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窑变釉瓷器。
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清雍正窑变仿钧螭耳盘口瓶
（一）雍正时期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
清乾隆窑变釉双卷草耳瓶
（二）乾隆时期
taoci52.com延伸阅读
浅谈清代哥窑瓷器的特点和收藏价值
清朝时期，既有这个朝代创烧的瓷器，也有仿品瓷器，其中尤以雍正时期的仿宋代五大名窑瓷器最为出名。据悉，在雍正时期，仿龙泉窑瓷器和康熙瓷器非常多，但是因为仿的太过精致，反而失去了瓷器本身应有的灵动和文雅，使其看起来格外的精致，也正因为如此，雍正时期的哥窑瓷器总带着一股糯米汁的感觉，仿品也仿造不出宋代哥窑瓷器的水渍。不过，清代哥窑瓷器也有很多不错的仿品，比如以下几种：
一、清乾隆·仿哥釉贯耳穿带方壶
2011年，这件瓷器在保利拍卖成交，最终成交价格是621万元。这是乾隆时期仿制哥窑瓷器中的一件精品，不仅造型典雅，且开片自然，给人一种高贵之气。盖茨器的圈足露胎处有黑褐色，看起来像是铁足一般，足外两侧有长方形穿孔，可以系带。虽然这种穿带并无实用性，但却保留其样式，给人以古意之感。
二、清雍正·仿哥釉贯耳瓶
2006年在国际商品拍卖中成交，最终价格是775万元。该瓷器的形状是方口、直颈，整个瓷器看起来是扁方形，肩部有贯耳作为修饰。腹部下垂，高圈足外撇，釉面细腻，釉色发青带灰，十分雅致。此瓷器的制作器型较大，端庄周正，规整不失灵性，因此非常珍贵。
三、清乾隆·仿哥釉直径扁瓶
2011年在瀚海拍卖会上成交，最终价格是775万元。盖茨器的特点是圈足、扁圆腹，长颈，直口，上面有大大小小的片纹，深的看起来像是铁丝一样，浅的则如游丝。瓷器的底部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
事实上，宋代哥窑瓷器在后世多有仿制，而不同朝代仿制的效果也是不同的，自然市场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清朝时期的国力比较繁盛，生产力和各种工艺水平也较高，因此，仿制的哥窑瓷器效果还是不错的。即使是仿品，在后世也有不错的价格表现，这也是众人对清代哥窑瓷器十分青睐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这种瓷器，很多藏家都表示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官窑出品，皆非凡品，数量少，保存完好的更好，所以，真正能收藏到的都是一些资深藏家或者是有钱企业家，普通藏家能接触的很少。如果想要欣赏，那么可以到博物馆或者是私人手中去欣赏，想要收藏的话，除非是到大型拍卖会上，普通的小拍卖会上极难看到精品。
清代哥窑瓷器精品鉴赏及价格：
1:清雍正仿哥釉五孔瓶，尺寸：高27.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RMB 11,270,000 ，成交时间：2012.05.1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2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雍正本朝。
五孔瓶器形创烧于雍正官窑，乾隆以后不见。除仿哥釉外，还见有青釉品种。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认为此种多孔器“盖其时西风渐渐输入，已与西餐桌中插花之器略有相同”。上海文物商店旧藏一件雍正朝仿官窑琮式瓶，除无五孔外，造型、尺寸、釉色、款识皆与本品相似，整体造型均为外圆内方，腹部均饰上中下三组弦线，尺寸均在27厘米左右，亦均落雍正朝篆书款，由此或可推知，此类五孔瓶很可能是由上述琮式瓶化裁而来。此瓶造型敦实沉稳，胎体厚重，上部折肩五孔的设计颇为别致，中间开一大孔，四角环绕四小孔，孔与器身相通，于稳重中透出灵动，瓶身凸出三组弦纹，令整体造型更富变化的韵律。通体施仿哥釉，釉质肥润，布满不规则细密开片，再现哥窑之釉色恬淡素净，极为古雅。底以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遍寻海内外公私收藏，暂未见与之釉色、器形完全相同者，足证此器之弥足珍罕。所见同类器亦均珍藏于顶级博物馆中，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朝冬青釉五孔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朝粉青釉五孔瓶。能现身拍卖会者更是罕少，且多有较大品相问题。雍正单色釉本为瓷中极品，仿哥釉更是难得一见。品质一流已不言而喻，所代表的美学意境、自宋到清的传承精神以及厚重的文化积淀，更无一不令人慨叹，堪为顶级藏品。
2:清雍正仿哥釉八卦龙耳抱月瓶，尺寸：高51厘米，估价：RMB 5,000,000 ~ 8,000,000，成交价： RMB 9,775,000 ，成交时间：2015.11.28，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
此件雍正仿哥釉抱月瓶，应用清中期景德镇官窑经典形制，做抱月瓶，直口短颈，口沿起唇，颈部饰单线纹，左右装饰双龙耳。腹部浑圆呈扁圆状，正背两侧纹饰相同，皆以太极阴阳图装饰于中心，四周突起八卦纹，下承方台圈足，周身施以仿哥釉色，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雍正皇帝对于服食仙药，炼丹求仙十分热衷，故而带有道家符文的器物往往为雍正皇帝所亲自使用或陈设于君王左右之用，十分珍贵。
3:清雍正仿哥釉三连口凸字扁瓶，尺寸：高52.5厘米，估价：RMB 7,000,000 ~ 10,000,000，成交价： RMB 8,970,000 ，成交时间：2018.11.19，拍卖公司：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雍正年制。
瓶口三管独立，中间较高，左右较矮，唇口，颈饰一道弦纹，颈肩相交处对称灵芝形耳，扁圆腹，圈足外撇。通体仿官釉。腹部凸起印五岳真形图，中有嵩山如卧，左上恒山如行，右上泰山如坐，左下华山如立，右下衡山如飞。足底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此器造型新颖独特，纹饰带浓厚的道教风格，甚具时代特色。雍正皇帝崇尚道教，认为“道教炼气凝神，与儒家存心养气之旨不悖”。此器上有三孔，像三座高山巍巍耸立，器腹饰五岳，寓“三山五岳 ”之意。传说“三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又称“三神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雍正帝在他父亲康熙皇帝所赐的圆明园中建修了象征道家仙山琼阁的“蓬岛琼台”、“方壶胜景”还有取仙之意的“别有洞天”、“凤麟洲”（绮春园），供奉众多神仙的寺庙建筑，更有被用来开炉炼丹的“秀清村”。早在《汉武帝内传》中已出现“五岳真形图”的记载，说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从汉代起，该图就成为中国人趋吉避凶的图形。《抱朴子》曰：凡修道之士，归隐山谷，须得五岳真形图佩之。其山中鬼魅精灵虫虎妖怪，一切毒物莫能近矣。古代道教人物以此“五岳真形符”奉为圭帛，认为其中暗藏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将此当秘籍般地修道，希望从中参悟仙家的道术，这可能也是雍正皇帝所向往的神仙世界。
