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御赐瓷器鉴别。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在明清两代，景德镇御窑是专门为皇帝生产御用瓷器的基地，紫禁城是这些御用瓷器的唯一合法使用地。至今，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明代御窑瓷器的主要单位，包括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等不同窑场的产品在内，总数超过一万件，而且多是清宫旧藏，传承有绪。御窑烧造的合格品被源源不断地送进紫禁城的同时，在严格挑选标准下的落选品和残次品均被集中销毁。
经考古发掘，御窑遗址出土的这些落选和残次御窑瓷器，多可以与传世瓷器进行器型、纹样的对比。在御窑生产的产品中，有的品种仅见于传世品而在出土品中不见，相反的，仅见有出土品而未见传世品的例证也同样存在，更有当时研发的新品种以及试烧之未成功者：展品中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以及永乐红釉点彩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种器物在传世品中均未曾见到与之相同的。此次展览与接下来将要举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成化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御窑遗址出土与传世嘉靖万历瓷器对比展”共同组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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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瓷器怎么鉴定？
明洪武瓷器怎么鉴定？明洪武朝（公元1368—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历时30年。明代建国后不久，明太祖在景德镇珠山设立御窑厂，成为明代景德镇最早的官窑，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真正带洪武官窑纪年款的瓷器实物。南京博物院曾于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发现了青花云纹残盘和其他一些青花残片，虽然是残瓷，但从其制作的精细上判断，应为洪武官窑器，南京和江西等地区则出土了大量民窑实物标本。
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些明洪武瓷器鉴定方法：
1、造型特征：明洪武瓷器在造型上多少继承了元代枢府瓷古朴敦厚的风格，尤其是民窑器，如撇口盘、碗类，中部以下胎体逐渐厚重，有的与元瓷一样，或者折腰，或者器心留有叠烧的垫饼痕迹。官窑器则有所创新，着意于摆脱元瓷厚重的风格，为秀美飘逸的永乐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明洪武瓷器大件器物较多。
2、釉胎底足特征：明代洪武瓷器釉面多为青白色，色泽清雅、给人以一种柔和悦目。露胎处都可以看见一些星点装或是大片火石红斑。这种火石红斑，从元代开始出现一直沿续到清代以后才完全消失。瓷器底足中心乳钉状突起，是元代器足遗传。
3、青花用料特征：洪武官窑青花主要使用含铁量低、含锰量高且淘炼欠精的国产青料，呈色青中带有灰色调，偏浅灰色，有部分铁锈斑深入胎骨，这是由于钴料中含有金属锰、铁等杂质的缘故。一部分呈现淡蓝色，色泽稳定，无晕散，色泽浓密处常能见到散布着一些小杂质点，反倒表现出青花的层次。还有一部分是浅淡色中含深蓝点，有少量晕散。
4、纹饰图案特征：明洪武瓷器纹饰绘制布局疏朗，简练流畅，改变了元代多层次布局，纹饰繁缛的特点，留有较多白地。官窑器的画凤多精细清秀，画法工整，民窑器的则更加自然写实且绘画简练豪放，创造了明代早期的“一笔点划”。明洪武瓷器装饰图案与前后相邻朝代相比显得单调，各种折枝、缠枝花卉花卉，扁菊纹使用最多，也使用一些兽纹，如龙凤纹等。
5、款识特征：明洪武瓷器有落款的非常少见，官窑器至今未见年款。有一件梅瓶，肩部篆书“春寿”二字。民窑青花器亦未见年款。
洪武瓷器特征及图片
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一朝共31年。自洪武二年（1369年）始，明朝政府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但是目前尚未发现一件带真正洪武官窑纪年款的器物，洪武朝瓷器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并有“洪武无瓷”的说法。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和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土了洪武官窑标本，经过对考古资料结合馆藏文物对比研究后，我们已大致了解了洪武官窑的风格，初步揭开了洪武官窑器神秘的面纱。
洪武时期瓷器烧造状况
洪武朝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材料,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烧制手段和配方都严格保密，对器物的器形，纹饰、品种都有严格的规定，禁止民间使用。洪武时期瓷器对后世官窑瓷器的制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青花瓷作为民窑在元代主要作为出口和庙宇供奉的订烧器，人们生活中并不使用。从洪武时期或稍早，青花瓷开始大量烧造，并普遍在人们生活中使用，以后历代作为主流品种，一直沿用至今。洪武时期官窑瓷器流传很少，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可定为洪武朝的器物仅有百余件，甚为珍贵。
洪武时期官窑瓷器传世以釉里红为多
从国内外传世品中分辨出的洪武瓷可以了解，洪武时期官窑瓷器以釉里红为多，釉里红是用氧化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的红色作为装饰的，铜元素对窑炉的温度和气氛要求非常严格，因此釉里红的烧造技术很难掌握，有“千窑难得一红”之称。元代只少量的制作，而洪武朝大量烧造，有些学者认为这与朱元璋的审美是分不开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他有着独特的身世经历，当年朱元璋正是投身到头包红巾的红巾军中才打出了朱明王朝。在朱元璋看来，红彤彤的红色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红色是他朱家王朝的吉祥色，因此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以“红色为贵”的旨意，并且朝廷规定“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洪武时期官窑大量烧造釉里红原因
关于朱元璋为什么推崇红色，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一书中曾对大明国号的“明”字做过解释，其曰‘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此外“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由此可知，朱元璋将国号定为大明朝，是希望以“火制水”。火的颜色为赤，所以朱元璋偏爱红色。
但这里要提及的是，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标本以青花为多，釉里红较少，与传世情况不同，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当时青花发色烧制不稳定，成品率低所致。但这个时期釉里红也作为主要的瓷器品种烧造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洪武瓷尺寸普遍超越元代
洪武朝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由于匠籍制的继续推行，此时烧造瓷器的是元代制瓷匠人的后代，因此瓷器造型、纹饰、工艺与元代一脉相承。
洪武瓷器的造型，依然带有元代古朴墩厚的风格，常见的器形有大盘、大碗、军持、玉壶春瓶、执壶、盖罐等，洪武大件器物尺寸超过元代器，如罐类，元代器高度多在30厘米左右，而洪武罐一般高度在40厘米左右，有的高达66厘米。碗类有的口径达41厘米。盘类，元代盘径多在30～40厘米，超过45厘米的较为少见，而洪武盘口径超过45厘米的较多，有的达到55厘米。洪武官窑器大件器物气势宏大，反映出洪武时期在器物成型、烧造技艺的成熟。
洪武瓷纹饰题材不如元代丰富
查阅当今我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资料后不难发现，洪武瓷器的纹饰，依然保留着元代简练流畅，豪放生动的风格，只是略显秀气。纹饰较单调，以植物花卉为主，有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莲、折枝花卉等；此时以龙凤纹装饰的器物很少见，目前只见龙纹不见凤纹。元代瓷器上盛行的极为生动的人物故事题材，以及麒麟、鱼、草虫等动物纹样，在洪武瓷器上却都已消失，这或许与当时朝廷禁令有关。例如，《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二月壬午条载：“祀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先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
