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瓮。
摘要：日本瓷器“击瓮图”，作为中国题材先后被日本、德国、荷兰和英国仿制、演绎。本文通过对四件瓷器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陶瓷文化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成果的多样性。关键词：外销瓷陶瓷文化交流日本瓷器
小儿击瓮图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随之而来的迁界禁海政策的打击，中国外销瓷在世界陶瓷贸易中缺位了数十年之久。日本陶瓷乘虚占领了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日益繁荣的欧洲陶瓷市场。这一时期，一种绘有中国司马光砸缸故事图案的日本柿右卫门风格瓷器作品远销欧洲，德国、荷兰、英国都曾仿制。通过四件不同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陶瓷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与嬗变。
一、一知半解的创作
据西方学者考证[1]，17世纪后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以“ShibaOnkō”为名在日本广为流行，因此日本陶工将这一故事绘制在瓷器上。从一小儿在水缸中作挣扎状，同时水缸底部破裂水流出看，笔者认为画面确实描绘的是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但这一画面很可能是日本陶工在对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一知半解中，自行加工甚至是自行创作的。
笔者得出这一结论原因有三：
首先，击瓮图虽然早有流传，但在国内陶瓷上极为罕见。据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载：“温公童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坠水内，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2]《冷斋夜话》成书于十二世纪初，可知这一时期击瓮图就已经在国内广为流传。不过，国内著录中相关题材很少且多为清末民国时期作品，清中期及以前仅见一件[3]，时代上比日本这件要晚，且画面构图完全不同。
其次，画面构图有不合理处，且画中大量元素异于中国。在日本陶工创作的画面中的两个小儿比瓮高出一倍有余，这一身高比例下司马光完全没有必要击瓮救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幅作品右侧的人物解释为孩童已经脱险后赶来的成人，陶工使用了古代常见的放大主角的方法将司马光画得比较大。但众所周知，司马光砸缸这一故事中最重要的场景是“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由穴迸，而儿得不死”，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陶工都选择了这一场景进行创作。
而日本陶工所绘制的画面只在形态上大致表现了司马光砸缸的事实，却完全表现不出击瓮救人的戏剧张力。同时“击瓮图”将“庭有大瓮”的瓮画成一只盘口大罐的样式，这不符合中国园林的摆设。竹子、竹叶的绘制也完全不是中国风格。所以日本陶工即使不是自行创作了这一图案，也曾在仿制过程中对于中国原型进行了深度加工。
最后，如果没有中国陶瓷作为模仿对象，十八世纪初的日本陶工很难直接接触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日本陶工通过中国画集、画谱模仿并创作了大量中国题材的作品。但正如我国学者研究：当时从中国进口的书籍在日本价格高昂，如一本1804年《苏州府志》进口价折合1.09石大米，一本《广东通志》进口价相当于2石大米，而通过书店销售时价格一般则是入境价的2～5倍，高者甚至达10余倍。[4]这一价格远非陶瓷作坊可以承受。因此熊寰先生认为“中国画谱显然影响到了日本瓷器装饰的母题和风格，但若如日本学者般认定两者间存在直接联系、日本瓷器以中国画谱为摹本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目前的证据和条件下，还为时尚早……”[5]。笔者认为这更可能是日本陶工间接接触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即陶工通过江户时期蓬勃发展的讲谈、落语等民间曲艺活动，了解到这个故事，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这一融合中日两国因素的作品。
总之，不论日本陶工是模仿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的中国陶瓷，还是根据对故事理解自行创作，击瓮图八角盘都是一件融合中日两国装饰元素，具有典型柿右卫门风格但未能很好把握故事内涵的陶瓷作品。
二、关于“东印度”的想象
在确定了击瓮图图案中的日本因素后，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判断：不论中国陶瓷中是否存在击瓮图主题作品，德国迈森瓷厂的这件击瓮图八角盘是以日本作品为母本仿造的。这无疑是东方陶瓷文化在欧洲陶瓷上的体现，但考虑到时代背景，不论是迈森陶工还是他们的资助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描绘了一个中国故事，甚至不清楚他们仿制的瓷器究竟来自何方，迈森瓷厂的击瓮图八角盘只是对东方陶瓷意象的简单模仿。
迈森瓷厂于1712年率先在欧洲制造出真正的瓷器，但是这一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东方瓷器、东方文化的了解极为有限，欧洲社会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东南亚的香料和印度的纺织品统称为印度货或东印度货。迈森瓷厂的资助人奥古斯都二世在宣布成功烧制瓷器的布告中也表示：“我们的工匠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白瓷样本，有的上釉有的不上釉，证明由我们的土壤提取的材料，能够用来制造瓷器。这种瓷器的透明度及其他品质可与东印度来的瓷器媲美，所有的一切使我们相信，只要经过适当的处理，这种白色瓷器将能超过东印度的瓷器，正如红色陶器已经证实的那样，不仅在美观和品质上，而且在形状的多样化和制造大型器物如雕像、石柱和套装餐具的能力上，均已超过东印度的陶……”[6]。德累斯顿的王室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时期欧洲陶瓷文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奥古斯都二世仅仅将他的瓷器收藏分为伊万里、青花瓷、德化窑、彩瓷及颜色釉和克拉克瓷等粗糙且不合理的几类。
迈森瓷厂的这件击瓮图八角盘创作于1730年左右，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生产已经恢复并占领了东南亚市场[7]，但在欧洲市场还并未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对于国际陶瓷贸易中的后来者法、英、德等国来说，日本陶瓷已经成为他们眼中精美瓷器的典范，有着悠久制瓷历史的景德镇也不得不通过生产“中国伊万里”[8]风格的瓷器与日本竞争。
