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鉴别瓷器的年代。
一、明末清初民窑瓷业的重大发展考察中国瓷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自明王朝立国起，以烧制精美高雅而声名远扬，日益繁荣昌盛的官窑瓷器，从明末万历朝开始至清初康熙朝的一段时期，日趋式微，衰竭没落，甚至为了勉强完成朝廷下达的沉重任务，而走向“官搭民烧”，名存实亡的末路。而同期，民窑瓷业却抓住契机，在吸取官窑优点，发挥自身长处的条件下，加速蓬勃发展，承担了延续明末－清初瓷业命脉的重大责任。可见，民窑瓷业在明末－清初，及至我国瓷业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根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发现，在中国的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四川、云南、广西等地，都发现了明末－清初的瓷窑遗址。尤其在福建省南部，以下简称为闽南，发现烧造所谓的“汕头器”（SWATOW）的窑址分布范围最广，数量也最多。据有关资料报告，窑址主要分布在闽南地区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县、华安县、南靖县、漳浦县、长泰县、诏安县和晋江流域的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县等，窑址多达数百处。闽南地区多丘陵山地，隐藏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和燃料资源，具有瓷业生产的天然优良条件，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需要，形成了以烧造青花日用瓷为主的较大规模的窑场和窑群，风格特征较为接近，似可成为一种体系。过去，由于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瓷器被视为没有多大学术研究价值的大路货，未能引起重视，一直鲜为人知。五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从遗址、沉船中发现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外销青花瓷、彩绘瓷、兰釉、青瓷等单色釉瓷，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才引起了陶瓷界、学术界的真正重视。
近年来，经过有关单位的深入调查和发掘，漳州窑系的瓷器面貌，逐步明朗了。以下，试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漳州窑系瓷器的主要特征
关于“漳州窑系”的定名，学术界尚存不同观点。本文探讨的“漳州窑系”（以下简称“漳窑”）瓷器指的是国外大量发现的、砂足的，通常称之为“汕头器”（SWATOW）的这类瓷器，而非米黄色釉开片纹瓷器。
根据田野考古调查采集的大量标本和闽南平和县南胜窑的科学发掘材料，我们发现，“漳窑”瓷器，主要有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其主要特征如下：
１、造型－既有粗大厚重的大件器物，也有精巧的小件器物，品种以盘、碗、碟类占绝大多数。青花、彩绘、蓝釉、青瓷四大种类中，均可见到直径达30厘米以上的大盘。其中个别大盘硕大厚重，直径近50厘米。这种大盘，在“漳窑”以外的明末清初瓷窑中，较为少见。
２、胎釉－胎质有精有细，粗者居多。粗者胎质发灰，杂质较多，结构疏松；细者细腻洁白，十分致密。由于多数器物胎壁较粗，导致挂釉不能厚薄均匀。多数器物的釉层白中闪青，清亮润泽，足底部分的釉面常粘有粗砂，形成其固有特色。
３、工艺－胎壁的修饰一般均很粗糙，底足普遍带有放射状的跳刀痕，且未施釉。不少器物的足心出现乳钉状突起。盆、碗器中，常有一道刮釉形成的涩圈，这是叠烧工艺的特征，但从整体看，主要仍是匣钵单件装烧。
４、纹饰－装饰技法方面，比之景德镇，缺乏规整与严谨，但构图与线条的表现，随意抒发，不稍拘束，画风简率朴实，又不失之简陋。表现手法多实笔绘画，也有部分作品又加之勾勒渲染。图案布局层次较为分明，盘、碟器物的内壁，外圈常为宽带椭圆形开光，饰以花果。主题纹饰的内容十分丰富，多为吸取大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最典型，最喜闻乐见的题材。有植物类的牡丹、莲荷、梅花、菊花、兰花、芭蕾、葡萄、瓜果；有动物类的龙凤、狮子、虺虎、麒麟、喜鹊、蝴蝶、马、鹿、鸳鸯、鱼虫等；人物纹图案有天官赐福、松下独诵、顽童扑蝶、仕女图等等。此外，在碗、碟等小件器物的内心，常书写有祈盼吉祥如意的草率文字，如“福”、“禄”、“寿”、“天”、“尚”、“魁”等等。
上述图案，以内底饰主题图案，器壁开光的所谓“克拉克瓷”最富有特色。
蓝釉器上，并不是简单的单色釉，常见以白色化状土点缀而成的各种图案，青瓷盘、碗，也常见各种刻划花纹图案。
综观“漳窑”瓷器，数量是庞大的，质量是不高的。清初人士叶梦珠以其亲身经历，在《阅世编》中指出，“崇祯初时，窑无美器，最上者价值不过三五钱银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十只耳。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瓷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可说是对明末清初民窑瓷器生产的最真实写照。当时，在福建沿海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巨大影响，瓷器生产蜂涌而起，量多则不精，自在理中之事。
三、漳州窑系瓷的生产年代
探索漳窑的兴衰年代，对全面掌握漳窑瓷器生产的真实面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闽南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历代窑址，已为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所证实。由于瓷器生产的历史，不被统治者和文人墨客所重视，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罕见。四库全书中没有一部陶瓷的专著，散见于各种文籍内的一些论述，也缺少有系统的汇集，因而，仅以文献的记述来探索漳窑的生产年代，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将仅见的文献资料与国内外发现的丰富遗址、窑址资料结合起来，才是探索漳窑生产的唯一正确途径。
漳窑瓷器，零星散见于文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刊本的《漳州府志》卷二十七，风土志、物产、器之属“瓷器”条目有“（漳瓷）出南胜窑者殊胜它邑，然亦不甚工巧”。据载，此条目内容，最早尚可见自明万历元年刊本，可说是关于漳窑瓷器的最早、最确切的文献记载了，是我们探讨漳窑起始烧制年代的弥足珍足的资料。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郭柏苍著《闽产录异》，卷之一货属条目有：“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告诉我们的是明代中期漳州地区白釉瓷的生产情况。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平和县志》卷之十，物产器之属有“（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指出漳州府属之平和县的瓷器生产已有一定规模，品种也有粗细之分。目前的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上述的文献记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在各级文博部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长期艰苦执着的工作，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已有器物的形制特征观察和分析，对比国内一些遗址、墓葬出土的纪年标本，已有部分专家学者摆脱以往将漳窑年代含混不清定之为“明末清初”的分期观点，明确将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研究工作也较为深入，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漳州平和窑的鼎盛时代确定在明代嘉靖－清代康熙之间。同样对于漳州平和窑，也有学者认为其烧造时代应为明万历时期或更早一点至明末清初，可能是资料的欠缺，尤其是纪年资料的欠缺，断代仍失之笼统，正说明漳州窑的断代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工作。
日本学者森村健一先生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窑的开始生产，繁荣鼎盛，衰落停烧过程，很有参考价值。
日本方面对遗址的发掘比较彻底，地层关系表现明确，遗物的采集也很全面，并就有关漳窑的疑难问题数次专程卦闽考察和交流，掌握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森村先生在《漳州窑系制品（汕头瓷）的年代及意义》一文中，综合日本各地遗址与世界上有关的沉船资料，明确指出：从1585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十三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资料看，漳州窑系的制品是极少的。直到1590年（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以后，漳州窑系的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相当于万历四十三年）失火的大坂城夏陈遗址出土遗物看，漳州窑系的青花，五彩标本超过了80%，等等。据日本的大量遗址资料，漳窑瓷器可分为三期：
Ⅰ期：16世纪后半期（1570－1582年间），即明隆庆四年－万历十年），相当于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为少见。
