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景德镇，这座让人在第一时间想起陶瓷的赣东北小城，在1700多年陶瓷工业历史的深厚底蕴中孕育着新的商业繁荣。时光之中，我们穿行在景德镇悠久的瓷器工业文明和历史深处，追寻着这座千年瓷都的辉煌与荣耀，兴衰和起伏。虽然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景德镇人，甚至繁衍了无数陶瓷工商业传奇。而且这些历史，还将（甚至永远）影响着景德镇乃至中国的陶瓷工业。
今起，本报推出大型专题策划“景德镇蜕变系列报道”，通过平静梳理、中性叙述来透视景德镇这座陶瓷“工厂”。我们不会对某项技艺过度赞美，也不会对一些人和事进行追问，我们更不会对本身进行过多的描绘。就像看一部纪录片一样，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地对工业进行客观铺陈。
而将景德镇看成是一个陶瓷工厂，这看起来挺新鲜，挺有意思。但当我们追寻的近代发展历程之后，却发现已经经历1700多年风雨的它仍然历久弥坚……
窑炉数据的变化
从数百座到100座，再到200座和后来的50座，这些窑炉数字的变化曲线让我们看到了所经历的兴衰和跌宕起伏。然而，这只是一个缩影，因为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景德镇还曾经燃烧着数以千计甚至无法统计的家庭作坊梭式窑（注：上述数据系不完全统计）。
康熙年间，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曾写过一段描述景德镇的文字，大致为：昌江河两岸，日夜火光冲天，数百座窑炉昼夜不息地在燃烧……
从这段文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当年已经非常兴盛，而事实上，明清时期的的发展的确是鼎盛时期，就像那位法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据景德镇市瓷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景德镇已经有10万人从事陶瓷及相关工作。解放初期，景德镇的窑炉大约不到100座，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窑炉数量又增加到200座以上。1995年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景德镇的国营瓷厂纷纷改制和划小承包，窑炉的数量锐减到50条左右。
“当然，这里所说的窑炉是指有一定规模的，并不包括家庭作坊式的梭式窑和小土窑。”该瓷局负责人补充道。
从这些不断变化的窑炉数据看，景德镇的陶瓷行业的确经历了几代兴衰和跌宕起伏。在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庞大的数据我们根本无法统计，那就是家庭作坊生产用的梭式窑。“这些占地面积小、效率低的梭式窑至少也有个三四千座吧，因为在景德镇绝大多数家庭都具备了原料调配、制坯、上釉、烧制甚至手绘的陶瓷整套制作技术，景德镇曾经遍地开花般诞生了数千个家庭瓷器作坊。”曾经是家庭作坊业主的熊师傅告诉记者。
两位老工人的叙述
两位在民间被分别誉为“活字典”和“死档案”的普通老工人，在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时候，将记者领进家中，细述了窑炉建设、改造的进程，通过这样的进程向我们勾勒了工业发展、进步的简单曲线。
80岁的余昭玉和75岁的许英年是工业的两位普通老工人。但是他们在民间却被称为工业的“活字典”和“死档案”。因为前者是个记忆力超强的老人，虽然已经80高龄，但讲起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景德镇生活，几乎不假思索，娓娓道来，而且层次分明。后者许英年老人则因为从1950年开始收集关于的所有文字、数据资料而在民间得名“死档案”，并多次被当地媒体、政府授予保护和传承历史资料的嘉奖。
在许英年位于江家下弄86号的那间破旧的老民房里，珍藏着数百本（件）关于发展的历史资料，小到当年的文件、通知、奖状和笔记本，大到早年的陶瓷年鉴、发展简史，细到当年所有陶瓷厂的年产值、利润率和员工数量等数据，许英年只要一打开用红绸子捆着的各类纸箱，基本都能找到。
生于1929年的余昭玉，10多岁开始在工地做建筑工人，25岁那年，他开始从事陶瓷窑炉工作，直到退休。余昭玉告诉记者：“我开始做窑炉的那一年，很多人都说我运气好，找到了一份技术活，而且可以做一辈子。”显然，一份窑炉工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地位的，那时的人们似乎把陶瓷产业看成了是一个非常吃香而且永不停息的大产业。
曾经出差到佛山、淄博等地考察窑炉建设的余昭玉虽然没有在数量上给我们介绍窑炉的变化，但他却在窑炉改造的进程上，给我们勾勒出了发展、进步的曲线：
1956年景德镇就已经开始做煤气发生炉，后来在1958年建设了约200多座圆窑（北方人称包子窑），但这些窑需要很多人工去维护和工作。1965年，景德镇开始大建隧道煤窑，并从此首次实现了节煤50%、人工减少2/3的效率增长。“这些窑炉起初是从日本、捷克引进，1970年以后各厂响应政府号召减少污染，开始在窑炉公司帮助下，将这些隧道窑的其中一段进行改造，从煤窑变成油（重油）窑，虽然污染小，但是成本上升了很多。”余昭玉说。1984年国家对环保要求日趋严格，轻工部开始鼓励产业推行“（煤）气窑生产”，并由此促成了景德镇焦化煤气厂的成立，集中供气给各陶瓷厂使用。
