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伊兹尼克(Iznik)位于伊斯坦布尔东南100公里的伊兹尼克湖东岸，它是土耳其的“景德镇”。考察其陶瓷博物馆中各个时期的陶瓷标本，可以清楚地看出伊兹尼克仿制中国瓷器的历程。最早记录有关伊兹尼克陶瓷的文献，是托普卡比博物馆所藏档案中有关皇宫于1489-1490年御用厨房用品的登记。
伊兹尼克在拜占庭时期是连接安那托利亚和东部的一条最主要的贸易之路。13世纪晚期，它是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第一个中心。伊兹尼克青花瓷的早期烧造，完全是仿制中国的元、明初青花瓷，烧制时期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
中国元明青花瓷对伊兹尼克制瓷业的影响非常巨大，以致随处可以见到完全仿制中国瓷器的伊兹尼克产品。但与中国瓷器相比，伊兹尼克瓷仍属于低温瓷，烧造温度在850-900度，胎体呈白色，质地疏松。稍后发展的纹饰以“巴巴·尼卡斯”(BabaNakkas)风格为主。巴巴·尼卡斯是宫廷御用作坊中的设计师，他的图案风格，也一度成为伊兹尼克陶瓷纹饰的独特标志。
在仿制中国瓷器的同时，来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地位依旧崇高。波兰国立克拉科夫博物馆藏品中，有一幅1679年皮耶·保罗·塞文所绘的小插画，描绘1677年波兰大使殷格林斯基出席托普卡比宫盛宴的情景，可以看见画中有瓷器。1741年萨达巴德宫设宴款待波斯大使及其随员时，也是以金银盘子、中国瓷盘与青瓷盘盛载丰富的佳肴。举行这类宴会时，不但菜式丰富，餐具也十分讲究，藉此彰显帝国的气派。
为了向臣民及外国使节展示奥斯曼帝国的显赫与富强，朝廷还会经常举行持续多天的庆典和盛宴。史官们会将庆典的盛况辑成专书，这是奥斯曼人独有的传统。托普卡比宫图书馆现存两本附有小插图的庆典录手抄本，其中记录了很多中国瓷器的名称、使用详情及设计特征。
一本庆典实录记述了1582年慕拉德三世的儿子穆罕默德割礼的盛况，庆典持续了50昼夜。书中共有插图427幅，描绘了很多金属器皿和陶瓷，最常出现的有盘、罐、杯、托盘、碗、平底浅锅和深锅。史官塞兰尼克撰写实录时，提到庆典场地(昔日的赛马场)南边的糕饼烤房前，架设了炉灶和临时厨房，厨房里配备了1500个大锅和托盘。又从御厨和烹具库中取出白、青、黄绿、杂色、浅蓝色中国瓷器及土耳其伊兹尼克浅锅。
至于苏丹登基、寿辰、大婚等重要庆典，中国瓷器更是常见的贺礼和皇帝赏赐的礼物。甚至苏丹生病时，首相及伊斯兰教教长亦会献上中国瓷器，祝苏丹早日康复。如穆罕默德四世抱恙时，教长曾献上“法富尔”(Fagfur，土耳其语，意指中国)黄釉瓷瓶，瓶内盛有祝祷过的玫瑰水。基于礼尚往来，1768年掌玺大臣伊民·帕夏晋升为首相时，苏丹送给首相府的礼品中有十盘蜜饯以“中国瓷盘”盛载，放在6个大托盘上。
如今，那些跋山涉水、远度重洋，亲历王公贵族的重要典礼，为无数重要宾客所称赞、羡艳的中国珍贵瓷器，依然在世人的凝视下，默默讲述着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精彩故事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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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仿古瓷业走向迷途
题记：甲申岁末，一场由景德镇市政府发起的“置镇千年庆典”秀，令世人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景德镇这片渐渐失去昔日辉煌的土地。如从五代时期景德镇开始生产青瓷和白瓷算起，其“千年史”还要多出百余载；但若因明初形成瓷都地位而计，则又要减去两三百年——其实，是否整整千年，已无人去细究。问题的关键是，当这场轰轰烈烈的庆祝活动尘埃落定后，景德镇因此改变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记者此次景德镇之行的所感所悟，并不表明已洞若观火，亦无力促其补苴罅漏，仅希望陶瓷古镇循“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之理，拨云见日，重振旗鼓。
初访景德镇，市政府举办的“置镇千年庆典”活动已经落幕周余。数天考察，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开发中的小镇；尽管已晋升为地级市，但其相对滞后的建设连同不断被破坏的历史风貌，颇令人遗憾。市区并不大，昔日熙熙攘攘的昌江已宁静多时，新建的中心广场也无多少特色，倒是装饰几条主大街的陶柱路灯、随处可见的工艺陶瓷店和涂满“特色广告”的白墙很有些瓷都的风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有人怀疑陶瓷业在景德镇的至高地位。尽管潮州市今年凭借陶瓷业年产值过百亿、占国民生产总值50%的骄人战绩摘得“瓷都”称号，但若论群众浓厚的陶瓷情结和全民参与陶瓷业的规模，则景德镇在国内仍旧是独一无二。而对于景德镇丢失了“瓷都”称号一事，市民们似乎没有表现出吃惊的心态，他们觉得，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有老瓷厂纷纷倒闭起，这一结果就已难以改变。
探寻景德镇瓷器今日大规模
仿古的发端
仿古原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后朝对前朝技艺的敬仰与学习——如果生产出来的仿古瓷器就名实相副地当作仿古瓷器出售的话。今天的景德镇，生活日用瓷生产由于没有形成工业化，加之技术落伍，在竞争中被其他城市远远抛在后面；占据主力的工艺瓷又因为供大于求造成的恶性降价抢夺市场份额现象，加之缺乏创烧、一味仿古，前景亦不令人乐观。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陶瓷业曾经跌到崩溃的边缘，大批制瓷艺人流落他乡，很多传统技术相继失传。解放初期，研究所(后来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借助东德的技术，挖掘出霁红等颜色釉的传统配方，加之很多艺人的回归，仿制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瓷，不少仿康熙和乾隆官窑的瓷器质量很高，几乎以假乱真。但是，这些瓷器并没有流入市场，都由馆收藏。
1954年之后，景德镇艺术瓷厂在大批老艺人的参与下，仿制过大批古瓷，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为仿乾隆重工粉彩瓷，其中大部分产品由国家收购，按工艺瓷出售；还有一部分由香港中艺公司购买，流向海外。自此，仿古水平声名鹊起。这时期的仿古瓷很多不一定都落“××年制”的当朝款，不少都注上了“××瓷厂”的标志。
文革结束后，一批国有瓷厂兴起，工艺瓷的生产得到了恢复。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名家艺人开始重新仿制古瓷，但水平并不是很高。直到1985年，状况有了变化。198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也可以说是今日仿古风潮的发端。鉴于国际市场特别青睐仿古瓷，这一年，馆的黄云鹏先生、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的罗学正先生和学院的几位专家聚在一起，决定跟东风瓷厂美术研究所合作，建立古陶瓷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之余，利用掌握的技术和鉴定知识，从胎釉、造型、发色全面模仿，仿烧出一批水平很高的宋影青、元青花、永宣青花。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年的时间，销路很好，价格也不菲。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瓷器在当时都是按照工艺瓷出售，发货清单上均注明“仿古”。当时很多文物商贩订货以后，便将这些仿古瓷进行做旧处理冒充真品，混同当时发掘出土的古瓷一同销售，陶瓷市场秩序一下被扰乱了。这是专家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们原本想发掘古陶瓷的技术精髓，却被商贩利用以假充真，于是黄、罗等人决定不再做了，古陶瓷厂也随之解散。星火可以燎原，原来古陶瓷厂的工人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了不少仿烧的技术与经验，回家后他们继续仿制古瓷，并将仿制技术传播开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仿古瓷个体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景德镇扎根并扩散开来。
