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官窑瓷器粉彩鉴别。
乾隆一朝官瓷的装饰可谓新奇异巧、富贵华丽，不惜工本，繁缛之风日趋。乾隆之初尚袭雍正之风，不过很快改变了风格，多次要求督陶官烧制新奇瓷器。
十八世纪时西洋绘法已传入多时，《饮流斋说瓷》记载：“乾隆大兴锦地花，参入泰西界画法，俗谓之规矩花。镂金错彩，叹为观止。人物细微，毫发华现，翎毛尤极工致” 。“乾隆贡品绘碧瞳捲发之人，精妙无匹，西商争购，值亦巨也。”
粉彩描金开光西洋人育子图倒锤瓶乃乾隆四年（1739年）升为督陶官的唐英奉谕旨所造，此人聪明好学，博学多才，对诗书画印等有着深厚的造诣，通过他与工匠“同其食息”，终于成了深谙土脉、火性、诸料的专家。
此瓶集督陶官的创新精神及西洋文化并融汇贯通，开创了全新的瓶式，造型繁缛且不乏新颖，整器呈倒锤形，给人以端庄灵秀之感；上下两侧塑型螭龙耳，并施描金工艺，彰显皇权本色。
瓶腹于上部，开光绘“西洋人育子图”，画面描绘了西洋母亲着便装育子的形象，宽大的外套、精致的花边和时尚的头巾尽显欧洲贵族的典型气质。整幅画面以墨线勾勒人物形象，并以平涂法为衣装大面积设色，庭院里的古树、山石、栏杆，均以中国画的表现方式表达。
纹饰至上而下，由繁多的吉祥如意纹所组成，并且色调多样，颜色过渡自然，纹饰绘制精美无比，寓意深刻非凡，整体呈雍容华贵之感，好生气派。
率真而自然的写意笔法，凸显出画面张弛有度的笔墨意境，用中国画的表现手法描绘西方人物形象，是中国瓷绘画工对西洋人物图像的再现，是以传统中国文化底蕴与西方文化元素的触类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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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粉彩描金开光西洋人暖锅
史书记载雍正对艺术有很高的感知和鉴赏力，他曾直接干预器具的设计与制作，并留下了大量指点的谕旨。在这些谕旨中，“四爷”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褒雅贬俗，务求尽善尽美。
在雍正眼里，凡是达到“文雅”、“素净”、“秀气”、“精细”的器物方能赢得“甚好”的评语，得以“持进御用”；反之，则是“蠢了”、“甚俗”，甚至重做；对不可改做的器具，还会连连叹息：“可惜了材料”，并束之高阁。
据《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记载，雍正特别感兴趣、着意指点的种类包括瓷器、漆器、绘画等。里面详细记录了皇上的谕旨和制作过程，从中可窥见雍正帝的审美标准和鉴赏水平。
暖锅由早期的粥罐、火锅演变而来。此暖锅在隔层里可放置炭火，在严寒的冬日里食材具有保温功能，充分体现了皇家日常用膳细节的生活品质。
工艺精良考究，造型奇巧而典雅稳重，通体多处描金装饰，可见用料不惜工本；纹饰细腻且寓意吉祥。整器色彩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把观赏性及实用性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整器由三个独立的盖、碗、底座所组成，组成后严丝合缝，全无晃动松弛之感，底部放置炭火处留有排烟孔洞，以强调暖锅的功能性，可见烧制工艺已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
锅盖之造型奇绝无比，咋一眼望去则犹如清代官帽，别有一番趣味；盖身两侧塑矾红螭龙，身形矫捷，映衬于盖顶宝珠之下彰显帝王之尊。
腹部四开光绘西洋人物画，绘画多以西洋人生活点滴为主，充分体现了雍正帝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可和推崇。此暖锅正是有了中西方艺术文化的融合，以及广博精深的内涵，华美绚丽的纹饰，成为雍正时期不可多得之传世精品。