余昭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5年，光明瓷厂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先进煤气窑。余昭玉说：“那条进口窑炉无论从节能、高效和环保上都是国内窑炉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它的价格很贵，大约是130多万美元，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上面要求所有陶瓷厂将出口退税获得的美元集中上交，帮光明瓷厂从德国购买窑炉，然后各个厂效仿该窑炉进行改造生产，这样便节约了很多钱。”
近代景德镇：两兴两衰
的鼎盛时期就是研发青花瓷的明末清初时期。此外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又一次兴盛时期，那时，曾经有人主动放弃在邮电部门的工作，选择到陶瓷厂上班。尽管这只是个案，但的确反映了陶瓷在那个时代对景德镇人就业和生活的影响。很多人说那时候陶瓷厂的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了微型汽车大王昌河公司。
景德镇市经贸委副主任罗军告诉记者，青花瓷器是的骄傲，也是辉煌的一个重要缩影。而研发出青花瓷的时代就是明末清初时期，那时候的景德镇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法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昌江河两岸，日夜火光冲天，数百座窑炉昼夜不息地在燃烧……”后来随着清朝末年政府的衰败，工业的发展开始放缓，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和后来的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进入了一个快速衰退周期。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解放初期的工业开始得到了恢复，国家开始计划对工业的整合，像红旗瓷厂、光明瓷厂等十大瓷厂陆续筹建并投入运营，造就了的又一个兴盛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
景德镇市邮政局广告公司总经理刘敬波给记者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邮电部门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但是却有一些职工主动放弃那份工作，要求到国营陶瓷厂上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厂非常红火，福利好，名声大，几乎超过了很多职能部门。”刘敬波说。
12月20日，记者在景德镇市昌江河边的绿地上寻访老工人和老百姓的时候，多数人都表示，那个时代确实很辉煌，景德镇的街道、码头非常拥挤，各地的商人从景德镇批发瓷器，然后通过昌江河水道经鄱阳湖运到全国各地销售。
一位姓张的师傅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们在陶瓷厂的工资比多数单位都要强，很多人被分配到政府或职能部门都不太愿意，就连昌河这样的知名大企业都不如我们陶瓷厂的福利好。”说这些话的时候，张师傅一脸兴奋自得的表情。但很快他话锋一转，“不过后来就不行了，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已经下岗好几年了。”
张师傅告诉记者他是三年前从一家国营瓷厂退休的，退休前的四、五年时间里，他也是一个下岗工人。但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下岗的时候，张师傅似乎自己也搞不清楚，一脸茫然和惋惜的表情。随后他咕哝了一句：“好像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一样，一切都很平静，但又很突然。”
记者后来从景德镇市经贸委了解到，张师傅的经历正好跨越了一个分水岭：国有企业转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辉煌的时候，张师傅享受了那一段福利好、荣誉感又强的国营瓷厂工人待遇，但是1995年开始，企业和各地国有企业一样，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对市场反映迟钝，未能融合市场需求，开始进入新一轮衰退时期。随后大规模的转制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国有企业，也面临着股权、资产和利益的再分配。张师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到最后，仍然逃脱不了下岗的命运，而像张师傅这样的工人，在行业更是数不胜数。
兴衰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冲突