4:清乾隆御窑仿哥釉汉壶尊，尺寸：高32.7厘米，估价：RMB 5,500,000 ~ 6,000,000，成交价： RMB 8,050,000 ，成交时间：2014.11.20，拍卖公司：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本尊属于乾隆仿古极轨之作，摹宋直口瓶加饰如意双耳而成。其釉汁滋润古朴，端庄典雅，静穆而高贵。器形属穿带瓶样式，由于仿自汉代铜投壶，故而亦称“汉壶尊”。此造型为雍乾年间颇受皇帝青睐的官窑花瓶样式。此尊通体施均匀的哥釉，圈足露胎饰黑褐色，仿铁足之效果。下署“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雍乾二帝仰慕古风，富于文人趣味，尤其是对宋器颇为钟情，以宋人审美为自身品味追求的标准。宋哥窑为宋器之精粹，千百年来以古朴典雅之气质折服无数钦慕者，为文人雅士首推之佳器，明张谦德《瓶花谱》中赞曰：“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故雍乾御窑对摹造哥窑瓷器尤为重视，乾隆登基之后，依然秉承前朝之传统，在摹仿宋瓷旧物之中体现出父子二人惊人相似的审美趣味，为了追求最佳的仿古效果，乾隆皇帝不惜下发内府典藏的宋官窑古物让御窑厂对照临摹。本品正是此番摹古热潮下的杰出代表，成功地以后仿之器诠释宋人崇尚一色纯净之美学理念。
5:清乾隆仿哥釉贯耳穿带方瓶，尺寸：高49.5厘米，估价：RMB 5,000,000 ~ 7,500,000，成交价： RMB 7,820,000 ，成交时间：2014.11.01，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4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本品方口，长颈，溜肩，鼓腹，长方形圈足。颈部两侧对称饰长方形穿孔。底部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配有红木座。器身通体施仿哥釉，釉质坚致细腻，釉色肥腴莹润，开片分明，金丝铁线交错，面呈灰青色。口部釉薄处微呈褐色，足际刷铁黑色釉，乃仿宋哥窑“紫口铁足”的特征。尤为注意者，明高濂《遵生八笺》载：“故官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为穿皮条，缚于几足，不令失损。”本器承袭古制，足外墙两侧正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可穿系绳带，古意盎然，与史互证，可观精微。整体造型俊秀，挺拔大方，古朴凝重，堪称乾隆官窑仿哥釉器个中翘楚，保存良好，殊世罕见。
6:清雍正哥釉纸槌瓶，尺寸：高16.5厘米，估价：RMB 4,800,000 ~ 6,800,000，成交价： RMB 7,590,000 ，成交时间：2018.07.15，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8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著录：出版
纸槌瓶瓶形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元九至十世纪。台北故宫博物院瓷器部部长蔡玫芬于1966年所著《论「定州百瓷器有芝不堪用」句的真确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一文中提出推测：纸槌瓶的原型为当时伊朗及埃及的玻璃工艺，其流行于九到十二世纪间。关于此类瓶器的用途，Stefano Carboni猜测为伊朗泥沙布林特的装油或盛酒器，而也有学者认为其与宋代宫廷使用西亚贡入蔷薇水的传统密不可分。《铁围山丛谈》记载：「政和四年……并奉承俱入内藏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于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洒着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宋史·大食传》记：「来献蔷薇水二十琉璃瓶」，玻璃纸槌瓶极有可能为诸记载中所言琉璃瓶之一。此外，北宋初年东南亚沉船出土了不少纸槌瓶残器，故猜测海运应为纸槌瓶传入东亚的管道之一。而从中国境内出土的器物可辨，玻璃纸槌瓶最晚于十一世纪初便已进入辽国境内。北宋后琉璃纸槌瓶逐渐被取型用于瓷器烧制，而以瓷器仿制玻璃器的记载可见于《新校本北史·列传》卷九十：「何稠字桂林，……善琢玉。稠年十余……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错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自此，纸槌瓶成为一种仿西亚玻璃器而来的中国器物类型。
此瓶形制、釉色均仿自宋瓷，形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极为相似，盘口，直颈，折肩，直腹下微敛，式样雅致，颇具古风。通体施仿哥釉，其上「金丝铁线」古意盎然，韵致非凡。唐英《陶成纪事碑记》中所载「一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两种。俱仿内发旧器色泽」，其中「铁骨哥釉」即为此例。不施复杂曲折的设计，简约质朴中透着「静为依归」的寂寥。底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更添意蕴。
