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流传至今的瓷器价值连城。
宋瓷：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2012年4月，香港蘇富比春季拍卖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以2.786亿港元成交，激发了国内外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不可估量。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宋瓷将追求自然风韵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宋瓷的秀美远近闻名，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瓷之美，美在温厚、含蓄，强调内心的感受。宋瓷那种朴实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深深地吸引着世人。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是全球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瑰宝，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从北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传世瓷器极为稀少，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在业内有种说法：博物馆的等级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宋代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居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瓷器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瓷器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定窑藏品。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展品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占比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1/3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
提到宋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存世极少、价格极高，所以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一片”之说，极言传世宋瓷之珍贵。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历来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藏项之一。
这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之说。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乾隆皇帝很喜欢“五大名窑”的瓷器，但从乾隆那时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到处收集。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成为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蘇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后被香港知名收藏家斥重金收入囊中。
说到宋瓷，就会让人想到与之谐音的宋词。宋瓷更像宋词中的婉约派，典雅委婉。宋瓷诸窑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均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而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无论从比例、尺度、色泽，还是形状上反复推敲，宋瓷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含蓄典雅的内在美。如果对其形状做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精确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它有一种精妙的柔婉之美。
宋瓷多为青色和白色。青瓷的色泽像翡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白瓷的色泽像光洁的玉，“既质玉之质，复白雪之白”。宋瓷比明瓷、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宋瓷，更重视瓷器本身的胚胎、形体、釉色，稍加雕琢，无论造型、釉色、纹饰都追求天然完美。宋瓷表面细腻华润、轻薄易碎，需要像对孩童般的呵护。与彩陶相比，虽少了几分色彩，但简简单单，给人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它典雅静谧，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集前人之大成，又为后世之经典。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写小说“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是指语言文字自然淳朴，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下蕴含着作者敏锐而深邃的思考，使作品不知不觉拨动读者心弦。宋瓷也是如此，它不张扬、不虚华的个性使人联想到翩翩的君子，沉稳却不失个性;它的内敛又好似江南女子的风姿卓韵、典雅含蓄，让人难以忘怀。
诸多因素造就瓷器辉煌
宋代瓷业达到如此境界，绝非偶然。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受到唐末五代军事集团割据混战、政权频繁交替的影响，宋初实行了“抑武修文”政策，一方面努力削弱军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促进文化的发展。“抑武”导致了军事的匮弱，每每发生战争，宋朝都无力抵抗;而“修文”导致文化的空前高涨，文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人们的读书热情激增，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加上北宋的经济繁荣，为制作高水平的瓷器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宋瓷清新秀丽、典雅优美的艺术风格，成为宋代工艺美术中最为杰出的品种。
