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收藏。
说起瓷器收藏，不得不提到侍女瓷。中国瓷器发展到民国，从工艺上、原料上已经没有什么突破之处了，但中国绘画在民国时期却有着辉煌的一页。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瓷业画家和绘瓷高手。他们会聚在景德镇，以在瓷器上绘画为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为民国时期的绘瓷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工写兼备、书诗画文并茂，其中侍女瓷最有特色。
民国时期粉彩重的粉质逐渐减少，但在瓷绘高手笔下的粉彩侍女仍具有滋润柔和之感，色彩淡雅、富有立体感，绘制的侍女高雅柔丽，楚楚动人。到了民国中期，粉质少得形同水彩，但凡是出自高手的都有美人如玉之感。
侍女瓷的器型有瓶、罐、缸、盒、壶、杯、盘、盆、碗、碟、笔筒、帽筒、水盂等。在质量上一般小件多于大件，小件精于大件。器底款式有红、蓝楷书，盖印章款较常见，底款内容多为名窑款、商家款、仿古款、绘画家名款等。
名窑款有“居仁堂”等雅名，也有落公司款的，如“XX瓷业公司”等。仿古款“乾隆年制”、“同治年制”、“光绪年制”的仕女瓷大多数不俗，落商家款的有“洪义泰造”、“江西余元昌造”、“新市德厚兴”等，新市德厚兴是民国初期江西景德镇一大名窑。窑主女儿嫁到新市，开了一爿瓷店，出售她娘家生产的瓷器，它们都是民国瓷中的上品。落画家名（画室名）是瓷器底款首创，这说明瓷绘在民国瓷业中的地位，如“集成昌绘”、“江西华珍画家”、“唐亿生画”、“罗仲林绘”等，他们绘制的仕女用笔细秀一丝不苟，线条舒张流畅。
把诗、书、画运用到瓷绘中是民国瓷业的突破。凡在瓷画中均有画家名款，年代款，题诗题字及赠人题“清玩”、“雅裳”等，熔书画为一炉。在仕女画上落款除了代表人物王琦，王大凡还有俞子贞、唐子建、罗仲林、洪景皓、罗宿氏、兴子明等瓷绘高手。有不少瓷业画家仿唐寅的工整巧丽，洒脱飘逸之法。
民国瓷业要在中国瓷业史上找闪光点，那就是绘瓷，当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研究瓷绘著作《瓷绘学》。收藏民国瓷绘着眼瓷绘水平，款且瓷绘与瓷质通常成正比。侍女瓷在“文革”中属“四旧”，毁掉较多，而绘有山水花鸟走兽等瓷器却时能觅到精品。民国瓷器年代短，存世量较少，仿制品较少，价格低，无文物之嫌，因此目前瓷器收藏品是比较好的收藏选择。
瓷器收藏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宽泛，目前很多喜爱古陶瓷的人们在古陶瓷收藏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有些会选择到陶企做礼品瓷器定制，也算是稍稍满足了自己的收藏喜好。但是笔者还是认为，收藏是长久的事情，不能只图一时的价值升值，另外要有一定的鉴赏知识，才能收到更多喜欢的古陶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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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瓷器收藏之官窑漫谈
律海明
律海明
有不少朋友在收藏古瓷器的时候，首选为官窑。我敢断言，在全国的瓷器藏家手中，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几件所谓的“官窑”吧。我问过不少的朋友对官窑的理解，得到的基本上是统一的答案：一是器身上写有官款的；二是做工细致，精美的。官窑瓷器以其精美和稀少确实是瓷器收藏者们的首选。但这里边有个问题，是不是精美的，器身上带有官款的就一定是官窑呢？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弄明白官窑的定义，其次是历代政府对其的管理制度。
官窑自唐，就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供器，二是指官厂。唐宋两代，采取的“官监民烧”制度。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十中选一”，献于朝廷。乾隆四十八年本《浮梁县志》有“武德四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献于朝廷，于是诏仲初等暨玉制器进御”。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作有《带人进瓷器状》和《答元饶州书》等文章可证明。这说明唐无官窑、民窑之分，官窑贡品是民窑所烧制的精品进贡而来。到了宋朝，由于瓷业的发展，政府为加强管理，特设专门的机构——瓷窑博易务来管理，其行政长官为博易务。《宋史食货志》卷186载：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督、监押同掌。