7:清雍正仿哥釉饕餮纹贯耳方壶，尺寸：高46厘米，估价：RMB 4,800,000 ~ 6,800,000，成交价： RMB 6,210,000 ，成交时间：2018.07.15，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8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本品唇口、束颈、垂腹、高圈足，颈两侧对称置长方形贯耳。器身内外和足内均施仿哥釉，釉层较厚，釉面满布黑色开片纹，足端施黑色釉，以摹「紫口铁足」之貌。双耳处一周雕刻仿青铜器饕餮纹，并施深棕色釉，其下出一周凸弦纹。足圈外撇，足底规整，施黑色釉。外底施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雍正一朝瓷艺精进，御窑厂集历代名品之大成，所出之仿古颜色釉，斑斓多彩，成就空前绝后，这一切与胤禛的喜好情趣密切攸关，其对宋器的钟情源于独特的传统文人情怀，以宋人审美为自身品味追求的典范。因自身特有的际遇铸就出高雅而恬淡的艺术品味。雍正皇帝在摹古之中深深融入自身的审美要求与对古物本身的理解，所得摹作乃经其亲自化裁而成，自然流露出浓厚的赵宋遗韵。胤禛的感悟和追求最终得以实现有赖于当时唐英榷陶下的御窑厂。彼时唐英秉承圣旨悉心烧造，尤其在仿古方面，超越前代，独步一时。他按照胤禛发来内府典藏的宋官旧物，对照临摹，以求胎釉、气韵之一致。其中对哥窑之摹造尤为精绝，颇为胤禛所钟情。雍正十三年乙卯冬月，唐英在其研陶心得——《陶成纪事碑》中记「兹举其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罍、尊、彝，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开列于后以志大概。……一仿铁骨哥釉，有米、粉青二种，具仿内发宋器色泽。」于此将「铁骨哥釉」列于诸类仿古色釉之第二位，仅次于官釉，可见君臣二人对其重视程度之高。本品之釉色应属前述铁骨哥釉者。古拙而硬朗，双耳处一周雕刻深棕色釉仿青铜器饕餮纹饰，使得造型上起伏变化，点睛之妙。对宋哥器物的形制来源 与审美感受，明人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卷•「论官哥窑器」作如是评述：「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顿令腹饱。」胤禛深谙其妙，特别强调造型之美，追求朴拙之意。故本品釉古雅厚润，纹片舒朗自然，颇具旧迹。雍正一朝与本品相同者见故宫博物院珍藏清雍正仿哥釉贯耳穿带扁方壶高为47.5厘米，于2017年12月故宫博物院延禧宫配殿展出。并出版《哥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哥窑瓷器荟萃》2017年，页280，图137。颈部同样以深棕色釉仿青铜器饕餮纹饰装饰，工艺手法一致。细微区别在圈足外墙两侧多两个方形穿带孔。另一同饰而异形者见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仿哥釉古铜纹方尊，展于2009年台北故宫「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肩部同样以饕餮纹一周作衬。此特色为雍正高级御瓷的一贯风格，同时每一品类制作数量极为有限，甚至只有孤品一件亦不足为奇，本品亦是仿哥釉的代表作之一。其取法宋哥，古雅隽美，色古而宝光内蕴，质朴而莹润凝厚，以达气韵神髓相似之境，体现了雍正瓷器工艺绝古烁今的艺术成就。
8:清雍正仿哥釉铁锈花兽面纹狮耳方尊，尺寸：高24.3厘米，估价：RMB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RMB 5,635,000 ，成交时间：2012.09.17，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嘉德四季第三十一期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此件作品整体为方形，唇口短颈，肩腹一体，足墙外折，其造型应取法自上古青铜器，整器线条由两个折角和一段圆弧组合而成，看似简约，但实际成型难度极大，业内俗语“一方抵十圆”，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此类方器制作的艰难。尊内外壁施仿哥釉，其釉色不同于《陶成纪事碑》中所提到的米黄、粉青二色，而是传世雍正仿哥釉器物中另一种较为常见的釉色---青灰色，釉面开片大小适中，纹理和谐自然，汲取了“金丝铁线”和“百圾碎”两类传统哥釉的特色。器物足端涂有铁褐色护胎釉，以仿宋器铁足之意，这体现了雍窑瓷作注重细节的工艺特点，而这种对仿宋器物底足的处理方法也从此成为定式，流传后世。尊底心以青花书写“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识字体色泽深沉，笔画清晰而稳健。本尊最为抢眼夺目之处在于其颈部、上腹及足端装饰的三组铁锈花纹饰带，其中上下两条较窄，腹部一条最宽，三组铁锈花均以回纹为地，每组纹饰带的四面分别雕琢一组相对而视的螭龙形象，其中上腹部主题纹饰带正面双螭之间雕饰有一个蝉形兽面形象，两侧面则各凸起一个狮首衔环。整器纹饰选材也来源于上古鼎彝，所采用的刀法并不以细腻工整取胜，而是竭力突出一种古朴而稚拙的意象，从而更加接近它所追崇的母体---青铜器。从造型、工艺、纹饰题材及款识写法等特征上来分析，本件作品应是雍正六年（1728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进驻景德镇御窑厂实际主理窑务之后烧制的。如果说之前的雍正御窑瓷作还带有些许康熙遗风的话，那么自唐英主理窑务开始，御窑厂从此渐渐走出了郎窑光环的笼罩，开拓了一个属于唐英的新时代。这段时期的雍窑瓷作不仅迎合了雍正皇帝对品质、细节方面无与伦比的严格要求，而且还将他崇古兼具创新的艺术理念转化为现实。本尊所采用的铁锈花工艺正是首创于此时。这种工艺的具体做法为先于胎体之上刻划纹饰，其上仅施铁褐色，而不再上釉，成器之后，其纹饰形象、色泽甚至触感均与青铜器几无二致，可以说是以瓷仿作青铜工艺的最高峰。目前所见采用此种工艺的雍正御窑器物，几乎均为仿哥釉器，这或许正说明雍正帝本人对于这种搭配自有一份情有独钟的偏爱。除了器物本身之外，本件作品的另一个珍稀之处在于它还保存了原配底座。底座为紫檀木雕琢而成，四角分别设计为兽头形象，其间以对称螭龙各自组成一个抽象的兽面形象，底座正上方对称雕琢一组狮首衔环，其意义显然是与器物两端的衔环狮耳相呼应。从工艺、题材等特征上判断，此底座应为本尊器成之后即专门为其量身订制的，二者历经近三百年颠沛流离而未曾分开，实在是幸事中之幸事。查阅目前国内各大博物馆所发表的藏品图录及展览图录，仅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与本品完全相同的器物。值得一提的是此件故宫藏品还曾于去年参加两岸故宫博物院首次联合举办的展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这从侧面说明了此件作品在故宫所藏雍正瓷器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南京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与本品造型、尺寸、纹饰完全相同，但并未采用铁锈花技法的仿汝釉器，其纹饰凸雕于胎体，其上满覆仿汝釉。通过观察目前所见雍正朝瓷器可以发现，雍正皇帝喜好为一种器形赋予不同的装饰方法，如仿宜兴紫砂霁红、霁蓝釉菊瓣壶、仿唐三彩青花、单色釉双龙柄瓶以及十二色釉菊瓣盘等，这是雍正高级御瓷的一大特色，而具备此特色的器物烧造数量均极为有限，本品连同故宫、南博藏品即为其中一例。查阅所见拍卖资料，从未见相同器物现身，其珍罕程度绝非寻常御窑器可比，且本器保存状态完好，并带有原配底座，堪称无上珍品。
