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延伸阅读
中国陶瓷对世界制瓷技术和工艺的影响
自古以来的海上贸易、出口和赏赐的物品主要有纺织品和陶瓷，因而许多学者把这条通往海外贸易的航道称之为海上 “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自唐以来，丝绸的出口量虽然没有减少，但“陶瓷器”则显得越来越多，而且对欧美各国的瓷器工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发明陶瓷的历史要比欧洲早1 700多年。
在18世纪，欧洲人仍然在苦苦地寻觅着瓷器制造的秘密，诚如英国人简·迪维斯在其所著《欧洲瓷器史》一书中所言：“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便已破译了这个秘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其远航归国之后写作于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向欧洲人展现了一个瓷器发明之国——中国的迷人面貌，此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及其制作方法。自从马可，波罗带来最早的关于中国瓷器制造的实用资料以后，人们显然认为，瓷器同样是用制造其他陶瓷材料的原料及其技术来制作的。马可·波罗的记载，对欧洲人制造瓷器具有启发作用。
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真正制品的出现，是1712年来景德镇并在此生活了七年之久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将景德镇制胎、施釉、烧成的技艺传递给欧洲之后，才启迪了那时正在茫然中探索着的欧洲人并使他们豁然开朗，简，迪维斯在他的《欧洲瓷器史·试图揭开瓷器制作之秘》一章中坦诚道：“从中国本身的情报，其中包括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佩雷，佛郎哥，泽维尔，昂特雷科莱于1712年寄到巴黎的来信，鼓舞了从事这项试验的人，这位牧师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镇工厂瓷器的制作。”
日本制瓷工业的发展与明代中期五良太浦（汉名吴祥瑞）来瓷都景德镇向中国的陶瓷技师学习五年之后返回日本（1513年）开窑烧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肥前的有田附近和奈良附近的鹿脊山开窑烧制的瓷器在展示着这一历史的风采。“奈良三彩”是中国的唐三彩传到日本后，日本匠师仿造而成的，日本陶瓷学术界称之为日本“最初真正独特风格的施釉陶器产生的划时代的事件”。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日本人加藤四郎到中国福建学习制造技术，为时约五年，归国之后在尾张濑户制造黑釉瓷器，烧制成功，后来日本人称瓷器为“濑户物”，并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
在8至9世纪，波斯陶工仿造传到波斯的唐三彩而制成华丽的“多彩釉陶器”，又名“波斯三彩”——一种在红褐色的坯体表面敷挂一层白色化妆土后，用绿釉和黄褐釉涂饰于其上，或点绘几何纹、花卉等图案，焙烧时釉色流动交融，烧成后光彩斑斓，颇似唐三彩的瓷器，后来的“波斯青花”——一种白釉蓝彩陶器，也是仿中国青花而成的。
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同样启迪、影响了非洲的陶瓷技术发展，古代埃及最大的制陶业中心，位于开罗南郊的福斯塔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块陶瓷碎片中，其中70%-80%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在输入中国唐三彩之后（公元9至10世纪），福斯塔陶工模仿唐三彩而烧出多彩纹陶器和多彩线纹陶器，中国白瓷传人后，他们仿烧出白釉陶器，11世纪后，随着中国青瓷、青白瓷（影青瓷）和青花瓷的输入，他们又仿烧出造型和纹样完全类似的瓷质仿制品。
陶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表现的内容与其发展同期相处的社会文化前景是分不开的。随着汉末期佛教文化的传人，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人们的人生观受到佛教“众生平等、精神不灭、生死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渗入，丰富了陶瓷的表现内容，先后出现的一些“陶俑如来、观音、罗汉、天王、菩萨、达摩”等陶雕作品。各类陶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也丰富多彩，如“莲花图”“宝相花”“缠枝莲图纹”等，这些陶瓷文化的发展对中国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对陶瓷文化的渗入，使陶瓷渐渐摆脱了其单一的实用性功能，而转向陈设观赏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陶瓷文化的发展。当时制作的唐三彩工艺彩陶代表了陶瓷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中国陶瓷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不仅推动了本国陶瓷制造技术的日益提高，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陶瓷制造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它们曾经征服世界——谈谈清代外销瓷
“‘中国’的英文名曰‘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作家张贤亮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古陶瓷的专家，但他对中国外销瓷的见解确是格外精辟的。
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自唐代开始输出海外，历经千年，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
瓷器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
从瓷器的物质文化层面上讲，瓷器自古就是中国人主要的饮食器具,然而在西方,瓷器的生产一直是个谜。自从中国瓷器传到海外，瓷器就一直受到各国人士的追捧，然而他们摸索了几百年也没有搞清楚，瓷器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迟至1709年前后，欧洲才刚刚烧成硬质瓷，当时中国瓷器已有1500年以上的烧造历史，是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品质最优秀的瓷器。这个时期的清代青花瓷在元、明青花瓷的基础上，不但在材料、工艺、烧造技术上取得全面进步，装饰题材也大大扩展，且画工技艺高超、线条精细、分水色阶丰富、发色艳丽，画面生动传神。正如英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一书中所说，“它们被人们认为是青花瓷成就上的顶峰”。