一个足以令普通工人在多年后仍然引以为豪的时代，一个曾经拥有产销产销两旺的十大瓷厂的，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兴盛走向了后来的衰败？随着记者的采访深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冲突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答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战乱中蛰伏了数十年的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大解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时候刚刚被设为江西省直辖市的景德镇开始将“振兴陶瓷工业”定为发展方向，在国家、省、部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开始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民间陶瓷厂，统一规划新一轮的发展方案。从1949年创建建国瓷厂开始的10年内，景德镇先后创建了光明、艺术、红旗、红光、建筑、东风等十大国有瓷厂。景德镇市经贸委副主任罗军告诉记者：“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些瓷厂的先后创建，都是由国家计划好，哪些厂生产什么产品，哪些厂专供出口、哪些厂做内销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从产品的样式、生产、价格、销售渠道和用途等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轻易改变。”
老工人余昭玉告诉记者，计划经济时期，新华瓷厂、景兴瓷厂等工厂被国家计划列为民用瓷厂，它们生产的所有瓷器专门供应给国内的需求，而其它的一些工厂则专门负责出口产品的生产，这样一来，每个厂的赢利能力和机会都被“计划”好了，负责出口的瓷厂因为价格高和市场大，都非常红火，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国民消费能力相对较低，导致内销的企业业绩平平甚至亏损。“不过像新华、景兴等一些内销的企业是国家允许亏损的，因为它们的一切都是国家计划好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锅饭’，只要你按照国家计划去生产、按照计划好的供应渠道销售，工资、福利等照样享受，而不是看效益好坏来分配。这些亏损的内销企业将由赢利的出口型企业来填补资金空缺。”余昭玉说。
罗军告诉记者，计划经济中的陶瓷厂只负责生产，销售则是由江西省陶瓷销售总公司和江西省陶瓷进出口公司分别负责内销和外销，生产任务的安排则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统一下单。“这样一来，也决定了厂只是单一生产性企业的性质特征，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被计划分离到其他国有部门负责。以至于这批企业因为研发和销售能力不强，在后来的市场经济中出现‘水土不服’和衰败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计划经济在上世纪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兴盛，并使之得以传承。”罗军补充道。因为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统一生产规避了很多社会矛盾，特别是扩大了就业，在短期内使得到快速发展。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因为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体制较为固化，在社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之后，它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消费者对产品的款式、花色甚至大小都有着不同的喜好，而“计划内生产”的模式正好违背了这一市场经济的需求，最终景德镇的陶瓷厂在1995年左右开始失去竞争力，特别是在靠近沿海地区的潮州陶瓷企业及时改制、迎合市场需求作出调整之后，已经深陷固化模式的企业更是受到多重压力和制约，总体规模和经济总量开始急剧下滑。
源 那么，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的出路在哪里？它能否在市场经济中扛起中国陶瓷工业的大旗？现在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带着种种疑问，记者又走访了景德镇市有关部门，本报下期将继续推出“景德镇蜕变系列报道”之《景德镇，重振瓷都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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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谁是景德镇第一座煤窑建造者？