Ⅱ期：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间，即明万历13－43年），相当于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期漳窑系瓷器突然大量出现，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瓷器。
Ⅲ期：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即中国的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第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窑系制品所取代。
我们知道，漳州窑系的烧造历史较短，它是明末清初期间突然兴起，又骤然衰落的一个典型民窑体系。考察漳州窑兴衰的历史背景，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时代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瓷都景德镇地位的削弱与破坏。从明代万历朝起，政治动乱，国力衰竭，严重影响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1602年，出现了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甚至火烧御窑厂的情况。同时，出现了长达近80年的原料危机，御窑厂几乎停止烧造。窑工四处流散，而这个时期，恰好是各地民窑兴起，发展的有利时期。
其次，这个时期，适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以牟取暴利。瓷器，深受各界喜爱。是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商品，势必倾力寻求。《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就有东印度公司在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间从中国购买了数以万件外销瓷器的真实纪录。在瓷都景德镇窑业几乎毁弃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在交通便利，制瓷资源丰富的沿海港口附近寻找新的窑场，漳州窑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就自然应运而生了。并在民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方面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又次，漳州月港最初只是一个走私小港口，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七世纪初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书成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张燮《东西洋考》是一部考察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及航海事业的重要著作。书中记载了漳州月港与世界主要港口几乎都有贸易关系。瓷器，历来是与茶叶、丝绢等一起外销的重要商品，从明代督饷馆于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间每年从月港收取的出口税银来观察，由最初的每年三千两猛增到每年三万五千多两，增幅达十多倍，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漳窑瓷器由月港的大量外销。从文献考察，月港的衰落在清初期，清初，由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尤其是郑成功的势力还在海上，后来又驱逐荷兰人，克复了台湾，成为清统治者的心患大敌。因此，在清初四十年间，厉行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这种落后山海禁政策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月港的地位日渐式微，依赖月港而外销的漳窑瓷器，因外销渠道的受阻而衰落以至停烧了。
综上资料，我认为，漳州窑系瓷器的繁荣昌盛时期，应在明万历中期－清顺治时期。
四、漳州窑系瓷器在日本的影响
根据目前资料，明末清初漳窑瓷器主要有四大种类－青花、彩绘、蓝釉、青瓷，这些外销作品，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行销世界各地，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既有发掘遗物，也有传世品。
作为明末清初民窑代表的漳州窑系瓷器，对日本瓷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是特别明显的，尤其青花瓷和彩绘瓷二大类作品。在日本都有大量仿制，并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的瓷器是江户初期的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相当于中国明万历四十四年）由朝鲜匠师李参平（有台湾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中国人）在日本佐贺县有田郡的泉山首次发现优质瓷土，开窑烧制成功的，此后不久，群窑蜂起，开始了大量生产。由于中国瓷器特别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情趣，所以，当时选择中国瓷器作为生产和仿制的范本，则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整个和平的江户时代，中国瓷器及仿制的日本瓷器替代了陶器、漆器，金属器皿，成为诸侯之间互相赠送的礼品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日本具有极大需求量，成为日本陶瓷发展的良好契机。
青花瓷器，以其特有的幽雅风格，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从日本青花瓷的诞生、发展整个过程，都深刻地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特别是民窑青花瓷的影响，这在明末清初，官窑衰落，民窑发达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如此。日本青花瓷从品种、样式、风格的采用，无不留下中国青花瓷的痕迹，这些特征，均可从漳州窑系青花中寻找出其嬗变因续的关系。自早期的"伊万里青花瓷"开始，其主题纹饰就带有中国民窑青花特色的山水、人物、动物、植物等图案，甚至边饰也习见开光，窗格纹、水波纹、钱纹等。从日本已公布的许许多多遗址遗物中，均可看到带有漳窑风格的作品。
“克拉克瓷”是漳窑生产并外销的主要品种之一，开光大盘为数众多，在日本也有大量发现。17世纪开始，日本的重要窑场－伊万里窑，有田窑等形成模仿我国明代民窑烧大器的风气，生产了许多具有漳窑风格，采用分割式构图，空白处铺饰底纹的所谓“芙蓉手”的大型青花瓷器，直径常达三十厘米以上，最大者甚至达到六十三厘米。
与平淡高雅的青花瓷同时成为日本瓷器仿制对象的则是以红色调为主，辅以其他杂色，予人强烈感官刺激的彩绘瓷。
明代，是中国彩绘瓷在唐三彩、宋三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成熟时期，是中国彩绘瓷的黄金时代。然而，彩绘瓷的普及与被民间所接受，则是在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彩绘风格也起了变化，从早期的工整呆板的卷草、云龙、牡丹等转变为随意、奔放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民间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这就是日本俗称的“南京赤绘”或“吴须赤绘”。漳窑作为生产彩绘瓷器的一个重要窑口，其作品也在明朝末年通过外销出口到日本，对日本的彩绘瓷器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彩绘瓷的诞生，是以传入日本的中国明末彩绘瓷器为蓝本，由西肥前有田皿山的柿右卫门家族完成的，不难看出其中国彩绘瓷的端倪。日本彩绘有许多流派风格，如“万历五彩”日本称为“万历赤绘”；“天启五彩”日本称为“南京赤绘”；“康熙五彩”日本称为“康熙赤绘”等等，分别有窑场进行仿制。而日本称之为“吴须赤绘”的彩绘瓷，则是一种产于福建南部漳州窑系，并行销海外的彩绘瓷，它成为日本彩绘的模仿重点。这类彩绘瓷，重现了宋三彩的传统风格，以红色为主，淡青浅绿为辅，运笔奔放，构图自由，它同日本华丽风格的“染锦手”相比，色调单纯，风格古仆，倍受日本茶人的珍视。
由于漳州窑系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仍十分有限，尤其缺乏大规模，有系统的窑址发掘资料，缺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加之中外（包括中日）有关漳窑的学术交流仍处起步阶段，本人所能掌握的资料也不够全面，以上论述，难免挂一漏百，敬请学术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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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陶瓷文化之路——中朝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细数日本陶瓷发展之路
陶瓷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是人们征服水、火、土的艺术结晶。千万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先民抟土成金，造就出风采各异、精美绝伦的无数陶瓷佳作，它们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永不腐朽，历久弥新，犹如一部厚重的人类文明史诗，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远古到现代的人文精神与自然情怀。