9:清乾隆仿哥釉莲瓣蒜头瓶，尺寸：高40.2厘米，估价：RMB 2,200,000 ~ 3,200,000，成交价： RMB 5,290,000 ，成交时间：2019.11.17，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9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瓶蒜头口，束颈，鼓腹，卧足，体量硕大，气势恢宏。瓶口、颈及足端饰凸莲瓣纹，与乾隆朝青花蒜头瓶饰莲瓣位置相同。瓶周身罩哥釉，开金丝铁线，古意盎然。底足一周露铁黑色胎，以仿宋器铁足之意，底心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蒜头瓶因口若蒜头而得名，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汉。宋人认为蒜头口可塞，瓶颈细长，可握持，瓶腹扁矮，可盛装，故称之为温壶，用作酒器。清代仿古之风甚盛，蒜头瓶亦在此时成为御窑的重要造型之一，烧造大盛。本品造型及装饰与常见雍正及乾隆朝蒜头瓶多有不同。常见同类作品多为唇口撇足，与汉代雏型接近。此瓶则为平口卧足，且尺寸比同类器高出许多，颇为少见。此外，本品除施哥釉装饰外，还于口颈及胫部浮雕莲瓣，这种装饰方法在单色釉蒜头瓶甚至是各类单色釉瓷器作品上都属少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与本品形制类似的雍正粉青釉蒜头瓶，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传承关系，本品之烧造年代应为乾隆初年唐英督窑时期。
清代窑变釉瓷器价值为何一路走高
窑变釉瓷器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称呼，在我国古代以往的烧造历史中，凡是开窑以后瓷器成品形成了非预期的特异形状或釉色，并且具有区别于规矩瓷的明显美感，这类瓷器都可以称之为窑变釉。也就是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将窑变釉视作一种单独的瓷器种类。
而到了清朝，瓷器匠人在钧窑烧制技艺的基础上，用景德镇颜料不断尝试、探寻窑变釉瓷器的成型因素。雍正七年，在人为配料、控火技术下的窑变釉烧造成功，这意味着窑变釉的随机性被进一步大大改善，已经能够初步为人力所掌握烧造结果。也就是在这一年，窑变釉瓷器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瓷器品种。
自此之后的雍乾两朝，窑变釉瓷器不断繁盛，达到一个鼎峰。如今收藏市场上的窑变釉瓷器，大部分都是来自清代，其次有一部分是宋元、民国时期，极少见其他朝代的。但是宋元时期毕竟没有将窑变釉瓷器列为单独的品类，很多窑口烧出窑变釉以后甚至以之为不祥之兆，故而留存数量不多，能够传世者皆为难得的珍品。近年来，清代窑变釉瓷器的拍卖价格一直走势上翘，很多藏品的拍卖价格在几十万、上百万都是很常态化的情况，不少藏品年均涨幅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或更多。
2011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出了一件高41cm的清乾隆-窑变釉蝴蝶耳尊，其主题色调呈月白色，淡雅清新，窑变色彩带水蓝、粉紫色调，光灿非凡，最终以313.6万元成交。2013年，北京保利国际又拍出一件高38cm的清雍正-窑变釉如意耳弦纹尊，其釉色斑斓无比，红紫交融于身，纵横变化，灿若晚霞，最终成交价557.75万元。
2017年，中国嘉德国际再次拍出一件雍正时期的窑变釉瓷器，这是一件窑变釉大鸠耳衔环尊，高35cm，器底落“雍正年制”四字二行篆书款，属于顶级御窑珍瓷，最终拍出了1035万余的惊人高价。一般来说，清代窑变釉瓷器价高者仍以官瓷为主，并且雍正、乾隆两朝的作品普遍高于清晚期窑变釉瓷器。民窑作品中，窑变釉瓷器价格破百万大关的较少，品相好的大多在几十万左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窑变釉收藏初入之选。
那么即使在近两年艺术品市场整体遇冷的情况下，为什么清代窑变釉瓷器的价格在大体上仍然一直走高呢？首先我们要肯定的，是清代窑变釉瓷器尤其是官窑变釉的艺术价值。清代瓷器制作本身就是我国制瓷业的一个鼎峰，尤其是清三代期间，绝美佳品数不胜数。
这些瓷器经历了清晚期的时局动荡、抗日战争的洗礼和后期大大小小很多纷乱的局面，能够流传或者回到今天的中国的拍卖市场上，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其次，比清朝更早的时期，不论是否外销，窑变釉能够留存下来的数量则更加稀少，其所占市场份额本就不大，升值空间虽然很好但是也有一定膨胀限制。
最后，清代窑变釉瓷器的制造才是真正能够通过人为配料、火控来初步掌握烧造呈成果的，这种技艺可以说是集大成之法，其研究价值巨大，是后人完全有据可依的典范，自然更深受追捧。
窑变釉瓷器足底特征
据史料记载，“瓷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能加，谓之窑变。窑变，指烧造瓷器时，在开窑后出现和预期形状或釉色不同的情况，或者传世瓷器有时发生特异的情况。窑变简单可分为变形、变色、变质等多种类型。
而“窑变釉”，顾名思义，指的是器物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釉色效果。由于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窑经氧化、还原作用，出窑后才会有超预期的意外现象。因为窑变釉的出现是偶然情况，没有固定规律，因此有俗语称“窑变无双”，来表示窑变釉的变化莫测。
后来，随着人们对窑变釉认识的逐渐深入，这种偶然产生的缺陷美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窑变釉也因其变化莫测、形态优美而被视为一种美的享受。或如灿烂的云霞，或如汹涌的波涛，或如奔腾的万马，被人们欣赏着，赞叹着。
在北宋时期出产的钧瓷，是窑变釉的典型代表。其胎体厚重，釉层肥厚，釉色属玫瑰紫、闪天青、天蓝最为珍贵。曾有诗人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的美词来赞美它的变化莫测、绚丽多姿。
到了清朝，又出现窑变红釉，它是在模仿宋代钧窑玫瑰紫彩釉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品种，它是作为一种特色品种专门生产的。特别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已经达到能人为配制釉料，自由控制火候的水平，可以说是基本掌握了窑变规律。因此，在鉴别窑变釉瓷器的方面，变得有律可循了，基本鉴别点和窑变瓷器的主要特征、时代背景差距不大，足底特征也是和各个时期的瓷器类似。
