，“权威鉴定”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甚至案发后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一开始他们的“权威鉴定”没有法律效应，他们有所谓的“学术自由”。
民间文物鉴定的法律法规几乎一片空白、市场监管的严重缺失、认钱不认货的学术浮躁、全民收藏投机热潮的推波助澜、造假者的疯狂与猖獗，令艺术品鉴定乱象迭出已然耸人听闻。拥有职称的就叫专家？富有经验的就不会“打眼”？笔者认为，主观判断永远不能替代客观事实，艺术品鉴定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建立科学评价标准，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法律框架下中立的科学鉴定加之严格的责任追溯制度将会是很好的出路。只可惜，现今艺术品鉴定还是传统方法的天下，科学鉴定推进缓慢，因为只有如此别有用心者才能利用“模糊空间”制造“利润空间”。唉，收藏这碗水很深，再次奉劝各位看官莫轻易入手！如一业内人士所言：现在配有鉴定证书的，一般都是赝品。
且看这场公立博物馆信任危机如何收场吧。
鉴定文物水有多深 “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人们更关注“鉴定专家”该由谁鉴定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四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告诉记者，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天马行空的草根专家。
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吴树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暂时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作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告诉记者，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10000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作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和教师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文物鉴定到底有多深
浙江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壶王”被专家质疑为赝品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全民收藏时代，鉴宝节目满天飞，鉴定专家层出不穷，然而在收藏界，文物真假难辨、参与造假、卖鉴定证书等新闻也层出不穷。文物鉴定凭眼力和科技检测到底靠不靠得住？在收藏红火、造假猖獗的时代，文物鉴定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参与杭州“壶王”鉴定的4位专家均出自文物系统，其中张浦生和李伯谦是业内权威，然而质疑者杨静荣也是故宫专家，文物鉴定“国家队”内部起纷争，反映出文物鉴定之难和公信力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国家队”尚且无法取得一致认识，而在社会上，各种文物鉴定培训班和鉴定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批批鉴定专家“新鲜出炉”。电视荧屏上，各路鉴定专家轮番登场，为捧着“宝贝”的藏家们掌眼。只是，不少“电视专家”只是在荧屏上风光，据称，他们中的不少人上了拍卖行的“黑名单”，经其鉴定的文物一律被拒收。
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说，国家承认的鉴定专家基本只有三类：一是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文物鉴定委员会，最为业界认可；二是文化部认证的鉴定专家；三是各省级或市级文物部门主导的鉴定委员会。法院和海关在办案时首先考虑这三类专家。按照现行法规，这些专家只对文博系统而不对社会和私人开展鉴定活动，因此各类鉴定活动和鉴宝节目，只能算是“群众文化活动”，出马的专家要么是来自权威机构“走穴”，要么就是草根专家。
而在文博界，关于鉴定乱象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西部某省一位鉴定专家，自己写考证文章，将自己的一把颇有争议的青铜剑高价卖给博物馆；河南省一位知名专家，指导亲戚烧制仿古瓷器，而他则为买家开具鉴定证书；一位著名画家的专场拍卖会上出现大量赝品，画上均有其后人题跋，家属竟凭此赚钱……
