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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玉翼龙纹双耳壶鉴赏

元代青玉翼龙纹双耳壶鉴赏

古代瓷器壶 元代瓷器鉴别 古代瓷器鉴赏

2020-11-03

古代瓷器壶。

■天津 曹平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朝代,在中原传统文化和宋、辽、金文化的影响下,对传统的制玉制度和琢玉工艺十分推崇,他们仿效宋代官办玉制度,并用现有的制玉技术,设置了专门督办制玉机构。元代墓葬出土的玉器不多,以安徽安庆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和江苏无锡钱裕墓、苏州张士诚父母墓中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出土玉器种类有:带钩、带板、杯、匜、尊等。

元代器皿型玉器虽较多,但玉壶却极为罕见。天津博物馆馆藏元代翼龙纹双耳玉壶(见图),高15.5厘米,宽12.4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5.3厘米,由青玉雕琢而成。玉壶呈椭圆体,器表面有褐色斑缕。直口,壶颈的两侧有云纹半环耳,口颈部浅浮雕莲瓣和草叶纹,腹部浮雕翼龙、海水。翼龙首上有鹿形角,飘长鬣,张大口,上唇长尖而下卷,身有鳞纹和鸟形翼,舞三爪足,鱼形分支尾,尾后有火珠,龙身下有海水波涛翻卷。玉匠采用浮雕兼阴线刻技法,把翼龙卷曲飞舞的姿态、海浪翻卷的气势,琢刻得惟妙惟肖。壶身的下部雕饰莲花瓣纹,壶底部琢成椭圆圈足。

此玉壶通体琢制六层纹饰,雕缋满眼,纹饰总体布局叠罗渐递,层次分明,和元青花瓷器纹饰的结构排列相似,这是元代造型艺术形式的一大特点。此器造型端正,纹饰茂美,刀法劲放,典雅高贵,迄今尚未见到能与此相比肩作品,实属元代宫廷享用玉器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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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龙泉大盘鉴赏


此盘高7.5厘米,直径36.5厘米,圈足内底中部有釉,足墙内侧火石红一圈,梅子青釉,菱口刻缠枝牡丹花纹,完整无缺,品相一流,胎体厚重。

龙泉窑是宋代江南地区著名青瓷产地,位于浙江西南部龙泉县,涉及邻近的庆元、云和、丽水、武义、江山等县,窑系延伸到福建、浦城、松溪、漳州的平和等地。在中国陶瓷史上窑系延绵之长是少有的。该窑所产青瓷以龙泉大窑金村、溪口为上品,龙泉窑早期产品习见盘、碗、壶为主,兼烧钵罐等日用器皿。早期产品制作工整,器底修胎平滑,器物多用刻花装饰,辅以蓖点或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等纹饰。在器型装饰及釉色与越窑、瓯窑、婺州窑颇有类似之处,可以看出与上述古瓷窑有一定渊源关系,充分反映了浙江地区青瓷的时代风格与特色。北宋中期以后由于越窑、瓯窑相继没落,龙泉窑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产品种类增多 略 ,所用原料“瓷石”含有大石英和一定量的高岭石、绢云母等矿物。所以龙泉青瓷属于石英、高岭土、绢云母质瓷器。

龙泉青釉大体上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种,北宋为石灰釉,南宋为石灰碱釉,石灰釉在高温中粘度较小烧成中易于流釉,所以釉层较薄。而石灰碱釉在高温中比较粘稠,不易流釉,釉层较厚,粉青釉即属石灰碱釉,烧成器物有玉一样的效果,南宋梅子青釉是另一种成功作品,其烧成温度及玻化程度均比粉青釉高。所以说石灰碱釉的发明与运用对青瓷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改进,了解以上两种釉的性质对龙泉青瓷的鉴定是个主要方面。

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龙泉青瓷的胎骨有白与黑二种,特别是黑胎青瓷所用为“紫金土”,主产溪口窑黑胎青瓷在造型、釉色、纹片和底足的切削方面都和南宋官窑近似,俗称元官。从实践标本中可以看出,南宋官窑胎薄,而釉厚俗称如同夹心饼干,而龙泉黑胎青瓷,胎厚而釉层薄,却是两者相反,龙泉黑胎瓷胎骨为灰黑色,南宋官窑器胎骨为铁黑色,胎的色调对釉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往往在配方中掺和一定量的紫金土以降低白度,所以粉青釉胎骨为灰白色。梅子青釉胎骨为白中带灰,这也是两者不同之要点。古代龙泉窑烧成温度一般在1180 1230℃左右,梅子青釉则在1250 1280℃之间。