北宋的手工业有官营、民办和家庭副业等形式，其中以官营规模最大。北宋官府手工业专业分工之细为前代所未有。朝廷少府监所辖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文思院，其中仅文思院即领有42种不同的作业班子，包括锦、绣、金、银、犀、象、珠、玉、金彩、绘素、装钿等工艺品种。官府作坊的工匠皆来自民间，其分工之细也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人们所说“五大名窑”，足以代表宋代瓷器的技艺水平。此外，玉器的“巧作”技艺也始于宋代。宋人龙大渊著有《古玉图谱》一书，就是研究宋代玉器的书。始于唐而盛于宋的雕漆工艺，在宋代叫“剔红”。宋代剔红漆层厚、漆色艳、刀法精，图案花纹具有浮雕感，其艺术风格颇似耀州窑的刻花装饰。宋代盛行缂丝工艺，有许许多多擅长缂丝的能工巧匠。他们的作品形象逼真，除人物、花鸟外，还把书法家的作品表现在缂丝作品中。据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证：“定窑印花纹饰来源于缂丝，把库丝图案局部地移植到瓷器上，因此纹饰题材构图都比较成熟。”总而言之，宋代各种工艺美术的普遍发展，促进了瓷器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其实，当今天的人们还在热议生活陶瓷艺术化和艺术陶瓷生活化时，殊不知，在宋代，瓷器并没有艺术瓷和生活瓷之分。在今天看来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宋瓷，在当时都是生活用瓷，并不是陈设用的艺术品。
宋瓷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造型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器，有碗、盘、碟、洗、盏、托、瓶、壶、罐、钵、尊、盆、渣斗、炉、枕等。工匠们利用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的外部轮廓线，组合成不同形体。它们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都从实用出发兼顾审美的要求。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样式，许多造型作为典范为后世追慕效仿。
北宋初年，南方的吴越向宋称臣，每年大量供奉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以金银装饰的瓷器，华贵富丽，宋朝君臣十分喜爱，使瓷器身价倍增，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之物，这就刺激了各地窑业努力创制精品瓷器。上层社会的提倡，使各阶层的人都趋向使用瓷器，出现瓷器的大普及。茶肆酒楼以悬挂名人字画、陈设瓷器精品为时髦。而宋代“斗茶”之风盛行，所以对名贵瓷盏(如建窑的“兔毫盏”)竞相追求，各地瓷窑也竞相仿制、创新，以致新的釉色、新的造型、新的装饰手法、新的烧造工艺层出不穷，完全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调局面，这就使得宋代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成就。宋代的瓷器一改唐代华贵富丽之风，向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风格演变。其造型、釉色、装饰，给人们留下观赏不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宋瓷的釉色出现了创新且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时，不仅改进了石灰釉的配方，还发明了可以使釉层浓厚的石灰碱釉。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汝窑的青瓷，龙泉窑的梅子青瓷，使瓷器真正达到了“如冰似玉”的境界。至于钧窑的乳光釉、哥窑的炒米黄色釉、定窑的紫釉、绿釉和红釉，建窑的乳浊黑釉等，使釉色使用空前丰富。
宋瓷的器型有大量创新。以瓶为例，当时出现了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五孔瓶、瓜棱瓶、胆瓶、琮瓶等，让人目不暇接。
宋瓷的装饰手法远远超过唐代。除利用釉色来装饰外，还大量运用了印花、刻花、剔花、划花、画花、剪纸漏花等技术，使纹饰富于变化。
宋代无论南北方都出了很多窑场。经过激烈竞争，逐渐形成了以一些名窑为中心的“窑系”。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受其所在地区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共同性。
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色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瓷胎则以白色或浅灰白色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名窑传奇：“五大名窑”竞光辉
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虽然，有人认为，把这五大窑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不确切的，但这五大窑的确以自身的艺术特色和美感受到爱瓷者的推崇。当时，各地的民间窑场，如北方著名的磁州窑、南方的吉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各有佳作问世，都取得极大的艺术成就。这里的瓷器风格清新质朴，有的甚至可以与“五大名窑”的作品相媲美，颇受人们的喜爱。
汝窑是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境内，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据说，宋徽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苛刻要求，就是汝窑的巧匠实现的。可惜因为宋金战乱不息，汝窑前后兴盛不足20年，传世作品不足百件，所以弥足珍贵。
汝窑由于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痕迹留下。器物本身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器形则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
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润泽莹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
官窑是宋徽宗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年~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
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以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哥窑的确切窑场至今还没有发现，起源来历只有从历史传说中得出的模糊信息。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两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的好，于是弟弟便生嫉妒之心，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据《浙江通志》等记载：“有弟兄两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精美盖绝当世。”
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