以清代窑变红釉为例，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圈足露胎处常为浑圆的“泥鳅背”状，若是民窑器，底部会有明显的旋痕，器底会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后期的圈足露胎处略有棱角突起；嘉道时期的足部仍施均匀黄褐色釉，少数器底露胎无釉。
总而言之，了解窑变釉瓷器的足部特征，是会因为其所处朝代不同、用料不同、用火不同，涂釉、修足技术、用釉不同而产生差异。例如，苹果绿类型的窑变釉是清代用吹釉技术吹的，釉面有涟漪波纹，耀州窑足釉边有火石红，压手杯砂足部是滑底，宣德盘子足部多为塌底等等。所以掌握各个时期颜色釉瓷器的区别，即能较为正确的鉴定窑变釉的区别了。
窑变釉瓷器价值高吗
在中国瓷器种类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就是窑变釉瓷器，这种瓷器在最开始并未被当做单独瓷器种类分类，而是融入到其他瓷器分类当中，直到后来才慢慢延伸出了窑变釉瓷器种类。而这个时间已经跨越到了清朝。在清朝时期，瓷器匠人经过反复烧制，研究，在已有钧窑瓷器的基础上，通过景德镇颜料不断尝试、探索，最终到雍正七年，在人为配料、控火技术的完美把控下，最终窑变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正是这一年，窑变釉瓷器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种。
窑变釉瓷器价值高吗？
窑变釉瓷器在清雍正时期发展成独立瓷器种类，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如今，收藏市场中看到的窑变釉瓷器，大部分都是来自清朝，只有少部分是宋元、民国时期，且效果不如清朝时期的好。再加上宋朝时期并未将窑变釉瓷器当做单独种类对待，因而很多窑口并未特意烧制。
而且，据了解，在当时，很多人将这种窑变釉瓷器当做是不祥之兆，凡是烧制出来的就会直接打碎，并不会上贡或者是流入市场。这也是窑变釉瓷器市场价格高的原因之一，毕竟数量少，好看的瓷器价值还是挺高的。那么，为什么古人不将窑变釉瓷器上贡，会刻意损毁呢？
除了之前说到过的，很多匠人都将这种瓷器当做是不祥之物，因此会直接打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瓷器的烧制非常不稳定，匠人没有掌握这种技能，无法大批量烧制，一旦上贡给皇帝，如果皇帝下令大批量烧制的话，很可能烧制不出来，因而冒犯天颜，被处死。为了保命，匠人们也不会将这种窑变釉瓷器上贡给领导者，只会暗地里将其敲碎、埋掉，以免惹祸上身。
窑变釉瓷器的价格是多少？
据了解，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嘉德国际拍卖会上拍卖了一件乾隆时期的窑变釉蝴蝶耳尊，高度是41厘米，主色调为月白色，淡雅清新，深受喜爱，这件藏品最终以313.6万元价格成交；2013年，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会上，又有一件雍正时期的窑变釉如意耳弦纹尊，红紫交融，灿若晚霞，最终以557.75万元价格成交。
总的来说，窑变釉瓷器的市场价格一直在不断上涨，这主要是因为窑变釉瓷器的艺术价值高、收藏价值高，因此想要收藏的人非常多，这也在无形中推动了窑变釉瓷器价格的提升。再加上，这种艺术品的数量极少，大部分要么损毁，要么流失海外，国内能收藏到都极少，自然拍卖价格不低。
窑变釉瓷器精品价格：
1:清乾隆窑变釉撇口瓶，尺寸：高40厘米，估价：HKD 2,200,000 ~ 3,200,000，成交价： HKD 3,540,000，成交时间：2017.10.02，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7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暗刻六字三行篆书款。
长颈瓶器型规整，口部略外撇，细长颈，丰肩，腹部浑圆，呈球形，圈足外撇。全器通体施窑变釉，其窑变釉肥厚润泽，宝光晶莹，呈色异常美妙，苍褐者沉稳如地，青蓝者幽寒如水，艳红者炽烈如火，其交错融流之状，如风动云霞，变换旖旎。造型优美典雅至极，器身不加雕镂，别无装点，唯以釉色取胜。底心留「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著录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伦敦，1994-2010年，卷4，编号1812。
此器器型稀少，为乾隆御窑烧制之精品，保存至善，甚为少见。以撇口瓶为形多见粉彩装饰，以颜色釉装饰较为少见，而以窑变釉装饰则更为罕见，类似器形参考不多，见一例录于柯玫瑰，《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伦敦，1986年，编号3：1998，图54。香港苏富比，1980年11月25日，编号84，仇炎之旧藏一霁蓝釉之例。伦敦苏富比，1975年7月8日，编号188，一天蓝釉之例。佳士得纽约，2002年3月31日，编号237，为尺寸稍大的天蓝釉例；后售于北京保利，2008年5月30日，编号2023。
2:清乾隆窑变釉玉壶春瓶，尺寸：30厘米，估价：HKD 2,000,000 ~ 3,000,000，成交价： HKD 3,280,000，成交时间：2014.10.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秋季拍卖会。
3:清乾隆窑变釉蝴蝶耳尊，尺寸：高41厘米，估价：RMB 800,000 ~ 1,000,000，成交价： RMB 3,136,000 ，成交时间：2010.05.16，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窑变釉尊，双蝶耳衔环，造型大气浑厚，极具体量感。窑变釉色泽明丽，主题色调呈月白色，淡雅清新，变幻多彩，极具装饰效果。清代盛世康雍干三朝，各类颜色釉的烧造日臻完璧，窑变釉是其中大宗的一类，作品丰富，官窑民窑皆有烧造，极具装饰效果。
此器造型硕大，釉色流淌自然，类似作品极为罕见，器底刻款“大清乾隆年制”，字迹清晰，是甚为难得的乾隆官窑立件大器。带有日本木盒包装，流传有序。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有与此件极为相仿的一件窑变釉尊，可资比较。