一千多年来，景德镇都是用松紫作燃料烧制瓷器，每年要烧掉三十多万立方米的木材。由于长期的狂砍乱伐，燃料短缺，柴价猛涨，制瓷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均在设法谋求以其它矿物燃料来代替松柴，早在十九世纪初，欧洲发生了产业革命，那时的德，法等国制瓷工业，首先以煤烧瓷；稍后，亚州的日本也相继使用煤来烧制瓷器，而在江西用煤试烧瓷器是在1904年以后的事，我国在清光绪年间，曾经选送学生张浩，邹如圭，舒信伟等，先后赴日本，在东京高等工业学堂窑科学习机械制瓷和煤窑烧制技术。
1904年张浩首先学成回国，即与当时景德镇瓷业界知名人士康达所办的江西瓷业公司合作，在饶州创办甲等工业学堂，培养新式陶业人材。这时邹、舒也先后回国，即在工业学堂执教，开始设计一座8m3燃烧室的倒焰式方形煤窑。这座煤窑，虽建在远离景德镇180华里的鄱阳，却为景德镇业利用煤炭烧瓷开辟了新纪元。以后，工业学堂主办者在景德镇御窑厂毕家弄南窑部分厂址设景德镇分校，继波阳建造方形煤窑之后，重新建造新的煤窑。当时人们都把煤窑叫做“洋窑”，但在当时由于当局的百般阻挠，煤窑工程并没有成功，不过“洋窑”的影响却遍及全镇。多少年来，景德镇人一直是把毕家弄乙种工业学堂叫做“洋窑”。
1925年前后，景德镇设立了陶务局，由张浩任局长，不久在莲花塘五龙庵侧，构建了一座方形煤窑，并聘有日本人中原燎之助为技师，教授景德镇瓷业工人烧煤窑技术，这是景德镇工人掌煤窑烧制技术的开始，每逢烧窑之日，张浩必亲临坐镇指挥，甚至三十余小时不休不眠的探索煤窑烧制瓷器方法，了解各种复杂的因素，而决定烧成条件。他一心想把改革窑炉作为增加瓷器生产率的基础。可是由于战事动乱及当局的腐败无能，由张浩主持设计修造的第一座倒焰式煤窑几经周折还是停顿了，所以，到解放时止，长期以来以煤烧制瓷器都未有起色。
景德镇迄今复建的大一座柴窑徐家窑复烧
11月8日上午，作为我市迄今最大的一座柴窑遗址，位于建国瓷厂内的徐家窑经过复建，在停烧38年之后成功点火复烧，传承千年的窑工技艺得以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市政协主席黄康明出席点火仪式并讲话。
黄康明指出，今天大家在一起共同见证徐家窑的复建复烧，既是对陶瓷先辈的心怀敬畏，也是对中国传统陶瓷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景德镇作为一座以陶瓷支撑千年的城市，积淀了很多文化、创新、工匠精神，陶瓷是火的艺术，普通的泥土经过能工巧匠的手，特别是经过窑炉的高温烧结和物理化学变化，被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和日用品，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中国陶瓷在向西方输出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产品输出，另一方面也是改变西方生活方式的文化输出。景德镇有文化自信的底气，陶瓷先辈们创造出的灿烂文化元素，为中国走向世界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一座窑址的恢复，是对文化的敬畏、传承、自信。
仪式由窑工宣读祭文、向火神敬香、点火开烧等环节组成。当天复烧徐家窑的点火仪式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200余人参加。
据了解，徐家窑可追溯至300年前，于1979年停烧，是目前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遗址。此次复建复烧完全按照原来的形状、工艺恢复，为了在复建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和留存整个工艺链，复建伊始市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全程跟踪摄像记录。脱胎于明清御窑厂的建国瓷厂曾经代表了景德镇柴窑的最高水平，有“药不到樟树不灵，柴窑不到建国不正宗”之说。此次徐家窑的复建复烧，在再现古代工艺工序的同时，将进一步继承好、保护好、利用好柴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鲜活地演绎出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向世人展示了千年瓷都的独特魅力。
清代景德镇陶瓷兴衰谈
在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历史上，清代，曾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其品质之精良，造型之繁杂、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毫无疑问，清代是景德镇陶瓷发展历史上，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巅峰时期。但同样也经历了兴、盛、衰这么一个过程。