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多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也有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成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随心所欲控制，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
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之所以会这样美丽，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产生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确定的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亲自下令恢复宋瓷的生产，汝窑和钧窑都是重点恢复对象。但是，经过一番努力，汝窑和钧窑的恢复都没能成功，只有少量成品，堪称国宝。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普及以后，钧窑和汝窑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现，但是现代的仿品，无论是高级仿品还是国礼级别的礼品，和宋代的瓷器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风格迥异的官窑和民窑
宋瓷有官窑、民窑之分，又有南北地域之分。官窑即国家政府办的窑，为皇宫、王室生产专用瓷;民窑即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还包括御窑，比如宋徽宗就开办了御窑厂。北宋灭亡后，宋皇室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后，在凤凰山下也设立官窑。
北宋以前，官方贡器与民间用具只有粗细之别，并无文野之分，至北宋则发生了明显转变——一个朝着清雅、华贵的方向发展，一个朝着粗犷、豪放的道路前进，彼此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以宋代“五大名窑”为例，早期它们都是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但是自从为皇室烧造贡瓷之后，便脱颖而出，其工艺之精湛令各地民窑望尘莫及。其中，钧瓷的生产最具代表性，当初它仅是河南地区一座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后来被宋徽宗看中，下令在河南禹州一带建立官窑窑场，并调集民间窑业的优秀工匠，专门为宫廷烧造此种釉色的产品。
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要求进行生产，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谓“千中选十，百中选一”。即便是成品后还要再行挑选，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间使用。其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民窑生产则与之相反，它不受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生产者要考虑成本，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生产随心所欲，产品均供应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这些瓷器虽不免粗糙，但也是情趣别样的艺术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其实，北宋瓷器的发展，还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宋徽宗。“五大名窑”有三个都是他开辟的。
宋徽宗热爱艺术，热爱美。他热衷于色彩，更热衷于自然的意境。对于当时宫廷内比较常见的定窑、柴窑的瓷器，宋徽宗非常不满。于是，他开始广泛搜集天下宝物和各种技术，并在首都东京开辟了官窑。后来，宋徽宗看到汝州烧造的进贡瓷器后很是高兴，就在宫廷内开辟了一处窑口。在原产地的瓷器，叫做汝窑，在宫廷内的这个窑口则叫做汝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汝官窑就是官窑。
钧窑有官钧窑、民钧窑之分。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又一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当时，禹州有一种彩瓷，颜色艳丽，而且上有“窑变”形成的火焰纹，入窑时，器物都是一个颜色，出来以后则万紫千红，绝没有一件重复的。宋徽宗听了甚是满意，又在宫内模仿禹州彩瓷，修建了官烧钧窑。后来的“黄金万两不及钧瓷一件”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宫廷的钧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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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中国投资：【宋瓷?天青】
最新一期，由兴业银行私人银行和胡润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3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显示，在高净值人群（个人资产在600万以上）的投资方向中，另类投资的投资比例达到了56%，排在第三，仅次于房地产（76%）和股票（65%）。
另类投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它不仅能帮助高净值人群分散财富风险，还能提升家庭和个人的生活品位。但是，另类投资比较复杂，需要具备大量的特定背景知识。同时，另类投资的风险，也体现在交易费用较高、流动性较弱、市场不规范等方面。
在中国，另类投资的主要方向包括艺术品、珠宝玉石、酒和钟表，而其中在艺术品投资中，中国瓷器和书画是最为重要的投资品种。截至目前为止,拍卖价格最高的十大中国艺术品均为该两类，比如宋代黄庭坚《砥柱铭》手卷(成交价4.368亿元人民币)和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成交价4.255亿元人民币)。另类投资中，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最高的当属中国瓷器了。
中国瓷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其分类较为复杂，例如：按历史年代，可分为唐、宋、元、明、清等；按烧制地点，可分为定窑、均窑、哥窑、龙泉窑和耀州窑等；按烧制方法，可分为唐三彩、青花瓷、粉彩、斗彩和珐琅彩等；按照使用者，可分为宫庭使用的官窑和民间使用的民窑。名扬天下的景德镇长期以来就是官窑最主要的生产地。
无论何种年代何种类型，官窑瓷器的价值必然高于民窑，这是因为其每一件均是不惜工本地打造。如果制成品稍有瑕疵，就会被立刻销毁，所以每一件作品堪称完美。目前占据十大最高价艺术品榜首的便属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成交价5.541亿元人民币)。
在所有朝代中，宋代瓷器因其炉火纯青的技术工艺和空前绝后艺术成就，而成为中国陶瓷史上颠峰。宋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汝、官、哥、定、钧等。宋瓷器形优雅、釉色纯净、图案清秀，其中的汝窑、官窑的青瓷“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笔者将自己的部分研究心得，写成文字，顺带赞叹一下老祖宗们的造化之功。