景德镇仿古瓷现状：
中低档仿古瓷比例最高，高档仿古瓷扰乱拍卖市场
提起景德镇仿古瓷，人们的第一联想必定是樊家井村。这片靠近景德镇火车站的弹丸之地，是全国仿古瓷“大路货”云集之所，以中低档次的仿品为主，人们在北京的潘家园、西安的八仙庵、长沙的清水塘都能够寻到它们的踪影。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个不足3000人的村落，却有着500余家陶瓷作坊和店铺，平均6个人就拥有一家作坊，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这些作坊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当地农民自己雇佣工人开的作坊，一部分是当地农民把房屋出租给外来老板开的作坊。
樊家井的瓷器店面分类比较清晰，仿各个时期和品种的店铺往往是独立的，如仿元明青花的店铺、仿清代珐琅彩的店铺、仿民国粉彩的店铺等等，这些店铺和作坊往往雇佣技术熟练的工人。仿古瓷店铺的分工细化既便于掌握技术和大量生产，且有利产品仿制更到位，还可以避免产品过于接近影响销售。作坊在生产上也是分工明确，有些作坊专门生产白胎，有些作坊加工青花等釉下彩瓷，有些作坊加工粉彩等釉上彩瓷，这样划分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樊家井并不大的生产空间。
除了上述的生产和销售窗口，樊家井还拥有几十家特殊的店铺，即“做旧”加工店，它们是构成樊家井仿古瓷完整产业链中必可少的一环；因为未加做旧的仿古瓷永远只能作为工艺瓷出售，价格亦将大打折扣。这些店铺由一些做旧修复技术高明的师傅开设，往往是一个人开一家店，比的是各自拥有的技术和绝活，他们将送来的仿古瓷进行后期加工做旧。此外，一些不开店铺的“自由人”也是樊家井离不了的“能人”，他们是那些水平很高的画工或写款师，哪家需要去哪家，收入不菲。
樊家井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旦自己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作坊老板就会关闭街面上的店铺，离开樊家井，在自己家中作业。因为有了名气，他们只用等顾客上门采货。个中原由，一者是这些老板担心自己的技术被同行窃取，二者或许是他们担心樊家井“大路货”的招牌影响了自己产品的价位吧。
樊家井的中低档仿古瓷面对的是古玩市场的普通大众，收藏者很容易识别其真假，可以作为工艺品收藏；即便是那些不懂陶瓷知识的正在入门者，花几百元的“学费”，损失还不算太大。最容易扰乱市场的是那些仿制逼真、价格高昂的高档仿古瓷，其危害程度也最大。景德镇高仿瓷器集中在凉山树、罗家坞、筲箕坞、莲花山庄等社区，这些区域聚集着景德镇水平最高的古瓷仿制艺人。其实古瓷仿制也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这里的很多人最初也是在樊家井起家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家里作业，雇用优秀的窑头、火工、画师，并且产品采用传统的柴窑烧造——柴窑固然能够保证仿制品“到味”，但因其费用高昂、占用空间太大、烧造程序复杂，令很多小作坊“望而却步”。景德镇大部分仿古作坊于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采用节约空间、费用低廉、干净易操作的煤气窑(液化气窑)烧制瓷器，往往只有那些资金充足、生产高档仿古瓷器的作坊才会采用柴窑烧造。
高仿瓷也分三六九等。除了市面上流通的那些价位数千元到数万元的普通高仿瓷外，还有数量极少、价格惊人的顶尖高仿瓷，它们由技术顶尖的高仿大师制作。今天景德镇大概还有不到20位这样的大师(其中的少部分人在泰国和日本从事仿烧)，他们往往是被“包窑”的。记者了解到，一些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商人，往往会选择其中一位，每年出资数百万元“包窑”，其一年仿烧的产品全部归“包窑方”所有。一般来讲，这样的顶级作坊一年只生产十几件甚至几件精品，失败的作品全部销毁。当这部分作品流入市场后，往往会进入大型拍卖会和知名画廊(国内外皆有)，冒充真品，单件价格往往高达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揭秘：瓷器仿古做旧到底有
哪些手段？
一件完整意义上的仿古瓷，即指以假充真的仿古瓷。它由两个步骤构成的，首先是仿制，然后是做旧，二者缺一不可。仿制主要包括纹饰的仿制、器形的仿制、釉色的仿制、胎土的仿制和重量的仿制；做旧则是指采取各种技术手段以制造器物的“岁月痕迹”。.纹饰和器形的仿制
在仿制方面，以纹饰的仿制和器形的仿制相对容易。记者调查中发现，很多店铺老板往往会花数百元或数千元买一件出土的、已经破损的瓷器，目的是为了仿制上面的纹饰。除了直接仿画之外，他们还会采用细毛笔蘸墨汁在原件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透明白纸印出轮廓，再将该纸贴在新的瓷胎上摹，这样往往仿得比较到位。水平最高的甚至采用电脑三维扫描纹饰，几乎丝毫不差。器形也是如此。今天的古瓷仿制者比较起过去的艺人，最大的不同便是利用各种博物馆图录和图书，并根据上面的图片和数据，模仿纹饰和器形，水平高的甚至可以做到惟妙惟肖。(上述的情况不包含那类出于迎合部分藏家猎奇心理臆造的仿古瓷。)
这里顺便也提醒陶瓷收藏爱好者，在学习瓷器鉴定知识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上面的纹饰特征和器形特征，必须在市场中多实践多学习，避免按图索骥造成损失。
.胎土和釉色的仿制
对于利用新原料仿制古瓷的人来说，胎土和釉色的仿制是最困难的；如同模仿一幅书法作品，你可以模仿字形，却很难仿出风格。胎土的仿制取决于原料的配方，南宋以前景德镇瓷器的胎土一直以单一的瓷石为原料。当上层瓷石出现能源枯竭时，南宋末年，景德镇瓷工在浮梁瑶里乡麻仓村发现了麻仓土，用这土掺和不子(注：念dunzi，特指砖块状的瓷土块)制成的坯性质硬。后在高岭村发现与麻仓土一样性质的泥土，名高岭土，这是制瓷工艺一大转折。“二元配方”的制胎法也让景德镇瓷器自元代起扬名全国。
今天景德镇的很多陶瓷作坊为了节约成本，直接购买来自外地制泥厂的原料，在景德镇的南山里也有不少这样的制泥厂，用这些原料制作的瓷胎很容易识别真伪。比较难鉴别的是严格按照瓷石加高岭土的配方制作的瓷器，然终究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尤其是明早中期的瓷胎，由于麻仓土已经消失(消失于明中后期，据说这也是明后期大龙缸屡屡烧制失败的原因)，今天已经不可能复制。
而釉色的仿制取决于釉料的产地和配方，不论是青花的钴料，还是釉里红的铜料等，不同时期的产地和配方也有差别。以青花瓷的钴料为例，从元代的苏泥勃青到明初的石子青，再到成化的平等青、嘉靖万里的回青、天启崇祯的珠明料，最后到清中晚期的洋蓝等等，都因产地的不同而呈色效果各异。随着很多原料的消失，今天已经仿不出那一时代真品的效果。当然，釉水的稠稀比例和上釉方式也影响着最终的呈色效果。至于对重量的仿制则更难，毕竟，对于大部分仿制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机会亲手接触真品实物，所以这一点也不易仿制。
在今天瓷器的鉴别要素中，掌握胎土和釉色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建议收藏爱好者在刚入门时可以先买一些瓷片标本学习，等琢磨透之后再买完整器，方是正确之道。.老原料结合新工艺仿制：
老胎新绘、老釉新胎、旧件新器、复火
景德镇仿制古瓷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地下资源，历代的瓷器遗存(不论完整与否)数不胜数。在当地的古玩市场和跳蚤市场，令人不禁感叹这里出土瓷器之众，尤其大量的瓷片标本，更是初学者的珍贵教材。记者曾在昌江畔即将消失的吊脚楼一个工地上捡瓷片，不到两个时辰，便收获了十余片明清的民窑青花瓷片，由此可见一斑。今天的景德镇艺人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仿制古瓷上费尽心思。
老胎新绘：比较常见的是利用清中后期及民国的白胎，在上面绘上粉彩等釉上彩，使其价值增倍。这时你鉴别就不能单纯依据胎质状况了，而是要参考颜色釉是否到位、釉光是否温润等因素。
老釉新胎：近几年景德镇也陆陆续续地出土了一些过去的釉料，仿制者会利用老的釉水去装饰新胎，鉴定时应重点观察釉面与胎面的结合紧密程度。
旧件新器：老的足、流、底、口、颈等等残缺的出土物，往往被组装在新的瓷器中；这种作伪迷惑性较强，应仔细对比整器的各个部件是否一致。
复火：复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将残缺的旧器(残缺部位较小，如器身的冲或器口的磕口)的残缺部分修补好，再放入窑中复烧，出窑后完整无缺，价格便提升数倍。第二种是指将老的瓷片碾碎成粉末，加上其他矿石原料，做坯烧胎。.做旧的推陈出新：从氢氟酸到高锰酸钾再到中药