洪武瓷烧造品种丰富
南京明故宫遗址曾出土洪武白地矾红彩云龙纹盘、酱色釉碗和外酱釉内霁青釉印花纹碗的残片标本可证明这一点。其中外酱釉内霁青釉印花纹碗残片标本的发现，为识别洪武（下限建文）时期瓷器提供依据。由标本可知，此碗内壁有模印云龙纹，碗心为暗刻三朵云纹。据此可以认定，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里红外蓝印花云龙纹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里蓝外褐印花云龙纹高足杯”等都属于洪武瓷。它们共同特点是在器物内壁模印云龙纹，龙均为五爪；器内底暗刻云纹。此种装饰风格与元枢府瓷一脉相承。据此又可以判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杯及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红釉印花云龙纹盘，属于这一时期。这些说明，明洪武一朝官窑生产过釉上矾红彩，还有酱釉、霁蓝、红釉等单色釉品种。
明代洪武瓷器赏析
明代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明代瓷器以其突出的贡献，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特别是景德镇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烧制瓷器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当时，除了正式设“御器厂”、“厂官窑”烧制的御用器外，民窑瓷器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繁花似锦的众多器物中，明代初期洪武时期的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以及红釉瓷器如昙花一现，尤为短暂，稀少、珍贵。
正因为洪武瓷器传世极少，加之目前尚未发现带洪武官窑款的器物，所以给区分洪武瓷器与元代瓷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明洪武瓷器的面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１９６４考古工作者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发掘出一批明洪武时期的瓷器，在出土的瓷片中，官窑、民窑都有。这些器物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可以看到元瓷的影响，同时又蕴藏着不同于元代瓷器的新的变化。１９８４年夏季在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上，又发现数千片青花和釉里红残片。这些残片的风格既区别于元青花，又早于明永乐的标本，根据土质，地层叠压关系及伴随物，确认是明代洪武时期的产品。另外景德镇御窑厂出土了一批明代洪武器的残片，它们虽然都不完整，但可作为典型器来对照完整的传世品，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瓷器史的空白，而且是研究明初景德镇窑瓷器分期，断代的很好资料。
明代洪武青花缠枝花卉菱口盏托（图１），口径１９．４厘米，此盏托浅弧壁和宽板沿被模压成相等的八菱形，足里向外斜削一刀有轻微的旋削痕迹，底足无釉，细沙底刷一层赫红色浆料，胎质精细，薄厚适度，青花色泽淡雅，清丽，少有晕散，器物釉质肥厚，白中闪青，可见细小釉泡攒聚密集，给人以温润柔和之感，盏托的图案装饰分四层，板沿以卷草纹作边饰，盏壁绘八组仰莲纹，六组缠枝菊花纹，盏托中央绘有折枝牡丹纹。仰莲纹的花叶呈螺丝状，缠枝菊花的花瓣分两层，外层每瓣留白边，花蕊呈斜网格状，每组花卉均匀排列，整个盘的修饰，构图简洁，格调高雅，层次清晰，线条活泼流畅，给人以恬静舒适，超凡脱俗，赏心悦目的感觉。
从这件洪武青花缠枝花卉菱口盏托的造型上看，胎骨不及元瓷浑厚，但与永宣瓷器相比稍感厚重。质地亦比元瓷致密，显露出它正力图摆脱元瓷厚重粗笨的作风，孕育着以秀美飘逸而著称于世的明永乐瓷器造型的雏形。
盘的足径与元代相比，大而矮，表现出从元瓷小而高的圈足形式向明瓷大而矮的圈足的发展趋势，从而使器物的放置更加平稳，底足的旋削形式，基本上与元风格相同，可见较明显的旋纹，但比元瓷细密，这种器足的处理方法，为以后永、宣瓷器所继承，盘的底足部刷有一层赫红色的浆料，这是洪武瓷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见于其他时期的瓷器，它与元瓷和明瓷无釉砂底上自然形成的“火石红”明显不同。青花瓷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最具民族特色，所谓“青花”一般是指应用“氧化鈷”这种原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施上透明釉入窑在高温１２００度以上经平稳的窑室一次烧成的瓷器。青花原料分进口原料与国产原料两大类，国产青料发色灰暗，进口原料色泽鲜艳，从中东伊斯兰地区进口“苏泥勃青”因含铁高、含锰低，在适当的火温下烧出的青花色泽像蓝宝石一样。由于含铁高往往会在青花颜色中出现黑色斑点，呈星点状向外晕散，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迎光侧视或用手抚摸，有凹凸不平之状，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由于青花在釉层之下，显得深沉含蓄，给人以凝重之感。青花瓷萌生于唐、宋，成熟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各朝代青花瓷器因青花用料不同，故呈色也不一样，这也为断定青花瓷器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该盘的青花色泽浅淡，在青花纹饰中有明显的深色斑点无规则的散布其中，这种小黑斑与元青花和明永乐、宣德青花的黑斑终有不同。缠枝扁菊花是洪武瓷中常见的纹饰，以扁菊作为主题纹饰在元瓷中很少见，洪武的扁菊纹呈椭圆形，花蕊作斜网格纹，花蕊外以双线描花廓花瓣两层，里层不填色，外层每个花瓣的顶端和一侧留有白边，用以表现花瓣之间的间隔，使花叶每一层花廓表现得很清楚，这种扁菊花形式脱胎于元代青花瓷上的菊花纹，但元瓷上没有二重花瓣，或无网格花蕊，或花形呈圆形，个别元代青花盘上的菊花于洪武扁菊类似，但花瓣间的留白要比洪武窄，花蕊外只以单线描轮廓，而且花叶较宽大较规则，终不能完全一样，洪武瓷上的扁菊花纹到永、宣时就十分罕见了，所以说这种纹饰是洪武时常用的典型纹饰，这又为区分元代与明初瓷器提供了重要依据。盏托外壁的变形莲瓣与元代比较，洪武瓷器上的变形仰覆莲瓣边缘只勾线而不填色，莲瓣相互借用边线，元代莲瓣各自独立，莲瓣内常常精心描绘各种花卉如意云头或杂宝等，而洪武却多见单线勾描的涡卷纹，宝相花等，永宣期间的莲瓣纹或作双层重叠，在外层每两个莲瓣之间露出里层莲瓣尖，或在莲瓣内填色，完全改变了元代和明初洪武时期的形式。
明洪武青花缠枝莲纹大罐（图２），高４８．３厘米，这件洪武缠枝莲纹大罐直口、圆唇、短颈、溜肩、鼓腹，至足部为微撇，通体为青花装饰，颈部绘一周卷草纹，肩部绘变形覆莲瓣纹，瓣尖为卷草状纹饰，其上饰各式杂宝纹，腹部的主题是繁密缠枝莲纹，莲叶大都成螺丝状，下腹部是一周仰开的变形莲瓣纹，与肩部的莲瓣纹相映衬。足外部是缠枝花卉纹。此罐从上至下的纹饰有五层之多，但绘画线条流畅，笔力遒劲，构图繁而不乱自然生动，所绘花卉均留白边，这种留白与元代的留白不同，元代花卉的留边不甚清晰，明洪武花卉留白，非常醒目。青花发色明快，釉面青亮，青花的色泽不如典型元青花那样浓翠，大多数偏淡灰色。估计这时期进口青花色料一度中断，所以改用国产料，胎质白中泛灰，造型上继承了元代枢府瓷古朴墩厚的风格，造型浑厚，气势磅礴，整体风貌承袭了元代遗风，又具有明初装饰风格的雏形，体现出洪武瓷器着意于摆脱元代厚重的风格，向秀美飘逸的永乐瓷器过渡的趋势。
青花缠枝花卉菱口盏托，青花缠枝莲纹大罐，从器物造型，烧造工艺青花用料，纹饰等分析，具有明初洪武时期瓷器各种特点和风格，应属明洪武时期江西景德镇窑的产品，在洪武瓷器的传世品中，青花瓷器少于釉里红瓷器，且精品很少见，此件青花缠枝花卉菱口盏托，和青花缠枝莲纹大罐无论从装潢工艺还是制作工艺都非常精湛，称得上是明代洪武时期青花瓷器的代表作，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罐（图３），高５４厘米、口径２７厘米、腹径４５厘米、底径２４厘米。江西景德镇窑烧制。胎体厚重，撇口、短颈，鼓腹造型雄健，胎质不很紧密，叩击声音不很清脆，底足为平削，釉面呈清白色，釉质肥厚，釉下用铜红料绘画纹饰，釉里红发色为深红色，有的部分较灰暗，口沿至肩部，分别绘如意垂云纹，变体莲瓣，缠枝菊纹，腹部主题纹饰为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并配有蕉叶和坡石，腹下部有两组莲花瓣。纹饰虽然承袭了元代绘画风格，层次繁多，但主次分明，线条比元代更加精细，画意瞻远雅洁。
明洪武釉里红菊花纹棱口大盘（图４）， 此盘直径为４５．２厘米，宽折沿为１６个菱形花口，浅弧形壁，平底，圈足。内壁绘１６朵宝相花，盘底主题纹饰是折枝菊花纹，菊花是“四君子”之一，具有傲霜、斗寒、坚贞不屈的高贵品格，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此盘纹饰均为釉下铜红彩绘，釉色鲜红，呈色稳定，图案主题突出，繁而不乱，造型别致，胎质细腻，烧制手法已趋完善，其装饰手法既有元代遗风，又具有明初装饰的雏形，国内传世品较少。