《谁在收藏中国》的作者吴树称，在北京市场买“古董”，只要给3000块，鉴定证书随便开。他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竟顺利通过拍卖行鉴定，经过几个朋友哄抬，一只“元青花梅瓶”拍出了988万元“天价”，虽然是自卖自买，却使赝品有了辉煌的拍卖纪录。拍卖行要的是著录费和佣金，拍品越多、成交价越高，收入也越高，因此不惜知假拍假。他感慨：现在文物收藏这么热，可是谁来鉴定“鉴定专家”呢？
“眼学”靠不住科学也没辙？
传统的文物鉴定，靠的是专家眼看手摸，凭感觉和经验，俗称“眼学”，然而花样翻新的造假手段，让专家们防不胜防。
每个门类的文物都有五花八门的造假手段。书画在装裱时，高手可以将一幅画揭成两层，或把小名家的款割下，换成大名家的款；将活羊的腿割开，塞进普通玉石缝合好，几年后取出，浸血的玉石可以冒充鸡血石；红木家具做旧，将其扔进粪池，过几年冒充明清家具；青铜器则用酸梅汁泡、用酸碱液煮黑，再粘上古代青铜器的铜锈……在景德镇，元明清瓷器高仿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据传北京一位泰斗级瓷器专家到那里考察后，再也不肯为别人做鉴定。
“眼学”靠不住了，科学检测又如何？热释光、化学成分分析、中子测试等科学检测手段这些年纷纷上马，然而科技并非万能，如果用古代的纸墨仿制书画，仪器就无从辨别。即使其他门类的文物，高仿者也很快找到了应付科技检测的门道。
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李绍斌说，陶瓷照X光一秒钟就可以“变老”100年，很容易骗过热释光检测，通过这种检测，曾经测出一高仿唐三彩距今3000年的笑话。化学成分分析也不灵验了，景德镇明清瓷器釉的配方已被现代科技破解。在景德镇，你可以买现成的明代成化年或清朝康熙年的釉料，再在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
吴树说，湖南出土的一件陶器，在中科院检测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至1万年，然而送到牛津大学检测时却变成了几万年前，原因是该陶器在国内检测时受到了辐射。显然，“一次性”的科技检测结果很难进行验证，也就不大可靠。科技检测更大的难题在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如果不为各类文物建立数据库，确立检测标准，就像没有指纹库，就无法进行指纹检测一样。
鉴定界急需建立诚信体系
文物鉴定之乱，源自全民收藏虚火太旺；而文物鉴定之乱，又为全民收藏火上浇油，甚至误导大众收藏理念。艺术品暴利催生了全民淘宝运动。据估算，全国搞收藏的人数达到8000万至1亿，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尊重文化，而是把收藏当做投资，穷人希望一夜暴富，富人希望财富保值增值，有的古董甚至成为“雅贿”之物。这样的“收藏运动”，本质上是打着文化幌子的财富游戏，用文物垂钓金钱，用金钱丈量文化，这种心态必然会折射到鉴定界。
连续多年调查文物市场的吴树认为，95%的藏家收藏了95%的赝品，鉴定专家和赝品同样泛滥，这是个极大的讽刺。他说：“这么多人搞收藏，文物哪里来？无非就是真的或假的出土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卖真的出土文物就违法；如果是假的，卖赝品属于商业欺诈，也犯法。整个行业都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解决鉴定之乱，出路在于构建鉴定行业的诚信体系。当前文物鉴定无门槛、无标准、无责任的状态，病根在法律缺失和政府监管缺失。包括鉴定环节在内的民间文物流通，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发生纠纷、打官司都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专家建议，文物鉴定应该像医生、教师行业一样，建立专业资质认证体系，改变现在谁都可以自封“鉴定专家”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被证明恶意鉴定并给交易双方造成损失的，鉴定师会被取消资质，终身不得再进入这个领域，而中国赝品成灾、证书泛滥，却从没有鉴定专家被问责，更有一些道德堕落的所谓专家，亲自参与了制假售假活动。因此，呼吁建立行业的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对那些被多次证明缺乏鉴定能力并恶意扰乱市场的专家，必须摘下他们头上的“光环”。
古陶瓷的科学鉴定和收藏
【今日主讲】
赵幼强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