所以笔者认为迈森瓷厂仿制的击瓮图八角盘，仅仅是东方陶瓷在欧洲流行的一个偶然结果。或许画面上奇特的婴戏图案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令迈森瓷厂决定仿制这件瓷器。不过，这件击瓮图八角盘仅仅满足了奥古斯都二世关于“东印度”的想象，迈森瓷厂对东方陶瓷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三、青花的持久魅力
大约与迈森瓷厂的击瓮图八角盘同时，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工也创作了一件相同题材的作品。这件作品与另外三件差异极大，是一件酱口青花圆盘，使用了克拉克风格边饰，缸中流出的水被画成了类似云纹的形状，画面中的飞鸟变成了类似蒲公英的图案，画面右侧的竹子旁的花草似乎还要优于日本作品。如果请一位非专业人士来评论这四件作品哪个更中国化，恐怕十有八九会选择代尔夫特的这件。
代尔夫特从十七世纪初就开始生产锡釉陶器，此后不久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和中国克拉克瓷的大量运入，代尔夫特陶工也开始用锡釉陶仿制青花瓷。明清鼎革之际中国陶瓷外销的中断更刺激了代尔夫特制陶业的发展，此后随着中国外销瓷的回归，代尔夫特制陶业受到了重大打击，但以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厂（TheRoyalDutchDelftwareManufactory）为代表的一批陶瓷厂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件作品其熟练的绘制技法、多样化的中国元素应用，就是代尔夫特陶工对青花瓷的长期仿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集中反映。当然，通过两张成年人的面孔和水缸下的卷云纹，可以发现代尔夫特陶工们也没有理解击瓮图的真正含义。但这并不妨碍荷兰这件击瓮图盘成为四件作品中“最中国”的一件。
四、“井中的霍布”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加深，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对于东方陶瓷文化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地区分中国和日本陶瓷。
与此同时，在大量质优价廉的中国瓷器的冲击下，欧洲唯一与日本通商的荷兰逐步减少了对有着价格高、产量低、易破损等缺陷的日本瓷器的运销。在大约与这件瓷器同时的17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终止了与日本的官方瓷器贸易。但作为后来者，英国的瓷器买家依然希望买到各种风格的东方陶瓷，其中就包括被他们称为“OldJapan”的伊万里风格（狭义）和柿右卫门风格的日本瓷器。第四件击瓮图八角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英国切尔西瓷厂在1755年左右制造。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切尔西瓷厂的这件作品仿自哪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给出推测性意见。有学者从地理、时代接近和国际贸易关系（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可以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角度，认为这件作品是迈森瓷的仿制品，但笔者认为这件击瓮图八角盘直接仿自日本。原因有二：
一是虽然欧洲国家中只有荷兰与日本有直接贸易往来，但早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商人在东南亚从同样可以与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手中购买日本瓷器了。
二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英国在瓷器贸易中执行了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18世纪时英国规定对于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和日本瓷器征收12.5%的关税，而对德意志各邦国的瓷器则征收100%-150%的关税，同时规定进口的瓷器仅限自用不得贩卖。[9]对于法国瓷器更是明令禁止进口。因此，在英国国内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和日本瓷器比近邻德国和法国的瓷器更为常见。
从绘制技巧上看，切尔西瓷厂的这件产品要稍逊于迈森。但是不同于由奥古斯都二世提供国家财政支持的迈森瓷厂，切尔西瓷厂是由商人尼古拉斯？斯普里蒙（Nicholas?Sprimont）建立的民营瓷厂。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官窑与民窑的概念套入其中。那么接近官窑水平的民窑瓷器，所反映的不是劣质货退化，而是18世纪中期陶瓷在英国的日益普及和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
与二十年前相比，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人对于东方瓷器的工艺技术和纹饰类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他们仍然难以理解击瓮图的真正意义。通过存世的账目，我们得知这件击瓮图八角盘在当时是以“HobintheWell”即“井中的霍布”为名销售的。这一名称来源于稍早的一部名为“FloraorHobintheWell”的戏剧。[10]英国人虽然已经知道这是一件日本风格的作品，但不同的生活习惯、园林设计令他们不能理解小儿坠瓮的发生条件，所以将画面中的水缸想象成了一口井。由此可见英国人并未理解画面的文化内涵，而是选择将本国流行文化与画面内容相结合，对画面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阐释。
五、结语
通过对四件击瓮图盘生产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从画面内涵上看，只有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这一图案的意义。荷兰的作品在装饰风格和装饰元素的应用上最接近中国。德国的作品虽然比英国的更为精致，但考虑到迈森瓷厂和切尔西瓷厂的不同生产背景与接收群体，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迈森瓷厂的工艺水平高于切尔西瓷厂，更不应由此低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的陶瓷文化发展水平。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日本陶工通过瓷盘将之传播到了遥远的欧洲。此后，相似的图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被各国陶工反复仿制。但在相近的图案背后，各国陶瓷制造、消费、审美的不同背景都影响着他们对于中国陶瓷文化的吸收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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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是短暂的，能把握住成熟期是艺术家的头等大事，通常成熟的最佳年龄状态大约是四十至六十岁，或五十至七十岁，也就是二十余年的最辉煌的创造期。这个阶段艺术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已基本确立，智能、技能、体能都在最佳年龄段上，谁能把握、发挥这个优势的年龄状态，谁就拥有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大。如果超过和失去这个高峰状态，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华和雄心壮志，再也找不回流失的时空，可能成为终生的遗憾。