4:[清]乾隆朝官窑窑变釉铺首尊，尺寸：高40厘米，估价：RMB 2,200,000 ~ 2,500,000，成交价： RMB 3,105,000 ，成交时间：2015.11.19，拍卖公司：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本品气势雄浑，形製颇似紫禁城殿前陈放用于防火消暑的“门海”大缸，传世品亦见有青花及斗彩器，窑变者仅见。此尊肩部两侧堆贴铺首衔环，外施窑变釉，足内阴刻“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此尊造型仿自青铜器“尊”的形製。釉色艳丽，垂流似霞若焰，典雅隽秀的器形与瑰丽明艳的窑变釉完美地结合，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艺术境界。借用唐诗来赞美窑变釉恰如其分，“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峪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窑变釉开创了我国陶瓷釉彩装饰的新途径，它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色釉，是单色釉工艺的创新和突破，为中国陶瓷工艺美学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仿钧釉是清代名贵的色釉品种之一，清代雍正、乾隆二朝仿烧的製品最好，釉色以红为主，天蓝、月白、绿及褐等色交融流淌，犹如火焰般万紫千红，绚丽多姿。
5:清雍正窑变釉抱月瓶，尺寸：高34厘米，估价：HKD 1,200,000 ~ 1,800,000，成交价： HKD 3,000,000，成交时间：2018.05.30，拍卖公司：诚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诚昌雅敘拍卖会。
钤印款识：“雍正年制”刻款。
宫廷陈设瓷。唇口，短直颈，扁圆腹，有一款圆腹椭圆形圈足外撇，颈部对饰变形灵芝耳，通体施窑变铜红釉，外为紫蓝斑，内为月白色。釉层凝原光亮，釉色流畅自然像火焰。底施芝麻酱釉并刻“雍正年制”四字篆书款。是雍正御器厂仿宋代钧窑的成功之作。窑变釉色，斑驳灿烂，从仿宋钧釉演化而成，据文献记载，雍正皇帝曾多次亲命御厂烧制仿钧器。唐英督陶期间的颜色釉瓷制品，仿古创新“陶成纪事碑记”总结唐英督理陶务的心得和陶政，记下当时御厂“仿古采今岁例贡御”，的各种釉水，款项五十七种，单色釉种类近四十种，窑变釉即为仿均釉的一种。
6:清雍正窑变釉镶铜象耳八棱尊，尺寸：高52.5厘米，估价：RMB 2,000,000 ~ 2,600,000，成交价： RMB 2,990,000，成交时间：2017.06.04，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春季拍卖会。
此八棱尊束颈，饰双象耳，仿青铜器造型。施红蓝相间的窑变釉，釉层肥厚，色泽深沉饱满。口沿、象耳、足部镶铜，不同材质的娴熟运用，使其焕发多样的艺术魅力。整体造型端庄典雅，釉色璀璨夺目，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热烈奔放，是雍正官窑难得的颜色釉佳品。
窑变釉是雍正时仿钧窑釉色，繁衍出来的一个新品类。据文献记载，督陶官唐英曾派吴尧圃调查钧窑釉料的配方和制法，后成功烧成雍正仿宋钧釉。釉面呈现紫、蓝、白、青等色，与红色交织在一起，形成游荡的丝条纹，犹如火焰，热烈奔放。
7:清乾隆窑变釉蝴蝶耳大瓶，尺寸：高43厘米，估价：HKD 1,500,000 ~ 1,800,000，成交价： HKD 2,500,000，成交时间：2018.05.30，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8:清乾隆窑变釉长颈胆式瓶，尺寸：高47.3厘米，估价：HKD 1,500,000 ~ 2,000,000，成交价： HKD 2,478,000，成交时间：2019.04.02，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9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瓶直口，细长颈，削肩，鼓腹，圈足。因形似悬胆，故名「胆式瓶」。器形端庄大方，较之同时代作品，颈部更为挺立超拔，线条更为细腻流畅，充满上冲的动感。通体施窑变釉，难得的是作品较常见的窑变玫瑰红釉不同，其釉色窑变为天青釉、天蓝釉相间，鲜艳夺目，巧若天成。口唇因釉料垂流自然显出一圈牙黄，对比相宜，奇趣盎然，妙得宋钧釉神韵。瓶内壁施白釉，色泽典雅含蓄，底釉斑驳自然。底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代盛世帝王对颜色釉的关切喜爱，乾隆时期御窑厂烧造各式颜色釉之中，最为常见者是霁红和霁蓝，烧制技术相对稳定。而由于烧制困难，窑变釉之例颇为罕见。此器为乾隆朝窑变釉经典代表之作，可考之例不为多见。南京博物院典藏，清宫旧藏清乾隆窑变釉瓶，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2003年，图版345。另见一例，怀海堂收藏，展于《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07 年，图版68。
参考拍卖二例，售于香港苏富比1993年4月27日，编号84，继售于2011年4月8日，编号3027。另一例售于佳士得纽约，2015年9月17日，编号2165。本品与上述例者，器形相似，仅釉色存在差异。
窑变釉为雍正时期创烧的仿宋代钧釉品种，《唐英瓷务年谱长编》中记载，唐英于雍正七年三月，「派厂署幕友吴荛圃调查钧窑器釉料配制方法」，成功烧制出这一品种，并多次奉命烧造，足见皇帝对窑变釉的偏爱。窑变釉即器物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出窑后呈现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由于其出现出于偶然，形态特别，人们又不知其原理，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之为「窑变」，俗语有「窑变无双」，谓其变化莫测，独一无二。窑变早在唐代以前的青釉瓷器上即偶有出现。最初，窑中出现窑变曾被视为不祥，尤其是官窑中出现窑变，往往被砸碎。久之，反而发现其形态极美，或如灿烂云霞，或如春花秋云，或如大海怒涛，或如万马奔腾，因而被视为艺术瓷釉为人们所欣赏。
窑变釉瓷器价格如何 值得收藏吗
窑变釉瓷器，是一个定义相对很宽泛的瓷器品类，一般在瓷器烧造开窑以后，未能形成预期的形状或釉色，而是表现为某种特异的状态，都可以称之为“窑变釉”。按照这个定义去看，实际上最早的窑变釉在唐以前的青釉瓷上就有出现了。但是彼时的瓷器烧造贵在成品达到预期效果，窑变釉瓷器被视为残次品和不祥之兆，一律采用砸毁的处理办法。一直到宋代，作为被后世称作“五大官窑之一”的钧窑，在烧造青瓷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窑变釉瓷器，海棠红、玫瑰紫等即属其中。但是这部分窑变釉瓷器虽得到人们一定的重视，但是由于机理难以探明，仍旧将其算作次于纯净釉色的杂色釉瓷器。