中心思想
收藏对国家而言是传承历史文化，对个人而言则是精神享受和素质的提高，当然，也还有保持增值的作用。
古陶瓷是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最为密切，对于传承历史文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收藏者还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要通过收藏为社会作出贡献。
理念动机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古董会增值，我收进去，过一年或者几个月以后最好翻几番。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急功近利。就是今天买了，马上要叫它变为自己的一种利益。一种是全面开花。就是收藏古陶瓷的种类非常多，从原始社会新时期的陶器到民国瓷都有，古陶瓷的内涵很丰富，收了太多，鉴别能力却跟不上。三是捡漏心态。在二百大很多人去淘宝，但这里面能有多少含金量呢？如果十年前，可能还能捡到漏，现在收藏如此普及，是很难得到宝贝的。
我认为，收藏古陶瓷不能争功近利，要有科学的收藏理念，才是最佳的。我在2003年、2005年和2007年的3次全省性鉴宝活动中，很少碰到有科学收藏理念的收藏者。当下，收藏古陶瓷的动机或目的，主要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是博物馆型。这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基本上就是一些收藏大家。浙江在全国是一个收藏大省，不光是收藏水平高、规模大，而且民营博物馆也非常火热。博物馆型的收藏大家要求能对某一类藏品有比较系统、比较专一的收藏。
第二种是学术型。现在有好多民间收藏者是一些知识分子，比如说是研究员、教授等等，他们收来古玩后，也要进行学术研究。杭州收藏协会里有个陶思安，就出了一本关于青花罐的著作，我觉得非常专业。
第三种是价值型。古玩市场一些古玩商，还有文物商店、文物公司，都是价值型的，他们靠这个吃饭。在新疆这么一个地域边缘的省份，就有15万人以买卖古玩为生。这种人群追求价值，是损失不起的。
第四种是鉴赏型。主要是中小收藏者，就是玩过了有一点保值也是好的。
第五种是学术兼鉴赏型。主要也是一些有知识的人，在鉴赏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学术研究。
第六种是捡漏型。
大家在进行古陶瓷收藏时，可以去对照一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不能说这里面哪一类型特别好，但我是不大赞成捡漏型，因为现在漏市是没什么好捡的。实际上，很多正规的文物商店都有很好的文物，甚至拍卖行也会很多好东西，可大家偏偏视而不见，宁可到市场上去捡漏，甚至捡了假的还沾沾自喜，乐此不疲。我们要首先明确收藏的动机。
经验技巧
古陶瓷收藏的类别，可以分综合性、专题性、题材性、工艺性、专题加题材性。综合性面最广；专题性可以按照窑口收藏，也可以的按照某一个断带收藏；题材性根据古陶瓷上画的花鸟、山水、人物种类收藏；工艺性按胎装饰和釉装饰收藏，胎装饰又有贴花、印花、划花、堆塑，釉装饰又可分为单色瓷（点彩、绘彩）和彩色瓷（五彩、斗彩、粉彩），元以后的青花和彩瓷就是彩色瓷；专题加题材性的，比如前面说到的陶思安，就专门收藏清三代人物罐，清三代是专题的，题材就是人物罐，这样收藏有个好处——很专，这样收一般很难碰到假的，收的时间长，也就有经验了。我建议初学者还是学单一的比较好。
关于技巧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归纳为5个字：“望、闻、问、切、地”。
“望”——什么叫望？就是要看。现在很多收藏者也不去看，只要人家推过来就收下，他认为对的就不屑到博物馆去看，也从来不看相关书籍。我建议收藏者要到两方面去看：一是到各大博物馆去看，去国有博物馆和民营博物馆，行业博物馆，不论是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区级）都可以；二是看书，涉及艺术品投资书籍很多，一类是图录方面的书，一类是有价值文字（文献）书和论文，如有台湾故宫月刊和文物、考古月刊。对初学者重点推荐四本书（见附），这是解决收藏者的世界观。
我觉得看是最重要的，如果不看，就根本不懂一些知识，没有知识又怎么能搞收藏。收藏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有收藏者和我说，他收藏了这么多年，花了几百万，一次博物馆都没去过，结果拿到我们博物馆来鉴定，一箱一箱都是假的。如果你玩的是赝品，那是一种对文化的玷污。通过看，可以解决世界观的问题。