日本最早的土器绳纹，出现于公元前四五千年，由原始部落的妇女徒手捏制，露天烧成，它堪称世界上较早的陶瓷艺术品。日本原始狩猎生活时代持续了一万年之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亚洲的其他国家，陶瓷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与中国、越南和朝鲜相距甚远。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陶瓷产业飞速发展，仅经历百余年时间，便一跃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陶瓷王国”，创造出有田烧、锅岛烧、美浓烧、唐津烧和乐烧等享誉世界的名品，无论陶瓷质量还是单个价值，均凌驾于越南和朝鲜之上，与中国瓷器媲美。纵观全球，日本民众日用瓷质量之高、种类之丰富、陶艺家之众多、技术之精湛、国外贸易出口量之大、市场成熟度之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垂青，更源自日本民族对陶瓷艺术的执著与热爱。
一、汲取邻国陶瓷文化营养
世界陶瓷艺术有两大源流，一是中国，二是西亚。陶瓷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公元前7000年产生以来，创造出众多令世人惊叹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灿烂星光，不仅光耀中华大地，也照亮了周边诸国，辐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陶瓷的起源和发展，其每一步历史进程都深受中国和朝鲜的影响，所以有人把朝鲜比做日本陶瓷之母，中国则是日本陶瓷之父。
1.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陶器釉药的使用比中国晚二千多年，瓷器的起源也比中国晚一千年以上，然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好学生”，日本陶瓷亦是在华夏文化沃土之上成长起来的。公元五世纪，中国辘轳成型和高温烧成技术，经朝鲜传入日本，促使其成功地烧制出了须惠器，日本就此从土器时代跨入了陶器时代；公元八世纪，中国陶瓷史上诞生了著名的唐三彩，这颗璀璨的明珠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生产工艺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海外西亚的波斯烧出了“波斯三彩”，朝鲜半岛烧出了“新罗三彩”，在中国陶工的参与下，日本的奈良宫廷烧制出了“奈良三彩”。虽然不如唐三彩工艺精湛，但日本第一次生产出了人工釉料，结束了陶瓷色泽灰暗的历史；公元十二世纪，在中国宋代白瓷、青瓷以及铁釉陶器的影响下，濑户窑烧制出了独具特色的古濑户；公元十七世纪，有田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以中国明末清初的釉上红彩为范本，始创日本彩绘瓷器。毫不夸张地说，在十九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陶瓷文化完全是在中国的“传授”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中国，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进度要晚几千年；如果没有中国，日本更毫无传统工艺美术可言。
中国制陶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流向日本。因连年的战乱和灾荒而逃亡到日本列岛的中国移民，其中一些便是以制陶为生的陶工，他们是中国制陶技术最早的传播者。隋唐以后，日本向中国不断派遣学习先进技术的使臣，陶瓷技艺便连同军事、医学、绘画、书法、印刷等文化一同传入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吉备真备，曾作为遣唐使两次来到中国，并将中国陶工带回日本传授技艺，为日本陶瓷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宋和明末，加藤四郎和伊藤五良太甫先后到中国学习，学成归国后，为“濑户天目”和“祥瑞手”两种日本著名陶瓷的创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朝鲜陶瓷文化对日本的贡献
如果说用泥土制陶是人类的远古创造，那么瓷器却无可争辩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日本是东亚地区瓷器产生最晚的国家，朝鲜半岛的瓷文化，促进了日本瓷器时代的到来。由于历史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关系，汉文化呈占领性输入，所以早在公元918年，朝鲜还处于高丽时代就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经过朝鲜人民的艰辛探索，形成了朝鲜半岛独特的制瓷风格，如“象嵌”手法，就是在中国陶瓷技艺的基础上，做了装饰上的创新。1592年至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因为战争中日本从朝鲜掠夺了大批陶工，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陶瓷战争”。仅以岛津义弘出征朝鲜回国时为例，被掳回的朝鲜陶工就有22姓80余人，这些被当做“战利品”的陶工纷纷在日本定居下来，并开窑延续制陶技能。其中被锅岛藩主带回的李参平，于1616年在有田泉山发现了瓷土，并成功地烧制出白瓷和青瓷，开启了日本的瓷器时代。
正是中国和朝鲜对日本“主动”或“被动”的影响与贡献，才使得日本进入了瓷器的大发展时代，陶瓷产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盛期。
二、根植民族传统文化土壤
任何艺术都是以文化为母体，又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文化生态是陶瓷艺术生长发育的土壤，也是陶瓷艺术生命的根基。日本陶瓷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中国和朝鲜的深刻烙印，但古代的“汉风”和近代的“欧化”思潮，都不能完全取代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本土思想仍然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从古至今，日本陶艺家们在深度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又坚定地保持着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根据本民族的审美格调和艺术品味，进行借鉴、融合、转化和创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陶瓷文化体系，形成了区别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的列岛风格与个性。
1. 崇尚自然的禅宗意境
日本文化艺术的核心是禅宗。禅，原本为佛家的一个修炼法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代代承传沿袭，已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之中，被信奉为艺术与智慧的最高境界人们在倒茶时有禅，插花时有禅，读书时有禅，制陶时也有禅。在禅宗美学理念的影响下，日本陶瓷与精美有致的中国陶瓷和找不到一丝缺憾的英国陶瓷相比，更具有自然天成、简约粗犷的美感。粗糙、歪扭的茶具，无釉、无花纹的盘子和形状不规则的碗，拙朴至极，看似信手拈来，却凝固了禅宗的空寂与豁达、淡泊与无心。如果说日本的青花和彩瓷是受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崇尚自然的质朴之风，则是日本列岛的原始产物。同时，朴实无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无不与日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日本是个岛国，四季分明，景色秀美，一片树叶、一株花草、一尾小鱼都可以成为陶艺家们灵感的源泉，他们将自己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嵌入泥土之中。坯胎之韵味、肌理之唯美、烟火之强弱，都在器物上产生偶然又必然的妙趣。温润淡雅，古朴闲然之感仿佛是自然的造化，又好似缔造者不经意间心境的渗入与流露，千百年后，观赏者依然能从一罐一碟中感受到“静、虚、空灵”的禅宗境界。
2. 实用与审美的和谐统一
纵观中国的陶瓷历史，为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完美无瑕艺术品的官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有些民窑也生产精品，但它们从未成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主流。在官窑的高雅艺术绝技逐渐失传的今天，民用陶瓷也仅能满足百姓吃饭喝水的基本需求，探求陶瓷独有的审美价值只有依靠古董陶瓷了。而日本却是世界上将陶瓷艺术融入生活最为出色的民族，其陶瓷文化致力于追求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高度和谐统一。日用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实用化，精致和民用互不矛盾，功能与美感融为一体。亲切柔和，颇具人间烟火的艺术气息，不会让人产生高不可攀的距离与隔阂，所以品质优良的茶碗、水罐、花器等实用器皿在日本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在现代陶瓷的创作设计中，西方陶艺已经发展为纯粹的造型艺术，而日本依然坚持功能效用和艺术表现力相结合的道路，在汲取和借鉴西方陶瓷文化精华的同时，坚定地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创作理念。
3. 三大文化形式的展示传承