明代洪武釉里红瓷器，源于元代釉里红瓷器，釉里红的制作工艺和青花瓷器一样，所不同的在于用料，前者是以氧化铜着色，后者则以氧化钴着色，它们都是在瓷胎上描绘花纹，然后施一层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一次烧成。红色是一种暖色，给人以喜庆的感觉，我国人民常以红色代表吉祥，瓷器色调凝重华丽，正符合传统审美的心理，因此，问世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利用氧化钴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的红色作为瓷器的装饰。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长沙窑，目前尚未发现宋代任何窑厂烧造过釉里红瓷器。由于釉里红烧造技术较难掌握。尤其是铜元素对炉窑的温度和气氛要求非常严格，烧制温度低了颜色发黑，温度高了颜色又会晕散，甚至完全挥发成不了红色。元代釉里红大多是釉里红拔白或釉里红涂绘，到了明代景德镇窑工对铜红料的使用及釉里红的烧制技术基本成熟起来，釉里红的线绘装饰多了起来，这是区分元代釉里红和明洪釉里红重要一点。除此之外，明代洪武釉里红的颜色的多数较暗淡或偏灰，器物釉面具有明代青花瓷器的物征，釉面肥厚滋润，釉色清白，胎体淘炼不够精细，胎质呈浅灰白色，玉壶春瓶，执壶及口径２０厘米左右的大碗底部施釉，但气底釉面的光泽度与器身釉面玻璃化成度不一致，为浆白釉，釉薄处微泛黄色或青色，器身往往有开片，尤其是一些器物大概因烧制温度偏低有类似浆胎的现象，带足的器物改变了元代斜削的特点，底足多为平削，器底微微下塌，洪武釉里红瓷器的纹饰，无论是纹饰布局，还是纹饰题材都具有元代遗风，在布局上仍以多层次的绘画为主，如釉里红松竹梅纹罐通体达八层纹饰，但线条比元代更加精细。常见的纹饰以缠枝花卉和折枝花卉为主，还有荷花、灵芝、松竹梅纹等。主题纹饰之外，辅助纹饰还有莲瓣纹、蕉叶纹、云头纹、海水纹、回纹或缠枝灵枝等多种纹样做边饰。明代洪武釉里红在世间流传很少，出土也不多见，但从鉴定欣赏的角度来说，辨别其年代也不是很难，从整体看上去，它与元代和明永乐宣德器物的造型，装饰手法，绘画风格等，都有一定的区别。
明代洪武瓷器中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釉瓷器，红色是明王朝的吉祥之色，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推崇，因此红釉瓷器的生产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识，洪武三年朱元璋颁布了“以红色为贵”的旨意并且要求宫中内外皆以红色作为装饰，红釉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钧窑，红釉是以色剂在１２００度以上高温还原气氛下烧成的颜色釉瓷器，由于红釉对炉窑的气氛要求甚高，成品色泽鲜艳极少所以历来是瓷中珍品。
洪武红釉模印龙纹盘（图５），直径１９．５厘米、撇口、坦底、弧壁、圈足，盘内摸印首尾相连的龙纹，红釉发色较暗，上有缩釉痕迹，器壁上的龙纹可以看出洪武官窑瓷器的风格，瓷盘制作不甚成功，但因目前明代洪武红釉瓷器及其少见，故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中也可以看到洪武釉里红瓷器的时代特点。
虽然明洪武年间历史较短，然而历史却不会中断，在众多文化界前辈及文物收藏爱好者对元代、明代瓷器不断深入研究中，将会帮助我们更加精确地辨别，明代洪武瓷器的风格面貌，以便更好的把文物链接历史的发展顺序完整准确的贯穿起来，更好的保护利用祖国的文化遗产。
【陶瓷文化】明洪武青花瓷器的鉴定
洪武青花瓷概念的产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20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和1984年北京四中基建工地原皇宫库房遗址出土了明初瓷器残片，才引起了一些古陶瓷研究者的关注。真正开始较系统地研究是在1994年景德镇珠山明初官窑遗址的科学发掘之后。随着大量洪武青花瓷器残片的出土，研究者才得以将一些传世的洪武青花器与元青花和永乐青花区分开来，由是，人们才开始了解大明洪武朝青花器物。
因为存世量太少，见过真品的人更少，所以，洪武青花器的鉴定不为人们所熟悉。在收藏、鉴定活动中，洪武青花器有哪些特征必须掌握呢?我以为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器形。就现有资料看，洪武朝青花瓷器形伟岸，甚至要超过元青花。例如，盖罐有高达65厘米的，盘的直径多在40～45厘米，有的达56厘米，有口径40厘米的大海碗，一个小小盏托的口径居然接近20厘米。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王朝的宏伟气魄在器物制作上的反映。洪武瓷器壁比较厚实，总体给人一种雄壮拙实的感觉。二、青花呈色。在青花呈色上，洪武青花不及元青花和后来的永宣瓷鲜亮，多闪灰或几近黑色，有一种粉类涂料被水冲刷过的感觉，料浓处有褐色结晶斑点和自然的下凹。小件器物呈色比较清丽淡雅。有人认为洪武青花器用国产钴料描绘，但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测定，其青料成分与元青花并无二致。当然，民窑生产的大量日常小件器物的青料不属此列。三、修坯工艺。在修坯工艺上，洪武青花瓷与元青花有明显区别，改元代器物足墙斜削为平切，器底有平整的细白砂底，也有涂一层褐红色护胎汁的，有些还有明显的旋痕和淡淡的橘红色，但手抚感觉均平滑。有不少器物底部开始施釉，改变了元代多不施釉的习惯。盘类器物有的内底平坦，有的稍下陷，周边则微微突起一圈。四、绘画题材。洪武青花所选用的装饰图案与前后相邻朝代相比显得单调，多为四季花卉，扁菊纹使用最多，也使用一些兽纹，如龙凤纹等。龙爪多为五爪，与元代的三爪、四爪不同。另外，庭院湖石、石栏芭蕉、岁寒三友、鸳鸯池塘、灵芝纹等亦常见。元代习用的杂剧故事、水藻游鱼纹已很少见。与元代图案相比，洪武青花已表现出自身的某些时代特征，例如纹饰层次开始减少，茶花叶片和蕉叶中茎留白不填色，西番莲叶和牡丹叶片普遍缩小，明显细瘦，并产生变形，有的叶片有明显的出尖现象。五、瓷土原料。洪武器无论官窑民窑，其使用的瓷土原料都是十分优良的，但原料加工不如永宣及以后各朝精细，民窑器物胎体上常会有一些杂质。洪武器物露胎处多有火石红出现，有的呈色较重。一般说火石红重的器物时代偏早。洪武官窑器胎料的加工水平较元代有了明显提高，故胎的孔隙明显减少，而元青花器壁和外底则常见不规则的气孔。器物的白胎较少，有的胎呈灰黄色，但手感均比较平滑。器物胎底有少量氧化铁黑黄色疵点，偶有小片的窑渣粘附，高倍放大镜下观察，胎体有明显的润泽感。六、釉面。洪武青花釉较元青花厚。由于釉的配方或浓度的原因，器物表面常出现较明显的缩釉斑和棕眼。常见釉面有两种，一种比较润亮，另一种是承自元代，闪鸭蛋青色，有失透感，颇似卵白釉，釉面不够亮。七、题款。洪武青花官窑器至今未见年款，故依赖年款断代是不可靠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洪武青花梅瓶，肩部篆书“春寿”二字，几近孤例。民窑青花器亦未见年款。洪武青花瓷之所以珍贵，主要是其存世量过于稀少。在故宫旧藏可以认定的百余件明初洪武瓷器中，青花瓷不过20余件，近十几年在拍场上露面的真正够格的洪武青花瓷整器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上收藏的洪武青花瓷更是鲜见。其次，它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是元青花与永宣青花之间重要的过渡类型，所以，洪武瓷尤其是青花瓷有着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在拍卖会上和民间有时也还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明洪武釉里红瓷器鉴定要点
釉里红瓷器，是我国瓷器中的一个名贵品种，创烧于元代中期的景德镇窑。釉里红瓷器是釉下彩，属于高温铜红釉。烧制时，瓷器匠人要先在瓷胎上以彩料绘制纹样——这种彩料就是以铜为着色成分，然后罩一层透明釉，再入窑以1300℃的高温烧成。釉里红瓷器以装饰技法的不同，实际上常分为三类，分别是釉里红线绘、釉里红拔白和釉里红涂绘。而元代，多见最后一种装饰手法，线绘及拔白两种技法，则普遍被认为以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居多。
明代洪武年间，是釉里红瓷器的生产成熟时期，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釉里红瓷器甚至比青花瓷还要多。同时，也因为釉里红瓷器的珍贵，如今洪武釉里红常成为收藏热点。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来自老藏友总结的，洪武朝釉里红瓷的鉴定要点。
①造型：明代洪武年间的釉里红瓷器，基本都是大件器物，有瓶、壶、炉、盘、碗等，目前传世或出土器中均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盘、碗一类算是其中器型较小的，但直径最小也在20cm左右，釉里红碗最大直径可以达到40cm，而盘的最大直径则在58cm上下。
至于壶或者瓶一类的立件，洪武釉里红瓷器的高基本都在30cm以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玉壶春瓶、执壶在33cm左右，梅瓶在45cm左右、尊在50~60cm之间。而洪武釉里红瓷香炉，高度也在30cm以上，并且少见方正造型，即使有，形制也不会完全如现代方形那种规规矩矩、有棱有角。
