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18世纪的代尔夫特蓝瓷烟土罐子，高7英寸，宽5.5英寸，估值约200美元。
1710年代前，欧洲还未制造出真正的瓷器，只能从中国进口。直至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运来了中国明朝的陶瓷器，人们喜爱它并开始争相购买，有钱人在家中陈列瓷器或陶器很快成为当时的流行时尚，于是许多西方国家开始仿制中国瓷器，由于大多数接触过中国瓷的西方人只见过外销瓷，因此外销瓷是他们仿制的样本。
当时的各国仿外销瓷都有自己的特点，质量也不错，其中仿制水平和名气都比较高的要算是荷兰代尔夫特生产的蓝白瓷器。荷兰的皇家代尔夫特蓝瓷厂创建于1653年，是当地32家17世纪的陶瓷作坊中仅存的一家，也是17世纪至今最具规模的陶瓷工厂。
刚开始想要很好地仿制外销瓷并不容易，由于在荷兰用的是红泥，很难让它看上去像外销瓷成品般白皙透明。所以在17世纪，当地的工匠先使用红泥，再覆盖上一层白色的透明表面，然后在上面涂上蓝色或其他色彩。最终代尔夫特的瓷厂不仅成功地仿制了外销瓷，还自成风格，烧制出蓝白两色的蓝瓷，因工艺精致，物美价廉，多是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受中产阶级的欢迎。
几个世纪以来，其知名度经久不衰，工厂至今仍以完全手工的方式制作瓷器，据说蓝瓷的生成是源于明朝的染蓝技术，又模仿了日本的古伊万里和柿右卫门的彩画，从而诞生出瓷器独特的精美图案，其蓝瓷一直是收藏家的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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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代尔夫特看青花瓷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世人皆知青花瓷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精品之一，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遥远的欧洲小镇，青花瓷同样家喻户晓，名扬海外。
上月，作为青花瓷爱好者，我造访了代尔夫特。这个小镇距离荷兰政府所在地海牙20公里，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广为世人所知的荷兰国宝典范——代尔夫特蓝陶（DelftBlue）就出自这里。不过话说回来，这代尔夫特蓝陶同样源自中国。
十六世纪未，荷兰海外贸易如日中天，曾叱咤风云的东印度公司就位于代尔夫特。当时，东印度公司努力扩张亚洲市场，当他们看到中国精美瓷器，便认定要引入荷兰。可是到了1647至1665年间，中国大陆内战频繁，以往供给海外的中国外销瓷一度断供。于是，代尔夫特的陶瓷业者便把握机会，开始仿造能以假乱真的中国式青花瓷，后来亦发展出独树一格的蓝陶风采。
在代尔夫特，大大小小的陶瓷销售店为数众多，精美瓷器令我爱不释手。代尔夫特还是荷兰大画家维米尔的家乡，他的名画《带珍珠耳环的女孩》以及荷兰的标志——风车，是代尔夫特蓝陶中出现最频繁的图案。在有些陶瓷店，你还可以看到匠人们在一笔一划手工绘制蓝陶。一瞬间，我有些恍惚，竟弄不清这青花瓷的祖宗到底是在景德镇还是在荷兰了。
大凡我相中的瓷器，一瞧价签立即气馁，拿起了又放下。为表“到此一游”，我给孩子挑了件最便宜的——一块手绘的带有风车图案的瓷砖，二等品售价11.5欧元，如是一等品，则卖47欧元。
青花瓷在遥远的代尔夫特得以“发扬光大”，那么来自青花瓷故乡的瓷器命运如何呢？事实上，欧洲上流社会对于收集中国青花瓷器有着持续的热情。今年七月在卢森堡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晚明、清初青花瓷器展览吸引了众多清花瓷器的爱好者前往观赏。这次展览是由索斯比拍卖行欧洲部总裁的私人收藏和一位英国贵族的私人收藏连昧展出。八月，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也在展出荷兰王国历代收集的最珍贵的青花瓷器。这两个展览我都去了，不过都不让在展馆照相，非常遗憾。
不过，以我多年“淘宝”的经历看来，尽管中国古瓷备受追捧，在佳士得、索斯比拍卖行动辄拍出成百上千万的价格，中国现代日用瓷在国际主流市场却是难觅踪迹。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纽约住了几年，在美国最大百货公司梅西找到了瓷器销售部。这里的瓷器来自世界各地，有英国、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也有美国本土的。这里的日用瓷多走精细之路，西餐具、茶具、咖啡具烧制得十分精美，拿在手中观看、把玩简直找不到一丝缺陷，价格自然也不菲。遗憾的是，我在这里找不到一件中国日用瓷。同样的，在布鲁明戴尔、博格道夫古德曼、巴恩斯纽约等以豪华、时尚着称的百货店，来自中国的日用瓷更难找到。
纽约并不是没有中国瓷器，在唐人街的“珠江百货”就能找到。但都是国内常见的“老三样”：形状不一、印花模糊的粗瓷大碗。购买者都是初到纽约、手头不宽裕的新移民。纽约市内还有一种定位低收入家庭的商店，叫“99分店”。顾名思义，其商品售价都不超过“99美分”，那里也可以找到中国生产的瓷杯。
美国主流百货商店出售的瓷器多数来自欧洲或美国本土。英国品牌的精细瓷器很受美国人喜爱，它们的设计特点是金边玫瑰花型等传统的欧洲设计图案，看上去很奢华。有些品牌也主打青花瓷，它们的青花图案据说从中国景德镇学去的。
日本瓷在美国也比较畅销，值得一提的是店主的服务很有特色。我去过的一家日本瓷器连锁店，开店的日本妇女英语说得结结巴巴，服务却无可挑剔。她耐心地给你解释各种日本瓷在不同场合的用途，比如喝汤的碗、放酱的盘。想必店主将瓷器作为文化商品来经营，才有如此热情。
现在国内上档次的百货商店都能见到来自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瓷器，外国瓷跑到瓷器的故乡来叫板、争夺中国的消费者了。而我们国内的日用瓷与进口瓷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
首先，设计上“精美上不去、朴拙不到家”。国际流行的日用瓷要么走精美之路，美轮美奂；要么走纯朴天然之路，讲究天人合一。与之相比，国产瓷往往是个“半吊子”：洋不洋、土不土，没有特色。
第二，制造上“工艺不够精，质量不够好”。举个简单例子，你买个日本碗，摸它底部是光滑如丝的。而你买个中国碗，十有八九底部粗糙不堪。就这点差别使中国瓷失去国际市场，也正在失去国内高端市场。
第三，未摆脱“锅碗瓢勺”概念。在国外商店，日用瓷不单独陈列，而与其它家具饰品一起出售。日用瓷范围也从厨房延伸到起居室、卧室、厕所和园林。在中国，好像还没有一家企业做这种一条龙服务的。
第四，营销手段落后。近年常听到去海外展卖的中国瓷器厂家流落异国他乡的消息，别说商品卖不出去，连回国的盘缠都没了着落，让人唏嘘不已。我们的瓷器厂多是个体户，缺乏大集团促销的经济实力。在国内也常看到这种情景，几个瓷器厂家合伙包一场地，在公园、展馆内出售瓷器，一阵吆喝后对观者开个天价，一个花瓶成千上万，遭众人白眼后立马降价到30-50元出售。在国内表演尚有市场，到了国外还忽悠人，又有谁吃这一套？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清代外销瓷:西方宫廷贵族收藏至爱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从康熙二十三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的画家也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依然跟随欧洲商船，飘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的语言称颂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清代外销瓷正是东西方伟大文明相汇集、相交流、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外最畅销的产品，除当时海上交通发达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餐饮器具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作为艺术品，被皇家贵族陈设在宫殿、厅堂，用来显示其高贵富有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里，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进入17世纪，欧洲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中国瓷器之风。