“闻”——闻就是听，这是要解决方法论的问题。听有音之音（杂音）者聋，要听有真才实学者。什么应该听，什么不应该听，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问”——问是求教，搞古陶瓷收藏的天生不是有这个那个本领，有问题要对症下药、对症对人请教老师，要问知情人。比如耽宝昌是青花、彩瓷鉴定的专家，而对越窑和龙窑瓷就不一定是顶级专家，而浙江的专家在这方面就是强项了。顶尖的专家也只懂得几个门类，要实事求是。
“切”——切就是要实践。收藏古陶瓷绝对不能纸上谈兵。我去帮人鉴定，对方先给我看书，跟书上对都是一模一样的。他根本不知道，书印出来的时候色差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收藏古陶瓷的人一定要有实践，要多看博物馆里的东西，多看一些大收藏家的东西，要多去比较规范的拍卖行看看。收藏者之间要多交流，不要私藏或密藏，这是解决收藏者实践科学判断能力。
“地”——地指的是本地。要从本地熟悉和可借鉴（各大博物馆）文物艺术品入手。这是我这几年通过与社会上收藏者的广泛接触、调查的总结。本地的东西往往都收藏很好，但是一出本地，很多很多都是假的。比如在昆明，当地藏家拿出了龙泉瓷，那是假得不得了的东西，他都作为真品放在那里。这是因为昆明那边没有龙泉窑，他们不能在博物馆借鉴到真的东西。这个品种在浙江收藏就很容易，因为越窑在省内各大博物馆都有。当然，收这类东西也还是要谨慎。
收藏建议
对于藏品真假的识别，传统的方法是目鉴，就是用眼睛来鉴别。首先要看这个器型，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造型；其次看釉彩，釉很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第三个就看工艺，古陶瓷先要看底部，是圈垫的还是垫饼、匣钵的，有没有芒口，每一类瓷器有它的特殊的工艺；最后是看窑口，很多瓷器窑口太多，比如青瓷，在浙江和在陕西，都是不一样的窑口出来的。
同时，我们也要大力提倡用科学仪器来鉴定，配合我们的眼睛来鉴赏。这样的鉴定就比较科学。即使是浙江博物馆，长期以来也在社会上不断地增加一些古陶瓷，吃不准的东西也会用科学仪器来鉴定。这个精度已经很高了，据说误差值是50年左右，很多近代瓷都可以用仪器来测。
民间也有一些土办法，比如浸在水里或者用火加热，或者用硬币来刮一刮，看看有没有破损修补的。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信息收集。现在的鉴定，不是光靠高科技和传统的一些经验可以完成的。在信息时代，信息的掌握至关重要。现在有些仿古瓷器，怎么测都测不出来的也有，高仿的水平很厉害。我们知道有这种现象，马上有警觉了，当有些人来推荐给你的时候，就会识别了。所以说我们要掌握信息。
初学者应该先易后难。从收藏单色瓷和彩绘（多色）瓷的角度来说，先易，指的是北宋以前的高古瓷相对要好认一点，比如越窑、邢窑、定窑、耀州的瓷器，比较容易掌握，但高仿品也已经有了；多色瓷从清三代的这一段开始入门，然后承上启下这样去收比较好。因为康熙时瓷器比较成熟，你在一个中间点介入进去可能容易一点。
后难，在单色瓷里我觉得龙泉窑难度较大，因为釉多元配方，釉的色差变化多；还有汝窑、景德镇窑（青白瓷）等等。彩绘瓷难度比较大的，有元青花，很有挑战性。
总的来说，高古（宋以前）粗瓷难仿，仿者相对少（但原始瓷也有仿）；近古（南宋以后）精瓷价高者多仿，十分逼真。初学收藏古陶瓷者应该从本地瓷入手，器物收藏与瓷片标本并重，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收藏。而收藏古陶瓷有规模者，要注意系统性和精品意识，要专业，也要有组合，有条件的应该办博物馆。
《谁在忽悠中国》作者 接着“忽悠”
仿青铜器的作坊
2011年11月19日，当代画家吴冠中的《长江万里图》拍出了1.3亿元。不仅是国内，国外市场也很狂热，一件价值不高的乾隆的镂空转瓶竟以5.5亿元的价格也被中国人拍得。
看似繁荣的拍卖市场下，却隐藏着一条古董圈人人皆知的高仿古董利益链条。近日，有收藏界“深喉”之称的媒体人、作家吴树经过5年暗访，1年写作，终于完成了“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终结篇《谁在忽悠中国》，再度爆料收藏界不为人知的震惊黑幕。
在他5年的暗访中，高仿古董交易已成这场全民收藏运动中最成熟的一套体系，“从高仿造假到拍卖再到鉴定，每个环节都是假的，最后高仿古董转一圈就成了真文物，拍价能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元。”
以假乱真的景德镇
瓷都景德镇，明清官窑所在地，海内外拍卖价格最高的瓷器大多出于此。现如今，这里也是国内最大的现代工艺品制造地。
可在吴树的眼里，景德镇是藏龙卧虎之地，高仿造假者做的现代瓷器，是国内外拍卖会上的常客，无论从原料、成分、做旧上都堪称上乘，甚至于检测仪器都无法检测出来。
为得到一手资料，他曾六次暗访景德镇。
“这些高仿造假者很难接触到，他们大多有固定的客源，不与外人接触。熟人介绍也要通过这些人的考验，他们才开口说话。”吴树说。
没有接触这些人之前，吴树一直认为高仿不过就是潘家园古玩市场里的“垃圾货”，一眼就能看出来。可在这里，仿佛经历了一次穿越。