②釉里红发色：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呈色，总体上来说都具有偏灰或者偏暗的色泽感，一般主要分为四种。1）较为纯正的红色，有浓艳的色泽感，但是不会很鲜亮，这种发色的洪武釉里红瓷一般线条外缘多有晕散。2）厚重的赭红色，也有的说纯正的铜红色，这种发色显得更加端稳。3）泛灰明显的红色，偏暗，一般出现在釉里红彩料较薄的情况下。4）黑红色，这是釉里红色料中含铁质较多造成的，最严重的呈灰黑色，俗称釉里黑。
③装饰技法：洪武釉里红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是白地红花和红地白花，也就是釉里红线绘和釉里红拔白两种。
1)釉里红线绘：以釉里红彩料在瓷胎上用线条描绘各种纹样图案，是洪武釉里红最主要的装饰手法，但是烧造过程中容易飞红，也就是造成红彩晕散。在笔法上，线绘一般有单笔勾勒和双钩回填，前者呈色多为较纯正浓艳的红色，后者因填色的浓淡变化常呈灰暗红。
2）釉里红拔白：这种装饰技法，是在瓷胎上以釉里红彩料涂地，仅留出纹饰内容的白地，纹饰的颜色也就是胎和透明釉本身的颜色，烧成后形成红地白花的艺术效果。
④纹饰题材：洪武釉里红瓷器的纹饰，最常见的是四季花纹，尤其是缠枝花卉。此外各纹样图案与同时期青花瓷基本一致，布局舒朗、线条流畅，龙凤纹、山石纹、芭蕉纹、海水纹等均很常见。
大明洪武青花瓷器的鉴定七要素
洪武青花瓷概念的发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20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和1984年北京四中基建工地原皇宫库房遗址出土了明初瓷器残片，才引起了一些古陶瓷研讨者的重视。真实开端较体系地研讨是在1994年景德镇珠山明初官窑遗址的科学开掘今后。跟着很多洪武青花瓷器残片的出土，研讨者才得以将一些传世的洪武青花器与元青花和永乐青花差异开来，由是，大家才开端了解大明洪武朝青花器物。
因为存世量太少，见过真品的人更少，所以，洪武青花器的鉴定不为大家所了解。在保藏、鉴定活动中，洪武青花器有哪些特征有必要把握呢?我以为能够留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器形。就现有材料看，洪武朝青花瓷器形伟岸，甚至要超过元青花。例如，盖罐有高达65厘米的，盘的直径多在40～45厘米，有的达56厘米，有口径40厘米的大海碗，一个小小盏托的口径竟然挨近20厘米。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王朝的雄伟气魄在器物制作上的反映。洪武瓷器壁对比扎实，整体给人一种雄壮拙实的感受。
二、青花呈色。在青花呈色上，洪武青花不及元青花和后来的永宣瓷鲜亮，多闪灰或几近黑色，有一种粉类涂料被水冲刷过的感受，料浓处有褐色结晶斑驳和天然的下凹。小件器物呈色对比清丽浓艳。有人以为洪武青花器用国产钴料描写，但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测定，其青料成分与元青花并无二致。当然，民窑出产的很多平时小件器物的青料不属此列。
三、修坯技术。在修坯技术上，洪武青花瓷与元青花有显着差异，改元代器物足墙斜削为平切，器底有平坦的细白砂底，也有涂一层褐红色护胎汁的，有些还有显着的旋痕和淡淡的橘红色，但手抚感受均滑润。有不少器物底部开端施釉，改变了元代多不施釉的习气。盘类器物有的内底平坦，有的稍下陷，周边则轻轻突起一圈。
四、绘画体裁。洪武青花所选用的装修图画与前后相邻朝代对比显得单调，多为四季花卉，扁菊纹运用最多，也运用一些兽纹，如龙凤纹等。龙爪多为五爪，与元代的三爪、四爪不同。别的，院子湖石、石栏芭蕉、岁寒三友、鸳鸯池塘、灵芝纹等亦多见。元代惯用的杂剧故事、水藻游鱼纹已很少见。与元代图画对比，洪武青花已表现出自身的某些时代特征，例如纹饰层次开端削减，茶花叶片和蕉叶中茎留白不填色，西番莲叶和牡丹叶片遍及减小，显着细瘦，并发生变形，有的叶片有显着的出尖现象。
五、瓷土质料。洪武器不管官窑民窑，其运用的瓷土质料都是非常优秀的，但质料加工不如永宣及今后各朝精密，民窑器物胎体上常会有一些杂质。洪武器物露胎处多有火石红呈现，有的呈色较重。通常说火石红重的器物时代偏早。洪武官窑器胎料的加工水平较元代有了显着提高，故胎的孔隙显着削减，而元青花器壁和外底则多见不规则的气孔。器物的白胎较少，有的胎呈灰黄色，但手感均对比滑润。器物胎底有少数氧化铁黑黄色疵点，偶有小片的窑渣粘附，高倍放大镜下观察，胎体有显着的润泽感。
六、釉面。洪武青花釉较元青花厚。因为釉的配方或浓度的原因，器物外表常呈现较显着的缩釉斑和棕眼。多见釉面有两种，一种对比润亮，另一种是承自元代，闪鸭蛋青色，有失透感，颇似卵白釉，釉面不行亮。
七、题款。洪武青花官窑器至今未见年款，故依赖年款断代是不可靠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洪武青花梅瓶，肩部篆书“春寿”二字，几近孤例。民窑青花器亦未见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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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宣德青花之别
雅趣轩藏有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碗，高5厘米，口径4.8厘米，足径5厘米。敝口，敛腹，圈足。胎体坚致细洁，釉面晶莹厚润，青花色泽浓艳。这些特征，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青花共存的总体风貌。
明永宣两朝相连，制瓷工艺基本相同，从胎、釉、彩各方面来看，也极为相似。所以鉴定界历来就有“永宣不分”之说。鉴藏家高阿申先生论著《瓷器收藏实鉴》中之“青花缠枝莲托八宝三足炉”评述这一时期瓷器说：“纹饰用小笔触，花、叶均留白不填满色。青花色泽青中泛蓝，深浓处多黑褐色结晶斑。结晶斑系钴料中窜出，或浮于器表，或下陷于胎骨，是典型苏麻离青特征。外壁釉面呈现橘皮纹。放大镜下，釉面大小气泡密集。釉薄处色白或泛微青，釉厚处呈水绿色。外底露胎，胎质洁白细糯，抚之若触摸肌肤般有滑爽感。”
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诸多专家论述，领悟探求永宣青花器二者之间微妙不同之处，我最后归纳试得出以下结论：
一、宣德时期瓷土选料，是景德镇附近麻仓山所产“麻仓土”。同类器物相比，永乐稍轻薄，宣德显厚重。此碗“露胎部位瓷质润白，呈现浅淡火石红，无旋纹痕。”
二、宣德青花瓷“釉面一般都能见到像橘子皮似的橘皮纹。”检验青花碗，确实从釉面上看到这种和永乐器截然不同的差异。器物表面显示出的细微现象，为我们鉴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用放大境观察，此碗釉面“可见大中小不同、间距的气泡群”。这也正是鉴断宣德青花瓷的有力佐证。皆因“凡气泡密集而整齐者，大多非宣德瓷”。
四、宣德青花瓷不及永乐器细致，坯接胎痕比较明显。此碗底足相连处，则呈现出一线浅短的接胎痕。“圈足断面呈倒梯形，无法用手抓起，足背有棱角感”。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局部特征。
我国许多古瓷鉴定家，根据实鉴经验还认为：明清瓷器鉴定纹饰的意义大于造型意义。纵观永宣缠枝花卉纹样，虽然花叶均富写实趣味，蔓草逶迤婉转轻盈，展现出古朴飘逸的风彩。但是，宣德青花瓷一改永乐隽永秀丽的画意，笔力苍劲雄健、恣肆纵横、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从此碗心描画花卉纹便能看出两种瓷绘风格各具其异。壁外图饰时代特征更为明显。永乐青花线条纤细，不像宣德粗犷繁密，所以很少呈现如此深沉浓紧、浑融成片黑褐色的铁结晶斑。
综合上述因素，此碗不仅确具宣德青花的总体风貌，而且还有局部细微之处的显著特征，笔者“以物为据”鉴断：应系景德镇民窑烧制的宣德青花佳器。
风格独特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
青花瓷以其洁白细腻的胎体、晶莹透明的釉色、幽靓浓艳的纹饰、华美丰富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它清新雅丽，质朴率真，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含蓄而豪迈的民族风格，因而素有“国瓷”之誉。1975年在江苏省扬州市的唐城遗址中首次发现了一些青花瓷枕残片，1982年又陆续出土了青花盘和盌的残片。经古陶瓷学界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残片的测试和分析，证明这种釉下钻兰画彩的残片就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唐代青花。钴是一种矿物质，经高温烧成后呈现一种深兰色，在我国战国以前流行的陶胎琉璃珠上就已经出现；唐三彩中的蓝彩也是钴料的呈色。青花瓷中钴的呈色是在釉下，这在技术处理上要较釉上的钴兰复杂的多。宋代青花经历了缓慢的发展，浙江省龙泉县金沙塔塔基、绍兴县环翠塔均曾出土过十几片青花盌的残片，是宋代青花瓷的遗存。青花瓷的蓬勃兴起应是在元代的中晚期，江西省高安、乐安二处元代窖藏的青花瓷器，高大完整，瑰丽丰富，使人们眼界大开。明代始，青花瓷一跃而起，开始成为景德镇彩瓷生产的主流，是我国瓷业生产历史上产量高、应用广，最特殊也最平实的彩瓷品种，它的精品御用于宫廷皇室、达官显贵及祭坛庙宇之中；而一般的产品遍及穷乡僻壤，“进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对内通行于全国上下，对外行销世界各地。上至天子，下及庶人，雅俗共赏，“贵贱通用之”。