乾隆 粉彩描金开光育子图执壶
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都习以为常。但壶的前身只有壶身，并没有流与柄，是通过漫长岁月的改良才形成今天我们所见壶的雏形。
例如春秋时期的投壶，就只有壶身。并且成为宴请宾客时的礼仪，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
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所以就用箭投酒壶来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也成为了一种礼仪，在唐代得到了发扬光大。
此壶吸收了西域风格特点，及我国传统执壶的元素相融合，呈现出纤细干练，端庄且柔美的造型，让人朝思暮想。
其彩绘则不惜工本，釉色肥厚细腻，如玉质般顺滑。壶流与壶柄均采用鎏金工艺，壶身多处开光，分别绘山水及育子图。整器呈金碧辉煌、安定飘逸之感。如果省去壶盖、流、柄，它便是一只精美的玉壶春花瓶，别具一番趣味。
壶流与壶柄绘龙首，与壶身衔接处过渡自然和谐，没有生硬结合的感觉，使器型左右平衡、不偏不倚，重心适宜。从实用到审美均得到完美的兼顾。壶柄尾部巧妙的塑成如意形，有 “如愿以偿”及“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
绘画则颇见宫廷画家功力，纹饰精细生动，开光处“育子图”绘得传神至极，母亲对孩儿望子成龙殷切希望的心态，通过画面流露出来，准确而生动。皇家用瓷，则寓意非凡，足见皇廷贵胄对皇子皇孙教育的重视程度无处不在。
雍正粉彩描金开光山水西洋人高足托公道杯
公道杯为古代汉族饮酒饮茶用品，杯中央立一老头或龙头，体内有一空心瓷管，管下通杯底的小孔；管的上口相当于龙颔高度。头体下与杯底连接处留有一孔，向杯内注水时，若水位低于瓷管上口，水不会漏出。
当水位超过瓷管上口，水即通过杯底的漏水孔漏光。这种漏水杯，汉族民间称“公道杯”，系根据物理学上的虹吸原理制成。公道杯盛酒最为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
此公道杯分两段分别烧造，造型秀美别致，于富丽中隐现淡雅。上部杯内塑型通体鎏金之龙首，龙首翘出杯外，状貌生动，目光传神，尽显威仪之态。下部为莲花状高足托，两组部件分别开光绘西洋人物及山水纹饰，纹饰间隔均为描金回型纹加以区分；当注入酒时，利用吸虹原理，龙首便会随随升起，是结合科学与艺术之杰作。
纹饰绘画亦由前朝婉雅清丽的特色趋向受西洋画风渲染繁华璀燦。此纹饰构图层次繁复讲究；开光间隔处以蓝料绘缠枝花卉，杯子底部绘莲瓣纹，高足托回型纹处绘蕉叶纹样，完全对称均整。
杯中开光内绘西洋人物画，以西洋透视法的构图和点彩的阴影画法，其背景古堡、衣裳色泽、处处体现了西洋人日常生活中之场景，极富欧陆特色；高足托亦开光绘四副山水风景，岩崖树海、亭台舟渡，颇具东方艺术的闲情逸趣。
在雍正手中把玩细赏时，就像透视水晶球般，将西洋的景色和人物一瞬间超越地域和空间的阻隔，来到雍正眼前，和我国传统山水画一同交织，丝毫不显突兀，实为巧妙。
杯中内壁及底部均施大面积鎏金工艺，显得富丽堂皇，此器历经岁月的洗礼，略见裂纹，形成开片装饰之效果。此公道杯令围坐饮酒之士享受同样的装酒容量，体现了一种民主公平的茶道精神，为中国人聪明才智的又一体现。
乾隆粉彩涂金开光塑贴西洋人螭耳大瓶
明朝景泰年间是掐丝珐琅最鼎盛的时期，乾隆帝也对景泰蓝喜爱有加，而进行了仿制，但只仿了其型却仿不出神。乾隆帝幕古心切，逐命工匠烧制瓷胎仿景泰蓝器皿。
而工匠不辱使命，在瓷土的世界里硬是做出了瓷胎仿掐丝珐琅器，这一创新使乾隆瓷有了新的门类，同时也开创了观赏的新视野。
粉彩涂金开光塑贴西洋人螭耳大瓶，为乾隆时期极为罕见的传世精品，此器硕大无朋，并且一双完整无缺，实为可贵。通身共十五种纹饰，给人以层次分明，布局巧妙，威仪堂皇之感。