“就地取材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原料多是采自古代取料的老坑。”景德镇的高仿者告诉他，做瓷胎用的磁石就是安徽祁门太后坑的，是慈禧太后时期挖过的；高岭土是从附近的高岭村买来的，100多块钱一袋。成分和当年都是一样的。釉也是买最贵的，一斤釉料就要3600块钱，发色绝对好。
“为了能让高仿古董更像真的，大多数造假者采用真假瓷片黏合的方法，为此他们会花上百万买一台专用的仪器。”吴树说，为了让化学成分符合真古董的成分，他们不惜花血本拿着真古董的瓷片去大博物馆和文物鉴定机构进行成分检测，拿到数据后，再照着配料，试验成功后才拉坯。“专业仪器根本无法检测真假。”
吴树曾有幸接触到景德镇大名鼎鼎的“官窑王”。这位“牛人”每年只仿造十几件东西，都是熟人和回头客订货，并且告诉他们，假如有问题可以拿回来退钱，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件东西退还过。
“官窑王”曾给他看了一只“清乾隆粉彩龙耳瓶”，沉浸古玩界数年，吴树从来没见过乾隆朝的东西能仿制到如此地步。问及价格，“官窑王”翻开一本香港某拍卖公司的画册，里面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粉彩瓶，估价是850万到1200万之间。
“官窑王”告诉他，别人买走他们真正的高仿品，一般都有口头约定，几年之内不准再卖第二件同样的东西，目的是保持已售产品的“稀缺性”，便于高价出手。“物以稀为贵，出去多了的东西不值钱。再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缺，烧瓷器也只是好玩，喜欢。”
以假充真的拍卖行
有了如此逼真的高仿品，就需要有人炒作，让这些假古董变成真古董。
“这时候一些滥竽充数的拍卖公司就充当了最好的帮手。”吴树说，国内大多数的拍卖公司都存在假拍现象。这得益于现行《拍卖法》中第61条的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俗称免责条款。之前，当代画家吴冠中曾与一家拍卖公司拍卖其假画对簿公堂，最终败诉。
“第61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严重对抗，客观上起到了纵容不法商人制假卖假、拍卖行知假卖假的乱象。”吴树说，在景德镇暗访时，曾有两次在做高仿官窑瓷器者的家里碰上京城拍卖行去拿货的人，行色匆匆，不与陌生人交谈。
景德镇著名古陶瓷艺术家、元青花高仿艺人黄云鹏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几年连大公司都假货不少，也卖假瓷器。甚至有的拍卖公司，全场都是假货。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为了说明高仿拍品的分成比例，他举了一个例子，成交价100万元的高仿拍品，出厂价4万元，约占成交价4%，由制假者获利；各项鉴定费用3万，约占成交价的3%，由鉴定专家获利；拍卖公司佣金和国家税收20万左右，约占成交价20%，此项经常被偷漏，分文不交；所拍赝品实际所有者获利73万元，约占73%。
“加上一些拍卖公司制假贩假，最终到手的分成更多。”李广琪对记者说。他是北京古玩界有名的仿造高手，曾因出口自己仿制的明清两代外销瓷，被疑为“走私珍贵文物”嫌疑人，受到海关通缉。
“我们仿造的东西经常被当做文物，说起来很可笑。一旦被怀疑，只要你能照着再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来，你就能洗脱嫌疑。”坐在北京古玩城的店里，李广琪无奈地说。
如此的造假功力也让一些拍卖公司看到了机会。他曾在一家世界知名的国际性拍卖公司的画册上发现了一只自己仿造的鼻烟壶被当做清朝真古董标价拍卖。
“怎么能确定就是你仿造的呢？”记者问。李广琪说：“自己生的儿子，自己会不认识？”
正在交谈之际，一家拍卖公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一本拍卖画册，李广琪顺手拿起翻了几页，指着一件估价200万元的清瓷瓶说，“这个就是国家上世纪70年代仿造的一批送礼用的现代工艺品。真的这种瓷瓶图案上没有花纹装饰，只要玩过古董的一看就能看出来。”
对于高仿品当做文物拍卖，李广琪认为，自古就有仿造者，这是一种工艺传承，并且高仿品卖时都是以工艺品的价格卖出，至于何人当做真古董拍卖，那与仿造者无关。“就像有人拿菜刀杀人，不能说这是卖菜刀的错吧。”
孰假孰真的鉴定书
对于高仿品的鉴定是否可以通过专门的鉴定机构或者文物专家来鉴别，李广琪对此十分不屑，“现在很多的鉴定机构和专家都是骗人玩的，一些鉴宝节目就像娱乐节目，看一眼就能认定这是真古董，还开价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岂不是笑话。”
前些天，李广琪的朋友拿着一件专家鉴定为真品，估价20万，并开具了鉴定证书的仿造品找他。李广琪对朋友说，你让专家出2万元买你这件，剩下的18万，我给你补齐，你看他愿不愿意买。“朋友很实在真去找了，后来专家一笑了之，也不提买。”