纵观青花瓷烧造近千年的历史，明永乐、宣德两朝（1402—1436）烧制的青花瓷堪称一流，富丽堂皇的纹饰，如同水墨画般晕散的青料呈色，千瓷百态的造型，恢宏雄奇，动人心魄，具有不可替代的振撼力。它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已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线为全世界瓷器爱好者所痴迷。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国青花的最高品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博物馆中都脐身于最负盛名的展品之列，“发前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清人朱琰所云：“按此明窑极盛时也，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已尽，改用平等青料，故论青花，宣德为最。”
永宣青花瓷所展现出来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是显而易见的，它既不同于元代青花的豪迈奔放，又有别于明中后期青花瓷典雅拙朴，更不同于清前期青花瓷的华美亮艳。永宣青花展现出一种博大宽容、神圣崇高的美好意蕴，迄今为止，没有哪一时期的青花瓷能够逾越永宣青花的发展高度以及模式与范畴。
本文将综合分析明初社会状况兼及经济文化背景，试对永宣时青花瓷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及独到之处的成因做几点分析。
一、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瓷器自东汉创烧成功以来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漫长岁月，其发展速度时快时慢，但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瓷业烧造，作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它的兴衰也是遵循着社会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的轨迹。尤其是入明以后的官营手工业，对于封建王朝的依附性表现得愈益明显。
明洪武、永乐时期是明王朝创业之初，宣德朝继承永乐朝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加强，对内休养生息，对外守土保境，特别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出现“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质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①的局面。实际上在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共七十余年中，元末战争中的农奴和奴婢都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由民。洪武十八年（1385）就“设抚民之官，颁宽恤之条，令天下郡邑，拓而抚之。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劳携幼，竟返桑梓”②。在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下，大量的人口纷纷回到生息劳作的土地上，原有的耕地不敷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提倡移民屯田，就是把人口密集地方的农民有组织地迁移到荒芜人少的地方开垦荒地。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明政府将发展手工业生产提到了重要地位，并采用了一系列保护手工业者利益的措施，提倡“工技专于艺业”③。其中一项重大的变革是放宽了对手工业匠人的限制，部分地解除了元代以来手工业者与封建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洪武十九年制定了工匠的轮班和坐住制度，将工匠成年累月地为官府生产变为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为官府服务。轮班匠三年一班，每班为官府服务不超过三个月；坐住匠每班不超过10天。工匠们在应役之外，余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如是轮班各匠，无工可造，听令自行趁作”。这种对手工艺匠人较为宽松的政策，比起元代那种永世为奴的匠籍制度，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允许个人自由从事商品生产，刺激了匠师们的生产热情，激发了努力提高技艺水平的愿望，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手工业者的队伍。永乐时，全国在册的官匠已由洪武时的23万人增加到30万人。在矿冶、纺织、造船、造纸、制瓷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陶瓷业的发展最为迅速显著，并很快地形成了景德镇这样的全国瓷业中心。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永宣两朝的官窑青花瓷也正是以强大的封建经济基础为依托，凭借着御窑厂完备的组织系统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以及被垄断的生产材料，进入了青花瓷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洪武二年，明政府在江西景德镇正式建立御窑厂后，即投入大批量的生产。《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年）祭器皆用瓷。”洪武七年，明廷为答酬琉球入贡，赐瓷7万件。十六年赠占城真腊瓷器19000件。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六品至九品官除酒器用金、银等金属外，余皆用瓷器。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对官窑瓷器的需求量之大。永、宣时官窑业有进一步发展，窑炉由原来的20座猛增到58座，而民营窑炉“近三千所”，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为历代所仅见。在政府的消费导向下，官窑青花瓷的制作愈发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至此，树立了官窑青花瓷正统、高贵、豪迈、富丽的总体风格，代表了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
永宣两朝的官窑是自有官窑以来（我国官办窑业始于北宋徽宗时期）最发达最兴旺的官营窑业，并以绝对的优势独步瓷坛。中国瓷业在宋元以前，往往名窑辈出，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永宣两朝景德镇官窑的制作水平明显地超过以往各地窑厂，因而形成了“天下窑器所聚”的制瓷中心。所谓的“官搭民烧”、“官民竞市”的情形都是发生在明中晚期官窑衰落、民窑崛起的时期。而在官窑业无比兴旺的永宣两朝，其烧造实力无可比拟，它虽然与民窑同处一个时代，但产品的形制、胎釉、青料、画工诸方面都大相径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
概言之，永宣时期由于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和比较宽松的社会生产环境，综合国力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均首屈一指，这短暂的繁荣迎来了中国青花瓷烧造史上最辉煌、最活跃的“黄金时代”。
二、郑和下西洋与青花瓷器的对外传播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极有作为的封建君王，为扩大明王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以明初强大的封建经济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为基础，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大监郑和奉命率领万人以上的使团和数百艘船队先后七次远航西洋，“浮历数万里，往复几三十年”⑤。郑和每次出使都准备了大量的丝绸、铁器、金属货币，而瓷器是主要的品种，通过万里海路向西域远国传播着东方文明。大量的瓷器出口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瓷器的生产，更由于国外普遍喜爱青花瓷而使景德镇开始改变“宋瓷尚雅、元瓷尚白”的传统而全力地投入到青花瓷器的生产之中。“青花”一词也是在此时正式出现于文献记载。虽说元代青花已经相当成熟，但没有见诸文献。随郑和出使的随员马欢将途中见闻写成《瀛涯胜览》一书，此书记载“（爪哇）国人最喜用中国青花瓷”、“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芩、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郑和的另一随员费信的《星槎胜览》中多次提到各国购买瓷器的情况，其中购买青花白瓷器的国家有暹罗、柯枝、忽鲁谟斯、榜葛利、大嗅南、阿丹等。“青花”一词在上述游记中首次出现，稍后的《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条载有“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的记录。此后在明清各类文献著录中才统一了青花瓷的名称。