前面说的都是仿制的手段。而“做旧”的手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做旧以仿出土器物的特征为主。常见的手法是用砂纸打磨新的釉面，或者用氢氟酸腐蚀釉面，然后涂刷泥水，泥水渗透到被破坏的釉面内，造成出土的效果。然而这种方式在今天慢慢被淘汰，一方面是容易识别真伪，另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档次的提高，收藏群体对品相的要求也在提高，旧的做旧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今天是做旧的第二阶段，以仿传世品的特征为主。传世品由于保护得当，一般不会出现出土器物那种较大程度的釉面破损，其釉面具有脱玻化特征，釉光温润，且底胎比较细腻，内壁可见“鸡爪纹”等等特点。中低档次的仿品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往往会采用在釉面上涂抹高锰酸钾来造效果。记者在樊家井一家做旧店里看到一个师傅正在加工一堆从别的店送来的“雍正粉彩碗”，据他介绍，加工一个收5元工钱，一天下来也能赚个百十元，倒也是一桩好生意。高档次仿古瓷则会采用中药浸泡的方式造老瓷效果，掌握这种做旧手段的师傅数量并不多。中药的配方是严格保密的，在他们的店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药水瓶，但是标签已被撕掉以免泄露。用中药煮泡做旧也会因对象不同而略有差异，比如，为了造粉彩瓷蛤蜊光效果，会在中药里加少许酒精，而为了消釉下彩瓷的亮光，会滴入少许氢氟酸(据说，一小瓶氢氟酸可以用半年)等等。
其他的表面做旧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用茶水煮、用香火烟熏、涂细煤灰等等；至于器物内壁出现的鸡爪纹，在上釉瓷刚出窑时用小锤敲砸即可仿出。
仿古瓷主导业之根源
今天，景德镇的很多仿古瓷作坊都是在亏本经营，尤其是那些低档仿古作坊；即便如此，他们还在坚持生产，原因很简单，生产单纯的工艺瓷亏本更大。自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大批国有瓷厂倒闭后，很多下岗工人没有生活来源，解脱不掉的陶瓷情结促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继续从事陶瓷业。然而，单凭个人资金不可能启动规模化生产，根本不可能依靠生产日用瓷赚钱，只有通过生产小成本的工艺瓷这条路，无奈参与人群太多，最终造成市场供大于求。据当地人介绍，每10家工艺瓷器店中只有2家能盈利。对小生产者而言，单纯的工艺瓷已难以为继，故而很多人转向利润更高的仿古瓷。只是仿古瓷也是一件投入成本与产出价值成正比的产业，小生产者因为资金不足，只能生产低档次的仿古瓷(包括做旧手段也是低成本)，每件售价从一二百元到四五百元不等，除去成本所剩无几；他们在下次的生产中会更加削减开支，产品的水平也随之降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也直接导致了全国各地很多消费者对的排斥态度。
任何一项产业的存在必定有相应的需求，景德镇仿古瓷产业之所以愈演愈烈，跟市场的需求不无关系。当地一家古玩店的老板曾得意地告诉记者，他手里的一种清康熙松竹梅青花笔筒今年已经卖出了6件，分别被几家拍卖公司以数百元买走，然后分别拍出1万多元；而店里一件乾隆粉彩官窑碗年初在一家拍卖公司拍了8万元，他卖给该公司仅为数千元。当问他这些拍卖公司是否知道买走的是仿品瓷时，他不屑地笑了笑说：“(拍卖公司)当然知道了，只要利润高就可以了。现在的拍卖会，瓷器专场的真品率能过20%就不错了。”——他的这句话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一个不可忽视的瓷器赝品上拍问题。记者还曾冒充北京的老板在筲箕坞一个做高仿瓷高手的店里，挑了半天表示“不满意”，问他有没有更好的货时，他把记者领到里面一间小屋。面对一柜子仿得非常到位的“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瓷器，记者感叹许久，随即“挑”了一件“崇祯”的青花笔筒问价，这位高手回答说1800元可以拿走，并表示买得多可以优惠——同样的器物，若为真品，在拍卖会上的价格不下于15万元，可见此“利”之巨。
除了拍卖公司，文物商店也对仿古瓷有很大的需求，随着存货的减少和征集难度的加大，他们有的会拿出一些库存的瓷器到景德镇去请人仿制，限额生产几十件，全方位高仿，产品也往往按照新仿的价格出售。
今日的景德镇，已经告别了历史上日用、工艺瓷双繁荣的局面，尽管继续保持着工艺瓷的全国最高水平，但更多地是体现在仿古瓷生产的水平和规模上。工艺瓷的创新和日用瓷的工业化已经成为景德镇发展必须要突破的两大瓶颈，形势逼人。告别景德镇时，记者带着些许怅然：不知这千年瓷都的窑火何时能再发出耀眼的光芒？
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
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
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
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
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
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
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 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经纪业
陶瓷艺术经纪业将大有可为
经纪人可划分为一般经纪人和特殊行业经纪人。经纪人是通过中介业务来促成交易。特殊行业经纪人是指从事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科技、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经纪人，必须通过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获得专业经纪人员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一般经纪人是指从事国家允许公开交易，又不属于特殊行业的商品交易的中间商。
陶瓷艺术经纪活动在景德镇也有很长一段历史，电视剧《大瓷商》，以民国初期景德镇的督陶官鲁公公，奉圣旨在景德镇监制皇帝所需的祭天大龙缸为引子，对瓷器和瓷器商人们的故事，作了淋漓至尽的艺术刻画，同时也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据笔者了解，解放前湖北人在景德镇开设的瓷行，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基本上是兄弟俩或同乡之间合伙，一方在景德镇负责与生产商联系，收购、包装、运输瓷器：另一方在上海、南通、香港等地负责销售和提供货源信息，把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解放后，这些景德镇的瓷行通过公私合营进入瓷厂，外地销售瓷器的店铺进入了当地的杂品公司。
改革开放后，经纪活动犹如雨后春笋，尤其是电影、电视明星、歌星的经纪人遍地开花，经纪活动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不仅是中间商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包装、形象设计、打造品牌和经营活动的责任。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也是如火如茶。具体表现为：一是一大批外埠画家以瓷都为厚土，从事陶瓷艺术创作，催生了陶瓷艺术经纪业的初步形成。如人间瓷画公司为姜宝林、张瑞龄、张国君、金兆韬的经纪人，锦宫火圣公司为樊欣野经纪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为孙星池经纪人，精益斋为车一鸣经纪人，吟古斋为石宾经纪人，清莲阁为刘光、魏庆立的经纪人，三溪堂为卞哲甫、常墨涵的经纪人。二是景德镇为陶瓷艺术经纪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陶瓷艺术铸就了景德镇的辉煌，使景德镇成为扬名中外的瓷都；陶瓷艺术经纪活动造就了更多的经纪人，为景德镇陶瓷发展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陶瓷艺术经纪业将大有可为。