遗憾的失去时机是多方面的：一是真正的艺术观没有确立。缺乏对艺术的虔诚性、坚定性、献身性，见异思迁，半途而废。二是思想方法有误。学习和创作的方法犹如军事上的战机，贻误战机，战略目标则达不到，错过美好年华。艺术标准是无止境的，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奋斗一生成功者甚少，那么成功的方法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是抢占时空，因为时空对艺术家来说就是生命、就是艺术。三是缺乏艺术家的人格力量。真正的艺术家是懂得事物规律的，而陶瓷绘画艺术之规律是大器晚成、大智若愚，所以须奋斗终生不敢懈怠。通常说人品即画品，人品好才能产生人格的力量，才能把握住名利、得失、金钱与艺术的关系。在艺术人生中，只有艺术是永恒的，其他只是过眼云烟而已。
因此，成功的陶瓷艺术家必须具备大美的人格魅力，方能在艺术的实践中远见卓识，畅怀大鹏之志，奔向艺术状态的宏大战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有这些使我们可以期待，进入状态的陶瓷艺术家会沿着其思想力度的理性去自然而然地参与生活，而不仅仅是让理性躺在生活的沙滩之上。在时尚中，我们丢掉的是一种耐心，以及在耐心基础上的理解与领悟，而生活中的体验与思考，使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形式与感官的刺激，更多的是参与生活所揭示出的一种状态、态度、思考及弥而不散的状态求解。
书法在陶瓷艺术中的应用
书法艺术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从初始的应用工具渐渐的演变成了让人欣赏的艺术品，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在写一个和平的“和”字时，当众大笔一挥，这个和字的神来之笔就在于和字的第一原文出处是华夏陶瓷网笔，把一个活生生的和平鸽外形表现出来了，和字的意义更加形象化了。一副好的书法艺术品，它不仅仅是表达文字中的含义，书法家通过文字的表现，能把内心思想情感以及人生态度表现出来。
钧瓷聚宝盆
作为陶瓷艺术品，书法艺术在它身上的应用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品应当利用书法艺术开拓出新型的陶瓷艺术品，目前书法艺术都是作为画面提名、落款以及诗句的形式存在，我觉得在现有的基础上，应当开创出更高层次的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品相结合的表现行式。
我国工艺品上应用书法艺术题款盖印的传统装饰方法，自仰韶文化的象形文字至近代的五体兼备，源远流长。殷代青铜工艺和其它文物的不断发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的铭纹也大量增加，著名的“毛公鼎”铭文长达源怨苑字，其它如“散氏盘”、“大克鼎”等铭文也相当长，在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瓷器上运用书法装饰，早期以唐代长沙窑用行楷体书写诗或底款的较为多见，如春字壶等。宋瓷中以书法作装饰的也有大量遗物，如“雪月风花”瓶就是以行划体均衡地按四个方向书写在器物的肩部，既别致又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题诗作画到了清代的陶瓷制品上就更多，还有用工整的隶书或楷书把短文或诗词，用艳黑或西赤书写文章出处是华夏陶瓷网在整个器面上，用得非常大方美观。
我认为书法在陶瓷装饰上，无论采用哪些形式，必须注意不同的造型风格，不同的装饰内容，来选取不同的书体。不论写哪种书体，第一是讲究用笔，第二是讲求笔势，第三要体会 字的意趣。李可染先生认为书法有构图、线条、意态三个方面，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概括地说明了各种书体的审美要求。所谓构图，无非是要求书法结体在形式上感到力的平衡、安定，达到多样而统一的艺术效果，在陶瓷装饰中还要求适合器型。所谓线条，指的是运笔过程中笔划的粗细、长短、干湿、快慢等所表现出来的节奏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写的人在当时情况下的一定情绪。所谓意态，指书法的整章、整行或个别字，看上去给人们的一种感觉，使欣赏者因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而引起不同角度的共鸣情感。
随着瓷都景德镇进一步对外开放，脚步的加大，陶瓷文化对外交流的面也更宽广了，我们应该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让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了解瓷都景德镇，通过中国景德镇陶瓷艺术这载体，把祖国优秀的书法艺术传遍世界各地。
陶瓷艺术：陶瓷设计中传统纹饰的作用
陶瓷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至今仍然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陶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有自身的传统，并不断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图案是典型的传统陶瓷装饰文物，经过数千年的筛选、提炼，仍经久不衰，沿用至今。探究传统陶瓷装饰文物，从中借鉴高超的艺术创造规律、精美的工艺材料及绘制要求，对图案设计、图案形式美的广泛应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景德镇陶瓷缠枝莲青花瓷花瓶
陶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以纹饰装饰作为陶瓷装饰的主要方式。五千多年前的传统仰韶文化，其彩陶装饰图案已达到成熟阶段，图案略显深度抽象化，成为中国古往今来艺术作品的模板。著名的陶瓷艺术家陈复澄教授曾经在中高端论坛会上发言：“中国的陶瓷设计必然要走向创新之路，但必须坚持其民族化的特征、继承传统，缺少民族化的设计方式，无法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缺乏传统设计方案就是无根源、无生命力的设计，因此，陶瓷的原创设计方案必须将民族化始终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坚持陶瓷设计的传统性，接着，对陶瓷设计进行不断创新，给予其新型的文化底蕴。”在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新时期，各国生产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竞争对手与范围与以往也大有不同，具有民族性和原创特性的陶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焕发生机与活力。我们要坚持沿用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陶瓷设计方式和理念，以我国传统装饰文案作为设计的一大亮点，将其应用到当代陶瓷设计方案中。