茶道、花道、日本料理是日本三大独特的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文化的演绎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三大文化中，以茶道的影响最为深远。公元八世纪，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随着时代的更迭，日趋兴盛，并逐步从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习俗上升到了宗教、政治和美学的高度，完全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十六世纪后期，茶道大师千利休创立了“佗茶”， 为茶道文化融入了“佗”与“寂”的深刻内涵，倡导人们从世俗名利中解脱出来，悠然闲适、淡泊从容地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孤寂。茶碗是茶道精神的核心载体，在茶道具中占有最高的地位，而且必须具备简练恬静、高雅庄重的崇高品格，方能担当起陶冶性情、洁净灵魂的崇高使命。当代日本著名茶会所使用的茶碗价值，普遍都在数百万日元以上，但在日本的陶瓷史上，名茶碗就像古董一样极其稀少。日本人常说：“一乐，二萩，三唐津”，指的就是与茶道密切相关的三大茶具品牌：乐烧、萩烧和唐津烧。最为著名的乐烧，始创于桃山时代（1573—1603），柔和温馨，略带伤感之美，每一件都是作者心绪的反映，在经历了400余年的洗礼后，仍然深受国内外茶人们的喜爱。
日本花道，最早来源于中国隋朝时期的佛堂供花，通过植物的线条、颜色、形态和质感，追求“静、雅、美、真、和”的意境。而日本的料理即“和食”，起源于日本列岛，注重“色、香、味、器”四者的和谐统一，所使用的陶瓷器皿亦十分精致和考究，往往超过食物本身带给人的惊喜，中国古人讲的“美食不如美器”，在日本料理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由于茶道、花道和日本料理需要数目庞大的陶瓷用品，所以这三大文化形式对日本陶瓷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4. 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
日本有一种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源，那就是极具奉献精神和视质量为生命的劳动者。无论是陶器还是瓷器，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日本人在工艺技术方面从不含糊，所坚持的高标准，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对一切产品的任何细节，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许多欧美国家流行的质量“宽容度”，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协同作业的团队意识、严格遵守的操作流程、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深植于每一位陶艺家的思想，并带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中，从而铸就了日本陶瓷在设计和工艺上的超高水准。
三、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
日本能够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让陶瓷之美深入人心。人们制作陶瓷、使用陶瓷、推销陶瓷，在赢得全世界的赞誉之后，又激发人们更加热爱本民族的陶瓷艺术，进而购买更多的陶瓷用品。日本的陶瓷文化最终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
1. 广泛的民众基础
世界上只有日本人还在使用四百年前的茶碗。日本民众对陶瓷的热爱和痴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陶瓷艺术不仅造就了众多艺术家，更陶冶和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在日本，瓷土和釉料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除专业人士外，很多陶瓷爱好者在家里也备置电窑，亲手烧制陶瓷作品。一个家庭拥有瓷器的多少，还体现着主人的审美情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日本虽然承袭的是东方文化，但在饮食器皿上的礼数比西方国家有过之无不及，每个家庭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调整陶瓷餐具的样式和品种。
日本是一个团体意识极强的国家，由民间自发组织的陶瓷社团百花齐放，为专业陶艺家和非专业陶瓷爱好者，提供了共同交流信息、切磋技艺的平台。同时，日本不仅在大专院校开设陶瓷课程，而且各类陶瓷培训机构也遍布国内外，他们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学生们的实际操作经验。
2. 陶艺家的乐园
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以靠卖作品维持生计的陶艺家寥寥无几，但日本却为陶艺家们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日本的陶瓷流派繁多，到了近现代，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常被认定为“人间国宝”，其作品价值自然不菲；而普通陶艺家的作品，因为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很抢手。因为日本陶艺家们在实现艺术梦想的同时，还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和广泛的社会尊重，所以日本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技艺最为精湛的陶艺从业者。例如，日本第79任首相细川护熙在离开政坛之后，便做起了陶艺师，可见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
3. 政府的大力支持
1616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烧制瓷器成功后，藩政府就意识到，这一新兴产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利润，便对所属藩窑实行保护和奖励政策，投入巨资，精选原料，选拔优秀工人和画师烧制，同时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残次品率，对陶工更是爱护有加，让他们生活安定富足。一系列的扶植举措，造就了锅岛烧成为日本最精美的瓷器，并作为藩属官窑延续了长达250年的繁盛。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开始踊跃参加欧美举办的国际展览会，使日本的陶瓷艺术在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73年，日本参加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精心选拔具有各种技能的24名研修生，其中包括有田和京都的3名陶工；1876年，又参加了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日本政府极力鼓励私人参展，并给予优惠政策，承担所有参展商的交通费和展品的运输费。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方媒体好评如潮，萨摩烧、有田烧等众多作品荣获奖项。博览会效应，不仅提升了日本陶瓷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而且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也为日本陶瓷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机械化生产成为现实。日本陶瓷的出口额，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扩大了一千多万倍。
4. 立法及保护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最先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国家。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是受到了日本“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的影响。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提出了保护，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在国家立法中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大法。从1954年开始，日本每年举办一次“日本传统工艺展”，该展览代表全国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又确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保持者的认定制度，俗称“人间国宝”。这项最高荣誉的设立，不仅推动了日本民族工艺水平的全面发展，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与尊重。