全器以天青底描金，绘以缠枝莲花卉，颜色恬静而淡雅，寓意吉祥。瓶腹开光处配大面积鎏金，简直是一件极品清仿明景泰蓝；若不细看难以分辨，实为彩瓷皇家御器。
腹部主体纹饰绘西洋人物，绘画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生动的反应了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整器不惜成本内、底均施绿松石釉，底钤“大清乾隆年制”鎏金雕刻篆书印章款。
肩部描金寿字纹，与卷口寿字相呼应，寓意“八方寿考”。开光鎏金西洋人物凸雕，除了有家庭和睦之外，亦暗合四象，寓意“天地人和”，整器流露出和睦、吉祥、安康、长寿、如意、幸福、富贵、华美之感。不论帝王或者庶民，所求者，不外如是也。
乾隆 粉彩涂金开光塑贴西洋人螭耳大瓶 尺寸：
口径：26cm
高：87cm
足径：29.5cm
乾隆粉彩黄釉海棠形开光西洋人物象耳长颈扁瓶
不论朝代如何更迭，每朝皇帝均会主宰百姓的意识。每人的嗜好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所以督造官会根据皇帝的喜好，揣摩皇帝的心思，或者引进的先进原料或技术，据此来烧制官窑瓷器，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官窑瓷器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年恢复了 “匠籍制度”，窑场常年维持着数以千计的工匠为朝廷烧造瓷器。这些工匠世代相传技艺精湛，或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能工巧匠。
当时由朝廷垄断最重要的原料高岭土、麻仓土，如今已经消耗殆尽，再也没有了。而烧制青花瓷所需的青料，朝廷也严格管控，民窑难于得到，因此，官窑比同期民窑产品精良百倍。
此器通体黄釉，满绘勾莲宝相花，长颈，口沿一道如意纹，中部旁塑有鎏金象耳，腹作海棠形，开光亦作海棠形，两面均绘西洋母子图，底及内壁施昂贵之绿松釉。
画风是当时欧洲盛行的洛可可式，加以西洋透视法的构图和点彩的阴影画法，在乾隆手中把玩细赏时，就像透视水晶球般，将西洋的景色和人物一瞬间超越地域和空间的阻隔，来到乾隆跟前。
乾隆 粉彩黄釉海棠形开光西洋人物象耳长颈扁瓶 尺寸：
口径：4.4×4.6cm
高：33.2cm
足径：8.8×6.8cm
雍正粉彩描金花草西洋人物多穆壶
明清时期，皇室对西藏传佛教极为重视，许多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器物开始进入宫廷，多穆壶即是例。“多穆”本为藏语，，原意为盛酥油的桶；到了雍乾时期，为了藏、汉民族间的友好与和睦，皇上便用此器赏赐喇嘛和权贵以及用于宫中陈设。
最早的多穆壶是以木或其它物料制成，需用皮带或金属箍起来，然后用金属钉固牢，后来演变为华美灿烂的法器。清代大量的册封和法事需要大量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因此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也供清帝赐高僧之用，故多穆壶更是流行，各种材质均有制作，有金属也有瓷质，且以金属器为多，主要为各种金属胎珐琅器，存世常有所见，但瓷质有穆壶比较罕见。
此壶品相极佳，壶为筒形，口部塑为僧帽状，两侧各塑矾红描金龙柄与龙流，彰显皇家之风范。壶内满施松绿釉，壶身四道彩箍，外体除开光处通体绘缠枝莲宝相花纹，浑然天成，庄严肃穆。
最为难得之处是开光内之西洋人物画，与传统国画相结合的方式来呈现。壶底绘：梅、兰、竹、菊。此乃中国人民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对这种审美人格境界的神往，号称“花中四君子”。
西洋人物绘画多以生活点滴为主，充分的揭示了雍正皇帝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可和推崇。此壶绘画正是有了中西方艺术文化的融合，以及广博精深得内涵，华美绚丽的纹饰，成为雍正时期不可多得之传世精品。