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次所带大批货物一部分代表明政府馈赠给诸国君王，并向他们宣扬明朝的共修睦好愿望，同时邀请各国派使节来华；另一部分货物则是与当地人民进行平等的交换贸易。宣德五年（1403）明宣宗为筹办出洋货物颁诏：“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大小缸六十一只，该关领厚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诸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以厚阿丹之国，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纻丝等件，并厚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锅等人情物价，及随舡合用军火器、纸扎、油烛、柴炭、并内官办使年例酒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等，关领前去应用，不得稽缓。”当时占城对“中国青花瓷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交易。”锡兰国对“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⑥。每当船队到达一国后，并不限于只在国都和大码头进行交易，而是派遣随员的小船分别深入到各国的内地与当地人们贸易。《郑和航海图》上所标注的地名极多，在许多偏僻的地方注明“有人家”字样，可见当时贸易范围之广。郑和出使把中国瓷器推向国外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海外市场对青花瓷的大量需求。由于当时民间窑厂受官窑的限制，上等的生产资料被官府垄断，所以制品相当粗劣，即不能作为礼品，也无法作为贸易用瓷，由郑和船队开辟的广阔市场完全由官窑生产来支撑。那么，当时官窑生产能力又是怎样呢？仅举一例：“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纹瓷器，兼本部官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磁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⑦，一年中一次就计划烧制40余万件精美瓷器，其生产规模和生产速度的确十分惊人。
明初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海外诸国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以说，永宣时青花瓷的大发展与郑和船队远航有直接关系。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也证明，凡是郑和船队到过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明初青花瓷残片出土，完整无缺的传世品大多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日本古陶瓷学界曾多次提出过这样问题：为什么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境内没有出土过一件永宣时期的高档青花瓷？而明以前及明中晚期瓷片则出土很多，而且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我个人认为，这一现象与明初外交侧重和郑和的航海路线有关。我国古代关于西域的概念，多指甘肃敦煌以北、葱岭以东以至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地区，郑和的航海活动始终没有超出西域这一范围。整个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一次到第三次远航，途径主要是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第二阶段是第四次到第七次远航，活动范围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的国家。主要航线是由江苏太仓出发，经越南中部、泰国中部，穿过印度半岛西南部海岸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以至再往前行至非洲东部海岸。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朝鲜等国，虽说是近邻国家，没有高品质的永宣青花瓷的出土也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明初“海禁”政策的高压下，民间的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官窑瓷器的海外输出几乎都是由郑和船队来承担，这一史实是由明初政府的经济、外交方针使然。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产能力，同时对提高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品质、使之达到历史巅峰的水准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郑和带回的诸国土产中与明初青花瓷烧造有直接关系的是“苏泥勃青”这种优质的瓷绘原料，而这种青料是此时所独有的。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中说：“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张应文《清秘藏》则说：“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青花者用苏泥勃青，图画龙凤、花鸟、鱼虫等形，深厚堆垛可爱。”高濂的《遵生八笺》、唐秉钩的《文房肆考》都认为苏麻离青即苏泥勃青，是多由南洋传入的舶来品，或来自西域的青料。
按《明会典》载：“苏门答腊国，永乐三年（1405）遣使来贡。五年（1407）至宣德六年（1413）屡遣使来贡。十年（1435）复请封其子为王，贡物石青、回回青。”回回青，即苏麻离青，只是这个名称的译音在明代人温处叔《陶记》中，便被“苏泥勃青”所替代，清人的有关文献中也称为苏泥勃青，此后一直延用至今。正是这种进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花的发色有别于历代青花。当然，永宣两朝所有的青花瓷也并不是全部使用这种珍贵青料，但绝大多数高品质的青花瓷确是使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来发色。由于它亮泽、浓丽、深邃而晕散，具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其审美趣味为其他瓷类所不及，堪称青花之最。西方国家学术界将此种青料称之“Smaltum”，这个英文名字的发音与南洋群岛中苏门答腊岛的发音十分贴近，中国古籍《明会典》也有确切的记载，苏泥勃青产于苏门答腊岛似应没有什么问题。苏门答腊，明代时称作苏门答刺，是郑和船队航行时重要的转运中心，同时也是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门户，具有根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心，在双向贸易活动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商船都聚集在此等候季风过冬，其间的相互交易异常频繁。学术界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苏泥勃青的原产地是波斯湾附近的中东地区，是由穆斯林商人带到中转站苏门答腊岛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的。笔者认为，苏泥勃青产于苏门答腊的说法较为妥当。查阅《明史》可以了解到，苏门答腊和渤泥入贡是在永乐三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共12次；宣宗元年、六年、八年、九年，共4次。以后的成化十六年有一次，而后终明一代不再贡。苏泥勃青的输入是随着郑和船队的启程而始、停航而终，其间诸国贡方物中的青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用于官窑生产的青料是由郑和船队带回的。宣德以后青花瓷品质急剧下降，产量锐减，随即转入瓷业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也就是所谓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空白期”。当然，空白期的形成有多方因素，最主要的是明政府三令五申罢烧瓷器的禁令所致，但郑和船队的停航、海外销路的断绝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可以这么说，永宣青花瓷独特的发色是与明初政府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有最直接的关系，郑和是忠实的执行者，他以毕生的精力贡献于这一伟大的壮举，为当时中国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风格