1、我国传统装饰的特征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中国陶瓷传统装饰的样式各种各样，它是中华传统文化史上的奇花一朵，凝聚着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精华。而我国的传统纹样图案中也凝聚着中国文化的内容及人文精神，它是我国传统精神的精髓，也是构成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部分，映衬出人们的物质及精神需求。中国传统纹饰拥有与生俱来的艺术特征和生命力。中国纹饰有以下特点：第一，具体题材，抽象应用。纹饰中的大部分素材来自大自然或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其图案设计的造型避免具体形象的束缚，一般适从视觉波动范围，跳出平凡的樊笼，将传统艺术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二，繁简转变，乱美交集。传统装饰品的繁简特征与现代艺术特色有很大差别，但传统纹饰图案的设计方式不是简易排列、单纯重复，而是讲究纷乱的造型中所展现出的节奏和意蕴，将疏密程度、大小范围、主次分明、虚实结合、动静协调做到整体相统一，突显局部的特性，让局部变化遵循整体的特征，这就使得纹饰的层次更加清晰，内涵更加深刻。
2、当今陶瓷装饰设计对传统纹饰的借鉴
2.1 陶瓷纹样设计样式的借鉴
我国最早的陶瓷有单独、连续及相互组合等设计方式，由于陶瓷样式设计能够配合各个角度的审美和视觉，所以被广泛运用在陶瓷发展业中，而且这种样式可以展现出节奏与意蕴之美。这充分证明原始人类拥有较高的聪明才智，精通陶瓷纹样的形成方式和规律。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骨式，创造出各异的纹饰造型。中国传统陶瓷纹样的形成一般采纳“动”的方式，这样可以赋予瓷物欢快、流畅相结合的韵味。设计花纹可以采用弧线、圆点共同构成，一般以点进行具体定位，点的各个方向可以延伸出形式各异的纹样，在小范围内自由地展现各类图纹，让多样式的图案动乱结合、错杂交集、变幻无穷。
2.2 传统陶瓷纹饰制造意念的借鉴
我国陶瓷纹饰本身具有强烈与单纯相结合的特征，加上有极其朴素的展现力，给人们带来艺术美的最高境界。传统纹饰的创造过程，一般以社会生活素材为基础，但也有一些纹样附有图腾意识。不管人纹还是动植物纹，都展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发展形态，包括广泛被运用的几何样式都属于环境和生活的素材模拟。山峰的层峦叠嶂、太阳形状与照射散发、植物的生长模样、动物的活动形态等，通过人们的精心描绘，显得栩栩如生。这充分展现出在传统陶瓷装饰中，人们能够巧妙地将复杂多样的自然物的艺术美合理应用到陶瓷设计中，增强陶瓷艺术的渲染力。在当代陶艺制造过程中，我们在继承我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基础上，也需要学习与借鉴西方陶瓷设计的先进方法，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使用西方的设计模式，而是在借鉴之上再从实际活中去发现和挖掘陶瓷制造的形态美，还包括外观制造的思想观念。
3、陶瓷纹饰的设计实现创新时代的飞跃
一般情况下，陶瓷纹饰是以民族文化的构成形式、文化历史及情感变化为基础的一种艺术展现形态。它起源于传统纹样形态，已经经历原始文化及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发展历程。陶瓷纹饰的设计体现出地域文化底蕴，彰显出各个时代的文化特性。同时，陶瓷的设计方案是以纹饰的设计风格为基础。在淳朴经典的传统陶瓷设计方案中，通过展现出的那些变幻无穷，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形态经过各个朝代的发展与设计，历经数千年迈步历程仍然经久不衰，一脉相承。具体陶瓷设计方案的形成及思维方式的灵活应用，有效地展现出我国陶瓷的艺术形态美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陶瓷设计方案带给人们不同的心灵感想，同时，让环境与不同地域的文化气息相符合。
新时代的陶瓷艺术设计方案不是简易、单纯地模仿纹物形态，而应该凭借自身的美学经验，结合巧妙的设计理念再进行创作，陶瓷设计是对古人审美观念的沿用与继承。简单的设计方案是众多设计艺术种类的奠基石，也是审美观念的基础，这是不容忽视、不可跨越的。当代陶瓷设计使用的图式元素不仅使其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符合，还从内部属性上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愈加具备现代感，凸显时代精神。实践生活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任何艺术创作都与之息息相关。因此，新时代的陶瓷纹饰设计必须坚持走实际化的道路，从生活中获得创作素材。要观察和选择自然界的物种，总结和提炼出该自然物的本性及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创作的活力。
4、结语
陶瓷时代是一个经久发展的艺术时代，中国传统陶瓷纹样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本身具有生存及发展的活力和演变形态。发展成熟的陶瓷图案凭借精美的图案与巧妙的设计，再运用多样的手法、复杂的形式，无不体现出与生活的联系。当代陶瓷纹饰设计应该立足于传统的陶瓷艺术，从中借鉴意图、布划、创作思路，展开积极创作。这样既可以使新时代的陶瓷纹饰设计附加艺术韵味与中国文化特性，也可以让我国传统陶瓷艺术跻身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永葆生机与活力，让传统艺术发扬光大。
龙凤纹在陶瓷装饰中的体现
龙凤纹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的吉祥纹样，具有代表意义，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凤与龙相辅相成，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里。本文重点要谈的龙凤纹，是中华民族极喜爱且具文化寓意的典型代表图案之一。龙凤纹不仅在传统陶瓷装饰中被广泛地应用，还在现代的陶瓷装饰中受到重视。龙凤纹不仅仅是用在陶瓷装饰中，它本身还代表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寓意着吉祥安康、民族和谐的思想。
九龙壁青花瓷器餐具
一、龙凤纹的历史渊源和内涵
龙的形象出现得很早，仰韶文化中陶器上就有接近蜥蜴、壁虎状的龙纹，传说炎黄二帝所在的部落联盟即以龙为图腾，因此龙后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蚩尤率东夷与炎黄作战失败，东夷被征服，东夷族的玄鸟图腾仍流传下来，并逐步融合了其他氏族文化，演变成凤的形象。龙和凤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图腾形象代表，从有文字记载的夏、商、周几千年中国文史资料和神话传说中，远古时代民族英雄人物和天地神灵异怪很多都与龙凤图腾有着紧密的联系，龙凤图腾逐步演绎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本范畴之一。