景德镇是享誉中外的瓷都，有着千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是陶瓷美术人士向往的陶瓷圣地。像湖北的油画大家冷军、湖北美协副主席徐勇民、武汉美协副主席张少华、樊枫，山东一级画师岳玉华、山东崂山画院纪长岭、山东艺术学院刘光、济南青年美协魏庆立、安徽马鞍山画院画竹妙手石宾、鲁艺雕塑教授陈仲琛、辽宁金兆韬、陶然夫妇，西北的何笠农、车一鸣，南昌的方国兴、胡伟平，黄山的胡笛，上饶的悬空画法王高明，广西国画彩墨画大师姚砚生等等，他们来到景德镇，实现纸上作画到瓷上绘画的探索和创新，把娴熟的国画、油画、悬空画技巧运用到瓷画上，丰富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特色。他们更需要一批热爱陶瓷艺术，有共同语言的经纪人牵线搭桥，提供方方面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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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景德镇陶瓷看现代陶瓷艺术现状发展趋势前景
景德镇陶瓷业的发端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但其陶瓷业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浮梁县志》称：“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江西通志》称：“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景德镇陶录》说：“水土宜陶，自陈以来，土人多业此。”根据以上记载，景德镇的陶瓷业是从公元1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我们知道在八、九千年前，人类即发明了陶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汉代景德镇制作的陶器还是很粗糙的少量日用品，东晋开始在新平建镇，晋人赵慨成为景德镇的佑陶之神，也就有线索可寻。
到了六朝之陈，景德镇的陶瓷才有正式记载，《江西通志》：“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有人把此时就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端。景德镇的瓷器，是由烧大件再发展到烧小件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即以烧陈列品开始而再发展到烧日用瓷。因此在开始烧造陶础。到隋代就烧狮象大兽。这与原料的优越性是分不开的，不过当时在造瓷技术上，对大件烧成没有掌握到火候，所以遭到了失败。
到了唐代，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已经颇具名声了，据《景德镇陶录》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调。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从景德镇石虎湾，胜梅亭等古窑址出土的古瓷片看，有些碎瓷片胎骨色白而坚，吸水率很低，釉也美观，可见早在晚唐五代的时候，景德镇的瓷器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了。但从全国来说，那时南方盛称越窑，北方盛称邢窑，景德镇窑和它们相比还略输一筹。 为了纪念世界闻名的景德镇瓷器，已经发行的陶瓷邮票有4套。
《出土文物》邮票
第1套：1973年11月20日发行名称为《出土文物》的邮票。全套12枚：青花凤首扁壶(景德镇瓷器)、鎏金舞马衔杯银壶、泥俑、黑彩马、铜奔马、石雕柱础、鎏金镶嵌铜砚盒长信宫灯、曾中游父方壶、鸭纽盖铜鼎、彩绘红陶鼎、青铜提梁卣。第2套：1991年10月1日发行名称为《景德镇瓷器》的邮票。全套6枚：宋朝•青白釉注盌，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元•青花追韩信图梅瓶，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南京博物馆。明•五彩云龙纹盖罐，为国家一级文物。清朝•五彩花鸟纹尊现代•青花釉里红鱼尾盘、现代•描金吊灯图案八角薄胎碗。
第3套：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于2000年6月28日联合发行名称为《盉壶和马奶壶》的邮票，全套2枚：盉壶、马奶壶。
第4套：中国和比利时联合发行于2001年6月12日发行名称为《陶瓷》的邮票，全套2枚：彩陶瓶、粉彩壶(景德镇瓷器)。
另外，2004年7月31日，为庆祝景德镇千年华诞，景德镇市政府特向国家邮政总局申制并发行《千年瓷都景德镇--元代青花梅瓶》，邮资图案的专用信封，该图案为景德镇陶瓷馆的镇馆之宝--青花缠枝梅瓶。
以发行的陶瓷名著有：
1991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陶瓷经济概论》，该书的编著者是景德镇人。全书28.5万字，第一瓷印刷3000册。
2004年11月，由景德镇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市志•2卷》，该书128.2万字，记载了自有史以来至1985年景德镇陶瓷的历史。第一次印刷3000册。
2005年5月，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志》编委会编著、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江西省陶瓷工业志》，该书40.8万字，记载了自有史以来至1990年江西省陶瓷工业的历史。第一次印刷1400册。
陶瓷知识：景德镇瓷业传统的收徒模式
全厂五行头，雕削工可以授徒，其他四行皆由老板授徒。
雕削工收徒，五年一届，平时封禁，时满为开禁；有的年份缺人，要开黑禁，但要满三年，叫放脚。不论开禁或放脚，每个雕削工只能收徒1人。事前，还须到雕削行会买名额票，每张银洋5元。学徒要有介绍人作保，写好师徒合约，规定中途不得离开，如有死亡等事故，师父不负责任。学徒期为五年，第一年工资4元，以后每年加2元。第六年还要帮师父做一年，叫包年，工资打六折或对折。有势力的雕削工，在行会里买三、四张徒弟票，在徒弟身上榨取金钱。徒弟学会了手艺，每天要做到晚上11点才收工，否则要挨打。徒弟家中稍宽裕的，委托介绍人向师父买出师，议定每年20元，师父认可后，可以独立工作。甚至有的父亲带子为徒，也按行会规定办。
老板收徒的有草鞋、做坯、利坯、画坯四行。草鞋帮收十七、十八岁的小青年，首先学打杂，上位顶半个位子，学到七月半，便顶一个位子。尔后，学码头、装坯，一年出师，年工资30元左右。出师后，与老师傅同等对待，工资不打折扣。
做坯、利坯要学6年，收十二、三岁小男孩。学画坯的年龄稍大，文化稍高。学徒期，第一年工资4至5元，以后每年加2元。入厂后先学2年杂务，第三年才正式学手艺。若老板是做坯出身的，则教做坯，利坯、画坯则请厂里师傅传艺，另送果品。满师时，徒弟出钱，师父办出师酒三桌，工种行会的街师傅一桌，厂里的师傅们二桌。第二年包年，工资打六折或对折。
带徒弟，行规限定只收本籍人。外省的，除安徽籍外，一律不带，以免技术外流。都昌人学琢器手艺的也不少，但只收利坯、雕削和草鞋帮，做坯手艺不传都昌人。民国35年5月，都、抚两帮发生未遂械斗，自那时起，行会规定不准收都昌人为徒，而且在厂里顶岗位的徒弟，也一律辞走，不得留用。
为什么景德镇窑被称为中国的瓷业中心？
在今江西景德镇市，是历代著名制瓷窑口。始于南朝，经唐、宋、元、明、清至今常盛不衰。
景德镇窑为中国传统窑炉中独具风格的窑。它的烧成室型呈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椭圆形，近窑门处宽而高，靠近烟囱则逐渐狭窄矮小，故有“鸭蛋窑”之称，是以松柴为燃料，火焰长而灰分少，因不含硫磺或者含量极少，适宜烧还原焰，对于白瓷、青花瓷、颜色釉瓷等传统瓷的釉面呈色效果良好，可装烧高火、中火、低火的瓷坯。因窑内腔较高（最高高度不超过六米），便于装烧大件制品，适合多品种生产的条件。另外，其结构简单，镇窑建筑速度快，基建费用少，产量大，周转期快，可以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适应于景德镇附近制瓷原料的特性和瓷器的传统风格。唐朝已烧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间烧造官窑器，底书“景德”二字，从此有景德镇之名，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间，自清人陈浏的《陶雅》以后，都把它叫做“影青”。元代青花、釉里红等已烧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瓷业中心，颜色釉和彩绘瓷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绘瓷的创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新，能烧制粉彩、珐琅彩等。其中以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烧造的最为精巧，并各有千秋。