瓷窑博易务等官职一直延续到南宋时代，“或者谓：博易之务废矣，窑巡之职罢矣，今之不可复古矣。(蒋祈《陶记》)官窑，自宋开始设立，其官窑分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两类。即所谓的“官窑烧造”。中央政府在京师设立的官窑只是供应皇宫用瓷，产品不得出售。而地方政府办的窑厂生产的产品除部分进贡中央外，主要是服务于其政府机构。但实际情况是，“官窑烧造”远远不能满足各级政府的用瓷数量，还必须强令一些好的民窑厂来烧造，这就是所谓的“下属供奉”、“制样须索”、“任土做贡、”“设官监窑”。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所谓的宋的官窑器，有很大的可能就是由民窑生产的。所以两者品质相差应该不大。
到了元代，则采取的是官办官烧，由于官府占据垄断了最好的资源，设局监管，所以官窑在瓷器生产中起了主导的作用，民窑则为从属地位，产品关于官窑甚精，民谣甚粗。这个对于收藏者而言只要确定了确为元代物品，官民易分。
到了明代，采取“官办民烧”。在明天启年前，由于朝廷占据了当时最好的资源和技术力量，生产的瓷器无论哪个方面都远胜于民窑。天启年以后，由于朝廷力量的衰微和各地的农民起义，使朝廷无暇顾及瓷器的生产，垄断的资源和占据的技术力量得以服务民间，民窑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官民竟市”的局面，甚至民窑大有超越官窑之势。官窑的生产不得不依赖于民窑的生产，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民天启年后的带官款的产品，有相当多的来自于民窑的生产。
清建立以后，1645年朝廷下令，取消官窑制度，采取官搭民烧制度。朝廷只在好的民窑中搭炉烧造。官窑器占据窑中最好的窑位，烧损要赔偿。这对于民窑来说，仍然是一种厉害的盘剥。但对于前代相比，毕竟很大的进步。对于其宫廷用器，由朝廷的御窑厂烧制。御窑厂烧制的官窑器，只供宫廷，除了帝王赏赐外，即使是最高贵的王亲国戚，也不可能从御窑厂中直接获得。清代满汉贵族所用的各种优质瓷器，一般都来自民窑中的“官古器”。“此镇窑之精美者，统曰官古，式样不一，始于明，选诸质料，精美细润，一如厂官器，可充官用，故亦称官”。此外，稍次于“官古器”的，有“假官故器”及“上古器”。尽管这些都是民窑，但它们供应的对象显然都是地主、官僚。清代的官窑制作，绝大多数为民窑所出。不论是御窑厂的瓷器，还是民窑中的这些“官古器”、“假官古器”、“上古器”等各类细瓷器，都是无数优秀制瓷工匠的智慧结晶。
综上所述，这就要求我们在收藏实践中，首先要弄清楚官窑的概念及其发展线索，再要完整的掌握其内涵和外延，特别是对明清两代的瓷器收藏更是如此，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官窑而不断的上当，收藏不仅要收藏其经济价值，也更要收藏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传承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收藏到收藏的价值！
漫谈瓷器收藏之婺州窑
对于婺州窑瓷器烧造类钧乳浊釉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多倾向于宋代创烧，浙江省古窑址标本中心陈列的金华铁店窑乳浊釉标本即被标定为南宋-元代。 婺州窑今人也许知道不多了，但唐宋时期它属于当之无愧的中华名窑，茶圣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评为第三位。金华在唐代初称婺州，因其“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具有1800多年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堪称千古风流。 婺州窑在金华市琅琊乡的铁店村一带。企业礼品定制企业，多仿造龙泉青瓷，较少人仿婺州窑瓷器。
婺州窑历史颇悠久
婺州窑遗址离金华市约半小时路程，道路平坦，青山隐隐，绿水涟涟，溪流潺潺，自然生态环境不错。进入了铁店村，这里是茂林修竹，绿树成荫。道路由碎石铺就，路上可觅得唐宋时期的青瓷片。路口处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十分醒目。这里属于黄土丘陵地带，地势很适合建造龙窑，而且离白沙溪很近，瓷品外运十分方便。这里已发掘过的古窑遗址有三处。不少瓷片胎质较薄，釉面均匀，光泽自然，划花精细，敲打时发出清亮的声响，可以看出烧制温度应在1250℃左右。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利用当地瓷土和石灰釉制造陶器。婺州窑分布很广，主要产地在金华、武义、东阳等地。它从商周原始瓷开始，到东汉晚期烧制成熟的青釉瓷器，并有褐釉瓷;南朝佛教盛行，莲花成为普遍的装饰物;唐代早期烧制成功了乳浊釉瓷、花瓷;宋代以后出现了彩绘瓷、青白瓷、黑瓷;一直到明代生产青花瓷等。延续时间长达2700余年，共发现古窑遗址600余处，这在全国是罕见的。