清代初期，景德镇陶瓷业处于停滞状态。满清政府入关后，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在明代御器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并逐步恢复生产。顺治瓷其造型、胎釉、纹饰都带有明显的明末过渡特征。顺治瓷造型古朴、胎体厚重、釉质青白。器物口沿大都施有酱黄釉，黄釉口是顺治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代前半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的陶瓷业得到空前的蓬勃发展，制瓷技艺更趋娴熟精湛，品种更加丰富多彩，可谓集南北历代名窑之大成。
自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以后，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延派遣督陶官直接管理窑务，此后各时期的官窑均以督陶官的姓氏命名。自康熙后景德镇的制瓷业得以复苏并蓬勃发展，与朝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康熙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明亮，而且还十分讲究中国画的水墨韵味。所谓“料分五色”即将青花料色分为“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个色价，笔触之间极富层次。
康熙五彩瓷较之明万历，色彩更加瑰丽丰富，画工更加考究精妙。除用红、黄、绿、蓝、紫外，还以黑色、金色来调和各种色彩关系，使画面更显高雅华丽。
康熙时期的颜色釉当以郎窑红、豇豆红最为珍贵。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公元1705—1712年）江西巡抚郎 延极督理窑事，世称“郎窑”。其时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最为名贵。郎窑红色泽浓艳而不浮躁，釉色晶莹透彻，釉面呈冰裂纹，常在器物口沿留白，俗称“灯草边”。
康熙晚期，外国传教士进入宫中供职，并随之传入了画珐琅工艺。康熙五十年（公元1771年）后，试烧成功珐琅彩瓷。尔后又将画珐琅技法逐渐运用到五彩中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粉彩瓷，开辟了陶瓷装饰的一片新开地。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淮安板阐关督理年希尧兼管景德镇卸厂窑务。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协助年希尧管理窑务。虽为协理，实际上唐英与窑厂工人同吃同住，钻研陶务，亲自制陶绘瓷，著书主说，为“年窑”的实际督理。雍正及乾隆重时期，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到顶峰，唐英功不可没。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后，造办处内炼珐琅料成功，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而由珐琅彩发展而来的粉彩瓷，其技艺也日臻成熟。雍正粉彩瓷色泽粉润华滋，较之五彩瓷更显得柔丽俊逸，娇艳明媚，故而相对五彩而言又称粉彩为“软彩”。雍正粉彩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其色彩之明媚柔丽，装饰之精巧秀逸均达无以复加之境地。
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轮廓，成瓷后再以粉彩颜料填画，拼斗成完整纹样的斗彩新工艺。使粉彩的明丽，青花幽靓争妍斗艳，相得益彰，令人耳目一新，较之康熙以前的斗彩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
雍正时期的另一个创新则是研制成功窑变釉，在单色釉中添加其它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下流尚变幻，从而使原单色釉变得如霞光般绚丽斑斓，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雍正时期（公元1723年—1735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短短的十三年，却在景德镇陶瓷乃至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写下极其亮丽的一页。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个时期的瓷器制造为满足宫延需要，制作不惜工本，胎釉精良细腻，绘画工整考究，造型极尽奇巧。其工艺之精巧新奇，装饰之繁褥华丽，均为登峰造极。
乾隆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737年—1749年），乾隆重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752年—1756年）内务府员外郎唐英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乾隆时期的“唐窑”器极负盛名。唐英，字俊公（又作隽公），自号蜗居老人，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享年七十五岁。唐英先后在景德镇督理陶事二十余载，建树甚丰，功绩卓著，名彪史册。