龙泉青瓷一直在国内外受到藏家青睐,当前,宋、元、明三代精品已罕见,价格直线上升。2006年云南秋拍一件直径48厘米的明代洪武龙泉暗刻折枝花青瓷大盘,以209万元天价成交。目前仿品充斥市场,高仿品几能乱真,上当受骗者大有人在,藏者应提高警惕。

宋代定窑白釉双耳贴像炉鉴赏


定窑佛教用的香炉很少见,贴着佛像都更少见了,宋代定窑白釉双耳贴像炉口外附有两个对称的环形耳,耳际间各附贴七尊佛像。造型秀丽,纹饰古朴。

北宋定窑白釉双耳贴像炉

北宋定窑白釉双耳贴像炉 高5.7厘米 口径8.5厘米 腹径9.2厘米胎白质细。釉匀白柔和,垂釉明显,近足部及足无釉。敛口,鼓腹下收,窄圈足。口沿附有环耳,根部贴有兽面铺首,两耳之间各贴七个佛弟子双手合十像。瓷器造型古朴庄重。

定窑白釉双耳贴像炉

北宋定窑白釉双耳贴像炉高7.1厘米 口径8.7厘米 底径5厘米,胎白质密坚致。釉白莹润。采用堆贴技法,大口短颈稍外卷,腹中部鼓起,下腹斜收为平底。

清代乾隆不同龙纹瓷器鉴赏


清代乾隆龙纹瓷器虽然少了康熙和雍正两朝的霸气,但是仍然生龙活虎,向上飞腾之状,只是到了晚期稍有老态龙钟之态,看清乾隆不同龙纹瓷器。

清乾隆 青花红彩龙纹大缸

高46 口55 底31厘米

清乾隆 青花红彩龙纹大缸宽弧口沿、腹部弧度小、收底,平底微凸呈一饼形状;胎坚细,通体施白釉,釉面光亮匀净,微发青;外壁口沿下有一行 “大清乾隆年制”楷书官窑款。口沿上用红彩描绘菊花;外腹壁则用青花结合红彩精绘五条正面、侧面龙,形态不一、雄壮威猛,在怒涛凶涌的大海上穿行于祥云之间。

龙缸装饰手法系采用青花勾勒图案轮廓再填以红彩突出主题纹饰,工艺精妙。此种器身绘制龙纹的大缸是专为宫廷使用而定制,称为龙缸。其造型庞大规整,烧制难度高,成品少。因此清末《景德镇陶歌》称咏:“龙缸有供自前朝,风火名仙为殉窑。博得一身烟共碧,至今青气总凌霄”,足见其烧制工艺的艰难。

清乾隆 青花胭脂红彩龙纹盘

高2.9 口15.5 底 9.3厘米

清乾隆 青花矾红彩九龙盘撇口、浅腹、圈足、足脊浑圆。胎细白轻薄。施白釉,盘中绘紫红彩龙纹,口沿有青花如意纹;盘外壁绘五蝠(福)衔授纹,底落青花“大清乾隆年制”篆书官窑款。

胭脂红又称金红、洋红等。是一种带紫色调的粉红色,犹如胭脂一般,故称“胭脂红”。它以金为发色剂,创烧于康熙年间,雍正、乾隆两朝较为流行,是一种名贵颜色釉。

清乾隆 青花矾红彩九龙盘

高3.8 口17.5 底11.4厘米

圆唇、浅腹、大圈足;胎细白坚致;粉白釉,釉面滋润;盘内底及口沿处各有二道青花弦纹;采用青花与矾红彩相结合装饰手法,即先用青花勾勒纹饰轮廓初烧,复以矾红彩填入龙纹二次烧成。整器可见栩栩如生之矾红彩蛟龙腾跃于波涛翻腾的青花海面上。龙头为巨角短额,长嘴闭口,龙身细长,龙脊有锯齿纹,五爪;盘外壁绘海水及九条形象各不相同的龙纹。口沿外下及圈足外分别绘钱纹及弦纹,底落 “大清乾隆年制” 青花无框篆书官窑款。

青花与红彩虽在明宣德以前已经成熟,但都是单独彩绘的品种,将这两种装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的新工艺则始见于明宣德朝。清雍正、乾隆朝则十分流行,此盘即是其中的上乘之作,应是皇帝用来喜庆祝寿的器皿。

清乾隆 青花龙纹盘

高3.4 口16.5 底9.9厘米

清乾隆 青花龙纹盘盘尖唇、撇口、圈足、足脊略尖;盘内底、口沿及圈足处各有二道青花弦纹。盘内绘青花火云立龙纹,外壁相对绘有火云游龙纹;胎质细白,胎体精细轻薄,制作规整;青花色泽淡雅沉静,纹饰清晰。底书“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款,是件乾隆官窑器。