龙凤纹样的起始可上溯到商周，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龙凤纹的产生与兴盛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龙代表阳性：天、帝、父、权利、凶悍、战斗、伟力、进取、崇高、威严、至尊，代表着中华民族坚毅刚强、发奋进取、团结融合的一面；凤代表阴性：地、后、母、幸福、仁慈、和平、智慧、谦让、优美、亲合、至贵，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灵动、宽厚仁慈、和谐善美的一面。龙凤文化互含、互补、相渗、相对、合一，刻画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龙凤纹样上，我们可以看出寄寓了中华民族自帝王将相到市井百姓、农家小院全部的人生理想。
龙和凤以其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被大量的使用在陶瓷装饰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寓意吉祥又有精神涵养的装饰纹样。
二、龙凤纹图案在陶瓷装饰中的体现
1、民族寓意的体现
龙凤是中华民族的吉祥灵物。龙凤从起源时起，就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而这种包容精神，又与奋进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凤舞苍穹，也给人以乐观进取的精神鼓舞。
而后龙凤形象越来越多出现在瓷器身上。明清两代瓷器上的龙凤图案，多以云纹、海水相陪衬，通常称之为海水云龙凤纹，龙凤翱翔于云海之间，象征着封建帝王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威严气势。如所示，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龙凤呈祥纹小棒槌瓶，龙凤相交之间采用云海相衬，正是为了显示其威武磅礴，不可一世的气息。帝王之象征也反应着民族的审美趋势，虽然其后龙凤纹多出现于有关于宫廷的一些御用陶瓷制品上，直接反应的是封建帝王希望自己统治久长的愿望，但是也另外印证着民族自强、锐意进取的精神也在深深影响着历代帝王。
在中国历史上，最能体现龙凤文化包容与奋进精神的是古代长安（今西安市）所承载的汉唐文化。汉代思想上对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等兼容并包，正是龙凤文化奋进精神的体现。唐代文明高度发达，对待外来文化采取兼容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龙和凤是中华民族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纹样，积淀了中华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与精神。龙凤图案是以象征和寓意来实现其价值的，龙凤纹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在陶瓷装饰中尤为表现突出，形成了画中有意，意传吉祥的普遍现象，中国汉民族文化推崇寓意和象征。因此，龙凤纹图案在传统的陶艺装饰中甚为普遍。最早在东周时期，作为吉祥的青龙至汉代已成为四神兽之首被装饰在玉佩上，象征四方顺达吉祥。
2、造型寓意的体现
龙凤纹不仅在普通的陶瓷器具上广泛被应用，一些造型独特的又同样具有装饰风格的陶瓷制品也同样应用着龙凤纹。
如所示，这是在上海博物馆陶瓷陈列室里的一件器型硕大、饱满的荷叶盖龙凤纹瓷罐。水灵鲜嫩，素净典雅，在柔和的射灯光影下显得格外惹眼。这正是元龙泉中少见的大器，因此采用了特殊巧妙的工艺。先用瓷土制成上鼓下收的器身，再用一件厚底盘状器从口腹中放入，将其平搁在未及地的位置上与器身的内壁黏合牢靠，形成外观浑然一体的圈足。罐上的龙凤纹采用的是贴塑工艺，是窑工待瓷罐基本做成后，再用预先雕刻成的片状龙、凤、云等图案乘湿粘贴到器表相应的位置上的，然后一起上釉，经高温一次烧成。
如所示的青花龙凤盘，青花色泽圆润，布色均匀，龙凤造型栩栩如生，形似龙凤周转于宇宙万物间，既寓意着阴阳调和、两仪互补的儒道思想，更是古代先民期颐季节风调雨顺、可以使得今年丰收无虞的期盼。这正是为什么龙凤纹陶瓷制品越来越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有着吉祥安康的寓意，才会受到如此多人们的喜爱。
3、和谐思想的体现
龙凤纹图案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寓意丰富的精神内涵被现代社会城市里生存的人们所喜爱。大量的龙凤纹图案装饰陶艺的产生，不仅推动了陶艺装饰本身的进步，而且使得陶艺装饰的文化内涵更加的浓厚，使得陶艺装饰不单是美化陶瓷产品的附属存在，更是其产品价值的体现。相对的，也突出了人们的个性思维，表现了现代人彰显独立的时代气息。
龙凤文化不仅有包容与奋进的精神，而且与现阶段国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相契合。在和谐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各种要素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组成了一个大的生命共同体，包容和谐，幸福相处。“和谐”的意思就可以概括为“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在中国，龙凤的形象同“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八个字是吻合的。而“容合”与“和谐”有内在的一致性——由兼容、包容、宽容，综合、整合、化合，达到“协调舒畅，配合适当”。和谐社会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其核心则是人。只要我们这些龙凤传人能发扬龙凤的包容与奋进的精神，昂扬奋进自强不息，包容万物海纳百川，就完全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而使中华文化再度焕发出奇光异彩。
以龙凤作为创作素材，就是运用特有的民族文化，来展现当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将传统文化题材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在陶瓷装饰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龙凤纹传统装饰艺术用于现代陶瓷设计，是一种现代化的转型。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提取精华，汲取养料；如何在继承中改造，在改造中创新，在创新中脱俗；如何设计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艺术作品，是我们当代陶瓷设计人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三、龙凤纹图案在陶瓷装饰中的前景