此外，婺州窑的堆塑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早在东汉及三国时期，婺州窑就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捏塑、贴粘、雕刻、镂空等技艺，在各种器物上展现人物、动物、亭楼等，逼真而生动。到了宋代出现了高浮雕，这时期以乳浊釉双龙梅瓶为代表的堆塑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婺州窑在宋代后堆塑艺术尤为精湛 .婺州窑堆塑艺术生动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民俗、服饰、建筑、杂技艺术等生活形态，这在越窑等其他窑口中还没见到过。婺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创造妙用化妆土
瓷器上应用化妆土，是西晋时期婺州窑工匠在制瓷工艺上的一项创新。化妆土是一种装饰原料，它是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土，经过认真淘洗后，质地细腻，呈奶白色。使用化妆土可以使得原来比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洁平整，使得原先胎质较暗的灰色或深紫色得到巧妙的覆盖。使用过化妆土的器物，烧成后釉面显得光滑饱满，滋润浑厚，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器物的美感。
人们通常认为在器物上使用化妆土，可能出现在隋唐时代，婺州窑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晋时就已经大量使用了。如衢州市街路村晋元康八年(298年)墓出土的一件瓷器碗，其表面施有化妆土;武义履坦村、王宅村出土的东晋瓷碗、盏、壶等器物的胎体表面均施一层奶白色化妆土。
武义县博物馆库房里有此类瓷器收藏品。东晋时代浙江德清窑等处开始使用化妆土。化妆土作为一种装饰原料到唐代一直继续使用着，而且被全国各地的窑场作为先进工艺而广泛采用。在胎体上覆盖化妆土，釉层外观美丽光亮。化妆土的出现为制瓷业的普及、扩大原料范围、提高瓷器的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著名考古学者冯先铭先生曾称赞婺州窑使用化妆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
唐代烧制乳浊釉
婺州窑在唐早期就已经烧制出蓝白色的乳浊釉，至今已发现至少6座唐代早期婺州窑烧制蓝白色的乳浊釉。一直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婺州窑乳浊釉的产生，是南宋迁都临安时钧窑工匠传入的。因此，婺州窑的乳浊釉瓷被称之为南钧或仿钧。唐早期婺州窑乳浊釉瓷品的大量发现对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对验证婺州窑的重要历史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方方正正的蓄水池塘，面积有两亩左右，塘四周浅水处有瓷土层，应是古代的取瓷土之地。龙窑出口处堆积着大量精美的乳浊釉瓷片和垫圈等窑具。
婺州窑乳浊釉早在初唐时已创烧成功。乳浊釉纯是两液相分造成的，釉中很少有釉泡和残留晶像，釉面呈天青或月白色，天蓝色极少，具有玉石质感，晶莹美观。这种乳浊釉从初唐时期创烧以来，一直延续到元代，盛行不衰，使釉色进一步成为美化瓷器的手段，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罕见的。
冯先铭先生认为婺州窑瓷器质量在唐代以前仅次于越窑，婺州窑可说是金华古代先民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婺州窑在釉色的创新上较为突出，它在西汉中期已开始在青釉上点洒褐色釉，增加了器物的观赏价值。
沉船披露新钧瓷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韩国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曾打捞出l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数百件漆器和数百件金属器物，10万余枚钱币等文物。沉船中钱币最晚的是“至大通宝”，可见出事时间应在元代。瓷器中除了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许多婺州窑的产品。当时不少人认为系北方“仿钧窑”，因器皿上的乳浊釉很像钧窑。后来专家在金华铁店窑发掘出土了这种标本，才使谜团解开。台湾故宫藏品中有一件三足盆式样同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基本一样，很可能也是铁店窑的产品，可见铁店窑还曾为宫廷烧制陈设瓷。