景德镇 一座兴衰起伏的“陶瓷工厂”
景德镇，这座让人在第一时间想起陶瓷的赣东北小城，在1700多年陶瓷工业历史的深厚底蕴中孕育着新的商业繁荣。时光之中，我们穿行在景德镇悠久的瓷器工业文明和历史深处，追寻着这座千年瓷都的辉煌与荣耀，兴衰和起伏。虽然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景德镇人，甚至繁衍了无数陶瓷工商业传奇。而且这些历史，还将（甚至永远）影响着景德镇乃至中国的陶瓷工业。
今起，本报推出大型专题策划“景德镇蜕变系列报道”，通过平静梳理、中性叙述来透视景德镇这座陶瓷“工厂”。我们不会对某项技艺过度赞美，也不会对一些人和事进行追问，我们更不会对本身进行过多的描绘。就像看一部纪录片一样，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地对工业进行客观铺陈。
而将景德镇看成是一个陶瓷工厂，这看起来挺新鲜，挺有意思。但当我们追寻的近代发展历程之后，却发现已经经历1700多年风雨的它仍然历久弥坚……
窑炉数据的变化
从数百座到100座，再到200座和后来的50座，这些窑炉数字的变化曲线让我们看到了所经历的兴衰和跌宕起伏。然而，这只是一个缩影，因为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景德镇还曾经燃烧着数以千计甚至无法统计的家庭作坊梭式窑（注：上述数据系不完全统计）。
康熙年间，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曾写过一段描述景德镇的文字，大致为：昌江河两岸，日夜火光冲天，数百座窑炉昼夜不息地在燃烧……
从这段文字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当年已经非常兴盛，而事实上，明清时期的的发展的确是鼎盛时期，就像那位法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据景德镇市瓷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景德镇已经有10万人从事陶瓷及相关工作。解放初期，景德镇的窑炉大约不到100座，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窑炉数量又增加到200座以上。1995年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景德镇的国营瓷厂纷纷改制和划小承包，窑炉的数量锐减到50条左右。
“当然，这里所说的窑炉是指有一定规模的，并不包括家庭作坊式的梭式窑和小土窑。”该瓷局负责人补充道。
从这些不断变化的窑炉数据看，景德镇的陶瓷行业的确经历了几代兴衰和跌宕起伏。在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庞大的数据我们根本无法统计，那就是家庭作坊生产用的梭式窑。“这些占地面积小、效率低的梭式窑至少也有个三四千座吧，因为在景德镇绝大多数家庭都具备了原料调配、制坯、上釉、烧制甚至手绘的陶瓷整套制作技术，景德镇曾经遍地开花般诞生了数千个家庭瓷器作坊。”曾经是家庭作坊业主的熊师傅告诉记者。
两位老工人的叙述
两位在民间被分别誉为“活字典”和“死档案”的普通老工人，在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时候，将记者领进家中，细述了窑炉建设、改造的进程，通过这样的进程向我们勾勒了工业发展、进步的简单曲线。
80岁的余昭玉和75岁的许英年是工业的两位普通老工人。但是他们在民间却被称为工业的“活字典”和“死档案”。因为前者是个记忆力超强的老人，虽然已经80高龄，但讲起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景德镇生活，几乎不假思索，娓娓道来，而且层次分明。后者许英年老人则因为从1950年开始收集关于的所有文字、数据资料而在民间得名“死档案”，并多次被当地媒体、政府授予保护和传承历史资料的嘉奖。
在许英年位于江家下弄86号的那间破旧的老民房里，珍藏着数百本（件）关于发展的历史资料，小到当年的文件、通知、奖状和笔记本，大到早年的陶瓷年鉴、发展简史，细到当年所有陶瓷厂的年产值、利润率和员工数量等数据，许英年只要一打开用红绸子捆着的各类纸箱，基本都能找到。
生于1929年的余昭玉，10多岁开始在工地做建筑工人，25岁那年，他开始从事陶瓷窑炉工作，直到退休。余昭玉告诉记者：“我开始做窑炉的那一年，很多人都说我运气好，找到了一份技术活，而且可以做一辈子。”显然，一份窑炉工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地位的，那时的人们似乎把陶瓷产业看成了是一个非常吃香而且永不停息的大产业。
曾经出差到佛山、淄博等地考察窑炉建设的余昭玉虽然没有在数量上给我们介绍窑炉的变化，但他却在窑炉改造的进程上，给我们勾勒出了发展、进步的曲线：
1956年景德镇就已经开始做煤气发生炉，后来在1958年建设了约200多座圆窑（北方人称包子窑），但这些窑需要很多人工去维护和工作。1965年，景德镇开始大建隧道煤窑，并从此首次实现了节煤50%、人工减少2/3的效率增长。“这些窑炉起初是从日本、捷克引进，1970年以后各厂响应政府号召减少污染，开始在窑炉公司帮助下，将这些隧道窑的其中一段进行改造，从煤窑变成油（重油）窑，虽然污染小，但是成本上升了很多。”余昭玉说。1984年国家对环保要求日趋严格，轻工部开始鼓励产业推行“（煤）气窑生产”，并由此促成了景德镇焦化煤气厂的成立，集中供气给各陶瓷厂使用。
余昭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5年，光明瓷厂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先进煤气窑。余昭玉说：“那条进口窑炉无论从节能、高效和环保上都是国内窑炉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它的价格很贵，大约是130多万美元，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上面要求所有陶瓷厂将出口退税获得的美元集中上交，帮光明瓷厂从德国购买窑炉，然后各个厂效仿该窑炉进行改造生产，这样便节约了很多钱。”
近代景德镇：两兴两衰
的鼎盛时期就是研发青花瓷的明末清初时期。此外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又一次兴盛时期，那时，曾经有人主动放弃在邮电部门的工作，选择到陶瓷厂上班。尽管这只是个案，但的确反映了陶瓷在那个时代对景德镇人就业和生活的影响。很多人说那时候陶瓷厂的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了微型汽车大王昌河公司。
景德镇市经贸委副主任罗军告诉记者，青花瓷器是的骄傲，也是辉煌的一个重要缩影。而研发出青花瓷的时代就是明末清初时期，那时候的景德镇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法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昌江河两岸，日夜火光冲天，数百座窑炉昼夜不息地在燃烧……”后来随着清朝末年政府的衰败，工业的发展开始放缓，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和后来的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进入了一个快速衰退周期。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解放初期的工业开始得到了恢复，国家开始计划对工业的整合，像红旗瓷厂、光明瓷厂等十大瓷厂陆续筹建并投入运营，造就了的又一个兴盛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
景德镇市邮政局广告公司总经理刘敬波给记者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邮电部门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但是却有一些职工主动放弃那份工作，要求到国营陶瓷厂上班。“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厂非常红火，福利好，名声大，几乎超过了很多职能部门。”刘敬波说。
12月20日，记者在景德镇市昌江河边的绿地上寻访老工人和老百姓的时候，多数人都表示，那个时代确实很辉煌，景德镇的街道、码头非常拥挤，各地的商人从景德镇批发瓷器，然后通过昌江河水道经鄱阳湖运到全国各地销售。