有两句流传甚广且至今仍被奉为鉴定品赏汝窑的口诀，一句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另一句是“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蟹爪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第一句被传为宋徽宗赵佶说的，但其实这段话是后周世宗柴荣指令建造柴窑的传说。与上句话接近，有准确的来源记载的是清代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土细润如铜体，有厚薄，色近雨过天青。汁水莹厚若堆脂，有铜骨无纹，铜骨鱼子纹二种。”
追溯宋瓷的美学渊源，得上溯至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哪儿。作为“五代第一明君”，世宗柴荣的喜好多少影响了两宋官府的审美趣味和时代风尚。传说柴荣在位时，一日，有大臣问：皇上，这批皇宫用的瓷器要烧成啥颜色？柴荣一沉吟，挥笔写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可惜，他39岁过世。活着的时候，未见柴窑出天青。
在宋徽宗之前，北宋重启礼制，用瓷器代青铜玉石仿商周国器。宋人原推举定窑白瓷，但徽宗崇道，认为“定白有芒不堪用”，更向往“雨过天青云破处”。而这样的天青色，传说来自宋徽宗的一个梦。痴人说梦，因为徽宗的痴，天青般的瓷器居然被汝窑的匠工们烧造出来了。从此，一个无人能及的青瓷梦想就落地了。
我能领悟的，雨过天青和雨过天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美。你若见过四月的天，那种雨刚过天刚透，阳光还来不及灿烂，花蕊和叶子尖还有未滑落的雨滴，这便是那种青。一种不露锋芒，但自由荣光，难言风华的天然之色。这种微妙到极致的美，精密细微到一分一毫，以有宋一代的技术和工艺，早已不只是苛刻。因为，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分析和手段，从配料、人工，再到窑变，这其中的难关何止重重。也许，这就是造化弄人，宋徽宗无法挽救他的江山，却创造出无人比肩的「雨过天青」瓷器。
对这种’淡雅如仙、雨过天青”的颜色的追求，几乎成了后世艺匠们一生中的最大梦想。我自己也一直在找寻古文、瓷器、小说、自然乃至现代科学中的描述和论证。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写刘姥姥游大观园，众人到了黛玉的潇湘馆。贾母嫌窗纱旧了，要凤姐找一段“软烟罗”换上。贾母说软烟罗有四种颜色，“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清曾朴的《孽海花》第二十一回中也提到：“﹝珠官儿﹞身上穿件雨过天青大牡丹漳羢马褂。”
有着“现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张恨水，在《金粉世家》的第三十二回中也写过，金燕西为冷清秋到绸缎庄挑绸缎，因不喜欢太热闹的颜色，一老伙计便拿出一匹料子：“燕西看时，只见他手上悬空拿着雨过天青色的绸料，上半截是纯青的，并无花样。但是那颜色，越下越淡，淡到最下，变成嫩柳色，在那地方，有一丛五色花样，就如绣的一般。”
后世公认，南宋官窑青瓷达到了审美的最高境界。现代科学发现，那种如脂如玉的青色，正好和人眼对色光敏感的平均峰值一致，每个人见了它，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那是最接近自然的色调啊。如果把它放到大时代的聚光灯下观看，南宋官窑青瓷所呈现的审美品位竟然非常前卫，称得上是现代极简主义的先锋。
青瓷到了两宋才登峰造极，这与当时皇帝的失意颓废、以及信奉道教、力求返璞归真的精神取向有莫大关系。宋朝一代追求的是“天工与清新，疏淡含精匀”。因此，韩拙在《山水纯全集》写过：“霞不重以丹青，云不施以彩绘，恐失其岚光野色自然之气也。”甚至，当时的皇家宫苑也“皆仿江浙白屋，不施五彩”。
因此，宋瓷讲究细洁净润，色调单纯，韵味高雅。汝窑、官窑、龙泉青瓷无一不追慕静穆素雅、粉柔晶润的青色，以及清幽深邃的神韵，如冰似玉的美感，和青釉的内在装饰。我觉得，宋之后，中国再没有找回来这种端庄正统，朴素大气的民族审美情趣了。
每每想到这里，我扼腕。宋瓷的「雨过天青」只属于那个时代，它孤独的存在了100年。它的那份清风拂柳、古曲悠扬的肃穆优雅，婉转简洁，从此在神州大地踪迹夭无。雨过天青过后，世间再无第二场简约风雅之美，只是留下那几件寥落晨星的稀世珍品，与后人发古之悠，叹古之美。
附图：汝窑天青无文椭圆水仙盆
北宋瓷器八大民窑之一耀州窑特点，如何鉴别
耀州窑是北宋瓷器八大民窑之一，也是宋代北方四大瓷窑窑口之一，在宋代民窑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据说也做过贡瓷。北宋耀州窑始烧于唐代，已开始烧黑釉、白釉和青釉瓷，北宋时以青瓷为主，兼烧酱色釉器。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时代。
耀州窑青釉刻海水鸭纹碗
北宋耀州窑瓷器特点
北宋耀州窑曾使用化妆土，这是宋代耀州窑瓷器一大突破，打破了传统北方瓷窑胎体发黑。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由于胎中含铁，在煤窑自然氧化气氛下烧成，使青釉或圈足周围呈现姜黄色，形成了耀州窑青瓷的独有特征。
北宋早期产品。这时期耀州青瓷釉面皆玻璃质感强，施釉均匀，大多开有细碎片纹，胎釉结合紧密，没有剥釉现象。
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装饰以刻花为主。
北宋耀州窑瓷器如何鉴别
鉴别北宋耀州窑瓷器要了解那个时期瓷器烧造工艺、胎土以及釉色纹饰的演变过程，只有了解宋代耀州窑瓷器时代特征才能很好鉴别断代。
耀州窑瓷器多为灰白胎，但多数器物透过青翠的釉层，使人感到的却是洁白、细腻的胎体，仿佛上釉前曾施一层化妆土，这是由于胎土和釉料在烧成过程中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一层密合层所致。
宋代耀州窑瓷器釉色多为青色中泛黄。
宋代耀州窑瓷器碗的器形居多，鉴定宋代耀州窑碗科看玉璧底。
北宋耀州窑瓷器刻花线条刚劲流畅、精细，画面生动活泼。纹饰以牡丹、菊花等花纹居多，到了北宋晚期，耀州窑装饰多取婴戏纹题材，此类构图还有两婴荡秋千、四婴戏把莲等。极少有动物题材。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宋，高19.5cm，口径9.5cm，足径8cm。瓶盘口，短颈，圆腹，圈足。胎体灰白。里外施青釉，釉色较浅，釉质莹润，釉面开细碎片纹。足边无釉。此瓶造型浑厚，略呈石榴形，俗称“石榴尊”。
耀州窑瓷器中瓶式很多，瓶体或修长秀丽，或丰满端庄，但像此件石榴式样的瓶却较少见，应为宋代日用瓷，造型方面与五代耀州窑瓷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
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宋，高29cm。壶体造型为一男子，束冠，着长襟衣衫，双腿直立，微露双足。人躯体中空，头有孔为壶口，双手于胸前捧方口壶流，后背中央附曲柄。人物面部表情庄重肃穆。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匀净滋润，因衣纹线条折角处釉薄呈现出胎色而具有立体效果。
耀州窑的瓷塑作品很少，此件人形执壶无论是造型构思还是工艺水平均可谓上乘佳作。
宋代耀州窑对各地制瓷业有很大影响，河南临汝、宜阳、宝丰、新安、禹县及广东、广西等地均烧制类似的刻印花青瓷。
北宋官窑汝窑瓷器的鉴别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
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宋瓷：生于瓷器发达时期的沉睡贵族