乾隆时期的粉彩瓷除白地粉彩和色地粉彩外，还盛行轧道工艺，俗称“耙花”，亦称“锦上添花”，极为精致。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工谨细腻，色彩极为华艳富丽。
各式各样的镂雕粉彩瓷是乾隆时期的一大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蓝、灯罩等，更有双层透雕转芯瓶、转颈瓶等等，其结构之严密，制作之精确，构思之奇妙，均可谓鬼斧神工之制，令人叹为观止。
乾隆时期还流行仿生瓷。象生器有动物、植物、瓜果等；仿器有仿青铜器、仿竹木器、仿漆器、枋玉石珊瑚等等。其色泽质感无不惟妙惟肖，几可乱真，构成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又一大特色。
总之，乾隆时期的瓷器，技艺精湛，工艺完美，制作奇巧，花样繁多，均无不极其所能极。然而，从其艺术性来看，却失却了康熙时期的一份豪洒与雍正时期的一份清丽。
进入晚清后，清王朝渐至没落，加上道光十九年（公元1840年）爆发的雅片战争，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八国联军焚毁“圆明园”等，使清王朝更加动荡不安，景德镇的制瓷业也因时局而每况愈下。御窑厂终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停止生产，直至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后，才逐渐恢复生产，但其光景却是今非昔比。
晚清六朝，嘉道时期基本上是沿袭前朝，无甚建树。咸同时期朝延自顾不暇，景德镇的制瓷业甚是凋弊。光绪稍有起色，御窑器亦较为精良。至宣统，清王朝也日薄西山，风雨飘零了，雄踞景德镇历明清两朝达五百余年的御窑厂终告寿终正寝。晚清六朝，无论官窑还是民窑，仿古风皆颇为盛行，成为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特点。
土耳其的“景德镇”：伊兹尼克瓷业兴衰
伊兹尼克(Iznik)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100公里的伊兹尼克湖东岸，它是土耳其的“景德镇”。考察其陶瓷博物馆中各个时期的陶瓷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伊兹尼克仿制中国瓷器的历程。最早记录有关伊兹尼克陶瓷的文献，是托普卡比博物馆所藏档案中有关皇宫于1489-1490年御用厨房用品的登记。
伊兹尼克在拜占庭时期是连接安那托利亚和东部的一条最主要的贸易之路。13世纪晚期，它是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第一个中心。伊兹尼克青花瓷的早期烧造，完全是仿制中国的元、明初青花瓷，烧制时期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
中国元明青花瓷对伊兹尼克制瓷业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致随处可以见到完全仿制中国瓷器的伊兹尼克产品。但与中国瓷器相比，伊兹尼克瓷仍属于低温瓷，烧造温度在850-900度，胎体呈白色，质地疏松。稍后发展的纹饰以“巴巴·尼卡斯”(BabaNakkas)风格为主。巴巴·尼卡斯是宫廷御用作坊中的设计师，他的图案风格，也一度成为伊兹尼克陶瓷纹饰的独特标志。
在仿制中国瓷器的同时，来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地位依旧崇高。波兰国立克拉科夫博物馆藏品中，有一幅1679年皮耶·保罗·塞文所绘的小插画，描绘1677年波兰大使殷格林斯基出席托普卡比宫盛宴的情景，可以看见画中有瓷器。1741年萨达巴德宫设宴款待波斯大使及其随员时，也是以金银盘子、中国瓷盘与青瓷盘盛载丰富的佳肴。举行这类宴会时，不但菜式丰富，餐具也十分讲究，藉此彰显帝国的气派。
为了向臣民及外国使节展示奥斯曼帝国的显赫与富强，朝廷还会经常举行持续多天的庆典和盛宴。史官们会将庆典的盛况辑成专书，这是奥斯曼人独有的传统。托普卡比宫图书馆现存两本附有小插图的庆典录手抄本，其中记录了很多中国瓷器的名称、使用详情及设计特征。
一本庆典实录记述了1582年慕拉德三世的儿子穆罕默德割礼的盛况，庆典持续了50昼夜。书中共有插图427幅，描绘了很多金属器皿和陶瓷，最常出现的有盘、罐、杯、托盘、碗、平底浅锅和深锅。史官塞兰尼克撰写实录时，提到庆典场地(昔日的赛马场)南边的糕饼烤房前，架设了炉灶和临时厨房，厨房里配备了1500个大锅和托盘。又从御厨和烹具库中取出白、青、黄绿、杂色、浅蓝色中国瓷器及土耳其伊兹尼克浅锅。
至于苏丹登基、寿辰、大婚等重要庆典，中国瓷器更是常见的贺礼和皇帝赏赐的礼物。甚至苏丹生病时，首相及伊斯兰教教长亦会献上中国瓷器，祝苏丹早日康复。如穆罕默德四世抱恙时，教长曾献上“法富尔”(Fagfur，土耳其语，意指中国)黄釉瓷瓶，瓶内盛有祝祷过的玫瑰水。基于礼尚往来，1768年掌玺大臣伊民·帕夏晋升为首相时，苏丹送给首相府的礼品中有十盘蜜饯以“中国瓷盘”盛载，放在6个大托盘上。
如今，那些跋山涉水、远度重洋，亲历王公贵族的重要典礼，为无数重要宾客所称赞、羡艳的中国珍贵瓷器，依然在世人的凝视下，默默讲述着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精彩故事的华章。