一位姓张的师傅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们在陶瓷厂的工资比多数单位都要强，很多人被分配到政府或职能部门都不太愿意，就连昌河这样的知名大企业都不如我们陶瓷厂的福利好。”说这些话的时候，张师傅一脸兴奋自得的表情。但很快他话锋一转，“不过后来就不行了，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已经下岗好几年了。”
张师傅告诉记者他是三年前从一家国营瓷厂退休的，退休前的四、五年时间里，他也是一个下岗工人。但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下岗的时候，张师傅似乎自己也搞不清楚，一脸茫然和惋惜的表情。随后他咕哝了一句：“好像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一样，一切都很平静，但又很突然。”
记者后来从景德镇市经贸委了解到，张师傅的经历正好跨越了一个分水岭：国有企业转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辉煌的时候，张师傅享受了那一段福利好、荣誉感又强的国营瓷厂工人待遇，但是1995年开始，企业和各地国有企业一样，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对市场反映迟钝，未能融合市场需求，开始进入新一轮衰退时期。随后大规模的转制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国有企业，也面临着股权、资产和利益的再分配。张师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到最后，仍然逃脱不了下岗的命运，而像张师傅这样的工人，在行业更是数不胜数。
兴衰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冲突
一个足以令普通工人在多年后仍然引以为豪的时代，一个曾经拥有产销产销两旺的十大瓷厂的，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兴盛走向了后来的衰败？随着记者的采访深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冲突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答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战乱中蛰伏了数十年的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大解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时候刚刚被设为江西省直辖市的景德镇开始将“振兴陶瓷工业”定为发展方向，在国家、省、部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开始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民间陶瓷厂，统一规划新一轮的发展方案。从1949年创建建国瓷厂开始的10年内，景德镇先后创建了光明、艺术、红旗、红光、建筑、东风等十大国有瓷厂。景德镇市经贸委副主任罗军告诉记者：“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些瓷厂的先后创建，都是由国家计划好，哪些厂生产什么产品，哪些厂专供出口、哪些厂做内销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从产品的样式、生产、价格、销售渠道和用途等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轻易改变。”
老工人余昭玉告诉记者，计划经济时期，新华瓷厂、景兴瓷厂等工厂被国家计划列为民用瓷厂，它们生产的所有瓷器专门供应给国内的需求，而其它的一些工厂则专门负责出口产品的生产，这样一来，每个厂的赢利能力和机会都被“计划”好了，负责出口的瓷厂因为价格高和市场大，都非常红火，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国民消费能力相对较低，导致内销的企业业绩平平甚至亏损。“不过像新华、景兴等一些内销的企业是国家允许亏损的，因为它们的一切都是国家计划好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锅饭’，只要你按照国家计划去生产、按照计划好的供应渠道销售，工资、福利等照样享受，而不是看效益好坏来分配。这些亏损的内销企业将由赢利的出口型企业来填补资金空缺。”余昭玉说。
罗军告诉记者，计划经济中的陶瓷厂只负责生产，销售则是由江西省陶瓷销售总公司和江西省陶瓷进出口公司分别负责内销和外销，生产任务的安排则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统一下单。“这样一来，也决定了厂只是单一生产性企业的性质特征，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被计划分离到其他国有部门负责。以至于这批企业因为研发和销售能力不强，在后来的市场经济中出现‘水土不服’和衰败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计划经济在上世纪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兴盛，并使之得以传承。”罗军补充道。因为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统一生产规避了很多社会矛盾，特别是扩大了就业，在短期内使得到快速发展。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因为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体制较为固化，在社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之后，它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消费者对产品的款式、花色甚至大小都有着不同的喜好，而“计划内生产”的模式正好违背了这一市场经济的需求，最终景德镇的陶瓷厂在1995年左右开始失去竞争力，特别是在靠近沿海地区的潮州陶瓷企业及时改制、迎合市场需求作出调整之后，已经深陷固化模式的企业更是受到多重压力和制约，总体规模和经济总量开始急剧下滑。
源 那么，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的出路在哪里？它能否在市场经济中扛起中国陶瓷工业的大旗？现在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带着种种疑问，记者又走访了景德镇市有关部门，本报下期将继续推出“景德镇蜕变系列报道”之《景德镇，重振瓷都雄风》。
民国景德镇的礼品瓷
礼品是人类社会交往的纽带，国与国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以物品相赠既是为纪念或记录某一特别的事件或某一段特殊的感情，又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表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一直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因此，相互馈赠礼品，也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交往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礼品的种类、样式、材质，送礼的方式也就多种多样。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之一，由于瓷器的材质、造型和装饰工艺的特殊，以及它的观赏性、适用性、耐久性，决定了瓷器成为礼品的主要选项，清代康熙皇帝在接见罗刹国大使时就说过：“泱泱中华，物产王土，万国来朝，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为之瞠目，惊羡不已。”从康熙的口中我们不难体味其中自信心和优越感，更从另一方面说明瓷器作为礼品主要选项的地位。
礼品瓷是一种专用瓷器，其中既有馈赠品，又有纪念品；既可观赏摆设，又具实用性；既有绘瓷艺人自己所作赠人，又有应客户订做所用；既能给亲朋好友表示情谊，又能为部门团体传递祝贺。
民国珐琅彩开光山水如意万代尊
礼品瓷的历史渊源
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在我国的汉字中，“礼”的本意是“敬神”，以后逐渐演变成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