同时，由于钧瓷的纯美，当代和后世的各个窑口都有仿烧，不论是按照原配方还是自行在加入某种元素，因此导致窑变釉出现的情况都不少见。可惜，哪怕是到明代，人们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窑变釉瓷器的美丽，也没有将其单独分类。清雍正时期，御窑场仿烧钧瓷，烧出了一批窑变釉瓷器，这勾起了窑工们的探索精神。在不断的试验之下，虽然窑工们并不能掌控烧出来的具体釉色和纹路情况，但是已经把握住了可产生窑变釉的釉料配方，并能较好地控制烧造时的火候。在此情况下，清朝烧出了大量绮丽华韵的窑变釉瓷器，并将其视作瑰宝，因此很多精美器件得以保存。
窑变釉的釉面效果，既包含了单色釉所具有的莹润、华泽的釉面质感，又具有丰富的色彩和纹路变化，窑变效果多样。从纹路上来说，大概可以归为以下几类。第一个是开片纹，主要有细长的牛毛纹、微缝隙密疏不一的冰裂纹、如昆虫翅膀上脉络的虫翅纹、叶脉纹、铁线纹、鱼鳞纹、蛛网纹等，均以其象形命名，生动易懂。第二类为釉面纹，最具代表的即为蚯蚓走泥纹，也有蟹爪纹、龟裂纹、龟背纹等。第三类称晶体纹，意思是釉料中的结晶体或金属元素的着色剂在釉面上聚积、形成的纹路，通常为金、银或铜斑纹，另也有玉石纹。最后一种是窑变纹，其形成机理在于由于釉层流动，其中的气泡翻搅后突出釉面、破裂、最后融合，即在表面形成纹路，主要有鱼籽纹、珍珠点、雨帘纹、凤尾纹、羽毛纹等多种。
不论是哪种纹路的窑变釉瓷器，如今在收藏市场上，热度都不低，很受藏家喜爱，价格走势良好。早在2009年，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会上，一件高21.3cm，底径14cm，口径26.5cm的北宋钧窑窑变釉大花盆，最后以5800万元成交，可谓冠盖全场。去年6月，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又拍出一件清雍正时期的窑变釉大鸠耳衔环尊，其高度仅为35cm，最终成交价高达1035万元。
由此可见，在拍卖市场上，品相、保存俱佳的窑变釉瓷器，价格是很高的。一般来讲，宋代钧窑窑变釉的价值还要略胜一筹，其次就是雍正、乾隆两朝的官窑窑变釉瓷器价格也很高，其他窑口或者年代的窑变釉瓷器则无法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瓷器品相、时间或者是否有特殊意义等。如这里有一件清晚期窑变釉长颈洗口瓶，它就是属于清晚期民窑寄托乾隆款的窑变釉瓷器代表，造型是模仿清宫，但是线条转折变化非常完美，且保存完好、成双成对。因此在市场上它的成交价也应该在15~20万元之间。
清代瓷器上的龙纹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古代封建社会皇帝自称“真龙天子”，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精神根基之一。自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始进行器物装饰的创作，以龙形象或龙文化为纹样的历史就正式开启。龙纹最早出现的对象是石器，随着发展又蔓延到陶器和青铜器上，紧接着玉器上也出现了龙纹装饰。
陶器发展到后来出现瓷器，瓷器也就成为了龙纹出现的主要器物之一。尤其是制瓷业发展到清代已经进入最高峰，瓷器上的龙纹运用也就达到最兴盛的阶段。清代瓷器上的龙纹装饰虽说已经是两汉以后基本定型的龙纹式样，但是由于社会风貌的不同，清代瓷器上的龙纹在每一朝代几乎都有一定变化。
在封建社会的观念中，龙的形象属于皇家权威，早期民间器物是不能未得允许而私自装饰龙纹的，但是在清代瓷器上装饰龙纹已经得到允许。这是因为发展到后来，龙纹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皇权，更多的是一种吉祥寓意或者说对于统治者的崇拜。只要不逾矩，不论官窑瓷还是民窑瓷，龙纹都可以装饰。
清代初期的顺治年间，清军入关不久，社会处在一种改朝换代的迷惘和恐慌之中，尤其是“嘉定三屠”、“ 扬州十日”给人们带来了莫大阴影。因此，顺治朝瓷器上的龙纹是半遮半掩的，龙身在雨雾中隐现，最典型的是一身三现，也有五或七甚至九现，惟独不见双数。这种一身三现的龙纹画法只在顺治年间的民窑瓷器中出现过，时间非常短。
到了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政权铁锻，社会局面相对稳定。这个时期的龙纹普遍反映出龙生猛的一面，尤其是官窑瓷，凸显一种具有狂放意味的生劲。这时瓷器上的龙纹一般刻画成额头高起、长须短鬣、身曲而四肢伸展有力的状态，多三四爪而少五爪。民窑瓷器则另有一种吉祥龙纹题材装饰，龙纹形态虽然强悍，但更多着重展现一种忠诚、吉祥。
雍正时期，瓷器上的龙纹多偏向体态肥硕，中规中矩，鬣毛整齐上飘，龙角光滑，颚平齐有力，四肢粗壮灵动，五爪精美。到了乾隆，瓷器上的龙纹在官、民界限上没有严苛的界限，因此龙纹形态甚众。官窑瓷最典型的龙纹是在雍正龙纹的基础上更加神完气足，皇家气度更加高贵。
嘉庆以后，瓷器上的龙纹开始逐步丧失政治权威性，大多沿用前朝的龙纹式样，但是在神态上多少都缺乏神灵之气，显得呆板，而清晚期瓷器龙纹则流行一种以空间美感均衡著称的“过墙龙”纹样。
浅谈梅瓶的源流与演变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这些图象对我们准确认识梅瓶用途、造型演变很有帮助，也是鉴定古瓷的重要参照。下面就梅瓶的历史演变加以阐述，希望对藏友们提高鉴藏知识能够有所俾益。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图1）。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图2）；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图6）。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清代单色釉瓷器
清代单色釉瓷器继承了明代单色釉瓷器制作工艺，并在其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仅从瓷器制作工艺层面来看，无疑是中国单色釉陶瓷制作史上的高峰。单色釉即色彩单一的釉，有时也被称为一道釉或纯色釉。瓷胚表面施以釉浆后送入窑内烧制，因釉中特定的化学组分而烧制出不同的颜色效果，也有些在烧制时会发生窑变，达到另类的色彩效果，此类呈现单一釉色的瓷器均属于单色釉瓷器。
清康熙豇豆红釉暗刻团螭纹太白尊