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征服了远东、中东和北非，伴随着政治疆域的不断扩大，便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伊斯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又赋予其艺术以特殊风格。
在谈及永宣青花瓷在造型和纹饰的特色时，不能不谈到它无所不在的伊斯兰文化风格。诚然，这种特殊的风格在当时也吸收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雄健粗犷和藏族文化的神秘执着，同时了保持着宋以来汉族文化的一贯传统，但这一时期青花瓷在追求形制变化、呈现丰富多彩的式样美感以及花纹装饰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它从形式到内容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这些鲜明的风格特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有百分之七十的永宣青花瓷在造型方面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渊源范本。
事实上，在大量的青花瓷随郑和船队远销近东、西亚等国时，他们的王朝也频繁来中国朝贡，带来了异域精美的工艺品。据统计，永乐朝21年中各国来华79次，平均每年近9次。这一时期来华使团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永乐九年七月甲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⑧；永乐二十一年九月“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阿丹、祖法儿、刺撤、不刺哇、木骨都束、柯支、溜山、喃勃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十六国千二百人贡方物到京”（文献同上）。外国使团进献的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铜器使明帝欣喜异常，命令宫廷画师参照设计成青花瓷器的装饰画样提供给景德镇烧瓷艺人，烧成大量的成品再回赠给各国贡使和国王。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更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于是便有了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带有伊斯兰文化风格的青花瓷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风靡一时的热潮。目前在伊朗、土耳其等国出土和传世的永宣青花瓷数量很多；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著名的博物馆也有少数收藏，其总数甚至超过我国本土的收藏。最著名最集中的收藏是伊朗的阿迪比尔神庙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托普卡匹、萨拉依博物馆，这里的收藏品都是质量上乘的高档官窑制品，绝大部分是明政府赏赐给国王的礼品。在造型和花纹上完全采用阿拉伯式样，即使是描绘中国传统的花卉也采用伊斯兰人图案格局，比例完美，节奏起伏，紧密交织中具有规律性变化，艺术感染力很强。
由于永宣两朝推行的开放政策，当时又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时期，异常频繁的友好往来加深了与各族人民的理解，包括审美品味、生活习俗、图案造型、人文地理、服饰装束等诸多方面。这种文化倾向反映在青花瓷的烧制上，我认为，首先是为了迎合伊斯兰社会的消费市场，以瓷器的流通为纽带，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达到“以我为主，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最终实现明初皇帝建立不朽基业的大明帝国的目的。其次，海外巨大的市场需求又反作用于国内的生产能力，极大地促使青花瓷在数量上和品质上空前地提高，这种高效的良性循环又是与明初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⑨《中国陶瓷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东渐，与我国原有艺术相结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采。”
明政府出于经营西域的目的，对于伊斯兰教采取了比以往朝代更加宽容的保护政策，当时虽然禁止使用胡服、胡语和胡姓，但仍然重用回回人担任政府要职。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冯胜、丁德兴等都信回教，郑和、铁铉也是穆斯林。洪武初年，敕修礼拜寺于西安、南京、滇南及闽、粤等地，并御书《百字赞》褒颂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洪武二十五年（1392），召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天经于奉天门。奉旨每户赏钞五十锭，绵布百匹，与回回每分做二处，盖礼拜寺两座。如有寺院倒塌，随时修，不准阻滞，与他住坐，凭往来州县布政司买卖，如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钦此！”⑩明永乐五年（1407）成祖颁保护伊斯兰教的敕令：“谕米里哈之：朕惟人能诚心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之，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脊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护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该敕谕碑在泉州清凉寺、福州清真寺、苏州太平坊清真寺均有保存。
为了加强与西域诸地的往来，明政府从新制定了或比年、或间一年、或三岁辄入贡的新条例，并提高西域商旅的贡使待遇。中原市场广阔，利润半厚，一斤回回青可卖二两白银，六把普通的回回木梳可换一匹绢。高额的商业利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明史·西域传》记载：“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保雔之使，辐辏阙迁。”“其载货之车，多至有余辆”（11）。永宣二朝往来道路无虚日，开创了与西域诸国“贡赐”贸易的新局面。曾以游牧为主的回回民族，以天幕为帐，大漠为床，在他们长期的游牧生活环境中唯一需要拥有的是日用物品，这些物品受到珍视。他们擅长制作便于携带的精致的手工艺品，如地毯、陶器、玻璃器、金银器、水晶、牙雕等随着东来的回回大量涌入我国，精于此道的手工艺匠人以他们精湛的艺技给予明初在染织、制瓷、镶嵌、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永宣青花正是在这种开放交流的社会大环境之下，融合了吸纳了大量的伊斯兰手工艺品的造型和纹样而展示出浓郁的异域风格。
就瓷器的装饰而言，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道理很简单，当时在与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世界，而白地兰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着纯洁和高尚，深受帖木耳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广泛地使用这种装饰为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则成为必然。永宣青花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与此同时，它那高雅不俗的格调和动人心魄的形式美在赏赐、外销的同时也深受明朝皇室和贵族士大夫的称颂。这种以外来文化为主的倾向与长期奔波于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商人也有很大的关系。回回素以精明练达、吃苦耐劳的商业民族而著称于世，在与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中深知他们的需求，于是出现了为适应出口而采用大量的伊斯兰风格的造型与纹样的装饰时尚，这种情形在大量的传世品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得到了印证。许多永宣两朝独有的形制和花纹能都在伊斯兰古代文物中找到它们的渊源踪迹。下以故宫藏品为例：
宣德青花缠枝花双系带盖大扁壶，高54、口径6.5厘米，壶小唇口，短颈，腹面一侧隆起，另一侧平坦，呈遍圆形，也称“卧壶”，外唇口单侧安一小孔系，肩下安双环耳，叠插式圆盖。此壶气魄宏伟，造形奇特，特别是腹面满绘的缠枝花卉婉转起伏，富于节奏，带有典型的西亚特征，腹正中凸起的圆圈线内环套的八角星形装饰运用了和谐对称的几何学原理，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传统的壶形尽管千恣百态，但最终是以储水为实用功能，此壶无法直立，平放水就会从口部流出，所以尚不清楚它的实用功效。美国的佛里尔美术馆收藏一件伊朗12—13世纪的黄铜嵌银扁平大壶，形制与此十分相似，据说是贴挂在清真寺墙壁上用于供奉真主的器物。