陶瓷的诞生，源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千万年来，人类是陶瓷艺术长河中永不疲倦的跋涉者，艰辛寻求的不仅仅是水、火、土凝结成器后的实用和观赏价值，更多的是享受在创造过程中融入的情感、智慧和企盼的欢愉。人类在大自然中不断追求精神与技艺的自我完善，也许就是陶瓷文化绵延万年、经久不衰的真正魅力所在。日本民族在发展陶瓷文化的道路上，兼容并蓄地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文化永续发展的精神，以及锲而不舍地挑战世界巅峰的决心和勇气，对世界各国陶瓷文化的发展都是一种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耀州窑瓷器胎釉及各年代特征介绍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窑为代表。铜川宋属耀州，故为耀州窑。创烧于唐，成熟于五代，兴盛于宋，金元延续，停烧于明中期15世纪末，有800多年的连续烧造史。具《铜川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产品以民用为主，但也曾以常年例贡的形式烧造皇瓷，供北宋宫廷使用。耀州窑最突出的成就是花纹装饰。花纹图案主要有莲花，缠枝花卉，波浪纹，鱼鸟纹等。装饰技法主要是印花，刻花，划花以及模印刻划相间。其花纹装饰特点，在宋早期是于器面刻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花纹则布满器面，大幅的花朵与组成的枝叶，蔬密相间。其花纹知识特点主次分明；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多细巧。耀州窑的产品以碗、盘、碟、罐、壶、盒为主。釉面多开小片冰裂纹。施釉匀净，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俗称姜黄色。
耀州窑花口交枝牡丹纹大盘
胎釉特征
瓷釉 青釉的仿品，往往存在釉面薄厚不均匀的现象，口沿下常有积釉，口沿部位常有流釉、缩釉和泛黄情形，还常常发现补釉情况；而真品青釉光润肥厚，清澈纯净，仿品往往有混浊之感。真品往往有细小的开片和细小的桔皮纹，绝无流釉现象发生，在某些器物上甚至会有上部釉层比下部釉层还厚的现象。
青釉器物釉色多变，有的稍绿，有的稍黄，但不论釉色深浅都含有黄的成分，否则便不是耀州窑器物，或是后仿的，年代越晚，闪黄的程度就越大，这是鉴定耀州窑及制作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与宋代青瓷真品很接近的青中闪黄仿品，其光泽度，晶莹温润性及玻璃质感又有别于真品。若用放大镜进行对比观察，仿品釉内气泡大小、疏密程度及排列层次亦不同于真品。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当，就是用宋代中期至晚期的青釉色调，去仿五代、宋初、宋金交界及金代的器物，其特征行家一眼就能看破。
元 耀州窑刻花玉壶春瓶
月白釉的仿制，其釉色比较清淡，色调与晚宋及金代比较相近，但釉层太薄，缺少温润的玉质感，在风格和质地上与真品有明显的区别。 新仿的黑釉和酱釉瓷，瓷釉均不及真品的肥厚和温润光泽程度。特别是新仿酱釉器，瓷釉色调很好，但显得干涩而缺乏光泽程度。
新仿的茶叶沫釉，色调偏黄偏棕褐，缺少青绿色缺少肥润感，而且往往有茶无沫，缺少茶叶沫的结晶体。 新仿的结晶釉和黑釉酱斑瓷器，与真品相比最大的区别是结晶斑和酱斑几乎都显得生硬不自然，带有明显的人为仿作特征。
因自然变化而形成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十多年来只看过三四件，而且被仿制者视为诊藏，不愿出售。 后仿耀瓷中造型特别精美者往往是采用注浆模制法生产的，这种方法古代未曾使用过。有些合模的缝痕尚有显露。 耀瓷圈足轮削比较仔细，连足际无釉处都认真修削，足墙比较细薄；而仿品圈足较为圆滑，明显的区别于切削平齐规整的真品圈足。
真品器底胎釉交接处呈现黄褐色或漏釉处呈现酱色小斑块；而仿品则胎骨稍厚，较真品色浅，无漏釉的酱色小斑块。 真品胎壁并非十分均匀，有起伏感。仿品印花的图案粗浅模糊。器底常满釉，底面平而无鸡心凸。 在旬邑县发现属金元时代的窑址，产品水平不高，胎体粗而发黄，釉层稀薄，涩圈，印花为多，多为成条状的缠枝花卉
北宋（960-1127） 耀州窑青釉刻划花牡丹纹碗
各年代特点
此外，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中的一些独特的纹样，如水族中的摩羯、海马，人物中的化生，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道教造像中的鹤驾仙游等等，均是该窑青瓷纹样中所仅有的。
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耀州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此后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耀州窑缠枝花碗
碗撇口，弧壁，圈足。碗心刻划缠枝花卉，纹饰清晰，构图饱满。釉色青中闪黄，为耀州窑成熟期发色特征，釉面光润，釉层匀净。整器造型规整，纹饰富贵吉祥，刻划线条刚劲流畅，刀锋犀利，铲剔自如，深浅有致，工艺精湛。
断代提示
耀州瓷器上的刻花，严格讲是以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在此之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纹饰是简单的花瓣纹，包括荷花、牡丹等。
北宋中期以后，刻花发展成熟，技艺达到了顶峰。刀法明快，圆和犀利。线条和泼流畅，并能刻出有斜度的刀痕。纹饰布满器面，深浅分明，层次清楚，立体感强。具有浅浮雕的效果。纹饰多为海水游鱼纹、莲塘戏鸭纹等。
北宋晚期的印花纹饰，布局谨严，讲求对称，纹样多是各种婴戏图。花纹线条多细巧，除婴戏图外，还有牡丹、莲花、凤凰、犀牛、飞鸟等。
金 耀州窑刻花梅瓶
此瓶高挑修长，细窄口，圆肩，束腰，通施青釉，玻璃质感强烈。釉色沉静古雅，足底露胎。全身上下五处刻花：口沿下双钩弦纹两道内划荷瓣纹一周；其下再双钩并用单钩两道弦纹，里面刻连枝牡丹叶纹；胸部双钩两道弦纹之间满刻缠枝荷花纹，花瓣以刀斜挑，深浅灵动，摇曳生姿，茎叶同样以斜刀一深一浅刻画，明暗对比鲜明，舒卷自如；再下满刻连钱纹，连钱纹之下双刀刻双层草叶纹。五层纹饰风格流转变化，可想见匠人运刀自如之功。耀州窑梅瓶如此件之大之精之全者，实属凤毛麟角。
耀州窑刻花三足炉
此件三足炉器口外卷，鼓腹，三足外撇，器形稳重。溜肩，其上压筋，颈部及近足处饰蕉叶纹一周。此炉大小适中，三足捏塑兽面。炉身腹部饰刻唐草纹，刀法遒劲利落，舒展自然。整器施青釉，釉色素雅宜人。
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牡丹纹狮口水注
北宋 耀州窑酱釉梅瓶
此梅瓶形韵甚罕，可比一略大作例，两售伦敦苏富比，于1992年6月9日，编号124；继售2003年6月12日，编号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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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寿州窑瓷器的特征及演变
寿州窑是目前安徽省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时代最早的一个窑口，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茶经》中，唐人陆羽将寿州窑列在当时名窑的第六位，居江西洪州窑之前，并指出：寿州瓷黄，以出产黄釉瓷而闻名。建国以来，唐代陆羽《茶经》记载的名窑相继被发现，而瓷黄、茶色紫的寿州窑，一直不知所在，发现这座窑场的窑址成为一个重要课题。1954年洪水后，在千里治淮工地上发现了大量唐代黄釉瓷器，考古专家不知其产自何处。上世纪50年代末期，淮南市博物馆周墨兵先生在上窑镇地区收集了大量窑址标本并做了初步考查。1960年2月，周墨兵和古陶瓷专家胡悦谦先生在上窑镇一带进行了深入调查，埋藏了一千多年的一代名窑寿州窑终于被发现和确定。
安徽省博物院隋寿州窑青瓷盘口六系莲瓣纹壶
周口市博物馆唐代寿州窑黄釉乳钉纹瓷豆
寿州窑分布地域比较广，从目前发现被确认为寿州窑遗址的集聚点有10处。它地跨古寿、濠两州，即今凤阳县和淮南市等地，是一个从东至西长约80余公里延绵不断的大窑场。以淮南市上窑镇的窑河、高塘湖沿岸约2公里的地带上较为密集。寿州窑延续的时间长，它创烧于南朝，历经隋、唐的繁荣期，唐末开始衰落，大约350年左右。隋及隋以前的早期窑址有地属凤阳县的临泉寺、大刘庄和上刘庄及淮南市上窑镇的管家嘴地区。唐代窑址主要分布在淮南市上窑镇的马家岗、高窑、上窑镇医院住院部、余家沟、东小湾、外窑及田家庵区的洞山、泉山一带。
安徽省博物馆藏唐寿州窑黄釉执壶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寿州窑黄釉褐彩四系罐
唐代时期，寿州窑和越、邢二窑齐名。有资料记载，在它历经的350余年间窑火不断，窑品普及大江南北。寿州窑文化的光芒曾照耀华夏大地，使淮河文化、汉唐文化流传深远。古寿州窑产品胎釉选用本地原料，由明火烧造而成。其器件厚重，胎质坚硬，色彩丰富而造型朴拙，以生活用品居多，兼具审美与实用价值。寿州窑到唐末以后渐趋衰落，烧制生产工艺也逐渐失传。
寿州窑黄釉四系罐
根据窑址出土遗物判明，寿州窑是一处较早的青瓷系统瓷窑。从南朝开始就烧造出了胎质坚硬、釉色莹亮的青瓷，此后一直延烧至隋。陶瓷研究者将这一阶段所产青瓷称为该窑的早期产品。从整体上看，早期产品器型比较单调，主要有瓶、罐、豆、碗、盏等生活用品；产品胎色普遍青灰，胎质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黑色斑点，胎泥由于未经淘洗，含有细小的砂粒；釉为透明的玻璃质，青色釉层因厚薄不同而有浓有淡，或青中带绿、或青中带黄，积釉处还有紫翠色的窑变釉；装饰技法主要有模印、堆贴、刻划，纹饰流行富有佛教色彩的莲花、忍冬纹等，这一切都表明了寿州窑早期产品的特征。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器型方面还是在胎釉及纹饰方面，均与同时期的北方青瓷特征相同，而与南方青瓷造型秀气、胎质致密、气孔细小、釉色青绿发翠的风格迥然不同。如烧制的盘口瓶，为长颈、鼓腹、平底，肩设两对复式耳，与山东枣庄同类器完全一样。碗的造型及腹上刻划的莲瓣纹，与山东淄博寨里窑所产同类器极其相似，因此，寿州窑早期产品属于北方青瓷系统。
寿州窑黄釉枕隋唐大运河出土
根据多次出土的器物标本，初步将寿州窑分为五个时期：南北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器物的南方因素偏重，另亦蕴含中原北方文化因素，其造型与装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色彩；隋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于南北朝，器物的文化内涵南北参半，产品种类增多；唐早期寿州窑生产规模明显扩大，瓷器有了自己的独特制作方法，它摆脱了南北朝文化束缚，形成了成熟的地方文化。其产品类别有了新的增加，工艺类型形制均小，工艺水平不高，但造型粗犷古朴，颇具神韵；唐中期是寿州窑烧瓷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大于唐早期，产品种类更多，器物釉色纯正，造型浑厚大方，线条流畅，轮廓丰满，很有神韵；唐晚期生产规模较中期偏小，窑厂较为集中，但釉色却与中期明显不同，产品制作工艺不精。寿州窑瓷器的胎、釉都比较粗，因而普遍使用化妆土，并在未施釉以前先经过素烧提高质量。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五代寿州窑黄釉水盂