传统陶瓷装饰艺术是中国优秀文化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陶瓷艺术装饰的传承和发展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中寻找平衡点，不放弃任何新的发展途径正是我们陶瓷艺术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龙凤纹纹样历时千年能够在陶艺装饰中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人们内心的对于生活和未来不断的美好的追求。虽然起起伏伏，但是它的本性决定了人们必定还是喜爱这种装饰风格的。如今在景德镇的很多陶瓷市场里面，以龙凤纹作为创作题材的仍旧比比皆是，龙凤纹的寓意、传说因为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里，它历经千年仍然对我们现代国人产生巨大影响，这样的装饰题材和创作主题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被人们渐渐遗忘，甚至在如今现代科技眼花缭乱的时代里，各种文化现象犹如井喷式爆发，这种历久弥新的传统龙凤纹更显示出它别样的魅力。因此，龙凤纹图案在今后的陶艺装饰发展中也必定是更加兴盛，更加地走进这一现代的市场大潮之中。
陶瓷艺术中的山水画创作
谈起陶瓷装饰艺术山水绘画的发展历程，就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画对瓷上国画的影响。山水图案追述到遥远的年代只存在于帝王的冕服或玉器的气纹上，属于工艺美术的范围。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又被人们用在背景图像中，不能称之为山水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形象才由背景变为主体，以一种独立的画种出现在中国画坛。因此山水画自古以来就是主要而喜闻乐见的创作画卷。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历来号称“唐画之祖”，其实，也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山水画之祖”。《游春图》反映了中国隋唐时期山水画的风格和水平，是山水画由萌芽趋于成熟的里程碑，开启了“青绿山水”画派的新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开始独立发展，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可以说是山水画论的开端。他提出自然山水形象能给人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还认为自然山川的“万趣”应于目而会于心，观画时“目亦同应，心亦俱会”的“畅神”说。他还论述了有关景物远近与视觉关系的透视学原理，提到了山水画的一些具体表现技法。是当时山水画表现技法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理论总结。王微同宗炳一样，强调主客体的融合，自然与精神的合一。他的《叙画》阐明了山水画写生的方法，主张提炼概括表现景物的内在精神，注意季节的区别和情与景的联系从而激发人们的情感与联想，使欣赏者从画面上获得对大自然的真实美感。注重人与自然的结合，在表现自然的过程中体会到山水这种无限的可能。他们的山水画理论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对后世产生持续影响。
正因为这种持续性影响，能工巧匠们就把山水图案搬到了陶瓷上了，陶瓷山水画也就孕育而生。然而陶瓷绘画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因材质的可塑性、装饰性和装饰手法的多样性，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更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它依附在陶瓷形体上，并和陶瓷造型取得和谐一致，不但显示瓷画山水的美感，而且充分显示陶瓷的材质美。青花秀丽雅致，粉彩粉润见长，并与洁白精美的瓷质相互衬托，相映成趣，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陶瓷绘画艺术搏采了纸本中国画之长，融会贯通，具有独特技法和特殊的艺术效果。因此也被人称之为“瓷上国画”。
受中国文人画的影响，清末民国初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瓷画家们，为这个时期的陶瓷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浅绛山水”和“墨彩山水”的研究创作已经很深奥了，从汪野亭的《江山胜景图》中可以看到，图中山、林、云雾结合完美、真实。山石主要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还是比较幼稚的阶段，但汪氏为发展和创新“瓷上国画”初步获得了成就，为以后陶瓷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被称之为“汪派”山水画作。而汪野亭从观察具体的自然景物，无疑是亲身感受发出的，在进行画面山水的安排取舍，云雾动态的配置，以及远、近、明暗、色彩的技法的运用完全可以称之为陶瓷浅绛山水画最初的先驱者。体现了当时人们超脱世俗，清远旷达的艺术人生。
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
汪野亭的粉彩山水别开生面，得益于艺术的创新。他率先运用“通景山水”章法装饰瓶类制品，开二十世纪初景德镇粉彩山水装饰章法的新风。所谓通景，就是将一个画面以一个完整的构图，在圆柱式的器皿上展开，让人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完美的画面。即将山水相连、境气贯通的一个整体画面，布局在各种造型的器皿上，一改以往仅一面饰画，另一面题款，或在锦地开光的斗方中作画的山水装饰故习。自然界山外有山，流水不息，意境万千，乃天设地造的四时景观。“通景”法在表现自然景观时，使观画者冥想“山水源头无觅处，游子信步山水中”的意境。汪野亭的山水画采取山水相连、云雾飘逸等巧妙的连接处理，形成360度的完整构图。
一、注重意境的营造
无论是哪种山水画派，其气韵是绘画之魂，是对作品的总体要求，是艺术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品赏陶瓷山水画的主要原则。气韵，在传统国画中，是指神气与韵味的总和。元代杨维桢指出：“故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清代唐岱谈到：“六法原以气韵为先，然有气则有韵，无气则呆板矣。”简言之，谢赫时代画家们让手下万物气韵生动的方法，我所能看到的，是借助于有变化的重复来强调物象的神态之表现。这种借助，下传一千多年间，凡能把握的必成大器，但彻底把握者并不多，然而有成就的绘画艺术家，他们对古文化研究得很透切，把握到了这些借助。更可贵的是，他在再度启动这些借助的时候，又将自己在其他画派学到的知识融入其中，从而船得风兮马得路，达到了美的境界。由此可见气韵生动成了绘画的首宗要义，成为画家在创作中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成为陶瓷山水画品赏的主要准则。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陶瓷文人们吸收借鉴中国画的绘画手法和审美观，注重意境的营造，注重情与景的关系，注重气与韵的和谐。取得了可喜成功，像“珠山八友”就是民国时期涌现出的陶瓷文人典范。他们很好地把握了“意”与“隋”，“意”与“景”的主观与客观范畴，在表现意境中达到主客观的统一，使之情景交融，气韵生动。