宣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高36、口径7.8、足径15厘米，直口、长颈、平肩，壶身圆筒式出八棱，圈足内施白釉，长形流，宽扁曲柄。通体纹饰分为五层，以折枝的卷叶花为主，平伸的方流与大跨度的曲柄以及几何形面的壶身均具有波斯风韵。水壶是回教寺院必备的器物，每当举行朝拜仪式时，每人都要用水壶来沐浴净身，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阿富汗十分流行腹壁出棱的式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一件伊朗的黄铜嵌银出棱水壶，壶身上用银丝嵌出阿拉伯文“神将降福拥有此壶者”。青花执壶的出棱装饰完全源于黄铜壶，其蓝本历历可循。
永乐青花缠枝花龙柄花浇，高14.7、口径8、足径4厘米。粗颈、垂圆腹、卧足，单侧安首尾相接的龙头柄。通体以海水江崖及缠枝花为装饰。在葡萄牙里斯本古本江博物馆陈列一件12世纪初的白玉龙柄花浇形制与此相同。花浇实际上是回教徒在做礼拜时的净水器物，造型源于黄铜鼓腹带盖的盛水器，除去玉质的以外，大多为铜质，在伊朗和叙利亚从12世纪就开始生产，13—14世纪的帖木耳王朝十分流行。永乐青花花浇外口下及肩部凸起的弦纹还可以见到金属器制作的遗风。
宣德青花花卉纹八方烛台，通高38.5、口径9、足径13.5厘米，由蜡台、支柱、底坐三部分组成，呈八方形，底坐内凹中空，是模仿西亚清真寺中的铜烛台烧制的。铜质的烛台在古代的埃及和叙利亚十分汉行，美国佛里尔美术馆就收藏有一件黄铜嵌银烛台与此酷似。
宣德青花缠枝花折沿盆，高12.2，口径26、足径19厘米，撇口，折沿，直腹，平底，细砂无釉。里外满绘青花纹饰，里心以变形朵花纹为圆心，依次向外展开多层环形装饰带，口沿处绘汹涌翻卷的海水浪花纹；外壁绘柔婉的缠枝花。这种折沿盆的造型起源于回教徒的净手盆，曾流行于埃及等地，但是铜质的占绝大多数，瓷质折沿盆往往失去了它实用的意义而被作为陈设品。
青花缓带耳扁瓶，高28厘米，蒜头口，圆轮腹，肩颈处安缓带耳。腹绘多角轮花，此种形制在中国传统的瓶式中未见，叙利亚博物馆收藏一种出土于本土拉斯、夏姆遗址距今2000年的红陶多耳罐与此瓶十分接近，陶瓶扁腹正中以黑彩描绘的涡轮状花朵视为青花缓带耳瓶装饰的滥觞。
此外还有青花龙纹天球瓶、象耳折方瓶、龙凤罐、带盖高足豆、鱼篓尊、十菱高足盌、无档尊、镂孔香薰、菱花口托盘、大钵盌、卧足盌、鸡心盌等三十余种形制，与伊斯兰文化的古代文物有着血肉联系。在诸多的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直径在30cm—60cm之间的菱花口大盘，这种折沿阔底的大盘，多以满密的缠枝花装饰，内壁随菱花口而分格，并且十分注重盘里的装饰，显然是符合人们俯视的习惯，这种巨型盘是穆斯林人们盛放食物的器皿，大家席地而坐，首先祈祷感谢真主的恩赐，然后取食。这种独特的饮食习惯必须配合硕大的餐具，完全是为了适应伊斯兰的民族习俗。
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它的艺术是吸纳了古希腊、波斯和基督教的艺术精华，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而产生的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典型艺术，表现在图案方面其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植物花卉。山脉纵横、黄沙遍野的伊朗高原上，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如火的骄阳和闪耀的群星，穆斯林渴望蓝天碧水和绿色的生命，他们对于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在伊斯兰的理想天国里也有植物的一席之地，绿洲上的植物象征着永恒的生命。公元10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采用了椰子、谷物等生活所必需的植物为装饰，并且把它们描绘成无限的延伸、卷曲、缠枝、变形，按照自己意愿从新加以组合，使之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阿拉伯花纹是指那些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叙利亚的沙漠古都帕米拉的石刻建筑上，有10世纪葡萄藤叶纹图案是连续性植物图案的代表作。永宣青花瓷上所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有机地婉延迂回，比例完美、节奏起伏，充满了无限生机。
除去缠绕的花卉以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放射性排列画法，在折沿盆、盘心、盌心上大量使用。它是以器物里心正中为同心圆，花纹图形依次展开，向外扩展，进行多层次的描绘作为装饰，很典型的例子是宣德青花鸡心盌，盌里心以一六瓣朵花为中心，依次向外是十字花、回纹、缠枝安克架（“■”环柄十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意为生命的钥匙，读作ankh，汉译作“安克架”）、卷草纹、环形装饰带，精美而华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圣殿上凸出的穹窟。
伊斯兰的几何、数学极为发达，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于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从青花窑的造形到纹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这是一个适应万物的变形体系，如宣德象耳折方瓶、十菱花口洗、瓜棱水注等器形都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对称和谐的几何原理。在图形方面常见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形等。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一件器物上划分出若干个对称的装饰区域，用条带或环带边饰分割，产生对立统一的美感。回纹、忍冬纹、碎浪纹、卷叶纹、水涡纹、圈点纹、朵花纹组成的边饰则更多地受到波斯地毯图案的直接影响，更有些是受益于清真寺中圣龛和门楣边饰的启发。此外一些附加的装饰如鼓钉、凸雕花卉、弦纹等都保留了金属器的遗风。小系一般十分单薄，安在盖钮外侧或壶柄的顶端，我们称之为“盲系”，是一种失去实用功效的纯装饰。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装饰题材之一。12世纪阿拉伯文纷繁的各种书体已形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严谨规范，起伏跌宕，具有无比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盌、青花无档尊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一般而言，永宣青花瓷中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上所描绘的花纹多为抽象的夸张和变形，大多数采用源于西域地区的植物和花果。在广泛使用的缠枝花中西蕃莲十分常见，这是一种大朵密瓣介乎于我国的荷花与菊花形态之间的花卉，在古波斯地毯上常见这种纹佯，痕都斯坦（今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12世纪玉质盘上描绘的就是缠枝的大朵西蕃莲。再有一种椭圆形的扁菊花（一种长年盛开在西亚沙漠边缘地带的野花，当地叫做“延命菊”）、苜蓿花（由于引进阿拉伯良种马而随之在我国广泛种植的精饲料）、葡萄、石榴（安石榴）、西瓜、蕉叶（棕榈叶）、核桃（胡桃）、芝麻（胡麻）、没食子（一种药材）、黄瓜（胡瓜）等等，上述花果许多早在汉代即由西域传入我国，但是大量出现在青花瓷上却是自永宣时期最为流行。
综上所述，在明帝国最为昌盛的年代，永宣两朝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以伟大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吸收了域外优秀文化中的精髓，并有机地结合，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区分，产生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开放的社会是进步的社会，开放的文化是伟大的文化，正是成祖、宣宗时的开放政策浇灌了此时青花瓷这朵美丽的奇葩！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国家昌隆、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兼容吸纳异域文化的光辉典范，它所产生的一切，特色鲜明、永不枯竭，经历了500余年的沧桑岁月依然光采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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