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元青花梅瓶借花赞高士
2009年3月，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青花的记忆”的元代青花瓷展览，共展出来自国内外25家博物馆的73 件顶级珍品。在这次被誉为“元青花盛宴”的展览中，第一件展品就是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四爱”之名有讲究
武汉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器型豪放，胎体厚重，青料浓郁，所绘图案构图严谨，题材独特，笔法工整，是元青花艺术中的集大成者，在我国青花瓷系列中显得弥足珍贵。
这件“四爱图”梅瓶为元末时期景德镇窑烧造，高37.6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13厘米。小口外侈，短颈，丰肩，平足。通体绘青花纹饰，分三组，肩部饰凤穿牡丹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四个菱形开光，故事取材高雅，分别绘有中国古代四位高士闲情逸致、恬静自然的场景。
“四爱”之名颇有讲究，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喜爱兰花，兰花为传统寓言纹饰，古人以幽谷兰花喻隐逸之君子；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酷爱莲花，莲花纹饰象征身居高位，廉洁奉公，而且莲与廉同音，意蕴“一品清廉”之意；人称“梅妻鹤子”的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一生未婚，痴爱梅花的高雅和白鹤的飘逸；东晋诗人陶渊明深爱菊花的傲霜品性，淡泊名利，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
该青花瓷纹饰中陪衬的景物结合主题，四组画面情景交融，造型秀美，线条流畅，色泽浓艳，为了解元代青花瓷制造工艺及人物图案纹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传世珍品，上世纪八十年代购自民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代表了我国青花工艺在元代已达到相当高。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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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元青花至正瓶从北京流失伦敦
揭秘：元青花至正瓶从北京流失伦敦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古玩界有一“误识”——“元代无青花”。这一“误识”的改变，不是中国人，而是两名外国人，一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是美国的中国古瓷专家波普。他们纠错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从北京古刹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铭有“至正十一年” (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
几十年过去了，元代青花得到国际国内公认，并受到国际社会追捧。然而，对“至正瓶”的介绍和研究，不是照抄照转霍布森和波普的结论，就是附会演绎霍布森和波普的说法，更有甚者是以讹传讹，美化倒卖这两件文物的犯罪分子。至于这两件文物的烧制者何许人也，从何地以及为何供奉到智化寺，又因何故流失到英国，诸如此类，无人问津。《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伦敦之谜揭秘》的作者，根据祖传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并结合在国内国外实地考察的证据，披露了一系列与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相关的秘密：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以珍藏两件产自中国的高63.5厘米、题有“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瓷瓶——元代云龙纹象耳青花瓷瓶而闻名于世。这两件青花瓷瓶自20世纪 50年代被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命名为“14世纪青花瓷”以来，成为举世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被称为 “至正瓶”。