在古人祭祀神灵的仪式中，人们除了用规范的行为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还要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对神灵敬意的物品（牺牲）奉上祭祀。正是从那时起，礼的含义中就开始有物质的成分，礼就以物的形式出现，即礼品。
然而，什么时候开始用瓷器作礼品？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瓷器出现后才有礼品瓷问世。瓷器作为礼品，受礼的对象是谁？如何赠送？现在已很难考究。可有一点似乎出人意料，从现有的资料和实物来看，大量的瓷器礼品都是用来奉献神灵的，这可能与宗教崇拜有关。东西方在神灵崇拜方面完全相反，东方人进庙里往往献上礼品，最简单的也要用香火乞求神灵保佑，为的是解决现实中的困难。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赎罪，为的是解脱精神上的苦难。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古人供奉神灵的礼品。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瓷器作为礼品的发展延续的脉络。
目前发现最具代表性的礼品瓷是现藏于英国大维德艺术基金会的一对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青花象耳瓶，上有青花书写的：“信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堂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合香炉花瓶一对，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也正是这对青花瓶，揭开了元代青花瓷器研究的序幕。
而目前发现最早的礼品瓷是一尊在广东潮州城外出土的宋代瓷佛，上面有“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十五娘发心塑佛，散施永充供养。为在堂父母及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元年（1068年）戊申岁六月十三日题。匠人周明”题款。
对于礼品瓷，在许多史料和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如《明会典》中载，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年）一次赠与占城、暹罗、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当然还有许多例子难以一一表述。
从实物和史料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用瓷器作为礼品的事实。特别是带有铭文的瓷器更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区分，任何瓷器都可以作礼品馈赠（如朱元璋赠送的属于这一类），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特制的，明确表明用途的瓷器礼品，至少具备一是铭文题款明确标注，二是物品器形或图案纹饰与送礼目的和对象相联系两个基本特征。而具备这两个基本特征的“礼品瓷”在古代应该不在少数，只不过暂时还没有看到，而且应该绝大部分是奉献给神灵的。民国时期景德镇礼品瓷的兴盛
民国时期是“礼品瓷”的滥觞期，是由“奉神”成为“奉人”的大转变时期。“礼品瓷”成为人们感情交往的润滑剂，究其兴盛发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生产方式的转型。1911年位于景德镇珠山南麓的延续达600多年的“御窑厂”宣告终结，这也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自明代以来由官方引导的“官民竞市”产业格局变为民窑唱独角戏的局面，大批供职御窑厂的工匠和艺人脱离了“御窑厂”的束缚，流入社会，或转入民窑，或自立门户，他们高超的陶瓷成型和装饰技艺，以及训练有素的工作作风，给景德镇陶瓷业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这一批人融人民间，由于他们有很深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生产的主流引导，使景德镇陶瓷业走向兴旺和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大批陶瓷艺术创作者，在摆脱了御窑厂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桎梏和人身束缚后，犹如龙归大海，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浅降彩的发展成熟，为新粉彩的兴盛推波助澜。一种以中国画入瓷，主张画必有意和文人气息的陶瓷绘画走到台前，引领20世纪中国瓷画艺术风骚，把景德镇的陶瓷新粉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瓷器绘画史上写下了极其绚丽的一笔。
而这一时期，景德镇瓷器彩绘业都以个体作坊式生产经营，称为“红店”。红店大致可分为“美术彩业”、“写意彩业”、“古彩业”。美术彩业指专绘高档艺术瓷业，其工艺技法精良、用笔刚柔相济，设色明艳华丽，章法虚实相映得体，富含浓厚的中国文人画气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这些红店除自己决定生产品种之外，也接受客户的专门订货。因此，这类产品也就成为“礼品瓷”的首选。
在民国时期先后有一批批的瓷画艺术家致力于粉彩彩绘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借鉴、运用和吸收中国画营养，用于改良传统粉彩的技法和审美，构图灵活、画意清远、笔法精炼、着色淡雅。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绘画功底，而且在吟诗作赋以至书法、金石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着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形成陶瓷装饰艺术的一个流派，为景德镇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升了粉彩瓷艺术的文化品位。这一批批艺术家由于个性、阅历、修养、气质的不同，在选择题材、形象特征、表现技法等方面也各有特色，使民国时期陶瓷艺术百花齐放。也因为客户的需求，这些单个的瓷画艺人也结成松散的团体，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配合作画，“珠山八友”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团体。
社会风尚的改变。社会的转型带来社会风尚的改变，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统治，套在人们身上的封建礼教枷锁被打碎，巨大的社会变革，带来人们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自由，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频繁起来。于是提拔升迁、生日做寿、开业庆典、新婚乔迁、升学离别等等社会活动成为人们送礼和收礼的“借口”。上下级或同事、师生或同门、亲朋好友盛行馈赠佳品，以表祝贺。因而景德镇瓷器，自然就成为最佳的馈赠礼品。
整个民国时期以瓷器作为礼品成为社会时尚。社会中上层人士、工商业者、达官贵人、富豪绅士的办公休憩场所，住宅厅堂客房，大都摆设瓶尊，悬挂瓷板以示文雅。这些瓶尊、瓷板一般上面都有“××雅赏（鉴）、清玩、××敬赠、××画于××客次（x堂）”等题款和作者款印之类。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类瓷器是根据买主订货需要而选择题材、确定题词内容绘制的。
社会风尚的改变，购买群体的形成，瓷画艺术家们的倾心创作为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生产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的分类
民国景德镇生产的礼品瓷主要分馈赠品、纪念品两类。
馈赠品：是国家、团体、个人之间的无代价赠送品，所要表达的是赠者对受者表示友好或表示感谢的意思。