二、追求笔墨流畅
要创作有气势的陶瓷山水画，笔墨入手是关键。在陶瓷山水画创作过程中，笔墨流畅是鉴定山水画作品的关键。用笔、用墨、用线、用水方方面面都要恰到好处，这样画面才能显现出浓淡干湿变化。古人说得好，“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就是这个道理。笔墨是为表现对象服务的，要自然形成。在陶瓷山水画的创作中切忌只追求笔墨，而放松对自然对象的表现。笔与墨是不可分割的骨肉关系，而颜色的浓淡变化是通过运笔来达到的。因此，可以说画笔是灵魂，笔触的变化重于颜色的变化。只有颜色的变化而无笔力的变化，则陶瓷山水画显得软弱无力。在陶瓷山水画中讲究利用笔力去勾勒线条作为骨架进行造型是体现出线条的力度、质地和美感通用方法。通过不同的线条去体现笔墨的动态、势向、韵律、节奏，以写神、写性、写心、写意为目的。陶瓷山水画以线条构成，是因为用线最易捕捉物体的形象及动感，最适宜发挥毛笔、油墨与陶瓷载体的特性。可以说，线条是陶艺家独到的艺术语言，是陶瓷山水画的灵魂。用于绘画的线条是有生命力的。利用这些含情线条的渐变、排列、组合、交搭、分割、呼应，在画面上构成造型的诸多形式。抑扬顿挫、疏密粗细、快慢虚实、浓淡干湿、无不显现着陶艺家的才思、功底。笔韵是画家们追求的较高境界。笔韵是运笔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内在节律，情感起伏，通过气与力的统一变化而形成用笔的韵律感和节奏感，笔力、笔气、笔韵是有机的统一，以气统力、统韵，以韵助气、助势，三者完美地结合，方称上佳的用笔。
陶瓷山水画不仅要讲究用笔，也要讲究用墨即“青料”、“颜料”。前人就有“墨分五色”之说，意思是说墨有浓淡变化，使画面产生丰富的层次感、韵律感、节奏感。陶瓷颜料追求水墨的浓淡变化，如在新彩颜料中通过添加樟脑油的多少来稀释颜料而达到颜料浓淡的变化，在青花料中通过添加茶叶水或清水而使青花料在坯体上达到类似国画中的水墨效果。追求一种浑厚苍劲、刚健挺拔或含蓄内敛、简约空灵、飘逸洒脱韵味。
陶瓷名家手绘山水客厅装饰花瓶
三、构图、构思、布局
陶瓷山水画尤其讲究构图，云雾映入人们的眼帘，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同章法的构图。构图的多种形式以及多种提法，习惯称谓“章法”、“布局”。东晋顾恺之称之为“置陈布势”，谢赫则称之为“经营位置”。提法虽不一样，但其意相同，即将要表达的内容与形式加以组织、安排，构成一个体现个性、呈现气势、和谐统一的整体画面。一幅作品境界或高或低，或奇或特或平庸，构图至为关键。构图法则有其自身规律，最主要的规律就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凡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作品，就耐看，就有美感，就有吸引力，反之，美的因素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陶瓷山水画的构图不仅是像宣纸一样在平面构成，还要结合造型来构图，由于艺术陶瓷往往是花瓶、钵罐等立体造型较多，因此，对这类器型的构图，既要讲究装饰本身的艺术情趣，更要结合器型，在进行构图设计之前，要看看该器型适合哪种形式的装饰，该装饰哪些部位，怎样构图，使造型与装饰达到和谐统一、有机结合，构图布局同写文章一样，段落结构、组织安排，要有一个统一的构思。眼前的景物，只是一个局部，而一幅画，则应该是一个整体，应集中、提炼、概括，使之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考虑好上述因素，就可以开始创作。陶瓷山水画强调主观的加工取舍，概括集中，抓住主要的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抓住它的特点，对重点突出的形象刻画入微。陶瓷山水画不是自然描绘，应删繁就简，对不需要的旁枝末节，大胆简化，留有空白，更富有想象力。陶瓷山水画，可以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构图的来源是生活，是眼界，是修养，是格调。构图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为陶瓷山水画同中国画一样使用独特的散点透视法。用这种透视法来展现绚丽多姿的世间万物，给陶艺家带来极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不求物体具象，只求艺术构思和形象入“理”。
所谓艺术是艺术家苦练艺术眼力，做到身动、心动、手动，达到眼容心灵所感，手动随心所欲，所绘作品使人触目，独成一格。同时注重画面中形象的典型性、视觉的完整性、间架结构的灵动性、布白的含蓄性、静止与动态的相互呼应等，使得形式高度统一，布局生动完美，画意趣盎然，从而达到悠远无尽、抒情空灵的境界。
陶瓷绘画艺术中的山水画
陶瓷山水绘画艺术历史悠久。受传统的中国画影响，汲取纸上中国画之长，融会贯通，使得陶瓷山水绘画有着独特技法和特殊的艺术效果，这是先辈陶瓷艺术家们聪明智慧的结晶，是辛勤耕作努力实践的成果。随着陶瓷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发展，其技法更加充实、完善、科学，使得享誉世界的瓷画艺术有着瓷上国画之称。
景德镇名家艺术花瓶王云喜手绘山水
一、陶瓷山水绘画艺术的源泉
当你在赏析一幅陶瓷山水画时，总会有种感觉，好像是在欣赏中国画。确实如此，陶瓷山水画的问世与中国画有着不解之缘。就目前的陶瓷艺术创作而言，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涵来看，都是国画风格在陶瓷材质上的表现，也就是说以不同的材质来表现国画的技法及神韵，简而言之就是陶瓷国画艺术。尤其是陶瓷山水画的创作，国画表现技术手法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陶瓷山水画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艺术哲理和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山水画的艺术成就。
隋、唐两代中国画注重的水墨重彩、两宋的工笔极致和兼工带写意的初创、元代笔墨法山水画带来的繁荣，在明、清两代已达空前鼎盛，这一切的一切对陶瓷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说陶瓷绘画艺术是伴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而发展。例如最典型的陶瓷水墨青花艺术，一眼看去几乎与中国画的水墨画如同一辙。
水墨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特有形式，它运用单一的黑色来描绘形象，这种特殊的表现方法正影响着青花单一色调的绘画艺术。青花瓷器是我国劳动人民的重大发明，从元代开始流行。起始是白底蓝花为主要特征，后通常运用写意的手法，这种手法蕴含着浓郁的东方味、中国味，使青花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诠释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结。她是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一种用单纯色彩来表现丰富内容的艺术。虽然它们之间相像，但是两者也有着本质性的不同，雖性质不同，但融会贯通。
景德镇陶瓷名家手绘青花山水瓷板画
二、山水画的诗意美