多穆壶被称壶中王，是宫廷收藏珍品。如今粉彩多穆壶存世量极少，除故宫外，世界其它著名博物馆中也极其少见，可见本品的珍贵，值得藏家倾囊而出。
雍正 粉彩描金花草西洋人物多穆壶 尺寸：
口径：11.7cm
高：52.5cm
足径：15.7cm
清代乾隆雕瓷开光粉彩描金走兽图兽耳盘口瓶
“雕瓷”顾名思议就是以陶瓷素坯造型为基础，在其上用雕刻、模印等技术手段来表现装饰题材的一种传统的制瓷工艺。此工艺兴于乾隆，盛于道光年间。通过镂雕，浮雕等雕刻技法，作品显得生动异常增光添彩，纹饰也更富有立体感。
雕瓷开光粉彩描金走兽图兽耳盘口瓶，施以繁密高超的雕瓷工艺，饰以鎏金作为装饰。两者巧妙结合，各臻其妙，绘制精湛，纹饰布局有致，色彩艳丽，协调的色彩与精细的雕工浑然一体，充分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传世品甚为稀少。
本品通体施高浮雕装饰彰显富丽堂皇的风范，此种工艺要求极高。在进行雕刻的过程中，瓷胎太湿不易成型，太干不易雕刻，时间要求极其苛刻。只有手艺高超经验丰富的工匠才能熟练的进行操作，呈现给世人稀世之作。
此瓶形制端庄雅致，颈部两侧雕镀金双兽耳衔圆环，兽首鬃毛纤细若发，眼鼻双耳无一不精。其下以绿釉为地，除腹部开光外均绘卷草花卉纹，纹饰花头饱满，花瓣肥厚，吉祥喜庆。底座通周绘变形如意纹及回字纹。
瓶颈及瓶腹开光处绘走兽图案，画面构图严谨，动静相衬。颈部以蕉叶纹为点缀，白釉上绘松枝松鼠，松鼠眼光灵巧，栩栩如生；腹部四开光绘走兽，山涧中站卧双鹿气韵生动，运笔苍劲；两只黑白二色山羊在草间觅食，憨态可掬，线条流畅，毛发毕现；骏马笔致劲健，肤色淳厚；双犬形象准确且忠贞不二，形象生动逼真。
绿釉晶莹润泽，釉色艳丽，玻璃质感极强，为乾隆后各朝所不多见。瓶腹上部矾红塑雕大吉篆体，寓旨“福禄天喜”、“福禄大吉”，展现宫廷之气息。周边又塑有五只瑞兽，象征“五福临门”。其底施松绿釉，篆书“大清乾隆年制”蓝料款。
纵观整器宝光内蕴，造型之华美令人赞叹。而雕工极其精湛，纹饰繁缛且包浆自然，图案极富喜庆吉祥之寓意，实乃乾隆官窑瓷可遇不可求的精品之作。
清代乾隆粉彩描金四开光花鸟纹诗文瓶
《清档》中有关御制诗瓷器最早见于乾隆七年，乾隆皇帝看到一件“御制诗句画山水青花壮罐”发出“甚好”的赞叹，旨令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按其式样，别样瓶亦照有诗句、山水、花卉烧造”。
自此之后，景德镇御窑厂秉承上意开始大量烧造御制诗文瓷器。这类御制诗文瓷器主要用于宫殿内外及皇帝书桌案头陈设，充分反映出了清乾隆时期精湛的制瓷工艺，与图文并茂之诗情雅意于一身。
此粉彩描金花鸟纹瓶，胎体厚沉，器形端朴。口沿描金外绘如意纹，其下绘蝠寿勾莲，颈部双耳为塑雕蟠桃所代替，底沿边饰蕉叶纹，瓶腹绘吉祥花卉若干，并描金四开光绘开光花鸟纹与开光诗文为饰。构图格局有序，色彩丰富多变，工笔娴熟精致。
而开光御制诗词均为隶书书写，作品从笔法、章法、布局、都力求追随原作。书写可谓一笔一画，毫不马虎，一丝一毫，都恰到好处，具有非常高的书法造诣，着实乃乾隆之宫中御用传世珍品。
瓶腹开光绘花鸟纹，蜜蜂飞于枝头之上，羽翼丰盈，形态可爱，周围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一片鸟语花香，生机盎然之景。
构图灵动犹然，在笔锋中带写意，笔力老健，色彩缤纷，足上施白釉，底以蓝料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此乃是乾隆御制诗文瓷器之一，瓶身的绘画和书法工艺都达到了精美绝伦的地步，是乾隆朝宫廷瓷器的代表之作，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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