2015年4月7日上午10时，香港苏富比2015春拍“凝青絮金──日本珍藏官窑八方瓶”专场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本次拍卖只有1件拍品，即南宋时期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起拍价4800万港元，经过多轮激烈竞拍，最终以1.1388亿港元成交。消息一出，各方人士把目光“又”聚集在了宋瓷的身上。宋瓷近年来从边缘化的项目逐步走到艺术市场的前台，但其市场表现却一直“不温不火”，抑制宋瓷发展的原因究竟是那些？让我们一探究竟。
热门事件：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的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拍出2.08亿港元刷新了高古瓷的世界拍卖纪录，2015年春，香港苏富比上拍一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瓶，这两件拍品均来自同一日本私人收藏——日本茧山龙泉堂，据悉这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瓶属宋瓷中的“名媛”，1975年被收藏后再未释出，而此次亮尽显其“名媛”魅力，最终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的上海龙美术馆以1.14亿港元竞得，为宋代瓷器第三高拍卖成交价。
一、市场现状
宋代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黄金时，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由于宋朝艺术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品位，宋代瓷器、绘画、书法和丝织品无一不传递出有节制而不失驾驭能力，微妙而不失洗练的韵味。
综观宋代瓷器市场，其走势从2005年至今逐步攀升，但幅度不大。虽然火爆程度不如明清的青花、彩瓷那样引人注目，但一直低迷的状态正在改变，每有精品出现，总是能够引起市场的关注。在2014年的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市场上，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引起激烈竞逐，最终以1.16亿元成交。创造了宋代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而今年4月的香港苏富比又推出一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以9190万元易手。相较明清瓷器而言，宋瓷存世量稀少，更显珍贵，因而只要有精品释出，往往会引起争夺。
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的走势来看，往往以国际市场为风向标，特别是瓷器市场。如最近几年火爆的坂本五郎、安思远专场，宋代瓷器的火爆趋势已经蔓延到国内，特别是有了众多收藏大鳄的加盟，更使得不少藏家准备进入收藏宋瓷的“大军”。针对此轮宋代瓷器的火爆，市场给出了明显两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是艺术品市场大鳄的“做局”，也有的认为是价值的回归，但宋瓷市场的火热却不容置疑。
从宋瓷的溢价率区间来看，溢价率在1000%—5000%之间，成交价格集中在100万——500万之间（5件），溢价率在100%以上的宋瓷成交价格集中在10万—50万之间。成交价格在10万—50万的区间之所以成为溢价率较为稳定的区间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价格区间更加贴近普通藏家，毕竟能支付的起天价精品的人屈指可数；其次是因为，这一区间的拍品价格较低，升值潜力空间较大，在日趋成熟艺术品交易市场上可以保证其价值增长空间；此外，这一价格区间的瓷器持有时间不长、易手相对容易。
在众多成交的宋瓷中，官窑器无疑是这其中的一颗明珠。2005年至今，官窑瓷器均价高达952万元，居各窑口的首位，其次是哥窑294万元、定窑149万元。官窑瓷器的精美及存世量少是其价高的主要因素。宋朝瓷器整体享负盛名，即便是民窑也备受热捧。其中，磁州窑均价达43万元、建窑均价为24万元。
从近十年的宋瓷市场表现可以看出，宋瓷在市场中的活跃度越来越高，五大名窑自不必多说，宋代民窑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藏家所追捧。溢价率在100%以上的宋瓷成交价格集中在10万—50万元之间也说明藏家对于宋瓷之后的市场发展潜力持乐观态度。由此可见，宋瓷作为中国瓷器历史上的巅峰之作，其市场价值空间仍有待挖掘。
二、影响因素
1、政策抑制宋瓷“未赴沙场先损兵”
国家对于宋瓷的拍卖政策市影响宋瓷在市场上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根据中美之间的关于中国文物在美交易的协定，对于唐代以前的瓷器（含唐代）如果没有2000年以前的报关记录和交易记录的话，那么在美国的拍卖行是不能够上拍的，但是宋瓷不在此范围中，所以在美国宋瓷是可以交易的。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对于宋瓷的上拍政策基本相同。，这种政策极大的抑制了宋瓷的走私、出口和流通量。由此可见，国外对于宋瓷的拍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
在国内，拍卖行对于高古瓷包括宋瓷在内，如果没有明确的传承记录，则是禁止交易的。这一点相比国外的要严格的多。国外对于中国高古瓷拍卖政策是2000年以前到达境外的就可以交易，中国对于高古文物（包括高古瓷）一般是限定于1949年以前有展览交易记录的拍卖行才能上拍，否则一律禁止上拍。
通过国内外对于宋瓷拍卖的政策不难发现，国外对于宋瓷的拍卖政策较国内而言相对宽松。在这种宽松的政策背景下，宋瓷在国外的拍卖成交的流通量、交易总额包括单价就会比国内要高出许多。因此，大量宋瓷的藏家把目光投向国外也是情理之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外的宋瓷拍卖政策的限制，导致本来存世量就不多的宋瓷为了一纸“身份证明”而无缘市场交易，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宋瓷“未赴沙场先损兵”。
2、关税过高业内呼吁减免
除上拍政策影响之外，艺术品进口关税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较大的艺术品交易国家，但艺术品产业的外贸依存度仅为10%，每年艺术品进口只有不到70亿元规模，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正是目前艺术品进口关税过高。
目前，艺术品和收藏品及古物同属于关税税则中的“第二十一类”。根据其规定，国内藏家或者拍卖行，如果从海外购买、征集文物，入关时需要交两种税：艺术品关税及增值税。若是从与我国签订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家进口，艺术品关税为12%，该税率在2012年下调为6%，但17%的增值税一直没变。增值税按理应该过关之后在交易环节征收，但我国目前规定在海关进行预征。如果收藏者捐献给博物馆，按理说可以冲抵税收，但是这样的先例鲜有听闻。
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都采用艺术品零关税，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大陆地区还征收艺术品关税，等于是把文物艺术品向‘外’推。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人为地设置这个门槛。”
3、存世量稀少昔日盛况难以重现
宋瓷存世量稀少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熟悉宋瓷的人会发现，宋瓷在当时烧造的数量并不少，窑址更是是遍布全国。那么窑址和烧造数量都不少的宋瓷为何在今日的市场中如此稀缺？让我们翻开历史，先看看当时的繁荣景象。