瓷器由于施加釉料中的成分不同，最终烧制出的颜色会有很大差异，如有些釉里面含有特定比例的铁元素，这种釉烧制后一般变为青色，被称为青釉瓷器。有些釉里面含有特定比例的铜元素，这种釉烧制后一般呈现出红色，被称为红釉瓷器。釉大致可分为高温釉和低温釉两大类，但无论是高温釉还是低温釉，它们所呈现的色彩都是取决于釉中所含的金属矿物质，如铁、铜、钴、锰、金、锑、锡等着色剂。而釉中其他的成分，如石英、石灰、长石、硼砂、土、植物灰、溶剂等不同配料中所含的氧化矽、三氧化二铝以及坯土的成分，决定釉的亮度、透明度、浓度、耐高温度、膨胀收缩度等特性。理想的釉色除了制作和配方外，还取决于火的烧制过程，在烧制瓷器器物中，常常一个配方成分相同的釉，因为受到烧制温度、氧化气氛、燃料、气候以及放置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使器物表面产生不同的颜色。下面选择几件精美清代单色釉瓷器以供大家欣赏。
清康熙郎窑红蒜头瓶(见图1)，高41.5厘米，径长18.5厘米，形似蒜头但颈部细长，亦被称作虎爪瓶。该瓶的釉色鲜红浓艳，又不失莹透，具有明显的玻璃质感，光彩极为夺目。由于郎窑红釉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导致瓶身上方的颜色较为浅淡，而越往瓶身下部，越是色沉釉厚，红色也就越为浓重，如初凝的牛血一般，可谓“牛血红”。尽管釉垂流现象明显，但整体釉面十分匀称，色泽变化十分均匀，依然属于单色釉，不仅如此，垂釉恰好终止在底足周围，如刀削般整齐。瓶口由于垂釉而显露出粉白淡青的胎骨，与鲜红的器身相互依衬，具有郎窑红的独特风格，俗称“灯草口”。清早时期的红瓷釉分为好几种，如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等，以其中最为出名的郎窑红为例，该釉由康熙时督陶官郎廷极烧制而成，其名字便取自这位督陶官的姓氏。郎窑红釉的釉色极为鲜红，犹如红宝石一般，所以又被人唤作“红宝石”。
豇豆红暗刻夔龙太白尊(见图2)，高8.8厘米，底径12厘米，口径3.3厘米。豇豆红釉太白尊唇口微撇，短颈，溜肩广腹，浅圈足。器內器底施白釉，浆白硬朗，底部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为文房珍品。豇豆红釉是一种呈色多变的高温颜色釉，用还原焰烧成，为清康熙时期铜红釉中的名贵品种。
清乾隆天蓝釉暗花花觚(见图3)，高21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6厘米。花觚口外撇，形如喇叭状，细颈，桶形腰，胫部外撇，凸圈足。通体施天蓝釉，腰部及底足暗刻回形纹。外底施白釉。瓷制花觚始见于元代，明清时多有烧制。内外施天蓝釉，釉色淡雅，釉面洁净光润，足边无釉。“天蓝釉”制作是在铁青的釉料中掺钴土矿经高温烧成，釉色浅而发蓝，似天蓝色，淡雅悦目，呈色匀净。有的器身还有精细的暗刻花纹饰。
湖北省博物馆藏乾隆时期茄紫皮釉爵(见图4)，通柱高10.9厘米，口径12.4厘米，底径4.9厘米。茄皮紫釉，低温釉之一，颜色似茄皮，故名。瓷爵敞口深腹，杯口左右两侧中心处立两柱，下承三个高撇足。釉质紫中泛蓝，莹润光滑。器形仿青铜器式样，主要用于祭祀或陈设。“茄紫皮”釉瓷器的出现时间较早，在明万历年间已经可见，其釉色为浓郁的黑色。而清代早期烧制的“茄紫皮”釉则有所不同，这一时期所烧制的瓷器釉色如同鲜嫩的茄皮一般，釉面澄亮灼烁。这种独特的釉色得益于其釉料中掺杂的锰元素，正是由于锰的存在，才能使器物表面呈现如此美丽的紫色，该颜色釉的产生，应该说是中国陶瓷制作工艺上一次成功的发明。茄皮紫釉釉色工艺比较苛刻，若是普通的氧化锰，只能烧制出褐色，而茄皮紫釉的釉料中额外加入了一些碱分，因此能够呈现出奇异的紫色，并且所用碱分的比例要求十分高，太少或太多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特别是碱分过多会降低釉对潮湿的抵抗能力，导致釉极易剥落。
湖北省博物馆藏康熙款黄釉大碗(见图5)，通高16.4厘米，口径37.7厘米，底径16.2厘米，此碗大气磅礴，釉色艳丽纯正，胎土细腻白净坚实，拉胚精细。早清时期的黄秞瓷沿袭了明代工艺，并仿制宣德和弘治时期的风格，融合了暗刻、划、印、雕等高超的装饰工艺，具有鲜明的创新和突破性，成功甩掉了以往“素面朝天”的形象标签，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由于其色彩所具有的特殊含义而被皇室所垄断。
湖北省博物馆藏哥釉葵瓣碗(见图6)，高5.6厘米，口径11.9厘米，足径4.5厘米，碗呈葵瓣花形。深弧腹，圈足。内、外及足内均施仿哥釉，釉层较厚，釉面开片大小相错。
清康熙苹果青釉瓶(见图7)，高21.2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8.9厘米。瓶撇口，束颈，溜肩，椭圆形腹，圈足。通体施苹果青釉，色调柔和，釉面光润有开片。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款。此瓶造型为清康熙时期所独有，胎质细腻，釉面匀净，釉色青绿，恰似青苹果的色泽。秀丽的瓶体在含蓄的青釉映衬下，尤感素雅庄重。青釉是我国传统的色釉，系以微量的氧化铁作呈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造而成，釉色清淡含蓄，类冰似玉，深受人们的喜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青釉瓷器进一步发展，在釉色控制技术方面更加娴熟，烧造出大量粉青、冬青、翠青釉等名贵青釉瓷器。
湖北省博物馆藏道光冬青釉盘(见图8)，高34.4厘米，口径16.9厘米，底径11厘米。盘釉冬青色，釉层均匀，色泽温润。“冬青”色泽深浅适宜，青中泛绿，釉面均细润坚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就仿古方面而言，清代单色釉瓷器可谓成效卓然。有资料记载，当时官、民窑都热衷于仿制，主仿宋代的五大名窑，其中御窑仿品中不乏佳品。清代的仿古单色釉瓷器，采用二次以上施釉工艺，将各种不同色釉施于一器的“窑变釉”。先将胚体经高温素烧，再施釉在低温炉火中烧成“炉钧釉”。清《南窑笔记》云“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点次之。”还有仿龙泉窑“豆青”“冬青”与“粉青”的青釉。呈色剂为氧化铁，因铁含量各异固最终呈现的青色也不尽相同。
单色釉瓷器既有独特的釉色美外，又有独特的器物器型美。为了适应各种需求，清代单色釉瓷器不仅有碗、盘、盂、碟、茶壶、渣斗等生活用瓷器，还有各种造型的瓶、尊、罐、花盆、盆托、香炉等陈设瓷器以及笔架，笔筒、笔洗、印泥盒等文房用具等。清代单色釉瓷器，是清代瓷器制作工艺的华丽侧影，目前馆藏和传世的清代单色釉瓷器，正是对该时期瓷器制作工艺最完美的诠释，也是我们赏析清代单色釉瓷器的最好历史载体。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浅谈清代窑变红釉瓷器的演变》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浅谈清代窑变红釉瓷器的演变》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如何鉴别窑变釉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