寿州窑由青瓷向黄瓷的转变，在中国陶瓷工艺的演变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继北朝晚期白瓷出现以后，在单色釉方面兴起的又一新的品种，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寿州窑黄釉瓷之所以闻名，主要是以釉色取胜。唐代，如果白瓷以北方的邢窑最负盛名，南方的越窑青瓷代表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那么黄釉则以寿州窑最佳，并以其独特的风格跻身于唐代七大名窑之列。往往新的品种一经出现，便产生很大的诱惑力，很快便被其它瓷窑仿制。安徽萧县白土窑、河北曲阳窑、河南密县窑、鹤壁窑、陕西铜川玉华宫窑、山西浑源窑和湖南长沙窑等，也多受其影响而生产黄釉瓷器。唐代瓷器生产的成就，与寿州窑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寿州窑作为隋唐时期的民间瓷窑之一，三百多年间，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唐代名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寿州窑黄釉葫芦瓶隋唐大运河出土
全国各地的主要博物馆均收藏有寿州窑瓷器。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等的陈列中都有显示。香港收藏家一次性捐赠给广州越王墓博物馆的200件瓷枕中就有10件是寿州窑产品。收藏比较集中的有安徽省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寿县博物馆等数十家收藏机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沿岸地区。建国以来，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是1999年淮北柳孜大运河发掘的数百件寿州窑瓷器。在扬州唐城遗址、大运河工地、无为县隋代砖室墓、合肥隋代开皇三年墓、芜湖市唐墓、六安苏南乡唐墓、巢湖唐墓、长丰大柿园唐墓等都有寿州窑瓷器出土。
德化窑瓷器的详细特征及市场价值
德化窑青白瓷烧造始于宋，直至元代。景德镇窑所制品种，该窑一般都能见到。敞口凸底洗、直口蔗段洗、装饰纹样逾百种的各式盒子等等，均富有特色。有的上有“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后山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等铭文。明代（公元1368——1644年）以后得到巨大发展。其中尤以白瓷塑佛像最为著名，代表了当时德化窑瓷器烧造工艺的最高成就。德化白瓷制作精美，格调高雅，历来被视为中国白瓷的代表，享有"国际瓷坛上的明珠"的盛誉。
明代德化窑所产的白瓷选料讲究，制作精细。产品釉质细腻，光泽明亮，似脂似玉。瓷胎质地洁白坚硬，胎釉结合紧密，浑然一体。由于原材料配方不同，或因烧造过程中，瓷器在窑内所处位置和温度的不同产生的窑变现象，造成了产品质地和釉面色泽效果的差异。因此依照其瓷质和釉色，明代德化窑白瓷又被分为"乳白"、"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鹅绒白"等名贵瓷种，而外国人则统称之为"中国白"。在世界陶瓷史上，"中国白"一词也就成了德化白瓷的代名词。
德化窑的白釉瓷盛行于明清时期，因为釉色为乳白色，所以称其为“象牙白”，德化窑瓷器器型繁多，但以佛像雕塑、杯、壶、炉几种器型最为著称。其造型生动，色泽光润，晶莹洁白。
德化窑的白釉瓷盛行于明清时期，因为釉色为乳白色，所以称其为“象牙白”，德化窑瓷器器型繁多，但以佛像雕塑、杯、壶、炉几种器型最为著称。其造型生动，色泽光润，晶莹洁白。德化窑瓷器产自我国福建省德化县，始于宋代，盛行于明清时期。德化窑的瓷器在国际上也得到高度评价，博物馆和私人纷纷收藏，而且在艺术品市场上往往有不俗的表现。
德化白瓷的特点：
1. 藏品造型厚实丰满，装饰部分讲究自然大方，手拉坯或捏塑接口处过渡流畅。胎体细腻，胎质坚硬，德化窑独有的中低温材料配方，是闽南周边窑场乃至景德镇窑生产的白瓷所不能相比的。
2. 釉层均匀莹润玻化好，釉色白中微闪黄色，似象牙色犹如凝脂。
3. 叠烧器物内壁有支钉痕迹，其他器物足底有谷壳或匣钵砂的痕迹。
4. 瓷雕品有个性风格，许多器物在不同的位置上压有作者的印章，以及年号款和地名款等，有些产品壁内可见印装合缝的痕迹。
德化窑瓷器近几年拍卖市场价格：
LOT号拍品名称估价（万）成交价（万）拍卖日期拍卖公司状态
0029德化窑观音像3,880.00-3,880.00万 4,200.00万2017-09-17劳伦斯国际
0015德化窑白釉观音3,900.00-3,900.00万 4,200.00万2017-10-29香港皇室贵族
0046清 德化窑白釉出戟花觚2,580.00-2,580.00万 3,217.50万2018-01-26中正拍卖
0011德化窑观音坐像2,200.00-2,200.00万 3,200.00万2017-10-29劳伦斯国际
0041德化窑白瓷莲花观音2,800.00-2,800.00万 2,800.00万2017-09-17香港皇室贵族
明代德化窑制瓷匠师选用本地优质瓷土原料，按一定配比，在氧化焰气氛下烧制而成的一个珍贵瓷种。"象牙白"瓷器的质地坚韧莹润，细腻匀洁，素静淡雅，稳重大方，在白色中微显黄色，犹如凝脂，具有象牙质地的温润感。其装饰工艺包括刻花、画花、刻画印花、堆贴花和雕塑等多种技法。花纹一般较为简单，以梅花纹居多，叶纹、弦纹、回纹等亦有所见。
手拉坯或捏塑接口处过渡流畅。胎体细腻，胎质坚硬，釉层均匀，釉面莹润玻化好，釉色透光折射犹如油脂，这种滋润油脂感是釉面所独有特征。其工艺与“象牙白”瓷一样，叠烧器物内壁有支钉痕迹，器物足底有谷壳或匣钵砂的痕迹。
山西临汾窑瓷器鉴赏及特征
临汾窑又称为平阳窑，是山西南部地区最重要的窑厂，在唐宋朝时就已经开始烧造历史，其中烧制的黑釉油滴釉瓷器还进入皇宫进行供奉。临汾窑发展的重大原因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水源，附近有着丰富的瓷土资源和煤炭等资源，其交通十分便利，经济发展十分繁荣，是古代北方最为著名的瓷厂，也是山西省烧制水平最高的窑厂。以黑釉瓷器为主，在宋代时期已经达到了其成熟时期，有着釉色美、胎质细腻、品种多样、器型规整等特点，是临汾窑最大的成就。
临汾窑烧制的瓷器品种主要是以黑瓷和白瓷为主，还有烧制少量的钧瓷和青黄瓷等，其器型主要是以日常的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瓶、罐等用具，通过黑釉碗主要有两种最为典型的元朝时期的造型进行大量的烧制，一种是直口碗，烧制的数量比较多，其中在其直口的部分可以长达十多毫米，中间部分呈现为向内凹陷的形态，釉面上呈现为油滴斑，这些特征也成为临汾窑最为显著的特征，从其釉色的纯色上看，大多为纯白色，做工精细。
还有一种形态就是直壁浅式碗，胎足非常厚实，釉面的光亮度非常高，犹如滴加油一样的形态，加入了较多的装饰物件，例如：太阳形态的花纹、三周弦纹等样式，还有大量的瓶子样式也非常的多样，有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等。而临汾窑装饰技法也是最值得后世所称赞的，有刻花、剔花、划花、彩绘等，通过其黑花的装饰技法较为的新颖，具有着浓烈的临汾窑风格，变化多样。
在其临汾窑烧制的瓷器上有着非常多的银灰色泽的小圆点，在其表面上有着大量大小不一的形态，大的高达数毫米，小的只有针尖那么大，足以可见其临汾窑装饰上的独特特征。虽然在宋、金、元时期发现了许多临汾窑的窑址，但是在其烧制出土的物件上看，不同的窑中有着许多不同的特色。在北宋时期临汾窑中，胎质大多呈现为细白色，黑釉的色泽如同上漆般的色泽，釉面的光润度都非常高，上手感也非常的好。
器型规整的物件是当时临汾窑称为精品的瓷器，其中在其油滴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颜色形态，有银色、红色等多种烈性，其瓷器的底部露胎处会呈现出大部分铁锈色的胎釉，主要是因为制作工艺而形成的，这也是临汾窑口茶盏的最大特色，收藏价值以及价格都是非常高的，存世量较少，所以现在市场上临汾窑瓷器较为少见。
山西临汾窑瓷器鉴赏：
1:明或更早临汾窑黑釉油滴盏，尺寸：直径9厘米，估价：RMB 2,000 ~ 3,000，成交价： 未提供 ，成交时间：2014.12.07，拍卖公司：北京文博苑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拍卖会。
油滴斑为宋代建阳窑创烧的黑釉结晶斑纹，其它窑系也大量仿造，釉面散布着许多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大小不一，形似油滴而得名，宋代亦称之为“鹧鸪斑”。油滴斑的生成是因为釉中含铁量大，烧成时铁的化合物一群群富集，冷却时局部形成过饱和状态，释出赤铁矿和磁铁矿的晶体所致。一般釉厚处油滴较大，釉薄处油滴较小，这是因为釉层厚和粘度大有利于气泡长大，从而使汽泡周围能聚集更多氧化物的缘故。
2:明或更早临汾窑黑釉茶盏，尺寸：直径8.6厘米，估价：RMB 2,000 ~ 3,000，成交价： 未提供 ，成交时间：2014.12.07，拍卖公司：北京文博苑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拍卖会。
盏略缩口，斜收腹，圈足，呈覆笠状。内外壁皆施黑釉，色泽黑亮，釉层凝厚，近足处露胎无釉，黄白色胎。该器造型古拙质朴，庄重大方。宋金时期盛行饮茶之风，《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因此这种胎体厚重、釉色漆黑似铁的茶具流行一时。
3:明或更早临汾窑黑釉油滴盏（一对），尺寸：直径10厘米，估价：RMB 4,000 ~ 6,000，成交价： 未提供 ，成交时间：2014.12.07，拍卖公司：北京文博苑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拍卖会。
此对茶盏敛口，腹较浅，下腹弧内收，下承小圈足，圈足较矮，削足规整。胎色黄褐，上罩一层极薄的紫黑色化妆土，似仿建窑黑胎，未施釉处化妆土多有脱落，胎色斑驳。通体仅施黑釉而无其他人为装饰，釉色漆黑光亮，细密银灰色油滴状斑点散布于釉面。外壁施釉至下腹部，近足处及圈足露胎。