宋代是传统制瓷工艺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在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6%。除了久负盛名的五大官窑外，宋代民窑系统也在整个瓷器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昔日的窑口之繁多，品类之丰富，到如今的珍品稀少，相隔近千年，这其中的沧海桑田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归结其因大约为：首先因为宋瓷大多是出土瓷器，所以大都有残缺，完整器实为罕见；其次，宋瓷以实用器居多，使用过程中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历经千年，能流传下来的完整器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存世量和流通量对宋瓷市场的影响也极为重要。
4、审美“由奢入俭”是必然过程
宋瓷极具人文气息，简约质朴之美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追求。从地区来讲，香港、海外一直是高古瓷的重要市场。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表示：“现在许多人热衷追捧明三代、清三代的瓷器，主要是因为其简单，花纹色彩也比较艳丽。但是中国制瓷历史上真正的巅峰依旧是宋瓷。宋瓷里面包含了一些哲学的理念，这是明清瓷器所不能相比的。”瓷器研究专家、中拍协艺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幼铮先生也认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宋瓷和明清官窑瓷器的差别，就有如交响乐与流行音乐的不同，几百年过去，交响乐的知音仍然源源不断，而流行音乐会掀起一阵旋风，却很难说能坚持多久。我想，当人们的审美水平普遍提高了，会更欣赏简约的、高雅的东西，而宋瓷一直就在那里。”
从国内外的宋瓷拍卖市场表现来看，国外对待宋瓷的态度与国内也明显不同。国内外对待宋瓷态度大不相同：西方艺术市场发展得早，藏家的文化积淀比更丰厚，所以，欧美藏家更关注以宋瓷为代表的经典瓷器。事实上，他们也经历过一个“由奢入俭”的审美过程。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非常繁缛；到了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西方的艺术才从洛可可风格回归到作品的含蓄内敛和抒情性上；一路下来，形式自律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极简主义，完成了西方艺术品位的辩证回归和发展。而中国目前的财富阶层，正处在用皇室的传承、复杂的工艺、华贵的材质去炫耀财富的阶段。也许随着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和审美经验的发展，对待艺术品的态度会走向低调的奢华，对经典作品、古典作品会有更多的认同。这也是人类审美观念的一种提升和改变的必然过程。
纵观宋瓷市场发展现状，上拍政策、关税、存世量、藏家审美等方面均为宋瓷在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但通过近几年的市场表现能够发现，国内外的藏家和市场对于宋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国内买家参与度的明显提升给宋瓷市场带来了一股强有力的支撑力量。而精品宋瓷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十分能说明“宋瓷无疑是日后不可忽略的一个市场热点”。
宋瓷：生于瓷器最发达时期的沉睡贵族
2015年4月7日上午10时，香港苏富比2015春拍“凝青絮金──日本珍藏官窑八方瓶”专场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本次拍卖只有1件拍品，即南宋时期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起拍价4800万港元，经过多轮激烈竞拍，最终以1.1388亿港元成交。消息一出，各方人士把目光“又”聚集在了宋瓷的身上。宋瓷近年来从边缘化的项目逐步走到艺术市场的前台，但其市场表现却一直“不温不火”，抑制宋瓷发展的原因究竟是那些？让我们一探究竟。
热门事件：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的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拍出2.08亿港元刷新了高古瓷的世界拍卖纪录，2015年春，香港苏富比上拍一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瓶，这两件拍品均来自同一日本私人收藏——日本茧山龙泉堂，据悉这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瓶属宋瓷中的“名媛”，1975年被收藏后再未释出，而此次亮尽显其“名媛”魅力，最终刘益谦、王薇夫妇创办的上海龙美术馆以1.14亿港元竞得，为宋代瓷器第三高拍卖成交价。
一、市场现状
宋代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黄金时，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由于宋朝艺术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品位，宋代瓷器、绘画、书法和丝织品无一不传递出有节制而不失驾驭能力，微妙而不失洗练的韵味。
综观宋代瓷器市场，其走势从2005年至今逐步攀升，但幅度不大。虽然火爆程度不如明清的青花、彩瓷那样引人注目，但一直低迷的状态正在改变，每有精品出现，总是能够引起市场的关注。在2014年的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市场上，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引起激烈竞逐，最终以1.16亿元成交。创造了宋代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而今年4月的香港苏富比又推出一件“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以9190万元易手。相较明清瓷器而言，宋瓷存世量稀少，更显珍贵，因而只要有精品释出，往往会引起争夺。
目前国内艺术品市场的走势来看，往往以国际市场为风向标，特别是瓷器市场。如最近几年火爆的坂本五郎、安思远专场，宋代瓷器的火爆趋势已经蔓延到国内，特别是有了众多收藏大鳄的加盟，更使得不少藏家准备进入收藏宋瓷的“大军”。针对此轮宋代瓷器的火爆，市场给出了明显两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是艺术品市场大鳄的“做局”，也有的认为是价值的回归，但宋瓷市场的火热却不容置疑。
从宋瓷的溢价率区间来看，溢价率在1000%—5000%之间，成交价格集中在100万——500万之间（5件），溢价率在100%以上的宋瓷成交价格集中在10万—50万之间。成交价格在10万—50万的区间之所以成为溢价率较为稳定的区间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价格区间更加贴近普通藏家，毕竟能支付的起天价精品的人屈指可数；其次是因为，这一区间的拍品价格较低，升值潜力空间较大，在日趋成熟艺术品交易市场上可以保证其价值增长空间；此外，这一价格区间的瓷器持有时间不长、易手相对容易。
在众多成交的宋瓷中，官窑器无疑是这其中的一颗明珠。2005年至今，官窑瓷器均价高达952万元，居各窑口的首位，其次是哥窑294万元、定窑149万元。官窑瓷器的精美及存世量少是其价高的主要因素。宋朝瓷器整体享负盛名，即便是民窑也备受热捧。其中，磁州窑均价达43万元、建窑均价为24万元。