“现如今的国内古董市场，是仿造者能辨别古董真假，盗墓者能辨别什么是出土文物，专家也就能说说理论。”吴树说，在他的采访中，不管是“眼学”专家还是“机测”专家，没有一个人敢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率，“打眼”的几率很大。
更有意思的是，在景德镇暗访时，那些造假者告诉他，只要需要，任何鉴定书都能开出来，“不管是博物馆还是权威鉴定机构，甚至于牛津大学的鉴定书都能开出来，而且保证是真的，只要掏钱就没问题。”
此前，央视曾专门针对国内文物鉴定做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有些专门搞鉴定的专家，每天拿着印章印鉴定证书，平均盖一张500—800元。
“可你别看那么多人骂这些专家，可在这个圈子里要卖出这些假玩意儿，还得靠这些专家，没有那个鉴定证书，怎么能去骗人呢？”吴树说。
张瑞：文物鉴定那些事儿
转眼夏末已至，2011年秋拍大幕即将拉开，又是一年秋拍季，各大拍卖行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在这个优雅的艺术战场上，我们似乎已经闻到了硝烟的味道，感受到了紧张的竞拍气氛，又将有千千万万的目光聚焦于此。收藏艺术品行业再次大踏步走入人们的视野，掀起新一轮收藏热潮。值此秋拍之际，有人欢愉，有人担忧。因为说到拍卖，说到收藏，说到文物艺术品，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真”与“假”的博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纵观此景，文物艺术品鉴定被重提、被关注、被思考。为此，记者专访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瑞，请他为我们解读文物艺术品鉴定的奥秘，拨开“真假”云雾见真相。
鉴定标准尚未统一
“目前，中国文物收藏鉴定市场秩序性较差，权威性较弱。”张瑞如是说。缺乏统一的鉴定系统和鉴定标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
张瑞说：“中国文物收藏鉴定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家层面的专业鉴定，即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鉴定委员会，由全国专业机构的专家组成，专家鉴定委员会根据鉴定器物的不同分类分为不同组别，例如瓷器组、书画组、现代艺术组等。但它是非正式机构，一般情况是根据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工作；二是民间层面的藏界名人，例如马未都、王刚等民间公认的收藏名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三是商家鉴定，像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等公司性质的机构。文物鉴定根据收藏、投资、投机三种不同情况来认定鉴定人。”不难看出，在市场交易中，无论哪种鉴定，它的有效性都取决于买家是否认可。
鉴定技术“高处不胜寒”
文物鉴定在普通百姓看来是一项非常尖端、非常神秘的技术，未来它有可能普及吗？张瑞对此持否定态度。“生活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搞收藏，这些人大多数还都觉得自己很懂。”张瑞笑谈。是的，我们生活中的收藏爱好者确实很多，他们觉得自己很懂是源于对收藏的喜爱，但文物艺术品鉴定并不是人人可为的事情，也不是见多识广就能解决的问题。专家且未必能“百发百中”，何况常人乎？
张瑞说：“文物鉴定技术很难普及，因为它的专业性非常强。鉴定是因造假而产生的，造假的水平越高，要求鉴定的水平就越高。就像中国考古是随着盗墓而产生的一样，国家规定不允许挖墓考古，但挖掘走在了保存的前面，‘考古跟着盗墓走’是国家为了保护文物被迫而为，很多古墓一旦被挖掘，将对文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目前技术无法做到完好地保存那些珍贵但脆弱的文物。我国现阶段以保护文物为主，等到技术成熟以后再去进行挖掘工作，古墓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肉眼鉴定仍是主流