红陶兽形壶收藏鉴赏


山东博物馆馆藏红陶兽形壶,高21.6厘米,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它是先民们盛放水或酒等液体的实用器皿。精巧的造型也是从满足这一功能出发:尾部设一筒形口,可注水;嘴巴张开,可出水;背部有抓手,便于提放;腹部鼓起,腿部粗壮,巧妙扩大了盛水容积;四足鼎立,可以放在火上加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陶兽形壶嘴部的张开角度、背部提手的设置等,已经超越了对动物具体形象的模仿,是一种出于实用性的创作了。

红陶兽形壶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典型器物之一。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先民们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农业,手工业制作也逐步分离并发展起来,陶器便是当时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手工制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1000多件精美的陶器,品种有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这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无论是原料的选择还是火候的掌握,无论器型的塑造还是图案的装饰,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发现,红陶是大汶口文化中产生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陶器,它们色泽明丽,如血灿烂,如火热烈,很符合原始人对血与火的原始崇拜,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最主要的品种。红陶的原料一般为黏土,为防止断裂从而使器物更加耐用,有时会掺入沙粒和蚌末,形成夹砂陶。红陶的烧制温度大约在900至1000℃,敞窑烧制,高温之下黏土中所含的铁元素被氧化,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还原比值低,烧成的陶器即呈现红色。在远古时代,这样的化学反应原理当不为先民们所知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正确地利用这样的规律,红陶兽形壶就是这样被烧制而成,历经6000年而完好无损。它通体遍施红色陶衣,夹砂材质,为避免沙粒和蚌末引起的粗糙,通过磨光工艺对外表进行了二次加工,整个器身显得光润亮泽。

陶瓷收藏与鉴赏:元代钧瓷小香炉


香炉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但其功用最初主要是生活起居时焚香,以修身养性,或祭祀先祖、神明。以至于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香道”。进而流传日本、朝鲜等国。至佛教传入中国,香炉自然地成为供奉佛祖的重要器物。当然,道教信徒拜神明也用香炉,都作焚香之用。

香炉种类繁多,质料也有铜、铁、锡、石、陶瓷之别。其中历代陶瓷类的香炉更是窑口众多,造型迥异,除了礼佛,祭祖,还有一些制作小巧精美的香炉,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琴旁的装点之物。如现在这样大雪纷飞的时候,有雅室一间,棱窗一扇,窗内除满壁藏书外,唯一案、一几、一炉、一琴。知交二人对弈也好,座下“谈笑有鸿儒”也罢,都是人生快事。或于青烟袅袅中,独自抚琴、读史,又是何等的清雅。胡喷与清谈,苦读与修身,其中滋味的分别似乎就在这一炉香。

这只元代的钧瓷小香炉,玲珑精致,牙白色胎上满施天蓝色釉,自然流淌的釉水微垂于底部,口沿自然窑变的绿斑,使之略显俏皮,让人爱不释手。钧瓷兴盛于宋金,中心窑厂位于河南禹州市。到了元代,各地窑厂竞相烧制。与宋代钧瓷整体釉面厚薄均匀的特征不同是,元钧釉面大多有垂釉现象,正是这种垂釉使元钧看起来显得粗狂、奔放,这只鹤壁窑的钧瓷香炉造型简洁,釉面莹润、肥厚。口径7.5cm,高5.5cm,其制作精美,釉色清新,似在等待有美人添香。

窑变双耳菊瓣尊


收藏机构: 故宫博物院

大小尺寸: 高22.3cm,口径18.2cm,足径11.6cm

生产时代: 乾隆

生产窑口或产地: 景德镇窑

品种: 颜色釉

陶瓷造型: 尊

说 明: 清乾隆

尊通体菊瓣形,口外撇,粗长颈,平肩微弧,扁圆腹,圈足外撇,颈、肩部对称置双螭耳。内施天蓝釉,外施窑变釉,除肩部有少量蓝色外,余皆为火焰红色。足内酱釉,印“大清乾隆年制” 三行六字阴文篆书款。

乾隆早期窑变釉保持着雍正时的“火焰青”特点,随后渐变为以红、蓝、月白各色交织成块状的斑片和条纹,乾隆晚期窑变釉中月白与蓝色较少,多为红色。

在清代,瓷器的制造分为圆器和琢器两大类,其中圆器指碗、盘之属,琢器则包括各种需要雕琢成形的器物。该尊虽可归入圆器一类,但其外壁呈现的菊瓣纹样则需雕琢而成,《陶冶图》“圆面积器拉坯”条记之为“圆器之制不一,其方瓣棱角者则有镶雕印销之作”,该器的菊瓣棱线正是这种工艺制成。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执壶鉴赏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最悠久的民窑窑系之一,从初唐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1400年的历史,以生活用瓷为主,比如酒壶和茶壶居多。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凤鸟纹执壶高19.1cm;口径9.3cm;底径9.8cm,