《新安沉船遗物》一书对出水的钧釉系瓷器的胎骨作了这样描述：“钧釉系瓷器有花盆、水盘、壶形水注等。因其釉药、胎土与北方的元代钧釉明显不同，故有可能是南方模仿北方的产品。胎土比北方稍微粗糙一些，在施釉上除了黑釉外还有灰色，经过两次施釉。尽管如此，没有朱砂散发出的红色，也没有内含乳白色，仅有漂亮的天蓝色。”“尽管两次施釉，但是足部、底部和周边的外底部上并未施釉，在露胎部分的衔接处可见施过两次釉的痕迹。露胎部分看起来灰色中掺有褐色，胎土粗糙，釉色也是灰白青蓝色，斑斑驳驳，釉药厚而不流，堆积部分灰白色较深，朱砂完全不发红色。”
婺州窑是如何外销的，专家认为是从杭州或转运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出口。近几年杭州、宁波两地的城镇建设时，均发现铁店窑的产品碎片。在韩国新安海域出水的1万多件元代中国陶瓷从杭州出发的可能性较大，青瓷来自龙泉窑系，青白瓷来自景德镇，钧釉瓷来自金华地区。因当时大部分外销货物必须从杭州转运。史书上记载当时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天七夜便可到达。唐宋元时期婺州窑乳浊釉器物大量向国外出口，为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金华市古瓷收藏家的家里，可见婺州窑和龙泉窑的藏品，精彩动人，印象深刻。婺州窑瓷器品种之丰富，工艺水平之高，反映了古婺州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当时人们较高的生活质量及审美情趣。
漫谈古瓷的“蛤蜊光”
在古玩界，对一些古瓷彩釉上以及釉边出现的类似蚌壳内侧的珠光样的光晕，称做“蛤蜊光”。
尤其是明万历年间的“红、黄、绿三色的“大明彩”，不仅在彩釉上能见到这种光彩夺目的“蛤蜊光”，有时连牙白色的底釉上，也有这种令人目迷神移的光晕闪现。由于这种光晕显得珠光宝气，因此也有人把它称做“蛤蜊珠光”。
到了清初，黄、绿、蓝等釉色以及此类釉色的边缘部分，也常常可以看见这种正视难看见，侧视则分明的“蛤蜊光”。这种特有的迎光显现，避光消退的光怪陆离的光晕，成了古瓷的特征，因此也成了鉴定古瓷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一位著名陶瓷专家、鉴定家曾为此写有专著。认为这是由于釉色中一些金属元素，历经近300年左右的岁月，渐渐游离到了瓷面上，因此而形成了“蛤蜊光”。由此断言：清康熙、雍正朝以上年纪的瓷器彩色釉面，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蛤蜊光”。
问题是，在实际收藏过程中，笔者和几位藏界友人，都有相同的经历或是同感共识：不仅在清中期的嘉庆朝瓷器粉彩釉面上发现过这种带点神秘色彩的“蛤蜊光”，就连只有一百多年的同治、光绪年间的一些彩瓷，也有个别出现这种光晕。
也就是说，“蛤蜊光”的出现，需要一定年纪，但不一定要等到250年以上。当然，也有的古瓷，年纪不小，却没有出现这种光晕。因此，“蛤蜊光”也不是判断古瓷的绝对的惟一依据。
但是，根据“蛤蜊光”来判别古瓷真伪，在目前来看，还算是个比较重要比较可靠的手段之一。尽管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仿古者以某种药水浸泡等手法，制造假“蛤蜊光”来仿造古瓷。但和别的制假手段同样难以避免地产生缺陷：假“蛤蜊光”也和假“包浆”、假“火石红”一样，不够自然，缺少灵气。假“蛤蜊光”显得呆板生硬，而真“蛤蜊光”在侧光下若隐若现，如虹似霞，像是具有生命一样，闪闪烁烁，显得十分灵动。说得通俗一点，假“蛤蜊光”和假“火石红”、假“包浆”一样，是死的；而真“蛤蜊光”是活的。
当然，要识别“死”和“活”，说难也不难，只要经过几次比较，就能具有“火眼金睛”，学会识别真假“蛤蜊光的本领了。
初学收藏者的手头如果没有，可以从藏友处借一件或数件具有“蛤蜊光”的真古瓷，平时多看看，多捉摸捉摸，那么以后看到那种假古瓷上的假“蛤蜊光”，立即会觉得像是老妪脸上硬涂的脂粉，和真古瓷上的真“蛤蜊光”相比，简直可以说是相形见绌，真假就可以立判了。
漫谈青铜器收藏市场和鉴赏技巧
在如火如荼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中，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青铜器收藏一直不温不火。虽然近几年略有升温，且出现了一些高价拍卖品，但与已进入亿元时代的书画、瓷器相比，仍然处于低估值阶段。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魁杰，听他讲述青铜器收藏市场以及鉴赏技巧。
资源稀缺 买方市场巨大