4:元临汾钧瓷月白釉茶盏、贮水罐（四只），尺寸：尺寸不一，估价：RMB 8,000 ~ 12,000，成交价： 未提供 ，成交时间：2014.12.07，拍卖公司：北京文博苑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拍卖会。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河南禹县为中心，为我国北方地区比较发达的重要产瓷区之一。由于河北、山西等地都有钧瓷烧造，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系。临汾钧瓷也有自己的显着特点，与河南钧瓷不同，临汾钧瓷的美丽惊艳及其独特同样让人惊叹。通过与河南钧瓷的研究比较，凡河南钧瓷具有的釉色临汾钧瓷窑都具有，但临汾钧瓷却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特点，最具代表的就是一种藏有密密麻麻如蚂蚁卵大小白点的瓷片，让人粗看时温润质朴，细辨后却大有乾坤，釉面下密如雨点，形若蚁卵，亮似珍珠。
5:临汾窑黑釉盏，尺寸：口径14厘米，估价：RMB 5,000 ，成交价： 未提供 ，成交时间：2017.05.27，拍卖公司：山西晋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专场：山西晋德2017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暨全国国有文物商店专场拍卖会。
吉州窑瓷器价格及特征
吉州窑是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最具创造力、题材最为丰富的民间瓷厂，在我国陶瓷厂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推动了古代瓷业的发展。吉州窑生产出的瓷器具有着浓厚的文化、士人文化以及市井文化的大量体现，加上其吉州窑烧制出的瓷器品种较为的多样，造型千姿百态，装饰手法以及纹样丰富多彩，这些器物都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形态，加上独特的贴花、剔花、印花等制作技艺之外，颜色上也变得较为多样，这也是吉州窑发展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
吉州窑的烧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茶盏的发展，木叶盏就是当时吉州窑烧制时间较长、做工精艺较为精美的体现，在其茶盏中碗内的装饰有桑叶或者漏花装饰的特点，另一特点加入了士人文化的影响，对于其市民文化和审美需求融入至其茶盏之中。对于泥料的选择、温度的要求以及制作的工艺都是非常高的，通过采用龙窑和馒头窑这两种形态进行制作，其烧制出的物件有着较大的差别。
吉州窑之所以被称为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其丰富装饰特点和装饰的手法大大的加入了吉祥的图案以及美好的寓意，通过对于文化的融合以及对于瓷器样式的设计去大大提升自己的出品量以及价值。通过将桑叶的晒干放置到单一釉色的胚体内部进行烧制，其中烧制出的效果以及釉色上透露出浓重的简朴感以及质感，在加入独特的剪纸贴花的工艺，应用到雕塑和绘画当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吉州窑对于瓷器产品的颜色较为的单一，主要是以青釉瓷、乳白釉瓷、绿釉瓷以及黑釉等瓷器颜色的加入，改变了其色调，通过其丰富的装饰样式以及独特的装饰手法，使其烧制出的瓷器更为突出显著。宋朝时期的吉州窑在对于器物的形态制作以及装饰的技法上将黑釉诠释的更加深刻，引领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黑釉的出现第一是通过釉色对于其素胎的不足进行修复弥补，第二是由于当时斗茶文化的流行对于器物的形态以及装饰都有着较高的要求，第三是吉州窑对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及刻画展现出了当下社会环境对于宗教文化的认知。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民间窑厂，其装饰的技法以及器物的实用性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通过其丰富的种类加入以及普通的工艺特点和民俗气息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以及陶瓷产业的发展，收藏价值极高。
吉州窑瓷器精品鉴赏及价格：
1:南宋吉州窑仿豹纹釉梅瓶，尺寸：高21.5厘米，估价：HKD 250,000 ~ 300,000，成交价： HKD 2,242,000 ，成交时间：2019.04.02，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9春季拍卖会。
梅瓶也称「经瓶」，唐宋时较为流行，既为酒具，亦为赏器。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吉州窑瓷虽以碗类为大宗，但南宋末年至元朝年间亦偶见少量立件。
此梅瓶唇口、短颈、丰肩筒腹，平底内削修成圈足。瓶外施黄色釉，配以褐色斑点纹饰，装饰效果强烈。吉州窑创烧于唐而终于元，品种繁多，是一个综合性的窑址。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剔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对后世及其他窑口均产生较大影响。
2:南宋/元吉州窑仿剔犀如意云纹梅瓶，尺寸：高22.2厘米，估价：HKD 1,000,000 ~ 1,500,000，成交价： HKD 2,920,000 ，成交时间：2015.12.02，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年秋季拍卖会。
仿剔犀纹梅瓶是吉州窑中罕见的品种。此一装饰是入窑前用浅黄色釉在黑釉上绘制出剔犀风格的图案后，再经窑烧而成。烧制过程中浅黄釉与黑釉交融，纹饰稍有流淌，并产生蓝色乳浊窑变，使装饰效果愈加丰富。
3:南宋吉州窑黑釉剔花折枝梅纹梅瓶，尺寸：高22.8厘米，估价：HKD 400,000 ~ 600,000，成交价： HKD 1,800,000 ，成交时间：2017.04.04，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4月拍卖会。
4:南宋吉州窑仿剔犀四叶开光如意云纹梅瓶，尺寸：高20.5厘米，估价：HKD 600,000 ~ 800,000，成交价： HKD 1,590,000 ，成交时间：2013.05.29，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年春季拍卖会（二）。
瓶唇口，短颈，丰肩，腹下渐敛，内凹足。外壁黑地褐釉纹饰，自肩至腹部饰二个四叶形开光，各由相连如意云纹组成，开光外间以涡旋纹。颈部饰回纹，口沿点联珠纹。此器表现吉州窑首创的褐釉装饰手法，为入窑前在釉面绘浅色图案，经窑烧后稍有流釉，图案因此出现模糊的轮廓。这种装饰仿效当时的剔漆工艺，产生悦目的釉面装饰。
5:南宋吉州窑玳瑁釉剪纸贴双凤纹长颈瓶，尺寸：高21厘米，估价：USD 80,000 ~ 120,000，成交价： USD 1,085,000 ，成交时间：2016.09.15，拍卖公司：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年9月拍卖会。
钤印款识：铭「飞鹤」。
6:南宋吉州窑木叶盏，尺寸：高5.2厘米；口径14.8厘米，估价：RMB 280,000 ~ 350,000，成交价： RMB 690,000 ，成交时间：2019.12.15，拍卖公司：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秋季十五周年拍卖会。
此盏敞口，斜直壁，浅圈足，作斗笠式。内外施黑釉，碗底内有木叶纹，木叶呈青黄的暖色调，呈曲卷折迭姿态，充满着禅意，圈足及底露胎，胎呈深米黄色。木叶盏可能为禅寺僧人们订制的特殊专用品种，其所表现出来的意境，也颇近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禅理。木叶盏分为两类，一为斗笠型，二为束口型，是吉州窑最经典的品种，也是全世界各大藏家梦寐以求的宋瓷品类。同类器可参阅养德堂旧藏吉州窑木叶盏，亦是斗笠形木叶盏，2016年以220万拍卖成交。
7:南宋吉州窑黑釉梅瓶，尺寸：高19.7厘米，估价：HKD 200,000 ~ 300,000，成交价： HKD 684,400 ，成交时间：2018.10.0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8秋季拍卖会。
吉州窑制器，素以碗、盏类为大宗，又装饰多见窑变、剪纸贴花、剔花、彩绘等，如此单色梅瓶者实属罕见。梅瓶圆唇口，窄折沿，短颈微束，圆折肩，长圆腹下部斜收，近足处稍内曲，隐圈足。外壁满施黑釉，足心挂釉，足底涩胎。釉面平整，釉色如墨似漆，色泽纯正，不见泛红。釉面见网格状开片，乃吉州窑制品常见现象。吉州窑黑釉瓷器的发色不似建窑和北方诸窑，釉面无浮光，质感自然古朴。整器造型特征符合南宋时期梅瓶的演进，但又明显有别于常见的吉州窑梅瓶，气质更为端秀雅致，比例精妙，线条流畅，素黑釉发色绝伦，品相完整，属吉州窑传世精品。
8:南宋吉州窑奔鹿纹盖罐（一对），尺寸：高18厘米，估价：HKD 370,000 ~ 570,000，成交价： HKD 437,000 ，成交时间：2014.10.07，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4秋季拍卖会。