从近十年的宋瓷市场表现可以看出，宋瓷在市场中的活跃度越来越高，五大名窑自不必多说，宋代民窑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藏家所追捧。溢价率在100%以上的宋瓷成交价格集中在10万—50万元之间也说明藏家对于宋瓷之后的市场发展潜力持乐观态度。由此可见，宋瓷作为中国瓷器历史上的巅峰之作，其市场价值空间仍有待挖掘。
二、影响因素
1、政策抑制宋瓷“未赴沙场先损兵”
国家对于宋瓷的拍卖政策市影响宋瓷在市场上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根据中美之间的关于中国文物在美交易的协定，对于唐代以前的瓷器（含唐代）如果没有2000年以前的报关记录和交易记录的话，那么在美国的拍卖行是不能够上拍的，但是宋瓷不在此范围中，所以在美国宋瓷是可以交易的。在这一点上，欧洲和美国对于宋瓷的上拍政策基本相同。，这种政策极大的抑制了宋瓷的走私、出口和流通量。由此可见，国外对于宋瓷的拍卖政策是比较开放的。
在国内，拍卖行对于高古瓷包括宋瓷在内，如果没有明确的传承记录，则是禁止交易的。这一点相比国外的要严格的多。国外对于中国高古瓷拍卖政策是2000年以前到达境外的就可以交易，中国对于高古文物（包括高古瓷）一般是限定于1949年以前有展览交易记录的拍卖行才能上拍，否则一律禁止上拍。
通过国内外对于宋瓷拍卖的政策不难发现，国外对于宋瓷的拍卖政策较国内而言相对宽松。在这种宽松的政策背景下，宋瓷在国外的拍卖成交的流通量、交易总额包括单价就会比国内要高出许多。因此，大量宋瓷的藏家把目光投向国外也是情理之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外的宋瓷拍卖政策的限制，导致本来存世量就不多的宋瓷为了一纸“身份证明”而无缘市场交易，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宋瓷“未赴沙场先损兵”。
2、关税过高业内呼吁减免
除上拍政策影响之外，艺术品进口关税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较大的艺术品交易国家，但艺术品产业的外贸依存度仅为10%，每年艺术品进口只有不到70亿元规模，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正是目前艺术品进口关税过高。
目前，艺术品和收藏品及古物同属于关税税则中的“第二十一类”。根据其规定，国内藏家或者拍卖行，如果从海外购买、征集文物，入关时需要交两种税：艺术品关税及增值税。若是从与我国签订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家进口，艺术品关税为12%，该税率在2012年下调为6%，但17%的增值税一直没变。增值税按理应该过关之后在交易环节征收，但我国目前规定在海关进行预征。如果收藏者捐献给博物馆，按理说可以冲抵税收，但是这样的先例鲜有听闻。
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包括美国、英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都采用艺术品零关税，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大陆地区还征收艺术品关税，等于是把文物艺术品向‘外’推。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人为地设置这个门槛。”
3、存世量稀少昔日盛况难以重现
宋瓷存世量稀少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熟悉宋瓷的人会发现，宋瓷在当时烧造的数量并不少，窑址更是是遍布全国。那么窑址和烧造数量都不少的宋瓷为何在今日的市场中如此稀缺？让我们翻开历史，先看看当时的繁荣景象。
宋代是传统制瓷工艺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在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6%。除了久负盛名的五大官窑外，宋代民窑系统也在整个瓷器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昔日的窑口之繁多，品类之丰富，到如今的珍品稀少，相隔近千年，这其中的沧海桑田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归结其因大约为：首先因为宋瓷大多是出土瓷器，所以大都有残缺，完整器实为罕见；其次，宋瓷以实用器居多，使用过程中易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历经千年，能流传下来的完整器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存世量和流通量对宋瓷市场的影响也极为重要。
4、审美“由奢入俭”是必然过程
宋瓷极具人文气息，简约质朴之美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追求。从地区来讲，香港、海外一直是高古瓷的重要市场。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表示：“现在许多人热衷追捧明三代、清三代的瓷器，主要是因为其简单，花纹色彩也比较艳丽。但是中国制瓷历史上真正的巅峰依旧是宋瓷。宋瓷里面包含了一些哲学的理念，这是明清瓷器所不能相比的。”瓷器研究专家、中拍协艺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幼铮先生也认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宋瓷和明清官窑瓷器的差别，就有如交响乐与流行音乐的不同，几百年过去，交响乐的知音仍然源源不断，而流行音乐会掀起一阵旋风，却很难说能坚持多久。我想，当人们的审美水平普遍提高了，会更欣赏简约的、高雅的东西，而宋瓷一直就在那里。”
从国内外的宋瓷拍卖市场表现来看，国外对待宋瓷的态度与国内也明显不同。国内外对待宋瓷态度大不相同：西方艺术市场发展得早，藏家的文化积淀比更丰厚，所以，欧美藏家更关注以宋瓷为代表的经典瓷器。事实上，他们也经历过一个“由奢入俭”的审美过程。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非常繁缛；到了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西方的艺术才从洛可可风格回归到作品的含蓄内敛和抒情性上；一路下来，形式自律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极简主义，完成了西方艺术品位的辩证回归和发展。而中国目前的财富阶层，正处在用皇室的传承、复杂的工艺、华贵的材质去炫耀财富的阶段。也许随着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和审美经验的发展，对待艺术品的态度会走向低调的奢华，对经典作品、古典作品会有更多的认同。这也是人类审美观念的一种提升和改变的必然过程。
纵观宋瓷市场发展现状，上拍政策、关税、存世量、藏家审美等方面均为宋瓷在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但通过近几年的市场表现能够发现，国内外的藏家和市场对于宋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国内买家参与度的明显提升给宋瓷市场带来了一股强有力的支撑力量。而精品宋瓷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十分能说明“宋瓷无疑是日后不可忽略的一个市场热点”。
北宋汝窑官窑瓷器如何鉴别
汝窑发源于北宋晚期，仍然以北方窑的青瓷系列。汝窑是在北宋徽宗时期烧制的，之前是定窑为北宋官窑，由于宋徽宗信奉道教，道教崇尚青色，所以以汝窑取代定窑官窑的位置，随着北宋末年战乱的，导致汝窑和定窑烧造工艺都失传了，留下的传世汝官窑瓷器也就100来件。