最近青铜器市场有升温的迹象，但李魁杰并不认为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启动了。“对于青铜类品种，国家文物部门只允许流传有序和海外回流的青铜器在国内市场出现，所以其流通量一直不大，整体价格偏低。不过青铜器是国之重器，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这一门类一向是资深收藏家最认可的，是收藏领域的大项，由于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青铜器的收藏价值，所以其未来的保值、升值空间是巨大的。”李魁杰说。
古玩业界普遍认为，高端青铜器多数集中于欧美，国内市场上的青铜器藏品以中低档居多。而李魁杰却认为目前高端青铜器开始向内地市场云集，“不过今后精品青铜器会越来越少，因为藏家多了，交易量大了。精品进入收藏领域就藏而不漏了。资源越来越少，而需求量却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价格上涨是必然的。青铜器品种的稀缺性决定了它未来的涨幅，尤其要关注高古藏品。”
虽然近几年内地拍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高价青铜器拍品，但相比已进入亿元时代的书画和瓷器来说，青铜器的市场价值及其所占份额还有很大差距。“青铜文化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无不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铸造工艺。青铜器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要远远高于字画和瓷器。”
铭文珍贵 青铜器因此价值连城
收藏青铜器是一门学问，既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还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
“收藏青铜器不在于器物的大小，而在于器物上有没有铭文。即便是一件很小的杂器，有铭文也会让它身价陡增。举个例子，在保利博物馆展出的一个青铜器盘子，器形非常小，只有一个成年男子手掌那么大，而且盖儿也遗失了，但这个小小的盘子却意义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盘子的盘心部位有铭文，铭文由大禹的后人而写，明确记载了大禹为民治水的历史。这个盘子最初是从香港市场上购买的，那时价格并不高，但现在这个盘子只能用无与伦比、举世无双来形容了。”李魁杰说。
李魁杰认为青铜器收藏还讲究锈。“五彩斑斓的红斑绿锈，反着光特别漂亮。另外能做到系统、成套也是一个方向。总之，收藏青铜器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足，各种器形全了；第二就是铭文，即便很小的东西，有铭文也会价值连城。凡是带铭文的器物肯定是孤品，不可能再出现同样铭文和器形的东西。不过因为藏家对铭文的追逐，也导致了造假作伪的现象。”
提升眼力 从小件残件入手
在青铜器收藏领域，藏家已开始把原来聚焦在礼器上的目光，转向了青铜兵器和杂器等小件。“因为鼎彝尊卣这类青铜器中品级较高的藏品存世量不高，且价格昂贵，所以这几年有一些中小藏家开始收藏兵器、杂器。像青铜佛像、铜镜等小门类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且涨幅较大。”李魁杰认为，小件青铜器收藏热，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的存世量，且价格大众化，上手也比较容易。“对于普通藏家来说，收藏小件青铜器既可以把玩，又可以鉴赏，还能练眼力。任何机会都属于有准备的人。比如玩瓷器的也是先把瓷片玩明白了，从小件、残件开始研究收藏青铜器是不错的途径。此外，这些小门类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也是对青铜器价格体系的完善。”
尽管小件青铜器的成交价在不断上升，但和其他品种相比还偏低。“古玩行业有个奇怪的现象，好东西不一定都贵，关键是看你的眼力。收藏青铜器讲究的是眼力和渠道，只有这两样都对了，才有机会捡漏。收藏一样器物首先要自己喜欢，其次要看它未来的升值潜力，要看它是不是孤品，是不是皇家用品。升值空间与青铜器的类形和品相都有密切关系。”李魁杰说。
收藏：瓷器新宠 求购“567瓷”！
（记者曲媛媛）“去年要买个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小瓷盘子，四五百元就足够了，今年最便宜的也要上千元。”昨日，首府藏家魏晓华将这样的市场变化归结为“‘567瓷’价格涨得快”。
“567瓷”，指的是上世纪50、60、70年代国营瓷厂生产的瓷器简称，大跃进和“文革”等内容是这些瓷器的主要题材，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瓷器是“567瓷”中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是新中国陶瓷史上的辉煌时代。