吉州窑是宋代著名的民间窑口，创烧于唐末五代时期，以烧造罐、瓶、盘、碗日常生活用瓷为主。吉州窑在制瓷业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兼采宋代南北名窑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宋代吉州窑器物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此拍品所应用的 “白釉彩绘”是在磁州窑的影响下创烧的，开后来景德镇青花瓷之先河，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此品为两件一对，外观基本一致。直口微敛，筒状深腹，下腹弧内收，下承圈足，上配圆盖，与罐口等大，盖沿曲线平缓，状似斗笠。胎色米白，胎体细密，胎壁较厚，但结构合理，均衡庄重，实用与美观兼具。内壁留有清晰的轮制纹理，外壁修刮相对平整，线条优美。内壁及口沿上无釉，外壁罩稀薄之透明白釉，白釉泛黄，白度很低但透明度较高，釉下以黑褐彩彩绘装饰。口沿外宽频纹及弦纹各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双面六曲葵花形开光内绘奔跑的小鹿一只，脚下几笔添作草丛，整个造型动态十足，极具生活气息。图案仅寥寥数笔，但线条流畅，手法灵活。开光以外地子满绘缠枝卷叶牡丹纹，纹饰清晰，线条流畅纤细，颇具工笔画法精致之美。器盖亦以釉下黑褐彩宽频纹及弦纹装饰沿部，顶面绘折枝菊花。以开光形式组织纹饰并辅以地纹，使画面饱满又主次分明；白釉黑花装饰对比强烈，奔鹿、牡丹等吉祥寓意的纹饰充满浓郁的民间色彩，充分表现出吉州窑工匠们娴熟的瓷绘技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9:南宋吉州窑玳瑁釉敛口盏，尺寸：高5.6厘米；直径11.6厘米，估价：HKD 150,000 ~ 200,000，成交价： HKD 247,800 ，成交时间：2019.10.07，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9秋季拍卖会。
此盏敞口，口下微收，浅圈足。内外施玳瑁釉，足底露白色胎。黑色釉面上，棕黄色釉层自口沿向内外碗壁流下，形成水流状斑纹，由内观之呈放射状，色泽有如玳瑁，瑰丽润泽，协调而富于变化。玳瑁釉是吉州窑变色中极有特色以及富有美感的一种，以其色形似玳瑁而知名，其工艺为先施含铁较高的釉料，然后随意甩洒较浅色釉料，两种色釉入窑烧制过程中幻化融合，形成千变万化的色斑，传世吉州窑玳瑁釉器除盏外，还有瓶、罐、炉等。
乾隆瓷器的特征及成交
乾隆瓷器:
清乾隆(公元1736-1795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一朝六十年，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制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大成，制做了许多精巧无比的瓷器，不仅官窑成就显著，民营窑场也兴旺发达。此时，景德镇御窑厂规模庞大，在督陶官的管理下，每年烧造各种瓷器都在数十万以上，送入宫中，烧出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形容当时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一、乾隆瓷器鉴定——胎体1、胎质特征：前期胎骨坚硬细密，后期略微疏松，胎体相对前朝略厚重。
2、胎色特征：大多洁白细腻，仿宋代名窑器物的胎体也有黑色或灰色。
二、乾隆瓷器鉴定——釉质1、釉料特征：釉面匀净、光润，肥腴坚质，后期釉面有波浪纹。
2、釉色特征：大多青白色，也有粉白色，粉彩瓷器一般里面和器底施松石绿釉。
三、乾隆瓷器鉴定——彩料乾隆青花料也是采用浙江料，提炼精细，发色浓艳，主要仿永宣时期“苏麻泥青”的效果，人工细笔点触模仿其晕散和深入胎骨的特征。
四、乾隆瓷器鉴定——器型乾隆器型丰富无比，除前期器型无所不有之外，还有些创新品种。主要有：盘、碗、壶、瓶、碟、尊、花盆、香炉、香薰、钵、盒、缸、橄榄瓶、天球瓶、转心瓶、蒜头瓶、琮式瓶、灯笼瓶、胆式瓶、马蹄瓶、双联瓶、活环葫芦瓶、僧帽壶、葫芦壶、石榴尊、三牺尊、象耳尊、百鹿尊、葫芦瓶、棒槌瓶、梅瓶、弦纹瓶、花觚、笔筒、云耳瓶、石榴尊、仿铜尊等。
五、乾隆瓷器鉴定——纹饰1 、装饰方法：主要以绘画为主，另有堆塑、镂空、刻花、印花、贴花、活环、转心等装饰工艺。
2、纹饰纹样：乾隆时期瓷器纹饰都非常精美，风格华丽、繁缛，画工精巧，图案层叠繁复、排列整齐、绘画精巧。纹饰主要以各种植物花卉、人物故事、花鸟动物、山水风景为主。其纹饰都是以前朝流传纹饰加以改革和创新，我们可以在前朝各个纹饰的发展脉络进行分辨。
六、乾隆瓷器鉴定——款识乾隆瓷器款识风格和样式都比较多，其中以楷书、篆书为主，多数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字体紧凑工整，也有仿前朝款识，另外，乾隆斋堂款款识也是比较多的。
乾隆时期是历史上制瓷业的顶峰时期，无论对于已有瓷器品种的改进精致，还是摹古瓷器都制作精巧，后世无法企及。青花瓷在历朝都是主流品种，乾隆也不例外，乾隆青花特点是发色沉稳、典雅、厚重，并有各种其他有色的青花品种；乾隆粉彩和珐琅瓷器在这一时段受西方绘画的影响，风格独特；在单色釉方面，乾隆瓷器除了继承、精益求精之外还略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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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窑红瓷器的详细特征及价值走向
窑红是一种如宝石一样，呈现鲜红釉色瓷器。红色釉往下流熔，致使制品口部呈淡红，下部近似于深红的紫色，这是一种静寂而浓重的色彩。它华美而庄重，又有静雅博人的含蓄美，是郎窑中深受人们喜爱的极品。
郎窑红，又称牛血红。它的出现带动了红色釉的革新。釉里红、祭红、桃花红相继呈现，犹如瓷苑中群芳绽放、香艳异常。釉里红，同青花一样，始于元代，二者均为景德镇瓷器的双璧。但釉里红色彩一直不稳定。郎窑红一出现，釉里红就完全稳定下来，制作了许多优美的产品。桃花红，又称豇豆红。它是红色中出现如绿苔那样的窑变，有红有绿，宛如桃花桃叶，色泽艳美。多为大白尊、观音瓶、小合等小件制品，它是康熙时代瓷器中的珍品。
何谓郎红？这里着重探讨的，是郎红的鉴别与断代。
凡具有浓重红色（越往底部颜色越深）、玻璃质感强、有中至大开片、器型口因釉的脱流而露出胎骨的单色红釉，均可归为郎红类。真正的郎红，就是康熙本朝所烧制的官窑或官民窑。康熙后的，都为仿郎窑。仿烧康熙郎红，主要在清中晚期（嘉道、光绪）和民国初期。
康熙郎红的特征
第一看红
鉴定瓷器的标准依据，如包浆、胎骨、胎底，在断代郎红类红釉器，有一定作用，但并非绝对有效。本人通过文献记载、实物查看，提出鉴定郎红的真伪、断代郎红，第一要素是发色，即红釉的颜色。其次是包浆和玻璃质感、最后才是胎底胎骨。
那么康熙郎红的标准发色如何？ 康熙本朝所烧之郎红器，由于高温铜的比例极高（所谓不计成本），因此，烧制出的结果，就是在自然光下，器型表面的红釉发色呈深紫红色，或深玫瑰紫红色。打个比方，就好比新鲜猪肝切开后其剖面的中央部的浓紫红色（有卖菜烧菜的朋友自然能够体会）。而在强光照射下，高温铜对光中的六色（橙、黄、绿、青、蓝、紫）完全吸收，对红色基本不吸收，使人的肉眼，产生鲜红色质感。因此，康熙郎红只有在强光直射下，才会有鲜红色发色，而在自然光下，则呈深紫红色。康熙后仿制的郎红，则此特征比较淡化，往往一眼看去就呈鲜红色。
第二看玻璃质感、开片
康熙郎红因烧制不计成本，釉水肥厚，在配料时，还配以玛瑙，因此，烧出的结果是表面具有极强的玻璃质感。
高温烧制下，形成自然开片，开片不均匀，呈中至大开片。开片不明显，隐于釉层下，与高温铜结合完美。在40倍放大镜下，显示在有少量的气泡。
第三看胎底
不少人会存疑，胎骨不是非常具有实际效果么？为何首看胎底？原因是康熙后仿烧的郎红，有很多就是拿康熙的白胎去复烧的。因此，胎骨不是唯一有效特征。康熙郎红的胎底，历史记载，实物考证的有两类，一是萍果青，此为康熙晚期产品之特征，二是米汤底，此为康熙早期产物之特征。三是糖白釉，除了釉色不同，三者的开片大小亦有差异。如萍果青的胎底，开片大，不明显，而米汤底，则开片纹小，与萍果青比，开片纹显著。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此三类胎底外，还存有一类型，为萍果青泛红釉胎底，还有少量的以红釉为主的胎底。
此外，康熙郎红还有一特征，往往被忽略，那就是康熙郎红一般以小中器型为主，大器较少。这里不能说没有，而是较少。
到了清中晚期，仿康熙郎红的器物，一般在红釉发色、玻璃质感、开片、均与康熙本朝产物有区别，在器型上，也有较大变化，如大型器出现。后仿郎红，以光绪朝的作品最好。
近来看到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新品，此类品的共性是，用化学料配出介于深紫红色与鲜红色之间的红色，我称为”妖红“。有玻璃质感，有开片。器型也变化多端，有小器，亦有大器、巨大型器，喜爱收藏朗红的藏友对此祸害品，须要小心。
郎窑红瓷器近几年拍卖市场行情：
LOT号拍品名称估价（万）成交价（万）拍卖日期拍卖公司状态
3653清康熙 郎窑红釉刻乾隆御400.00-600.00万 436.00万2014-10-08劳伦斯国际
3142清康熙 郎窑红釉长颈胆瓶370.00-390.00万 392.00万2013-10-08香港蘇富比
3171郎窑红观音瓶 188.60-377.20万 242.00万2015-06-27AA中国艺海
0525清康熙 郎窑红釉胆瓶200.00-300.00万 636.00万2005-05-02香港蘇富比
3648清康熙 郎窑红釉刻乾隆御350.00-400.00万 387.50万2016-10-05劳伦斯国际
3670清康熙 郎窑红釉刻乾隆御450.00-650.00万 587.50万2017-04-05香港蘇富比
郎窑中素有三彩是直接用黄、绿、紫等色装饰后，以低温烧成。而且还在坯胎上施以刻线花纹样，再施白釉烧后，再用黄、绿、紫三种颜色绘画，这就是素三彩或称三彩瓷器。史家称，这是一种始于康熙时代的技法。风格朴素，受人喜爱值得一提的是，郎廷极督陶时，御器厂出现珐琅彩。它是从十七世纪传来的铜胎七宝中得到启示，于康熙晚期移植到陶瓷上的。有一种康熙官窑“康熙御制”铭文的制品，用红和蓝色料绘制的五彩陶瓷，这类制品有碗、壶等。由于制作精美，用于宫内食器，颇受嫔妃喜爱。还有地色为黄，绘有五彩牡丹唐草纹制品，也有蓝、绿、紫的制品，纹样有荷花及在开光中配的各种花卉，均为皇妃欣赏的华美制品，但缺乏清雅格调。此外，这一时代还生产出许多透雕五彩香炉，工艺尤为人们赞美。
清代康熙时，著名督窑官郎廷极，在瓷都景德镇龙珠阁御窑厂用铜红釉仿照明朝永乐，宣德二代精美红釉瓷器，烧制出又一新品种，获得巨大成功，使铜红釉烧得更加出色。
从此，自明朝中期铜红釉烧造失传的技术，在200年后的康熙朝重新获得了生产，并且各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后人为纪念其功绩，并把其窑产品以姓氏名义加以称誉，史称“郎窑”。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瓷器收藏狂热的痴迷者，对唐宋名贵陶瓷艺术品大肆收罗，再陈设于宫廷，日夜相伴赏鉴。对郎红器也情有独钟，曾赋诗赞美：“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带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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