1946年7月，蒋介石上庐山避暑，决定制作一批精品礼品瓷赠送盟国首脑，以纪念二战胜利，特召见时任江西陶校校长汪璠，在详细询问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情况后，要求汪瑶完成礼品瓷的生产任务。并规定落款字样，同时还有定瓷工费料单。这批礼品瓷分花瓶、挂盘、餐具和碗四种，其中花瓶40件，挂盘60件，餐具6套（万花、胜利），碗400件。1946年7月25日的《民国时报》头版刊登了中央社对此事发的通稿。
“无光黑釉描金开光粉彩山水图双耳瓶”，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采用的是景德镇的传统制作工艺，整个成型工艺较为复杂，技术难度较大，要经过二次烧炼才完成。
是专门赠送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低温釉描金‘纪念胜利’餐具”中的其中一件。
“粉彩龙风纹‘喜字’餐具”，是1947年以蒋介石和宋美龄名义赠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即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结婚的礼品瓷。全套175件，器型和装饰既体现中国传统，又为英国人所接受。1947年11月16日，伊丽莎白公主专门给宋美龄回信：“我非常喜欢它的图案设计，此外这些瓷器质量之高，恐怕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来。”
“粉彩‘松晖旷荫’图瓷板”、“粉彩‘茗火伴孤征’图瓷板”中的“浮粱县商会暨南货绸布业公会”，“景德镇教育局出品”是以团体名义赠送的礼品瓷。
“粉彩‘春晴’图瓷板”、粉彩‘闻鸡起舞’图瓷板是以个人名义赠送的礼品瓷。
纪念品：是国家、团体、个人之间为纪念某一事件或某一任务所专门制作的物品。
“刷花‘还我河山’瓷盘”是1938年江西瓷业公司为途经景德镇前往抗日前线的将士专门制作的。“还我河山”瓷器成批生产后，被迅速送往前线，成为前线抗日将士的随军物品，餐时可盛饭菜，战斗之余还可以欣赏，“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极大地激发了将士的抗战热情，成为他们奋勇杀敌的精神动力。
“釉中彩‘庆祝国庆纪念日’瓷碗”是“广生隆”瓷业工友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国庆专制，具体生产年代已难以查考。
1929年6月6日至10月10日，为了纪念北伐之胜利，“争促物产之改良，谋实业之发达”，浙江省在杭州市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开中国博览会之先河，历时128天，参观人数为2000万，来自全国各省及海外侨商的1476万件物品参展，评出各等奖项3000余个，造成一时轰动，影响深远，对于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为庆祝这一盛会，汪野亭特别绘制了“墨彩山水瓷板”作为纪念。题款“既摹米老画，复作米家船，一驱风雨里，正好拥书眠。西湖博览会纪念”。
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的特点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物是在社会交往中，为了表达祝福和心意或以示友好，人与人之间互赠的物品。礼物是表达内心情感的载体。因此，礼物是否恰当，示好是否得体，就显示出送礼者和收礼者之间的亲密疏间。
正因为如此，所以民国景德镇礼品瓷的特点有：
五个明确（受者明确、赠者明确、意思明确、作者明确、时间明确）。
“粉彩‘学耕’图瓷板折页”题款“儿童不识耕耘苦，也把锄头学种田。子湘院长雅玩魏清泉敬赠辛己冬月
黟山大凡王画”，受者明确“子湘院长”，赠者明确“魏清泉”，意思明确“儿童不识耕耘苦，也把锄头学种田”，作者明确“王大凡”，时间明确“辛己冬月”（1941年）。当然也有不少简化题款的情况出现，还有作者自己赠送的作品也是如此。
图案、纹饰紧扣主人所要表达的意图。有谐音、象征、典故、谐音加象征以及作者自创题材。
“无光黑釉描金开光粉彩山水图双耳瓶”中蝙蝠图案和“＋”字图案就是谐音“万福”。还有的用鹌鹑、菊花、落叶图案表示“安居乐业”，白鹭、莲花、鸳鸯、葫芦等图案表示“一路连升”、“比翼齐飞”、“瓜瓞绵绵”等等。
“粉彩‘富贵寿考’图瓷板”，“大富贵亦寿考”出自于典故，唐代名将郭子仪遇仙传说。画面中的人物和物品合起来点明主题，寓意福寿双全，多子多福。题款墨书“大富贵亦寿考，时在丙子（1936年）春三月上浣，维明姻兄先生花甲荣庆，姻愚弟大凡王堃绘祝”，篆书红彩印章“堃”、“大凡”。据景德镇地方文献记载，王大凡在1915年曾创作此题材瓷板画，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金奖。
“粉彩‘梅鹤’图瓷板条屏”，此瓷板条屏是程意亭遗物，程永建请刘雨岑题款以纪念程意亭逝世，而画面采用的是象征手法，“梅”象征傲霜斗雪的气概，“鹤”代表清雅、高洁。表达对程意亭毕生从事陶瓷艺术，追求不息精神的缅怀。（程意亭：1895-1948年，名甫，号“洎山山民”。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自幼酷爱绘画，具有坚实的国画基本功和娴熟的绘瓷技巧。潜心攻习花鸟画，深得师传。且有创新，并融西画技法于国画之中，作画用笔细巧，既注意写意，也善于夸张，笔调丰富而不粗俗，淡雅而不浅薄。）
礼品瓷的价值和意义
“礼品瓷”是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而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礼品瓷”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逐步形成规模。它的价值既同艺术陶瓷一样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外，它的稀缺性、真实性更决定了“礼品瓷”的收藏价值和开发价值。
在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国际交往上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交往频繁。国家领导人在与他国首脑、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友好交往中曾赠送出许多陶瓷礼品，传送友谊。“礼品瓷”也就成了沟通的纽带，友谊的象征，历史的见证。
在社会：当今社会，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通信，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沟通变得更为频繁，层面更加广泛。而作为纽带，表达心意，传递感情的“礼品瓷”的使用面也越来越宽，使用量日益增加。
如今陶瓷已不仅仅是一种器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它富含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瓷器结构之精、材质之美、姿态之秀、技艺之高，堪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用于做礼品是再合适不过。
景德镇悠久的制瓷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他们在承继先贤智慧的同时，充分发挥陶瓷制作工艺条件长处和材料特性，应用形式美的规律法则和现代艺术创作观念及其规律，高度概括和抽象地表达作者的个性、意念、情感、气质，融材质、手艺、工艺、形式美于一体，使之具有适合某些层次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态的一种陶瓷艺术品类。不断探索、开拓，全方位、多层次地将陶瓷艺术向纵深方向发展。
景德镇现代陶艺家们既重视古代名瓷所蕴含的优秀传统，他们在纵向上综合古今中外陶瓷艺术的设计观念、创作思维、艺术语言、表现技法、工艺技术，亦从横向上融汇其他工艺美术、工业美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的精华、成果，着力注入现代艺术审美观念的新血液，使传统的礼品瓷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新形势下，“礼品瓷”蕴藏着极大的商机，“礼品瓷”的生产也将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生产者加销售商的模式正在普遍形成，不同的分工保证了礼品瓷的生产品质和批量，也广泛开拓了礼品瓷的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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