魏晓华表示，近期，一些手头有钱，又有投资需求的藏友对于收藏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前关注度并不高的藏品，现在成了热门货，比如“567瓷”，自己身边不少藏友都开始关注“567瓷”。他本人也很看好“567瓷”的未来行情，想入手一些，持宝待涨。
粉彩雪景薄胎碗，出品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在“567瓷”中，一些大师级出品的瓷器表现最抢眼。
新疆陶瓷紫砂协会会长卢建军表示，7年前，他曾在景德镇遇到过一个大师出品的“567瓷”，那是个掌心大小的杯子，当时要价五六万元，自己嫌贵没买，可如今即便是翻倍加价也买不到了。因为如今与大师有关的“567瓷”价格已经爬到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一个多月前，中古陶2015年首场春季拍卖会开槌，在瓷器专场中，55件“567瓷”全部拍出，其中，粉彩雪景薄胎碗成交价达241.5万元，创下本次拍卖最高成交纪录。
粉彩山水薄胎碗，出品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该碗是景德镇老国营瓷厂计划经济时期外销瓷的登峰造极之作，器形硕大，从制作风格上判断，当为已故陶瓷美术大师、景德镇“雪景大王”余文襄的风格。余文襄的作品正是“567瓷”中的代表之一。
近日，来新疆采风的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副所长刘伟表示，“567瓷”的时代特点很容易打动现在的收藏群体，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时期是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都经历过的生活片段，落在陶瓷作品上的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怀旧的情绪，从而打动他们的收藏欲望。
时代特点只是“567瓷”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之一，它的做工精良，直到现在都为人称道。
新疆华鼎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刘江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由政府主持国家瓷器烧造，很快我国的国营瓷厂成立。可见，“567瓷”有着其它瓷器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在专业人才、技术水平、科研创新上，都达到了当时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
瓷器大师张松茂粉彩草原牧羊女赏盘
特别是在“567瓷”中，有一些瓷器用于出口，当时称其为“出口瓷”，这些瓷器的釉、土等材质都非常不错。
卢建军表示，遗憾的是，这些“567瓷”过去的风头远不如“清三代瓷”、“民国瓷”，主要是因为其存世时间短，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很多“567瓷”一直处于价值洼地。但当收藏圈的人们看多了清代、民国等瓷器之后，审美也会发生变化，继而开始欣赏“567瓷”之美。
有一位从事拍卖收藏近20年的人士调侃：“人们对于‘567瓷’的追捧，就好像看惯了长裙，有一天，也会喜欢超短裙的。”
尽管“567瓷”如今成了瓷器中的新宠，但它目前的市场价位还得让位于老资格的“清三代瓷”和“民国瓷”，随着市场收藏热度的升温，其日后的市场表现还要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567瓷”，当代“新官窑”
1949年，郭沫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生产“建国瓷”的建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国家用瓷委员会”很快成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由政府主持的第一次国家瓷器烧造。很快，我国第一个国营瓷厂成立，这就是著名的“建国瓷厂”，它的前身是清代御窑厂和江西瓷业总公司，所以说“567瓷”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
1954年，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在景德镇成立，集合了当时全国各方面的人才，美术方面包括徐悲鸿、刘雨岑、王大凡等。
表现鲜明的时代性是“567瓷”的另一个特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景德镇陶研所和国营瓷厂要求“创作出具有民族气派、更新更美的作品”，其中“人民公社好”是经常见到的题材，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题材。