清代五彩瓷也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创了从画到填，全部在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完成的新工艺，代表着景德镇陶瓷五彩的最高水平和最高成就。而清代陶瓷划时代的新成就则是发明了粉彩瓷。粉彩是受西洋珐琅彩及其制作工艺的影响，改进传统的釉上彩料和画风而形成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清代粉彩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在翎毛、花卉、人物、山水纹饰上出现了光线明暗变化和阴阳向背的立体感，表现对象无不栩栩如生。
清代瓷器为适应欧美市场的需要又诞生了广彩。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来华外国商船逐渐增多，当时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码头，于是大批外商纷纷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瓷在这里与当地的铜胎画珐琅艺术相结合，融汇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现了广彩这一新的装饰形式。其特点是构图丰满、绚彩华丽、金碧辉煌。广彩既有我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可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三百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外销陶瓷的主要品种之一。
18、19世纪刚刚烧出硬质瓷的欧洲与作为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和工艺技术高度成熟，集大成时代产物的清代外销瓷相比，其间的差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清代外销瓷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征服了欧洲。
然而，清代外销瓷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美的手工业产品，中国清代外销瓷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清代外销瓷(包括明代外销瓷)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征服了世界的。
季羡林先生曾明确地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回顾世界史，欧洲从5世纪到15世纪的一千年里，即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教会扼杀人性，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否定对现世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要求信徒们拒绝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连鸟语花香都会被看做是魔鬼的诱惑。欧洲人在这种残酷、黑暗、愚昧的政治、宗教、文化压抑下煎熬了上千年，16世纪以后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17、18世纪出现了启蒙运动，欧洲才开始觉醒，经过近三百年的反复斗争，才提出了人性的解放，才承认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快乐的权利。但当时这些思想在欧洲还是新兴的思想，新兴的文化。
相比当时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是承认人性、人欲的合理性，鼓励人们积极入世，鼓励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和享受人生快乐的。这种以积极追求和享受现世幸福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中。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使西方真正发现了中国：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男女情爱，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他们可以追求白头偕老、可以追求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富贵长寿。
西传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时尚，部分地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型文化给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鲜的思想材料，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由中世纪神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蜕变的欧洲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源泉和刺激力量。
清代外销瓷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化、这一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装饰，而这些瓷绘纹样则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
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时势造英雄，是历史的机遇造就了中国清代外销瓷曾经征服世界的伟大历史功业。
均为清代外销瓷器
关于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研究
古代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古代与非洲的联系源远流长，沟通两地联系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走出去，在非洲东海岸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规模超出此前认识 研究正在逐步深化中国陶瓷约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达千余年，外销瓷成为古代中国与异域交往的重要证据。秦大树长期从事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他先后在肯尼亚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介绍说，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沿海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其年代上至唐代中后期，下至清朝晚期，“近年来水下考古不断发展，大量出水遗物表明，中国陶瓷外销到世界各地的规模远远大于人们此前的认识”。