我国被尊为“鉴瓷大家、文博界国宝”的耿宝昌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元明清釉下彩》的开篇《淡洁雅致的釉下彩瓷》中亦写道：“目前所知，流散于海外的高档元青花瓷传世品约200余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古瓷的文章和著述中，尽管几乎都要提及“至正型”云龙象耳青花瓶或“至正瓶”，却尚未发现一篇准确介绍该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英国经过以及该瓶铭文的文章，不是人云亦云，就是以讹传讹。时空变化，国运兴衰，都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追寻痕迹，则可从点点的一斑斑中，窥得全豹。揭开“至正瓶”以及中国元代精品瓷器生产的秘密，也是这条途径。
笔者根据父辈遗留下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并到国内外实地考察，现对 “至正瓶”铭文的误释以及对“至正瓶”流失经过的误解包括盗卖“至正瓶”的涉案人员及其下场等真实情况予以披露，不仅要还“至正瓶”身世的本来面目，而且要使国人不忘这段国耻。
一、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
如同苦难的人生一样，已有842年(1351——2009年)历史的“至正瓶”，从出生到如今，经过了三段颠沛流离的历程——江南庙宇供奉(1351——16812年)、京师古刹供奉(1682—1929年)、英国伦敦珍藏(1929——如今)。
本文先从“至正瓶”的第二段经历说起。这两件珍宝及一批国宝流失海外，与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智化寺的建立
智化寺，又名智化禅寺，位于紫京城东8里黄华坊内的禄米仓东侧，即海岱门内西100米处(图)，占地面积30亩。它至今仍保持明代早期建筑艺术特征，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它和天安门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最初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司礼太监王振住宅侧面的家庙。建造竣工于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初一。英宗赐名“智化禅寺”。
太监王振建大宅第，修家庙，明英宗纵容，缘起于“托孤”之事——英宗之父、宣宗朱瞻基驾崩前夕，授王振为元辅，命其辅佐太子朱祁镇。这就是庙存《王振碑》中所说“宣宗章皇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改元辅”。从此，朝臣惧怕，皆恭称他为“元辅翁老”。《明史》中也载：“振……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智化寺开始香火兴盛，几乎成了一处民间的皇家寺院，是由于英宗在王振死后下了两道谕旨：一是“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二是谕令皇宫的“僧录司左卫讲经僧官然胜”，为“智化寺开山宗师”。
从此，智化寺每一代住持，都是皇帝赐封佛门师祖，并掌朝廷“僧录司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的第十五代住持容乾大和尚。
在明代，智化寺修缮，都是朝廷操办。如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时，万历神宗皇帝不但御书“敕赐智化寺”，还令“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都督等重修”。
(二)康熙年大地震，智化寺大修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冷落，香火反而更兴旺。
朝廷对智化寺的重视和赐封，不亚于明代，反而有加。而且，还出现了智化寺住持兼任紫京城皇宫内佛殿住持的情况。如第十一代住持的牌位上，就写有“皇清示寂，钦命赐紫内万善殿正住持，掌僧录司印，兼智化堂上第十一代师祖笃修德公和尚觉灵”字样。智化寺各殿阁结构在康熙朝有过重大变化，原因是地震后重修。这次京城大地震，中外史籍从不同角度，多有记载：
清朝史料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9月2日)，“京城地震，自巳时至酉时，声如雷，势如涛……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帝避震于景山”。
当时在京城的法国会士杜赫德(Du Halde)记述：“1679年9 月2日，在北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许多宫殿、寺院、塔和城墙都倾倒……这次地震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帝、太子和贵族曾离开宫殿，住在帐幕内……”。 (注1)
当时担任康熙皇帝起居官的沈荃，在他行书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中，记载京城庙宇被毁情况，说“康熙已未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京师内外寺观、浮图、相轮之居，莫不倾圮”。
震中在通州城西，离震中最近的海岱门内的智化寺，受毁最烈，各殿阁无一完好。
地震当年，虽然智化寺管事僧宗玉曾倡导募捐修万佛阁，却因梁柱大木和房脊琉璃瓦问题而未能动工。