在“567瓷”中还有一些为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献礼的作品，比如“文革瓷”和“出口瓷”。
“文革瓷”特指在“文革”期间烧造的反映现实题材的瓷器，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数量极少，且只烧制了四五年的时间。“出口瓷”是在1972年由周恩来总理布置、轻工业部统筹的以出口创汇为目的烧制的瓷器，品种多为仿古瓷。
“567瓷”可以称作是新中国陶瓷上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在造型、品种、题材和画工上都紧跟着历史进程，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567瓷”堪称当代“新官窑”。
古瓷收藏：工薪阶层如何收藏古瓷器？
南宋哥窑轮花碗
开片即是瓷器釉面出现裂纹的现象。
原因是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在冷却过程中收缩率也有差异，形成开片，宋以前为缺陷，但从宋哥窑后变成装饰也成特点。
古往今来，热爱收藏者甚多，除皇族豪门、大家富户能以权势和金钱广受天下珍物，堆起个藏家名声者外，民间事业有成者甚少，有宋以降，每个朝代注明者屈指可数。究其原因，除经济实力不足外，亦与其文化底蕴、鉴藏眼力、选藏目光以及收藏方法等方面的缺陷有关。每个收藏爱好者从事收藏活动的主客观条件都是不相同的，其成功度没有可比性，不能以同一水平评判不同人收藏活动的成功与否。经济实力雄厚者能财大气粗的再木槌上竞拍到明清官窑瓷器固然可贺，但“瓷片族”从工地挖掘机下抢救出来一件古瓷失传残器的意义和价值绝不比前者逊色。道理很简单，明清官窑器只要上拍，有钱就能竞争到手，而虽残犹珍的古瓷孤品，之恩那个靠机遇和眼力获得，金钱是毫无价值和作用的。一般来说，要在收藏活动中取得与自身主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成功，要重视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
严格鉴定，保证真品。仿品、赝品、伪品可买，但只能作为明知其假而购来用于对比研究，以提高鉴识能力为目的。如果由于鉴定水平的地下或鉴定态度的草率而使仿、赝、伪品错被收藏，混杂于真器之列，那就是收藏上的失败。因此，在古瓷金顶上“宁严勿宽，不存侥幸”：“宁肯失之，不可草率”应是工薪大众收藏爱好者坚持的原则和信条，因为这类藏友们的经济能力决定了我们“失败不起”！
藏研结合，乐在其中。面对藏品，收藏的乐趣可以在其增值之金钱，可以在其观赏之美感，然而最有乐趣者，在其历史文化艺术内涵之辈发现、被解读、被感悟，何以如此，概因收藏是一种知识性活动。
重视价值，慎重选藏。只要够得上古瓷器收藏品档次之物，皆有价值。具体说是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工艺价值和经济价值。在一件古瓷器上，这些价值的存在并不想等，并不平均，并不一致。总之，有价值这则选藏之，否，则弃之。要坚持古瓷收藏上“真、善、美、少、精、奇“的原则，对那些上述价值甚少、虽也称得上古瓷之物，收藏上一两件标本即可，无需重复收藏。
吐故纳新，以藏养藏。工薪阶层资金有限，古瓷收藏能够只进不出者甚少。即以藏友之间互相交换、调配余缺而论，也有必要搞活收藏，吐故纳新。在己者为重复藏品，在彼者成研究标本，两相授受，各得其所。
从唐墓出土侍女俑看唐代审美
这两尊三彩女侍俑出土于陕西关中西部凤翔原上的一座唐代墓葬中。两尊造型基本相同，均高17.5厘米，都是高髻垂于额顶，面带微笑，细目小口，袒胸，上穿襦衫，下着长裙曳地，胸部襦衫束于裙内，双手合袖于腹前，体修长。脸与露胸施粉彩。两俑的区别在于，一件的发髻呈蝴蝶状，襦衫施蓝、绿、黄三色彩釉（图1）；而另一件的发髻挽一大结，襦衫施绿、红、黄三色彩釉（图2）。
古代把侍奉君王后妃和侍候达官贵人的女子称为侍女，如唐代诗人温庭筠《郭处士击瓯歌》中就有“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的描述。
中国古人历来有视死如事生的儒家文化观念习俗，人死了要与活着的人一样享受世间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人死后，不但要随葬象征生活需求的一些日用生活明器，而且还要随葬象征为其侍候服务的侍男侍女。这种丧葬习俗在汉以后的历代墓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到了唐代，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号称大唐盛世，厚葬之风也随之十分盛行。其中表现最为直观的就是考古发现的唐墓中随葬的各类俑。