山水画的意境美需要画家苦心营造，但这并不单纯地只是画家单方面的感受，它需要得到一种互动，即是指画家和观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山水画家通过绘画的方式“缘物寄情”，在有限的画幅空间当中去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营造出超脱世俗的氛围；让观者既能够体会画面中的景致和意境，又能够透过画面延伸出一种无限的意境，从而使观者得以涤荡胸怀，脱离一己之小我，获得精神上的升华。“诗情画意”是陶瓷山水画表现意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文入画家很注重的一个方面。绘画的诗意画是一种美学境界，而不是浅薄的画像诗，诗像画。唐代的文人画家王维，他的山水画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诗情画意的境界。宋代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近代陶瓷绘画名家“珠山八友”他们绘画的共同特点就是：每幅画面中传达出浓浓的诗意，别有一番韵外之致，画外之情，显示了一代文人绘画的境界。诗歌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使人获得联想的空间，绘画的诗意性是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给人，然后使人感受到诗一般境界的联想空间。诗歌和山水画作为独立的两种艺术形式，其相互关系是复杂的，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在一定条件下超越其表现方式的局限性，达到内在的交融和统一。珠山八友之一何许人的雪景瓷板画《寒江独钓图》题诗： “六出霏霏舞，孤舟倚石矶。浑然冷不觉，把钓独忘归。”写景写情，孤绝飘逸。整幅画以白雪皑皑为主调，画面以诗点题，主题明确，营造出雄浑稳重，磅礴大气的意境。汪野亭的粉彩瓷板画《朝阳峰项散明霞》尺幅千里，烟云满纸，题诗： “东风先已到农家，携杖闲行玩物华。桃李满林云满谷，朝阳峰项散明霞。”别具怀抱，余味无穷。八友们都善吟咏，时有佳篇，常常用诗句描写画中之景，画外之意，抒写自己的情愫，做到诗、书、画、印相辅相成，把瓷画艺术提高到笔墨形式展现之外的高度，独显诗意美。
三、山水画的特性
陶瓷山水画的特殊性是创造形神交融、天人合一的意境，既不但表现丰富多彩的自然景物，且往往由有限的取景来表现对整个宇宙自然的由表及里的认识，或于山水之中寄托对于国土家园的感情，因而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社会审美意识，也可以说从侧面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在形象描绘上，山水画的特点为重宏观、重整体的把握，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例如山水画表现的景物比较大，相对说，透视关系不能大。你要画泰山，但你近处有一棵小树，按透视来看，它可能比泰山还要高，这怎能表现出泰山的雄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常常在一些拙劣的风景照片中看见这样的构图。所以画大场面时要把透视关系缩至最小，最好把中景作为近景，这样近大远小差别就会减少。对于物象的组织构造，则创造了独特的程式化表现方法，但并非机械照搬，而是灵活地用高度提炼的结构程式来表现物象。在空间的处理方法上，提出高远、平远、深远、阔远等概念，并巧妙加以融合运用。
构图上，则较人物画、花鸟画更重“势”与“开合起伏”的表达。“势”为具体形象间的联系，而“开合起伏”为这种联系中的节奏变化。这表现了山水画中在静态的画面和形象组合中对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的一种运动的、全面的观察与表现观念。山水画的笔墨技法。较人物、花鸟画丰富多变，各种皴法和点苔法为笔法之要素；而墨法则有“染”、“擦”、“破墨”、“积墨”等种种手段，笔墨交融，有力地影响了其表达感情、状物写意的功能。
山水画特性的结构同写文章一样，段落结构，组织安排，要有一个统一的构思。眼前的景物，只是一个局部，而一幅画，则应该是一个整体，是集中、提炼、概括而来的。好比布阵，是将自然的素材，经过艺术加工，使之有条理，在画面上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
陶瓷山水画的艺术特性与其它绘画艺术一样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是相互影响和借鉴，在思想上体现时代精神，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成为陶冶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艺术品，成为建设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彩瓷艺术。作为工艺美术创作人员必须不断提高社会职责感与艺术修养，必须坚持深入实际，多写生、勤速写、苦练艺术眼力，做到身动、心动、手动，达到眼容心灵所感，手动随心所欲，所画景物形象使人触目，独成一格。
陶瓷山水绘画艺术它是多方面学问的综合，因此作为绘画者还需多读古人画论，看古今作品。除了山的脉络之外，平地横坡、林木、水流、村舍等都要顺势自然。“理路之清，由近低而高远。景色之备，从淡简而绸寥。……目中有山，始可作树；意中有水，方许作山……”， “路有出入，水有来源。”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你才能练就绘画之功，创作的作品才会“有滋有味”。
景德镇陶瓷中的“扒花”
景德镇陶瓷做工精美，深受国内外的喜爱，而在景德镇陶瓷中有一种工艺，我们称其为“扒花”，“扒花”属于粉彩艺术中的一种装饰形式，工艺最为精、细。该技法是在保留传统粉彩装饰技法的基础上，先在白胎上均匀施一层色料，如红、黄、紫、胭脂红等，再在色料上用一种状如锈花针的工具拔划出细的凤尾草纹后，在色釉底上锥刻花鸟、山水等图饰或开光图饰，再加绘粉彩花卉纹。除运用了勾线、平填等技艺以外，其制作工序还包括制坯、素烧、喷釉、轧道，之后还要经过二次高温烧成，再贴纸、勾线、绘画，按照作者的设计要求刻划出底子纹样后在其上施以不同的色釉。“扒花”包括制坯、素烧、喷釉、轧道、填色、写字、底款等20多道工序，其成本比起普通粉彩瓷的成本高出2/3，不愧有“锦上添花”的美誉。
景德镇“扒花”又叫粉彩轧道，就是把粉彩和轧道的工艺有机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扒花”是出现于乾隆时期的一种陶瓷装饰技术。在高温烧制的白瓷上，用粉彩满绘，再用针装工具细细地刻画纹饰，然后再进行低温烧制。“扒花”的扒，就是在釉彩上做精细地刻画。这一个“扒”字，仿佛让我们看到扒花匠师凝神静气，手中稳稳拿住扒花针，眼睛紧紧盯住器物，一针一针，认真创作的工作场景。这种装饰方法一般都是满装饰，纹饰细小。对匠人而言，是一种重复、枯燥、细致的苦活，既费眼费神，又须全神贯注，心手相应，一丝不乱。一个细小的失误，就有可能破坏整件器物的美观。比如哪一针稍重，有可能在烧制后，造成局部的小片釉彩剥落。对于“扒花”工艺而言，这意味着全部的失败。
一般而言，“扒花”是刻画单一的连续纹饰，最常见的是卷草纹、金钱纹、锦地纹等。“扒花”的花，指的就是这个。如果要刻画不连续的画面，比如在锦地纹中夹以龙纹凤纹乃至花鸟鱼虫，难度就更大。这种装饰手法，在单一的色釉上，远看并不显著，近赏方能细细品玩，体现出一种含蓄的意韵，不禁令人赞叹能工巧匠的技艺精湛和陶瓷艺术的魅力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