据学者介绍，此前海上贸易沿线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由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主持、参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真正参与到古代贸易和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中来。中国考古学家不仅在中国海域开展了大量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诸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考古工作中，还在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此外，学者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过去欧洲学者发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研究，为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转换研究角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尽管非洲距离中国较远，但考古学家在非洲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数量，在环印度洋地区却是最多、最丰富的。”秦大树说道。据他介绍，许多非洲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外销瓷，例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中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并且在东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同时将其他地区遗址的资料系统地保存，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对非洲发现的中国外销瓷进行调查统计外，“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还将对海外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标本进行科技分析研究，建立中国古代外销瓷信息数据库，为今后中国外销瓷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对出土中国外销瓷开展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秦大树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宏观视角的时空框架构建”、“多重证据的海上贸易复原”和“超长时段的阶段性观察”。其研究视角在时空上非常广阔，这在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工作中并不多见。秦大树说，“通过研究，努力建立从中国外销瓷大规模输出到清代后期中国外销瓷年代发展序列，探究各时期外销瓷的特点和数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丁雨参加了几年前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参加此次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在研究中，他将尝试从非洲的视角回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包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作用，发掘更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再现贸易地位拓展研究中国视角在海外各地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外销瓷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环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证据。在这一领域主动开展深入研究，可以正确认识古代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古代外销瓷研究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不断。秦大树认为，立足于现有的考古材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新的陶瓷考古成果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中国瓷器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助于重新撰写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历史。
中国瓷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读石云涛《中国陶瓷源流及域外传播》
●全红霞
当读者读完这部书，想必对于陶瓷的英译为什么是“china”会有更好的认识。
陶器是世界上许多文明地区自发生成的，而瓷器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
瓷器的产生经历了从陶到瓷的漫长时光，原始的红陶、稚拙的灰陶、美丽的彩陶、精致的黑陶和雅净的白陶，都在为瓷器的诞生奠定基础。商代终于产生了原始瓷，东汉时期有了成熟的瓷器。从此化泥土为神奇，陶瓷在匠人巧夺天工的手艺之下，不断向人类展示其千姿百态的倩影。
瓷器首先在中国的浙江越地产生，流播全国各地，各地瓷器又产生出自己独特的工艺，这种工艺又向更广阔的地区传播，形成各个窑系；而后又越出国门，走向世界。本书为我们勾勒了这幅地图的全景，简明而扼要，清晰而生动。这就是石云涛先生最近出版的《中国陶瓷源流与域外传播》（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
这幅“地图”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内部分，一是域外部分。
中国瓷器工艺首先是在境内传播。本书的编排体例基本上以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为脉络，论述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的造型、釉彩和工艺以及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重点说明每一种工艺最初的起源地和这种工艺向其他地区的传播。隋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灿烂辉煌时期，陶瓷生产就是一个绝佳的见证，南青北白，照耀世界瓷坛千年。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孕育了八大窑系与五大名窑。元代完成全国统一，景德镇瓷器渐有压倒众芳之趋势。明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高质量彩瓷的烧制成功，是陶瓷业一项伟大成就。本书将中国历史上各种瓷器工艺的源流进行细心的描述，让人一目了然，看到中国各地瓷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陶瓷产品流播全球各地，先是精美的瓷器受到欢迎，接着是复杂的瓷艺逐渐为域外所掌握。