修复宫殿所需的大木和琉璃瓦(当时称金砖)，是由皇家掌管、调配。烧造金砖在江南官窑场。当年十月十六日，江南巡抚慕天颜奏称“此砖若冬间烧造，恐不坚固”。大学士索额图奏请改在来年(1681年)春后始烧。至于梁柱大木，也是这年五月，皇帝因“管理木税，关系宫殿大木”，所以到五月初二才选定工部主事巴克善，去古北口办理梁柱大木进京之事。地震后第二年五月，皇宫内外开始震后修葺。起修处，有万福阁、寿皇殿、万善殿。值得一提的是：紫京城皇宫内，没有万福阁之名，所以，“万福阁”的谐音，应是指智化寺内的主殿“万佛阁”。另外，从修后的“万佛阁”、智化殿两初屋顶上看，那两副巨大独具清代皇家特色、惟有皇家宫殿才可使用的五爪九龙(而且是中间一坐龙，八方八行龙)方形天花藻井，便是证明。智化寺主殿修好，侧殿、后殿随之重修。现更名“大悲堂”的极乐殿墙边埋露的石碑上，写着“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一开工，重修极乐殿日期记”。
大修后的智化寺，虽然样式上仍仿明代时的模样，却有了重大改变，处处留下了清代时空的痕迹。
就建筑风格而言，最早考察智化寺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可能没有考虑到，大地震后重修而改变了明代原有建筑风格，加上独具清代皇家宫殿特色的两方殿顶九龙图藻井，已被盗卖，他没能得见。所以，他在1931年完成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才质疑“如来殿之外形，虽大体与清代一致，其细部手法尽多特异之点”?(注2)就图案纹饰手法而言，全寺各殿阁已很少能见到明代时期的寺庙图案纹饰风格，更多地显现出清代寺庙中的那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融为一体的特点|
陶瓷浅析_大有可观的康熙青花瓷
大有可观的康熙青花瓷
清代康熙朝（1662——1722），经济贸易发达，康熙十九年景德镇恢复御器厂，青花瓷器取得了突出成就。康熙青花瓷以胎釉精细，青花鲜艳，造型古朴多样，纹饰优美而负盛名。
康熙青花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中期是康熙二十年至康熙四十年；晚期是康熙四十年至康熙朝终，其中康熙中期青花瓷器最为突出。
康熙青花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胎釉。早期青花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现青白色，有缩釉和小棕眼，器物口部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粘砂，不光滑现象，器物底足内常见放射状的跳刀痕，许多大盘及琢器的底足出现台阶的形状，俗称“二层台”。双圈足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尤以大盘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无釉。中期青花胎体洁白坚硬，很少有杂质，胎体薄厚适中，注重修胎，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疏松，偶有小开片，还有一种亮白釉。底足露胎处光滑细致，多呈泥鳅背状，少见炎石红，瓷器的质量明显提高胎釉结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当时还出现用精细淘洗的浆泥制成的瓷胎，俗称“浆胎”胎体偏轻。晚期青花呈青白釉，亮青釉居多，胎体比中期要轻，底足普遍平切，切削整齐。
二、色料。早期青花使用浙料，呈色灰蓝，个别发色较灰暗，与顺治青花特点相近。中期青花使用云南省的“珠明料”，这种青花色料提炼精纯，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蓝而不火气，它与明嘉靖青花蓝中泛紫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康熙青花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这也是康熙青花备受世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晚期青花，呈色趋于淡雅，有的泛晕散。康熙朝除了烧造传统的白地青花外，还有浆胎青花、哥釉青花、郎窑青花、蓝地白花、豆表釉青花、青花釉里红、青花加黄、青花加紫、青花戗金、青花镂雕等派生品种。
三、造型。康熙青花瓷器的造型，千姿百态，仿古创新。既有陈设瓷，也有日常生活用瓷、祭器、外销瓷等。大件器物多是民窑烧制，尽管体积较大，但极少变形，风格挺拔向上，粗犷豪放，制作规范，丝毫没有笨拙感。中小件器物富有独创性，严谨大方。主要品种有：盘、碗、碟，杯、盒、瓶、尊、壶、罐、炉、钵缸、香熏、笔筒等文具、挂钟等。
陶瓷浅析_掀起你的盖头来——青花瓷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花瓷