墓葬是记录现实社会生活的写实和缩影，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艺术宝库。从考古发现来看，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侍女俑都很肥胖，在今人看来这并不美，然而，这却是唐代人审美观的真实记录。唐朝经济繁荣，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唐朝文化开放，兼容并包，心宽体胖；唐朝皇族身上的鲜卑血统，使他们天生喜爱健硕体魄的女性，因而唐代人的审美观念就是“以肥为美”。
仔细观察这两尊侍女俑，不难发现，她们的脸面虽然富态丰满，表现出了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但又身材修长苗条，与大多数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侍女俑形象有所不同，体现了一种多元美的艺术追求。实际上，唐朝人的美女标准中，也是比较注重苗条的身材。《次柳氏旧闻》《唐语林》等文献记载，唐明皇的儿子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唐明皇就让高力士“选人间女子细长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可见，玄宗时代选美标准，也跟今天一样：身形苗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诗僧贯休在《白雪歌》诗中写道：”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也可以证明唐人并不是全以肥胖为美。唐诗中“细腰”“窈窕”等词语的使用都是用来形容美女的。仔细看一下唐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不难发现，画中的宫女、仕女，根本说不上肥胖，都是相当纤瘦的。《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大约是身份较为高贵、年龄稍大一些的缘故，身形略显丰满，但站立姿态无不娉婷袅娜，轻盈如春风拂柳。毫无疑问，她们的身材，完全可以用“苗条”一词来形容。
人们之所以认为唐朝女人以胖为美，主要是受杨贵妃的体态以及唐代宫廷绘画和仕女画中的女子形象的影响。实际上能歌善舞的杨贵妃恐怕并非因胖受宠。《杨太真外传》上说，有一次唐明皇在百花院便殿看《汉成帝内传》，杨贵妃看见后，问他看什么书。唐明皇笑着说：“不要问。知道了你会心里难受的。”杨贵妃抢过书，看到书上写着：“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这时唐明皇就开她玩笑，说：“你就比她禁得起风吹。”杨贵妃不服，十分自信地表示，自己的《霓裳羽衣舞》超过了赵飞燕。擅长舞蹈的杨贵妃，平常肯定少不了肢体运动，有点肌肉是很正常的。显然，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这些侍女俑，虽然面部肥胖，但身材却十分苗条，体现了一种唐代人们多元美的艺术追求。
近代瓷器收藏的热门文人瓷
文人瓷是民国时期热衷收藏的瓷器品种，既没有明清官窑瓷器的昂贵，也不失官窑瓷器的高贵典雅，文人瓷瓷器打破了传统模式，把重点放在了绘制和器型的选择上。把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诗词、金石融入瓷绘。又以大小器件和各种立件型制构绘画面，以瓷为本，彰现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官吏、文人、富商们的喜爱。
文人瓷也叫艺术陶瓷，以浅降彩为主，清代咸丰年间，开始出现明确意义上的“文人瓷”。以程门为代表的文人，尽情舒展个性，发挥艺术才能，首次尝试用浅绛彩将传统文人画中的诗书画印移植到瓷器表面。到了民国时期，宫廷御用洋彩流入民间，新粉彩应运而生，为民间百姓所好，而逐渐抢了浅绛彩的风头，成为民国文人瓷的主角。而“珠山八友”则是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代表。
文人瓷发展的四个时期
文人瓷发现和收藏经历了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文人瓷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晚清时期，以程金王为首的浅绛彩瓷；
二是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新粉彩瓷绘；
三是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建国瓷，即“5.6.7”瓷器；
四是二十一世纪，以景德镇王（锡良）张（松茂）戴（荣华）李（进）国大师为标志的当代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