汝窑瓷器在宋徽宗时期成为北宋宫廷里的御用瓷器，也被称为“汝官瓷”。汝窑因产于河南汝州而得名，位居“汝、官、哥、均、定”五大名窑之首，素来享有“汝窑为魁”的美誉。金兵入主中原后，北宋王朝覆灭，汝州当地的窑口也因为战乱而纷纷消亡。仅仅存在二十多年，后来汝窑窑址发现于今今河南宝丰清凉寺，但是跟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汝瓷都不一样，所以汝官窑瓷器真正窑址可能在汴梁皇宫里烧造，由于黄河改道，汴梁京城埋于地下，可能汝窑必成千古之谜了。
北宋汝窑瓷器如何鉴别鉴别北宋汝窑瓷器，要掌握汝窑瓷器的时代特征，从釉色、开片、瓷器底足来鉴别正品汝窑瓷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汝窑：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
1.汝窑官窑瓷器的天青釉色偏清白，不是真正的天青色，宋代汝窑青瓷尽管在色调上深浅不一，但都离不开“淡天青”这个基本色调。宋徽宗用“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形容汝瓷釉色之美；
2.汝窑官窑瓷器使用的是玛瑙釉，釉色温润典雅，能随光线的强弱变幻出不同的色泽，天青为贵，粉青为尚；
3.汝窑瓷器采用的是裹足支烧的工艺，这就在圆器的外底留下支烧的痕迹，形如芝麻粒大小，被称作“芝麻挣钉”。芝麻挣钉有三支钉烧和五支钉烧，北宋汝窑瓷器以三支钉烧居多；
4.北宋汝窑瓷器表面分布着类似蝉翼、蟹爪和鱼鳞形状的开片冰裂纹；5.汝窑官窑瓷器为香灰色胎，胎质细腻。瓷器底部为满釉。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宋代官窑瓷器崇尚简约之美，崇尚单色釉，无论是北宋早期的定窑白瓷，还是北宋末年的天青色的汝官窑都是单色釉，汝窑宫中禁烧，可见汝窑瓷器在北宋都是非常少见，只有宫廷中使用，到了南宋汝窑瓷器出现在民窑中了，但是仍然体现了宋人的审美。南宋瓷器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南宋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大英博物馆：雍正瓷器集中国古代色釉瓷器之大成，是瓷器历史上最巅峰的存在
清雍正 青花喜上眉梢图抱月瓶
本品直口，细颈，扁圆腹，椭圆形圈足，颈肩处饰如意形双耳，与肩相连。藏品，征集：17-666，107-147，通体青花为饰，口沿外饰双弦纹，颈及胫部分绘竹叶纹相对应，瓶腹一面绘鹊鸲栖于盛放的梅花枝头，另一面则饰白头翁鸟栖息于盛放的杏花，前后腹均衬以翠竹。一只仰视其上，一只低头俯视，绘画生动，寓意吉祥。树底生矮竹几丛，枝叶以双钩笔法勾勒，密而有序，极尽工巧。花瓣轻透、娇嫩欲滴，繁盛中更显雅致，呈现一派春光明媚景象。腹上下以缠枝花一周做边饰，青花发色清丽，浓淡有致，画工生动细腻。
器型、纹饰风格上均为仿明永乐式样，是雍正仿永乐青花瓷器的佳作。雍正青花选料精细，工艺严格，「参古今之式，汇以新意，备储巧妙」，成就非凡，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永宣青花的「苍妍雄浑」之品格最得雍正青睐，此器著意不落款，以追求永宣青花之特点，由此可彰显其乃甚可媲美前代之佳作。
据《清档》记载，雍正帝曾不止一次遣送清宫所藏瓷珍至景德镇以资效仿，为了达到与永乐本朝一致，通常无款，而后乾隆时期，产量剧增，且其器皆落乾隆本朝款识。
清雍正 仿哥釉饕餮纹贯耳方壶
本品唇口、束颈、垂腹、高圈足，颈两侧对称置长方形贯耳。器身内外和足内均施仿哥釉，釉层较厚，釉面满布黑色开片纹，足端施黑色釉，以摹「紫口铁足」之貌。双耳处一周雕刻仿青铜器饕餮纹，并施深棕色釉，其下出一周凸弦纹。足圈外撇，足底规整，施黑色釉。外底施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
雍正一朝瓷艺精进，御窑厂集历代名品之大成，所出之仿古颜色釉，斑斓多彩，成就空前绝后，这一切与胤禛的喜好情趣密切攸关，其对宋器的钟情源于独特的传统文人情怀，以宋人审美为自身品味追求的典范。因自身特有的际遇铸就出高雅而恬淡的艺术品味。雍正皇帝在摹古之中深深融入自身的审美要求与对古物本身的理解，所得摹作乃经其亲自化裁而成，自然流露出浓厚的赵宋遗韵。胤禛的感悟和追求最终得以实现有赖于当时唐英榷陶下的御窑厂。彼时唐英秉承圣旨悉心烧造，尤其在仿古方面，超越前代，独步一时。他按照胤禛发来内府典藏的宋官旧物，对照临摹，以求胎釉、气韵之一致。其中对哥窑之摹造尤为精绝，颇为胤禛所钟情。
清雍正 青花缠枝花卉纹大天球瓶
拍品长颈，丰肩，球形腹，下承浅圈足。纹饰自上而下分三个层次，密而不乱。口沿绘海水纹一周，颈部及腹部以缠枝莲纹为主体纹饰，肩部饰清雍乾特有的巴洛克风格卷草纹，近底足处绘变形莲瓣纹，疏密相间，层次分明。青花发色鲜艳明快，点涂一法运用极为娴熟有致。
清代雍正乾隆都热衷摹古创新，各类仿古瓷器迭出，其中天球瓶作为经典的永宣器类得到广泛的摹制和创新，成为宫廷陈设用瓷。
清雍正 洋彩镂雕团龙捧寿纹塔式笔筒
笔筒为六方形，类塔式，口沿方折，六棱施仿木纹釉，六面青白釉镂雕蟠螭纹；器身外壁六面开光以洋彩绘六条五爪团龙，颜色各异，于祥云间驰骋穿行，龙爪间捧「寿」字，寓意祥瑞福寿。开光外于锦地之上饰蟠螭、花卉、寿字纹；下承六方镂雕底座，装饰手法与口沿如出一辙。器内施白釉，造型典雅大方，存世量少，是为文房陈设上品。底落六字三行青花篆书「大清雍正年制」款，工整大方。
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的最直接影响莫过于当时宫廷文化对西洋元素的吸纳和运用，康雍干三朝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风深刻地影响清宫，从而开启了清宫西洋风的盛行。本品在造型上亦借鉴和运用欧洲多重棱角外观与对称设计，无不彰显出浓厚的欧洲巴洛克建筑艺术风格，也与当时宫中来自西洋国家贡品——西洋座钟和音乐盒的周边装饰相似。
雍正朝洋彩瓷器存世数量极为稀少，本品即为一例，代表了清宫制瓷技艺的极高水准。作为方器，其成型难度较大，景德镇称此类器物为「镶器」，不能拉坯，只能拼合而成，烧造当中极易疵裂变形，因此力求造型周正，实为百里挑一；另外，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陶冶图说》第十七编「圆琢洋采」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
此件笔筒口沿及底座所施仿木纹釉独特别致，传世雍正瓷施此釉的器物大多为文房用品。雍正时期出现的仿生釉开乾隆仿生瓷之先河，其中仿木纹釉契合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为仿生釉中佼佼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墨彩山水笔筒，上下沿便以木纹釉装饰。
本品造型新奇别致，装饰妍丽繁缛，造型层次丰富，釉彩妍美多姿，相互辉映，各见其妙。
清雍正 青花矾红水波云龙纹大盘
此盘体积硕大，形制规整，折沿，浅弧腹，圈足。折沿绘青花海水纹，盘心以青花海浪纹填充，正中饰矾红正面五爪龙，鬃发成蓬，双目炯炯，龙爪锋利，于滚滚浪涛间肆意遨游，神威毕现。内外壁皆以青花绘祥云纹，各分布四龙于其间，五爪与三爪各二，其中一三爪龙为背生双翼承鱼尾之应龙。整器所绘九龙生动栩栩，身姿矫健，尽显宫廷华贵尊荣。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围青花双圈。
清廷好古，摹古之风盛行，而宣窑所出「价几与宋品矣」，如嘉靖朝谢肇浙在《五杂俎》中言：「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故宣窑瓷器素来为清宫所重，拍品即为一例证，为化裁于宣窑之青花矾红龙纹器皿而成。明代初期，青花釉里红水波云龙纹瓷器罕见，此中青、朱二色，皆为釉下彩，凡釉里红更难烧成，而釉上矾红彩则较易把握，遂宣德一朝，青花龙矾红彩水波纹瓷器成功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