青花瓷，始创于唐代。元代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标志着其制作工艺发展日臻成熟，业界人士简称之为“元青花”。但真正代表青花瓷最高成就的应当是清代康熙年间官窑出产的“五彩青花”。青花瓷以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然后覆盖上一层较薄的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制而成。烧成后釉面清爽透亮，纹饰灵动而不失规矩，其表面的青花发色含蓄沉静，历久弥坚，简直可以用“难以磨灭”来形容。如今，业界把元青花和清代康雍乾时期官窑出产的青花瓷作为收藏的首选。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清代龚轼先生此言着实不虚。青花瓷无论从用料、纹饰、烧制时间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极为考究，所以青花瓷在古时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平常人家多将青花瓷作为容器，坚硬、耐磨且不易损坏。而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大多将青花瓷作为装饰品，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可谓各取所需。
看来，青花瓷之所以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之所以其价格成倍上涨，主要是由青花瓷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科技工艺价值和美学艺术价值所决定的。古陶瓷收藏专家周道祥先生认为，青色在古代时是人们喜欢的颜色之一，不容易使人产生视觉上的疲劳。除此之外，青花瓷还有一系列“隐喻”之意，古时的读书人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上仕途后便有“青云直上”的愿望，渴望做一个人民爱戴的“青天”，甚至在卸甲归田之后，还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在当时士人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如今，随着收藏的升温和造假技术的不断提高，防止“打眼”是青花瓷收藏人士们的必修课，“辨真伪”、“断年代”、“定窑口”、“评价值”，是青花瓷收藏者都很熟悉的四句行话。中国瓷器网在此提醒您鉴定青花瓷，首先可以用眼观，看胎釉、观造型、看材料、观纹饰。正宗的青花瓷，花色淡雅，花纹合理有序，表面细腻光滑，制作工艺精细。而近代仿冒的青花瓷由于难以掌握青花瓷制作之精髓，大多做工粗糙，可一眼识别，也有少数做工较为精细的赝品需仔细查看。赝品的花色大多发暗，不流畅明快，花纹也较为凌乱随意。如果肉眼难以确定真伪，我们还可以动用科学仪器等现代技术手段对其进行鉴别。
当下，“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青花瓷不仅成为了歌曲传唱中国风的对象，而且现在的一些服装上也印制出了青花的纹饰，尤其以青花旗袍著称。如今，我们日常用的碗筷、茶具等物品上也都不难发现青花的影子，足见“青花”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和情结了。
陶瓷浅析_扬州明代青花瓷媲美京宁
扬州明代青花瓷媲美京宁
随着“南澳1号”古沉船出水，那些隐没在海中数百年的明代青花瓷得以重见天日。昨天，我市青花瓷鉴赏专家梁剑铭告诉记者，其实“南海1号”中出水的那些瓷片或完整器物，扬州都有过。在扬州双博馆中就收藏着三件国宝级明代陶瓷，分别是明永乐年间甜白釉暗花双凤纹梨式壶、明宣德年间的青花一把莲瓷盘、青花菱口莲纹瓷盆，都是镇馆之宝。 集散地扬州明代陶瓷贸易发达 扬州双博馆馆长袁淮告诉记者，到明万历时期，窑瓷业已发展到了成熟时期，尤其是景德镇的陶瓷最受欢迎。扬州自唐代以来就是陶瓷集散地，有许多窑址的陶瓷器都是通过扬州转运出去的。因为当时运输主要靠水路，扬州濒临运河、长江和出海口，南来北往，漂洋过海都非常便捷，所以扬州明代出现全国各地窑口生产的陶瓷也就不奇怪了。 梁剑铭认为，扬州明代贸易繁荣，从传世或出土的青花瓷来看，扬州的青花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足可以与北京、南京抗衡。他就曾在扬州看过外销的“克拉克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古运河西岸一明代建筑遗址，就出土了大量明初到成化年间的青花瓷残件，明代晚期蒋家桥一带由于水道交错，所以晚明青花瓷变得常见起来。梁剑铭说，明代早期，瓷器的大量输出恐怕与郑和八次远航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放时考古队员发现明紫砂壶 扬州博物馆的老考古队员吴炜向记者讲述了珍藏在扬州双博馆中的国家一级文物——明代大彬款六方紫砂壶的发掘经历。 “大彬”紫砂壶是由扬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蔡起下放江都时发现的，其时邻村的一位农民下地劳动时，遇到了一座小型明墓，遂私自将墓挖开，只取了一只壶带回家。老蔡看到此壶后，就请村民带他到墓地察看，并雇了几个民工又将墓清理了一遍，结果又出了一方砖刻地券。 这件紫砂壶发现时间是1968年，地点是江都县丁沟洪飞大队郑王队所在地域。这件紫砂壶有明确的发现日期和出土地点，有作者的名款，而拥有此壶的是一位曹姓的平民百姓，反映紫砂壶的使用，在明末已经比较广泛，并不限于文人士大夫。此壶造型精粗并存，周正敦实，较之传世大彬壶给人一种特别的朴实，这是符合紫砂茗壶发展规律的，为辨别传世大彬壶的真伪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不妨把六方紫砂壶视为万历型标准器。