科技发展至今，技术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文物鉴定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现在的文物鉴定是以传统的肉眼鉴定为主，还是以科技鉴定为主呢？张瑞指出：“对专家而言，就是以肉眼鉴定为主。”比如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擅长古陶瓷研究鉴定，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刘光启，擅长字画鉴定，素有“刘半尺”的美誉，意思是字画打开半尺，真伪立判，眼力超群，曾经代表国家为多国驻华使馆鉴定文物，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鉴定是无法取代肉眼鉴定的。技术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提供鉴定真伪的依据。”
科技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使鉴定技术进步，同时也为文物造假提供了便利。“造假的人是按照器物的技术指标进行造假的，例如瓷器造假，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这样检验不出器物是假的，造假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其数据显示为古代年份。”由此可见，对于鉴定而言，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处，肉眼鉴定仍是主导。
鉴定地位不可撼动
“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是第一步工作，没有鉴定，后续工作无从谈起。”张瑞对鉴定工作在收藏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历来重视鉴定工作，鉴定工作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但鉴定却不能独立完成收藏，市场秩序依然混乱。造假是根据收藏者的兴趣、需要去做的，其中青铜器造假最多，也最为容易。”
一直以来，收藏行业的鉴定工作备受质疑，也有人把它视为行业秩序混乱的重要因素，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非也。“中国的文物鉴定已不是难题，关键在于评估方面混乱，评估专家与鉴定专家职能不同，鉴定专家是鉴定真假的，评估专家是在确定藏品为真的基础上，对其价格做出评估。中国的评估体系薄弱，整顿市场需要先确定价格。”张瑞一语道破行业混乱症结所在。“对于中国文物市场来讲，鉴定真假已无难度，主要问题在于价格评估和与金融机制的对接上。”
鉴定水平世界领先
我国收藏行业已经迈入“亿元时代”，逐步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鉴定标准尚未统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张瑞表示，“对中国文物的鉴定，中国专家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像佳士得、苏富比这样世界知名的拍卖机构也经常邀请中国文物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工作。”
中国的高水平鉴定与强大的群众基础紧密相连。“中国是全民收藏，国外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参与收藏。”2004年统计显示，中国拥有七千万的收藏大军。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一数字上升至3亿人。这只是统计数字的显示，要知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不在统计之列的收藏爱好者。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直庞大的收藏队伍为造假提供了商机，因为市场需求较大。所谓真假，张瑞认为，“瓷器都是真的，但年代是假的。”例如仿造乾隆时期的瓷器实际是现代制造，由于年代差异，它的价值无法与乾隆时期瓷器相比，但它作为工艺品自身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中国大量向国外出口工艺品，中国流落国外的文物艺术品大约有一千多万件，其中有三百多万件存放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属于文物级别。
收藏行业文物艺术品经济价值的迅速飙升让很多人担忧，有人认为这是非理性的发展。张瑞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只要市场规范，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因为艺术品投资比房地产、股票投资的回报率高且稳定，艺术品价格是随着人们的购买力而定的，它的价值不能单纯用价格这个数字来表达。未来，文物艺术品是非常好的投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