该壶喇叭口,直颈,溜肩,弓形柄,多棱短流,瓜棱形腹,平底。施青釉不及底,流下用褐绿彩绘一站立于花草旁的凤鸟。凤鸟昂首挺胸,羽翼收敛,凤尾高立,似在驻足倾听,又似在认真觅食。长沙窑的画工画风多变,画出的凤鸟亦姿态多样,有动有静。还有在器物上画出凤鸟后,在旁标注“飞凤”。而此壶画的凤鸟较为简单。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居百鸟之首,寓意祥瑞。雄为凤,雌为凰。《尔雅•释鸟》中写道:“凤,其雌皇。”西晋郭璞注曰:“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鱼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 “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从石器时代开始,凤凰纹饰(包含各种变体凤纹)便出现在各类器物上,彩陶、玉器、砖瓦、青铜器等,而作为绘画素材的大量应用,应始于唐代。长沙窑瓷器乃其中集大成者。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花鸟纹执壶

长沙窑青釉红绿彩花鸟纹执壶高17.7cm,口径9.8cm,底径10.9cm,壶喇叭口,长直颈,曲柄,多棱短流,四瓣瓜棱形深腹,平底。通体施青釉不及底,留下红绿彩绘一飞鸟飞冲入花丛状。画工抓住了鸟的画师们善于抓住这些动物们瞬间的生动之姿态,寥寥数笔,刻划形体特征、动作习性,对动物们各部分的描绘都非常准确,画出了传神之态。长沙窑壶上的这些绘画作品取材于生活,集合写实性与写意性,生动而具体,反映出唐代花鸟绘画技术的成熟。

此壶画面中的鸟及花草的轮廓表现为红彩。长沙窑的铜红彩并不多见,因为铜红彩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火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若铜在还原(即氧气供应不充分)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呈现为红彩。长沙窑的窑工尚未完全掌握这项技术,出现红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长沙窑的红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瓷器上的铜红彩。

鉴赏一件长沙窑诗文壶


众所周知,唐代诗歌以其气势的恢宏、内容的博大,声韵的优美、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在那个浪漫与辉煌的时代,诗不但可以入歌、入戏、入画,而且还被以各种工艺技法广泛地铭刻、书写在生活器皿之上。唐代湖南长沙窑生产的陶瓷器上,就常常用诗文书法来美化外表,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笔者收藏的这只青黄釉执壶就是一件极具典型性的例证。

此壶高22.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12.3厘米。主体造型为口沿向外平折;筒形颈,较粗较长,其直径和高度基本相等,约为腹部侧视最宽处的二分之一;削肩,瓜棱形腹,瓜棱因前后左右均等对称按压四条较深阴线而凸显出来;肩部有短流斜直向上伸出,短流以刀削出十棱状,上细下粗;与流对应一侧的颈中部至腹中部贴有双条形柄,柄内可容入三指受力以持壶;釉色黄中泛青,开细碎纹片,质感莹亮柔润,透明度高;平底假圈足,胎土灰白,细腻致密。壶短流下方的腹部棱面上,釉下以铁褐彩书写诗文一首:“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从诗的体裁上看,不拘泥押韵对仗,文字通俗易懂,可以说是一首五言绝句类的打油诗;从内容上看,吟咏志向,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股好男儿志在四方豪迈气势;从字体上看,楷草相间,用毛笔蘸褐彩写成,线条圆转有力,间架结构随意自然,似与不似间见有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笔法格调,也多少带出点书圣王羲之的墨色神韵。如果你整体观察一下这把壶,再连贯起来欣赏:造型饱满而古朴,诗歌简练明快,书法拙中见巧,你一定会情不自禁的感叹,这就是大唐时代浪漫而又朴实的民间艺术。你一定会为大唐时代民间艺人的自由创造力所折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把壶的形体和纹饰达到了善与美的和谐统一。言其善,是因为它腹阔能容,利于致用;言其美,是因为它沉稳中见灵动,饰诗文以抒豪情寄壮志,每用之饮,见则自勉警醒。

中国陶瓷史上,唐代湖南长沙窑瓷器釉下彩绘装饰工艺,已是先领风骚,而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更是前无古人,如果你能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这把壶,就一定能深切的感受到壶里壶外所浸透着、洋溢着、闪烁着的一千多年前泱泱大唐帝国的盛世情怀,感受到制作者对美的深刻理解和不断探索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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