路易十四特意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大量收购在中国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其夫人曼德侬，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他们夫妇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烧制在五彩瓷器盘上，这件瓷盘至今保留在葡萄牙。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收藏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普遍收到欧洲各国人们的喜爱。西班牙马德里城的皇宫和何郎龙茨宫，设有瓷器陈列室，国王腓力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余件。大量收藏中国瓷器成为当时英国、德国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风气，宫殿内摆满了中国陶瓷。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若珍宝，竞相购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的外销瓷。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的，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的。
晚晴至民国外销瓷收藏受关注 市场水涨船高
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内曾为外国一些大家族烧制的外销瓷，由于质量、运输、战争等原因，有很多并没有运往其定购人那里，便永远的留在了中国。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这一类藏品现在市场上有的还能见到，从被面的徽标便可识别其为哪个国家、地区、家族定烧的。当时日本的瓷器烧制工艺还远远赶不上中国，因此有很多日本的大家族也到中国来定烧正宗的瓷器。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很早便开始在中国定烧瓷器了，为其烧制之瓷器，有的细腻之精美程度甚至要超过部分官窑瓷器，因此现在外销瓷的市场价格也在一路盘升，外销瓷也渐渐的开始受到藏家的关注。
johnsonbros家族族徽作为专用印于盘上
细部采用印花工艺
日本东京某家族定制的料理餐具
日本东京某家族定制的料理餐具
现在，随着国内收藏热逐步达到了高峰，官窑瓷器对于寻常藏家，已经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因此，很多藏家将目光放到了外销瓷身上。近几年来，很多中低档的外销瓷在拍卖市场上也是“水涨船高”，如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都算不上官窑名品，但在中国嘉德第四季的拍卖会上大显身手，拍出了高价。因此，在市场上遇见图案精美、做工细致且价格合适的外销瓷器，不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它们曾经征服世界——谈谈清代外销瓷
“‘中国’的英文名曰‘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作家张贤亮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古陶瓷的专家，但他对中国外销瓷的见解确是格外精辟的。
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自唐代开始输出海外，历经千年，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
瓷器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
从瓷器的物质文化层面上讲，瓷器自古就是中国人主要的饮食器具,然而在西方,瓷器的生产一直是个谜。自从中国瓷器传到海外，瓷器就一直受到各国人士的追捧，然而他们摸索了几百年也没有搞清楚，瓷器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迟至1709年前后，欧洲才刚刚烧成硬质瓷，当时中国瓷器已有1500年以上的烧造历史，是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品质最优秀的瓷器。这个时期的清代青花瓷在元、明青花瓷的基础上，不但在材料、工艺、烧造技术上取得全面进步，装饰题材也大大扩展，且画工技艺高超、线条精细、分水色阶丰富、发色艳丽，画面生动传神。正如英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一书中所说，“它们被人们认为是青花瓷成就上的顶峰”。
清代五彩瓷也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创了从画到填，全部在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完成的新工艺，代表着景德镇陶瓷五彩的最高水平和最高成就。而清代陶瓷划时代的新成就则是发明了粉彩瓷。粉彩是受西洋珐琅彩及其制作工艺的影响，改进传统的釉上彩料和画风而形成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清代粉彩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在翎毛、花卉、人物、山水纹饰上出现了光线明暗变化和阴阳向背的立体感，表现对象无不栩栩如生。
清代瓷器为适应欧美市场的需要又诞生了广彩。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来华外国商船逐渐增多，当时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码头，于是大批外商纷纷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瓷在这里与当地的铜胎画珐琅艺术相结合，融汇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现了广彩这一新的装饰形式。其特点是构图丰满、绚彩华丽、金碧辉煌。广彩既有我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可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三百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外销陶瓷的主要品种之一。
18、19世纪刚刚烧出硬质瓷的欧洲与作为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和工艺技术高度成熟，集大成时代产物的清代外销瓷相比，其间的差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清代外销瓷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征服了欧洲。
然而，清代外销瓷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美的手工业产品，中国清代外销瓷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清代外销瓷(包括明代外销瓷)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征服了世界的。
季羡林先生曾明确地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回顾世界史，欧洲从5世纪到15世纪的一千年里，即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教会扼杀人性，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否定对现世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要求信徒们拒绝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连鸟语花香都会被看做是魔鬼的诱惑。欧洲人在这种残酷、黑暗、愚昧的政治、宗教、文化压抑下煎熬了上千年，16世纪以后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17、18世纪出现了启蒙运动，欧洲才开始觉醒，经过近三百年的反复斗争，才提出了人性的解放，才承认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快乐的权利。但当时这些思想在欧洲还是新兴的思想，新兴的文化。