中国瓷器和瓷艺向域外传播的路线和方式头绪纷繁，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伴随着政治斗争、商业竞争，并不容易说清楚。本书作者多年来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的叙述以历史记载与新的考古发现相结合，有点有面地勾勒出瓷器和瓷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路线图，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美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一部中国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外陶瓷交流史。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叙述通俗明白，配以作者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考察得来的文物图片，做到了图文并茂。书中有很多关于中国陶瓷影响他国的例子，例如唐代越窑青瓷名闻海外，新罗国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招聘制瓷工匠，从浙江引进先进的青瓷烧制技术；新罗时代晚期开始，朝鲜半岛就与盛产青瓷的我国五代吴越王朝有着密切联系，一直到后来的高丽时代仍然来往不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主要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及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在中国也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奈良三彩就是由在中国学习的工匠将唐三彩的一整套制作工艺发展而来。明代瓷器传播达到鼎盛，遍及亚、非、欧、美各大洲，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直到欧洲，从装饰品、陈列品扩展成为日用品，这样的影响贯彻至今。
当读者读完这部书，想必对于陶瓷的英译为什么是“china”会有更好的认识。
海归的外销瓷
“海归”外销瓷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几乎众所周知，甚而由此在17世纪引发了“东方崇拜”与“中国热”。那么，又是怎样的瓷器，一度在欧洲价抵黄金，竞相收藏呢？近日，在瓷器藏家杨小涟先生的瓷器陈列室里，这些瓷器中的“海归”令笔者叹为观止。 明崇祯时期的青花降龙伏虎罗汉筒炉是杨先生的得意收藏。筒炉颈部微束，腹部圆鼓，腹底环收，矮圈足外撇。炉体满施白釉为地，釉质细腻莹润，釉色纯净光亮。腹外以青花绘制降龙伏虎罗汉故事图，以深浅不一的青花表现出生动的景物。怪石林立，水波荡漾，林木茂密；罗汉体态飘逸，面部丰满，镇定自若，正气凛然；虎为罗汉所擒，面露怯色，畏缩惧怕。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是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有趋吉避凶、安民保宅的寓意，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
杨先生说，明代早期瓷器多较为粗糙，但到了明代晚期变得非常精细，并以崇祯为最，为康熙时的鼎盛打下了基础。这件欧洲购回的外销作品的水平跟官窑的水平不相上下。炉身外镶嵌着法国风格的铜镀金支架，这是欧洲人依据自己的需要对中国瓷器进行的一种改良。中国人比较喜欢自然淡雅，而欧洲人则追求富丽堂皇，这种金属支架对瓷器本身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装饰，使瓷器有了“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多人为了追求经济价值，将海外购回的瓷器金属支架去除掉，而杨先生则认为，这框架少说也有200年了，“应保持文物原来的样子。”
另一件雍正时期的粉彩大将军罐是杨先生在美国南部小镇的一个古董店，从一位已逾八旬的老人手中购得的，颇为珍爱。瓶身画面表现的是“太平盛世图”，有商贾，更有民情民俗与市井百态。构图看似杂乱，实际上每一幅都有主题，官员、员外、樵夫、戏婴、牧童，一组组的情节关系巧妙联接。此外大到画面结构、情节安排、人物故事、动物神情，小到人物的服饰、帽饰、道具、动作都一丝不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杨先生介绍道，由于粉彩最初成熟于清康熙年代，因而这件作品成形时尚属于粉彩的“幼年”阶段，由于工艺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较容易脱落，保存得这么完整实属不易。加之，雍正一朝11年，非常短暂，因而雍正时的瓷器非常罕见，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从未出现，只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过。”
另有嘉庆大瓶粉彩人物瓶、清中期梧桐青花壶等都精美绝伦，令人耳目一新。杨先生认为，外销瓷的生产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原材料，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要求，是中国瓷器在明代和康乾盛世制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外销青花瓷发展变化和价值
盐瓶·军持
托盘 饰以酒神巴克斯
青瓷碗 镶嵌以法国镀银附件
芥末瓶 镶嵌以荷兰包银附件
2012年4月29日，海口，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广州口岸图（清代） 水彩画（CFP供图）。
两个大杯，饰以“身材修长的美女”图案，其中之一镶嵌以荷兰包银附件
“元人崇白、波斯崇蓝”，青花瓷的发展与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未都称之为“汉族文化、西域波斯文化、蒙古文化的结晶”。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中国唐代沉船，中文意译为“黑石”号，从船只结构看应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绝大部分为长沙窑瓷器，而且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铭文”。“其中的三件青花瓷器，是目前为止可以佐证的唐代青花瓷。其纹样也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传统纹样，反倒是更具波斯风格。”广州市文物总店陶瓷专家张卫星认为。
从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开始，青花瓷有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制瓷水平时刻随着不同统治者的不同对外态度而变化。
要认识这样一个因对外贸易的变化而发展的瓷器的价值，除了梳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外，还需要看当时的雇主（中东、欧洲等地）的态度。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深圳蛇口特展厅项目主管孟露夏，她称，“用微缩的瓷器来装饰房屋模型是17世纪荷兰贵妇追逐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