景德镇加快建设陶瓷工艺美术之都
景德镇市是世界最早的手工业城市之一，是中国陶瓷产业的集大成者，代表我国陶瓷行业的巅峰水平，由陶瓷艺术家引领的陶瓷创意设计底蕴丰厚，陶瓷艺术和陶瓷产业在创新中发展，已具备申报创意城市，陶瓷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的基础条件。
民革政协委员陈根荣说：“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陶瓷艺术历经千年而不衰。申创创意城市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不仅对于景德镇市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江西全省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我省已将文化创意产业规划为战略新兴产业，景德镇申创创意城市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的成功，不仅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交流和展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推动景德镇在大开放中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同时，对于提高我省的知名度和软实力，促进全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无疑也将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陈根荣说。
申创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需要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为此，陈根荣建议，成立支持景德镇申创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办公室，合理规划和改造陶瓷产业集群，提升传统工艺，做大陶瓷总量；支持景德镇对陶瓷物质文化空间载体的保护。
“搭建形式多样的陶瓷创意交流平台，除了瓷博会之外，采取更多样的形式，如规划建设陶瓷创意游览区，打造面向全球的陶瓷创意中心，建设陶瓷艺术研修院等。”陈根荣建议省旅游部门与景德镇市政府联合将景德镇老城区内的老陶瓷工厂与生活里弄进行改造，开辟陶瓷生产游览区，实施陶瓷里弄游，仿照北京的胡同游，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陶瓷老街旅游项目。
“省财政可参照推进三清山、龙虎山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做法，设立专项基金，用财政政策来支持景德镇市申报创意城市手工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都的工作，使申创工作能顺利进行。”陈根荣说，并结合申创工作，对景德镇市名优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产品尤其是陶瓷手工艺产品展示其艺术魅力，将名优工艺美术产品作为政府指定礼品。加强对传统手工艺产品保护和创新开发，鼓励对优秀传统制作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景德镇陶瓷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景德镇陶瓷史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青白瓷刻花注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洪武 青花缠枝莲大罐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 雍正 粉彩八桃天球瓶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陶瓷知识：蔡径古龙窑 一座400多年没断过炉火的古窑
近800年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把德化瓷器带回意大利，珍藏于威尼斯市的马可宝藏所。历史上，欧洲把德化瓷器称为“马可波罗瓷”。
千百年前熊熊的炉火已渐渐熄灭，但德化的蔡径村却幸运地保存着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古龙窑——蔡径龙窑，这是全国仅存的最完好、仍在使用的中国瓷器传统工艺活标本。
10多年前，德化县大量的龙窑都被封了，蔡径龙窑也差点被电气化。如今，德化瓷烧制技艺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下来的蔡径龙窑便成了“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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