相比当时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是承认人性、人欲的合理性，鼓励人们积极入世，鼓励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和享受人生快乐的。这种以积极追求和享受现世幸福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中。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使西方真正发现了中国：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男女情爱，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他们可以追求白头偕老、可以追求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富贵长寿。
西传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时尚，部分地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型文化给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鲜的思想材料，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由中世纪神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蜕变的欧洲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源泉和刺激力量。
清代外销瓷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化、这一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装饰，而这些瓷绘纹样则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
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时势造英雄，是历史的机遇造就了中国清代外销瓷曾经征服世界的伟大历史功业。
均为清代外销瓷器
关于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研究
古代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古代与非洲的联系源远流长，沟通两地联系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走出去，在非洲东海岸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规模超出此前认识 研究正在逐步深化中国陶瓷约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达千余年，外销瓷成为古代中国与异域交往的重要证据。秦大树长期从事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他先后在肯尼亚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介绍说，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沿海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其年代上至唐代中后期，下至清朝晚期，“近年来水下考古不断发展，大量出水遗物表明，中国陶瓷外销到世界各地的规模远远大于人们此前的认识”。
据学者介绍，此前海上贸易沿线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由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主持、参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真正参与到古代贸易和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中来。中国考古学家不仅在中国海域开展了大量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诸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考古工作中，还在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此外，学者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过去欧洲学者发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研究，为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转换研究角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尽管非洲距离中国较远，但考古学家在非洲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数量，在环印度洋地区却是最多、最丰富的。”秦大树说道。据他介绍，许多非洲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外销瓷，例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中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并且在东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同时将其他地区遗址的资料系统地保存，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对非洲发现的中国外销瓷进行调查统计外，“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还将对海外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标本进行科技分析研究，建立中国古代外销瓷信息数据库，为今后中国外销瓷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对出土中国外销瓷开展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秦大树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宏观视角的时空框架构建”、“多重证据的海上贸易复原”和“超长时段的阶段性观察”。其研究视角在时空上非常广阔，这在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工作中并不多见。秦大树说，“通过研究，努力建立从中国外销瓷大规模输出到清代后期中国外销瓷年代发展序列，探究各时期外销瓷的特点和数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丁雨参加了几年前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参加此次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在研究中，他将尝试从非洲的视角回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包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作用，发掘更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再现贸易地位拓展研究中国视角在海外各地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外销瓷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环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证据。在这一领域主动开展深入研究，可以正确认识古代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古代外销瓷研究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不断。秦大树认为，立足于现有的考古材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新的陶瓷考古成果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中国瓷器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助于重新撰写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